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的故事让我的记忆愈发地丰满起来。它们一起涌进我的脑海——不是挤作一团乱麻而是形成一条直线。每个记忆都串联着下一个记忆，铺就了约尼在恩德培的英勇献身之路。
“赎罪日战争”已经过去好多年了，我在侦察营服役时期的战友也很难找到战争发生的确切地点。我们从拉法赫开车往北一点，到了瓦斯特交通大枢纽。道路连绵起伏，我们每进入一个较低路段的时候，低矮的石头墙围成的草地就消失在我们四周。在一个上坡路段还没有到达顶点的时候，朋友说：“就是这里了。”我们停下车，然后走了下去。
“叙利亚的突击队员就分布在这里，在道路的左边，”他解释说。“运送这些队员的直升机已经往东飞走了。”约尼的部队曾经被派遣到位于拉法赫的戈兰高地，防守那里的主要军事基地。而有一次，他的一个小分队发现有直升机在着陆。约尼一接到报告，就命令队员钻进半履带车——不能让叙利亚的士兵有时间集结。没过几分钟，差不多40人的队伍就在半履带车里各就各位出发了。在朝着敌方突击队员着陆的大致方位挺进的时候，约尼的部队遇见了一支戈兰尼步兵旅。他们刚刚与叙利亚人交战过并且有人员伤亡。约尼对叙利亚人的精确位置不是十分了解，然后就只前进了一点。在我们刚才停车的地方，约尼命令半履带车停下来，接着士兵跳下车。
我想起了几年前听过的一段故事。当时一位参战的侦察营年轻军官希埃·艾维特给我这样描述：“突然，他们开动非常猛的火力，而我们还站在半履带车旁边的空地上。幸运的是，我们卧倒后炮弹和子弹才从头顶呼啸而过。但是，一位军官被击中，后来因伤过重而牺牲。”
站在这条路上，我告诉自己，这里就是我那位吉迪恩·阿维多夫队友被击中的地方。当时，作为班长的他正要开始在该地区搜索叙利亚士兵。我的朋友说：“我们把他拖到路边的一个小壕沟，靠右边的位置放下，然后开始处理他的伤口。你必须明白，一些叙利亚人已经从稍近些的墙后面开火了。”我朝自己的左手边看去，发现不远处有很长一段石头墙，和路刚好平行。“而叙利亚人就在墙外的地面上埋伏着。”
在第一阵枪响之后，希埃加入到向石头墙冲锋的队伍中。他是这样描述的：“叙利亚人可以在任何地方随心所欲地攻击我们——他们有掩体，而我们在毫无防护的空地上……这真是非常糟糕。我能看见被击中的那位军官就在离我不远处。第一阵密集的火力过后，就没有太多的枪响了。接着就是一种令人心悬的感觉，这时需要有人来做一些改变。我记得，自己开始有一种恐惧，真正的恐惧。然后，我看见了一个让自己终生铭记的场景。突然，我看见约尼非常镇定地爬起来，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他用手向我们示意，赶快爬起来跟上他——我们所有人都胡乱找了一个掩体——然后他开始冲锋，就像在参加一个演习一样。站得笔直的约尼朝左右两边发号施令，并且一边冲锋一边射击，带着往日行动中的镇定向大家高呼。我记得，作为他属下的一名士兵，当时我就想：该死，如果他那么做，我也不能服输啊。我爬起来开始投入战斗。”
在散落的石头和几近损毁的墙之间，我们穿过了那片空地。
希埃说：“我设法跟上他。同时，也被这场战斗弄得非常紧张。约尼告诉我要平静下来，然后问我弹药还有多少。我告诉他，我也所剩无几。我们刚才的子弹发射得太多了。他告诉我：‘你要消灭他们，就像我教你的那样，一枪一枪地放。这样精确度会更高。不要扫射。照我说的去做吧。’”
“约尼没有只顾着往前冲，而是深思熟虑之后再小心地推进。我们也按照这种方法前进，并对该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后打败了他们。”巴鲁克·扎克曼在一堵墙后面被射杀，当时他正在约尼身边冲锋。我们准备寻找一个坦克炮台，当年那里据守着大约12名叙利亚士兵。虽然坦克炮台找起来有点难，但等我们最后找到它的时候，它看上去很矮，而且由于长年的腐蚀已经夷为平地了。
我看着这块土地，伫立良久。前面的高处，肯定是穆吉在那里打掩护的地方。正如他所说：“我到了山顶，感觉到地面有一点下沉，原来有士兵在那里开火。我向约尼高喊让他打掩护，我要把那个地方炸掉……我刚刚喊出叙利亚人在那里的时候，约尼就已经带着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他们发起猛攻。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掩护他……镌刻在我脑海深处的一幅场景就是，约尼冲在最前面，8名士兵跟着他还击10名叙利亚突击队员，最后将他们全部消灭。这幅场景经常浮现出来：约尼一边射击、一边率领参战士兵向炮台猛冲。”
现在，我们离那条路有好几百英尺。我们转过身，在膝盖一般高的蓟草花里探路前行。在约尼和士兵们再次对那个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之后，发现了隐藏在后面的叙利亚人，战斗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钻进车里，依然很难勾勒出战斗的经过和最后的结局。侦察营死亡2人、受伤1人，而叙利亚的兵力差不多有40人被全部消灭。“如此近距离地被敌人的火力所围困，摆脱僵局的方法就是把分散的兵力组织起来——这要归功于约尼，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成功了，”希埃说。“约尼的作战方式，我甚至都没有在书上见到过。”穆吉说。
约尼自己在战后的一份简报中总结了这次战斗。他在结尾写道：“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部队，按照最简单的原则来战斗，就会无往不胜……在战场的每一次转移都必须要重视火力的掩护……决定性的时刻会在敌人的情绪转向溃败的时候到来；冲锋的时刻会在敌人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的时候到来，因为恐惧会彻底摧毁一个人……而在此之前，敌人会继续谋划自己的行动并构成一个颇具威胁的对手。”
约尼从没有告诉我这次战斗的细节，而我也没有过问。只是有一次，听他发表了即席讲话：“可怜的叙利亚人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营遭遇，真是倒了大霉。”虽然没有跟他说起过，我想，他们更倒霉的是遇到了约尼。
约尼也没有把战斗的事情告诉过我们的父母。有一次，他跟父亲说：“你不能仅仅通过战斗的胜利就判断这个指挥官是优秀的。如果你愿意牺牲足够多的人，你几乎总能胜利。而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真正评判标准，就是以最少的伤亡取得胜利。”
关于约尼在战场上的同一个画面一再浮现。它描绘了约尼的恩德培之战，也就是约尼在1966年的人生第一场战斗，那时他只有20岁——这场报复性的突击行动是针对在萨姆的恐怖分子，当时的西岸地区还在约旦人的统治之下。“有些人看上去，”他在行动之后写道，“在炮火中已经无法认清现实，并且不知道那个当下自己真正在做什么。然而，也有一些人和往日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的专注性、一样的判断力、一样的求实精神，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比我平时感觉的更紧张。”
同样的画面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天深夜，那时他驻扎在位于朱迪亚的一座名叫古什·埃齐翁的山里。“我们打算进攻一个藏有恐怖分子的房屋，”博阿兹·巴伦回忆说。他是在约尼领导的突击营里服役的一名士兵。“我们连续4个或者5个晚上赶到那里，但没有得到展开攻击的批准。一天晚上，我们跋涉了12英里的山路才赶到那里……最后的那个晚上，对方驻扎在外面的哨兵突然发现了我们。我们只得躲在战壕里一动不动。约尼意识到，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然后，他独自一人越过石头墙，站在门口就开始一阵扫射……后来他表示，对我们进攻的方式不太满意，即使这只是我们的第一场战斗。5个恐怖分子只有2个毙命，而剩下的都逃走了……约尼那天晚上一直不说话，显得很孤僻。我们能感觉到他的不高兴，事情没有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不再谈论此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该是一目了然。”
概括起来讲，博阿兹认为，“他不仅是一位指挥官，也是一位导师。一个伟大的导师，我觉得……甚至他教育人的方式也很特别。仅仅跟他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这个惩罚就足够了。”
我的思绪按照自身的规律在游移；也许“导师”这个词，让我突然回想起约尼曾经提到过他的一位士兵，那时约尼还是伞兵部队一位年轻的排长。“有一次自卫演习中，我们坐在防空洞里，”这名士兵回忆道。“我们五个人必须分享彼此的战斗配给，而每次只能有两个人吃饭。我碰巧跟约尼一起吃饭。他非常饿。有那么一会儿，他就坐在一个肉罐头和豌豆罐头的前面只顾着吃，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普通士兵。可是，他也是坐在自己跟前的这位士兵的排长啊，这样狼吞虎咽或者吃得太多好像有点失态吧。我能看见他的身体在摇晃，这种吃相可以完胜一切。他吃的份额超出了一点。我发现他对自己吃多了显得有些尴尬。当然，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将他逮个正着然后给他提个醒。所以我问他：‘其他人怎么办？’他低下头说：‘如果你以后当了指挥官，不要这么做。’三四年之后，我们都成了指挥官。跟他坐在一起，我又提起了往日那件有趣的轶事。‘你还记得？’他问。‘我希望你不要吃队友的东西。’”
伞兵排的士兵是约尼的第一批队友，在当年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就分别了。后来，他们还见过一两次面。“每次新年我们都会聚在特拉维夫的迪岑哥夫广场，到场的人经常都很多，”约尼的一位士兵说。“我们会找一家餐馆或酒吧，然后一直逗留到深夜。那些聚会的人群里，有约尼一个。他会跟我们推心置腹，把埋藏在心里的所有东西都倾诉出来……我们发现他对大家如此地情深义重，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恋之情。”
“那一刻，所有人都潸然泪下，大家愈发地激动，开始有点聊发少年狂。我们每年总是讲起同样的故事，重复同样的记忆……你能感觉，约尼是多么尽兴，也许这是因为他对大家有着更多的牵挂。到了后来，即使他升职了，他和属下的战友们的联系也并没有淡薄。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如果他不是特别熟悉一个人，如果他不是跟一个人关系特别亲密，我不知道他是否能够主动和这个人搭讪。但跟我们在一起，却恰好相反。他对世界上的事情无所不谈，甚至包括他自己。”
“最后一次聚会上，一位战友没有出席。约尼就不理解了。一个人怎么可以错过这样的聚会呢？他有什么理由不来？他不知道……他几乎就要去把这个人抓回来。我们跟他说：‘算了吧，他的亲人过世了。’约尼就是不相信。”
“每次聚会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不忍离开，他不愿意回到原来的地方。他觉得跟战友们待在一起太开心了……他跟我们一起喝酒，一起胡闹。而经常在离开之前的半小时或者一小时，他会待在一边打会儿盹。然后，他起身来到大家跟前说，‘兄弟们，保重’，接着就消失了。”
“最后一次，他的确手舞足蹈疯玩了一整晚，完全是无忧无虑的样子。我们有一加仑酒壶装的威士忌，在酒喝光之前没有人可以离开……他是唯一可以倒酒的人。除了他，没有人可以。最后，酒壶喝了个底朝天。临近早晨的时候，他必须要回去了。然后我们发现：他甚至没有和任何人握手道别，只是在远处挥着手说‘再见了’。他走了，带着无限伤感。”
我们继续开车，来到戈兰高地的北面。“就在这里，”我的朋友指着右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突围进入叙利亚人的领地。”突围的那天晚上，约尼的部队归属于第七装甲旅。那时，约尼第一次遇见了旅长阿维格多·本加尔，也称亚诺什。
本加尔说：“那天晚上，在某个帐篷里，离突围的时间还有六七个小时。我想，他是由拉斐尔·埃坦介绍给我们的。就在部门通报会召开之前，拉斐尔说：‘看，这就是约尼。他听从你的调遣。接收吧。’就这样，我把他安排在第一营历练……战斗当中，我们之间的接触确实很匆忙，快速而且不漏声色露，讲话直击要点。他只需要接受命令、听候任务、报告军情。不管怎样，那个时候我还是很喜欢他。每次他出现的时候，我都会很高兴跟他交谈。”
“几天以后，他被召集到北方指挥部总部。在战争打得正酣的时候，他们要把他调走。我想，他们派直升机来接他，是要给他在其他地方分配任务。我告诉他：‘他们分配的任何事情你都要拒绝。这样，你就可以回到我们身边了。’他说：‘好的，我会拒绝任何事情然后尽力赶回来。其他的，就不要多说了。’他真的这么做了。后来，他们再次挑中他，可能与重新占领赫蒙山的任务有关。我很遗憾，他们把他调走了。而我认识他，好像才十天。也许更少。”
两人的友谊在那次战争之后一直维持着。那时，约尼完成调动手续到了装甲部队，正好被安排在本加尔的队伍里，驻扎在戈兰高地。
“时光荏苒，约尼对我的影响很大，”本加尔说。“我们的年龄差距很大。我40岁，而他去世的时候才30岁，足足有10年的差距。我的军衔一直比他高，但是让我敬佩的是——既然我们在军队，就要遵守各种等级制度，然而，每次都是我向他驻足行礼，而不是相反——我感觉，我从他那里获益匪浅。该怎么说呢，我敬佩他，因为他是一个可以让我汲取力量和精神财富的人。每个人——不管他年纪有多大、职位有多高、或者从事什么工作——都可以找到能够依靠并让自己变得强大的人。从事军人这样的职业，你尤其需要他。很自然的是，那些围绕在你周围的人需要你给予他们支持，而且他们因为你而变得强大。这就是我对部队里与我共事的那些人的印象。无需自我吹嘘，我有点高高在上的感觉。但是，我遇到约尼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在很多方面、甚至所有的方面都要超过我。说得难听一点，在我需要他协助的时候，我可以利用他的优势。所以，有时候这对我影响很大——总而言之，我能够依靠他。”
“我们在一起交谈时，我能感受到一种智慧的启迪。就好像，我刚刚读了一本好书。这本书，犹如一种财富、一种催化剂。他的仪表和风度，让人印象如此深刻。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值得我去列举他的某些具体特点。一个人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往往要比给事物贴上标签更重要。”
我们穿过一片暗褐色的空旷之地，远处有圆顶的山峰向上凸起。前方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地耸立着赫蒙山山脉。“你知道，”朋友坐在我身边继续说，“突围的时候，叙利亚人的火力非常猛。我们从交叉路口撤离到稍远处守在路边上。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等待敌人的炮火停下来。所有人都紧紧地倚靠着半履带车的底盘，只有约尼站起来观察周围的情况。我们说：‘约尼，快趴下。’但他继续站着。他为什么要这样？不管怎样，他也是被逼无奈。”
我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但好像又听说过。心想约尼依然这么站着，因为趴下来不是他的本性。的确，冒这样的风险不必要。他当然永远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属下这么做。只要涉及士兵们的安全，他会非常地严格，慎之又慎。曾经有一次，他甚至当着装甲兵的面斥责他的旅长，因为旅长没有戴防弹头盔就出现在了他们连队。但要弄明白他为什么站着，你必须知道，几乎每个人都怀有一种自然的、真实的对死亡的恐惧——对一个27岁的年轻人也如此——可是约尼从来没有感觉到。作为指挥官，即使当时他无能为力，他也要观察和研究战场形势。
过了一会儿，约尼从电台里听说，隶属于本加尔第七装甲旅的一支坦克营的指挥官约西·本哈南中校，在进攻库奈特拉和萨姆山时遭到反击，现在依然在战场负着伤。除了阵亡将士外，所有受伤的人都被抬回来了；约西的坦克中了敌人的一颗炮弹，现在还在山脚下。而约西被爆炸气流掀翻之后还躺在地上，并且伤口也在血流不止。坦克的驾驶员没有受伤，但他选择待在指挥官约西身边照顾他而没有自顾逃命。约西设法用约尼前一天给他的便携式接收器，向后方报告他们目前的处境。他和驾驶员在叙利亚人控制的领地上处于完全孤立无援的状态，而叙利亚人的反攻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在亚诺什的旅团总部外面吃战地餐，也一边收听电台的战况播报。突然，我们听说约西的部队遭到炮击而停下来，并且他需要帮助才能从那里脱身，”希埃回忆说。
“我确实不太清楚，该怎么做才能把约西从那里解救出来。因为那是敌方领土的腹地，”本加尔说。“天色已近黄昏，夜幕即将到来。然而，约尼主动走过来，跟我说：‘把任务给我，我去救他出来。’”没有丝毫的迟疑，包括穆吉、吉奥拉、希埃在内的12个人跟着他上了两辆装甲车。“我的一位朋友，来自第七装甲旅的军官说：‘听着，希埃，你这么做就是自杀。这简直是发疯。’‘闭嘴，’我告诉他，‘不要在士兵面前讲这种话。’”
两辆装甲车沿着约西坦克留下的履带痕迹，在怪石嶙峋的旷野上一路颠簸着前行。这时，士兵们发现了一辆在战斗中被摧毁的叙利亚反坦克吉普车，上面还冒着火光。他们朝吉普车驶去。时间已是傍晚，等到他们到达山脚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走下装甲车，他们继续步行或者一路小跑，最后到达了约西所在的位置。约尼命令几个人去检查那辆瘫痪的以色列坦克，以确保里面没有人，同时又把约西绑在担架上。随后，他们又匆忙撤退。过了没多久，叙利亚人赶到后，把以色列坦克都拖回了大马士革，连同那些坦克兵的尸体。很显然，侦察营士兵在黑暗中没有发现这些尸体。
“约尼带着士兵赶来，救了我，”约西几年以后回想起。“我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
战争结束后不久，约尼去医院探望约西，然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表扬了约西作为一名战场指挥官的出色才华，而只字不提救援的事情。约尼写道：“从那些把你层层包裹的绷带中，听到你说话我很高兴。你说最重要的是，你就在这里，你还活着……你让我不禁想起‘六日战争’后我躺在朗本医院里的感受，当时医生们围着我讨论该如何处理我的左手臂。对我来说，他们似乎在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担忧。最重要的是能够活下来，其他的事情都无足轻重了。”
在路上穿过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我的思绪也在继续前行。直到最后，我想起了约尼奔赴恩德培之战和他生前在一次谈话中跟我提起的一些事情。我想努力地说服他要见机行事；而约尼却对我坦诚相告，说他不能接受我的建议，因为他看待生活的方式跟我不一样。他说，他不会认真地思考“明天”然后做一些“合理”的事情。因为，当明天到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指望还能活着。
“我的生命属于我，那就让我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约尼几年前就是这样回击比比的。那是在另一次人质救援行动之前，也就是1972年。阿拉伯恐怖分子劫持了一架撒贝纳客机，然后降落在了罗德机场。约尼在行动开始几分钟之前赶到现场。比比和其他士兵一样已经备好了枪，准备炸毁那一架飞机。军方有一个常规命令，同一个行动不得同时有两位兄弟参加。而约尼非常想参与此次行动，要求比比让他出征。
“我怎么能让自己的士兵参战而我却袖手旁观呢？”比比争辩说。
“好吧，你说得没错。所以，我们一起去。”约尼回答。
“想想我们的父母，”比比试图说服他。“想想如果我们都牺牲了，他们该怎么办。”
约尼说到做到：他要成为自己生命和死亡的主宰者。
但是，军事行动指挥官埃胡德却不允许约尼参战。后来，当他看到比比在炮火中受伤后，约尼的愤怒很快就被其他的情绪所掩盖了。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约尼是如何成功地说服我参与了一次他领导的行动。行动的目标是绑架叙利亚的军官，然后用他们交换被关押在叙利亚监狱的以色列飞行员和导航员。也许，换个思路会更简单。我被分配到一个负责设置路障的助攻部队。在行动中，我只看到了约尼一小会儿，但却足以让我明白——他的眼神、他的语气——对战场上的士兵所产生的作用。我们部队在穆吉·贝奇的领导下，只起到辅助作用，没有渴望会执行行动的主要任务——制服叙利亚军官和防护他们的黎巴嫩警察。由约尼和他的助手乌兹·达杨率领的主力部队，乘坐民用汽车进入黎巴嫩的领土，抵达绑架行动的预定地点，而叙利亚的护航车队也在朝西边赶来。约尼的士兵把车停在路边，假装是一群黎巴嫩人的汽车出了故障。突然，约尼的情报小组报告说，事情出了点状况。叙利亚的护航车队被一群村民阻拦，可见村民很明显对车队产生了一些怀疑。后来，车队开始折返。约尼立刻命令士兵上车。经过短时间的一路追赶，约尼的部队赶上了那群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然后以绝对的火力优势征服了他们。
穆吉所属的部队在西边设置好路障之后也赶到了，最后的几声枪响还能听见。叙利亚军官已经被俘并被集中到了一起。这是我和战友们参与的第一场战斗。当抵达交战现场的时候，我简直紧张到了极点。约尼站在路上，冷静地发号着施令。他强有力的声音中没有一丝兴奋，而是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紧张就这样减少了很多。我们被安排一直往北排查该地区，因为有一位叙利亚军官在枪战中设法逃跑了。我们没有找到叙利亚军官，几分钟后返回的时候，约尼已经离开了。他留下乌兹负责把俘虏和车辆带回以色列，自己驾车到了附近的阿拉伯村庄，去监督针对一辆阿拉伯汽车的搜捕行动。该车可能来自护航车队，而且已经逃跑。我们穿越边界进入以色列境内，欢欣鼓舞地押送着俘获的车辆和一群高官囚犯，而约尼却没有在场。
我们驾车穿过戈兰高地，那里是约尼的坦克营驻扎的地方。这个基地是在约尼阵亡前不久，由他建成的，后来被命名为约纳森基地。有一次，我们一家人被邀请去参观。进入基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一栋建筑物的墙上用黑色的大写字母组成的一些醒目的句子。那是约尼在营队的告别演说。约尼牺牲后，也是他发表演说一年多以后，营队的士兵根据记忆将它们重现——这跟我们在约尼的报告中所发现的演说文字有着惊人的相似。
“约尼的助手克西在一个开阔的空地上集合了全营的官兵。”一个营队的参谋描述了当时的指挥权交接仪式。“某天训练过后，在一个长方形广场的三面停满了坦克，炮眼朝内。约尼在他们前面的一辆装甲车上站着，发表他的演说。”
“我相信，对于任何结果都不能妥协，”约尼说。“我们的营队里永远没有妥协，任何结果都比不上最好的可能——甚至它们可以让我们进步，”他阐明了自己的信条。“我相信以色列，相信集体的责任感，一定可以陪伴我们每一位战士，为国家的生存而战。”
“他演说完以后，”凯尔勒继续说，“向营队官兵敬礼来表达他的敬意。这就是他接管指挥权的过程。”
基地的中央是约尼的办公室，有时候也充当约尼的休息室。在那里，约尼可以忘掉一切军中琐事、忘掉那些灰色的营房和点缀着鹅卵石的小路，然后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一天晚上，我完成工作的时候已近凌晨两三点。我发现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凯尔勒回忆。“我过去看他在忙些什么。约尼为了一个连队的演习在训练场待了一整天。我朝里面望去，发现他在读一本诗集，我想应该是比亚利克的诗集。”
“那个时候，如果他一个晚上能睡上两三个小时，就算很多了。”本加尔说，那时他是约尼的分队指挥。“他差不多每天24小时训练营队。你遇到一个如此有动力的人取得一些成功，这一点也不稀奇。渐渐地，他建起了营队并改变了它的面貌，训练开始变得有模有样。”
“他的第一次营队演习任务彻底地失败了。那基本上就是一次技术性的演习，只是它出了问题。部分是因为约尼驾驶坦克的经验不足，部分是因为运气不佳。有时候，如果一开始你就迈错了脚，也就回天无力了。而事情就是这样。”
“我很遗憾，他指挥的这次演习变得如此糟糕。我在所有人面前反省了差不多15分钟，然后说：‘约尼，过来。’我跟他逐一分析事情的经过，非常地详细。我不知道，他对我如此严厉地批评作何感想。我没有发脾气，也没有怒吼，而是以一种最为严肃的方式批评他。有时候，这种局面也是最难以忍受的。我看见，他把所有的细节都记录下来。他不仅说‘好’，而且提出问题然后自己加以分析。突然，我感觉自己不是在总结一个常规的演习过程，而是在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我想说点什么，他就说什么；他提问，我回答；我对某个问题殚精竭虑，他也会苦思良久。最后，演变成了两个人的一场真实对话。我们坐了四五个小时，一直在讨论演习的事情。话题有时候突然转移到军事、历史、哲学、地理，然后又回到演习上——所有的一切都与手头的事情有着某种联系。我发现他有想学习、受教育的欲望，也想理解他人。他坐在那里，不像一个接受惩罚的人只是等着长官的训斥快点结束、羞辱快点终止，然后可以闪人。他并没有想要离开……我问他，‘你需要多长时间可以顺利完成一次演习？’他说大概一两个星期。时间快到的时候，我们又举行了一次演习。那时，你会发现，一个人可以理解他的所学，然后真正地将之付诸实践，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次演习可谓一流。第一次犯下的错误，他一个都没有再犯。”
独立日的那一天，也是约尼执掌营队大约一年以后，他准备前往北方指挥部总部接受拉斐尔·埃坦授予他中校军衔。“仪式上他没有佩戴装甲部队的黑色贝雷帽，而是一个普通的绿色军帽，”一位参谋回忆。“实际上，他也没有佩戴任何特殊的徽章或者肩章，比如‘六日战争’的那种绶带。连人们所常见的士兵在特拉维夫每天都穿戴的那些军服小配饰，他身上都没有。他就穿着一身破旧的少校军服在基地里走来走去。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跟他讲，现在该是换一套新衣服的时候了吧。但是在仪式前，他的助手海姆·克西少校把自己的一对肩章给了他；我想，他还需要一条腰带。就这样，我们两个人给他凑齐了仪式所需的一切。之后，他才急匆匆地赶往北方指挥部，参加授衔仪式。”
本加尔说，约尼作为一名营长，“无论从业务素质还是个人能力来看，都是这个营队最优秀的军官之一。他能精确地分析全部的军事图片，能熟练地驾驶坦克。他了解所有的战术战略，并且注重研究它们。他的队伍是营队里最出色的。他将自己的个性融入到队伍中并将它打造成了最顶尖的部队——不论在纯粹的技术方面，还是在斗志方面，而且士兵对队伍有着强烈的认同感。”
“我想让他留在装甲部队，于是告诉他：‘在你的营长任期结束以后，我们会提拔你担任副旅长。我觉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会成为一名旅长。’我相信他的个人能力和领导才华。”
我一直在想，如果约尼留在装甲部队，那结果将是怎样的呢。“我试图说服他不要回到侦察营，”本加尔告诉过我，但我不能把这句话从脑海里抹掉。我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一点点的可能性会做出其他的选择。
约尼回到了侦察营，回到了那个被他真诚地称作为“熔炉”的地方，那个曾经造就过他的地方。因为这个举动，他变得更加的孤独了。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跟我所认识的其他指挥官都不一样，”一位侦察营的参谋说。“很大程度上说，他是一个天才……他比我们都要成熟很多。我们那时不能理解的很多事情，今天在我看来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在部队的最后几年，我才开始理解他在做什么。那时，我们因为太年轻而无法接受。同时，也因为年轻，我们一些人常常批评他，而且那些话太刻薄了。但是，在他执掌侦察营的日子，我有幸看到他在军营之外的更广阔的一面，然后我开始对他的为人有了不同的看法……我曾经去过他的寓所，并且在那里胡侃了一番。他因为生病，让我过去陪他。那时，我才发现，他的知识面比我想象的要丰富得多。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他的看法开始有些改变，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最主要的是，我发现他善于观察一切事物，即使他并不总是觉得有必要置评。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他才会发表意见。他也能宽容他人，但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如果回到过去，他肯定会在你屁股后踢上一脚。他希望人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努力地纠正自我并主动地提升自我，而不是因为他凭借权势要求他们这么做……”
“他的一生比我们经历了更多，而且这也影响到他的行为。他真的是有一颗善心。在一些小事上你就能发现，不论是在军营内，还是在军营外。”
“一方面，他努力地跟人亲近，士兵们从他那里感受到的威严要比在其他高级军官那里少很多。另一方面，他在很多事情上犹如一道谜题。我们无法理解他，而且我想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在很多方面，他对应征入伍的士兵而言都是一个谜。“他不同于常人，”有人说，“尽管他尝试接近我们，依然能感觉他很内敛、很深沉……我们要出发去什么地方，或者等待开通报会的时候，他常常会独自一人坐着，吊着一个烟斗、拿着一本书。但是，如果我们晚上打算去城里而需要一辆车，我们会送一张借条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是否可以借用他的车——向侦察营的长官借车似乎显得有点太放肆——然而我们就成了。”
我的另一段旅程，是在南部的马萨达地区。我进入了南山的一个巨大蓄水池。我知道，在阵亡前不久，约尼曾经从那一望无际的台阶上走下来，到了这个空荡荡的蓄水池的底部。犹太士兵在这里反抗罗马人的进攻足足有三年。他的手里拿着散发给游客的小册子。这里，是地球的深处。光线从山间的空隙处投射过来，照在蓄水池的底部。空气显得阴冷而又死气沉沉。空闲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小册子。其中的最后一页上，是犹太士兵领袖爱力·阿沙尔的临终演说。他们在罗马人发起总攻之前，和自己的家人一同自杀殉难。在这个教堂般静谧的地方，只有布鲁莉亚在他身边。约尼被这段文字所吸引，开始大声朗读起来。她请求他停下，但从他嘴里传出的是，马萨达的领袖在2000多年前发表的、还在这些石墙之间回响的演说：
“我们终有一死。我们的孩子也终究逃不过死亡的命运。死亡所带走的，不是人类最崇高的抗争精神，而是受羞辱和受奴役的人生……这些灵魂生来就注定不会享有人类的命运……当然，我们要在他们唾弃我们、奴役我们之前死去。在离开这片生机盎然的土地时，我们依然是自由人。”
约尼在阵亡前几天的最后一封信上写下了“尽你所能地活下去”的字样。他不是想跟生命道别，而只是有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我要过怎样的生活？日复一日，他找不到答案。
除非另有标注，参考注释均来源于个人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