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细想来，整个行动实际上在一天半的时间里就准备完毕……像恩德培救援这样一个涉及面广、颇具复杂性的行动，能够如此顺利地实施，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世之举。
——来自侦察营的一位高级军官
经过一个不眠之夜，阿米尔·欧弗在星期五的早晨搭便车来到侦察营。约尼的秘书半夜时分打电话给欧弗，让他早晨到基地报到，而当时他还有点怀疑。“你说的是真的吗？”他问。
“千真万确，”秘书说，阿米尔于是就明白了。最近，很多士兵按照传统的惯例在休假，他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估计，作为经验丰富的老兵，他和战友们将会被派往突击行动的最前线。早前在侦察营服役时有关救援行动的记忆，在阿米尔的脑海里闪过——那次行动是从马洛特渗透到沙威伊酒店，并且一位名叫伊塔姆·本·大卫的营队成员牺牲在了那里——而一想到在等待着他的召唤，阿米尔就彻夜难眠。早晨，他赶到基地的时候，看到的是一派热闹的训练场面。当他发现旧航站楼的实体模型时，敲了敲围栏附近的粗麻袋护墙板和长条的白胶带，他知道自己关于为什么被召回基地的猜测是正确的。
在基地里，欧弗碰到了自己的指挥官阿姆农·佩拉德，他前天晚上刚到。阿姆农对细节还没有全部了解，但是已经对行动涉及的内容有了基本的想法。他认为，他和队员们将是救援部队的一线力量，即使他还不知道谁入选了。不过，阿米尔试图从他这里探得一些口风。
“这将是一次解救恩德培人质的行动，”阿姆农告诉他，“侦察营会担任先锋部队，而我们就是先锋部队的排头兵。”
也许，他把话说得像一个不着边的闹剧，但是阿米尔还是挺当回事儿。“听到这个消息，我确实吓了一跳……我感觉一个沉重的担子压在身上。这样的情形之下，任何人如果说不会担忧，那么他不是勇敢至极就是愚蠢到家。对我来说，可是非常担忧。”而结果表明，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阿姆农和队友确实要为先锋部队打头阵，而阿米尔将是第一批闯进人质被挟持大厅的以色列士兵。
离开阿姆农后，阿米尔去找了一位年轻的士兵。阿米尔在休假前，曾经把弹药背心托付给了他。穿上舒适的旧弹药背心，阿米尔来到后勤仓库领取他的装备，其中包括很多杂志，刚好把背心装得满满当当。士兵们已经蜂拥在柜台前。因为每个人都要领取清单上详细列出的为他们准备好的所有物品，这刚刚开始的喧闹声将会持续一天一夜。
出于习惯，阿米尔申领了所有的常规装备，然后停下来检查了一会儿。手里拿着直升机着陆信号灯的时候，他终于明白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地。“我们要飞往乌干达，而实际上那是地球的另一端。我向工作人员要了一只着陆信号灯，”他自言自语，“什么样的直升机会过来送我们离开呢？”他把信号灯还给了仓管人员，然后拿着一堆装备来到附近的营房里。他要在通报会和训练开始前准备好弹药背心。
同时，约尼在向侦察营的军官发布与行动有关的“警示命令”——开始准备工作的初步指令。一些人错过了约尼前一天晚上的通报会。现在，他们是第一次听到这次任务的纲领性计划，其中包括了约尼深夜在办公室独自工作时补充的一些细节。计划的要点之一就是，约尼和他指挥的队伍将是第一批攻击旧航站楼的人员，并且要从挟持有人质的大厅的主入口闯入。军官们试图劝说约尼，他和队伍应该驻守在后方稍远一点的位置，而把攻击的任务留给其他人，但却没有成功。后来，其他士兵在约尼办公室外碰见他的时候，也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要论作战技巧、武器装备、还有其他方面，”一个士兵说，“我们比你指挥的队伍要更加出色，因为我们一直在训练。”
“但是，约尼坚持留在第一批进攻的队伍之中，”跟约尼曾经交谈过的施洛莫·瑞斯曼说，“特别是在埃胡德·巴拉克准备退出行动且担任某个高层指挥之后。”整个行动的关键将是进入大厅的那一刻。因为在人质救援过程中，士兵进入大楼时会忽略在城市巷战中最基本的人身防护。而进去之后，他不能直接就扔一颗手榴弹或者火力全开，必须要在开枪之前尝试将人质和恐怖分子区分开。开火的时候，他也只能对准特定的目标单枪单发，以免伤害到人质。“对士兵来说，这无异于自杀，”一位侦察营的军官解释说。“你进攻的时候，感觉好像一只手是被绑在身后的。”约尼明白，即使所有其他的事情，比如飞机着陆、穿越机场、阴谋伪装等都畅行无阻，这一刻却能决定整个战斗。哪怕一秒钟的犹豫都意味着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人质数量之多是史无前例的，死亡总数也许会让马洛特大屠杀都相形见绌。
施洛莫也说，“约尼不愿意采纳我们的反对意见。我想，他明白树立个人典范是多么的重要。”不过，这个决定是针对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他的队友。“约尼有任何理由不加入攻击大楼的队伍。而出于某种自由的意志，他把自己置于那样的境地，担任如此危险的一个角色——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或者至少是一种非比寻常的责任感，”阿米尔说。
初始命令一旦发布，在早晨举行针对所有士兵的通报会的时间就确定了。军官们分散到各处给队伍布置任务并启动训练。约尼和几个参谋出发前往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步兵和伞兵指挥官丹·肖姆龙已经在那里组织好了队伍，并将发布他的正式战斗命令。在通报会会议室，所有参战单位的指挥官已经到齐，包括伞兵指挥官马坦·维尔奈上校和来自戈兰高地的乌里·沙古伊上校。维尔奈回忆说，约尼晚了一会儿才到，而肖姆龙那时已经开始简要汇报了。“我们听肖姆龙陈述了计划的总体情况，”侦察营的情报官阿维说，“在经历了前一天的批评和建议后，计划对兵力和飞机数量进行了大幅削减。兴师动众的初始计划已成为历史。”
肖姆龙在通报会结束的时候，告诉侦察营的指挥官们，他们要在上午把行动方案呈交上来。然后，约尼和他的军官们返回到基地。肖姆龙的情报官布赖恩也跟了过去，因为他有一些8毫米的家庭录像带要转交给侦察营。前一天晚上，在步兵和伞兵指挥部与空军方面联合召开的全员大会上，一名空军油料官来找过布赖恩，给了他一个在乌干达服役过的中士的电话号码。“他有那个机场的录像带，”他告诉布赖恩。那天晚上，布赖恩就开车到了中士的家里，确实发现他有两个在恩德培机场摄录的视频：一个是伊迪·阿明起飞前往以色列，另一个是教皇抵达乌干达。他带走了这两盘录像带和放映机。甚至，他还带走了电源线。
现在，他给约尼和其他队员放映的视频，是从旧控制塔的顶部拍摄的。“视频所显示的图像令人非常震惊。这个五层楼的塔完全控制了整个区域——特别是航站楼的入口处，”布赖恩回忆说。上午晚些时候，布赖恩给马坦·维尔奈看了一段电视新闻剪辑，里面有一个新航站楼的快速镜头。维尔奈第一次对队员们将要占领的这栋建筑有了一些认识。就像许多局外人一样，他也顺路来到侦察营了解情况，因为侦察营收集了有关机场最新、最精确的情报。
约尼的办公室不断地有军官们进进出出，接二连三的电话也没有停止过。其中一位来访者是军士长丹尼·达冈，他有42岁，隶属于侦察营的“老年团”。尽管他和约尼的年纪相差12岁——可能这是部分原因——但他们已经成为了朋友。他们第一次相识是在大约三年前的“赎罪日战争”期间。战争爆发以后，丹尼作为一个平民在侦察营的后备役听命，有好几次都是负责一个技术岗位。在阿拉伯人的突然袭击后，头几天显得慌乱无序。丹尼不知怎么弄到了一辆军用指挥车，开到了北部战线。他穿梭在侦察营的各个军官之间，要求加入他们的队伍。他没办法为自己的努力展示些什么，直到他遇见了约尼。“我的指挥车可以给你们提供帮助，”他说。让他惊讶的是，约尼同意了。“尽量跟着我们，”约尼告诉他，“如果他们让你一路通关，那就太好了。”丹尼每天驾着车，从戈兰高地的前线到罗什皮纳城为侦察营运送装备和物资供应。“约尼的士兵们早晨六点钟的时候，就戴着头盔钻进了半履带车。”丹尼这样描述。“约尼会亲临前线。到了晚上，士兵们也是等其他人都走了才撤回。约尼的所作所为确实是形势所需，这在那些东奔西跑的人群里算是一个真正的例外。那个时候，我开始与侦察营结下不解之缘。”
经历了两年的无数挫折之后，丹尼成功了。通过约尼的斡旋，他签约成为了侦察营的职业军人。他的工作是训练战士们如何驾驶车辆。
有一个周末，丹尼出现在了约尼的公寓。他告诉约尼，在侦察营内部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自此以后，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那次谈话以后，我感觉到这个人非常的特别，”丹尼说。这两个人——还有丹尼的妻子和约尼的女友——走得更近了。
“我跟他说我的事情比他跟我说他的事情要多。我从不知道他跟我有多么亲近，或者我对他有多么重要。我不知道事情如何得到平衡。我们会经常见面，至少我们会尽可能多地见面，说说侦察营的工作进展。我们有时候待在一起，喝酒、吃饭。在他身边，我真的感觉很棒。他非常有教养，这要远远超过我。我只是从一些困难中学习。因为约尼，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更有意义。我们太不一样了……但是，他有一些非常特别的地方，身边有这样一个人感觉非常好。”
进入约尼的办公室前，丹尼跟肖·莫法兹少校交流过。约尼吩咐莫法兹负责恩德培的外围防护力量。两个人都同意让丹尼给队员们做一个如何驾驶装甲车的简单演示，同时也可以检阅一下这些新的装甲车。“我想参加这次行动，”谈话结束的时候，丹尼告诉肖。“我想加入你的队伍。”
肖注视着年长的丹尼，他对过去几年来与他一起共事的这位士兵已非常了解。肖心想，如果队员们必须徒步作战，丹尼就没有办法加入队伍。然而，拒绝丹尼让他很为难，最后还是同意了。“但是，这也要得到约尼的批准。”他告诉丹尼。
丹尼发现约尼正独自坐着，面前的桌子上四处散落着文件和地图。他还在完善计划，处理新出现的问题，比如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连接恩德培小镇和航站楼北部的空旷之地。当天早晨，这条路在侦察营收到的一张旧航空照片中得到了确认。现在，它需要引起重视。
丹尼走进来的时候，约尼从桌子前抬起头。
“现在，这是个大问题，”丹尼对他说，“我发现……”
“约尼看着我，”丹尼如此描述，“不知道说什么。一方面，我跟他很亲近。另一方面，我有很多孩子。我不再年轻，而且我也不是侦察营名副其实的突击队员。”
丹尼想办法让约尼相信他。
“这次战争属于所有的犹太人，而不仅仅是侦察营，”他说话的时候，也在暗示自己不是一个侦察营的正式成员。“我想，你已经接受我了。”约尼没有回答。
“你看，”丹尼补充道，“要说开车，我是全世界最优秀的。我年纪大也没关系。如果那些机器出了问题，我能够比任何人更好地解决它。”
约尼看了他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说，“你加入进来吧。”
丹尼几乎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突然，他高喊起来：“我妻子的庆祝会怎么办啊？”原来，他妻子的生日宴会就定在星期五晚上——也就是当天晚上。
“交给我吧，”约尼说，然后让秘书把他的电话转接给丹尼的妻子。
“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她接通的时候，约尼说。
“你们不会来了，”她立刻就明白了，“两个人都不来。”
“伊蕾娜，星期天的时候我承诺过，丹尼和我打算给你一场从来没有过的惊喜……”
丹尼没有在房间里一直等到这个电话打完。他在约尼有机会改变主意之前就匆匆离开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行动开始，他尽量跟约尼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老气横秋的面容和银光闪闪的头发让他的朋友改变主意。
丹尼不止参加过一次战争，最早的一次是在20年前针对埃及的“西奈战役”。但鉴于他的年纪和目前的职位，他不能算作一个战斗役士兵。而且，让他参与行动会引起侦察营队员的不满，特别是把他加入名单就意味着要把其他人剔除。而关于谁能参战的激烈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很明显，最有经验的士兵和战地军官会被吸纳进来，而刚刚加入侦察营的年轻士兵很可能会留守大本营。而这两者之间，就是那些服役时间不长不短的人。战争就在眼前。军官们为了让自己的队员能够入列参战名单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波澜。他们不断地旁敲侧击，向约尼请命。而自相矛盾的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行动被执行的可能性很小。那个星期五，他们所有的人都预料，高层人士不敢贸然批准这个行动。然而，他们每个人还是期望自己的所有士兵都能入列。尽管有很多不利的因素，毕竟，行动还是有执行的可能——那个时候，错过了一个千载难逢的使命该作如何感想呢？
“我们不断地跟约尼争辩，想让自己的队员入列。这种事太难了，”一个名叫欧姆·巴列夫的军官说。“有时候，他朝我大吼，‘从这里滚出去，我讨厌听到你说话！’所以，我只能间接地处理此事。我到肖那里跟他说，‘肖，听着，你真的想装甲兵队伍里有来自其他部队的人吗？我建议你从我们部队找个正儿八经的人算了。’他说，‘你的想法是对的，那好吧，’我的另外一名队员就这样入列了。”
所以很容易理解，当有关丹尼和基层军官会加入突击队的消息传出时，有些人感到很困惑。基层军官中有约哈伊·布瑞纳，他是约尼的参谋，年纪也相对较大，有36岁，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战斗老兵。加入侦察营之前，他一直是所在基布兹的生产部经理，并且计划着返回部队，然后从步兵调入装甲兵的行列。他之所以想重新服役，是为了他在基布兹的三位故去的好友，而且他们在“赎罪日战争”中都担任过连队指挥官。早在1975年的夏天，也就是他开始调动程序之前的几个月，他接到了约尼的一个电话。约尼很显然是从一个在侦察营服役的基布兹成员那里听说了他的情况。“我们在凯垭碰面并且交流过，我回答了他的问题。我告诉他过去在军队中的职位、取得的成就以及现在的工作。我们仅仅是聊天而已。约尼告诉我这个职位有好几个候选人，差不多四到五个，并且两个星期之内他要面试所有的人并且决定接收的人选。他告诉我，他将要从吉奥拉手中接管侦察营的帅印，现在正筹建自己的新队伍——当时，我还不太明白他所讲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并且缺一些人手。两个星期后，他打电话告诉我获得了这份工作。”
约哈伊签订了一年的合约。在他的聘期结束前的两三个月，约尼要求他再留任一年。“我知道你工作非常努力，”约尼说，“而实际上你没有回过家。我理解这对你的家庭所产生的压力，以后我会努力地让你轻松一点。”约哈伊回答说，他很享受服役期间的每一分钟，并且无意于从事一些更轻松的工作。他同意延长服役时间，但是有一个条件：他要参加约尼认为他有能力胜任的任何一次行动。约尼承诺他可以。
战斗役的士兵反对让军队参谋加入这个人人向往的行动，这对约哈伊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侦察营为在黎巴嫩的一次行动作准备时，他至少碰到过一次。约尼决定，被分配爬上顶楼并且攻击一处敌方据点的小分队由军队参谋组成。在通报会进行中，约尼被叫去接电话。约尼离开的时候，约哈伊无意中听到了他后面的人在小声地抱怨自己的队伍。“如果他们把跟我讲过的话再跟你讲，”他转过身去，用大嗓门直接对在场的人说，“你就会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只要你参加过的所有行动都是子虚乌有或者装模作样，没有人真正朝你开过一枪。那么，你就上去大声地提建议，但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约哈伊将在肖的装甲兵队伍里担任一个机枪手，被安排在司机丹尼·达冈的旁边。虽然要忙于应付大量组织上的事务，约哈伊确保没有错过任何一次训练和模拟演习。
同时，阿米兹和伊斯瑞从他们的储备基地带着装甲车回来了，并且已经开始检修车辆、安装通信设施、配置弹药和架设重型武器等工作。这些武器当中，包含有美国“龙”式反坦克导弹，以防遭遇乌干达的装甲部队。此外，还有榴弹发射器，虽然侦察营士兵不太熟悉，但是约尼想带上它们以加强部队的火力，并且白天的时候给士兵们做了使用方法的简单演示。
上午晚些时候，侦察营士兵驾驶着装甲车和路虎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那里调集了几架大力神运输机。他们开始进行车辆登机训练，看看如何把三辆车放到第一架飞机上，以及寻找固定它们的最好方法。有人尝试把车辆放在油箱上，但是飞机的大部分荷载都被硕大的油箱占用了，这个想法很快被证明行不通。和侦察营士兵一起工作的，有来自大力神机组的一些装卸专家——负责货物运输的人员——他们也将前往恩德培。所有的细节一次又一次地演练，就为了把解开车辆和固定车辆的时间再削减两三秒钟。装载车辆和卸下车辆一样，都必须尽快地完成，以免拖延撤离恩德培的时间。
飞行中队的副指挥那提·迪维少校负责指挥这些飞机，同时也是大力神2号的飞行员。他碰到阿莫斯·本·安拉罕姆的时候非常惊讶。阿莫斯是侦察营的一位年轻军官，和他在同一个基布兹长大。那提还不知道阿莫斯正在侦察营服役，不仅因为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还因为那提很早就离开了基布兹。“突然，我看见了他——一个长着雀斑的小个子上了我的飞机，然后把吉普车开上去又开下去。”他们很自然地打开了话匣子，但是只说些基布兹的事情。他们的谈话没有一句是关于这次行动的，因为两人都不太确定对方是否明白这次训练的目的。
约尼当时可能在前往凯垭或者从凯垭返回的途中，也赶到现场来检查训练的进展情况。过去一年，约尼到凯垭参加过很多次与侦察营的行动相关的会议。不像其他的一些军官，为了让大家知道自己的出现很重要，为了和高层亲密接触，办完差事后还会在凯垭逗留。他不会这样。“他在凯垭逗留的时间太长了，”有一次，比比问起某个军官的近况时，约尼这样回答。“你知道的，比比，那些有如此行为的人就不再是一名军官，而是一名政客。”在他执掌侦察营的这一年时间里，约尼已经越来越多地遭遇军队政治权术，这让他很沮丧。他不能容忍人们为了升职而玩弄阴谋诡计、进行个人公关。也许是第一次，他用自己天真的双眼看清了军队的腐败。而对那些有着最美好愿望的人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
那天是星期五。约尼好几次开车去凯垭，将他的行动计划汇报给上级领导，其中包括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首长依库提·亚当，并且参加各种计划和决策会议。
上午10:00左右，总参谋长古尔、军事行动指挥部的首长亚当以及摩萨德的首长一起会见国防部长佩雷斯。“我们可以执行它，”古尔指的是经过完善了的计划。“但是，在最后决定之前，我们依然要考虑它的危险系数。”
佩雷斯后来写道：“他讨论的是我们让人质所面临的危险系数，而不是我们的救援部队。古尔担心的是，我们不知道看守人质的恐怖分子位于什么地方。在以色列展开的大多数反恐怖袭击和人质解救行动中，我们都有情报资料。”
正如古尔自己在会上所说的：“我们面临的形势也许是没有任何关于主要目标的情报。这次任务的危险程度比我们过去经历的都要大。”
上午10:30，古尔会见了总理拉宾先生。“总参谋长递交的行动计划从整体上来看，第一次具有了合理性和可行性。”拉宾如此记录。“我对计划的两个重要方面感到不安：救援部队如何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抵达目的地，以及如何在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队有机会杀害人质之前迅速控制整个地区。”拉宾也提到，他拒不接受在恩德培机场给飞机加油的可能性。即使没有获得肯尼亚方面的提前许可，他也宁愿飞机在肯尼亚停靠以补充燃料。
现在，关于旧航站楼的一份冗长的情报总结已经抵达。这份总结以在巴黎的获释人质提供的信息和列维收集的资料为依据写成，并且在约尼刚从凯垭返回的时候抵达基地。从相关人员的回忆来看，当时正好是在约尼召开情况通报会之前。这份总结电报包含了人质被关押的大厅的布局、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军队的信息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阿维将这份电报读给约尼听，同时约尼在记事本上抄录了一些在他看来很重要的新情报。然后，以此为基础，约尼对行动计划作了几处修改。接着，两个人走向了通报会的会议室。
时间刚好是中午之前。房间里挤满了人，甚至没有被安排参与行动的一些年轻士兵也到场了。讲台上挂着一幅机场示意图和一张标有旧航站楼各个大厅和入口的草图。参与行动的人员名单已经准备就绪，他们被暂时分成了几个小组。
通报会开始了。像往常一样，情报官要对已有的信息进行核实。阿维说，现在有106名人质被挟持在恩德培机场的旧航站楼。他们在哪个厅还不得而知。直到两天前，这些以色列人质还在一楼的小厅，而其他人在相邻的大厅。除法航客机的机组人员之外，非以色列籍人质和其他国家的一些犹太人被释放以后，剩下的人质也许被转移到了大厅，或者还在小厅，或者被分隔在这两处。最有可能的是，他们被集中在大厅里。因为有一个室内楼梯通往大厅后面靠左边的登机塔，控制起来相对容易。两个厅之间有一个小通道使人可以从一个厅穿越到另一个厅，但必须弯腰才行。大约有7到10名恐怖分子轮流看守人质，而且他们装备有手枪和冲锋枪，在大厅里一遍又一遍地巡逻。恐怖分子看起来有可能在大楼里安装了炸药，但是根据在巴黎的目击者传来的报告，炸药几乎都是做个样子罢了。常识告诉我们，乌干达军队不会允许恐怖分子在一楼安装炸药，因为楼上驻扎着士兵。根据最新的情报，有60到100名乌干达武装人员在大楼警戒；但其他的报告显示，实际数量也许会多一些。乌干达士兵正在与恐怖分子展开合作。乌干达人也许会在大楼前面约50码的地方呈线性阵势部署他们的士兵，而且每个士兵彼此相隔大约有10码的距离。至少，有人在楼顶看见过他们一次。但是到了突击的那天晚上，可能大部分人都在大楼的第二层。
阿维继续说，在航站楼及其邻近范围的西边，是控制整个周边地区的控制塔。在东边大约200码的地方就是军事基地，那里驻扎了一两个营的地面部队，以及乌干达空军的米格战机。航站楼的北边和恩德培小镇有一条路相连。小镇的大部分坐落在一座山上，俯瞰着机场跑道。阿明的总统官邸也在这个小镇，由一支卫戍部队警戒。小镇边上的建筑位于小山南坡的底部，和机场的边界线和旧航站楼紧密相连。而在航站楼北边和西边，有十多栋为飞机服务的小楼。被劫持的飞机就停靠在对角线跑道的尽头，位于航站楼的东南方向。
阿维结束了讲话。约尼从第一排座位起身，走上了讲台。他的手里拿着一个记事本，上面有那天早晨为通报会做的笔记。他讲话的时候，不时地瞥一眼记事本。他的语气沉稳而又富于激情。然而，有些人注意到，他的脸上显露着憔悴的神色。
他对整个行动计划做了布置。第一架飞机将搭载三个“软”交通工具——两辆吉普车外加一辆汽车，可能是奔驰。接下来的两架飞机将搭载侦察营的四辆装甲车。第四架飞机被安排用来撤离人质，同时也携带医疗人员和器械。侦察营的任务就是控制旧航站楼、消灭恐怖分子、救出人质、解除大楼内部和周围的乌干达士兵带来的任何威胁、阻止乌干达的任何增援部队赶到、把获释的人质护送到第四架飞机上、并且在后方防护其他的飞机和其余的以色列士兵直到他们完成恩德培的撤离工作。
消除来自恐怖分子的直接威胁这个主要任务，将由乘坐第一架飞机抵达的士兵来完成。他们将在新航站楼附近登陆，然后乘坐奔驰车和吉普车向前推进。约尼解释说，使用这些交通工具并且让所有的人身着迷彩服和绿色贝雷帽（行动一旦开始，这些帽子就会被更换，以免辨认队友时出错），这只是用来欺骗乌干达哨兵的伎俩。必须假设乌干达的哨兵会向大楼拉响警报，这对延迟或者阻止他们开火非常关键——如果意识到敌对势力正在逼近，他们很可能会这么做。任何来自乌干达人的有效火力，都可能减缓突击部队奔向航站楼的进程。如果哨兵中计让车队通过，队伍可以一直开拔到大楼的拐角处。然后，队员们下车、快步走向大楼入口，因为跑步可能会引起怀疑。如果哨兵引起警觉或者试图检查接近大楼的人员的身份，要尽量用消音武器解决他们，或者万不得已之时，用常规武器也行。一旦乌干达士兵发现真相或者枪声四起，首要的任务将是尽快赶往旧航站楼消灭恐怖分子。奔驰车将运送两支队伍，其中一支派往可能存在恐怖分子的各个厅。如果吉普车因为任何战斗受阻，奔驰车的队伍将会继续独自行动，各自按预定计划对大厅进行突击。
约尼继续就队伍的目标作详细陈述。和其他救援任务不同的是，这次任务必须考虑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人质不在一个地方而是在两个独立的厅，甚至分散在更多的房间。而敌人也将分布在不同的房间，还有大楼外面。人质面临的直接威胁不仅来自房间里的恐怖分子，而且来自包围大楼的士兵和在许多有利地点掩护大楼的士兵。上述各个节点的敌人，必须被全部消灭。大楼及其前方区域的各个部分必须要迅速并且同步占领。
总共有四支队伍将会对预计有人质的两个厅发动突击。一支安排从大厅的第一个入口进入，两支从第二个入口进入，另外一支从小厅的唯一入口进入。吉奥拉·祖斯曼上尉负责指挥队伍攻入小厅，而小厅位于大厅的外面。穆吉将带领队伍攻入大厅靠近西边的一个入口。约尼自己将指挥两支队伍攻入大厅的第二个入口。这个节点被当作最重要的关口，也是因为如下一些原因：它是主入口；它比西边的入口能更好地控制大厅；它离小厅的入口很近。如果到头来发现人质被挟持在小厅的话，约尼的队伍也要经过小厅入口展开突击。
由阿姆农指挥的第五支队伍将留在外面担任后备部队，并且是和埃胡德一起。然而，除了把埃胡德看作前线督战的一位高级指挥官之外，约尼没有对他的角色予以明确的界定。由此看来，约尼可能是故意把他的话说得模棱两可。“无论如何，约尼都把自己看作侦察营的指挥官。如果埃胡德打算到现场担任督战之职，那也未尝不可，”阿维说。“但是从约尼的观点来看，非常明显的是，他会亲自指挥自己的部队来执行自己的计划。”直到现在，约尼根据上级军官的讲话精神得出的结论就是，埃胡德不应该参与行动。
阿莫斯·本·安拉罕姆急匆匆地赶往基地参加通报会，同行的还有其他大力神飞机的机组人员。现在，他听说自己将是约尼四人突击队中的一员。几个星期以前，他参与了约尼视察过的一个战斗训练。他知道，自己给约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想知道这是否是约尼把他加入到自己队伍里的理由。同时，阿米尔·欧弗听说，他所在的阿姆农的队伍将不会攻入大楼，而是担任后备部队。突然间，他就觉得自己身上卸下了一副重任。他的这种轻松感被证明只是暂时的。一两个小时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开始逆转。阿姆农的部队被安排进攻大厅主入口。
约尼继续安排其他部队的任务。侦察营副指挥伊夫塔带领的两支队伍，将从大楼西侧攻入，那里曾经是到港乘客的报关大厅，也是约尼的队伍在大楼里首先要抵达的地方。伊夫塔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其中一支队伍从那里攻入二楼，并且消灭埋伏在那里的一大批乌干达士兵。在二楼有一扇门通往位于大厅上面的登机桥。登机桥和连接一楼大厅的楼梯能够完全控制楼下的情况，使之成为在那个方向上保护人质和救援部队的关键据点。如果有需要，伊夫塔的队伍也能够从通道处向大厅的恐怖分子开火。伊夫塔带领的第二支队伍将留在楼下，其主要工作就是肃清报关大厅，确保从楼梯到二楼部位的安全，并且警戒大楼剩下的西南角落。
由丹尼·阿迪提中校带领的另外一支队伍，将占领大楼的西端，那里是恐怖分子的生活区和一些洗手间的所在。一位队员将留守大楼外部，警戒东边的区域。还有一支小分队将驻守在吉普车上，必要的时候提供火力掩护。他们将密切关注楼顶和控制塔的动向。
搭载侦察营第二批队伍的飞机如果延迟抵达的话，这支小规模的先锋部队也必须为了队员和人质的安全而组织反击。除了不可预知的情形之外，侦察营四辆装甲车的兵力将会在肖·莫法兹的带领下随后抵达，担负起更大规模的外围防护任务。他们预计在先锋部队登陆六七分钟之后抵达。
肖的任务是防止乌干达的增援部队靠近，并且消灭航站楼临近区域或者更广范围的敌对武装，特别是来自东边的军事基地和北边的恩德培小镇的势力。由乌迪指挥的两辆装甲车将负责航站楼北边的区域，并且约尼强调，他们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完全切断从恩德培小镇通往航站楼区域的一条老路。在行动准备期间收到的情报显示，乌干达军方一个连的增援部队就在恩德培小镇待命，并且他们能够在20到30分钟之内赶到航站楼。
肖的四辆装甲车将会在人质和先锋部队撤离之后，最后一个离开机场。乌迪的两辆装甲车将先行离开，随后是肖的两辆装甲车搭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
一些突击队员将会装备扩音器，这样他们可以向人质发布清晰的指令——特别是在突击刚开始的时候，要告诉他们卧倒在地并保持安静。人质可能不一定会像在以色列遇到类似情况时那么配合他们。在以色列，人质所期待的是军队会去援救他们。而在恩德培，人质将会受到彻底的惊吓，他们在战斗中如何反应是很难预测的。这些扩音器也将帮助稳定数量众多的人质，因为一些人也许会在惊慌之余试图逃离大楼。
约尼也简要说明了伞兵部队占领新航站楼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戈兰尼士兵将担任后备部队并且协助人质撤离到飞机上。约尼说，因为行动前的时间所剩无几，没有要求侦察营的士兵投入大量时间去了解其他部队的任务情况。无论如何，伞兵和戈兰尼士兵不会在行动的关键阶段与侦察营并肩作战，而是相隔着一段距离。同时，侦察营内部的各支队伍也没有要求去熟悉对方的任务，而按常规来讲，这是一个必经程序。不过重要的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角色及所在队伍其他人的角色都有充分的了解，并且确保提高警惕、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
在约尼讲话之时，甚至之后，很多人都提出了疑问。一个是关于侦察营的装甲兵抵达的准确时间。在约尼的计划中，要求前两辆装甲车在登陆地点等待后两辆，它们会搭乘随后的飞机在一分钟之内抵达。然后，所有四辆车在肖的指挥下向旧航站楼挺近。但是，准备突击大楼的士兵觉得，无论是什么增援部队接应他们，他们都应该尽快抵达。如果前两辆装甲车一落地就开赴航站楼，他们认为会更好。到了行动开始的前夕，约尼同意前两组装甲车可以独自开赴旧航站楼。
还有一两个问题也被提及，是关于救援部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从恩德培机场起飞的可能性。“我们的火力会足够猛，”约尼回答，“如果情况越来越糟，我们就乘坐自己的车辆和征用所能找到的其他交通工具，经由陆路冲出封锁线然后直奔肯尼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地图指示前往肯尼亚边境的路线。所有人都笑了——只有侦察营拥有足够的车辆装备来运送自己的士兵，而伞兵和戈兰尼士兵将不得不留守机场，他们开玩笑地说。
有的人也很担忧，搭乘第一架飞机登陆的士兵人数要少于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士兵。那些被安排突击航站楼大厅的人数尤其要少。他们指出，大厅里的恐怖分子可能有10个——超出了进攻大厅两个入口的先锋部队的数量。他们认为，这违反了战斗的基本逻辑，特别是在与挟持人质的恐怖分子的战斗中。因为，进攻的士兵处于暴露状态，往往会非常地不堪一击。约尼的回答是，这别无选择。第一架飞机最多只能搭载三辆车。每个士兵必须迅速掌握战场情况，并且根据形势来协助其他队友。约尼还说，侦察营的士兵将会对有利的条件感觉有一点惊讶，因为在突击任务结束之后肖会立刻带领增援部队赶到。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计划行事，全歼恐怖分子和乌干达士兵、救出人质将不成任何问题，甚至是在使用更少兵力的情况下。
像在其他场合对军官和士兵演讲一样，约尼在通报会上特别表示，自己完全有信心取得行动的彻底胜利。“约尼对这次行动可谓全力以赴，并且一直努力地激发我们的动力。”欧姆·巴列夫说。无需赘言，约尼对自己和属下都充满了信心。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信心传递给每一个人。
约尼的态度、召开通报会的方式以及在突击队中承担的角色——所有的一切都符合他在士兵中的形象。“我所听到的关于他的故事和现在我亲眼所见，都证明他是一名战斗军官，一名靠身先士卒的模范作用引领大家的优秀军官，不同于你所想象的其他军官或者其他人。”施洛莫·瑞斯曼回忆说。
“约尼一点也不紧张，”另一位士兵说。“你看他说话的样子虽然饶有兴致，但也非常平静和张弛有度。他关于行动的所有命令和情况通报传递我们更大的信心。几乎每一个人，当你第一次听他们说话的时候，好像都感觉非常棒。但是，战火一开，一切就变了。你甚至能在无线电里听出他们的语气，你能感觉到紧张的氛围。从‘赎罪日战争’期间与他一起共事的人那里听说，在交火过程中或者形势危急的时候，他一般能保持冷静而不会失去理智。而且，我们在一年前就有机会去亲身感受这种风范。当约尼返回侦察营的时候，也就在他执掌帅印之前，我们受命去黎巴嫩摧毁一个预计有恐怖分子的据点。我想，我们带着炮弹、炸药和大量武器，却抵达了一座空空如也的建筑。在停止开火并炸毁那座房子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放松纪律和放纵自己，而且撤退也没有组织性。我们所有人开始喋喋不休并且对发生的事情说长道短。突然，火光升起来，一些黎巴嫩的装甲车开始向我们发动炮击。大家开始变得有点紧张。即使那时的约尼还不是侦察营的正式指挥官，我却记得他是如何临危上任的。他吩咐大家把队伍组织起来、举行反攻、确保人员到齐，然后开始撤离。从那时起，我就纳闷，当每个人都感到很紧张并有点失去理智的时候，约尼是如何独善其身的呢？而这种沉着冷静，也于恩德培的通报会上贯穿始终。约尼做每一件事都有特定的目的，而没有兴奋之情和焦虑之惑——非常地有条理、有秩序。”
在约尼完成自己的陈述后，穆吉又站起来发言。为了减轻一些人对机场驻有大量乌干达军队的焦虑，他谈到了自己在乌干达的一些经历。穆吉表示，伊迪·阿明部队的军事实力简直可以不屑一顾，而且他们有可能在交战开始的时候就一哄而散。他还认为，乌干达人对欧洲人怀有敬畏之心，一旦他们看到一个欧洲人，就会条件反射似的竖起步枪敬乌干达军礼。
虽然约尼也说乌干达军队的实力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但他强调，“我们在各个层面都要把他们看做一支军队，能够对我们产生威胁的军队。”从军事层面看，在大楼内部及邻近地区四周的乌干达军队都能对以色列士兵和人质构成一个威胁因素。所以，必须消灭他们。另一方面，外围防护力量之外的乌干达军队被认为威胁不大。所以，这些人不需要严阵以待，特别是他们也有试图逃跑的可能。
在各个部队的指挥官做过简单汇报之后，信号官塔米尔阐述了这次行动的通信网络。最后讲话的是运营官拉米·谢尔曼，他给大家安排了当天剩下的日程。下午，侦察营全体士兵将会参与一个模拟演习。晚上，将会有另外一个全方位的模拟演习，与行动有关的其他部门都要参与。
通报会结束不久，行动中所有要使用的武器会进行试射。实际上，有很多工作摆在大家面前：领取自己的装备、准备和测试车辆、参与演习以及熟悉包括示意图和照片在内的情报资料。
会议在约尼的几句总结语中接近尾声，每个人都起身离开了会议室。来自侦察营之外的军官只有少数一些到场，其中有早在大约20年前就创立侦察营的阿维汉·阿南准将。阿维汉对约尼如此周密地准备通报会及他对各种行动细节的处理钦佩不已。但每个人都记得，除了阿维汉，没有其他比约尼军衔高的军官出席会议。这对一个行动之前的通报会来说极度地不寻常，因为一般的情况都要有高层军官的参与。也许，这也强化了所有人的感觉，没有一个高层人士打算批准这个行动计划，而且也没有一个人严肃地考虑过，从遥远的以色列派遣士兵千里迢迢地奔赴那个非洲腹地。
通报会在中午结束以后，约尼、阿维和塔米尔驾车到肖姆龙的临时总部，以征得他对侦察营行动计划的批准。三个人在肖姆龙的办公室外等候了几分钟，直到他结束另外一个会议。塔米尔走到约尼的身边，问他觉得计划被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约尼的判断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得到总理和内阁的批准。而且，计划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艰难的决策。
就在此时，约尼被叫去跟军事行动指挥部通电话。他回来的时候，笑眯眯地说：“埃胡德走了。他退出了。”那天早晨，埃胡德接到依库提的命令，让他前往肯尼亚去做一些可能的安排，因为行动结束后飞机也许会在那里降落并且加油。塔米尔感觉到，从那时起，约尼的表现就变了样。他不再为埃胡德参与行动一事而困扰，因此显得更加轻松。而且，在塔米尔看来，后来进入肖姆龙办公室的时候，约尼还带着一丝兴奋。
约尼花了几分钟概述了他的计划。没有提问，没有任何评价。肖姆龙就原样接收了，没有一点修改。
接着，他们回到侦察营继续准备工作。很明显，因为现在确定了埃胡德不会参与行动，约尼把自己在突击队的角色改为指挥小组的一员。这意味着，他会和第一批突击队员行动，但是不参与进攻大楼，而是在航站楼主入口几米外的地方留守。在那里，约尼能够掌握士兵进入航站楼的节奏以及大楼内部的动静，还有大楼外面发生的状况。如果有必要，他也能够立刻进入人质被挟持的大厅。为此，他决定再增加一名可靠的、富有经验的战斗役士兵到队伍中，队伍也包含了负责通信事务的塔米尔、医生大卫·哈辛以及一个战地医疗队。“我想，约尼选择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是考虑可以尽最大可能地从领导突击队快速转为参与战斗。”阿米尔说。“他如此安排的目的是，假如出了意外甚至是很小的意外，他能够参与行动。他知道，一旦发生意外，至少还可以依靠自己。”
约尼角色的转换是在通报会之后不久。这也是突击行动之前24小时做出的唯一的计划调整。约尼没有盲目坚持要固守前一天晚上制定的所有细节。大多数的调整都是根据新的情报做出的；剩下的都是约尼的新想法或者是官兵们在演习过程中提出的建议。
“计划从来没有真正地有始有终过。因为时间不够，计划都是在各个阶段逐步提出的。有些甚至不是在会议室或办公室决定的，而是在模拟训练的现场。”阿维说。“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行动计划，而且危险重重。我记得，约尼和我讨论过如何把计划制定得比原先的更好。他确实很担忧，因为必须要时刻牢记楼顶也许有数十名乌干达士兵，而且新的情报也不断地涌来。然后，你开始对自己说，‘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约尼在星期二的某个时候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罗列出通报会上要特别强调的要点，假如出现危险，如何把伤亡最小化……因为照片上的所有信息显示，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们的出发点是，无论乌干达军队多么出色或者差劲，每个人都完好无损地返回是很难的。乌干达军队将会有数十人，但只能把他们中的一两个开火的士兵当作致命的威胁。你们要去的地方，可能你们自己都不是太清楚——那里有房屋、山谷、楼顶和黑夜，并且你们也不知道火力来自何处……所以，在训练期间，约尼花了大量精力来确保我们有足够的杀伤性武器。他希望使用一些精良的装备来对付控制塔，要像火箭弹那样的比机关枪更猛的武器，可以真正地摧毁目标。进攻旧航站楼的装甲部队也要配备类似的武器。”
所以，大部分的基础性计划已经生效的时候，新的决定也不断出现，关于将要使用的武器、某些队伍的布阵、装甲兵的开火指令、突击队是否黑脸装扮以及其他事务等。比如在演习阶段，军官们觉得行动结束时要清点人数，并且对清点的方式达成了一致。“这个计划非常开放，经历了很多次调整，”欧姆说。“我们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准备所有的事情。一切都太匆忙。这是一种高速运转和自由的模式，一种在不同场合迅速切换的模式，而它所达到的极限是其他任何事情无法比拟的。”
在约尼会见肖姆龙以后返回基地时，阿米兹已经从市区的一个车库弄来了一辆奔驰车。车子抵达的时候，士兵们都簇拥在它的四周，希望成为在行动中乘坐该车的一员。约尼也很快检查了车辆。“他第一次来看奔驰车的时候，”伊斯瑞记得，“主要关心的是，如果不太拥挤的情况下，该车能容纳多少人——比如司机旁边的前排位置能容纳多少人，这些人会是谁。他爬进车里或者绕着车转圈，然后在身穿弹药背心、手握步枪的情况下考察车子。他觉得其他的可能性就是，因为车中过于拥挤而使枪容易突然滑落。接着，他考虑在后排位置比原计划少安排一名士兵。”
然而，提供给侦察营的这辆奔驰车成了一个灾难——明显是因为没有人严肃对待这次行动。车是白色的，而收集到的视频和图片都显示，阿明使用的是黑色的车。这意味着，奔驰车必须要重新油漆。这还是最不起眼的一个问题。车的底盘老旧、轮胎磨损、电力不足，最重要的是，引擎破烂不堪。需要经过一段漫长而艰苦的维修工作，才能让车以良好的状态参加行动。一位侦察营的老机械师阿维，花了几个小时才修好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揭开引擎盖，发现发电机的皮带已经倾斜了，”他说。“一切还能运转，但不太正常。谁知道这样的皮带还能支撑多久？它可能啪嗒作响，而我们不是那种喜欢把事情搞砸的人。我们没有用来维修它的车床，所以一切都凑合着手工完成。我卸下发电机的底座，结果发现它的固定螺丝穿过的螺口太大了，这就是为什么发电机运行不畅的缘故。我想找一些能用来代替这个底座的东西，但当时我找不到任何理想的工具来维修。我把螺口弄得再大一点、放入新的线圈、拧上特钢螺帽并且在外面把它加固。螺帽的螺口和先前固定发电机的原始螺杆虽然口径一致，但是螺杆也破旧了，我们只得用合适的新零件来替换它。”
但是解决完一个问题不久，另一个又出现了。下面就是油箱渗漏的问题，必须把油箱清空才能堵住漏洞。
在此之前，约尼想过弄一辆类似的车作为训练任务的后备所需，以防这辆奔驰车没有弄到或者不能立刻投入使用。约尼知道伊斯瑞有一辆体型庞大的绿色奥迪车，所以把他叫到了办公室。他也知道，这辆奥迪车只有两排座位，而不像加长奔驰车上有三排座位。但是，这也是容易弄到的最大的一辆民用车。约尼让屋子里的其他人暂时离开，然后告诉伊斯瑞需要借用他的车，希望他能同意。
“我们需要在车上快速地进出，并且是很多次，而且还携带武器和装备，毫无疑问这辆车会受损，”他说。“但它很重要。我们没有其他的车了。”
“没问题，”伊斯瑞回答，然后把钥匙给了约尼。在伊斯瑞离开之前，约尼告诉他并向他保证，车子的任何损失都会得到赔偿。
而后来，奥迪车没能用上。训练开始前，奔驰车就到了。训练之前和训练期间的维修工作，一直持续到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晨。甚至那个时候，机械师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的工具来修理车上所有坏掉的东西。喷漆的工作也是在部队出发执行任务之前几分钟才完成。那时，车子能开，但远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也就在当天，丹尼来到约尼的办公室递给他一张纸条。丹尼写的是，他担心因为车的状况太糟糕，部队也许无法使用这辆车。约尼要求机械师们无论如何要反复地尝试、修好它；如果最终还是不能用，他们将会用第三辆路虎吉普车来代替。不过，约尼在把纸条塞回给丹尼的时候，在上面潦草地写了几句：“但至关重要的是，奔驰车必须参与战斗。”
与此同时，阿维的队员在奔驰车外面安装了一些随车装备。比如像一些照片中看到的阿明的奔驰车上的小旗帜，被挂在了车头。然后，用硬纸板制作的新牌照喷上了相似的颜色，并写上乌干达的车牌号。
刚到下午，约尼和几位军官在侦察营会见了来自大力神飞行中队的三位军官——指挥官沙尼中校、他的第二助手阿维·爱因斯坦少校和首席导航员希勒姆。他们三人将驾驶第一架飞机，搭载侦察营的突击队前往恩德培。这次会见的目的，就是在这两个执行命令的关键部门之间进行一些协调。“这类计划过去由空军部队和地面部队单独指定。各方只是孤立地做出了自己的安排，”沙尼说。“双方制定好计划后，我们会见了约尼和他的属下……然后开始商讨协同作战，以确保万无一失。”
他们在约尼的办公室坐了一个多小时，桌上展开的是各种各样的草图。约尼主持了会议。会议决定，飞机在新跑道着陆之后，把侦察营士兵放在连接新跑道和位于对角位置的旧跑道的带状区域。士兵下飞机的方向也确定下来，就在他们经过的飞机的侧面。他们也逐一讨论了与协调双方行动有关的其他细节，小到螺旋桨和穿过机翼的车辆之间的高度差，大到飞机在什么地方等候获释的人质。
“我们坐下来核查那些最微不足道的细节，乃至着陆的技术问题、地面滑行和飞机停靠，”沙尼说。“关于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小问题，我们想召开一个小型讨论会来提问和答疑，而这些问题在大型的计划会议上从来不会涉及……约尼主持的会议非常专业——很有组织性、气氛也轻松，具有一个会议本该有的样子。他结束一个议题后就继续下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让侦察营负责这次行动，因为我们能为他们提供最基础的服务。他们有特别的需求，我们会努力满足他们。
“每个出席会议的部门都提出了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细节，因为你从来不知道双方的需求会在什么地方达成一致。你可能会认为，有些事情和对方没有关系。我尤其记得，我们谈到了跑道的照明问题。约尼想知道，如果我们抵达机场的时候灯光都熄了怎么办。当然，他帮不上忙，但他确实想知道。我们向他解释关于着陆技术的研究结果，包括使用雷达……在侦察营，我们做了最后研究并得出最终的结论——那是只有真正参与突击任务的人才能做出的。最后，我们这些部队指挥官对协议表示一致同意。无论其他地方已经做了什么决定，这个协议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
这次会议是爱因斯坦第一次听说要在每架飞机上搭载车辆，而且他的飞机要比其他飞机提前7分钟着陆。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使用奔驰车，这个想法让他高兴不已。总之，对地面任务和侦察营的工作方式了解得越多，他就越是佩服。“这是我第一次与侦察营接触。他们如此高效并且直击要害，这让我非常钦佩，还有他们对正确事情的专注方式……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旁观者，他们所做的一切都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没有参加在侦察营召开的任何通报会，而这次讨论会上接触到的一些微小细节，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他们深入到了最细微之处，可谓面面俱到……侦察营看上去太不可思议了，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沙尼回忆说，会议不断地被打给约尼的电话打断。而大部分时间，约尼的手里都拨弄着一支他带到办公室的消音手枪。他不假思索地将消音器拆下来又装回去；一次又一次，他拨动手枪的转轮，发出一长串的咔嗒声。“约尼坐在椅子上，而我们围坐在他旁边。每隔一会儿，枪筒就会指着我们的方向。他频繁地拿着手枪瞄准我，这实在是我不太喜欢的事情。”
到了会议的结尾，他们也核查了计划于当天晚上进行的全方位模拟演习的技术问题。后来，在研究最后一些细节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办公室前面的门廊上。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沙尼的助手那提·迪维尔，他作为飞行中队与侦察营夜间演习的联络员来报到。沙尼本人没有时间处理这项工作，因为从那时一直到演习开始，他还要关注一些其他事情：总参谋长古尔坚持让他和爱因斯坦做示范，证明他们可以在没有灯光的跑道上实现夜间着陆。
“我不担心侦察营，”古尔是去飞行中队跟飞行员聊天的时候说的这话。“无论是特拉维夫的斯徳多机场还是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对他们来说都没有任何差别。而问题在你们身上，你们是否能够真正将部队顺利地送达。”实际上，飞行中队最近一直在研究大力神飞机在漆黑的跑道上着陆的方案。但是，方案还没有完整地测试过。
古尔和空军司令佩拉德挑选了位于西奈半岛南端的沙姆沙伊赫来进行演示。那里可以对整个机场实行灯火管制，而飞行需要沙尼在黑暗中进行相对较长时间的导航，以此模拟实际行动中的状况。具有讽刺性的是，沙尼相信自己完全有能力于黑暗中在完全不熟悉的恩德培机场着陆，但他对沙姆沙伊赫的演示却没有把握，虽然他很熟悉这个地方。恩德培的起降跑道对于一次没有照明的着陆行动几乎是非常适合的——跑道从岸边开始并且和岸边垂直，这样雷达可以清楚地区分跑道和湖面。在沙姆沙伊赫，跑道位于内陆更远的地方并且和海岸平行，使得雷达区分起来更困难。因此，沙尼主动提出在向古尔和佩拉德做演示以前，白天的时候飞到沙姆沙伊赫进行一些飞行训练。他知道，古尔如果发现此事一定会反对。但他也知道，如果演示没有成功，这意味着任务将会被终止。沙尼当然不愿意行动遇到阻力，因为飞行中队的能力被“一个地面部队的军官”错误地估计，即使这个军官是以色列国防军的最高指挥官。
沙尼和爱因斯坦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离开侦察营，飞往西奈半岛。在不到一小时的航程之后，他们在沙姆沙伊赫进行了好几次迫近和降落训练。他们必须尽早结束训练并在天黑之前返回——这样，他们就能带着古尔和佩拉德飞回南方，然后乘着夜色进行演示。
热火朝天的准备工作在侦察营一刻也没有停下。随着越来越多的情报传来，关于航站楼的幕布模型也做了调整。各个队伍已经开始针对该模式进行演习。为了使队伍之间的协作更稳妥，指挥官严格地审核训练过程。一个队伍训练的时候，另一个队伍就准备装备。其他的工作还包括检查奔驰车是否能在搭载9名士兵的情况下，通过跳板驶入大力神飞机。约尼没有参与所有的演习，但也没有因为其他的事务比如凯垭的会议，耽误他到各处巡视。“我记得，他在我们旁边朝我们大喊，给我们加油助威，”一个士兵说。
在计划和训练的整个过程中，约尼不断强调几个关键点。“我记得，”阿维说，“在驾车辗转各地的时候，我们在谈话中涉及他正忙于应付的四个核心问题：其一，如何在出其不意的情况下抵达航站楼；其二，如何让增援的敌军无法接近航站楼；其三，如何辨别航站楼内部的恐怖分子，这样我们才可以攻击他们而不是平民；其四，解决控制塔这一难题。”
在大型模拟演习和行动之前，时间在一分一秒地飞逝。约尼经常要核实装备的筹备工作是否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侦察营的一位军官回忆，约尼曾经训斥过负责装备吉普车的人，因为他发现这些人没能在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完成任务。约尼召集军官们又开了一个会，并且在会上重申了几个要点。比如现在的计划之一就是，在侦察营队伍撤出和返回飞机的时候，要在跑道上抛洒安全炸药。约尼认为，在起飞之前的这段时间危险会非常大，因为部队都在飞机里并且没有任何防护。这时候引爆炸药，就会造成一种机场里仍然有一支武装力量的假象。大家都期望，这会阻止或延迟乌干达军队在撤离和起飞的关键时期向新航站楼方向推进。
也是在那次会议上，约尼宣布奔驰车会真正派上用场。现在，奔驰车很显然需要维修，因为弄不到其他的车子，尽管侦察营向国防部提过要求。约尼说，车子如果在从飞机到航站楼的途中抛锚，车里的士兵就要撇下它朝吉普车的方向跟进。
星期五下午2:00刚过，一辆满载着侦察营后备军官的巴士车抵达。他们刚刚在南方参加训练回来，与侦察营的所有后备部队一起为接下来一周的武装演习做准备。这周开始的时候，约尼已经任命一位后备军官亚力克代替穆吉负责演习，因为穆吉在忙着恩德培的事情。到周末时，约尼已经为亚力克安排了新任务。周四晚上，在制订行动计划时，约尼已经决定让亚力克作为一名军官和战士加入他的队伍，并让约哈伊当晚召他回来。约哈伊建议，最好还是等到亚力克和其他军官第二天一起返回侦察营。“如果现在叫他，”约哈伊对约尼说，“会让其他后备军官产生怀疑。他们会突然造访侦察营，这样我们就会被那些要求参与行动的人所围困。”约尼同意了，但也强调亚力克如果在下午2:00之后赶到的话就无法参与行动了。因为，那个时候侦察营预定的联合演习就开始了。
约尼和亚力克相识已有好几年。约尼离开大学，返回部队担任侦察营见习军官的时候，亚力克就担任同样的职位。两人在服役初期都是带兵的人。他们也住在同一间公寓，并且经常在一个训练场上操练士兵。他们所建立的亲密友谊，与一般同级指挥官之间的剑拔弩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并不会将彼此看做竞争对手。偶尔，约尼还会把自己在看的书推荐给亚力克，并曾经努力说服亚力克像自己一样抽烟斗。“这是一个完美的组合，一本书加一支烟，”他笑着说。“不要担心，我会挑选一支最适合的烟斗送给你。”没过多久，约尼就从家里带来了一组精选的烟斗。他在亚力克面前把烟斗摆出来，像一名鉴赏家一样检视它们，最后挑出一支，然后说道：“这是真正一流的烟斗，和这本书算是绝配。”以前从没抽过烟斗的亚力克稍微试了一下，但马上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们谈到了训练任务、日常安排等琐碎的事情。“约尼不是那种急着和每个人交朋友的人，而且他也确实不怎么开朗，”亚力克说。“你必须要深入一点了解他。但很快，他会留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印象。”两个人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包括有一段时间在加沙地带猎杀恐怖分子和参与大部分的“赎罪日战争”。战争开始的时候，亚力克已经卸任了，后来又作为后备役征召入伍。约尼当时指挥的一支队伍主要由新兵组成，但是亚力克决定加入。“这肯定跟我与他的私交有关——我尊敬他，而且跟他在一起感觉很不错。”亚力克说。
他们对彼此的崇敬之情在战争中潜滋暗长。亚力克为约尼评估和指挥战斗的能力所折服，而且愿意接受分配的任何任务。实际上，他经常为自己的队伍请命，而无视很多队员的抱怨。在约尼看来，亚力克在高压之下的工作状态以及在战争中作为一个军官的才华让他深深震撼。所以，约尼要求亚力克在恩德培救援行动中与他并肩作战，这与亚力克要求在“赎罪日战争”中加入约尼的队伍一样来得自然。这意味着，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他还拥有一个不乏冷静的、清醒的同伴。
回到侦察营的后备部队并没有立刻出发。军官们当然知道法国航班遭劫持的事件，甚至知道军方正在讨论这个话题，特别是侦察营。但是，他们有过参与类似讨论的经验，并视之为毫无意义也没有任何成功可能的事情。回来的路上，他们停下来吃过冰激凌。到达基地之后，他们又急着清点武器并上交各式装备，这样他们可以尽快地出发去过周末。亚力克注意到了基地里忙乱的气氛，但没能联想到有可能是针对恩德培的行动。这时，一名军官走过来说：“马上去见约尼，你都已经迟到了。”他突然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
约尼看见亚力克走进他的办公室，看了看手表说：“你瞧，你已经迟到半小时了。没关系，马上行动并做好准备。我们等你。我们已经加快进度开始演习了。”他给亚力克一个所需物品的清单，然后说以后向他详细解释，而现在没有时间。在亚力克出门的时候，约尼告诫他：“一切事情速战速决，确保不要让其他后备军官察觉。”
亚力克快速走到仓库。后备军官们正在那里上交武器装备。他领了自己的东西，没有任何人发现。“他们对回家过于激动，而完全没有留意到我。他们一直盯着仓管的柜台和在等候他们的巴士。”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亚力克紧张地站在那里，生怕人们围过来发现他反常的行为。他一直努力地把领取的物品遮掩起来，比如看上去非常怪异的迷彩服和绿色贝雷帽。他最后领完所有需要的物品后，就到了隔壁的军械库。在那里，他遇到的麻烦是要把那个星期一直使用的加利里突击枪换成他从来没有试用过的AK-47冲锋枪。以色列制造的加利里突击枪刚刚在部队服役，而且演习期间用得也很顺利。但是缘于习惯，亚力克在这次行动中除了AK-47外没有携带任何其他武器。
吉普森民用航空手册上的一页，跟突击行动的准备工作中所使用的相似。示意图的底部是维多利亚湖。行动中用来着陆C-130运输机的是长跑道（走向朝北或西北）。AIS标记附加一个小箭头所示的是新航站楼。大箭头所示的是旧航站楼。
旧航站楼（中间）和控制塔（左边）的航空照片，被用在侦察营的准备工作中。小块空地上（箭头所示）后来增加了一座新的侧楼，在劫机事件中充当恐怖分子的生活区。背景中可以看到附近恩德培小镇的房屋。
旧航站楼的一张照片，行动准备中也许在侦察营的手里。右边可以看到增加的侧楼（标记为4），属于恐怖分子的住处。
从前面视角看，旧航站楼当时还在为旅客提供服务。有天蓬的过道通往大厅的入口处。背景是附近的空军基地。突击行动中被侦察营摧毁的米格战机就位于图片中飞机停靠的地点。
俯瞰在运转中的旧航站楼。这张图片被侦察营用于行动准备工作中。在突击行动中与乌干达哨兵遭遇之后，约尼和他的队伍驾车从通道的左侧驶出（与建筑群毗连）。
约尼的最后一张照片，拍摄于突击行动前不久。
伞兵部队的苏林·赫西科中士，拍摄于突击行动几周前。苏林站在一辆装甲车上，被队友们环绕着。
在往恩德培的飞行途中，约尼在一个呕吐袋上为阿莫斯·格瑞画了一个航站楼和进攻模式的草图。控制塔标示为底部的方形区域。航站楼标示为长方形，其中分为几个大厅并且标示了入口。建筑的角落处有一个椭圆形，标示的是车辆计划停靠的地点。
1988年作者和哥哥以及侄女到恩德培访问。抵达机场时，他们就是受到该标示牌的迎接。
从前面看旧航站楼及周围的环境。这张照片由作者在恩德培访问时拍摄。远处的背景中，靠右边的树木是恩德培小镇所在。
他将一大堆物品搬到军官宿舍的一个房间里，然后倒在床上。在他迅速整理好所有东西的时候，一个后备军官走了进来。
“你看，我们要出发了，”他说。
“我不和你们一块去了，”亚力克说。“稍后我和穆吉一起回家。”
“你昏头了吗？穆吉要半夜才到这里。快点，车在等着。走吧。”
“别说了，我很累。”亚力克坚持道。“我会在这里垫张纸，躺下来休息一会儿。只要穆吉准备好，我就跟他一起走。我不着急。”
这个人奇怪地打量着他。
“快点吧，你可以在车上睡啊。你觉得我们其他人会有什么事做吗？”
那一堆装备还摆在床上，就在这位军官的眼皮底下。而亚力克表现出很困倦的样子，“够了，”他打着哈欠说，“我确实很想睡了。再过一会儿，我就要休息了。你走吧。”
这个人终于放弃了。“好吧。你想疯狂一把，这是你的事情。”他咕噜着，然后就回到了其他军官那里。大家都在回家的巴士车上等着。
在这位后备军官离开后，亚力克从门缝里偷瞄，焦急地等待着巴士车驶出基地。同时，他看到演习的车队刚好开出基地的围栏。巴士车一消失，他就冲出房门，奔向演习的队伍。
约尼向亚力克简要地解释了他的归属，就是跟约尼一起待在指挥队伍里。约尼把他介绍给了队伍里的其他成员，大卫和塔米尔，他们正和其他士兵坐在吉普车上。亚力克以前没有见过他们。“你属于谁的队伍？”他问医生大卫。大卫看起来如此年轻，因此被他当成了一个普通士兵。在听说大卫是医生之后，他又转向塔米尔：“你呢？”他问。“信号官。”塔米尔说。因为没有时间来了解他们的战斗经验，亚力克只是说：“我们不能再谈了。我只提示一件事情。每次我转过头的时候，我要看到你们就在我身边。就这些。”
后来发现，亚力克是参与行动的人员中唯一一个来自侦察营的后备军官。其他人想要加入行动但都没有成功。侦察营当天就接到好多后备军官的电话，因为他们听传言说要计划一次行动，就想知道事情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有一两个军官甚至亲自到基地，表示希望加入行动。但所有人都被拒绝了。
演习活动持续了一整个下午。针对航站楼的突击行动演习了一遍又一遍。军官们在仔细地掐算时间，需要多久降落飞机、多久开车到旧航站楼、多久从车里跳出来对大楼展开突击。“从车停下来开始，就不能有任何延误。我们必须尽快赶到大楼的入口处，”约尼不断地强调，并重申他在通报会上的讲话。“关键时刻，你们每个人都要表现出自己的无可替代性，一切都由你们来决定。”奔驰车上，士兵们在训练用不同姿势握住武器并开火——使用AK-47冲锋枪或手枪，并根据形势所需忽左忽右地射击——而约尼作为奔驰车的指挥官在发号施令。他们训练跳出车外并蹿回车里。约尼坐在司机阿米兹旁边的前排座位上。约尼身后的中间座位坐着吉奥拉，旁边是穆吉和另一位士兵，而挤在后排座位的还有四个人。
大约下午4:00，约尼再次开车到凯垭，与佩雷斯做了一次决定性的一对一会见。国防部长认为行动是必要的，但也担忧这将引发一场灾难。让他深感忧虑的是，即使救援部队能顺利返回以色列，这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召见约尼就要听听他对成功几率的估算——这也许是试探约尼的又一个机会。
约尼当然也意识到，他要面对一个关键的约见。如果佩雷斯感觉他信心不足或者因为过于自信而对事情考虑不周，这次行动也就寿终正寝了。
这次又是伊斯瑞担任约尼的司机。在前往凯垭的路上，他就一直跟约尼说话。这些年跟约尼一起开车，让伊斯瑞习惯了无拘无束地跟他交谈。他问约尼，这次行动被批准的可能性有多大。约尼回答，尽管障碍重重，他觉得他会“想方设法让它过关”。
伊斯瑞突然间明白，这次行动可能真会发生，而且它正呈现出自己的勃勃生机。同时，他又对自己怀疑这个想法而感到震惊。一方面，他看到约尼在多么用心地推动事情的进展；另一方面，他怀疑其他人是否和约尼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一直以来爱莫能助，但也发现，没有一个“局外人”到侦察营来探查正在进行的准备工作。
“约尼，”他说话的语气极其严肃，“你真的对这次行动有把握吗？”
“伊斯瑞，”约尼说，“我从来没有这么确信过。”
伊斯瑞又逼问道：“那么，计划被批准的障碍是什么？”
“你看，我基本上理解他们的心思。这次行动意味着要承担非常重大的责任。我能看出，他们很难做决定。”
“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到过侦察营？为什么我们一个人影也见不到？”
“我理解他们，”约尼不假思索地重复。伊斯瑞从他说话的方式感觉到，约尼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在为他们打掩护。
“你理解他们，这是什么意思？理解什么？侦察营的士兵几乎是每天24小时在工作。除了你和穆吉一直在旁边张罗，我没见过任何人。”
从来不会沉默的约尼已经不说话了，并且避免直接回答伊斯瑞的问题。那个时候，伊斯瑞感觉，作为指挥官的约尼是在战场上孤军奋战。
到达凯垭基地的大门时，哨兵不让他们进。“哨兵想要某种通行证之类的东西，”伊斯瑞说。“约尼非常紧张。他跳下车把哨兵推开，自己打开了大门，然后告诉我，‘开车吧！’然后我就开车进了大门。约尼把我留下，让我独自去面对所有的哨兵和门卫军官，而自己跑进大楼。后来，在我们返回侦察营三个小时以后，他才记起来刚才发生的事情，然后问我是否被拘留了。
约尼被叫到佩雷斯的办公室以前不得不等了好几分钟。当他站在大厅入口的时候，总参谋长古尔的秘书瑞秋·拉比诺维茨认出了他。秘书的办公室就在附近的同一层楼里。她看到约尼独自一人在等待会见国防部长时感到很惊讶——更有甚者，召见约尼的命令没有经过总参谋长的办公室。“我问过一些人，这是一个什么会议，”瑞秋说，“有人告诉我，佩雷斯召他来就是要当面问他，‘约尼，这行得通吗？’这就是会议的所有目的。约尼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地图，非常地专注……他说时间很有限，自己也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早该让他进去了。”
会议持续了大约45分钟。约尼事无巨细地向佩雷斯解释了这次行动的计划。各种障眼法，比如奔驰车（佩雷斯听说过这辆车），引起了国防部长的兴趣，就像约尼汇报这次行动一样。“我的印象就是，这个计划精确、严谨又充满想象。”佩雷斯说这话的时候，也提到约尼的绝对自信对他影响之大。因为非常担心手头情报资料不够，他为此向约尼提出了疑问。约尼回答：“您知道有哪个行动不是在一知半解的状态下执行的？几乎每个行动都是一半清醒一半醉。”佩雷斯又说：“但是，约尼对形势了如指掌，并告诉我行动绝对是可行的。而就代价而言，他认为我们有极大的可能会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全身而退。”
伊斯瑞记得，约尼离开会场的时候备受鼓舞，和他那天在凯垭参加的其他会议感觉都不一样。约尼已经看出，佩雷斯是强烈支持这个行动的。并且，他能明显感觉到，国防部长在职权范围内会尽一切努力确保行动继续推进。
此时，沙尼和爱因斯坦在沙姆沙伊赫忙着自己的演习。沙尼的助手那提，在飞行中队总部向其他飞行人员详细地说明这次模拟演习的情况。现场还有沙尼召集过来的几位后备飞行员，以及他为自己飞机安排的名叫兹维卡的后备导航员，还有一架大力神飞机。兹维卡星期五早晨开始就一直在公寓准备大学的考试，当时他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在中午以前赶到基地，因此不难猜出其中的原因。他有足够的时间去买一份报纸，而且在路上他碰到了一位认识的女士，她是其中一位人质的姐姐。
“发生了什么事？”她担心地问。
“没什么，”他告诉她，不曾想到自己预料的事情真的发生了，“他们正在商议，没什么。”
实际上，这位女士和其他人质的亲属一样，已经到了情绪失控的边缘。他们排除一切困难让媒体和政府倾听自己的心声，确保他们所爱的人不会为了“不向恐怖活动屈服”的信条而牺牲。这个信条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而在其他的以色列人中，弥漫着一种绝望和无助的情绪。人们每小时听一次电台的新闻广播，而且形势看上去很明了：阿拉伯人将要取得又一场胜利，这将助长他们的狂妄和气势。而以色列人显得如此无奈，要么向恐怖势力妥协并从监狱里释放囚犯，要么拒绝屈服并让一百多个无辜的生命罹难。这看上去，好像没有更合适的办法。
兹维卡到达基地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每条通道、每条走廊都堆满了医疗器械。那是一大堆东西，我从没有见到过如此场景。后来，我发现他们在准备搭建一个空中医院。”
参加下午通报会的有飞行员拉米。因为刚刚驾驶一架波音707从伦敦返回以色列，他赶到的时候还穿着一身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制服。当他把这架民用飞机降落在罗德机场的时候，发现一位年轻的、来自大力神飞行中队的机械师。他正等着通知拉米，让他立刻赶往基地。
飞行中队的一位前指挥官阿姆农·哈里尼也在当天完成民航飞行任务后返回以色列。飞机停靠后，他坐在驾驶舱里，却看见一位空军军官在地面上示意他立刻下飞机。
在那提的通报会后，飞行中队的军官们围坐在会议桌旁，与本尼·佩拉德和依库提·亚当一起，讨论与行动相关的各种细节。行动参与人员的花名册已经起草完毕。在以色列军队驻乌干达代表团服役过好几年的哈里尼突然插话，他认为他应该是飞行队长，而不是沙尼。他指出，他对非洲大陆非常熟悉——航空线路、天气状况，特别是恩德培机场，至少知道它在1970年建成。另一位后备飞行员在这一点上也认同他的观点。沙尼和爱因斯坦从沙姆沙伊赫的演习中返回基地的时候，有人告诉沙尼，一位后备飞行员有可能会代替他的位置担任队长。沙尼因为彻底反对这个想法而引发了一场争论，这就好比是埃胡德还是约尼担任侦察营指挥官的问题一样。差别就是，这个问题刚一出现就得到了解决。佩拉德只是问沙尼，他是否确信自己有能力来执行这次任务。沙尼轻描淡写地问答了一句“没问题”，然后佩拉德和亚当——他们那天早晨已经决定派遣埃胡德到凯垭并在那里将埃胡德从行动中除名——告诉在场的军官，飞行中队由沙尼担任指挥官，他将带领大家参与突击行动。
这两位后备军官的建议看上去并不是因为对沙尼缺乏信心，而是基于专业的考虑，当然还夹杂着他们自己的期待。“从行动本身的角度来看，沙尼是最出色的人选。”一位在场的飞行中队的军官说。而另一位军官也认为，“沙尼是大力神飞行中队有史以来最顶尖的指挥官。他是一流的飞行队长，是最适合这个岗位的人选。”
沙尼和爱因斯坦现在领着古尔和佩拉德到自己的飞机上，准备再次出发前往西奈。爱因斯坦从来不相信行动会真正执行，但还是想让总参谋长见识一下着陆演练情况。这样一来，救援行动没能执行至少不是因为飞行班组的缘故。位于沙姆沙伊赫的机场已经接到命令，关闭所有的指示灯。当他们夜晚降落的时候，机场处于一片漆黑之中。地面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飞行员识别跑道。爱因斯坦坐在右手的位置隔着挡风玻璃紧盯着外面，尝试着帮沙尼在最后的航程中定位跑道。直到那天晚上，两人从来没有执行过类似的着陆任务。
正如沙尼所担心的，雷达系统不能精确地定位跑道，而是导向了与滑道平行的围栏。结果，飞机着陆的方向朝着滑道，而没有朝着主跑道。沙尼打开飞机航行灯后意识到了错误，然后立刻靠左倾斜飞行，直接越过了主跑道并且继续下降。飞机轮胎几乎就要接触地面，但是沙尼没有完成真正的着陆。因为飞机噪音也许会引来当地贝多因人甚至是基地士兵不必要的关注，特别是在本该非常平静的安息日前夕，机场发生这种不寻常的活动。实际上，用触地动作来示范飞机着陆无论如何也不需要，飞机又向上爬升离开了地面。坐在沙尼旁边的古尔明白，飞行中出现了某种差错。
沙尼尝试再一次靠近机场。这次相对于主跑道，飞机的位置更佳，虽然还不算完美。“我一直都认为你们能行。”古尔对坐在前面的飞行员高兴地说道，并拍了拍他们的后背。飞行员没办法知道，总参谋长没有过驾驶飞机，他是否清楚即使是第二次靠近也是多么不精确。但是，他们把疑问都搁在了心里。
示范结束后，大力神飞机掉头向北，载着古尔和佩拉德赶往将要举行突击模拟演习的地点。那个夜晚，地面还是隐隐约约地被月色照亮了。但是第二天晚上，飞机计划在非洲大陆降落的那个时刻，月亮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之下。笼罩在他们周围的黑暗也许能避免飞机被探测到，但也会让飞行员用裸眼辨别跑道变得异常困难。沙尼和爱因斯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也没说什么。他们不期望又提出一条反对行动的理由，来供他们的上司权衡。直到行动开始前，没有人说起过月亮的状况所导致的困难。无论有月亮还是没有月亮，沙尼已经决定，如果跑道的指示灯没有点亮，他会在雷达导航进入跑道之后，在最后降落阶段开启飞机的着陆灯。
即使雷达不能辨别漆黑的跑道，沙尼也决意要在恩德培着陆。“如果我发现机场一片黑暗，”他告诉佩拉德，“并且雷达也找不到跑道，我会戴上无线电然后用英文告诉控制塔，我是东非航空公司70次航班，由于通用电气故障现处于紧急状态。然后说：‘请立刻开启跑道指示灯！’世界上没有一个控制塔人员在听到这样的指令后不会扳动电灯开关。他不会疯狂到如此冒险的地步，让一架载有200名乘客的飞机坠毁。他会打开灯光，我们也会着陆。等到他明白事情真相的时候，行动已经结束。所以，你还有什么担心的呢？”
但是，佩拉德不担心。他信任他的飞行员，然后告诉沙尼，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意，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用，但一定要保密。
侦察营的士兵现在等待着总参谋长的到来，这样他们就可以开始模拟演习了。在演习前，约尼和侦察营的指挥官又召开了一次通报会。“我们讨论了所有的事情——关于计划、关于偶发事件以及如何应对，”阿维说。“我们深入到最琐碎的细节，准确地核查每个人预定的任务。然后，米格战机的问题出现了。我们需要攻击它们吗？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大家的决定，如果有来自那个方向的威胁，我们应该开火。但是，如果一切都处在黑暗和平静之中，没有发生意外，就不必要引起这些战机火力齐发。”后来，约尼又给全营的士兵做了通报。
约尼白天的时候，已经举行了全方位的模拟演习。穆吉要指挥队伍突击航站楼，并且在士兵们离开车辆以后率先冲锋。约尼刚开始给队伍划分了的不同顺序。穆吉和他的队伍属于第三个出场的。约尼打算让吉奥拉的队伍打头阵，占领远处的小厅，后面跟着三支突击大厅的队伍。这样的话，士兵可以同时穿过三个主入口。穆吉却说，他要求成为打头阵的人。为了说服约尼，他提到了过去的经验。如果领头的人被压住阵脚，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一场短暂的、狂风骤雨般的争论爆发了，但是约尼依然不动摇。穆吉最后说，“如果你处在我的位置，你会做什么选择？”穆吉记得，约尼笑了笑，一言不发，然后指着名单上的第一个人。实际上，穆吉后来发现出兵的顺序被调整过，而他被安排在突击阵营靠前的位置。在他们队伍右边的前面不远处，就是约尼和他的指挥小组。
在第二次模拟演习中，约尼派遣两名士兵扮演乌干达人的角色。“在突击行动的准备过程中，”穆吉解释，“约尼预见到的形势就是，我们遭遇了两位乌干达哨兵。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采用的应对措施就是用消音武器解决他们。”虽然大家知道航站楼附近有哨兵，而约尼把他们安排在了更远的位置，沿着通往大楼的辅道埋伏起来。“敌人在这里设置岗哨是有道理的。”他说。
除了侦察营的士兵外，伞兵部队和戈兰尼士兵也在等待着模拟演习的开始。他们中有一位在退役以前打算去度假的苏林·赫西科中士。他所在的伞兵营一直驻扎在戈兰高地，然后他和其他14位士兵被召集到沿岸的平原地带。星期四午夜时分，他们到达了预定星期五举行模拟演习的地点，然后就裹着睡袋席地而卧。星期五的某个时候，他们被告知，要对一座三层楼高的、里面藏有恐怖分子的大楼展开突击行动。据说行动将要在黎巴嫩举行，因此恩德培的相关情况只字未提。但是，他们看到运输机抵达了基地。而且早晨的时候，他们被要求登上坦克，是为了看看坦克一次能挤进多少人。这时，关于他们要准备前往恩德培的解释就可能有点多余了。那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几乎无事可做，直到演习开始。他们一边坐着一边聊天，看着军官们碰面、商讨行动计划。偶然间，苏林发现了一个过去见过面的某位中校军官，原来是约尼。
“我一直是迫击炮野战排的一位中士。”苏林说起了他和约尼见面的经过，那时约尼还在装甲部队。“很多次演习的时候，我们被野战排派去为坦克营提供迫击炮火力援助。我曾经两次被分配到约尼所在的营队。在演习的策划会议上，我和他坐在一起。我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军官……他把迫击炮的事务放在第一项议程。一般说来，参加那样的演习，我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因为营队指挥无论如何理解不了我的职责所在。我会在必要的时候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开火，这样战场上就会狼烟四起，营队指挥自然也会喜出望外！但是，跟约尼一起参加的演习却并不是如此。他知道他的需求是什么，并且知道在什么时候提出需求。在整个营队，士兵们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们由衷地敬佩他！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组参加演习，他给我们分配了一位司机来负责装运迫击炮的半履带车。他是约尼的私人司机，为约尼开车。‘看好了，’他不断告诉我，‘看约尼是如何指挥演习过程，如何驾驭一切，如何发号施令。’我非常的惊讶。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司机对参与演习如此的兴致勃勃。”
苏林说，他对恩德培救援行动并没有感到特别的不安。他相信指挥官，相信他们会完好无损地将他带回来。在模拟演习之前，他和朋友们得知，他们要冲下飞机、奔向标记带所指明的“大楼”。第二天，星期六，他们参加了一个更详细的通报会，最后被告知，他们当天就要赶赴恩德培，而且他们的任务将是占领新航站楼。苏林所在的部队将在连队指挥的带领下，冲上楼顶并确保那里没有乌干达军队。他们被告知，遭遇到的任何乌干达士兵都属于敌对分子。他们不能伤害平民，并且要把他们转移到大楼的底层。而人质被挟持在另外一个旧航站楼——但是，被俘的人质是否在过去的24小时内已经被转移到了新航站楼，还不得而知。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将不得不担负起解救人质的使命。
星期五晚上10:00，古尔从沙姆沙伊赫返回。他首先去了约尼的办公室，和在那里的亚当、肖姆龙以及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一起，听取了约尼关于行动的简要陈述。虽然他们早已熟悉行动的要点，但随后还是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古尔重点提出了控制塔的问题，约尼解释说，他计划第一步先利用吉普车里的掩护兵力，然后利用装甲兵的增援火力肃清控制塔。短会之后，他们驾车赶往将要举行模拟演习的地点。
演习中，飞机仿佛是在着陆之后沿着跑道滑行。从领头的大力神飞机上首先跳出来的是伞兵突击队的精英队员，他们迅速地在跑道两侧放置好信号灯。如果正常的跑道信号灯一开始处于熄灭状态或者在第一架飞机着陆后被关闭了，这些灯将为后来的飞机标示出跑道位置。第一架飞机停下来的时候，舱门打开，以便奔驰车和两辆吉普车沿着跳板驶出。奔驰车司机阿米兹转动点火装置的钥匙，但没有任何动静。发动机没有启动，演习几乎要在它开始转动以前宣告失败了。阿米兹对着身后的吉普车高呼，要给他的车来一次猛击才能唤醒点火装置。这一击还真起作用了，汽车发动了。车辆都驶离了飞机，然后直奔旧航站楼的模型。
在左转上了通往航站楼的辅道以后，他们遭遇了约尼安排好的两名哨兵。穆吉说，“两个在跑道上担任‘警戒任务’的士兵，对抵达的车辆产生了‘怀疑’，然后命令我们停下来。我们照做的同时，约尼用消音武器朝他们‘射击’。接着，我们继续向航站楼推进。所有的一切，我们按照计划来训练。”士兵从车里跃出，在穆吉的带领下穿过了大楼的前方，约尼也紧随其后。士兵紧急突破黄麻搭建的大楼入口，放了几声空枪。约尼指挥所有的行动，包括在突击队之后装甲部队的抵达，人质和侦察营士兵的撤离。整个演习过程中，古尔都在士兵的旁边——他驾车从飞机的位置跟到航站楼，然后在突击行动中靠步行来回穿梭。
对空军指挥官佩拉德来说，看见士兵在黑暗中四处乱窜就好像是一片混乱。但是，总参谋长古尔作为步兵一路走来，理解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感到满意。古尔的助手哈盖·瑞格夫，在“突击”过程中也跟随着侦察营的士兵。约尼和瑞格夫从“赎罪日战争”伊始就相识了，那时约尼和手下的队员都加入了第七装甲旅。瑞格夫也在该部队服役，为的是突破叙利亚人的防线。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保持联系并偶尔见面。“在演习中，我的感觉就是他想努力告诉我一些事情，”瑞格夫说，“他很累——也许还有一些身体不适，但肯定是筋疲力尽了。虽然言语不多，他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告诉上司一切都好，我们时刻准备着’……在我看来，他觉得演习还不是太完美，也许会让不得不作出决定的高层失去一些信心……我认为，他想要传递的一个信息，也许他不能亲自跟决策层请命，因为可能引起怀疑，某些事情并不是很恰当。而这个信息就是：‘一切顺利。告诉他们不要担心。他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是如何完成的，但我们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然而，我记起来他是那么的疲惫。这种身体的透支，源自于他的工作负担而不是心理原因。至少，这是我所能感觉得到的。”
演习之后，古尔只对约尼讲了寥寥数语，对吉普车被塞得如此严实不太满意。他担心如果士兵需要采取行动，这般拥挤会碍手碍脚。“这看上去就像一堆人在前进，而不是一辆吉普车。”古尔准将回忆说。他要求每辆路虎车减少一些士兵。约尼说，他觉得这样没问题，而且他们以前这样做也没有出差错。但古尔坚持己见，最后他们一致同意每辆车减少一个士兵。
当士兵们听到这个消息时，亚力克说，“气氛很紧张。大家面面相觑。就像往常一样，每个人开始四处张望，想努力地找到将要被劝退的‘那个人’。我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我是一个后备人选啊。要在过去，我会自然地开始低头盯着地面，双脚挪来挪去，不知往哪放。但现在不会了。从约尼召见我的那一刻开始，我就非常清楚：这事成了。现在，没有人可以让我退出。这次他们开始四处张望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没有人可以让我退出。”古尔和约尼在演习之后的大部分商议都在战地帐篷里进行，而帐篷在前一天夜里才搭建起来，并且当天用作伞兵和戈兰尼士兵的餐厅。在那里，古尔把观摩演习的高级军官们召集到一起，询问他们关于行动可行性的看法。差不多一小时的时间里，他们在木制长椅上围着折叠桌子而坐，上面摆放着拉米·多坦精心准备好的西瓜片。从肖姆龙的讲话开始，古尔在即将参与行动和观摩演习的军官那里听到的都是赞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突击行动很可能会一举成功。肖姆龙说，如果第一架飞机能顺利着陆，行动就能取得胜利。他强调，整个行动取决于第一架飞机。
古尔现在必须做出决定，是否要向内阁建议执行计划。他对主力部队和助攻部队的表现都有特别深刻的印象。现在，他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出最后的决断。因为没有他的明确支持，派遣士兵执行计划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那一刻，古尔很明显地感觉到作为国家最高军事指挥官，所有责任系于一身。他首先要对属下人员负责，只要他的命令一出，他们将要奔赴一个数千英里之外的、知之甚少的作战目标。然而，失败的结局可能要超出这个国家所发起的任何军事行动。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人质或救援部队的伤亡是多还是少，而是行动成功的标准难有定论。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两种残酷的场面。一是所有的人质在救援部队还没有能够接触到他们之前就被杀害了；二是以色列士兵和军官的精英分子会遭遇麻烦而不能从空中撤离，这一点没人敢断言。而最好的情况就是，他们不得不与乌干达军队交火，然后一路突围到120英里之外的肯尼亚边境。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所有的人都被俘虏或者被消灭。这将不仅是一场军事上的灾难，而且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外交政策失利。最终的军事责任将落在总参谋长的肩上，是他建议政府做出了一个如此疯狂的举动。
古尔紧盯着他周围军官的脸庞，聆听他们的意见。他努力地揣摩他们的态度，当然还有他自己的。
“在场的每个人都被问起对成功可能性的看法。”肖·莫法兹回忆道。“但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个人的意见会决定这次行动是否有可能被批准……而且，这种形势之下，每个人都期待着约尼的发言。我们都清楚，约尼的建议将在关键时刻影响决策。此刻，责任之重犹如泰山压顶。”
正如他与佩雷斯当天早些时候的会见一样，约尼明白他讲话的语气和吐词的分量都具有重要意义。“我的感觉是，”穆吉说，“约尼尽量给出了平衡的、折中的回答，这样听起来就不会感觉太傲慢自大。即使我能肯定，他认为不会有任何问题，一切会进展顺利。他说，看了演习的过程，他预见不到有任何特殊的困难……在他看来，情报资料显示这次行动不仅可行，而且风险也在可接受范围内。”
“约尼说，如果飞机在恩德培登陆并且侦察营的士兵展开行动，这次任务将会迅速而成功地完成。”肖说。
约尼的发言影响了古尔。“约尼说，”穆吉回忆，“他有任何理由相信，如果人质确实在预定的地点，侦察营就能利用自己的战术和所能支配的兵力来圆满完成任务。约尼如此认为不仅很自然，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他的底线就是：行动能成功。看到莫塔的反应，然后我相信这些话给了古尔和其他高层将领无限的自信，而他们正需要以此来推动计划并得到内阁的批准。”
其他在场的人都表示赞同。坐在一边看着他们而没有参与讨论的多坦说：“无论你是否想去了解，你都能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你看看这些人，还有他们的表情，你就清楚莫塔在观察谁。他在观察约尼。提起这些军官们的发言，莫塔对于执行计划的信心……来自约尼。我百分之百地这么认为。”
“我想，约尼乐观的回应，首先源自我们必须完成使命的信念，”莫法兹解释说，“其次，源自他对士兵的信任……和很大程度上，对自己指挥和领导他们的能力的信任。”
会议结束时，古尔宣布，他将向国防部长提议批准行动。这是总参谋长曾经做出的最具有胆识的一次决定。古尔说，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内阁。同时，参与行动的飞机和车辆要在当天晚上调派到罗德机场，然后准备第二天出发前往乌干达。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有些走出了帐篷，有些在帐篷里多留一会儿交换意见。稀稀疏疏的只有几个声音，如耳语一般。一位军官回忆说，那种感觉就是“如临大敌时的安静”。
当约尼走向帐篷出口的时候，他拍了拍多坦的肩膀，然后说：“没事的。”他的语气没有丝毫的狂妄，而是极度的严肃，好像是对自己的一个承诺，一切都会圆满结束。多坦说：“他就是那个在战斗开始阶段能够决定结局的人。如果有任何事情出现差错，这个关键时刻就能导致整个任务以失败告终。你能感觉到，他的责任要比在场的其他军官重大一百倍。当他说‘没事的’时，他投射出的一个承诺就是，我们真的可以获得成功……我能感觉到，这句话给了我力量。”
本加尔也对约尼的一本正经有着深刻的印象。“如果你熟悉一个人，只要观察他或者跟他待一会儿，你就足以明白他真正在忙些什么……我能看出，约尼所承受的东西要超出我以前所见到的任何一次，它更沉重、更剧烈、更深刻，比战斗来得更甚。”
也许，本加尔与约尼的关系尤其亲近，他也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东西。“我感觉，他快要到了身体的极限。他告诉我，他极度的疲惫，然而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此外，他看起来也很糟糕。有些事情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军官们带着自己的部队离开了演习地点。侦察营的士兵返回了基地。午夜时分已过，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完成。一方面，车辆还没有准备好。奔驰车的维修和喷涂工作还没有结束，一些琐碎的但重要的细节还必须处理，比如车头要悬挂乌干达国旗等。士兵们必须完成自我装备，并且为第二天的检阅做好一切准备。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都必须在任务手册上研究情报资料，特别是航站楼、跑道及其周围区域的布局。现在，他们几乎没有时间了。
约尼会见了他的军官，给了他们一份最新的情报并且跟他们一起审核演习过程。后来，他坐在亚力克旁边，用桌上散落的一些草图快速地解释行动中兵力和飞机的分布。约尼说，如果他要抽身出来亲自参与任何一部分行动的话，那么亚力克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指挥小组。
侦察营的士兵都在四处忙着眼前的任务，除了几位军官还聚在旗杆旁边的营房里。他们已经被一种深深的不安所感染。直到演习开始，没有人相信行动会执行。是的，他们要确保自己的队伍整装完毕以接受每一道检查，他们在演习中提出想法，他们争先恐后地让自己的士兵入列战斗人员名单——但这只说明了他们一半的想法。而另一半想法是，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现在，总参谋长已经认可这次行动，车辆将要在这夜深人静之时运往罗德机场并装上飞机。最终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行动无论如何都要真正地被执行了。这是真的。古尔将要向国防部长和总理提议此事。而这两个人对侦察营的处事能力几乎是盲目的自信，肯定会表示赞同并争取内阁的批准。
那天早晨，他们第一次从约尼那里听说了行动计划。现在，仅仅经过18个小时的备战和训练之后，准备工作也宣告结束。他们即将奔赴恩德培。对于类似的“特殊”行动，军官们习惯了制定非常详细的计划、举行几个月的训练，最后才算准备完毕。这样，每个人都清楚自己一路上该怎么做。不允许有任何意外发生。对于这样的行动，你必须在实体建筑上进行演练，以便真实地体验战场上真正所发生的一切，而不是用一些粗麻袋和封口胶布来应付了事。计划也会提前几个星期来修改和定夺，直到每个人都满意为止。情报机构应该非常可靠地给予我们最大的信心，行动会取得胜利。而这次，一位军官回忆，“我们感觉好像每个人都在自顾自地忙着。部队还没有就位、演习草草收场、车辆状况不佳、准备工作不到位、情报资料也极其有限，整个行动简直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我们感觉，侦察营在欺骗自己还有军方，步兵和伞兵指挥官在忽悠他的上司，然后如此往上循环。”
谈话到了某个节骨眼上，有人提出应该要审核约尼的想法，甚至是军方高层的想法，然后一直到各个部长的想法。这样内阁就会知道真正的状况是什么。
那个时候，甚至到行动前的一个夜晚，他们都为疑虑所困并且对成功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对大部分人而言，这种情绪是由他们所面临的客观条件而引起的。他们中的两三个人也对约尼的指挥权表现出了不满，这种不满在约尼作为他们指挥官的一年时间里，有增长、有消退，但从来没有释怀过。约尼意识到他们对自己持有反对意见，因为他敏感。也许这种敏感对他作为指挥官来说太甚，而造成了一种赤裸裸的伤害。没错，一些曾经强烈反对他的年轻军官已经变成了热情的支持者，并且其中一两位由于服役期结束而退役了。但是，现在还有一些坚定的反对者。毫无疑问，他们的一些批评来自于约尼当年所犯下的错误，但其背后几乎都是个人的缘由。反对的意见如此普遍，已经变得根深蒂固和难以清除，几乎快成了一种习惯。所有的事情都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批评，当然也包括约尼的行动计划以及他为计划的实施所做的一切。即使在行动取得成功之后，他们还继续坚持认为“约尼没有考虑到所有的事情，没有为所有的可能做好准备”。
当然，他没有。这种形势下，随着时间离恐怖分子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考虑到所有的事情非人力所及。如果由其他人来准备这次行动，他也许会考虑到约尼没能注意到的细节，或者他甚至会策划一个不同类型的行动。约尼自己也知道，计划和准备工作都不算完美，但是他相信这些足以确保成功。而且，他相信自己的队友和军官，其中也有他的反对者。他相信，计划一旦实施，他们大部分人会急形势之所急。而且，他相信自己。
“我们年轻的军官，”一个人解释，“会更多地把信任放在计划和演习的技术层面，而不在我们自己和队友的潜能上，不在我们消息灵通、主动性和灵活性上。”
公正地讲，必须要提到的是，军官们的担忧并不是因为害怕战斗。他们在行动中的表现足以证明他们的勇猛和无畏。行动前的最后一次训练，也就是模拟演习结束后，感到不安的不仅仅是约尼的反对者。几名其他没有参与夜晚讨论会的军官——他们在“赎罪日战争”时力挺约尼并且在行动中只相信他一人——也有同感。准备工作的匆忙、任务的复杂程度、过去救援行动的负面经历都产生了影响，它们就如那些质疑和犹豫一样困扰着每一个出发执行重大使命的官兵。
最后，阵营产生了分裂，对向谁请命完全没有定论。但是，在他们踏上乌干达领土前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对行动持有保留意见的军官们都在行动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如果一次行动的胜败取决于少数人瞬间的表现，这样的情绪势必会有潜在的危险。
第二天，约尼将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彻底改变这种情绪。
配置和检查装备、擦拭武器、准备车辆、协调侦察营内外的大小事务，这些工作一直持续到午夜。和其他营房一样，阿米尔和希勒姆的营房里，士兵们间断性地熄灭房间里的灯光，来调整他们步枪顶部的瞄准灯，以防挟持人质的大厅到后来漆黑一片。没有灯光的情况下，他们要辨别自己在朝谁射击将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整个晚上，我不断记起沙威伊酒店的那次痛苦经历，”曾经在那次行动中受伤的希勒姆说，“就在我们抵达大楼的时候，恐怖分子引爆了炸药。整栋建筑陷入一片漆黑，如地狱一般，爆炸激起的灰尘让你看不清任何东西。我在想，类似的情况可能会在这里重演。你想要看见任何东西的唯一办法，就是依赖这些瞄准灯。你可以用这些狭长的光束寻找敌人然后瞄准，但如果光束没有校准精确，你会射不中敌人。所以在营房里，我们会把步枪支在某个静止的物体上瞄准星，然后灭灯按下按钮，确保光点分毫不差地落在我们用瞄准灯定位的地方。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
没有足够的瞄准灯适合安装在AK-47冲锋枪上，所以一些士兵不得不使用可靠性稍差一点的以色列制的乌兹冲锋枪，这些枪本身就装有瞄准灯。一位名叫宜兰·布鲁默的突击队员，拿着分配给他的乌兹冲锋枪来到附近的射击场试射。他试用了弹药背心里的每一个弹夹，以确保他们的有效性。
任何一个还没有把弹夹装满子弹的人，任何一个还没有把弹药袋装满手榴弹的人，现在都做着同样的工作。每个人都尽可能多地拿一些弹药背心所能容纳的子弹和手榴弹。士兵还要确保在已经上膛的弹夹旁边还装有备用弹夹，这样他们可以在第一个弹夹耗尽时立刻装上第二个。阿米尔在自己的背包里装备了可以撞开门的全套设备，并且尝试用各种方式来携带背包和扩音器。每支队伍里必须有一个人携带这些装备。若是没人愿意做这项苦力，他们就抽签决定。阿米尔是阿姆农队伍中的中签者，于是他还必须应付这些额外的装备。
一些人还想方设法挤出几个小时来睡觉，而任务很紧张的其他人，一夜都没合眼。还有一些人仅仅因为睡不着，也熬了一夜。
布克瑞斯非常焦虑，凌晨2:00，他被告知来自他们连的另外一名士兵已经被从行动中解职。这样，他就是他们连队最后一名入列恩德培救援行动花名册的人——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从他完成侦察营的漫长训练课程起，才过去了几个星期。他们连的其他队员已经在传统的、人气爆棚的夜间结业典礼上接受了侦察营的徽章。但是，脚部的应力性骨折使得布克瑞斯没能参与这次漫长的、残酷的“结业考核”训练。脚伤痊愈后，他和另外一名士兵自行完成训练。最后，约尼让他们在一个古战场遗址参加一次实弹演习。他们的结业典礼就算开始了。
“这次不是整个侦察营参战，只有我们。”约尼告诉这两位大汗淋漓的士兵。“但这并不能让演习逊色多少。正好相反。在我主持的所有典礼中，这次对我来说最让人感怀。因为，这次私下的典礼让我作为侦察营的指挥官与你们每个人都建立了特殊的联系。”他从口袋里掏出侦察营的“一对小翅膀”，将徽章递给两位士兵并和他们握手。他们在黑暗中看不清翅膀的模样，只能用手指去触摸。
约尼很享受这次演习的亲密无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跟普通士兵的关系来得重要。但是，几年时间过去，他升了职，这段关系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特别是他执掌侦察营以后。对约尼而言，表现出和属下不错的私人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一般的指挥官纯粹为了公关考虑，会给人一种外在的、肤浅的“友好”印象。约尼讨厌装腔作势。任何虚伪的人际联络，甚至一个“会心”但毫无意义的微笑，都违反他的天性。如果他笑容满面，那一定是发自内心的、潜意识的，没有任何取悦人的意图。
约尼给布克瑞斯和另外一名士兵颁发侦察营的徽章，这使得他有了一个与队员简单亲近的机会。他用自己的车把他们送回基地，而没有用来接他们的卡车。返回的路上，在两位疲惫不堪的士兵入睡以前，约尼询问了他们的个人情况。他听说布克瑞斯的父母是从突尼斯迁徙到以色列的。布克瑞斯有七个兄弟，而且征召入伍前他在一家寄宿学校上学。
要说在行动前夕，布克瑞斯应该有不止一次机会去欣赏他的徽章，但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侦察营的徽章和那些服役士兵的名字一样，都属于军方机密。所以，布克瑞斯的徽章没有挂在胸前，而是藏在了一个抽屉的里层。
现在是星期五的后半夜，距离救援部队离开基地还剩几个小时的时间。布克瑞斯还是担心约尼会将他从行动名单中剔除。他知道，就资历而言自己应该属于二线人员。于是，他找到了一位军官。
“我真正参战的几率是多少？”他焦急地问。
“他们永远不会将你除名。”另外的人回答，好像是在陈述一个公认的事实。
布克瑞斯没有问他为什么如此肯定。他只是对听到的答案感到很满足，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营房为第二天早晨的检阅打点行装。对他来说，漫长的一天已经结束。他确信，侦察营会成功地完成任务，而且他也会在伊夫塔的第二梯队里做好机枪手的工作。“但是，我意识到另外一件事，”布克瑞斯说，“如果敌人捣毁我们的飞机，就无路可退了。也许他们没有明说，但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被叫醒之前，他带着无比轻松的心情睡了两个小时。他要飞往一个赤道附近的未知国家，虽然不太确信是否能从那里顺利返回。
阿米尔·欧弗是那些无法入睡的士兵中的一位。他知道，让他彻夜难眠的，既有担忧也有兴奋。担忧并不是对他的指挥官缺乏信心；而是每一位参战士兵所能感受到的某种本能的身体反应。就在前一天晚上，秘书打过电话告诉他，他们将要走“远路”。现在，他要真正准备踏上旅程。“这要么是国防军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行动，要么就是最彻底的失败。”他告诉营房里的另一名士兵。离早晨的检阅还有几个小时，他正坐着研究自己的作战手册。他把示意图和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以确保自己不会混淆。他不能错过预计挟持有人质的大厅而贸然进入另一个厅。没错，根据计划，他应该在指挥官阿姆农的带领下冲入位于中间位置的第二入口。虽然指挥官肯定知道从哪个入口展开突击，但不能仅仅依赖这一点。他必须做好所有的准备。他又看了看那张非洲大地图，望了望那条横跨大陆的撤离路线：从恩德培出来，沿着维多利亚湖的北岸一直延伸到肯利亚边界。
丹尼·达刚也瞥了一眼那张地图和那条线路。到肯尼亚有120英里，而装甲车——他把油箱加满到了极限，上面还堆放了几个备用的油罐——有足够的燃料开到边界地带。但现在，他的眼前又多了几丝忧虑。奔驰车的轮胎已经破旧不堪；有些地方还能看见车内的传动带。“当然，奔驰车只需要行驶两三英里，但是要搭载9到10名士兵，所以轮胎必须要好。”丹尼说。阿米兹打电话给一位朋友，帮他们联系上了一位奔驰车修理厂的老板。当天晚上，丹尼开车到雅法的一个仓库，带回来了5个新轮胎。丹尼用当地一家餐厅的餐巾纸签了一张支票，并承诺在一个星期内给修理厂老板支付轮胎的费用。
但在更换轮胎之后，丹尼又担心起奔驰车的状况，以至于想重新换一辆车。他向约尼报告说，他认为这辆车不太适用。“你确定吗？”约尼问。丹尼告诉他，自己的一位朋友有一辆黑色的、能坐9个人的大本田。约尼立刻接受了这个建议。“太好了，把车弄过来。”他告诉丹尼。于是，丹尼就半夜驾车来到朋友家里，也没有告诉朋友车做什么用，只是请求允许他借用一两天。
丹尼给凯垭方面打电话得到正式确认，军方会对车的任何损失负责。然后，他又跟约尼联系，说他们可以借用这辆车。“车有多长？”约尼记得问了一句。当丹尼回电说本田车要比奔驰车超出两英尺的时候，约尼只好宣布弃用这辆车。飞机上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摆放这辆车。侦察营还是必须用奔驰车来完成任务，而约尼只能期望点火装置和其他的部件能够在关键时刻起作用。
那一天，塔米尔的父母从国外度假返回以色列。在得到约尼的允许后，塔米尔就回家探亲，然后第二天早晨返回。和其他人一样，剩下的和塔米尔年纪相仿的军官被命令不得离开基地。但是，年轻的军官们经常觉得这样的命令会朝令夕改，特别是他们不相信这个筹划中的行动会执行。“那段时间，每次训练完毕之后，我都回家过夜。”一位军官说。“我们思忖着这次是否也可以回家，不过后来还是决定回家。我们弄了一辆皮卡就离开了。我们一直走到了基地外面的交叉路口，这时引擎盖突然在我们面前弹开了。面面相觑的我们心想：也许我们根本不应该离开。我们放下引擎盖，转了个弯又回到了侦察营。”
约尼还在办公室。“我们一直工作到那天早晨，”阿维说，“约尼把一些需要强调和核查的细节又过目一遍，解决了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约尼和阿维还坐在一起讨论了另外一件事情。这件事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并且直到今天还未解密。不过，侦察营在那些日子耗费了大量时间来处理这件事。他们两人和一些军官召开了一个本来预定在第二天的核心会议，但当时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如果不是阿维，这个会议至少是无法召开的。所以，他们一致决定阿维不去恩德培。“约尼和我坐在一起，”阿维说，“讨论我们必须处理的、与另外一件事情相关的问题，但约尼的心思都在恩德培上面。他说，我很抱歉，对营房外面的人许下的承诺让我无法参与这次行动……无论如何，现在的假设就是行动获得批准的几率依然很小……我甚至不认为，有任何人相信我们会执行这次计划……约尼告诉我：‘阿维，你为什么要在上面浪费时间？’”
约尼完成工作以后，仅仅还有几个小时的睡觉时间。他知道，自己现在必须要休息了，趁行动还没开始。他回到公寓走进了淋浴房。布鲁莉亚记得，她到洗手间的时候，似乎发现约尼已经在那睡着了——他背靠着墙站在那里，闭着眼睛，头顶的水还在哗哗地往下流。他们定了一大早的闹钟，以便有时间把约尼前天晚上留下的记录再讨论一遍。现在，这个午夜时分，已经没有时间来思考和反省了。约尼所需要的就是睡上一觉。他裹着浴巾爬上床，倒头就进入了梦乡。
除非另有标注，参考注释均来源于个人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