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在地下很多层，天花板很低，领午餐的队伍缓慢地向前挪动。食堂里人满为患，极为嘈杂。柜台上的格栅那里，炖菜的热气往上冒着，带着一股酸酸的金属味，然而仍未能完全压过胜利杜松子酒的气味。食堂一头有个小酒吧，只是墙上开了个洞，花一角钱，就能在那儿买一大口杜松子酒。
“找的就是你。”有人在温斯顿背后说。
他转过身，是他的朋友塞姆，在研究司工作。也许“朋友”一词用得不是很准确。人们如今不会有朋友了，只有同志，但是跟有些同志在一起，比跟别的同志在一起愉快些。塞姆是位语言学家，是新话方面的专家。事实上，他是如今正从事《新话词典》第十一版编撰工作的数目庞大的专家之一。他是个身材特别矮小的家伙，比温斯顿还矮。他一头黑发，眼睛大而暴突，眼神既悲哀，又具有嘲弄性。跟你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在仔细研究你的脸。
“我想问问你还有没有剃须刀片。”他说。
“一片也没有了！”温斯顿急忙有点心虚地说，“我到处都找过，全用完了。”
人们总来问你有没有剃须刀片。其实温斯顿还存起了两片没用。过去几个月里，剃须刀片特别紧缺。某一时间，总会有哪种必需品在党的店铺里供应不上，有时是纽扣，有时是织补毛线，有时是鞋带，目前是剃须刀片。实在想找一片的话，只能多少算是偷偷摸摸地去“自由”市场那里购买。
“我的那片已经用了六个星期。”他又不诚实地加了一句。
队伍又往前挪了一点。他们再次暂停下脚步时，温斯顿又转身和塞姆面对面。他们两人都从柜台上那堆油腻的托盘里取了一个。
“你昨天有没有去看绞死俘虏？”塞姆问道。
“在工作，”温斯顿冷淡地说，“我想我会从电影上看到的。”
“那可差得太远了。”
他那双嘲弄的眼睛在温斯顿的脸上扫来扫去。“我了解你，”那双眼睛似乎在说，“我看透了你，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没去看绞死俘虏。”从思维上说，塞姆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会以幸灾乐祸的满足感谈论直升飞机对敌方村庄的袭击和思想犯被审讯招供及在仁爱部的地下室里被处决之类的事，让人听得不舒服。跟他谈话时，主要就是把他从这些话题上岔开，然后有可能的话，用一些新话的技术性细节缠住他——他在这方面意见权威，说起来头头是道。温斯顿把头转开一点，以避开那双黑眼睛的审视。
“绞得不错，”塞姆回味道，“不过我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他们把俘虏的脚绑在一起，我喜欢看他们蹬脚的样子。最主要的是到了最后，他们的舌头往外伸得很长，颜色发蓝——蓝得发亮。我喜欢看的就是这些细节。”
“下一位，请！”那个系着白色围裙的群众手持长柄勺子喊道。
温斯顿和塞姆把他们的托盘塞到铁栅之下，一份午餐很快就放到上面：一小铁杯有点粉红兼苍白色的炖菜，一大块面包，一小块奶酪，一杯没放牛奶的咖啡和一片糖精。
“那边有张桌子，电屏下头，”塞姆说，“我们顺路也打点酒。”
酒盛在无把瓷杯子里。他们一路绕着走，穿过了拥挤的人群，到了食堂另一头，然后把托盘放在金属面的桌子上。在桌子一角，有人留下一摊炖菜，肮脏的稀稀一团，看上去像是吐出来的东西。温斯顿拿起他的那杯酒，顿下来鼓了鼓勇气，然后把那带着油味的东西咽了下去。把眼里的泪珠眨掉后，他突然觉得饥肠辘辘，开始一勺勺地吞下炖菜。除了总体上烂糟糟的感觉，炖菜里还有些粉红色的软四方块，很可能是肉制品。之后他们没再说话，默默吃完炖菜。温斯顿左边身后不远的一张桌子上，有人在急促而且不打顿地说话，刺耳的叽里咕噜说话声几乎像鸭子在嘎嘎叫，在食堂里的一片喧哗中，倒是直达耳膜。
“词典编得怎么样了？”温斯顿问道，声音提高得盖过了喧哗声。
“不快。”塞姆说，“我编的是形容词，有意思极了。”
一提到新话，他的精神马上为之一振。他把炖菜杯推到一旁，用细长的手拿起面包，另一只手拿着酒杯，把身子俯在桌子上，免得嗓门太大。
“第十一版是定本，”他说，“我们正在让语言最终定型——是人们不再说其他语言时的定型语言。等到我们完成后，像你这种人就必须重新学习一遍。我敢说，你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新词，可是根本不不沾边！我们在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得只剩骨头。二〇五〇年前会变得过时的单词，第十一版里一个也不收。”
他狼吞虎咽地吃了几口面包，然后继续说话，带着有点学究式的热情。他那张又瘦又黑的脸庞变得生动了，眼神里没了嘲弄，几乎是神驰天外的样子。
“消灭单词是件很美妙的事。当然，动词和形容词里的多余词最多，不过名词里也有几百个可以去掉，不仅是同义词，还有反义词。说到底，那些只是其他一些词相反意义的词有什么理由存在下去呢？一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它的相反意义。比如说‘好’，有了像‘好’这样的词，还有什么必要存在另一个词‘坏’？‘不好’一样管用嘛——而且还要更好些，因为它是更准确的反义词。再比如，要是你需要比‘好’语气强一些的词语，有什么道理存在一连串像‘很棒’、‘一流’这样含义不明的无用词语？‘加好’就能涵盖这个意义，如果你需要语气更强一点，就用‘加加好’。当然，我们已经在使用这些词形，但在最终版本的新话里，不会再有别的词。到最后，只用六个词，就能全部涵盖好和坏的意义——实际上只是一个词。你难道看不出这有多妙吗，温斯顿？当然，这是老大哥最先想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想了想又补充上的。
听到他提起老大哥的名字，温斯顿的脸上掠过一丝并非很热心的神色，可塞姆还是马上察觉到他有点缺乏热情。
“你没有真正意识到新话的好处，温斯顿。”他几乎是难过地说，“甚至在你用新话写作时，你仍是用旧话思考。我有时候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你写的文章，还算不错，不过那是翻译性的。内心里，你宁愿抱着旧话不放，尽管它含糊，而且毫无用处地在含义上有许多差别。你没理解消灭单词的妙处。你知不知道新话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词汇总量在日趋减少的语言？”
当然，温斯顿不知道这一点。他笑了，希望那是种表示赞成的笑。因为拿不准，他不敢开口说话。塞姆又咬了口黑面包，嚼了几下后接着说：
“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唯一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将被一个单词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单词的意义有严格规定，其他次要意义将被消除，然后被忘掉。在第十一版里，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但是这个过程在你我死后仍会继续进行。年复一年，词汇量继续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当然，即使是现在，也没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去犯思想罪。这是个自律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就连这点也没必要。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算完成了，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他以一种神秘的满足感又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二〇五〇年，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听懂我们现在的这种谈话？”
“除了——”温斯顿怀疑地开口说道，然而又打住了。
“除了群众。”那是他到了嘴边却没说出来的话，不过他控制住了自己，不肯定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算不算异端意见。然而塞姆猜到了他想说什么。
“群众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二〇五〇年，很可能还要早一点，所有旧话中真正的知识都将消失，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将被消灭。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只会以新话版本存在，不只是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实际上变成了跟以前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会改变，连标语也会。在自由的概念已经被取消后，怎么会有‘自由即奴役’这种标语？整个思想氛围将不一样了。照我们现在看来，实际上将不再有思想了。正统意味着不去想——不需要去想，正统就是无意识。”
或早或晚，塞姆会被蒸发掉，温斯顿忽然想到这一点并对此深信不疑。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明白，说得太露骨。党不喜欢这种人，总有一天他会失踪，这明明白白写在他脸上。
温斯顿已经吃完了面包和奶酪，他坐着向旁边稍微侧了点身子来喝他那杯咖啡。左边的桌子上，那个尖嗓门男人仍在没完没了地说话。一个背对温斯顿坐着，可能是他的秘书的年轻女孩在听他说话，好像在热切地对他所讲的一切都表示赞同。时不时地，温斯顿能听到像“我觉得您说得太对了，我太赞同您了”这种话，女孩的嗓门既年轻，又很愚蠢。但是另一个嗓门根本没打顿，甚至在那个女孩说话时也是。温斯顿跟那个男的只是面熟，只知道他在小说司里担任某要职。他三十岁左右，喉头突出，一张大嘴巧舌如簧。他头有点往后仰着，而且由于他坐的角度，让他的眼镜片反射着光亮。从温斯顿的角度，只看到两个空圆盘，看不到眼睛。微微有点可怕的，是他那张嘴里流泻出的声音，几乎一个词也分辨不出来。只有一次，温斯顿听到一组短语——“完全彻底铲除戈斯坦因主义”——很快地一口气全迸出来，像是铸成一行的铅字。其余仅仅是噪音，是一片叽叽嘎嘎之声。然而，尽管你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但对他话里的基本内容，还是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他可能在谴责戈斯坦因并要求对思想犯及破坏分子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可能在猛烈抨击欧亚国部队的暴行，可能在歌颂老大哥或者马拉巴尔前线的英雄。这些都没关系，不管他说的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所说的每个字都绝对正统、绝对英社。温斯顿看着那张没有眼睛的脸和一张一合的下巴时，有了种奇特的感觉，即这不是个真正的人，而是个假人。不是那个人的大脑，而是他的喉头在控制他的语言。从他嘴里冒出的玩意儿有字也有词，可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讲话，而是无意识状态下发出的噪音，就像鸭子的嘎嘎叫声。
塞姆沉默了一会儿，他用勺子柄在那摊炖菜上画着图案。来自邻座的声音仍在很快地嘎嘎叫，尽管周围一片喧哗，却仍清晰可闻。
“新话里有个词，”塞姆说，“不晓得你知不知道：‘鸭讲’。就是像鸭子那样嘎嘎叫着说话。它是那种具有两种相反意义的词，挺有意思。用在敌人身上是辱骂，用在与你意见一致的人身上，就是赞扬。”
毫无疑问，塞姆将被蒸发掉，温斯顿又再次想道。他想着想着，感到一丝悲哀，尽管他很清楚塞姆轻视他，还有点不喜欢他，有理由的话，也完全有可能把他温斯顿当做思想犯揭发。塞姆身上有点隐隐约约不对劲的地方，他缺少某种东西：谨慎，超脱，一种藏拙的能力。不能说他不正统，他信仰英社的原则，对老大哥怀有崇敬之心，听到打胜仗就欢欣鼓舞，痛恨异端分子，不仅是真心实意，而且有种不可遏制的热情，消息也颇灵通，为一般党员所不及。但他多多少少有点靠不住，有些最好不说的话他会说出来，读书读得太多，经常光顾栗树咖啡馆，那是画家和音乐家出没的地方。没有法律，甚至也没有不成文的法律规定不可以时常光顾栗树咖啡馆，但不知为何，那里是个不祥之地。那些名誉扫地的党的前领导人被清洗前，经常在那里相聚。据说几年或几十年前，戈斯坦因自己有时也在那里露面。塞姆的命运不难预见，然而仍然存在这一事实：要是塞姆掌握了他的——也就是温斯顿的——秘密想法哪怕只有三秒，就会马上向思想警察揭发他。就此而言，谁都会那样做，但塞姆会最积极。光有热情还不够，正统是无意识。
塞姆抬起头。“帕森斯来了。”他说。
他似乎话里还有话：“那个操蛋的蠢货。”帕森斯，也就是与温斯顿同在胜利大厦的住户，确实正从食堂那边穿过来。他身体发福，中等个头，淡色头发，脸长得像青蛙。他现年三十五岁，脖子和腰部已经堆上了一坨坨脂肪，然而动作却敏捷得像个小伙子。他的整个外表像那种长得大块头的小男孩。尽管他穿的是普通工作服，你仍然几乎不可能不想象他穿的是侦察队的那种蓝短裤、灰衬衫，戴着红领巾。脑子里想起他的模样时，总会想到一对胖得有了小坑的膝盖和胖鼓鼓的小臂上挽起来的衣袖。确实，只要遇到集体远足或者其他活动，能让他有理由穿短裤时，帕森斯总是无一例外地再次穿上短裤。他向他们两位喜气洋洋地说了声“你好，你好”，就在这张桌子前坐了下来，马上带来一股浓烈的汗臭。他那张粉红色脸庞上挂满了汗珠。他的出汗能力真是令人咋舌。在集体活动中心，总能根据乒乓球拍把的潮湿程度判断出他何时打了球。塞姆已经拿出一张纸条，上面有一列单词。他用手指夹着一杆蘸水笔在研究着。
“你瞧他吃饭时间还用功呢，”帕森斯用肘部顶了一下温斯顿说，“热情万丈啊，是不是？你在干什么，伙计？我估计对我来说太高深了。史密斯伙计，我跟你说我干吗要追着你。是为了你忘了交的捐款。”
“什么捐款？”温斯顿问道，下意识就去摸钱包。大家工资的四分之一必须主动捐出去，名堂多如牛毛，很难每项都记得清楚。
“为仇恨周的，你知道——每家都要出。我是我们那个区的出纳。我们可是在全力以赴，要大张旗鼓地表现一番。我跟你说，要是胜利大厦挂的旗帜数量在整条街上拿不了第一，你可怪不到我头上。你答应过我捐两块钱。”
温斯顿找到两张皱巴巴、脏兮兮的钞票递给帕森斯，后者用文盲的那种整洁字体记到一本小笔记本上。
“还有，伙计，”他说，“听说我那个小崽子昨天用弹弓打了你，为这事我把他狠狠修理了一顿，真的。我告诉他再那么干，就没收他的弹弓。”
“我想他是因为没看成处决人而有点儿不开心。”温斯顿说。
“哎，对了——这就是我想说的意思，这反映了他思想对头，是不是？虽然他们是淘气的小崽子，两个都是，不过他们的热情可真没说的！他们想的只是侦察队，当然还有战争。你知不知道我那个小女孩上星期六，也就是在她们的中队去伯克海姆斯德方向远足时干了件什么事？她叫上另外两个女孩跟她一起从远足队伍里开溜，花了整整一下午时间跟踪一个陌生人。她们跟了他有两小时，一直穿过森林，到了阿默夏姆后，向巡逻队揭发了那个人。”
“她们干吗要那么干？”温斯顿多少有点吃惊地问。帕森斯又洋洋自得地说：
“我的小孩儿认准他是个敌特之类的角色——比如说可能是空投下来的。但是关键在这儿，伙计。你猜猜她一开始是怎么注意上他的？她看到他穿了双古怪的鞋子，所以有可能是个外国人。对七岁的小孩子来说够聪明的了，对不对？”
“那人后来怎么样了？”
“哦，那个嘛，我当然不知道喽。可要是这样了，我可一点儿也不会吃惊。”他做了个步枪瞄准的动作，嘴里还发出开枪声。
“好。”塞姆心不在焉地说。他仍在看那张纸条，头也没抬一下。
“当然，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温斯顿老老实实地表示赞同。
“我的意思是如今还在打仗。”帕森斯说。
像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正好在他们头顶的电屏里传出一阵小号声。但这次不是宣布一次军事胜利，而只是来自富足部的一则通知。
“同志们！”一个慷慨激昂的年轻声音高声说，“注意，同志们！我们有喜讯要宣布！我们在生产上又打了胜仗！根据刚刚完成的对各种消费品的统计，过去一年里，生活水平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以上。今天上午，在大洋国各地都有无法劝阻的自发游行。劳动者迈出工厂和办公室，在街道上举旗游行，以表达对老大哥的感激之情。他的英明领导带给了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这里有一些统计数字：食品——”
“我们崭新的幸福生活”这几个词出现了好几次，这是富足部最近喜欢用的。帕森斯的注意力也被小号声吸引过去。他坐在那里听着，表情严肃，张着嘴巴，也有点听明白后不耐烦的样子。他听不懂数字，但是他明白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数字是带来满足的原因。他早已掏出一个肮脏的大烟斗，里面填了一半焦黑的烟丝。一星期的烟丝定量只有一百克，很少可以将烟斗装得太满。温斯顿在吸一根胜利烟，小心翼翼地水平拿着。新定量到明天才有，而他只剩四根了。他暂时闭上眼睛，对远处的喧哗充耳不闻，而是在听电屏里连续播放的声音。似乎甚至还提到，因为老大哥把巧克力定量提高到二十克而举行了向他表示感谢的游行。他想到不过是昨天才宣布定量被降至一星期二十克，有没有可能才过了二十四小时，他们就又轻易相信了？没错，他们又相信了。帕森斯以他那种畜牲般的蠢劲很容易就相信了，旁边桌子上那个看不到眼睛的家伙狂热地相信了，而且怀着满腔怒火，要把会上提出上星期的定量是三十克的任何人挖出来，批判他，蒸发他。塞姆通过某种更为复杂的方式也相信了，那需要用到双重思想。如此说来，他是不是独一无二地拥有那种记忆？
离奇的统计数字继续从电屏里涌将出来。跟去年相比，有了更多衣服，更多房屋，更多家具，更多饭锅，更多燃料，更多轮船，更多直升飞机，更多书籍，更多婴儿——除了疾病、犯罪和精神病，一切都更多了。一年年，每分钟，每个人，所有事，都在向上嗖嗖地快速发展。跟塞姆刚才那样，温斯顿拿起勺子，在桌子上流淌着的苍白色肉汁里随意划拉，把原来的一长溜划拉成了一幅图案。他带着恨意沉思着生活的物质结构。是不是一直就是这样？是不是食物一直就是这个味道？他环顾食堂。这是一间天花板很低、人头攒动的屋子，墙上由于人们身体的无数次触碰而变得肮脏；金属桌椅破破烂烂，间隔近得坐下能互相碰到肘部；弯了柄的勺子，变形的托盘，粗糙的白杯子；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有油腻，所有裂缝里都有污垢；还有劣酒、劣质咖啡、金属味炖菜和脏衣服相混合的怪味。在你的胃和皮肤里，总有种抗议的感觉，就是你被骗走了原本有权拥有的某种东西。确实，他对所有事物的记忆都没有太大差别。在他能够清楚记得的无论哪个时候，从来都是吃的东西不大够，内衣或袜子总是到处有洞，家具总是陈旧不堪，以至于就要散架，房间里暖气供应不足，地铁拥挤不堪，房屋摇摇欲坠，面包黑糊糊的，茶叶变成稀缺之物，咖啡尝来像是脏东西，香烟供应不足——除了合成的杜松子酒，什么都不便宜，什么都缺乏。缺乏舒适感，灰尘弥漫，所用不足，冗长的冬季，黏糊糊的袜子，从来不开的电梯，冰凉的水，粗砂般的肥皂，散落开来的香烟，味道奇差的食物。当然，随着年纪增长，事情必然变得更糟些。尽管如此，如果上述一切能让人心生厌恶，难道不说明了正常的发展不应该是这样？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些年代久远的记忆，让人记着以前并非如此时，才会觉得这些是不可忍受的？
他又环顾了食堂一眼。几乎每个人都长得丑陋，就算穿的是蓝色工作服之外的其他衣服，也仍然丑陋。屋里那头的一张桌子前，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是个矮个子，长得特别像甲虫。他在喝一杯咖啡，一双小眼睛猜疑地扫来扫去。温斯顿心想，不往周围看一看，太容易就会相信党所树立的完美体格形象——身材高大、肌肉发达的男青年和胸部丰满的少女，头发金黄，生气勃勃，晒足太阳，无忧无虑——不仅存在，甚至占大多数。实际上依他所见，第一空域的大部分人都身材矮小、皮肤发黑、长相难看。奇怪的是，那种长得像甲虫的人在部里的数量激增：又矮又胖的男人，没多大年纪就发福，腿短，走路动作奇快，胖脸上的表情高深莫测，眼睛小之又小。似乎在党的主宰下，最盛产这种体型的人。
富足部的通知播报完了，又响起一声小号，接下来播放的是又尖又细的音乐。因为受到数字的轰炸，帕森斯被唤起了一点隐约的热情，取下嘴里的烟斗。
“富足部今年干得确实不错。”他说着还会意地晃了晃头，“顺便问一句，史密斯伙计，我估计你也没有剃须刀片可以让给我用？”
“一片也没有，”温斯顿说，“我自己一个刀片都用了六星期了。”
“噢，这样啊——只是随便问问，伙计。”
“对不起。”温斯顿说。
邻桌那个像鸭子般嘎嘎叫的声音刚才在播报富足部通知时暂停了一会儿，这时又响起来，跟以前一样刺耳。不知为何，温斯顿突然想起帕森斯太太，想到她稀疏的头发和她脸上皱纹里的灰尘。用不了两年，她的孩子会向思想警察告发她。帕森斯太太将被蒸发掉，奥布兰会被蒸发掉。另一方面，帕森斯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个看不到眼睛、嘴里嘎嘎叫的家伙将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些甲虫一样在部里迷宫般的走廊里敏捷穿行的男人也永远不会被蒸发掉。那个黑头发女孩，也就是小说司的那个女孩——她也永远不会被蒸发掉。他好像本能地知道谁会活下来，谁会被消灭，只不过至于什么是活下来的原因，有点不容易说出来。
就在此时，他被猛地从沉思中拉回到现实。邻桌的女孩半转过身，是那个黑头发女孩。她在斜视他，但奇怪的是她看得很专心。在他们眼光接触的刹那，她又望向别处。
温斯顿的脊背上冒出汗来，一种极度恐惧的感觉掠过他的心头。这种感觉几乎转瞬即逝，然而留下一种让人不得安宁的难受感觉。她为什么要注视他？为什么总在跟踪他？不幸的是，他记不清楚他到这里坐的时候，她是否已经坐在那张桌子前，还是她后来才去的。但不管怎样，在那次两分钟仇恨会里，她无缘无故坐在他身后。很有可能，她真正的目的是想听清楚他喊得够不够响亮。
他又有了以前的想法：很可能她并非真的是思想警察的一员，然而还是那句话，正是业余警察才最危险。他不知道她看了他有多久，但有可能多达五分钟，有可能他的表情没能完全控制住。在公共场合或电屏视域之内，让心思信马游缰危险之至，最细微的事情也可能会暴露自己：一次不由自主的痉挛，一个下意识的焦虑表情，一种自言自语的习惯——就是那种暗示不正常或者有所隐瞒的小细节。不管怎样，脸上带着不当的表情（例如在听到宣布某个胜利消息时露出怀疑的表情），本身就是件应该受到惩罚的罪过。新话里甚至有“表情罪”一词，指的就是这个。
那个女孩又转过身子。也许说到底，她并非真的在跟踪他，也许她连续两天和他坐得那样近只是碰巧。他的烟卷已经熄灭，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到桌子边上，要是能让烟丝不掉出来，他可以在下班后吸。邻桌那个男人很可能是个思想警察，很可能他史密斯三天内会被关进仁爱部的牢房，但是烟头不可浪费。塞姆叠起那张纸片放进口袋。帕森斯又滔滔不绝起来。
“伙计，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他嘴里含着烟斗，格格笑着说，“就是那次我的两个小家伙点火烧了市场上那个老女人的裙子？那是因为他们看到她用一张B.B.的宣传画裹香肠。他们悄悄溜到她身后，用一盒火柴把她裙子点着了。我想她给烧得够戗。还是小崽子啊，是不是？可真是热情万丈！那就是他们如今在侦察队里接受的一流训练——甚至比我那时候接受的训练还要好。你知道他们最近发了什么吗？能隔着锁眼听声音的助听器！我那个小女孩有天晚上拿回家在我们的起居室试用，还说比她单用耳朵在锁眼上能多听到一倍的声音。当然我得跟你说，那只是个玩具。不过仍然能培养他们的正确思想，对不对？”
就在这时，电屏里发出一声刺耳的哨声，是该回去工作的信号。他们三个人都一跳而起去抢乘电梯，温斯顿那根烟卷里的烟丝掉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