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戴上墨镜，脸上摆出镇定自若的神气，走进教室。教室里有二十五个或三十个青年男女，很多人身穿秋令颜色的衣服，散坐在扶手椅、沙发里，以及米色的大地毯上。默里在他们中间边走边讲，他的右手潇洒地挥动。他看到我时羞涩地微笑。我靠墙站定，黑袍下的双臂交叉抱着，试图引人注目。
默里正说着一段发人深思的独白。
“埃尔维斯的母亲是否知道她儿子会夭折？她谈论暗杀，她谈论人生，这一类型和伟大明星的人生。人生是否都是安排得要早早地剥夺你的生命呢？这是症结所在，对不对？总还有些规则、准则在。如果你不能年纪轻轻就大彻大悟、从容不迫地去赴死的话，你就会被逼着消亡，好像在耻辱和羞愧中隐匿。她担心他的夜游。她想到了他可能从窗户跨出去。关于母亲，我有一种感觉：母亲们真的是洞察一切。民间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希特勒崇拜他的母亲。”我说。
一阵无言的聚精会神，只有在某种极度的寂静、内心的紧张中，才能见得到这情状。当然，默里仍然在走动着，不过更加故作姿态地在椅子之间穿来穿去，人们都坐在地板上。我抱着双臂，倚墙而立。
“埃尔维斯和格拉迪丝喜欢用鼻子挨着对方和相互依偎着抚摸对方。”他说，“他们睡在一张床上，直到他的身体开始发育成熟为止。他们总是相互说幼儿腔的话。”
“希特勒从前是一个懒惰的小男孩。他的报告单上尽是不及格的成绩。但是克拉拉爱他、宠他，给予他父亲没有给他的关心。她是个安静的女人，谦恭、笃信宗教，而且还是个好厨师和好管家。”
“格拉迪丝每天接送埃尔维斯上学。她在街头的小打小闹中护着他，训斥任何一个想欺负他的小男孩。”
“希特勒常常想入非非。他上钢琴课，画博物馆和别墅的素描。他常常呆坐在自家房屋周围。克拉拉宽容这些。他是孩子中第一个活过婴儿期的，她已经有三个孩子死了。”
“埃尔维斯向格拉迪丝倾诉衷肠。他把女友带来见她。”
“希特勒给他母亲写过一首诗。她的母亲和外甥女是两个最能控制他思想的女人。”
“当埃尔维斯参军时，格拉迪丝就病了，而且心绪不宁。她感觉到了某种东西，有关她自己的也许与有关他的一样多。她的精神器官上闪现的全是出毛病的信号：凶兆和忧愁。”
“大致上无可置疑的是，希特勒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妈妈的宝宝’。”
一个正在记笔记的年轻人，心不在焉地用德语喃喃自语：“Mutters?hnchen.”我警惕地看着他。然后，我一冲动就放弃了靠墙的位置，开始与默里一样在教室里踱来踱去，时不时停下来做个手势或侧耳倾听，向窗外凝视或仰望天花板。
“在格拉迪丝病情恶化时，埃尔维斯几乎无法忍受让他母亲离开他的视线。他在医院里守夜。”
“当希特勒的母亲病重时，希特勒在厨房里放一张床，以便离她近一点儿。他做饭，还打扫房屋。”
“格拉迪丝去世时，埃尔维斯哀伤过度，差一点儿崩溃了。他对着棺材中的格拉迪丝又是抚摩又是亲吻。他对她说着幼儿腔的话，直到她入土。”
“克拉拉的葬礼花费了三百七十克朗银币。希特勒在坟头号啕大哭，然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精神萎靡不振，自暴自弃。他感到极度寂寞。他失去的不仅是亲爱的母亲，而且是他对于家和家庭生活的感觉。”
“大致可以肯定，格拉迪丝的死，在‘猫王’世界观的中心引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她一直是他生命中的支柱和他对于安全的感觉。他开始从现实世界中引退，进入他自身死亡的状态。”
“希特勒在他的余生中，不能忍受待在任何靠近圣诞节饰物的地方—因为他母亲死在圣诞树旁边。”
“埃尔维斯发出死亡威胁，也接受死亡威胁。他外出吊丧，对不明飞行物感兴趣。他开始研究《度亡经》，即通常所说的《西藏死亡之书》。这是一本关于死亡和再生的指南。”
“多年之后，希特勒在自我神话和深不可测的感觉支配下，在奥伯索尔兹堡他的斯巴达式的简陋住处，挂了一幅他母亲的画像。他的左耳开始听到嗡嗡声。”
默里和我在靠近教室中央的地方擦肩而过，几乎撞上。阿尔丰斯·斯汤帕纳托走进教室，后面跟着几个学生，他们也许是被某种兴奋的磁波和空气中的某种狂热吸引过来的。正当默里和我相互绕个圈儿，回避目光的对视，向着相反方向而去时，他粗大的身躯坐进椅子。
“埃尔维斯完成了合同中的条款。无节制、自甘堕落、自我毁灭、乖张的举止、身体发胖和一系列自己造成的对大脑的损害，断送了他自己。他在人们传说中的地位是稳固的。他用以消除对他的种种怀疑的办法，是毫无必要地、可怕地、年纪轻轻地就去死。现在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他母亲也许在自己去世的好多年之前，就看到了这一切，像从十九英寸的电视屏幕上看起来一样清楚。”
默里快活地给我让位，自己走到教室的一个角落，坐在地板上，留我独自在房间里踱步和手舞足蹈，自信地沉浸在我关于权利、疯狂和死亡的职业氛围中。
“希特勒自称是虚无之中冒出来的孤独的流浪者。他吮着棒棒糖，喋喋不休地向人们自言自语和东拉西扯，好像语言来自世界另一头某个浩瀚之处，而他只是神示的中介人。不知他会不会在燃烧着的城市下面的元首府地堡里，回顾他登上权力宝座之初的岁月—这倒是饶有趣味的问题。他会不会想到一小批一小批旅游者，前来参观他母亲出生的小村庄，他与表兄妹们驾牛车、放风筝，度过一个个夏日的那个小村庄？他们来此，对于克拉拉的出生地表达崇敬之意。他们走进农舍，试探性地到处触摸。半大的小子们爬上房顶。后来，参观的人数开始增加。他们来照相，顺手牵羊地将小物件塞进自己的口袋。再后来，大队人马到来，乌合之众在院子里乱窜，唱爱国歌曲，在墙上、在家禽身上涂抹纳粹的标志。众多的人来到他的山上别墅，人是那么多，他只好待在屋里。他们拾拣他走过的小道上的卵石，带回家作为纪念品。众多的人来听他演讲，人群—他曾经称为他唯一的新娘的群众—被色情地鼓动起来。他说话时闭上两眼，紧握双拳，扭动大汗淋漓的身躯，嗓音变调，成了一种震颤的武器。‘性谋杀’，有人这样称呼这些演讲。人们终于被他的嗓音、党歌、火炬游行所蛊惑。”
我低头凝视地毯，默数到七。
“但是请等一下。这一切似乎是多么熟悉，多么与常情相近。人群到来，被鼓动起来，一触即发—人们渴望被鼓动得兴奋。这不就是常情吗？我们明白所有这一切。那些人群总归会有某种不同之处。它是什么呢？让我用古老的英语、古老的德语、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语，小声地说出这个可怕的词儿：死亡。众多的人群是以死亡的名义聚集起来的。他们到那儿悼念死者。游行队伍、歌声、演讲、与死者的对话、诵念死者的姓名。他们到那儿看火葬的柴堆和燃烧的轮胎，成千上万面旗子上下挥舞以示敬意，成千上万名穿着制服的人来吊唁。那儿有纵横的队列、精巧的背景、血红的旗子和黑色的军礼服。人群在那儿组成面对自身死亡的盾牌。加入人群，就是为了抵御死亡。脱离人群，就是作为个体的死亡冒险，即独自面对死亡。这是人群到那儿去的最重要的理由。他们到那儿去加入人群。”
默里走出教室坐下来，他的眼光中露出深深的感激。我得心应手地大谈权利和疯狂，让我的话题与一个绝对渺小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后者仅是一个坐在摇椅中放映电视片的家伙。这可不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我们都有一种氛围要保持；与一个朋友共享我的氛围，我正冒着风险，可能丧失那些使我的地位不容动摇的东西。
人们聚拢起来，有学生有教员，从听不真切的话语和盘旋头顶的声音所汇成的轻柔的喧闹中，我意识到，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群；倒不是我现在需要周围有人群，现在尤其不需要那样。死亡在此不折不扣地是一种专业性的东西。我与它在一起感到舒畅，我对它驾轻就熟。默里走到我身边，挥着手分开人群，陪同我离开了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