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十月中旬开始艰苦的德语学习，坚持了将近整个学年。我作为北美希特勒研究最著名的人物，一直设法隐瞒不懂德语的事实。我既不会说和读，也听不懂，连最简单的句子也写不下来。希特勒研究中心我的同事当中，只懂一点儿德语的是极少数；其他人要么可以流利地使用这门语言，要么基本熟练掌握。学生没有学过至少一年的德语，就不能在山上学院主修希特勒研究课程。总之，我生活在奇耻大辱的边缘。
德语啊！肉滋滋、弯弯扭扭、又吐又喷、紫色和残酷的。你最终还得面对它。希特勒在巴伐利亚山区的一座城堡监狱里口授的又臭又长、狂吼怒号的自传，其关键的潜台词不就是他用德语表述自己时的艰难挣扎吗？语法和句法。人也许已经感到自身被不止一个方面束缚。
我做出了多种尝试来学好德语，认真地研究其词源、结构、词根。我感觉到了这门语言了不起的威力。我想说好它，把它作为一种魅力、一种保护手法来使用。我越是畏畏缩缩不学习实际的词汇、规则和发音，应该勇往直前的重要性就显得越大。我们犹豫不决不去碰的东西，似乎往往正是拯救我们自己的关键。可是，它的基本音素、发音吐字时粗鲁地喷吐的北方腔、命令式的口气，都让我一败涂地。我的舌头后部与上颌之间出现了什么东西，对于我试图说德国话的尝试着实是一种嘲弄。
我决心再试一次。
因为我已经取得了很高的职业地位，因为我的讲演听众很多、我的文章登载在著名杂志上，因为我在校园里日夜穿着学袍和戴着墨镜，因为我六英尺三英寸的躯体重达两百三十磅，而且长着大手大脚，我知道必须对于自己去上德语课的事保守秘密。
我联系到一个不属于学院的人，是默里·杰伊·西斯金德曾经对我谈起的某个人。他俩都在中溪镇那幢绿屋顶房子里寄宿用膳。此人五十多岁，走路时微微拖着脚步。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稀少，脸上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他把衬衫袖子卷到小臂上，露出里面的保暖内衣。
他的肤色是那种我称为肉色的颜色。他名叫霍华德·邓洛普。他说他以前是个按摩师，却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再操此行当的理由；他也不说何时学会了德语或者为什么要去学—他的举止中有某种东西阻止我发问。
我们坐在他寄宿公寓黑暗拥挤的房间里。一个熨衣架支起来放在窗前。食品柜上放着一些缺口的搪瓷盆和厨房用具。家具寥寥而且不成套，好像还是拣来的。房间四周摆着基本的生活用品。没有罩的取暖器、盖着军用毯子的小床。邓洛普坐在一把靠背直挺挺的椅子边上，口中喃喃地涌出语法的基本规则。当他由英语改说德语时，好像他喉头中有一根带子被缠绕了起来。一种突如其来的情感进入他的嗓音，叽里咕噜的声音听起来就像野兽正在发怒。他瞪我并且做手势；他声嘶力竭地叫；他好像马上要窒息了。声音从他舌头的中心部位喷涌而出，刺耳的噪音湿漉漉地富于激情。他这时仅仅在演示某些基本的发音方法，但是他脸上和嗓音中的变化使我认为，他是在不同的生存层次之间闯出一条路。
我坐在那里记笔记。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当我请求邓洛普不要和任何人谈论我的德语课时，他略略耸了一下肩膀。我突然想到，他就是默里所描述的他舍友中那个从来足不出户的男人。
我在默里的房门口停下来，邀请他到我家吃晚饭。他放下手中的《美国易装癖者》杂志，套上了灯芯绒茄克。我们在门廊耽搁了好长一会儿，好让默里告诉坐在那里的房东，二楼浴室有一个水龙头漏水了。那房东个子很大，脸色红润，壮实得好像要爆炸，甚至我们在旁边瞧着的这工夫，他也似乎正在发心脏病。
“他会去修的。”我们步行去榆树街的路上，默里说，“他会在最后把一切都修好的。他对于城里人连名称也搞不清的所有那些小工具、装置和设备，摆弄起来都得心应手。这些东西的名称只有在外省市、小城镇和乡下才有人晓得。真糟糕，他是这么个偏执的人。”
“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偏执的人？”
“会修理东西的人一般都是偏执的人。”
“你指什么呢？”
“想一想所有到你家里来修过东西的人。他们都是些偏执的人，不是吗？”
“我不知道。”
“他们开着运货小卡车，车顶上带一把伸缩梯，反视镜上挂着个塑料小玩意儿摇啊晃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默里。”
“这是显而易见的。”他说。
他问我，躲过了这么多年难关之后，为什么挑选今年来学德语。我告诉他，明年春天山上学院要举行一个希特勒研讨会，进行三天的演讲、讨论和分组专题会议，有来自十七个州和九个国家的希特勒研究学者，真正的德国人也出席会议。
家里，丹妮斯把一袋湿淋淋的垃圾放进厨房的垃圾压缩机里，然后开动机器。撞锤往下打击时，发出一声可怕的嘎吱声，充满了令人恐怖的感觉。孩子们在厨房里走出走进；洗涤槽里龙头滴着水；门口的洗衣机里衣服在翻滚，默里好像很注意里边偶然翻出来的小网袋。金属被压得吱吱响，瓶子爆破，塑料压扁。丹妮斯仔细地听着，确定这乱七八糟的吵闹声包含的是正常的声音，那就表明压缩机在正常运转。
海因利希在电话上对某个人说：“动物始终在乱伦，因此这怎么能算不自然呢？”
芭比特跑步结束后回家，她的运动服都湿透了。默里穿过厨房来与她握手。她一屁股坐进椅子，扫视房间想找怀尔德。我看着丹妮斯，她心里正在把她妈妈淌水的衣服与她扔进压缩机里的湿垃圾袋做比较。我可以从她的眼睛里看出这一点。这是一种具有讽刺的联系，属于生命的第二层次，超感觉闪念和生存的细微浮动，出人意料地形成的细小联系。它们使我相信，我们无论大人和小孩，都是某种魔术所为，共享不可言喻的事物。
“我们必须把水煮开。”斯泰菲说。
“为什么？”
“收音机里说的。”
“他们总是说要把水煮开，”芭比特说，“这是新事物，就像朝刹车方向转动方向盘。现在怀尔德来了，我想我们可以吃饭了。”
那小孩摇摇晃晃地行进，大脑袋不断摆动。她妈妈看着他走过来，一边做出欣喜的鬼脸，这是因为快乐而装出来的怪样。
“中微子从地球对穿而过。”海因利希对着电话说。
“是，是，是。”芭比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