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毒雾事件之后的第二次身体检查。报告的打印件上没有令人吃惊的数字。这一种死亡尚潜伏过深而无法窥见。我的医生桑达·查克拉伐蒂问起我两次匆匆做的体检，以往我一直害怕知道。
我告诉他我仍然害怕。他咧着嘴笑，等我说些什么妙语。我握了他的手就出门。
回家路上，我开车到榆树街，打算到超市稍停一下。大街上到处都是救护车，我看到远处好多人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一位戴臂章的人对我吹了一声哨子，然后走到我车子前面。我瞥见其他一些穿米莱克斯服的人。抬担架的人跑过大街。当那个吹哨子的人走近时，我可以看清他臂章上的字：SIMUVAC。
“退回去。”他说，“街道封锁了。”
“你们大伙儿肯定准备好了模拟行动吗？你们也许要等的是一次规模更大的泄漏事故。将你们的时间安排得靠后一点儿。”
“挪开，走开。你进入了暴露地段。”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会要你的命。”他告诉我。
我倒车离开了大街，把车停好。然后，我慢慢走回到榆树街，企图将自己装成是其中一员。我紧贴着商店的门面，混在技术人员和消防人员以及着制服者中间。到处是公共汽车、警车、小救护车。拿着电子设备的人们好像在试图探测辐射和有毒的坠尘。最后我走近扮演伤亡者的志愿人员，大致有二十个人，有脸朝下的，仰躺的，倒在路缘石上的，神态迷糊地坐在街上的。
我吃惊地看见自己的女儿竟在他们中间。她仰天躺在街的中央，一条胳膊伸出，脑袋歪向另一边。我简直不忍目睹。这难道就是她在九岁的年纪上对于自己的看法—已经成了一个牺牲品，正在努力完善她的技巧？她看起来多么自然，多么深刻地被大灾大难的念头所浸染。难道这就是她展望的未来吗？
我走过去，蹲下身来。
“斯泰菲？是你吗？”
她睁开眼睛。
“除非你是一个受害者，否则你不该到这儿来。”她说。
“我只是想弄清楚你没事。”
“如果他们看见你，我会有麻烦的。”
“这儿太冷，你会得病的。芭贝知道你在这儿吗？”
“我一个小时前在学校里报的名。”
“他们至少应该分发一些毛毯。”我说。
她闭上了眼睛。我又对她说了一会儿话，但是她不肯回答。她的沉默中没有一丝儿恼怒或者无所谓的迹象。只有诚心诚意。她在牺牲精神方面一向真诚。
我走回到人行道上。扩音机里一个男人的声音从超市的什么地方嗡嗡地传到街上。
“我想代表‘大灾善后公司’欢迎你们大家。我们是一家私营的咨询公司，设计和实施模拟疏散行动。我们联络了二十二个州政府机构，进行此次对付大灾的练习。我相信，这是未来许多练习的第一项。我们对付灾难的排练次数越多，我们在真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就越安全。生活似乎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不是吗？你连着十七天带了雨伞去上班，一滴雨也不下。你第一天把伞留在家里，就下起了破纪录的倾盆大雨。从没错过，是吧？这就是我们希望与其他方面一起应用的机制。好，往下说正事。当警报响起三声长音，数千名精心挑选的需要疏散的人员离开家和工作地点，上车到设施齐备的紧急隐蔽处。交通指挥员要立即进入电脑化的指挥站。最新的指示会在‘模拟疏散’行动的广播系统中发布。空气监测人员会布置在烟雾笼罩地带的沿线。今后三天内，奶制品检测员会在泄漏物摄入地带检测牛奶及随机抽样食物。今天我们不是模拟具体的泄漏事件。这属于全面性的泄漏或者溢出。它可能是带辐射的蒸汽、化学物小烟团、来源不明的烟雾。重要的事情是行动。把那些人弄出受灾地带。我们从滚滚浓雾的那个夜晚学到了很多。但是什么也无法取代计划的模拟行动。假如现实中插进来一次翻车事故或者某个伤员从担架上摔下来，请千万记住，我们此时此地不是来医治骨折或扑灭真的火灾。我们到此是来做模拟的。中途停顿在真的紧急事故中是可以死人的。如果我们现在学会了中途不停顿，那么将来真有事时，我们才能够不停下来。行了，当警报发出两声哀婉的尖啸，街头指挥就逐户搜索因疏忽而被留下的人。饲养的鸟类、金鱼、老弱病残，等等。五分钟，受害者们。你们所有这些营救人员要记住，这不是爆炸模拟。你们的受害人是吓坏了，而非受到外伤。把你们温柔的充满爱心的照料，留到六月份的核爆炸。我们还有四分钟，数数吧。受害者们，跛起来走路。请记住你们到这儿不要喊叫或东奔西跑：我们喜欢有克制的受害者。这儿不是纽约或者洛杉矶。轻轻地哼哼就够了。”
我决定不再留下来看。我回到车里，开车回家。当我在家门口停车的时候，警报响了三声。海因利希穿着反光背心，戴着迷彩帽，坐在前门台阶上。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大点儿的男孩。他有一副强壮结实的身板，肤色说不清是黑还是不算黑。我们的街上似乎没有人在撤离。海因利希看了一下夹纸板。
“有什么事？”
“我是街头指挥。”他说。
“你知道斯泰菲也在扮演受害者？”
“她说过可能要去。”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他们就选中了她，把她送上了一辆救护车。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如果她想做，她就应该做。”
“她好像很能调整自己进入这个角色。”
“将来有一天这能救她的命。”
“假装自己受伤或者死了，怎么能救一个人的命？”
“如果她现在这样做了，以后她也许不必再这样做。你越是练习某件事，它就越不可能真的发生。”
“这就是那个顾问说的话。”
“这是一种骗人的把戏，但它灵验。”
“这是谁？”
“这就是奥列斯特·墨卡托。他来帮我核查遗留物。”
“你就是要坐在一笼子致命毒蛇中的那位吗？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我要创纪录。”奥列斯特说。
“为什么你为了创纪录就愿意被杀？”
“杀什么？谁说过任何关于被杀的事？”
“你将被一些罕见的致命的爬行动物所包围。”
“就它们所做的事情而言，它们是最好的。我希望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上是最好的。”
“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在笼子里坐六十七天。需要这么多天才能打破纪录。”
“你是否明白，你是为了在一本平装书中写上几行而冒死亡的危险？”
他目光尖利地看着海因利希，显然是在责怪他，要他为这类愚蠢的诘问负责。
“它们会咬你。”我接着说。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我知道。”
“这些是真的蛇，奥列斯特。咬一口，就足够了。”
“如果它们咬人的话，一口就足够了。但是它们不咬人。”
“它们是真的，你是真的。一直有人被咬。蛇毒是致命的。”
“有人会被咬，但是我不会。”
我发现自己还在说：“你会的，你会的。这些蛇不知道你不相信死亡。它们不知道你年轻强壮，不知道你认为死亡会降临到除你之外的任何人身上。它们会咬人，你就会死亡。”
我停下来，为自己说话时的强烈情感而难为情。我吃惊地看见他瞧着我，怀着某种兴趣和某种勉强的敬意。也许我大喊大叫时用了太大的力量，向他证实了他的做法的分量，给他灌输一种难以驾驭命运的暗示。
“它们想咬人就咬人。”他说，“至少我一如既往。这些蛇是最棒的，能最快地致死。腹蛇咬我，我几秒钟内死去。”
“你急什么？你只有十九岁，你会发现几百种比被蛇咬死更好的死法。”
“奥列斯特”属于哪一类名字？我细看他的五官，他可能是拉美人、中东人、中亚人、黑皮肤的东欧人、浅肤色的黑人。他说话带口音吗？我不能肯定。他是萨摩亚人、北美土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吗？要知道不该向别人说什么话是越来越难了。
他对我说：“您躺在长凳上能够推举多少磅？”
“我不知道。不会太多。”
“你用拳头打过别人的脸吗？”
“也许一时冲动打过一次，很久以前了。”
“我一直盼着打什么人的脸。赤手空拳，竭尽全力，看看究竟感觉如何。”
海因利希像电影里的鸽一样呲咧着嘴。警报开始响起—两声哀婉的声响。两个男孩核对房子的门牌号时，我走了进去。芭比特在厨房里喂怀尔德吃午饭。
“他穿着反光背心。”我说。
“那是为了万一有烟雾的话，他就不会被逃跑的车辆撞上。”
“我不认为有人已经操心要逃跑。你感觉如何？”
“好些了。”她说。
“我也一样。”
“我想，是因为与怀尔德在一起，我的精神才振作起来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与怀尔德在一起时感觉也总是良好。这是不是因为快乐不粘牢在他身上？他自私，却不吝啬，是一种完全无限和自然方式的自私。在他扔掉一件东西、抓起另一件东西的方式中，有某种奇妙的东西。当其他孩子不去充分体会特殊时刻或场合时，我就恼火。他们让应该留住和品尝的东西溜过去了。但是，当怀尔德碰到这种情况时，我见到了天才的精神在起作用。”
“那可能是真的，但是他有另外一种东西让我情绪兴奋。某种我无法确切地说清楚的更宏大、更庄重的东西。”
“提醒我去问默里。”我说。
她舀了一匙子汤送到孩子的嘴里，一边做出让他模仿的表情，一边说着：“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一件事我必须问，‘戴乐儿’在哪儿？”
“忘了它吧，杰克。‘愚人金’或者随便什么别的名称。”
“残酷的幻象，我知道。但是，我想将药片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要它作为物证，就是‘戴乐儿’这种药确实存在。假如你的左脑死亡，我希望能够凭此起诉某个人。还剩下的四颗药片，它们在哪儿？”
“你是不是说它们不在暖气罩后面了？”
“是这么回事。”
“我没有动过它们，真的。”
“有没有可能你在生气或泄气的时候把它们扔掉了？我要它们，只是为了历史的准确性。就像白宫的录音带，它们进入档案馆。”
“你尚未被预先测试过。”她说，“甚至一颗药丸被摄入的话，也会有危险的。”
“我不想摄入。”
“不，你想的。”
“我们正在被哄骗离开泄漏物摄入地带。格雷先生在哪儿？原则上我也许要起诉他。”
“我们有过一个约定，他和我。”
“每星期二和星期五。‘灰景汽车旅馆’。”
“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保证过不透露他的真实身份。考虑到你的企图，那个保证得加倍做到。这更是为你好，而不是为他。我不会说的，杰克。让我们恢复自己的生活。让我们都来告诉对方，我们要尽一切努力。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
我开车到小学去，把车停在大门的街对面。二十分钟后，大约有三百来个小孩蜂拥而出，叫嚷着，欢笑着，随便地打闹着。他们说着精彩的骂人话，内容丰富和范围广泛的脏话，操着书包和绒线帽互相追打。我坐在司机座上打量这一大堆面孔，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贩毒者或性变态者。
我看见丹妮斯就按响了喇叭，她走了过来。今天是我第一次到学校来接她，她走到车前面看了一眼，目光锐利而警惕—这种目光表明她没有情绪来听分居或者离婚的消息。她仔细地看着我的侧面。
“是有关‘戴乐儿’的事。”我说，“这药和芭贝的记忆差错无关。事实上正相反，她服用‘戴乐儿’来改善她的记忆。”
“我不相信你。”
“为什么不相信？”
“因为你不会光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到学校来接我的。因为我已经发现无法凭处方买到这药。因为我与她的医生谈过了，他从未听说这药。”
“你打电话到他家里了？”
“打到他诊所。”
“对于一位全科医生来说，‘戴乐儿’太专业了一点儿。”
“我母亲吸毒吗？”
“你很精明，弄得清这种事情。”我说。
“不，我没有那么精明。”
“我们想知道你把那药物怎么样了。里面还剩几片药。”
“你怎么知道是我拿了呢？”
“我明白，你明白。”
“如果有人愿意告诉我‘戴乐儿’究竟是什么，也许我们会有点儿眉目。”
“有许多事情你不知道。”我说，“你母亲不再吃这药了。不管你因为什么理由要掌握这个药瓶，现在这理由再也算不上正当了。”
我们开车向西转了一圈，此时，我们正穿过学院的校园。我不由自主地将手伸进上衣口袋，取出墨镜，然后戴上。
“那么我就把它扔了吧。”她说。
以后的几天里，我试着做出各种各样的论证，有些论证编排得巧妙而复杂，几乎可以激动人心。我甚至把芭比特拉了进来，使她相信药瓶应该由大人经手。但是这女孩的意志特别富于反抗性。作为法定实体的她，她的生活是由旁人的讨价还价形成的；她决心遵循一种极其严格的准则，不允许妥协或和解。她要把东西藏到我们告诉她其中的秘密为止。
或许这样也好。此药毕竟会有危害。我是不相信轻而易举的办法的，什么吞咽那种东西就会解除我灵魂中一种古老的恐惧的说法。但是我又禁不住想起那碟形的药片。如果它有效，它是否可以对某些人而不对另外一些人有效？它是尼奥丁危害物的一种有益于健康的对应物。从我的舌头后面打个滚，往下进入我的胃里。药的核心部分溶解，释放有益的化学物进入我的血流，淹没我大脑中恐惧死亡的部分。药丸本身发生一次小小的向内爆破，一种聚合物内爆，然后悄悄地自行销毁。万无一失，精确并且考虑周全。
具有一张人脸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