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利希前额的头发已经开始往后秃了，我为此纳闷。难道他妈妈怀他时服用了某种渗透基因的药物？我在什么地方犯了错？难道我养育他长大的地方，附近竟是我不知道的化学物倾倒场，有夹带工业废料的气流通过，可以引起头皮退化，造成灿烂的日落？（人们说，三四十年前，这一带的日落远非如此精彩。）人对于历史和自己的血统犯下的罪孽，已经被技术和每天都在悄然而至的怀着鬼胎的死亡搞得愈加复杂了。
这男孩今年十四岁，常常心事重重和难以捉摸，但是有时却百依百顺得令人不安。我有一种感觉：他二话不说就服从我们的愿望和要求，是他个人的一种谴责手段。芭比特担心，总有一天，他会在一间垒起掩体的房间里，向着对面空无一人的林荫道端起自动步枪扫射几个来回，并赶在手持双统重武器或身穿防弹衣、拿着手提扩音器的特种警察部队来抓他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
“今天晚上要下雨。”
“现在就在下雨。”我说。
“收音机里说今晚。”
这是他喉咙痛和发烧后第一天回校上课，我驾车送他到学校。一个穿黄色油布雨衣的女人挡住了交通，让一帮小孩儿过马路。我想象她出现在一个推销龙虾汤的广告里，正脱掉油布帽子走进欢快的厨房，而她的丈夫，一个只能再活六周的小个儿男人，正站在一锅冒汽的龙虾浓汤之前。
“看看挡风玻璃上，”我说，“那是不是雨？”
“我只是告诉你他们说的话。”
“仅仅因为收音机里这样说了，并不意味我们必须放弃我们感觉到的证据。”
“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感觉错误远比正确多，这一点已经在实验室里得到证实。所有那些原理都说没有一样东西是它表面上的样子，你不知道吗？在我们的大脑之外，是不存在过去、现在或者未来的。所谓的运动规律都是大骗局。甚至声音也能欺骗我们的头脑。仅仅因为你没有听到某种声音，并不意味它不存在。狗可以听到它，别的动物可以听到它。我肯定还有些声音甚至狗也听不见，但是它们存在于空气中，存在于声波中，也许还永无休止。音调非常非常高的声音，来自某个地方。”
“现在在下雨，”我说，“或者不在下雨？”
“我不愿意被逼着非说不可。”
“假如有人用枪顶着你的脑袋，你说不说？”
“谁？你吗？”
“某个人，某个带墨镜、穿军用雨衣的人。他用枪顶着你的脑袋说：‘现在在下雨，或者不在下雨？只要你说出事实，我就把枪拿开，坐下一班飞机离开这里。’”
“他要的是什么样的事实？他要的是几乎以光速飞行在另外一个星系里的某个人说的事实吗？他要的是身处中子星轨道中的某个人说的事实吗？假如这些人能够从望远镜里看见我们，我们也许看起来只有二英尺二英寸高，而且也许是昨天而不是今天在下雨。”
“他拿枪顶着的是你的脑袋，他要你说出事实来。”
“我说的事实有什么用处？我说的事实一文不值。假如这个持枪的家伙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太阳系里某个星球，那怎么办？我们称为雨的东西，他叫肥皂。我们叫苹果的东西，他称为雨。所以，我该告诉他什么呢？”
“他的名字叫弗兰克·J.斯摩利，来自圣路易斯。”
“他想知道此时，就这一分钟，是不是在下雨？”
“对，此时此地。”
“有没有此时这样的事呢？‘此时’，在你说话的工夫来了又走了。假如你所谓的‘此时’在我说话时已经变成了‘那时’，我怎么能够说此时在下雨呢？”
“你说不存在过去、现在或未来。”
“只存在于我们的动词中，那是我们发现它们的唯一地方。”
“雨是一个名词。此地，就在这个确切地点，在你选择回答问题的两分钟里的任何时间上，是否有雨？”
“如果你想说的是这个确切地点，而你身处显然在运动着的车子里，那么，我想这就是讨论的困难之所在。”
“就只要你给我一个回答，行吗，海因利希？”
“我能做的最多是做一个猜测。”
“要么在下雨，要么不在下雨。”我说。
“绝对是这样，这就是我全部的观点。你只能猜测。一面是六个，另一面是半打。”
“但是，你看见在下雨。”
“你看见正在天空中移动的太阳。但是，究竟是太阳在天空中移动，还是地球在转动呢？”
“我不接受这样的类推。”
“你肯定那是雨。你怎么知道它不是从河那边的工厂散发出来的硫酸呢？你怎么知道它不是来自中国的一场战争的坠尘呢？你要求得到一个此时此地的回答。但是此时此地，你能证明这东西就是雨吗？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雨就真是雨呢？况且不管怎么说，雨是什么？”
“雨是从天空中落下来的东西，它把你身上弄成所谓的湿。”
“我身上不湿，你湿吗？”
“行了，”我说，“好极了。”
“不必如此。严肃地说，你身上湿吗？”
“真是妙极了。”我对他说，“关于不确定性、随意性和混乱的一大胜利，科学的辉煌一刻。”
“挖苦吧。”
“诡辩家和吹毛求疵者可以津津乐道他们的辉煌一刻了。”
“说吧，挖苦吧。我不在乎。”
海因利希的母亲现在住在一个嬉皮士村里。她用了黛维妈妈的称呼，处理棘手的事情。这个嬉皮士村位于蒙大拿州一个现名为达拉姆萨拉珀市的郊区，这儿从前是炼铜的城镇，叫塔布市。这样的地方照例谣言四起：性自由、性奴役、毒品、裸体、肮脏、思想控制、逃税、猴子崇拜、折磨、缓慢可怕的死亡。
我看着他在倾盆大雨中走向学校大门。他故意慢慢地行动，在门口外十码的地方脱掉他的迷彩帽。在这样的时刻，我发现自己以一种动物式的拼命精神爱他，感到有必要将他置于自己的外套下，把他紧紧地搂在胸前，让他待在那里，保护他。他好像给自己带来一种危险，这种危险在空中集结，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跟随着他。芭比特烤制他喜欢吃的小甜饼。我们看着他坐在书桌前，这是一张没有上漆的桌子，上面堆着书和杂志。他夜里弄得很晚，钻研他与关在州监狱的一个杀人犯通信下棋中的棋步。
第二天，天气晴朗暖和，山上学院的学生们坐在草地上和宿舍窗户前放录音，晒太阳。这气氛里有一种惆怅的夏日梦幻，这是最后一个令人懒洋洋的日子，是可以再一次光着手脚，享受刈割过的三叶草地芳香的机会。我走进杜普莱克斯文科楼，这是我们最新的一幢有两翼的建筑，外表覆盖着一层海蓝色的电镀铝，反射出天上的云彩。下层是影剧院，地面呈斜坡，铺着深色的地毯，设有两百个带绒垫的座位。我坐在第一排尽头光线不足的地方，等候我的高年级学生来上课。
他们都是主修希特勒研究的学生。我仍在教授的唯一课程称为纳粹主义高级研究，每周三小时，仅对高年级成绩优秀的学生开设。这门课程旨在培养以历史观、严格的理论性和成熟的观察力，对法西斯独裁具有广泛而持久的魅力这一现象进行剖析，重点分析游行、集会和制服癖，可得三学分，要求写书面报告。
每学期我都安排放映一些背景资料的影片，包括宣传电影、纳粹党大会上拍摄的场面、报道体操和登山运动员游行的神秘史诗影片剪辑—我把这些汇总，编辑成一部印象主义的八十分钟新闻片。群众性场面占了大部分内容：成千上万人在戈培尔演讲后聚集在体育馆外面的特写镜头，人山人海，蜂拥而上，人头攒动，交通堵塞。大厅里悬挂着旗、吊丧花圈和骷髅徽章。成千上万打着旗子的人排列在一道道冷峻的光束前，一百三十盏防空探照灯的灯光垂直对着天空，形成了一幅好像是追求几何图案的场景、某种强烈的大众欲望的形式标志。没有旁白，只有吟颂、歌唱、演讲、喊叫、欢呼、谴责和尖叫的声音。
我站起来，在剧场前面中间过道正对出口的地方站立着。
他们从外面太阳底下走进来，有的人穿着限量定制的T恤和毛葛料子的日常短外裤，有的人穿着休闲针织毛衣，也有的人穿着考究的马球服和条纹橄榄球服。我看着他们坐下，并注意到他们克制的恭敬和不明确的期待。有些人带了笔记本和笔形手电筒，有些人带了放讲演材料的鲜艳的文件夹。我听见了低低的说话声、纸张翻动的声，以及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坐下时座位嘭嘭作响的声音。我斜靠在窗台前面，等候最后几个人进来，请某一位关上门挡住骄淫的夏日。
很快就安静下来了。现在该我发表开场白。我让这安静维持了一会儿，然后把我的手臂从学院袍子的褶皱里伸出来，以便做手势时自由一些。
影片放映结束时，有人询问关于暗杀希特勒的秘密计划。讨论转到一般意义上的阴谋。我发现自己在对集中在教室里的人说：“一切阴谋都会走向死亡，这是阴谋的特性。政治阴谋、恐怖主义阴谋、爱情阴谋、叙事的情节谋划、儿童游戏中的计谋，概莫能外。每一次我们策划阴谋时，我们就一步一步接近死亡。它好像是我们必须签署的合同，阴谋策划者和阴谋的对象都无法逃避。”
这是真的吗？我为什么要说这话？这话究竟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