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科学——你好像为你的幸福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只剩下他们俩时，野蛮人说，“还付出了别的什么吗？”
“当然，还有宗教。”总统回答，“以前曾经有过一种叫作上帝的东西，那是在九年战争以前，不过我忘了。关于上帝你是知道的，我估计。”
“啊……”野蛮人犹豫了，他想谈谈孤独、夜以及月光下的苍白的石塬、悬崖，谈一谈往阴影里的黑暗中跳下去，以及死亡。他想谈，但是找不出话来表达，甚至引用莎士比亚也无法表达。
这时总统已走到屋子另一边，开始打开一个嵌在书架间的墙壁里的保险箱。沉重的门一晃，开了，总统伸手在黑暗里摸索。“这是一个，”总统说，“我一向很感兴趣的题目。”他抽出一本黑色的厚书，“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吧？”
野蛮人接了过来。“《圣经·新旧约全书》。”他念着书名。
“这书也没有读过吧？”那是一本小书，封面没有了。
“《效法基督》。”
“这书也没有吧？”他又递给他一本。
“《宗教经验种种》，威廉·詹姆斯著。”
“我还有很多，”穆斯塔法·蒙德说了下去，“一整套猥亵的古书。保险箱里放着上帝，书架上放着福帝，”他指着他自称的图书馆——那一架架的书，一架架的阅读机线圈和录音带——哈哈大笑。
“可你既然知道上帝，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野蛮人义愤填膺地问道，“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有关上帝的书给他们读？”
“理由跟不让他们读《奥赛罗》一样，古老了。那是关于几百年前的上帝的书，不是关于今天的上帝的书。”
“上帝可是不会变的。”
“但是人会变。”
“那能有什么区别？”
“有天大的区别。”穆斯塔法·蒙德说着又站了起来，走到保险箱前，“有个人叫纽曼主教，”他说，“是个红衣主教，”他解释道，“也就是社区首席歌唱家一流的人物。”
“‘我，美丽的米兰的潘杜尔夫，红衣主教。’我在莎士比亚的书里面读到过。”
“你当然读到过。好了，我刚才说到，有个人叫纽曼红衣主教。啊，就是这本书。”他抽了出来，“我要谈纽曼的书，也想谈谈这一本书，是一个叫曼恩·德·比朗的人写的。他是个哲学家——你要是知道什么是哲学家的话。”
“就是梦想着某些东西的人，他们梦想的东西少于天地间已有的事物。”野蛮人立即回答。
“说得很对，我马上就给你念一段他确实梦想的东西。现在你听一听这位古时候的首席歌唱家的话。”他在夹了一张纸条的地方翻开，读了起来，“‘我们支配自己，并不比支配我们所拥有的物品更多。我们并没有创造出自己，也无法超越自己。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上帝的财富。这样来看问题难道不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吗？认为自己能够支配自己，这样想能得到幸福吗？能得到安慰吗？少年得志的人可能会这样想，以为能使一切事物按他们的想法及方式做，不必依靠任何人，是了不起的。对视野以外的东西一律不予考虑，不必因为总需要感谢别人、征求别人的意见、总需要祈祷而烦恼。可惜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少年得志的人也必然会跟别人一样发现，人并不是天生独立的——独立状态并不是自然状态。独立在一定时间内也许可能，却无法使我们平安到达目的地……’”穆斯塔法·蒙德停了停，放下第一本书，拿起了第二本翻着。“就拿这一段为例，”他说，然后就以他那深沉的声音念了起来，“‘人是要衰老的；他从内心强烈地感到衰弱、阴暗、烦恼，这种感觉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最初有这种感觉时他以为是病了，以为这种痛苦处境是某种特殊原因造成的，用这种想法来减少恐惧。他希望那病跟别的病一样，能够治好。这是幻想！那病叫作衰老，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有人说，对死亡和死后的恐惧使人在老年之后转向信仰宗教，但是我自己的体会使我深信：宗教情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与这一类的恐惧或想象并无关系。宗教情绪会发展，因为那时激情平静了，幻想和感受力随之而减弱，难于唤起，于是理智活动受到的干扰便减少，能引起人们的想象、欲望和妄想的东西对理智的影响也减少了，这样上帝就出现了，宛如云开日出。我们的灵魂感觉到了，看见了，向诸般光明的源头转了过去——很自然地，无可避免地转了过去。因为现在给予感官世界以生命和魅力的东西已经流失掉，离开了我们，那惊人的存在现在已不再受到内在和外在印象的支持，我们感到需要依靠一种永恒的东西，一种永远不会欺骗我们的东西——一种现实，一种绝对的永恒的真理。是的，我们无可逃避地要转向上帝，因为这种宗教情绪的本质是如此纯洁，使能够体会到它的灵魂如此愉悦，可以弥补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所有损失。’”穆斯塔法·蒙德合上书，身子往椅背上一靠，“天地之间有一种哲学家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存在，那就是我们。”他挥舞着一只手，“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世界。‘你只能在青春昌盛之时独立于上帝。独立并不能把你安全地送到最后。’可是我们却自始至终拥有了青春和繁荣，随之而来的是什么？显然我们是能够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宗教情绪将弥补我们的一切损失。’可是我们并没有需要弥补的损失；宗教情绪是多余的东西。既然青年时期的欲望全都可以满足，为什么还要寻求那欲望的替代品呢？既然我们能够从自古以来的种种胡闹活动中获得尽情的享受，为什么还要追求那类娱乐的替代品呢？既然我们的身心都能在活动中不断获得愉悦，为什么还要休息呢？既然我们有唆麻，为什么还需要安慰呢？既然我们已经获得了社会秩序，为什么还需要追求永恒呢？”
“那么你认为上帝是没有的？”
“不，我倒认为上帝十之八九是有的。”
“为什么……”
穆斯塔法·蒙德打断了他的话。“但是上帝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现。在这以前，上帝的表现正如这本书里所描述的，可是现在……”
“可是现在上帝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呢？”野蛮人问。
“嗯，他表现为一种缺席；仿佛根本不存在。”
“那可是你们的错。”
“把它叫作文明的错吧。上帝跟机器、科学医药和普遍的幸福是格格不入的。你必须做出选择。我们的文明选择了机器、医药和幸福，因此我就把这些书锁进了保险箱。它们肮脏，会吓坏人的……”
野蛮人打断了他。“可是，感到上帝的存在不是很自然的吗？”
“你倒不如问：穿裤子拉拉链不也是很自然的吗？”总统尖刻地说，“你叫我想起了另外一个这样的老头，他叫布拉德莱。他对哲学下的定义是：为自己本能地所相信的东西而寻找出的蹩脚解释！仿佛人们的信仰是出于本能似的！一个人相信什么是由他的条件设置决定的，找出些蹩脚理由为自己因别的蹩脚理由而相信的东西辩护——那就是哲学。人们相信上帝，因为他们的条件设置使他们相信。”
“可是情况还是一样，”野蛮人坚持不懈，“在孤独的时候你就相信上帝——当你很孤独，在夜里，思考着死亡的时候。”
“可是现在人们是绝不会孤独的，”穆斯塔法·蒙德说，“我们把他们制造得仇恨孤独；我们为他们安排的生活也使他们几乎不可能孤独。”
野蛮人神色黯淡地点了点头。他在马尔佩斯感到痛苦，因为人家把他孤立于村庄活动之外；而在文明的伦敦他也感到痛苦，却是因为无法逃避社会活动，无法获得平静的孤独。
“你记得《李尔王》里的那段话吗？”野蛮人终于说道，“‘诸神是公正的，他们使我们的寻欢作乐成为惩罚我们的工具；他在黑暗淫亵的地方生下了你，结果使他失去了他那双眼睛。’这时爱德蒙回答道——你记得，他受了伤，快要死了。‘你说得不错，天道的车轮已经循环了过来，所以有了我。’这怎么样？这不很像有一个掌握万物的上帝在奖善惩恶吗？”
“真的吗？”这一回是总统提问了，“你可以跟一个不孕女尽情地寻欢作乐，绝不会有被你儿子的情妇剜去双眼的危险。‘车轮已经循环过来了，所以有了我。’现在的爱德蒙会怎么样呢？他坐在气垫椅里，搂着姑娘的腰，嚼着性激素口香糖，看着感官电影。诸神无疑是公正的，但是他们的法律归根到底却是由社会的组织者口授的；神意是由人指引的。”
“你有把握？”野蛮人问，“你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坐在气垫椅里的爱德蒙没有遭到跟那个爱德蒙同样严厉的惩罚——那个受伤流血快要死去的爱德蒙？诸神是公正的……他们难道没有因为他寻欢作乐的弱点而贬斥他？”
“怎么样贬斥他？作为一个快乐、勤奋、消费着商品的公民，这个爱德蒙无懈可击。当然，如果你要采用跟我们不同的标准，你也许可以说他被贬斥了，但是我们应该坚持规则、一以贯之，不能按玩汪汪狗崽离心球的规则玩电磁高尔夫。”
“但是价值不能够凭私心的爱憎决定，”野蛮人说，“一方面这东西的本身必须确有可贵之处，另一方面它还必须为估价者所重视。它的价值必须这样来确定。”
“好了，好了，”穆斯塔法·蒙德抗议了，“这不离题太远了吗？”
“如果你让你自己想到上帝，就不会让自己因为寻欢作乐而堕落。你有理由耐心地承担一切，鼓起勇气做事。这，我在印第安人身上看见过。”
“我肯定你看见过，”穆斯塔法·蒙德说，“但我们不是印第安人，我们没有必要让文明人承担什么严重的折磨。至于鼓起勇气做事——福帝禁止这种念头进入人们的头脑。如果每个人都独行其是，整个社会秩序就会被打乱了。”
“那么对自我否定你们又怎么看呢？既然有上帝，你们也就有自我否定的理由。”
“但是必须取消自我否定才会有工业文明。必须自我放纵，直到卫生和经济所能容忍的最高限度，否则轮子就会停止转动。”
“你们有理由需要贞操！”野蛮人说这话时有点脸红了。
“但是贞操意味着激情，意味着产生神经衰弱，而激情和神经衰弱却意味着不安定，从而意味着文明的毁灭。没有大量风流罪过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文明。”
“但是上帝是一切高贵、善良和英勇的源泉。如果你们有上帝的话……”
“亲爱的年轻朋友，”穆斯塔法·蒙德说，“文明绝对不需要什么高贵和英雄主义，这类东西都是没有政治效率的征候。在我们这样的有合理组织的社会里，没有人有机会表现高贵或英勇。这种机会只能够在环境完全混乱时出现：在战争的时候，在派别分化的时候，在需要抵制诱惑的时候，在争夺或保卫爱的对象的时候——显然，在那种时候高贵和英雄主义才会有点意义。可是现在是没有战争的。我们为防止人们对某一个对象爱得太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我们这里没有派别分化这个东西。你的条件设置让你忍不住要做你应该做的事；而你应该做的事总体说来又是非常愉快的，能够让你任意发泄你的种种自然冲动，实际上不存在需要你去抵抗的诱惑。即使由于某种不幸的意外确实出现了不愉快的事情，那好，还有唆麻让你远离现实去度唆麻假。永远有唆麻可以平息你的怒气，让你跟敌人和解，让你忍耐，让你能长期承受。在过去，你得做出巨大的努力，经受多年艰苦的道德训练。现在只需吞下两三个半克的唆麻就行了。现在谁都可以道德高尚，一个瓶子就可以装下你至少一半的道德，让你带了走。没有眼泪的基督教——唆麻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眼泪是需要的。你还记得奥赛罗的话吧？‘要是每一次暴风雨之后都有这样和煦的阳光，就让狂风恣意地吹，把死亡都吹醒了吧。’有一个印第安老人常告诉我们一个故事，是关于玛塔斯吉的姑娘的，小伙子要想跟她结婚必须到她园子里去锄一上午地。锄地好像很容易，但是那儿有许多许多有魔法的蚊子和苍蝇。大部分小伙子都受不了叮咬，受得住叮咬的得到了那姑娘。”
“这故事很好听！但是在文明的国家里，”总统说，“你可以用不着替姑娘锄地就得到她，也没有苍蝇蚊子叮咬。我们好多个世纪以前就消灭了蚊蝇了。”
野蛮人皱起双眉点了点头。“你们把苍蝇蚊子消灭了，把一切不愉快的东西消灭了，而不是学会忍受它们。‘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面对着苦海，拿起刀子做个一了百了。’可是你们两样都不做。既不‘默然忍受’，也不‘一了百了’，只是把毒箭取消，那太容易了。”
他突然沉默了，想起了他的母亲。琳达在她三十七层楼上的房间里曾经漂浮在一个弥漫着歌声的海上，那儿有光明和馨香的爱抚——她飘走了，飘到空间以外，时间以外，飘到她的回忆、习惯和她那衰老臃肿的身子的囚牢以外去了。而托马金，以前的孵化及条件设置主任托马金，现在还在唆麻假期里——那摆脱羞辱和痛苦的唆麻假，在一个他听不见嘲弄的话和讽刺的笑、看不见那张奇丑的面孔、感觉不到那两条湿漉漉的肥胳膊搂住自己脖子的世界里——美妙的世界……
“你们需要的是，”野蛮人继续说道，“换上点带眼泪的东西。这儿的东西都不值钱。”
（“造价一千二百五十万元，”在野蛮人对他提起这话时，亨利·福斯特曾经抗议过，“一千二百五十万元——那是新的条件设置中心的价值，分文不少。”）
“勃勃的雄心振起了他的精神，使他蔑视不可知的结果，为了区区弹丸之地，拼着血肉之躯去向命运、死亡和危险挑战。这里头不是还有点东西吗？”他抬头看着穆斯塔法·蒙德问道，“与上帝无关——当然，上帝也可能是理由之一。危险的生活里不也有点东西吗？”
“有很多东西，”总统回答，“男人和女人的肾上腺每过一些时候都需要受到点刺激。”
“什么？”野蛮人莫名其妙地问。
“那是身体完全健康的条件之一。因此我们才把接受V.P.S.治疗定为义务性的。”
“V.P.S.？”
“代猛烈情素。每月固定接受一次。我们让肾上腺素弥漫了整个生理系统。从生理上说，它完全和恐怖与狂怒相等。它所能产生的滋补效果跟杀死苔斯德蒙娜和被奥赛罗杀死相同，却丝毫没有不方便的后果。”
“可是我却喜欢那种不方便。”
“可是我们不喜欢，”总统说，“我们喜欢舒舒服服地办事。”
“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
“实际上你要求的是受苦受难的权利。”
“那好，”野蛮人挑战地说，“我现在就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
“你还没有说要求衰老、丑陋和阳痿的权利；要求害梅毒和癌症的权利；要求食物匮乏的权利；要求讨人厌烦的权利；要求总是战战兢兢、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些什么的权利；要求害伤寒的权利；要求受到种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折磨的权利。”良久的沉默。
“这一切我都要求。”野蛮人终于说道。
穆斯塔法·蒙德耸耸肩。“那就照您的意思办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