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之后，我病了一段时间。伊莉拉十分担心，把我的小刀和毛刷都拿走了，等到我恢复理智才拿回来。我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对食物也没有胃口。伤口肿胀开裂，我因此发烧。伊莉拉替我敷好药膏，伤口慢慢愈合，病情这才有点起色。不过我的手臂留下的一道伤疤，从猩红色逐渐变成白色，直到今天仍在。她像地狱的恶鬼一样，无时无刻不守护在我门口；头一天稍晚的时候，我丈夫进来问候我的健康状况，他出去之后，我听见他们在门外吵起来。但毫无疑问，他们两个永远都不会战胜对方。
不久，我恢复了平静。我开始问她，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的描绘很生动，把我逗乐了。
“他想要一个孩子。现在他开始明白了，他光顾戳你兄弟是生不出孩子的。”
“但是……”
“没有但是。像你所说的，他和你达成了一笔生意，你允许他执迷不悟。托马索只是个兼职的妓女，而你是这房子的女主人。他最好像对待女主人一样对待你。”
她耸耸肩。“你应该去听听他们怎么谈论你，他们既希望你是圣母，又希望你是荡妇。我不知道他们究竟喜欢哪个。”
我们两个都知道，和他作对不是获得自由的捷径。
“好吧。”我说，“我想，无论你心里在想什么，上帝都会看到的，他会知道你是个好人，他会用仁慈的眼光看待你的。”
她瞪着我说：“哪个上帝？你的，还是那个修道士的？”
她是对的。我小的时候，一切都很简单，只有一个上帝；虽然他愤怒的时候声如响雷，但当我深夜向他诉说的时候，他的慈爱也会让我温暖起来。我学到的越多，这个世界就变得越复杂异常，他也越来越宽容，接受我的知识，和我一起快乐。因为无论人们取得什么成就，最直接和最深层的原因在于上帝。但这似乎不再正确了。现在，取得最大成就的人，看起来和上帝，或者说这个统治了佛罗伦萨的上帝最是对立。这个上帝被魔鬼绊住了，没有时间来欣赏美丽或者奇迹，我们所有的知识和艺术被指责为供魔鬼藏身的地方。现在我不知道哪个上帝是真的，只知道哪个上帝更加大声。
“有些东西你应该看看，我等这一刻好久了。”
她拉着我，走出我那洞穴般黑暗的房间，摸着墙壁来到一个小房间，那是计划当婴儿房的。
她从衣袋中掏出一把钥匙，把锁打开，推开门。
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新潮的工作室：一张书桌，一个石水槽，旁边有几个小桶；窗边的桌子上摆着一排贴有标识的瓶子、盒子和包裹；接着是各种大小的画刷。紧挨着的是一块斑岩砚台，两大排各种尺寸的木板，上好了油漆，随时可以开始在上面作画。
“你生病的时候，他布置了这些东西。我把那些从你的箱子里拿过来。”她指着我那本卷边的切尼尼的札记，“是那本，对吧？”
我默默地点头，走到桌子旁边，撕开几个盒子的贴条，把手指伸进那些粉末中去：深黑色、托斯卡纳的藏红花提炼成的金黄色，还有一块深黄色的铅锡矿石，有了它，可以调配出画上百棵树和其他植物所需要的绿色颜料。这么多颜料就像风雪后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这个冰封的城市上，让我震惊。我微笑着，眼里噙满泪水。
如果我丈夫和我之间没有爱情，那么，至少我能拥有这么多画画用的材料。
室外冰雪融化，大地回春，我做起一桌颜色的盛宴，手指生出老茧，也被颜料染黑了。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从调配色料到磨光木板，伊莉拉都帮着我。没有人打扰我们。我花了五个星期中的大部分时间，把自己的《天使报喜》搬到木板上去。我的精力投入到圣母旋转的裙褶中去，给地板涂上深赭色，又让加百列戴上一个金叶做成的冠饰，在黑色边框的衬托下显得光彩夺目。就这样，我忘记了丈夫和哥哥给我带来的痛苦，治愈了自己。
尽管如此，我们第一次出去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跳。那时已是暮春了，这座虔诚的城市显得非常沉闷。念珠撞击的声音取代了妓女嗒嗒作响的鞋跟，街上只有那些竭尽所能拯救人们灵魂的男孩。我们在广场碰到一群这样的男孩，正在进行演练：一群只有八九岁的男孩扮演着上帝的军队，家长在旁边为他们加油；伊莉拉说这些家长为了把孩子打扮得像天使，不惜买来成捆成捆的白布。就算是富人也穿得朴素异常，所以这座城市的五颜六色被漂白了，变得很单调。那些在城里进进出出的外国商人为这变化感到吃惊，但他们不能确定，他们究竟见证了一个人间天国，还是某些事情正在变得更加邪恶。
教皇似乎没有类似的疑问。伊莉拉带回来的谣言说，教皇在梵蒂冈教廷册封他的情妇，像分发糖果一样，把各地红衣主教的帽子派给他的私生子。法国国王领着他的军队横扫那不勒斯之后，没有进军耶路撒冷，而是回到了北方。但亚历山大四世并非一个软弱的教皇，无法忍受第二次被占领的侮辱；他号召起一支城邦联合军队，将他们打得夹着尾巴逃了出去。
但有一个例外。萨伏那罗拉在大教堂的讲经坛上宣布，佛罗伦萨没有参加战争的义务。梵蒂冈是什么？梵蒂冈无非是一个更加富裕腐朽的修道院，也是一个等待他去肃清的地方。
在这座城市被冰封的那些漫漫长夜，柯里斯托佛罗和我曾深入讨论过这次战争。萨伏那罗拉富含敌意的虔诚威胁到的不仅是教皇的生活方式，还有整个教会的结构。这是惟一能阻止他的玄机所在。过去几个月来，佛罗伦萨内部反抗萨伏那罗拉的力量如同洪水来临时的泥屋那样倒塌下去。当一个政府已经站稳脚跟的时候，只有野蛮和愚蠢的人才会起来直接反抗它。他认为保持异议是在野的最佳艺术。
但现在，那些不当权的人也已经默不作声了。一度被当成新知识的骄傲和快乐的柏拉图学园已经被关闭了。它最大的一个支持者公开投靠萨伏那罗拉，准备宣誓加入多明我教会。
这些谣言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庭。
对白色的嗜好会使圣十字教堂的染缸开工锐减。我记得河边那些骨瘦如柴的小孩，记得他们染满颜色的皮肤。将颜色从衣服上去掉，相当于夺走那些工人的饭碗。虽然萨伏那罗拉口口声声宣扬平等，但他对穷人如何自力更生、致富发家毫不知情。我丈夫也是这么认为的。我得承认，在我们的对话中，很多次我惊奇地发现，要是他对权术有兴趣，由他来治理国家，可不知道要比那些小屁孩好上多少倍。
但最终，对染工的伤害也就是对我爸爸的伤害，虽然他远比那些工人富有，但家财再大，终究也会坐吃山空。
我一想起他们，当然立即就想起了那个画家。现在我也能熟练地使用毛刷了，我们要是在一起，该有多少共同语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