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旅行车排成一条闪亮的长龙，鱼贯穿过西校区，然后缓缓绕过橘黄色的工字钢雕塑，向宿舍区行进。旅行车的车顶上满载着各种各样的物品，小心地绑着的手提箱里塞满了厚薄衣服；盒子里装着毛毯、鞋子、皮靴、文具书籍、床单、枕头和被子；有卷起的小地毯和睡袋；有自行车、雪橇板、帆布背包、英式和西部牛仔式的马鞍、充了气的筏子。当车子减速缓行并终于停下时，大学生们立即跳下车，冲到后面的车门，开始卸车内的东西：立体音响、收音机、个人电脑；小冰箱和小拼桌；唱片盒和音带盒；吹风机和烫发夹；网球拍、足球、冰球和曲棍球杆、弓和箭；管制物品、避孕药丸和器具；还有形形色色仍然装在购物袋里的小吃—葱蒜味土豆片、辣味干酪玉米片、焦糖奶油小馅饼、名叫华夫洛和卡布姆的早餐食品、水果软糖和奶油爆米花；达姆汽水和“神秘”薄荷糖。
这样的景致，二十一年来每年九月我都能见识一次。每次无一例外都是一个精彩的节目。大学生们滑稽地喊叫着互相招呼，情意绵绵地跌进对方的怀抱。他们总是言过其实地吹嘘自己在暑假中怎样无法无天地寻欢作乐。父母们站在车子旁边，被太阳晒得头昏眼花，从各个方向看着他们自己的形象。煞费苦心晒黑的皮肤。精心打扮的面孔和滑稽的表情。他们感觉到一种新生和一种共识。女人们饮食严格，因而身材苗条，表现出活泼有生气的样子，还说得上很多人的名字。她们的丈夫心甘情愿地安排时间，不经意但是也不发牢骚，为父有成，浑身上下透出一股投了大宗保险的神气。现下的这个旅行车大聚会，如同他们一年里会做的任何事情，比起正式的礼拜仪式或法律条文，更明确地让这些父母明白，他们是一群思想上相仿和精神上相连的人，一样的民族，一样的国民。
我离开办公室，下山进城。城内有些房子建有塔楼和两层高的门廊，住户们坐在古老的枫树的阴影下。这里还有希腊复古式和哥特式的教堂。一所疯人院有一条细长的柱廊、带花饰的老虎窗和陡峭的房顶，最上面是凤梨状的尖顶饰。芭比特、我和我们以前结婚所生的孩子，住在一条安静街道的尽头，这里先前是一片坑坑洼洼的林地。后院的远处，下面有一条高速公路。每到晚上，当我们歇息躺到黄铜床上时，就能听到稀稀拉拉的车辆飞驰而过，遥远、平稳和低沉的声响萦绕在我们的睡眠中，好像死去的灵魂在梦际喋喋不休。
我在山上学院任希特勒研究系的主任。1968年3月，我创建的北美希特勒研究系开张，那是一个寒冷、晴朗，偶尔会有一阵东风的日子。当我向校长提议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研究希特勒生平和事业的系，他立刻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此事马上轰动一时，成了成功之举。校长后来当上了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的顾问，直到他去世—当时他正坐在奥地利的一辆上山吊车中。
在第四大道和榆树街的十字路口，汽车左拐就能到达超级市场。一名女警察蜷伏在盒子一样的汽车里巡视该地区，查看是否有违章停车、超速行驶和过期的验证。全城的电话线杆上，都贴着自撰的寻找猫狗的启事，有的还是小孩子的笔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