我驾驶着一辆雷克萨斯汽车，在唰唰的风声中穿行。这辆汽车在无人工区中组装，车上没有留下任何人的汗迹。哦，当然，留下了将车开出工厂的那些人的痕迹，就在方向盘上，他们手握的位置上有一点湿润。整个装配系统一直运行，每个细微差别全部自动控制，每个动作经过调整，以便实现最佳状态。空车身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装配线上既没有依靠咖啡因强打精神的人，也没有身患忧郁症的人。你会看到，铬合金在相互交映的蓝色电弧中被熔化，看到钢铁配件、沥青涂层、经过设计和制造的大量装饰被组合起来，融为一体。你会看到，机器人把螺栓拧紧，按照预定程序，完成单调乏味的工作，不会想到死去的家人。
在人的语言的小小控制板之外，汽车逐渐成型，制造出来，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类智慧的巅峰之作。这让我觉得，自己租借的这辆汽车与我正在穿越的场所非常相称：在空旷的沙漠上，温度正在上升，发白的天空中吹过阵阵微风，扬起的灰尘飘过汽车的挡风玻璃。实际上见不到人影——当然，我算一个，然而我几乎不在现场。
可以说，进入这片沙漠是我的一种冲动之举。我临时决定改变行程，于是租了一辆车，踏上了这段人迹稀少的旅途。过去，人们按照带有自发性的念头做事，那是有道理的。做出决定的过程越快，偿还的记忆债务就越多。我希望与她重逢，希望感觉某种东西，表达某种东西，只需只言片语，不用太多言辞，然后踏上风尘仆仆的归途。在更长的时间里，我面对的是距离。地面坚硬，天空辽阔。远处群山起伏，连绵不断，若隐若现，恍若浮云，有的像家猫，有的像山猫。把一种东西看作另外一种东西，这就是人特有的本事。
这条老路向北延伸。阳光横向射来，我喜欢阳光照在脸上和胳膊上产生的温暖感觉。我关闭空调，降下车窗，把手伸到车外，触摸一缕缕阳光。防晒系数15。尽管我像自己的父亲一样，皮肤呈深橄榄色，我还是常常随身携带防晒霜。
我放慢车速，双手离开方向盘，把防晒霜抹在一侧脸上，抹在一只胳膊上。暴露于阳光的人。我五十七岁，仍旧在学习如何理智行事。
带有麝香味的椰子芳香油，防晒，隔热，让人想起海水涌起的情形，想起眼睛和鼻孔被盐水冲刷的情形。我用力挤压装着防晒霜的塑料管，直到它变空，变瘪，变干。我产生一种朦胧的感觉，脑海里闪过一个意象，某种神经上的感觉，沙漠上的某种闪光——一个出售冰淇淋的小贩在沙漠上挥手，某种土色影子一闪而过。
后来，风停了，一片浮云低挂在空中，边沿呈浅玫瑰色，一动不动。我行进在泥土路面上，一时不知驶向何方。我停下来，下了车，观察周围的情况，感觉相当愚钝。我觉得，我看到了丝兰丛中的令人恐惧的孔洞，那是采矿作业或者军事试验遗留的钢筋水泥仓库。四十五分钟之后，夜幕就要降临。油箱里汽油还有四分之一，我只有半听冰镇茶水，外加一张没有详细信息的地图，没有可以果腹的东西，没有可以御寒的衣物。
我会喝下茶水，然后坐以待毙。
这时，从太阳落下的地平线上，扬起一股股尘烟，模糊不清的一团。什么东西渐渐浮现出来，这使我想起自己看过的许多影片中的情景：在绵延起伏的山丘上，一个身影渐渐飘过，一个人骑在马上，身背步枪，或者一个骆驼夫穿着穆斯林的服装，骑在笨头笨脑的骆驼背上。但是，远处出现的影子不是这样的，它扬起两股尘土，速度非常快。然而，它并不是人们常常见到的那种全地形越野车。它装有顶灯，黄色的车身闪闪发光，颠簸而来，显得花哨，张扬，带着动画角色的气势。此时，它是最让人高兴的幽灵，从满是车轮痕迹的道路上飞驰而下，仿佛是一件波普艺术品，离我只有五十米远。它看来是——肯定是——纽约市的出租车。不可能吧？但事实的确如此，那颜色比蛋黄深一些，朝我飞奔而来。
除了挥手欢呼之外，我是否可以想出更好的手势呢？
但是，那个可恶的东西并未减速，车窗开着，音乐响着，让人兴奋的音乐。我后退一步让它经过，胳膊依然举着，晒黑的胳膊，上面的防晒霜闪闪发亮。我看见出租车里坐满了人，于是在他们经过时高喊一声。那是一个人的名字，在悸动空气之中的一个口令。
我呼喊的名字是“克拉拉·萨克斯”。
我听到回应的声音，出租车慢慢减速，传来一阵欢呼声。这时，几只胳膊从两三个车窗伸出来，挥舞着，招呼着。一个黄色脑袋冒出来，一个长着金发碧眼的年轻女人满脸笑容，回头望着我。在一片喧闹中，司机态度从容，并未停车，出租车飞驰而去，在满目疮痍的地上留下一股股烟尘，冲向茫茫沙漠。
我跳上自己默默等候的汽车，跟在他们的后面。
这批志愿者以艺术专业学生为主，但是还有其他身份的人。历史专业的学生、休假的教师、流浪者、逃亡者、寻找别样世界的疲惫不堪的黑客，人员的构成不断变动。他们是听到了内心召唤的人，这样的召唤是传入耳际的低语，让人走出房门，投入到某种高尚活动的行列之中。
手工操作。擦刮表面，调制颜料，涂抹色彩，看着画笔在表面上留下标记。颜料——动物脂肪和聚合物混在一起，构成这个单词。
他们对我不错。他们吃住的地方是一处遗弃的营房，就在一个巨大的空军基地旁边。有厕所、淋浴间、吊床，还有一家临时营业的杂货商店。这帮人心情愉快，具有各种各样技能。他们做事，唱歌，讲滑稽故事。当人员的数量超过营地容量时，有的睡在小帐篷里，有的睡在睡袋里，有的待在盖着尘土的汽车里。
我告诉一个戴着接待员徽章的学生，我来这里既不挥笔作画，也不操作喷沙机，我想看一看画好的东西。他们管它叫艺术品、项目或者其他什么东西都成。另外，如果可能，我还希望跟克拉拉打一声招呼。
我告诉他，我不想占用他们睡觉的地方。于是，他给我说明了去汽车旅馆的路径，那旅馆在二十五英里之外，我可以在那里过夜。然后，他告诉我，晚些时候在他所称的绘画坊和他见面。
我洗掉手上和脸上的防晒霜，加入到用餐行列之中。供应的东西有三明治、猕猴桃和果汁。我坐下之后，与五六个学生交谈起来，他们全都非常不错。我问起那辆出租车的情况，他们告诉我，那是某个人的私车，他们决定进行绘画装饰，这周早些时候把它送给了克拉拉作为生日礼物。汽车要保持经过装饰的样子，还给车主。所以，他们送给克拉拉的并不是汽车，而仅仅是涂抹的色彩，还有她记忆之中的纽约印象。
他们问我从什么地方来，我以自己有时候使用的字眼作答。
我住在凤凰城郊区的一幢朴素小屋中。暂停。我就像证人保护计划中的一个实施对象。
后来，我讨厌这一说法了。但是，我似乎可以转移询问者注意力，可以用耐心方式，确定淡淡相交的调子。在与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一直四下观望，寻找那个长着性感金发的女出租车司机。
一些人穿着印有“长腿美女萨莉”字样的T恤衫。
我觉得，我可以猜出克拉拉的准确年龄，误差不会超过两岁。我问，她过多少岁生日，有人回答说，七十二岁。这听起来大概差不多。
夜空晴朗，繁星闪烁，微风宜人，吹过大地。我顺着安装在泥土之中的反光标志，驱车——他们说，别步行——大约一分半钟。出现了一排灯光，几辆吉普车、房车。还有一幢独立的钢筋水泥建筑，大约三米多高，长条形的主体分为十几个隔间，前后是敞开的入口。
这是操作中心，这个项目是在这里进行协调的：形成构思，安排每天的实施计划，储存大多数材料。
一个隔间里人头攒动，我一眼看见那些人的头上伸出了一只话筒。几只电灯、一架摄像机、一个手持写字板的女人，还有观众。他们来自绘画团队，大约四十人，有的胸前挂着保护面罩，许多人穿着衬衣和夹克，上面都印有我刚才看到的字样。我在附近停车，然后走到那群人的旁边。过了片刻，我才找到主角。她坐在导演椅上，身边放着一根拐杖，一条腿搭在一只翻倒的水桶上。她嘴里衔着雪茄，正在和人交谈，摄制组的人忙着布景。
这时，我只要说出一两个单词，说出一个名字，事情就可大功告成。我再次觉得，这一趟非同寻常。十七岁，那就是我上次见到她时自己的年龄。对，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相隔这么年之后，她可能觉得，我是某种带有侵害性的角色，从令人焦虑的梦魇中走来，穿过慢慢荒野，就是为了找到她。我站在那里观察，希望自己有足够的勇气迈出这一步。上次见面已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也许更奇特的是，我能够回首往事，看到她以前的模样。我可以让她从椅子上跳起来，将她与那个人分开，就是那个一边抽烟一边说话的人。他穿着深色彩格呢裤子，身上套了一件陈旧的绒面革运动夹克上衣。我见过克拉拉的照片，但是没有把握确认我了解的这个女人。她身体笔直，脸色苍白，嘴角稍微有一点歪斜。这样子给人的感觉是，她和她自己所说的话没有什么联系。她的目光游移，飘忽不定，那神情似乎会改变这个问题：我们希望从对方得到什么呢？
她的行为举止一副名人作派，甚至她自己也有所感觉，单单出名就让她蛮受用的。她的头发是白色的，像矿石一样闪烁，修剪得比较短，紧贴着椭圆形脸蛋，一束装饰性流苏悬荡在前额。她穿着一件宽松式橘黄色T恤衫，外面套着一件运动夹克上衣，脖子上有一条项链，手指上有一只戒指，脚下是白色运动鞋，袜子是酷爱牌葡萄饮料的颜色，受伤的那只脚用棕黄色的弹性背带包裹起来。
有人递给她一个纸杯，她把烟蒂扔进去。
她在面颊上涂了某种深色胭脂，这使她显得严厉，甚至带着些许死人的颜色，让人看了害怕。但是，我可以看到当年她年轻时的影子，我可以耍一点花招，让她投入我准备的空间，两眼轻微斜视，两手变得纤巧。那时，她常常暗中微笑，觉得我俩不可能待在一起。她做事似乎总是会慢半拍，首先思考清楚，然后采取行动。
我望着她，这三十秒钟具有经过压缩的力量，我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变化。
摄制组来自法国，这时已经做好拍摄的准备。观众们安静下来，那个手拿写字板的女人弯腰屈膝，蜷伏在镜头范围之外，在那里可以提问。她大约四十五岁左右，头发经过梳理，条纹清楚，穿着旧牛仔裤，脚下摊放着一只斜纹棉布大手提袋。
她说：“我看，我们可以开始了。我提的这些问题最后可以从片子中剪辑出去，所以我提问时会显得有些傻。规矩就是这些了，明白了吗？我会试着用英语说，这没有问题。”
“可是，我却必须显得聪明，幽默，深刻，可爱。”克拉拉说。
“没错。我们从你左腿受伤开始，你可以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吗？”
“我从梯子上摔下来，踏空了一梯，伤得不严重。我们使用临时找到的东西当道具。我们头上没有房顶，是在飞机库或者工厂内。我们没有脚手架，没有装配车间用的平台——就是建筑工地或者维修所用的那种平台。”
我靠近一些，发现那个戴着接待徽章的学生就在前面，大约几英尺远。他刚才主动提出为我安排房间。
采访者说：“这么说，你在爬楼梯，在工作。”
“我的踝关节扭伤，服用消炎药。你知道的，如果疼痛不厉害，如果发烧可以忍受，我有时起来工作。我得亲眼看到，自己感受到。我们有许多能干的志愿者。但是，有时需要我搭一把手。”
“我今天晚上是第一次身临现场，看到许多梯子，看到许多人在上面爬行。他们都戴着面具，把这些大罐子绑在自己的背上。”
“我们有自动喷涂枪，我们用它们来给金属涂底色。我们还有工业用喷涂枪，它们可以喷涂油漆、瓷漆、环氧树脂之类的东西。我们使用便携式空气压缩机，甚至还使用刷子。在需要画笔效果时，我们使用刷子。”
有的观众稍微移动了一下，希望更清楚地看到克拉拉说话的样子。有的观众缓缓移动，到了更近的位置，以便更清楚地听到她们的谈话。克拉拉的声音略微沙哑，有一点不稳定，就像某种类似液体的东西，从一侧滑向另外一侧。
“我们采用擦刮和喷砂的方法，”她说，“我们有许多喷砂机，它们配有喷枪和九加仑贮液槽，我想是这样的。我们还有一些高压喷砂机，安了轮子的大家伙。大多数飞机表面只有一层油漆需要清除。当初给飞机上漆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重量问题。换句话说，它们是用来运载炸弹的，不需要漆得那么漂亮。当然，这是不可能在室外完成的工作，室外温度高，风沙大，完全不可能。风沙太大时我们不工作，风沙小一些时再干。我们并不追求精确性，喷上去，砂砾和配料一起喷上去。洒在上面，喷在上面，扔在上面都行。”
她说：“当然，可以使用的零件，可以卖给平民承包商的零件，大部分已经从这些飞机上拆除了。但是，轮子还在，起落架还在，我不需要没有轮子、趴在地上的飞机。所以，我们需要进行大量高空作业，处理那些机身和巨大机翼。我们派人站在梯子上，提着十二英尺长的无气喷枪，我们派人站在襟翼上，对着尾翼喷涂。”
“但是，你可以寻求配合。”
“我们与军方的合作恰到好处。我们可以喷涂已经退役的飞机。他们允许我们喷涂，并且承诺完整无缺地保持现场，不给它们派其他用场，保持项目的完整性。在油漆完成的飞机一英里的范围之内，不会修建其他东西，一个永久性建筑也不会修建。而且，我们还得到许多基金会的资助，得到了国会批准，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许可证。其他呢？还有制造厂商捐助的材料，价值数万美元的东西。但是，我们依然需要东拼西凑，想法弄到我们需要的许多东西。”
“沙漠空气干燥，可以让金属免遭锈蚀。”
“这里又干又热。”
“非常热，对吧？”
“他们遗弃了许多飞机，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候的做法类似，”克拉拉说，“有一个不同之处，哦，有两个不同之处。其中一个是，这次实际上没有作战。没有打仗，却留下了若干战后状态。另一个是，我们不会让这些巨大的战机在旷野中闲置，不会让人把它们当作废品出售。”
“你们准备在它们上面作画。”
“我们正在做这样的工作，不让它们被切割肢解。我给你说吧，这非常奇特。三十年前，我不再在创作架上画，开始在遗弃物品上作画。有人攻击说，我这是在标新立异。其实，我并不记得弃物画这个术语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不过，有人开始叫我口袋女士。我对这一叫法报之一笑，觉得它最多维持一个月时间。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人一直叫我这个名字，我已经不再觉得它可笑了。”
“所以，你这次跑到沙漠里来了。”
“还是说一说弃物画吧。这次，我搞的可不是喷罐、沙丁鱼罐头、洗发水瓶盖子或者床垫那样的小东西。我曾经在床垫和床单上绘画。那是第二次婚姻结束时的事情，所以我实际上是在我的床上作画。不管怎样说，我现在所用的是B-52型远程轰炸机。这种飞机的长度为一百六十英尺，如果算上翼展，甚至更长一些。如果油箱满负荷，重量可能达到五十万磅。我不知道空油箱状态下的重量。这些飞机曾经用来运载核弹，在世界各地飞行。”
“这可不是床垫噢。”
“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艺术项目，不是和平项目。这是地景艺术，我们在作品中利用地景本身。沙漠在这件艺术品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它的围绕物，起到框架作用。它是由四个部分构成的视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曾给空军方面强调说，作品完成之后，它的周围必须是空旷的。”
“就地景艺术而言，这一点确实重要。”
“别急，我还没有讲完。我想要说的是，从小东西转向非常巨大的物品，经过了多年时间。在那个过程中，我发现了这些被遗弃的飞机，我在绘画方面有了新的发现。我陶醉在色彩之中。我陶醉在性爱之中，在梦中也看到它，吃饭喝水都想到它。我是一个痴迷色彩的女人。”
这时，她把目光投向听众，投向手下的工作人员。他们先是一惊，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片沙漠的美丽之处在于——”
“它非常古老，非常强大。我觉得，它让我们感觉到这一点，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一种技术文化。我们觉得，自己决不能被它压倒。敬畏和恐惧，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工业发展，对科技进步没有好处。”她一挥手臂，笑了一声。“所以，他们使用这个地方来试验武器。当然，这是顺理成章的做法，使我们美国能够展现自己的实力。在这片沙漠上，遗留着当年引爆的核弹的痕迹，随处可见警示牌、禁区标识和掩埋标识。我是说，这是掩埋残留物的地方。”
接着，采访人就研究生物废料和核肥料的年轻的概念论信奉者的情况，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接着宣布暂停。观众们轻轻鼓掌，有的开始三三两两地议论起来，有的走了出去，观看渐渐浓重的夜色。
我走向戴着接待员徽章的那个年轻人。
“你现在能不能过去说一声，尼克·谢要见她？给她说，是从纽约来的。问一下可不可以耽误她一会儿时间，”我说，“在纽约，我们曾经是邻居。”
他冲着我眨了眨眼睛。
我给他重复了自己的名字，看着他朝导演椅走去。他看她空下来时嘴里说着什么，用手示意我这个方向。
我望着她的脸，希望她听到我的名字之后有什么反应，眼睛露出光亮来。她停顿片刻，环顾四周，开始寻找我，那神情仿佛在说，什么？某种关切，某种挂念，表情严肃，若有所思。真的在这里？没事吧？还活着？
我走过去，抓了一把折叠椅，放在她旁边，等着那个年轻人离开。
“这么说，你就是尼克。”
“对。”
“令人感到惊讶。”
“你记得吧。”
“噢，对。”她说着，脸上闪过一丝笑意，那神情在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在休斯敦。”
“你过着平常人的生活。”
“每天都刮胡须。”
“每天都交税——好啊。”
“我在休斯敦工作。我这里有一本杂志，上面刊登了关于你们项目的报道。所以，当时我想，为什么不来看看呢？”
“我觉得，尼克经常运动。”
“怎么说呢，让我想一想。我每天喝豆奶，跑一千五百米。”
我等着她笑起来，接着说：“不过，那篇报道没有说这地方的确切位置。所以，我飞到厄尔巴索，租了一辆车，打算开车去凤凰城，顺路看一看。”
“后来你看见了我们。”
“可不容易。”
她看着我，显然在上下打量，我知道她在观察什么。我觉得，过去这么多年了，有些事情我应该解释一下。分别多年之后被人仔细观察，这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她心里会想：如今你变化这么大，一定混得不好吧？看吧，连你自己都不了解这一点。你觉得我掩盖了真相，不让你看到，而你自己现在却到了这里，完全无助。
“嗯，还好吧？你气色不错。”她说。
她嘴里说我气色不错，目光却包含着异样，说话的口气也有所保留，这使我产生了戒心。一直有人与她说话，转达信息，不时打断我们两人之间的谈话。有一个人过来，转达了一则与行政事务相关的信息，她介绍了我们两个人。
“一位老朋友，值得珍视的朋友，”她说，“也许，是在记忆中珍视吧。那段时间真艰苦。”
接着，她转身对着我。
“结婚了吧？”
“结了。两个孩子，上大学的年龄。不过，他们没有读书。”
“我一时冲动结了婚，那天晚上气氛不错，喝了点好葡萄酒。当然，不是最近的事情。最近我得忙着工作。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我对男女之间的事情非常谨慎，非常理性，非常在乎对方的人品，在乎时间和地点，谈到结婚时却完全不在乎后果。”
我心里想说，你并非总是谨慎小心哦。不过，那时的关系是不是什么婚外恋呢？仅仅是萍水相逢，两次而已，几个小时而已，时间可以用小时和分秒计算，然后就结束了。当然，我没有说出这些，我不知道如何应对。考虑到我们两人在年龄上的差距，我不可能就人变老、失聪、行动不便这样问题开玩笑。我有点失望，觉得自己让这次见面超过了可以忍受的程度。我真不该跑到这里来，因为这个话题是难以启齿的。尽管已经过了四十年，对保守秘密的人来说，它依然神秘。
“我觉得，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我都应该见你一面。”我说。
“我知道这次见面的意义。你觉得你是忠诚的，过去的岁月让你产生了爱国之情，对吧？我们希望自己心怀忠诚，一心一意的忠诚，是对所有那些人，对那些事情的忠诚。”
“而且，这种感觉日益强烈。”
“有时，我回想起那些年以后自己所做的一切，想到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觉，一切都隐隐约约显得是——什么呢——不实在的。”
这是不假思索的评论，她听到最后几个字才开始感兴趣。
“这里很偏僻，尼克。我们离家很远。”
“布朗克斯区。”
我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对，就是那地方，这五个字眼。粗鲁，率直——我们还能用别的什么字眼吗？”
“咬嚼。”
“对，就像把三个单词咬碎了。”
“声音就像从破碎的牙齿缝隙中挤出来的。”
我俩又笑了起来，我感觉好了一些。和她一起开心地大笑，这种感觉真好。我希望她看到我，希望她知道我已经解脱了。无论我犯下多么愚蠢的错误，我现在已经解脱了。
“非常强烈，非常真实，”她说，“从那以后，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不过，这也许仅仅是人变老时形成的一种功能。我不读哲学书。”
“我什么都读。”我告诉她。
她看着我，脸上露出类似于惊讶的神情。
“也许，我应该省下这东西，让法国人去读吧。”她说，“在某些关键点上，生活会出现不真实的变化，对吧？”
“怎么说呢，你是名人，克拉拉。”
“错。并不是因为我有名变化才是不真实的。”我的说法使她显得恼怒。“就是不真实而已。”
她从运动夹克的上衣里掏出一盒纳特舍曼香烟，点燃一支。
“我没有怀孕，可以抽烟。”
另外一个人走过来，然后离开了。一个年轻女人，她告诉克拉拉时间安排出现的变化。克拉拉的神色变得严肃，冷淡，不过原因根本不在于听到了这一消息。其他的什么事情使她感到不安，什么事情突然冒出来。她偏斜着脑袋，似乎在倾听。
“你在这个时候出现，真是奇怪，上帝，说真的，这非常奇怪，非常可怕。我现在才想到这一点。我究竟有什么错？我忘记他已经死了？阿尔伯特两周以前去世了。三周以前。特雷萨给我打了电话，我的女儿。”
“对不起。”
“我们两人没有联系，他和我。三周以前。充血性心力衰竭。你一听名称，就知道那样的疾病是怎么一回事。”
“他死前住在哪里？在老地方？”
“对，在老地方，”她说，“阿尔伯特会死在别的地方吗？”
我当初认识他们时，阿尔伯特是克拉拉的丈夫，在我就读的中学里教理科课程。布龙齐尼先生。过了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突然想起他来。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脑海里会常常浮现出某些地方。早些年，我凌晨小便回到床上之后，常常会做梦。在梦中，我总是回到某些街道上去，回到昏暗的火车候车室去。某些人会在我的梦中反复出现，仿佛是一些魅影，其中就有阿尔伯特和克拉拉。他是丈夫，她是妻子，那时我勉强记得的就是这一细节。
两个人俯身对着克拉拉，同时向她咕哝着什么。这时，摄制组的一个人问她是否准备恢复拍摄。
她问我：“你弟弟呢？”
“住在波士顿。”
“你和他见面吗？”
“不，很少见面。”
“他还下棋吗？”
“没有看见他和谁下棋，很久以前他就不下了。”
“不过，这是另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在同一个小街区，不可能冒出两个国际象棋天才。”
“噢，废话。”
我伸出一只手，放在她的胳膊上，觉得她的皮肤柔软。她再次凝视我，两眼凸出，充满血丝。我坐在这里，一只手放在克拉拉的胳膊上，觉得十分惬意，不禁回想起她年轻时的模样：嘴角翘起，那种缺陷不乏性感，使人产生冲动，希望让自己迷失在那种不平衡的状态之中，迷失在嘴唇和下巴构成的不协调状态之中。但是，回忆带来的愉悦是有限的，我能够想到的只有这样的情景。我们说了希望说出的话语，交换了眼神，回忆了死去的人，回忆了失踪的人。现在，我应该重新变为面对现实的成年人。
有一个人说了什么事情，我站起来，离开克拉拉，她的手在我的前臂上滑过，抚摩我的手心。后来，我在靠后的位置上发现了一个地方，距离出口更近。观众花了几分钟时间才重新集中起来，安静下来。
采访者蜷伏在克拉拉身边，开始提问。
“也许，你可以给我们谈谈，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你别忘了，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变化。请允许我尝试一下，我希望通过间接方式，最终给出一个答案。也许我能够做到，也许我无法做到。”
她抬起右手，靠近面部，指尖的香烟偏斜，大概在她眼睛的位置。
“那时，我常常徜徉在缅因州海岸。我和一个喜欢帆船的人结了婚，他是我第二个丈夫，从事风险证券交易。他随时都可能破产，但是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他有一艘漂亮的双桅小帆船，我们常常到那里去，顺着海岸线巡航。晚上，我们坐在甲板上，夜空晴朗，万里无云。有时候，我们看到一种光环样的东西在星空中移动，推测它是什么。飞越北大西洋的民航飞机，或者是UFO。大家知道，这是那时的人挂在嘴边的一个话题。一个发光的碟状物缓慢地划过天际。模糊不清，非常高。我觉得，民航飞机不可能飞那么高。我知道，那是战略轰炸机，飞行高度大约为五万五千英尺。我判断，我们看到的是从那个高度上的物体反射的光线，以圆形的状态出现。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B-52轰炸机。战争使我感到恐惧，不过，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发光的东西引起的是一种复杂的感觉。那些飞机一直处于警戒状态，一直在空中游弋，掠过苏联边界。我记得，在没有人烟的小海湾里，自己坐在铁锚上，轻轻地摇晃，心里涌起一阵敬畏感。小孩在睡眼矇眬时产生的幻觉，神秘、危险、美丽。我觉得，这是一种力量。我认为，如果你保持的力量能够进入人们的梦境，你就在行使一种意义深远的力量。我尊重力量。现在，那一力量已被破坏，已被打碎，苏联的疆土也与以前大不一样了。我认为，回首那段岁月，我们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对他们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在三十或者四十年以前，力量意味着一切。它稳定存在，受到关注，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影响巨大，充满危险，带着恐惧，让人不寒而栗。它将我们联系起来，将苏联人和我们联系起来。也许，它将整个世界联系起来。那时，它可以衡量事物，衡量希望，衡量毁灭。如今，我希望让它重现。它已经不复存在，被清除了。但是，事实如此。”
她说到在这里，似乎失去了论证的思路。她停顿片刻，发现手里的香烟已经快要烧光了，采访者伸手去拿，克拉拉捏着尾端，小心翼翼地递给她。
“那时，许多东西都与力量平衡联系起来；如今，恐惧的平衡似乎已被化解，不复存在，事物没有限度。金钱没有限度。我已经不再理解金钱了。金钱被化解了。暴力被化解了，现在，使用暴力更容易一些。暴力失去了根基，失去了控制，失去了限度，失去了价值水准。”
她再次停顿，陷入沉思。
“我并不希望世界各国裁减军备，”她说，“或者说，我确实希望世界各国裁减军备。不过，我希望以谨慎和现实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充分认识到我们所放弃的东西。我们的帆船。那是我们放弃的第一样东西。现在我看到，这些飞机已经不再游弋空中，我在这些飞机上，有时行走，有时弯腰钻行，有时四肢爬行，一一查看，从飞行员座舱一直查到尾翼的武器装备舱。我从各个角度审视它们，苦苦思考它们当年携带的武器是什么样子，操控武器的人员处于什么状态。这样的思考仍然让人感到后怕。但是，那些核弹没有投掷。你们看。那些导弹仍然在后翼炮架上。官兵们返回基地，目标没有被摧毁。你们看看吧。大家都试图考虑战争的事情，但是我不确定，大家是否知道应该如何去思考。诗人们用肮脏的字眼写出诗歌，这种做法非常接近我们实际上做出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反应。他们创作的某种东西超过了常人心灵可以想象的限度。他们甚至不知道早期核弹的名称，不知道它们是物品、器具还是某种什么东西。奥本海默说，它是merde。我用这个法语单词。我说的是J.罗伯特·奥本海默。它是merde。他的意思是说，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被自动贬低到狗屎的地位。你无法对它进行命名。它太大，太邪恶，超过了人们的经验范围。它是狗屎的原因是，它是废物，是无用之物。但是，我要用这样的东西，讲出一个冗长的、盘根错节的故事。我实际上希望得到的是平常的东西，是这种东西背后的平常生活。这就是我们在此所做的事情的灵魂和核心。”
她的声音不稳定，话语从嘴角冒出来，既可怕，又带有诱惑。这使人觉得，她可能陷入某种不稳定的漫谈之中。而且，还有那些停顿。在等待停顿的过程中，我们看见，她用颤抖的手划动火柴，点燃另一支香烟。
她说：“你瞧，我们在绘画，有时候采用手绘，用我们弱小的手，改造来自工厂和装配车间的庞大武器系统，尽量使其保持原状。数以百万计的元件被拆除，同样的动作被没完没了重复。我们试图解构这样的重复，发现人感受到的生活元素。也许，这里存在着一种存活本能，一种涂鸦本能。它进入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表达自己的心声，展示自己的个性。你们看一看那些从事机头艺术创作的人，看一看在机身上绘制美女照片的那些小伙子。”
她接着说：“有的机头制了标记，有的是徽章，有的是团队标记，有的是动物形象。有一个动物吉祥物咆哮着，嘴里流出了黏液，顺着下颚往下流淌。应该说，非常棒的漫画。机头艺术，他们是这样命名的。有的机头上绘制的是女人。这样的东西全都是为了表达好运，对吧？画在机头上的性感女人是一种对抗死亡的护身符。也许，我们希望将整个东西视为某种带有怀旧之情的表达。其实，我觉得，驾驶这些飞机的那些军人生活在带有符号的封闭环境之中，精力旺盛，非常好色。这些飞机构成我们所说的高度戒备的远程早期预警，构成我们所说的许多方面的优势。有一天，我看到了其中的一架很老的飞机，它饱经风雨，油漆斑驳，伤痕累累。上面有一幅机头艺术绘画。一个年轻女人穿着配有荷叶花边的裙子，上身是一件露背小背心，身材高挑，典型的金发女郎。她的两腿修长，非常漂亮，两手放在屁股上。令人热血上涌的美女照片，一看就知道，她还没有掌握获得成功的技巧。画作下方写出了她的名字：长腿美女萨莉。我觉得，我喜欢这个姑娘的原因在于，她不是勇猛好战的，不是天使般的，也不是非常理想化的。我思考许久，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认为，即使我们覆盖——我们也许会，也许不会——她的形象，我们肯定将会保留她的名字。我认为，我们将会以这个年轻女人的名字，给我们的作品命名，纪念那些把她的形象画在飞机上的军人，纪念鼓舞他们士气的那首歌。那首歌的歌名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肯定有一首歌。我觉得，在那一批人中，很可能真的有一个叫萨莉的人。她使歌曲作者、机头艺术作者或者机组人员获得灵感。也许，她是飞行员酒吧中的女招待，也许是某个人家乡的姑娘，也许是某个人的初恋情人。但是，这是具有个性的生活，我希望它成为我们项目的组成部分，希望这种好运，希望这种对抗死亡的符号，成为我们项目的组成部分。大家知道，她可能是一个女招待，工作环境污秽不堪，忙着为顾客递送番茄酱，根本不关心什么核炸弹。无论她现在或者过去是干什么的，我都希望把艺术意图集中在具体的小东西上，集中在人物上。我们的项目规模巨大，将要完成的工作非常繁重。我现在坐在这里，拖着一条伤腿，唠唠叨叨地谈论我的工作。但是，我非常理解马特斯说过的话：画家在开始创作之前，必须割掉自己的舌头。”
我可以在法国的电视上看到她，节目通过经过转换的频道播出，她的声音被译员单调的声音掩盖。全国各地的人都在观看，黑暗中人头攒动。我可以看到，她出现在屏幕上，面孔扁平，发出嘈杂的声音，两者眼睛仿佛是暗淡的月亮，五十万个克拉拉在夜空中飘浮。
她说：“不久以前，我看到了一张老照片，一张60年代拍摄的照片，画面边缘上有一个女人。照片上挤满了人，他们站在一个门口，看上去像是大型舞厅的入口。照片上的人穿着黑白两色的服装，男女都是如此，而且还戴着面具。我看着照片，意识到这是一次著名聚会的场景，那个时代的著名事件。当时正是越南战争的黑暗岁月，杜鲁门·卡波特在纽约的广场大饭店举行了的黑白舞会。我看着那幅照片，有点灵魂出窍的感觉，花了半分钟才反应过来，画面边缘上那个女人是我。肯定没错。站在我旁边的那个男人要么是杜鲁门·卡波特，要么是J.埃德加·胡佛。他们两个人的头型相似，都戴着面具，再加上拍摄的角度和暗影，叫人难以确定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位。我当时穿着一件黑色紧身晚装，戴着白色的小猫面具——我简直不相信，自己会穿那样的款式。我心里想，这张照片上究竟有什么特殊的东西，让我很难想起自己当时的情形呢？我觉得，我不知道戴着白色的小猫面具的那个人是谁，不知道她在那里的确切原因。她心里在想什么呢？在那一身愚蠢的晚装下面，她穿着什么样的内衣呢？我敢向你们打赌，我不知道。我周围是名声显赫的人，大权在握的人，是政府中策划战争的人。我希望给这张照片上色，涂上橘黄、天蓝和紫红，给小夜礼服和晚装上色，给广场大饭店的舞厅上色。也许，这就是我正在进行的工作。我不知道最后的效果，这是一件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的作品。哦，我们不要忘记快感。五官感觉，各种快感和体液。哦，还有富于层次的蓝色，还有黄色、绿色和天竺葵那样的红色。缅因州天竺葵在阴冷、潮湿的空气中生长旺盛。哦，还有紫红色，还有橘黄色、深蓝色和淡绿色。”
人群中有人大声说：“红色比死亡好。”
大家笑了起来，这个说法产生的共鸣似乎跟着大家的声音传播，碰到我们共享的这个空间的墙壁，然后反弹回来。我们站在那里，自己的笑声在耳际回荡。大家都觉得，晚上的采访应该告一段落。
我走向自己的汽车，看见了一辆纽约市的出租车。有人正要上车时，大灯亮了，我看见开车的还是那个年轻女人。
“噢，谢谢，”我说，“幸亏当时看见了你们。”
“你是那个开雷克萨斯的？”
“当时迷路了，开车游荡，幸亏看到了你开车过来。”
“我们当时说，这家伙觉得得州公路杀手又要害人了。”
“我知道，你不是得州公路杀手，这里也不是得克萨斯。”
“而且，我也不太相信那杀手开的是出租车。”
“这是第二个原因。”
“来这里帮忙？”
“真希望能帮上忙。可是，我得赶回城里的办公大楼去。”
“这可能是你创造艺术史的最后机会。”
“你在这里干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是。”
“我们在这里干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是。”
她坐在驾驶员座位上，车门开着，身体丰满，与早些时候飘浮在飞扬尘土中的那个窈窕女子不大一样。
“这是你的车？”
“算是我自愿提供的，”她说，“所以，我想，自己是被出租车给粘上了，这稍稍有些不方便。不过，能够看到克拉拉脸上的表情，我必须说，没错，这样做值得。”
她身体丰满，态度随和，仿佛是夏天遇到的女招待，把吃的东西放在你面前，说一声，您请用。
“在这里待了很久？”
“已经有七个星期了，如果项目延续，我会待下去。看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不想家？”
“有时候会的。不过，这是仅此一次的项目。你还没去那里？”
“早上去的。”我回答说。
“早点动身。天热时很讨厌。”
“我知道很热，我喜欢天热。”
“你从哪里来的？”
我没有告诉她我住在一幢朴素的房子中，过着平静的生活，没有告诉她自己的生活情况。我告诉她自己准备在什么地方过夜的，并且故意问她，去那里的路怎么走？
我要她告诉我她的家乡在什么地方。
我问她在工地上做什么事情，她说她有时候涂抹金属底层，有时候擦刮油漆，有时候用机器打磨。
她坐在座位上，兴致很高，讲述细节，摇着头，装出一副少女模样——不过，她的确有少女的气质。
我问她学业的情况。她说，七年以前就辍学了，不过打算回到学校去，读一个零售方面的学位。我让她说下去。
我们谈到她弟弟，他身患一种罕见的血液病。
我让她说一说她十七岁那年夏天去漂流的事情。
她在讲话过程中有时候丢失单词的音节。
她坐在用珠子串编织起来的坐垫上，剪短的头发遮挡了一部分脸庞。我仔细观察了这辆出租，观察了车里的内室，观察了漆工本身的质量。这些部分禁不起细看，但是不乏业余漆工特有的可爱之处。不过，要改变纽约的现状却并非易事。
“这里流传着一个笑话，”她说，“不过，看来没人可以确定它就是笑话。我们在这些飞机上作画，从某个角度看，这可被视为一种庆祝活动。可是，我们怎么担保，危机真的已经过去了吗？苏联真的解体了吗？整个事情会不会是一个欺骗西方的密谋呢？”
她发出一阵洪亮的笑声。它发自口腔，发自鼻腔，带着刺耳的声音，带着湿润的气息，是一种奇怪的噪音，既承认这个想法具有的黑色吸引力，又对它进行讽刺。
“他们故作姿态，让人觉得他们已经分崩离析。这样，我们就会放松警惕，对吧？”
她再次发出那样的噪音，一个拖长的字母K的发音，带着湿润的哀鸣。我发现，她说得越多，欠我的东西越多。但是，我一言不发，心里暗暗念叨，在她的自我理解中，在关于她家乡和濒临死亡的弟弟的具体说法中，形成一道裂口。我希望将这样的东西化为碎石。它仅仅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情绪，从一个人已经形成的决意中爆发出来。
我让她说话。我听到得越多，对她所说的东西的兴趣越小，越想把手伸进她的裤子。理由呢，没谁可以理解。
但是，我一言不发。我心里想，怎样才能说服她，让她在我的房间过夜呢？或者说，待上半夜，待上一小时十分钟呢？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她，但是明白为什么不要她。那样做缺乏忠诚，有损于克拉拉，有损于我们共有的记忆，有损于我们两人在遥远小街的小房间里度过的短暂时光。
“嗯，已经不早了。”我说。
“喂，明天是个重要日子。”
“我最好还是动身吧。”我说。
她再次告诉我到那里去的路线，然后开车离开了。其他的车子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我去寻找自己的汽车。
巨大的火焰划过天际，我们觉得它呈动物形状，呈厨具的形状，这种想法真有趣。
我在汽车旅馆里看电视。
我在现实世界中负责任地生活，并不将人生视为虚构之物，视为克拉拉所说的非现实的东西——克拉拉曾经告诉我，事物已是如此。历史并不是录音带上被人抹去的那几分钟。我在它面前并非全然无助。我求助于所获知识的特征，从可以利用的具体经验中获得信念。即使我们认定历史是由人类鲜血推动的轮子——读一下墨索里尼的讲话——至少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这是一条泛泛的叙述，而不是一万条虚假信息。
在电视上，一个男子坐在起居室里一把外形漂亮的椅子上，面前摆放着茶几，后面的墙上要么是一排排书籍，要么是一张张书籍封面。
我觉得，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境遇，我们并非被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被当作证据的并不是照片中放在别人躯体上面的自己的脑袋。我觉得，国家在大规模地演戏。我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放进来的幽灵都是本地的：我认识的人留下的模糊痕迹，自己的灰暗身躯留下的黑影。它们全都是纽约的幽灵，住在喧闹的老布朗克斯区的人，勉强糊口的穷人。他们张开嘴说话，满口烂牙，讥笑讽刺，废话连篇。
坐在椅子上的那个男人说：“唐氏综合征，免费咨询电话号码是1-800-515-2768。柯氏精神病，1-800-313-7581。老年性痴呆，免费咨询电话号码是1-800-813-3527。”他继续说，“卡波西肉瘤，每天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号码是1-800-672-9161。”
日出时分，我开车到了现场，把车停在一个放置设备的小屋旁边，然后开始爬山。在小山丘顶上，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飞机。我还没有见到人影，就听见他们的声音，听见一阵令人不舒服的咯吱响声——大风吹动可以移动的零件发出的响声。后来，我到达砂石岩的顶部，看到发白的地面上停着的一排排飞机。
我没有料到有这么多飞机，内心深感震撼。一共八排，形成歪歪扭扭的队列，在边上还停着几架，机身倾斜。太阳慢慢升起来，我把那些飞机全部数了一遍。一共有二百三十架飞机，机翼经过清洁，就像栖息在海底的生物，有的仅仅绘出部分图案，有的差不多已经完成，许多尚未动工。最后，我看到一些灰色武装直升机，有的上面覆盖着已经褪色的伪装，有的经过风沙吹打，金属裸露出来。
在太阳的照射下，经过绘制的飞机闪闪发光。大片的色彩，有带状的，有四下溅开的，有淡淡的水彩，这是饱和光线形成的力量。整体效果非常个性化，给人感觉是，除了具有史诗规模的构思之外，绘画者信手涂鸦，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修改。我没有预料到，这些画作会让自己觉得如此愉悦，给自己带来如此巨大的震撼。空气中涂抹着色彩，飞机外壳上的黄铜和赭石发出耀眼的光亮，与作为背景的沙漠相映成趣。但是，这些色彩并非仅仅从空中获得感染力，并非仅仅从周围的地貌获得感染力。它们相互影响，形成冲突，需要从情感层面加以解读。外壳上的颜料、工业用灰色、耀眼的红色，它们在作品中反复出现。某种东西被释放出来，夹带着红色，从涨破的口袋中流出来，像脓血一样，黏糊糊的，淡黄色，呈鼻涕状。其余的飞机没有光泽，挡风玻璃和引擎上仍然覆盖着织物，令人毛骨悚然，死气沉沉，等待人去涂抹底色。
有时候，我看到令人非常震撼的东西。我知道，我不应继续逗留，看了就走。如果逗留时间太长，无言的震撼就会消耗殆尽。喜欢它，信任它，及时离开。
她希望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整体，而不是放在一起的许多东西，希望人们的兴趣均匀分布。她坚持认为，人们的目光应该看到整体效果，希望人们看到作品所在的大地的维度，看到整个场面。
我听着涡轮叶片在风中发出的啪嗒啪嗒的响声，觉得热风扑面而来。其实，我的目光真的从一排排飞机上扫过，觉得自己被一种荒凉感包围，感受到天气和沙漠具有的使人觉得恐怖的活力，看到经过人们重新有力反思的那些陈旧武器，想到她所做的事情的恰当性。但是，当我看到这一切时，我心里明白，自己连一秒钟也不会多待。
三辆汽车驶到现场，运来了首批信念坚定的工作人员。我回到自己的汽车上，拧开防晒霜的盖子。我在小型的汽车旅馆前台附近的一个架子上发现了这一款防晒霜，旁边摆放着明信片、作为零食的玉米粉片，还有印第安人制作的克奇纳玩偶。在美国人具有的某种奇妙的神经元网状结构中，这些东西留下了印迹。我站在汽车旁边，把防晒霜涂抹在胳膊和脸上，停下来再次读了一下上面的标签。我一个早上都在读标签。标签说，保护指数是30，而不是15。这方面的情况我非常清楚，我阅读过相关文献，看过研究报告，比较过不同产品，比较过它们声称具有的功效。我完全可以肯定，从科学的角度看，保护指数15是可能得到的最高等级的防晒效果。他们现在卖给我的东西的保护指数为30。
它使我想到了某种奇怪的东西。我上了汽车，朝州际公路驶去。它使我想到了特勒的故事，关于爱德华·特勒博士与世界上首次核爆炸的故事。那次爆炸的现场就在我现在位置的东北方向，距离有大约两百英里。根据那个故事的说法，特勒的观察站距离爆炸点二十英里，特勒担心自己会受到冲击波的直接伤害，觉得在脸上和手上涂抹防晒霜可以有所帮助。
这些念头，眼前闪烁不定的灯光，他天真可爱的行为，这辆日本生产的汽车，它们或多或少都适合这里的场景。
我按了一下开关，放下车窗玻璃，观看与墨西哥接壤的连绵群山。它们本身是抒情的，名字非常漂亮——无论它们叫什么，人是不会用不好的名字给山峦命名的。我寻找引导我回家的路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