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尔德坐在炉子前的高凳上，看着水在一只小搪瓷壶里沸腾。他好像被这种现象迷住了。我在想，他是否搞明白了，他一直以为互相无关的事情之间有某种奇妙的联系。厨房里日常都有这种启示性时刻，也许对我对他都是如此。
斯泰菲边说边走进来：“我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喜欢星期三的人。”怀尔德的专心致志似乎引起了她的兴趣。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试图弄明白是什么吸引他注意起翻滚的水。她俯身到水壶上，想从里面找出一个鸡蛋。
一则推销称为“雷邦旅行者”的产品的广告短歌开始出现在我脑子里。
“疏散行动进行得怎样？”
“好多人根本没露面。我们在那儿等待，哼哼着叹气。”
“他们遇到真的疏散时就会露面了。”我说。
“那时就太迟了。”
灯光明亮而且凉飕飕的，使得周围的东西看起来一闪一闪。今天早晨该上学了，斯泰菲一副出门的穿戴，但是她仍然待在炉子前，目光从怀尔德移到水壶，然后又回到怀尔德，企图切断他射向“奇观”的好奇目光。
“芭贝说你收到了一封信。”
“我母亲要我复活节去。”
“好啊。你想去吗？你当然想去。你喜欢你母亲。她现在是在墨西哥城，不是吗？”
“谁来送我？”
“我送你到机场，你母亲在另一头接你，这事容易。比伊一直这么办的。你是喜欢比伊的。”
此行要乘坐一个钛钢合金制成的中间隆起的容器，在三万英尺高空上，几乎以超音速飞到外国，这样大的一件事使她一瞬间默不做声。我们看着水沸腾。
“我又报名去扮演受害者了，它正好在复活节之前，所以我想只好留在这儿。”
“又是疏散行动？这次是为了什么情况？”
“一种奇怪的气味。”
“你意思是说，从对岸工厂飘过来的某种化学物？”
“我猜是这样。”
“你作为一种气味的受害者要做什么呢？”
“这要由他们来告诉我们。”
“我肯定他们不会在乎你就一次不去的。我写个便条。”我说。
我第一次和第四次婚姻是与达娜·布里德拉夫结婚，她就是斯泰菲的母亲。第一次婚姻还算不错，所以后来当情况变得对双方都方便时，它就鼓励了我们再试一次。当我们真的尝试时，由于其间与珍妮特·塞弗里和特薇迪·布朗纳的两次婚姻的忧郁的余音，事情很快就完蛋了。但是，在斯泰芬妮·罗丝被怀上—那是巴巴多斯一个星星高挂天空的夜晚—之前还没有完蛋。达娜到那儿去向一名官员行贿。
她很少向我谈起她的情报工作。我知道的是她为中央情报局审读小说，主要是一些具有代码结构的大部头严肃小说。此项工作使她疲劳易怒，几乎不能再享受食物、性或者交谈了。她在电话里对什么人说西班牙语；她是一个十分积极活跃的母亲，浑身闪现出一种怪异的、好像风暴灯里射出来的强烈光采。大部头的小说不断随邮件送达。
真奇怪，我怎么总是卷进与情报有涉的人们的生活中去。达娜是一个兼职的间谋。特薇迪出生在一个显赫古老的家庭，他们具有当间谍和反间谍的悠久传统：现在她嫁给了一个高层的丛林特务。珍妮特在她退职前往嬉皮士村之前，是一位外国货币分析员，为一个秘密团体做研究，这是某个有争议的智囊团属下的高级理论家们组成的团体。她告诉我的全部事情，就是他们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会面两次。
我对于芭比特的一部分爱慕一定是纯粹的轻松感。她不是一个满腹秘密的人，至少在她的死亡恐惧使她陷入秘密研究的疯狂和性欺骗之前不是。我想起了格雷先生以及他动荡不定的成员。这一意象是朦胧的、不完整的。此人事实上好像他的姓氏一样是灰色的，散发出一种视觉上的嗡嗡声。
煮着的水开始翻滚。斯泰菲帮助男孩从高凳上下来。我向前门走去的时候撞上了芭比特。我们交换了那个简单然而极其诚恳的问题，自从袒露“戴乐儿”秘密的夜晚以来，这个问题我们每天一直相互要问两三次：“你感觉如何？”问这个问题和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让我俩都好受一点儿。我上楼去找我的墨镜。
电视上是全民癌症测试。
我在百年馆的餐厅里看着默里在嗅他的餐具。那些纽约流亡者脸上都有一种特殊的苍白，拉舍和格拉帕尤其如此。他们面带窘困的、强烈的欲望被困在狭小空间的愁容。默里说，埃利奥特·拉舍有一张悲观色彩的“黑影片”中的脸。他的五官线条极为分明，头发上洒了某种提取物的油性香水。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这些男人是在怀念黑白影片，他们的追求被无色差的价值观、战后“城市灰色”的个人极端倾向所主宰。
阿尔丰斯·斯汤帕纳托坐了下来，浑身散发出挑衅和威胁。他好像正在观察我—一个系的头儿正在掂量另一个系的头儿。他的袍子前面缝着一个布鲁克林逃避兵役者的徽章。
拉舍把一块纸餐巾搓成小团，掷给隔着两张桌子的什么人。然后他盯着格拉帕。
“谁是你生活中影响最大的人？”他用敌意的口气说。
“《死亡之吻》中的理查德·威德马克。当理查德·威德马克将轮椅中的老妇人推下楼梯时，对我来说就像一种个人的突破。它解决了一堆冲突。我模仿理查德·威德马克萨德式施虐狂的嘲笑，并且已经用了它十年。它让我度过几次艰难的感情危机。在亨利·哈瑟维的《死亡之吻》中扮演汤米·尤多的理查德·威德马克。记得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吗？鬣狗似的脸。食尸鬼似的窃笑。它弄清了我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帮我变成了一个人。”
“你小时候有没有为了不让别的孩子喝你的汽水，往那瓶子里吐过唾沫？”
“这种事情都是不学就会的。有些人甚至在自己的三明治里吐唾沫。我们向墙角掷硬币比赛之后，就去买吃喝的东西。接着就总是急匆匆地吐唾沫。还有些家伙往他们的便宜汽水里，往俄式水果奶油布丁上吐唾沫。”
“你第一次明白自己的父亲是个笨蛋时多大年纪？”
“十二岁半。”格拉帕说，“当时我正坐在洛伊的费尔蒙特电影院楼厅里看弗里茨·朗的《夜间相撞》，其中芭芭拉·斯坦维克扮演米伊·多伊尔，保罗·道格拉斯扮演杰里·达马托，了不起的罗伯特·瑞安扮演厄尔·普费弗尔伯爵。起用了J.卡罗尔·奈什、基思·安第斯和早期的玛丽莲·梦露。三十二天完成，黑白片。”
“你以前在牙科保健医生给你清洁牙齿时，有没有因为她蹭着你的胳膊而勃起过？”
“次数多得我数不清。”
“当你用牙齿咬去拇指上的死皮时，你是吃下去还是吐掉？”
“嚼一会儿，然后很快从舌尖上喷出去。”
“在公路上开车时，”拉舍说，“你闭过眼睛吗？”
“我在北95车道上闭了整整八秒钟眼睛。八秒钟是我个人最好的纪录。我在弯曲的乡间小道上闭眼时间最长达到六秒钟，但当时车速只有三十或三十五英里。在多车道的公路上，我在闭眼睛前，一般车速打到七十英里。你在直线路段这样做。在直线路段上，当我的车子里有别人时，我曾经闭眼达五秒钟。你这样做，要等他们昏昏欲睡的时候。”
格拉帕有一张圆圆的、泪汪汪的、发愁的脸。脸上有一股好男孩变坏的神情。我看见他点着了一枝烟，熄灭了火柴，然后把它扔进默里的色拉中去。
“你小时候想象自己死去时，”拉舍说，“得到过多少快乐？”
“别管小时候。”格拉帕说，“我现在一直这样做并从中得到快乐。任何时候当我为什么事烦恼时，我就想象自己所有的朋友、亲戚和同事都聚在我的棺材旁边。他们非常非常遗憾他们在我生前没有对我好一点儿。自我怜悯是我非常努力去保持的东西，为什么仅仅因为你长大了就抛弃它？自怜是孩子们非常擅长的东西，这肯定说明它是自然和至关重要的。想象自己死掉，是孩子气的自怜最廉价、最低劣和最令人满足的形式。所有这些人站在你巨大的铜棺旁边，是多么悲伤、悔恨和内疚啊！他们甚至互相不敢对视，因为他们清楚，这个体面和富于同情心的人的死亡正是他们全体参与的阴谋的结果。棺材上堆满了鲜花，四周镶上了橙红色和桃红色绒毛的饰边。看见你自己身穿黑色套装，系着领带，肤色黝黑健康，安详地—就像他们谈论度假后的总统那样—躺在那儿准备下葬，你就能够沉迷于多么奇妙的自怜和自尊的矛盾了！但是，还有比自我怜悯更加孩子气和令人满足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解释了我何以试图看到自己在正常情况下死亡，一个好人四周围着一大帮哭泣的吊丧者。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方式，用以惩罚那些自认为他们的生命比我的生命更重要的人。”
拉舍对默里说：“我们应该设立一个官方的‘死人节’，就像墨西哥人那样。”
“我们有一个，它名叫‘超级杯赛周’。”
我不想听这一些。我有自身的死亡问题要思索，完全与那些奇思怪想无关。倒不是我认为格拉帕的说法毫无道理。他关于阴谋的想法激起了我一大堆反应。我们临终时原谅的，不是冷漠或贪婪，而是这一点。我们原谅他们的，是他们有本事将自己置身远处，悄悄地阴谋对付我们，成功地搞垮我们。
我观察着阿尔丰斯重新显出笨熊的模样，他做了一个摇摆肩膀的姿势。我将此看做他正在准备发言的信号。我想溜走，突然逃走，逃跑。
“在纽约，”他说，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人们问你是否有一个好的内科医生。这是实力之所在：内部器官。肝、肾、胃、肠、胰。内科药物是有魔力的佳酿。你从一位好的内科医生那里获得力量和神奇超凡的魅力，而完全不是依靠他提供的治疗。人们打听有关税务律师、房产计划员、毒品贩子的情况。但是真正关键的，是内科医生。有人会以挑战的口气问‘谁是你的内科医生？’这问题包含的意思是，如果你的内科医生没有名气的话，你肯定要死于蘑菇状的胰腺癌。你就准备着去感觉低人一等和完蛋，倒不是因为你的内脏也许在渗血，而是因为你不知道找谁去咨询，怎样联络他人，怎样在世上成功发展。别管那个所谓军事—工业情结。真正的力量是由你我这样的人，通过这些小小的挑战和恫吓，每天在行使着。”
我大口吞下自己的甜点心，从餐桌旁溜开。我在外面等候默里。当他出现时，我拉住了他胳膊肘的上部，随后我们像一对欧洲老年公民一样走着穿过校园，低垂脑袋交谈起来。
“你对那些听得怎样？”我说，“死亡和疾病。他们是不是一直那样谈话的？”
“当我采访体育新闻时，我在路上总是和其他撰稿人聚在一起。旅馆房间里，飞机上，出租车里，饭店里。只有一个话题：性和死亡。”
“那是两个题目。”
“你说得没错，杰克。”
“我可不愿认为它们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就像是在路上一切东西都联系在一起。准确地说，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
我们跨过正在融化的小雪堆。
“你那撞车事故的课堂讨论进展如何？”
“我们观察几百个撞车电影镜头。小车与小车、小车与卡车、卡车与公交车、摩托车与小车、小车与直升飞机、卡车与卡车等等的相撞。我的学生们认为这些影片具有预言性。他们注意到了技术的自杀愿望。驾车去自杀，猛烈地冲着去自杀。”
“你对他们说什么？”
“这些大多是二级电影、电视片、乡村汽车影院放的影片。我告诉学生不要在这样的地方寻找神的启示。我将这些撞车事故看做美国式乐观主义悠久传统的组成部分。它们是积极的事件，充满了古老的凡事‘能行’的精神。每一桩撞车事故都比上一桩更好，其中经常有工具和技巧级别上的提高，接受挑战。一个导演说：‘我需要这辆平板卡车来做一个空中翻滚两周的动作，它产生一个直径为三十六英尺的橙红色火球，电影摄影师利用它给场景照明。’我告诉学生们，如果他们要把技术带到它里面去，就必须把这一点、这种追求雄伟壮观事物和追梦的倾向考虑进去。”
“梦？你的学生们如何回答？”
“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梦？’所有的血迹和碎玻璃、烧得吱吱响的橡胶。这种纯粹的废物怎么办？对于一种文明处于衰败的意识怎么办？”
“怎么办？”我说。
“我告诉他们，他们看到的不是衰败，而是天真。电影摆脱了复杂的人类激情，向我们显示某种基本的东西，某种火热、响亮和迎面而上的东西。它是保守的愿望实现，对于天真朴实的渴望。我们希望重新变得不再矫揉造作。我们希望把丰富的经验，把世故及其责任颠倒过来。我的学生说：‘看看这些碾烂的肉体、这些断手断腿。这是什么样的无辜？’”
“你对此说什么？”
“我告诉他们，不能将电影中的撞车事故看做暴力行为。它是一种歌颂，一种对于传统价值观和信念的重新肯定。我将撞车事故与感恩节和七月四日独立纪念日这样的节日相联系。我们不哀悼死者或者庆祝奇迹。那些都是世俗乐观主义、自我歌颂时代的事儿。我们将会改进、繁荣、完善我们自身。请看任何一部美国影片中的每一次撞车事故。那可是像老式的特技飞行、机翼上空中行走那样精神振奋的时刻。上演这些撞车事故的人们，有能力捕捉轻松愉快的心情、无忧无虑的乐趣，而外国影片中的撞车事故是从来做不到这一点的。”
“对于暴力视而不见。”
“绝对正确。视而不见暴力，杰克，那样才会洋溢一种天真无邪和快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