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媒体见面》(Meet the Press)的主持人比尔·门罗严肃地盯着摄像机，向观众介绍着威廉·H·马斯特斯医生和弗吉尼亚·E·约翰逊“这对夫妻档研究组合”。他们颇受期待的著作《同性恋研究》(Homosexuality in Perspective)是1979年4月22日那个周日的主要话题，全国广播公司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电视节目上标注了警示标志。“也许我应当警示我们习惯了通货膨胀、能源以及政治话题的观众，今天可能会涉及一些会引起他们反感的话题。”门罗建议说。
在数百万观众面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相邻坐在桌子前，一起准备着迎接他们的提问者。门罗很快就切入了这本书最具新闻价值的部分。以下一段话击中了两位研究者内心的不安之处。
门罗先生： 我想你们一定把它视为一个关键性的发现，它让有些人觉得惊讶，有些人则之前就单纯地表达着不同意见。而这个发现却可以让你们改变那些想要从同性恋转为异性恋的人。另外在你们的发现以及病例中，失败率仅为1/3，这是否比以往任何人所报道的失败率都要低？
马斯特斯先生： 事实上这是真的，但是有人会赶紧质疑，就像我们在发表的文章中明确表明的那样，我们对于那些纳入治疗的个体选择性非常高。
在一段商业广告之后，《华盛顿邮报》的医学作者维克托·科恩询问约翰逊，“对于绝大多数同性恋患者，你是否认为同性恋是后天学会的一种行为方式，而不是化学或者遗传相关的某种东西？”科恩好奇地问，“当自己的孩子暴露在一位同性恋老师面前时，作为家长是否应该为此担心？”
吉尼给了一个漫无边际、多少有些不切题的回答，这是她以往每当不确定的时候都一贯使用的方法。
“当然是学来的——这其实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并且至今为止我们没有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担心害怕的问题，或者说这不应该是人们害怕的原因。”约翰逊回答道，“如果像这样的事情可以通过学习而学会，那么家长希望他们孩子学会的、了解的、将来要成为的以及要做的，同样也是可以通过学习而得到的。”
当科恩要求吉尼进一步阐明她模糊的陈述时，比尔插了进来。他的回答自信而明确，而且声音清晰直接。
“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是同性恋，同样也并不是生来就是异性恋。”马斯特斯讲解道，“我们生下来就是男人或者女人，是有性别的个体。我们慢慢了解了自己的性身份以及性取向，同性恋、异性恋、双性恋，或者有时也会自愿改变自己的性身份。”
在《与媒体见面》节目尾声的时候，科恩力图询问更多关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改变疗法的细节内容。他再次看向约翰逊，也许是因为知道治疗通常是她负责管辖的范围，而不是她丈夫。
“在你们的治疗中所描述的这一非常有趣的小组——改变后的同性恋——那些在你们的帮助下改变或逆转成为了异性恋的人，你已经拥有随访好几年的几个病人。”科恩说，“相比较之下，他们看上去快乐满足吗？他们之中有人结婚吗？他们是否有人生了孩子？”
约翰逊再次陷入了挣扎。
“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人。”她说，“对于将他们纳入治疗的特定阶段，我们有一个标准——”
“但这些人——”科恩打断道。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是这样。”约翰逊说，“事实上，我认为对于这一特定人群，总体失败率在12%左右。”
比尔突然打断了她的话。
“事实是，改变或逆转失败的比例是35%。”马斯特斯纠正道。
此刻约翰逊有些慌张了。“对不起，这是另一个——”
不太耐烦的马斯特斯再一次插了进来。
“对于你的问题回答是，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在前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这样的人大约占到2/3。”马斯特斯解释说，“在那些治疗成功的人之中，有一些在之后结了婚。被视为非失败的案例在5年的随访过程中病人都反馈说治疗一直很有效果，令他们身心舒适，而且拥有异性性生活。”
意识到记者可能希望获得更多他们在改变病人中成功的证据，马斯特斯另外说道：“我们还会继续随访他们的情况。”对于他们所谓的改变以及“习得行为”是否可以被证实，美国人在这件事上也只能依靠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言论了。
“非常感谢，马斯特斯医生和约翰逊医生。”门罗最后说道，又一次重复着这个关于吉尼头衔的错误，“感谢你们参与今天的《与媒体见面》。”
电视节目很难真正评判《同性恋研究》。这本书一直被吹捧为一项涉及超过300名同性恋男女长达14年之久的里程碑式研究。当它终于在1979年春天问世的时候，他们的出版商声称这本450页的新书将“彻底改变人们目前对同性恋的看法”。马斯特斯将它称为“凳子的第三条腿”——他们在性爱研究领域出版的三部曲的顶点。他们之前的教科书主要关注异性结合，对于同性恋只是一笔带过。在同样的临床观察之下，这本新书将刻画出同性恋男女性行为的生理反应及性心理活动。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开始研究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只是听说过同性恋的存在。“同性恋者”一词并不是一个日常用语，顶多只是地下酒吧以及秘密社交圈的一个暗语。在圣路易斯周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费尽周折才找到了一些同性恋者来参与合作。然而，当消息被媒体传开之后，有些人主动联系了诊所，愿意成为他们研究的志愿者。“在读了1970年12月《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之后，我就开始确信，在职业追求过程中，你是真诚的，并非哗众取宠。”一位签了自己名字、声称自己表面上是异性恋其实尚未“出柜”的28岁印第安纳男子写道，“我相信，我会被归为同性恋者，尽管我从未被专业人士下过这样的诊断。”
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又一次对那些深受性问题困扰的人们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作为一名医生，比尔似乎特别确信自己的疗法会在这些极具挑战性的病人身上发挥效果。“他会说，‘这都是些不幸福的男男女女——有时会深受同性恋这个问题的困扰。’”罗伯特·科罗德尼回忆说，“这群人极其想要做出某些改变，从而减轻自己的压力，让生活变得轻松一些，去除一些负担。”
在《同性恋研究》一书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将他们的发现适当地放在了社会环境之中。乔治城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小H·特里斯特瑞姆·恩格尔哈特博士在其所写的序言中用一些近乎高贵的话语描绘了他们的发现，比如“可以让一个灵魂愉快而充满爱地触及另一个灵魂的身体框架。”恩格尔哈特强调了西方文化的表里不一，并且提出为什么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以及《会饮篇》中所描绘的古代希腊人可以“将同性恋描绘成爱与性的典范，(然而)英国法律却把它视为一种罪恶，人们甚至都不能提及它的名字。”他想知道影响了这么大一个群体的同性恋为什么会被“蔑视、谴责以及虐待”。
尽管有些古代人把同性关系看作是良性的，但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让人们开始无法忍受那些超越生殖性生活以及婚姻标准的东西。对于那些害怕失去不朽灵魂的人来说，圣奥古斯丁警告说“在所有这些罪恶之中——归于色欲的罪恶——违反自然是最坏的事。”全球的宗教和社会都禁止鸡奸、娘娘腔以及其他“非自然”的行为，要求对此进行体罚、肢解甚至处死。虽然如此，文明史的榜单上却有好几个人被认为是同性恋者，包括苏格拉底、尤里乌斯·恺撒、亚历山大大帝、米开朗琪罗、列奥纳多·达·芬奇以及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20世纪之前，理论家们一直在争论基因、家庭环境、激素、出生顺序(或者这几个因素的结合)是否会决定一个人的性取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关于“反演”的理论中提出所有人生来都是双性恋，孩童发展时期的那些生物学及环境因素决定了其成年之后的信仰。在精神病学家理查德·冯·克拉夫艾宾看来，同性恋是被误导的性爱形式之一，其他还包括性虐待狂、受虐狂，以及盲目崇拜。同性恋数年以来一直都被贴以精神疾病的标签，和精神病、妄想症以及其他异常行为混杂在一起，直到1973年，美国精神病学会才将这种性取向从其《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摘除。遗传学家一直在探索生物学方面的答案——在DNA链中的“同性恋基因”——却一直未找到。现代化并没有结束民事法律或暴力犯罪对于同性恋的无情暴行，其中就包括纳粹德国时期对于同性恋者的大规模牢禁。在美国，男同与女同受到了无数反对“堕落”法律的打压，直到1969年被警方骚扰所触发的纽约“石墙事件”(Stonewall riots)的爆发。全国性的抗议呼声激发了许多城市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在《同性恋研究》出版期间，同性恋者通常被称作“同志”，他们慢慢但有效地引起了社会反响。许多曾经隐瞒自己身份的同志如今公开地在家里以及单位生活着。尽管如此，如同对待异性恋一样，医学界一直都对有关同性恋最基本的生物学问题置之不理。
在他们的研究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验证了之前阿尔弗雷德·金赛的预测，将近10%的美国成年人有过同性恋经历。(评论家后来指出，美国人口普查以及其他研究所预测的数字大约是2%。)更值得注意的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依靠金赛的评级系统对性取向进行了校正。基于病人的访谈，声称自己从未有过“明显同性恋经历”的男女被评为“金赛0级”；那些“同性恋与异性恋经历相当”的人被评为“金赛3级”；“没有明显异性恋经历”的人被评为“金赛6级”。在实施治疗过程中，被评为金赛5级或6级——被视为“明显的同性恋者”——的患者是“改变”为异性恋的候选人。金赛2级到4级之间的候选人——那些私下里是同性恋的单身人士或者已婚者——被认为是“逆转”为异性恋的候选人。他们说，在所有67例病人中，54人是男性，只有13人是女性。
让作者惊讶的是，寻求改变的男女患者中大约60%是已婚人士(尽管其中大多数的夫妻关系都很疏远，和配偶之间也很少有性生活)。对于“性取向的逆转”，成功与否常常取决于促使病人前来寻求治疗的原因。那些情况真的非常糟糕的人通常都害怕曝光，或者是出于配偶的压力才来到这里。“当患者私下里跟治疗师说诸如‘我当然需要偶尔和朋友相处的机会’或者‘我想要95%是异性恋’这种自证有罪的话语时，他们会被拒绝治疗。”他们在书中说明道。特别是对于男性患者，他们不希望治疗成为“误导他们妻子的一种方式”。
改变的病例由于涉及性别的定义以及“究竟什么对病人最好”这样的问题而给治疗师们提出了很多挑战。在他们的书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描述了一个已婚男人无法使自己的婚姻圆满，也没法和其他女人做爱，最后“自暴自弃之下开始了同性性交”。4年之后，这位男子和“他依旧坚定的妻子”来到了诊所，一心希望可以“消除”他的同性恋倾向，让他成为一个和异性性交的丈夫。在另一个看似不可能的病例中，一个被评为金赛6级的女人，“在经历了11年活跃却不理想的同性恋生活之后”，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她想要与之共同生活的男人，并且在和他“进行性生活时实现了性高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承认，如果病人没有强烈的动机，他们成功的概率会明显下降。尽管如此，他们的“成功率”——事实上是以“失败率”表示的——非常高，并且成为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在67位“对同性恋倾向不满”的男女患者中，只有14人在最初两周的治疗中失败了。在为期5年的随访期间，总体失败率是28.4%，也就是说改变性取向的成功率超过70%，这是当时精神病与精神分析学界无法想象的一个数字。他们在自己的书中承认说，有一些病人失去了联系，这让最终数据多少有些“失实”。基于弗洛伊德理论对美国社会的支配地位，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知道他们的发现将会被看作对精神分析的进一步摒弃。“性功能障碍或性生活不和谐的同性恋男女，其治疗的总体失败率是不可能低于80%到90%的，这种观念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在书中声明道。他们责怪精神治疗师过于轻易地接受“失败”，没有控制陷入困境后产生的偏移。太多人假设病人会最终返回到同性恋状态——这种观点“同样也被同性恋群体所采纳，并大肆地宣扬”。
《同性恋研究》一书中没有比改变疗法这一点更具争议的了，其分歧持续了数十年。同性恋解放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分子以及研究同性恋的社会科学家尖锐地批评说，这种理论是危险的、愚蠢的。就像作家贾尼斯·艾尔文后来评论的，“全书上下，他们都强调当同性恋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知道如何纠正，只是怕我们不知道而已。”几乎同一时间，宗教保守派与右翼时事评论员都抓住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中对于男同或女同生活方式属于个人选择而非神的创造这一主张。在“先天与后天”的永恒争论之中，他们强调说缺乏遗传学的证据，并暗示不恰当的行为以及环境是成为同性恋的主要原因。福音派信徒通过祷告来“治愈”同性恋，把他们重新带回异性恋的正途，就和《圣经》以及如今像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这样的世俗论者对同性恋所做的一样。他们传递的信息十分清楚： 男同或女同是可以改变的，如果他们真心想要改变的话。
然而，即使是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老朋友以及追随者们都表示了质疑。曾经对《人类性反应》一书的成功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美国医学学会杂志》，如今表示对此保留意见。“作者陈述说同性恋是一个无法忘记的习得行为，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观点。”后来改名为“纽约医院”的康奈尔医学中心的劳伦斯·J·哈特勒医生宣称：“把一个长期以来都是同性恋的人在短短两周时间内改变成为异性恋，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另一个长期合作伙伴《花花公子》杂志也开始质疑他们的改变理论时，约翰逊没有了耐心。“在个人选择这件事上，我们并不是在决定哪一个对哪一个错。”在一次访谈中她厉声说道，并引出了一直以来的老调子，“顺便说一句，有些同性恋者并不希望自己是同性恋，这可不是什么新闻。”
然而在幕后，唯一真心相信改变理论的人只有比尔·马斯特斯。
在《与媒体节目》的节目上以及整个媒体见面会中，约翰逊尽职尽责地维护着《同性恋研究》，把它当作自己最珍贵的作品。但私下里，吉尼对于其中的方法和结果深感不安，甚至曾一度哭泣，认为自己与这项计划疏远了。数年之后，对于书中所声称的将男同改变为直男的方法，她显得一点也不确定。“有很多同性恋夫妻前来找我们——其中一些是女性，大多数是男性。”她说，“但我们从未说过，‘我们可以改变你。’”
关于这本书的骚动开始于10年之前，那时许多人相信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几乎可以改变所有人的性生活。当时还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精神病科担任临床教授的亚历克斯·乐维医生转诊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给他们。这位年轻男性和自己的父亲一起工作，非常渴望组建自己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纽约服装行业杰出的富商。改变疗法有效了一段时间，但没有持续很久。“他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可以正常地进行性生活。”乐维回忆说，“但是，就像其他明显是同性恋的人一样，他压根没有兴趣去维持这种成果。他完全可以继续这样下去，但是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同志生活。”尽管起初是成功的，这位年轻男子的最终结果让乐维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他可以被改变的想法)实在是太傻了，不过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很傻。”乐维回忆说，“如果你和任何一个在该领域工作的人交谈，你就会知道，这些取向是非常强大的、固定的，很难去改变。”
马斯特斯推动改变/逆转理论的神秘原因，他的朋友、反对者，甚至约翰逊本人都很难理解。对于同性恋，比尔怀有一种深深的怨恨或者恐惧，他当然不会显露这一点。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来没有表露过二战后那一代人的自然偏见，从不会用和共产党一样的口吻对同性恋进行诽谤中伤。在1973年那场关于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去除这一美国精神病学会里程碑式的大讨论中，学会主席贾德·马穆请求马斯特斯就这一改革问题向其他人进行游说。作为一名科学家，马斯特斯的研究显示性取向可能有激素或者其他生物学原因。1971年，他和科罗德尼合著了一篇短小的论文，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该研究发现同性恋者的睾酮水平要比异性恋者低；雄性激素水平越低，患者的同性恋倾向就越强烈。不过，马斯特斯相信性取向是由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他认为病人关于自己性身份的快感是最主要的，是相应地以其行为为基础的，正像他做外科医生时曾经为女性患者改造的人工阴道。科罗德尼一直认为，改变疗法是马斯特斯对病人同情之心的直接结果，而不是为了证明某个观点的什么宏伟计划。“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绝望之中联系了他们，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别无去处。”科罗德尼回忆说，“于是他们从内心深处回应着各种诉求，努力地寻找有效的方法。”
《同性恋研究》涵盖更多的是思考，而非科学，这一点违反了马斯特斯的主要原则之一。如同以往一样，在部分充满了统计的章节里，作者比较了男同、女同以及对照组异性恋之间的生理反应。他们测量了做爱期间勃起状态下阴茎的尺寸和颜色、阴蒂的反应、性爱的红晕，以及其他身体特性——不管取向如何，所有这些基本相同。但是在文章中，差别很快就变成了可改善的普遍情况。“在女同之中，假装高潮远没有异性恋女性那样普遍。”书中写道，“首先，很显然在连续的性交过程中，一个女人想要欺骗另一个女人比起在毫无疑心的男性面前装高潮要难得多。”比起异性恋，同性恋被描绘成更好的情人，至少在通过舔阴或“吹箫”挑逗对方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他们“在实验室里做爱时总是不慌不忙”，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强调说，这类实验没有引用秒表。“幻想模式”——关于强迫性爱、集体淫乱、匿名性交的梦或想象——在同性恋中更为普遍和流行，他们如此判定，却没有太多量化的证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布男女并非生来就是同性恋，而是“通过习得的倾向而变成了同性恋”，这种说法更是明显缺乏证据支持。那些相信同性恋是一种遗传倾向的治疗师斥责道，“肯定不再会有文化观念的盲目支持，这种显然是基于假设论证、假定可能或者未经科学证实的论点的奇思异想。”除了提到“目前尚无有力的证据证实同性恋是源于遗传因素”之外，对于为什么认为同性恋是一个“习得倾向”，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原因。
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对于这些改变病例的保密工作较之以往更为严密。在1968年至1977年这段研究期间，大多数员工都从未见过任何一个改变性取向的病例。治疗师罗斯·博亚尔斯基曾听同性恋患者提及过向异性恋的改变，但是从没有说起这些治疗相关的录音带被藏在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家中隐秘的地下室里。那个时期负责病人安排工作的林恩·斯特恩科夫斯基说，自己从未处理过任何改变治疗的病例。治疗师玛丽·埃里克森解释说，前来诊所看病的几对同性恋夫妇“是想要明确两人关系中的问题所在，并解决两人之间在性生活方面遇到的障碍，并不是什么有关改变的东西”。作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研究所里经验最为丰富的一对治疗组合，马歇尔医生以及佩吉·希勒医生说他们没有治疗过同性恋患者，也几乎从没听说过任何有关改变疗法的消息。通常比约翰逊更亲切一些的马斯特斯似乎也并不希望听到那些知情人对于改变疗法的说辞。“我当然不同意——我告诉过他，这完全是一个错误的处理方法，绝对的。”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那儿工作的精神病学专家罗杰·克伦肖医生回忆说。最后，员工们都学会了不要去和马斯特斯争论这个话题，他的决定甚至成了员工中间的笑料。“比尔会看着一个人说‘请勃起’，然后他们就勃起了。”J·罗伯特·迈纳斯笑着说道，他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主管助理。
起初，科罗德尼并没有怀疑这个项目治疗病人的能力。凭借一双明辨细节的好眼睛，他仔细地回顾了前两本书中的病人档案，听了很多录音带，并对他们的结果坚信不疑。“如果比尔说他们在改变治疗中做得很成功，那我就相信，我怎么会说这不可能呢？”科罗德尼也听到了一些含糊的传言，说位于拉杜的住宅是进行特别治疗的场所。“自从1968年开始和他们共事起，我不记得有任何男同或女同夫妻在诊所进行改变治疗。”他说，“我询问比尔，‘改变治疗的档案在哪儿？’他回答说，‘哎呀，我们压根就没有保留。’在专业成员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听说过，或者坐下来对正在进行的真实的改变治疗病例进行讨论。所以，比尔宣布说他正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着实感到很困惑。”
然而，当《同性恋研究》将近出版时，科罗德尼被邀请参与它的准备工作。这本书后来在致谢部分提到了“仔细评阅文章内容的罗伯特·C·科罗德尼的高超技艺”，在少数几个协助过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人里，他被放在了首位。意识到作为作者的自己所存在的局限性，马斯特斯希望科罗德尼可以仔细检查贯穿全文的那些个例研究的插图式描写，令其变得更加易读。他们之前出版的所有书籍都含有不提及任何姓名的病人简介。考虑到同性恋本身复杂的性质，这就更需要对其真实生活进行生动的描写。在这本书中，比如说“病案报告： 第10号夫妻”，花费两页篇幅讲述了“R”的故事，并将他标注为一个“30岁的金赛6级患者”。在这个故事中，R是“一个十分坚定的同性恋”——过于坚定以至于“当他需要的时候，无论身在何处，都会到当地的酒吧或者公共厕所猎艳”。后来R遇到了一位23岁的女人，都喜欢弹钢琴的他们发现彼此兴趣相投，于是“坠入了爱河”。在结婚之前，他和这位彻彻底底的异性恋女人(取向评级为金赛0级)兴奋地同居了10个月。然而，直到第18个月的时候，他们都还未圆房。这篇简介陈述说：“尽管妻子在房事方面百般努力，R却始终无法勃起或无法持续勃起。”在批注中，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总结了治疗R及其妻子时取得的成功：
他确实转变了过来。在治疗的第10天，他开始可以成功地进行性交。随访期间，这对夫妻也没有不良事件发生。他们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孩子。作为临床心理医生的R事业有成，双方父母都说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显然，这种小说式的病例是金赛6级男性与金赛0级女性之间性关系的例外情况，并不是常态。就像之前强调过的那样，改变或逆转同性恋的能力极限并不单单取决于委托人想要主观地变为异性恋的程度高低，同时也取决于从这样的改变中可能获得的回报。
科罗德尼申请翻阅这些“小说式”病例的资料档案并聆听录音记录，但遭到了拒绝。医生和患者都十分清楚，在治疗过程中所说的全部内容都被录音机记录了下来，这是出于对双方的保护。“如果有患者想诬陷有治疗师诱奸他们或诸如此类的事而提出索赔的话，我们有录音带作为证据，他们知道我们有录音。”科罗德尼解释说，“比尔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法律保护措施。”因此，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录音记录显得十分奇怪。
随着工作的进展，科罗德尼开始怀疑在这67份病历中，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有部分并非真实存在。通过马斯特斯的记忆片断组建的细节内容，或许也可能全都是捏造出来的。“当时以及之后的27年里，我始终认为他们处理过的病例数并没有他们书中说的那么多。”科罗德尼说，“这本书里，有些东西要么是夸大之词，要么就是捏造出来的，只是为了呈现一些更吸引眼球的病例。”尽管科罗德尼是马斯特斯在诊所里的第一助理，对马斯特斯也非常仰慕，但他对此无法做出其他解释。他的部分工作任务是检阅病人的申请，帮助分配病人给各个治疗师，即便如此，科罗德尼自己却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改变疗法的病例。
科罗德尼试着改善手稿乏味的文笔，并加强病例简介的可读性。“读过这份手稿之后，我告诉比尔，文章显得不够真实，所有的病例都千篇一律——所以我们开始着力于给它们增加点色彩。”科罗德尼说，“我们去除了所有与病例无关的内容。基于那些并不真实的材料，我会在这儿或那儿添加一两句话。不管怎样，这或多或少有些胡编乱造的意思。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书的吸引力。”
最终，科罗德尼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并私下里找到约翰逊，提出了自己的劝告。他非常谨慎地提出了这次对话，心里并不确定自己想要什么。那个时候，科罗德尼被认为是马斯特斯的门徒，将来有一天会接替比尔的位置。科罗德尼和约翰逊之间的关系向来较为紧张，这主要由于马斯特斯对他的信任。表面上一直跟随比尔并默默支持他，现在却又对他提出这样严重的批评，这很可能会诱发吉尼的抵触，甚至可能引起她的愤怒。然而，当科罗德尼跟她说这件事的时候，约翰逊立马就承认了他们所遇到的困境。对于马斯特斯的改变理论，她也怀有同样的质疑。“她非常理解我所说的问题。”科罗德尼回忆说，“吉尼真心不喜欢这本书。这有点像被绑在铁轨上的感觉。我已经十分明确地告诉她这本书可能招来的反响——业界的笑柄、公众的愤慨、被指控为狂妄自大或缺乏客观性，并遭到同性恋运动、精神病人社区以及社会各界的攻击。或许除了宣讲福音的保守派，只有他们可能会说，‘看吧，我们一直都跟你们说是这样——如果这些(同性恋)家伙想要改变，那他们就会改变的！’”
预计到要在公众面前难堪，想象着自己被视为骗子，这让约翰逊十分不安。她已经耗费了整个成年之后的人生来克服别人对自己在证书以及公信力方面的讥讽。对于周围的政治以及社会环境有着比马斯特斯更敏锐感知的她，已经意识到了在推广这个未经证实的理论时潜在的危险。约翰逊含着泪水告诉科罗德尼她无法忍受自己被列为共同作者这件事。
“我真的不想被人评判，或者因为这样的白痴行为而被人记住。”她如同演唱歌剧一般悲叹道，“他写了一堆垃圾！这全都是他编造的！”
曾有一度，她考虑过要求在这本书的封面上把马斯特斯列为唯一作者，再用副标题的形式注明：“基于与弗吉尼亚·E·约翰逊合作的研究”。但是这样的附文只会引起更多的怀疑。她要求科罗德尼尽量延迟这本书的出版。也许，有了足够的时间之后，其中一些基本的错误可以被改正或者掩饰掉。
“我没法跟他谈论这个。”约翰逊向科罗德尼吐露说，难得地表现出了软弱的一面，“我们不能再讨论这个话题了，因为已经为此大吵了一架，而我又不得不和这个男人继续生活下去。你必须和他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科罗德尼决定将自己的担心写出来，表达得尽可能友善而直接。1978年8月，关于第二版的手稿，他寄了一封两页之长的亲笔信给马斯特斯，重复了自己之前的提醒，即有关改变性取向的章节需要重新评估。“我更加确信这离发表还差得很远，只会给那些喜欢抨击你名声和研究正确性的批评者以素材。”科罗德尼给这位曾经启发过自己职业生涯并一直以来都担任着导师的人这样写道。马斯特斯看了科罗德尼的信之后拒绝承认任何事。马斯特斯并没有能够努力走得更远，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奖赏——为自己长期从事的人类性爱研究画上完美的句号。他们的对话变成了一场面红耳赤的争吵，最终扯到了约翰逊的办公室。她和科罗德尼都没能说服马斯特斯。“这是非常重要的材料。”马斯特斯反复坚持着，“我们需要让世界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这是我们当初打算要做的三部曲中理所当然的最后一部。”
得到了约翰逊的批准之后，科罗德尼对他们的出版社提出了延后要求，然而为时已晚。“那是一本烂书。”约翰逊数十年之后回忆说，“科罗德尼也有些得意忘形。”她说她当时赞成重新书写并修订整本书，使之与现存的(医学)文献相符，她担心马斯特斯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谈论什么。她说，最糟糕的是比尔当时对于编写病例研究非常具有创造性。
当出版的进程启动之后，约翰逊和科罗德尼都认为只剩下唯一的选择——两人都不想要通过公然反对激惹马斯特斯——那就是希望这最后一本作品可以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吉尼不再负责这件事了。”科罗德尼说，“所以这本书就如比尔希望的那样在4月出版了。而我基本被忽略在外。”
《同性恋研究》在出版之前被寄予了厚望。图书出版社机敏地将一部分内容事先透露给了《时代》杂志，而由于这两位研究员影响广泛的名声，《时代》刊登了关于该书夸张的正面报道。它宣称，“毫无疑问，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是当代的一个现象。”
和其他值得尊敬的媒体一样，《时代》一开始就量化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影响——售出了75万本著作，在研究过程中观察了超过1万次性高潮，治疗了2500对有性功能障碍的夫妇，并且成功率达80%。对于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早期的科学著作，《时代》杂志注意到了其中使用的拗口英语，比如用“挑逗接触时机”来表示前戏，以及用“言语表达的关于表现的关心”来表示谈论性爱。它还挑出了这本书的另一个毛病，“几乎没有涉及心理学、伦理学或者同性恋起源的内容”。但是与其他更严厉的评论相比，这些只是模棱两可的评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的评论文章说该书“充满了谬论”，并直截了当地质疑了有关改变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总结了有关此书的反馈信息之后，它嘲笑道，“‘改变’成异性恋有一半以上的可能。只要你想，那就可以。”最令人痛心的反应来自科学以及医学界，他们对抽样方法及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如果一项研究是基于那些愿意花2500美元进行两周改变治疗的同性恋患者，那么就会造成不可救药的偏移，个体选择的样本会向有利于成功的方面倾斜。”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性身份领域专家约翰·莫内说。即使是数年之前请求马斯特斯帮忙一起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录中去除的美国精神病学会前主席贾德·马穆，也对他们的结果有所怀疑。“我非常怀疑你们竟然可以在两周时间之内把一群金赛6级的人改变过来。”马穆说。
关于改变疗法的争议持续了好几十年。无数的江湖医生以及宗教狂徒指望着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宣称的成功，开始提供“治愈”同性恋的“脱离同性”服务项目。此后的30年里，在许多人当中，基督教联盟创始人帕特·罗伯森以及教士杰里·法尔韦尔支持了那些改变同性恋的服务，其宗旨就是使病人们脱离罪恶、重回敬畏上帝的异性恋的怀抱。2006年，天主教医学会宣布：“科学研究——包括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研究在内——反驳了有关同性吸引取决于先天因素且难以做出改变的神话，同时还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的希望。”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共和党第二竞选人萨拉·佩林所在的阿拉斯加教会通过詹姆斯·多布森博士管理的全国性基督徒组织爱家协会举办了一个关于同性恋改变的地方会议。多布森团队在《同性恋研究》出版了将近30年之后将其脚注引入他们的网站上宣称说：“性爱研究者马斯特斯和约翰逊(以传统的观点来看很难成为一对典范！)说，‘同性恋无法改变’的观念显然还存在疑问。”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医疗团队最终都开始反对这种改变疗法，并认为其所宣称的那些成功案例并不能在其他研究中得到重复论证。的确，2007年的时候，美国医学学会发表其官方声明，表示反对使用那些基于同性恋本身是一种精神疾病的假设，或者以病人应当改变其同性恋倾向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基础的“修复”或“改变”疗法。金赛研究所的保罗·格布哈特十分好奇为什么没有人在这件事上对马斯特斯进行阻拦，让他不至于出丑。“这是我对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最为失望的一点。”格布哈特谈到他们的第三本书时说道，“我一直都很敬重科罗德尼，连他也会赞同对同性恋进行‘治疗’，这让我着实有点惊讶。”
马斯特斯非常自信，觉得他们的书最终还是会被接受的，就如同之前的两本一样。他认为绝大多数批评都来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他们总是抱怨说两周的治疗过于简单化了，远不足以了解患者性生活中的谜团。规模与范围方面的局限性中许多他都表示承认，但他觉得改变疗法的前景给了患者更大的希望和更多的自由，这是精神分析无法做到的。“批评的人都是基于老观念。”马斯特斯在媒体上不屑一顾地回应道，“我们报道的是10年研究以及5年随访的结果，证明这的确有效。”
在那些内部成员之中，包括科罗德尼在内，大家始终有些困惑，为什么马斯特斯这么拼命地不停推广改变及逆转理论的可信度。过去，马斯特斯曾是一位有远见的人，观点犀利，但总会有充足的资料支持。这一次，他怎么会让研究所陷入如此被动的地步呢？媒体总会有很多批评声，但从来也没有对这本书基本的诚信进行攻击。没有人知道诊所内部的担忧。“在这一点上，我主要认为比尔关于改变疗法的理论更多是他的想象，而不是以数据为依据的治疗研究，所以这着实给我下了一个套。”关于可能产生的影响，科罗德尼回忆说，“显然，业界以及普通大众对于他们成果的接受方式有了一些改变。”
被这整个经历弄得窘迫不安的约翰逊发誓，再也不会让马斯特斯陷自己于这般田地。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她又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诊所。“吉尼感到比尔开始变得有些我行我素、不顾后果，让他做决定实在有些危险。”科罗德尼说，“当然，从那时起，她开始尽可能地掌控研究所的一切动向。”1982年，当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研究所从其原先位于森林公园大道4910号的地方搬到其附近一幢新建的整洁办公楼时，这种权利转移表现得最为明显。约翰逊审视着一切，楼层平面图也是经过她批准的。从那以后，由谁做决定这件事已毫无疑问。“吉尼自己占了一个更大更好更为安静的办公室，而分配给比尔的则小得多。”科罗德尼回忆说，“这很说明问题。”
当外人指出其中的角色转变时，马斯特斯尽可能表现得并不在乎。“我雇用过她为我工作，现在我为她打工——这样也很好。”当一名圣路易斯的记者问起时，马斯特斯回答道，“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管理者。我更喜欢做研究以及临床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