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阿道斯·赫胥黎
所有的道德家都一致认为，耽溺于悔恨是最不可取的情绪，做错了事就应该认错，努力加以补救，勉励自己以后好好干，千万别老是为错误难过。在烂泥里翻滚并不是清洁身体的最好办法。
艺术也有道德，它的许多信条跟一般的道德信条相同，至少相似。因为作品不高明而悔恨跟因为行为有错误而悔恨一样，都是不可取的。应当找出毛病，承认毛病，以后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回头咀嚼十五年前的文学作品中的问题，要想把当初没弄好的东西补缀得天衣无缝，拿中年的时光来弥补那另外一个人——当初的自己——所造成并遗留下来的艺术上的缺陷，必然会徒劳无功。因此我让这本《美妙的新世界》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作为艺术品这本书有不少的毛病，但是我担心要纠正它恐怕得重新写过才行。可作为年龄更大的另一个人，修改起来是大有可能不但会改掉故事的毛病，而且会抹掉它原有的长处。因此，为了抵制诱惑，以免耽溺于艺术的悔恨之中，我宁可把它的好好坏坏一律保留，而去考虑别的问题。
可是，故事里最严重的缺点似乎至少还得提一提。那就是，只给了野蛮人两种选择：在乌托邦过混沌的日子或是在印第安村过原始的生活。后者在某些方面要多几分人情味，但是在其他方面却照样怪诞不经。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个念头：人类被给予的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和疯狂之间进行选择。我觉得这念头很有趣，而且很可能是事实。不过为了戏剧效果，我让野蛮人说出的话比他受到的宗教培养所能容许的要清醒得多。培养他的是一些一半怀着生殖力崇拜，一半信仰酷烈的苦修的教徒。实际上，读过莎士比亚也不足以成为他可能说出那种话的理由。当然，到最后我让他脱离了清醒状态，让他重新受到身上土生土长的苦行主义的控制，以疯狂的自我惩戒和令人失望的自杀做了结束。“从此以后这些人便这样痛苦地死去了”，这叫这本寓言的作者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觉得有趣，他崇拜美，他是个怀疑论者。
我今天并不打算证明清醒是不可能的，相反，我倒深信它可能，而且希望多看到一些清醒，尽管我也跟过去同样肯定清醒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并为此感到难过。因为在我最近几本书里都谈到过清醒，特别是编过一本由清醒的人谈清醒，谈怎样做到清醒的文选，而又有一位著名的学院派批评家告诉我说，我代表了危机时代的知识阶层的一种可悲的症状。我认为教授先生的言外之意是他和他的同事们代表的就是成功的可喜的症状。对人类有贡献的人是值得应有的尊重和纪念的，让我们为教授们修建一座神殿吧。那神殿应该修在欧洲或是日本某个被劫掠一空的城市的废墟上，在那古代遗骨洞穴的门口我愿意刻上几个六七英尺高的简单的词：庄严纪念世界的教育家们。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 SPICE.
还是回到未来吧……我如果要重新写这本书，我会给野蛮人第三个选择：在他那乌托邦与原始生活的两难选择之外再给他一个可能性：清醒——这个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就在一个由某些从“美妙的新世界”中流放出来和逃亡出来的人组成的社会里，地点在保留地附近。在这个社会里，经济是亨利·乔治式的分散经济，政治是克鲁泡特金的合作式政治，科学和技术像安息日一样是为人设置的，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它、受它奴役的（我们现在正是这样，而在“美妙的新世界”里尤其严重）。在那个社会里，宗教是对人类终极问题的自觉的、理性的追求，是对遍及宇宙万物的“道”、“理体”、高超的“神性”或是“梵天”的统摄全局的知识的追求。生活的压倒性的哲学应该是一种高级的功利主义，其中最大快乐原则须从属于终极目的原则——在生活的每一次偶发事件面前需要提出而且回答的问题是：“这种思想或行为对于我——或尽可能多的人——追求人类的终极目标能作出什么贡献？产生什么干扰？”
在我设想的修改本里，这个受到原始人群培养的野蛮人先得有机会直接了解到一个由追求清醒的人自由合作组成的社会；明白了它的性质，然后才被送到乌托邦去。这样一改，《美妙的新世界》就会具有艺术和哲学（如果对小说作品也用得上这样大的字眼的话）上的完整性了。而在这两方面，以本书现在的情况看，显然是不足的。
但是《美妙的新世界》是谈未来的，而谈未来的书，无论其艺术或哲学的质量如何，它所作出的种种预言推敲起来先得有一副可能应验的样子，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现在，十五年后，从当代历史下坡路上的有利地势看来，这书的预言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在这段痛苦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能证实或否定我1931年的预言呢？
我的预言的一个明显的大漏洞立即出现了。《美妙的新世界》里面没有提到核裂变。实际上这事是颇为奇怪的，因为在本书写作之前许多年，使用原子能的可能性已经成了普遍的闲谈话题。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尼科尔甚至还写过一个很成功的剧本。我记得自己也在一本20年代末出版的小说里偶然提起过它。因此正如我所说，在“我主福帝”700年时，火箭和直升机竟然还没有使用核裂变能，就似乎很奇怪了。这个疏忽也许不能够饶恕，但至少还是容易解释的。《美妙的新世界》的主题并不是科学本身的发展，而是科学作为能够影响到人类个体的一种力量的发展。它没有提起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的成就，视之为不言而喻的。它所特别描述的科学进步是指可能应用到人类身上的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的未来成果。要根本改变生命质量只有依靠各种生命科学。研究物质的科学在某些方面的应用可能破坏生命，或者让生命令人难以忍受地复杂和痛苦起来。它们若不是由生理学家或心理学家当作工具使用，是难以改变生命本身的自然形态及其表现形式的。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次了不起的革命，却不是影响最深远的终极革命，除非我们把自己炸为飞灰，从而结束历史。
这场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会在外部世界进行，而将在人类的灵魂和肉体上进行。生活在一个革命的时代，萨德侯爵自然地利用了这种革命的理论来为他那独特的疯狂进行辩解。罗伯斯庇尔进行了一种最浮光掠影的革命：政治革命。巴贝夫深入了一些，尝试了经济革命。萨德认为自己是真正革命的革命之使徒，那革命超出了政治和经济革命之外，是对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革命：从今往后他们的身体要成为大家共有的性财产，他们的心灵要被清洗，洗掉一切自然的礼仪，洗掉传统文明苦心培养的一切心理压抑。萨德主义跟真正有革命意义的革命之间当然没有必要的或必然的联系。萨德是个疯子，他那场革命的多少带有自觉性的目标是普遍的混乱和毁灭。统治“美妙的新世界”的人可能不清醒（就清醒的绝对意义而言），但他们并不是疯子。他们的目标不是无政府主义而是社会的稳定。他们是为了实现稳定才使用科学手段进行了终极的、个人的、真正革命性的革命。
而同时，我们还处在也许是最终革命前的一次革命的初级阶段，这次革命的下一阶段可能就是原子战争。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用不着白费工夫去对未来做种种预言了。但可以设想的是，我们或许有足够的头脑，即使不能停止一切战争，也能像我们18世纪的祖先一样让行为理智起来。三十年战争的难以想象的恐怖实际上给了人们一个教训。在那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欧洲的政治家和将军们有意识地拒绝了引诱，在大部分斗争中没有把军事力量使用到毁灭的极限，也没有战斗到把对方彻底消灭。当然，他们是侵略者，贪求着利益和荣誉，但是他们也是保守派，决心不惜一切牺牲保卫自己的天下，不让它受到侵犯——那才是他们所关心的现实。而在我们这过去的三十年里，保守派却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右翼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左翼极端民族主义者。最后的保守政治家是蓝斯当侯爵五世。他给《泰晤士报》写信建议，第一次大战应该像18世纪大部分战争一样以妥协的方式结束，那份曾经是保守派的报纸的编辑拒绝发表他那封信。于是民族主义的激进分子为所欲为，其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萧条、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毁灭、几乎是无所不在的饥荒。
那么，假定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先辈们从马德堡吸取教训一样，从广岛吸取足够的教训，我们就可能期望一个不算真正和平，但毁灭性受到限制的有限战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核能将被限制在工业用途上。很显然，其结果会是一连串全面的、速度空前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人类生活的一切现有模式都会被粉碎，不得不临时设想出新的模式来适应原子能这个不讲人情的事实。穿现代服装的普洛克路斯忒斯（原子科学家）将让人类睡到他们自己制造的床上去。要是人类的长短不对，他们可就要大倒其霉了，就得挨抻或是被砍掉腿——它跟实用科学真正大踏步前进之后所带来的挨抻和截肢相同，只是厉害多了。而这类远非不痛苦的手术将会由高度集中的集权主义政府来执行。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最近的将来跟最近的过去很可能相像，而在最近的过去，技术的飞速进步在大规模生产的经济和主要是无产者的人口之中发生，总是有一种造成经济和社会混乱的倾向。为了对付混乱，权力集中起来了，政府加强了控制。极有可能的是，在原子能得到控制之前，全世界的政府都多多少少出现整体集权化的情况。而在原子能得到控制的过程中，以及之后，则似乎肯定会如此。只有反对集权、主张自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才有可能阻挡目前向国家主义发展的倾向，而这种运动现在并没有要发生的迹象。
当然，还没有理由说明新集权主义就会跟老集权主义相同。使用大棒和死刑执行队、人为的饥馑、大规模监禁和大规模流放的政府不光是不近人情的（现在已没有人注意人情了），而且明摆着是缺乏效率的。而在先进技术的时代，缺乏效率可是对圣灵犯下了大罪。一个真正有效率的集权主义国家应该是大权在握的政治大亨和他们的经理大军控制着整个奴隶人口；而对奴隶不用威胁，因为奴隶喜欢奴役。培养他们喜欢奴役，是现在的集权国家分配给宣传部门、报纸编辑和教师们的任务。但是他们的办法还很粗糙，很不科学。老耶稣会会员们曾吹嘘，如果让他们负责儿童教育，他们就可以保证成年人的宗教思想。那只是他们的主观愿望。现代的教师们在为他们的小学生设置条件反射的方面，很可能还比不上教育了伏尔泰的天主教教士。宣传工作最伟大的胜利不在于做了什么，而在于不做什么。真理是伟大的，但是从实际观点看来，更伟大的却是对真理沉默。通过简单地回避某些话题，在群众面前降下一道铁幕（这是丘吉尔的说法），把他们跟当地政治首脑们认为不可取的事件和争论分开，集权主义的宣传家们对于舆论的影响要比他们用最雄辩的谴责和最猛烈的批判所能够做到的有效得多。但光是不谈仍是不够的。既然要回避迫害、清算和其他的社会摩擦的迹象，就还得让正面的宣传跟反面的回避同样有效。未来的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应是由政府支持的一个大规模调查，政客和参加调查的科学家把它叫作“幸福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让人热爱奴役的问题。而要人热爱奴役，没有经济保证是不行的。简而言之，我设想大权在握的官员和经理人是可能解决长久的经济保证问题的。但是经济保证很快就会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它的取得只是表面的、外在的革命。除非对人类个体的心灵和肉体进行深入的革命，否则热爱奴役是办不到的。要完成这场革命，除了其他的工作之外，我们还需要以下的发现和发明：
一、经过大力改进的暗示技术——通过对幼儿的条件设置和长大后的药物（比如莨菪碱）辅助进行；二、高度发达的人才识别科学，使政府管理人员能够把每个个体恰当地安置在社会经济等级体系之内（职务与才能的不相称会给社会制度带来危险的思想，也可能使人们的不满情绪得到传播）；三、酒精和其他麻醉剂的代用品，比杜松子酒和海洛因更少危害却能带来更多的欢乐（无论现实怎么理想，人们总有经常离开现实去度假的要求）；四、万无一失的优生学体系，目的在使人的生产标准化，便于各部门经理人进行工作。（这是个长期计划，需要好几代的集权控制方能奏效。）
在《美妙的新世界》里，这种人类生产的标准化被推到了想入非非的极端，但这一切也未必是不可能的。从技术和意识形态上看，我们距离瓶养婴儿和波坎诺夫斯基化的半白痴多生子培养还很远。但是到了福帝600年，谁又知道什么事是不会发生的呢？至于那个更幸福、更稳定的社会的其他特点的出现——类似唆麻、睡眠教育和科学种姓制度的东西——很可能就是三四代人以后的事了。就连《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性乱交也似乎并不太遥远。有一些美国城市的离婚数字已经和结婚数字相等。毫无疑问，不用很多年，结婚证就会跟养狗证一样出售，有效期十二个月。没有法律会去反对换一条狗或同时养几条狗的。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却出现了以性自由的增加作为弥补的倾向。而独裁者是会努力鼓励那种自由的——除非他需要炮灰或是需要许多家庭到无人区或占领区去殖民。性自由，连同在毒品、电影和收音机的影响之下做白日梦的自由，只会帮助他的臣民甘于奴役的命运。
综观这一切，乌托邦距离我们看来要比十五年前任何人所能想象的近得多了。那时我把它设想到了六百年以后，可现在那场恐怖似乎大有可能在一个世纪之内就落到我们身上——那还是在我们能够把持、没有在那以前就把自己炸成飞灰的情况下。实际上，除非我们选择非集权化的道路，不把人当手段去追求实用科学，而是把实用科学当手段来产生一个自由人的种族，否则，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是出现若干个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集权政权，把原子弹恐怖当做依仗，随之而来的是文明的毁灭（或者，如果是有限战争，则是军国主义的根深蒂固）；或者是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集权主义政权，在一般的科技突飞猛进与特殊的原子革命所引起的社会混乱的召唤之下，应运而生，按照效率与稳定的要求，发展进入乌托邦的福利专制。
您既然付了钱，就凭您选了。
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终于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自由。
——尼古拉斯·别尔嘉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