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学院的学费为一万四千美元，其中包括星期天的早餐费。我感到，这么一笔有分量的款子与图书馆阅览区内学生们摆放自己身体的姿势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他们以种种难堪的姿势坐在宽大的、带坐垫的椅子里，看起来就是某个家族集团或秘密组织的识别标志。他们或像胎儿似的蜷缩着，或展开四肢，或小腿外翻，或弓着背脊，或缠绕四肢像打了平结似的，有时候几乎头脚颠倒—每个姿势都是那样的别出心裁，看起来竟像是一场经典的哑剧表演，大有一种精心琢磨和祖传特技的味儿。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在梦境中闯入了远东地区，遥远得无法解释。但是，这不过是他们以一种允许的外在形式，正在说着经济学课程上的语言而已，正如年初的旅行车大聚会一样。
丹妮斯看着她的母亲剥去扎在口香糖外面的玻璃纸带，这种商店赠送的口香糖一盒十六片分开包装。当她转过身来看见前面餐桌上的通讯录时，她的眼睛眯了起来。这个十一岁小姑娘的脸完全是一副训练有素的遏制着愤慨的面具。
她等待了好长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玩意儿使实验动物致癌。”
“是你要我嚼这种无糖口香糖的，丹妮斯。这可是你的主意。”
“那时候纸盒上没有警告。现在他们印上一条警告，我简直不相信你会看不到。”
她正在把旧本子上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转录到一个新本子上去。不写地址。她的朋友都只有电话号码，是一个具有七位数意识的人种。
“两者之中任何一种办法我都乐于接受。”芭比特说，“完全有你来决定。我可以嚼含糖的和有人工色素的口香糖，我也可以嚼无糖无色而对耗子有害的口香糖。”
斯泰菲放下电话。“干脆不要嚼口香糖。”她说，“你想到过这样的办法吗？”
芭比特正在把鸡蛋打到一个木制的色拉碗里。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是在纳闷这女孩怎么能同时又打电话又听我们说话。我想说这是因为她发现我们的话有意思。
芭比特对姑娘们说：“注意，我要么嚼口香糖，要么抽烟。假如你们要我重新开始抽烟，那就把我的口香糖和薄荷桉叶糖拿走。”
“为什么你非要做这一件或者那一件事呢？”斯泰菲说，“你为什么不能两件事都不做呢？”
“为什么不能两件事都做呢？”丹妮斯说，脸上小心翼翼地不带表情，“你不就是要这样吗？我们终于全都如愿以偿，不是吗？除了明天我们想上学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还在那地方消毒什么的。”
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斯泰菲赶紧抓起听筒。
“我不是罪犯。”芭比特说，“我想做的全部事情，只不过是偶尔嚼一块那可怜的毫无味道的口香糖而已。”
“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丹妮斯说。
“也算不上罪行。我不过每天嚼两小块而已。”
“唉，你再也不能了。”
“可是我能，丹妮斯。我要这样。嚼嚼口香糖正好让我放松。你只是在无事生非。”
斯泰菲一脸恳求的神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她的一只手压住话筒。她不是用声音来说话，而是用口型来表达要说的话。
斯托弗家的人想来这儿。
“是大人还是孩子？”芭比特说。
我女儿耸了耸肩。
“我们不希望他们来。”芭比特说。
“回绝他们。”丹妮斯说。
我说什么呢？
“随便你说点什么都行。”
“只要不让他们到这儿来。”
“他们让人厌烦。”
“告诉他们待在家里。”
斯泰菲拿着电话机退了出去，看起来好像是用身体护着电话机，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兴奋。
“嚼一小点儿口香糖不可能有什么伤害。”芭比特说。
“我想你是对的。不要介意，仅仅是包装盒上的一则警告而已。”
斯泰菲挂掉了电话。“恰恰对你的健康有害。”她说。
“不过是几只耗子而已。”丹妮斯说，“我想你是对的。不必介意。”
“也许她认为它们只是睡觉时死了。”
“不过是些没有用处的啮齿动物，所以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大惊小怪？”斯泰菲说。
“我很愿意相信她一天只嚼两块口香糖，还有呢，她也太爱忘事儿了。”
“我忘记什么了？”芭比特说。
“没什么。”丹妮斯说，“别介意。”
“我忘记什么了？”
“尽管去大嚼口香糖好了，别在意那警告。我无所谓。”
我从椅子上把怀尔德托起来，在他耳朵上给了他一个响吻，他高兴地往外退缩。然后我把他安置在柜台上，就上楼去找海因利希。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捉摸塑料棋子的走法。
“还在与监狱里的那个家伙下棋吗？进展如何？”
“相当不错。我想我让他走投无路了。”
“你知道这个家伙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一直想问问。”
“譬如他杀了谁？这可是当今了不起的话题—对受害者的关怀。”
“你和这个人下了几个月的棋。除了他是因为谋杀而要终生监禁之外，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事？他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黑人还是白人？除了下棋之外，你俩还有些什么交往？”
“我们有时候互相传递便条。”
“他杀了谁？”
“当时他精神上有压力。”
“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里在不停地造房子。”
“所以他走到外面去，向什么人开了枪。他向谁开了枪？”
“铁城的某些人。”
“多少人？”
“五个。”
“五个人？”
“不算那个州警察，那是后来的事。”
“六个人。他对武器的嗜好是否已经痴迷了？他在六层的水门汀停车场旁边的小破屋里，是不是藏匿着其他武器？”
“有几支手枪和一支带望远瞄准仪的栓式步枪。”
“还有望远瞄准仪！他是站在公路立交桥上，还是从租来的房间里往外射击的？他是不是走进酒吧、自助洗衣店或者他原先干活的地方，然后开始不管见到什么人就乱开枪？人们四散逃开，躲到桌子底下去。外面街上的人还以为是听到了爆竹声。‘我正在等公共汽车，突然听到了这种像爆竹似的轻轻的噼噼啪啪声音响起来。’”
“他上了房顶。”
“好一个房顶射手。他那次上房顶射杀之前，有没有在自己的日记里写下一点儿什么？他有没有将自己的声音录下来，看几部电影，或者读几本关于屠杀群众的书，来温习一下自己的记忆？”
“录了音。”
“还真录音呢。他将录音带干什么了？”
“寄给他爱的人，请求原谅。”
“‘我身不自由已啊，亲人们。’受害者是否是完全的陌生人？还是他泄愤杀人？是不是他被解雇了？此前他是否幻听到了说话声？”
“完全的陌生人。”
“他是否幻听到了说话声？”
“电视里的说话声。”
“只对他一个人说的吗？把他一个人挑了出来？”
“那声音告诉他，要将自己载入史册。他二十七岁了，又失了业，离了婚，他的汽车还在被拍卖。他的时光正在白白流逝。”
“真是不依不饶、咄咄逼人的话！他怎样对待媒体？与很多人会面吗？常常给当地报纸的编辑写信吗？还想出版一本书什么的？”
“铁城根本没有媒体。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后来就太晚了。他说，如果必须全部重新做一次的话，他不会把它搞得像是一件普通的谋杀，他要把它搞成像是一次暗杀事件。”
“他会更加谨慎地挑选对象，杀死一个知名人士，引起注意，使之引起轰动。”
“他现在知道自己不会载入史册了。”
“我也不会。”
“可是你有希特勒研究专家的名声。”
“是的，我有此名声—我真有吗？”
“汤米·罗伊·福斯特有什么呢？”
“好吧，他在信中把这一切事情都告诉了你。你回信时说些什么呢？”
“我在掉头发。”
我看了他一下。他身穿运动服，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两只手上都戴着护腕。
“你知道你妈妈对于你通讯下棋会说什么？”
“我知道你会说什么。你正在说着呢。”
“你妈妈好吗？最近收到她的信吗？”
“她要我今年夏天到那个嬉皮士村去。”
“你想去吗？”
“谁知道我想干什么？谁知道任何一个人自己想干什么？对于这样的事你能有把握吗？这一切不就是一个脑化学的问题，一个大脑皮层中的电能问题，一个来来往往的信号问题？你怎么知道某件事情真是你想做的，或者仅仅是大脑中某种神经冲动呢？在大脑两个半球之一的这个无足轻重之处，发生了某种微不足道的小小活动，于是，我突然想到蒙大拿去，或者我就不想到蒙大拿去了。我怎么知道我是真想去，而并非仅仅是某些神经元在传递神经冲动什么的？也许这只是髓鞘意外的一动，突然我就身在蒙大拿，而且明白我本来并不真的想到那儿去。我无法控制自己大脑里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怎么能肯定十秒钟之后我想干什么呢？所以更无法知道夏天想不想去蒙大拿了。这都归结于大脑中的这种活动，你无法明白你作为一个人究竟是什么，也无法知道正好在或者正好不在传递神经冲动的神经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难道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汤米·罗伊·福斯特会枪杀这些人吗？”
早上我步行去了银行。我在自动柜员机上核查我的存款。我插进信用卡，输入密码，键入我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文件搜索和烦人的计算，屏幕上终于有气无力地出现了数字，它与我自己估计的大致相当。一阵阵解脱和感激的暖流通过我全身。这个系统赐福于我的生活。我感觉到它的支持和赞同。系统的硬件，坐落在某个遥远城市中一间上锁的房间里的中央处理机！多么令人愉快的交互作用！我体验到某种深深的个人价值—但是并非金钱，绝非金钱—已经被证实和肯定。一个精神错乱的人被两名武装卫兵从银行押走。系统是看不见的，这一点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与其打交道时更加令人烦恼。但是我们欢迎它，至少现在是这样。网络，线路，光束，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