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听说您中途下了撤退的列车并参加了八路军，是不是受了那件事的影响才干的？”
“不，不是那件事的影响。我决定不回日本，原因就是看到了马鲁他牢房墙上的血写标语。”
“马鲁他牢房的血写标语？没听说过，能不能告诉我？”
“这同侦破也有关系吗？”
“只要是同‘731’有关的事，我都想知道。”案子同731部队有关，这一点已经很清楚。把“731”队员们的话综合起来，就可以从中找出线索，把匿藏在历史褶襞中的凶手挖出来。
森永又说起了往事——
731部队的撤退行动是从八月十日夜里开始的。在这之前，九日早晨关东军司令部曾对731部队下达过“自行处理”的命令。按照这个命令，731部队上层机构决定：销毁包括马鲁他在内的所有证据、彻底破坏口字楼以及各种设施，将队员和家属撤回日本本土，带回各种试验数据和资料。
在屠杀马鲁他的同时，紧急处理了各研究班的大量标本，浸泡在大大小小福尔马林容器中的人头、胳膊、躯干、脚等。各种内脏的标本约有上千件。这些都是“731”搞活人试验的证据，一件也不能落到苏联军队手中。
十日，一场暴雨从傍晚下到半夜，地上涨了大水，卡车行驶在水中，趁着夜色，把标本都运到松花江边丟入江内。焚烧炉来不及烧毁的大批试验资料、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记录、解剖、病理，培养细菌的各种记录和底片，全部扔到坑内，浇上汽油烧掉。
有的医学学者积下这些数据，为的是以后好成名，眼看资料变成灰烬，感到非常痛惜。也有人悄悄藏下带回日本。细菌培养器、显微镜、天平秤、冷冻设备、离心分离器、真空试验室等接二连三地被摧毁了。
“731”各建筑物、诊疗部、各宿舍、发电站、大礼堂、仓库、学校、东乡村官舍等，全都放火烧掉。飞机只留下石井部队长和高级军官的坐机，其余的一律破坏。动物房和研究昆虫的田中班房子着火后，成倍繁殖的几万只老鼠和数百万只跳蚤全部跑了出来。谁知道这些老鼠和跳蚤进田野还是上了山。
撤退工作中最困难的是破坏特设监狱，特设监狱的墙壁是特殊钢材以及厚四十厘米的钢筋水泥制成的，必须由工兵前来爆破。
一般的房子只要引爆炸药，“轰”的一声就飞上了天。但特设监狱的爆破必须在地基和楼梯下挖一个很深的洞，然后放入炸药。
挖洞作业由少年队员承担。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拿着铁镐第一次跨进了特设监狱。被害的马鲁他尸体都已运出，空荡荡的监狱涂着大片消毒用的石炭酸，强烈的苯酚气味令人室息。虽是八月盛夏，却吹着潮湿的冷风，风吹过八栋走廊，森永闻到风里带有血腥味。
八栋主要是关女马鲁他，但男马鲁他人多，七栋关不下，有一部分也关在八栋。我走进一间单人牢房，向墙上望去……蓦地，一排很大的文字跳入眼帘——
打倒日本帝囯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字已呈紫黑色、斑斑驳驳，很多地方已随墙灰脱落。马鲁他是不会有笔墨的。我一看就知道是用什么写的——一定是关在这儿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出于仇恨蹂躏祖国的侵略者和热爱自己的党，用身体里的鲜血写的。
上司曾向我们灌输说这场战争是“圣战”，说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必须树立起尽忠报国的信念。我们就是抱着这种信念踏上满洲土地的。但是，当我逐步了解“731”的真相后，就朦朦胧胧意识到这场战争并不是正义的。
什么是共产主义？我对此一无所知。但墙壁上血写的口号使我慑畏，那紫褐色的苍劲字迹，一笔一划都震颤着我的心房。我失神般地伫立在血书面前。
写标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杀害了，但壁上的血书继续激励着后面关进来的人们。毫无疑问，它鼓起了被囚禁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勇气。
大概是血书口号激起了后来被囚者的爱国热情。在大血字的旁边，有几个可能是其他被囚者书写的小血字，或许是想写大字，但血不够。
不知什么时候，眼泪淌下了我的脸颊，我心潮难平，感动得产生了留下这块墙壁的念头。我要把这几个血字当作人类共同的“遗书”保存下来。但是，用什么方法保存呢？工兵队马上就要来爆破这幢建筑物了，我没有办法阻止。
我迅速地思索着……蓦地想出办法啦！我放下了肩上的背襄，由于随时可能登上撤退的列车，我们都是带着生活必需品作业的。进“731”部队前离开家乡时，父亲送给我一架当时非常稀罕的照相机，他想经常看到儿子平安健康的照片。
照相机就放在背襄里，机内仅剩下一张底片。当时光线很暗，照相机性能又差，担心拍不清楚，但我还是对着墙壁按下了快门。今天，能把血书公诸于世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刚把照相机放进背囊，走廊上就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不一会，整幢特设监狱就在一声巨响中变为一堆瓦砾。
第二节
“那张底片现在在您手里吗？”栋居问。
“遗憾得很，不在我手上了。”
“怎么搞的呢？”
“给八路军的军医了。”
“这么说，这张底片作为日中战争的见证之一，被保存在中国的某一个地方了。”
“我也这么认为。”
“战后同这个八路军军医联系过吗？”
“没有。还不知道分手后那个八路军军医怎样了。我是象逃兵似的溜出八路军驻地回日本的，按理说他不知道我的下落。”
“可以的话，请您谈谈从参加731部队到参加八路军，直至回国的经过。”
“简直象惊险小说一样。”
“请说吧。”
——特设监狱炸毁后，东乡村官舍也点上了火。随着一阵强烈的爆炸，“731”的全部设施都燃烧在一片熊熊大火中，腾起的黑烟几乎遮没了天空。
混乱之中，彼此之间谁也不知道别人干了些什么，八月十一日夜里，撤退的列车拥挤不堪，简直象装活物的车辆。人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731”上空的黑烟上。许多人想在大陆一展鸿图，因而寄无限希望于“731”，眼前这滚滚浓烟难道就是期望的归宿吗？短短的三天里，我们所见的世界完全变了。然而，这是事实，确实变了。回日本是件高兴事，但眼看以前的全部希望都随着这声声爆炸化为灰烬，身子象散了架似的虛脱。列车开出很远了，许多人的心思还挂在平房上被烈火染红的夜空里。
列车也象我们一样沮丧地喘着气。中途一站也不停，一路匆匆南行。
天亮了，满洲上空的降雨带终于散去，列车在八月的骄阳中行进，不知什么时候起进入了一片辽阔的大平原，铁路两旁是望不到边的高梁地。列车在大平原上漫吞吞地开着，给人一种仿佛原地不动，没有前进似的错觉。
从早到晚，车窗外的景致都是一样的。第二天早晨，还是一片高梁地。
又是黄昏了，太阳象个红火球接近了地平线。同日本的夕阳不一样，这里日落时没有升腾的水雾气。太阳落到地平线上，象个吹大的红球，光焰都缩聚在球正中！流辉溢彩。不一会，象挂着的苹果忽然断了线似的，夕阳噗地掉进地平线，天空立刻昏暗起来，仿佛罩上了一层黑幕。在这里，没有昼夜交替时残阳夕照、晚霞满天的过程，象用开关转换似的，马上从白天进入黑夜。这使逃亡者更惴惴不安。
几年来，“731”队员和家属，看惯了的大陆的夕阳。今天，在逃亡的列车上凝视残阳，第一次感到：同这广阔无垠的大陆相比，自己曾住过的地方只是一小块弹丸之地。我们就在那块弹丸之地上营造了模拟日本的小天地，自吹自擂起王道乐土来。然而，我们所做的都是同这辽阔土地为敌的残暴行为的缩影。
我们侵占了别国的领土，残暴酷虐，今天终于受了报应，在这广阔的土地上抱头鼠窜，惶惶不可终日。使人不安的是，眼前这一片片高梁地恐怖得似乎永远逃不出去。
八月十五日下午五时，火车在将到新京的地方停下不动了，在那里，我们听到了日本战败的消息。列车开不了了，中国司机已抢先逃走，没有指望了。
十一月中旬，八路军南下包围了凤城。这是几千人的大部队，装备着从我们手上缴获过去的先进武器。八路军渐渐缩小包围圈后，向我们广播说：
“凤城已在我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你们必须立即投降，再给你们一小时考虑，一小时后仍不投降我们将发动总攻。”
一小时也不需要了，从武器和士气上来看，除了投降没有第二条出路。
翻译逐个审问我们这些投降者。轮到我的时候，对方首先问我兵种和所属部队的编制。“731”的经历是绝对不能暴露的。我就回答了姓名并说兵种是卫生兵。翻译一听便不再问其他，命令我到他们的“后勤部”去。
所谓“后勤部”就是八路军的野战医院。八路军很缺医生和卫生兵，马上就把我编入他们的编制。
当时的八路军，为了把自己建设成一支新中国的正规部队，正在加速装备先进技术，他们尽可能吸收我军中的各种人材。
我被带到八路军第八后勤部的指挥机关。在那里，我被介绍给杨雷震军医。
杨雷震四十岁上下，细皮白面，五官端正。一双细眸的深处闪烁出坚定、沉着的目光。鼻梁笔直、嘴唇小而薄。清隽的脸庞上偶尔会神经质地抖动几下。
雷震那锐利的目光逼视着我，我感到一阵颤栗，仿佛自己隐瞒的“731”经历就要被对方识破。
雷震什么也没问，叫我听从他指挥。后来我才知道，他原先是抗日游击队的队员。以后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攻读了医学，他的专业是外科。
雷震叫我先试做他的助手。我原来毕竟是“731”少年队员，掌握医学基础知识，消毒、注射、发药等实际操作都干得很出色。八路军第八后勤部约有二千名士兵，象我这样懂医学知识的卫生兵还找不出来。
不久，雷震就喜欢我了，不管诊察、手术，还是治疗，都带着我。
我很敏感地意识到，跟着雷震可以保证生命安全，我干得更卖力了。他叫我“小鬼”。日本军队确是鬼，从这个意义上说“小鬼”是蔑称。但雷震用它却是亲切的意思。
日本军队败退后，中国大陆的形势变化万端，国府军北上占领了华北地区。在重庆的蒋—毛会谈上议定了成立联合政府的方针，并决定改编国府军和中共军队（八路军），统编成国军。就在谈判期间国府军进攻满洲，占领了满洲全境。
国府军队在满洲搞“强盗作战”，杀戮、掠夺满洲的百姓，为了拯救他们，共产党军队也北上了。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至一九四六年，国共战争全面展开。从前线连日送来许多伤兵，其中很多人在转移途中伤口都已腐烂生蛆。
雷震对伤员的判断和识别非常迅速，他判断为“没希望”的重伤员，就进行碘仿静脉注射，让他们安静地死去。他判别为“抢救”的伤员，就施行简单粗糙的治疗。
那时没有麻醉药，让伤员喝下烧酒后便断然进行截肢或取弹头手术。在这里主要是抢救生命，至于伤员以后的生活能力就来不及考虑了。
身体绑在手术台上，进行开刀手术，伤员痛得大声哭叫。雷震听了一点不动声色。其实，表面上冷漠、无情的雷震，内心对伤员充满了感情。
做完手术缝合伤口时，只能涂上一些军马用的碘酒。靠这种简单粗糙的治疗，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当雷震忙不过来的时候，就由我代理手术，手术后伤员恢复得也不错。于是，大家对“小鬼”便刮目相看了。我也享受了军医待遇，并给我配备了一位年少的警卫员。不久，语言也渐渐能听懂了。在“731”里曾学过北京话汉语的基础课，但是八路军几乎都说山东口音的中国语。掌握了语言后，我的地位更加稳定，成了雷震的得力助手。
第三节
八路军的特点是上层军官和下层士兵之间的文化水平差距显著。上层军官几乎都是知识分子，下级士兵不少人却是文盲。但他们军纪严明，服从命令。中共的军队为民族独立而战，只有他们的军队才进行政治教育。他们对百姓彬彬有礼，沙场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战术神出鬼没。
当时的八路军装备精良，停战前不久，他们缴获了关东军的大批武器，战马、军车、粮食，数量很多。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一月，我突然发烧。连续几天，高烧四十多度，我神志昏迷、情形很危险。但是，没有药可吃。
雷震给我作了检查后，双眉紧蹙。第二天早晨，突然跨上战马，不知上那儿去了。我失去雷震的照料，出现了脱水症状，生命垂危。三天后，雷震突然回来了，一到驻地，立即对我进行大剂量注射。注射的效果十分显著，眼看烧退了，病情轻多了。
为了救我，雷震离开部队好几天，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奔走，找来了有效的抗菌药。
雷震离队期间，有几个伤员死了。我这条命是几个八路军伤兵的牺牲换来的。
在我痊愈时，国府军发动了猛烈进攻，八路军不得不撤退。隨着战局的恶化，第八后勤部也撤到了国境线上的安东。隔着一条鸭绿江，安东对面就是新义州，即朝鲜。如果去新义州，就可以想办法到釜山。队友们的脸庞又出现在我眼前。我的心，飞向日本。
国府军很快追踪而来，安东城内展开了巷战，伤员骤增，医务班忙得招架不住。安东侨住着许多日本人，其中有日本医生和护士。第八后勤部很快“征用”了这些医务人员。
八路军英勇奋战，击退了国府军。后来，八路军贴出布告：将遣返日本人中的病员回国，要日本病员报名。这时候，我也要求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