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天，亚希子在上班前，翻开了报纸，不禁一怔，目光直盯在报纸上，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是：泄露国家机密，原海军参谋部防卫部长和空泽省吾被捕。情况报导如下：
有关海上联络交通线路的防卫构想机密被泄露一事，警视厅公安部一直在暗中进行侦查。由于原海军参谋部防卫部长东条义治犯有违反自卫队法的嫌疑，因此对他进行了一般性审查。结果他承认在17日下午时，利用与他关系密切的女性A子，把“有关三海峡反潜监视网的国家机密”情报泄露给了政治经济评论家空泽省吾（44岁，家住港区赤坂六段十X赤坂海纳505），因而以违反自卫队法第59条（保护秘密的义务）的嫌疑予以逮捕。此外，同一天下午4时，在成田国际机场，以要求同行的方式，对即将出国的空泽进行了调查，他也承认了以上事实。因而以违反自卫队法第118条（唆使、协助）的嫌疑予以逮捕。还有，向空泽传递情报的A子（24岁）原为东京“皇家饭店”的职员，5月10日在神奈川县厚木市山林中被人杀害。为此，警视厅公安部与神奈川县警察本部取得联系，正对A子被害一案的有关情况进行调查。
报导还没有看完，亚希子因深受刺激而思绪紊乱了。很明显，其中的“A子”指的就是她姐姐。
空泽之所以害怕，原来其背后隐藏着这种事。姐姐从原自卫队干部那里得到再转交给空泽的，却是有关国防的重大机密。
姐姐表面看来是一个普通女办事员，而其真实的面目却是这样。支撑着姐姐过豪华生活的秘密，现在暴露出来了。
对此事的报导还只是刚刚开始，对空泽的背景和泄漏国家机密的具体情况尚未完全写明。应该保守的秘密分为绝密、机密、秘密三个等级。“绝密”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保障的重大事项。难道姐姐以往是受盗窃这种重要秘密的间谍的操纵？莫非是本人死了，详情没法查明，考虑到死者的名誉，报纸的报导才没有登出真实姓名的？可是，她与空泽的关系已经公开化了，因此要知道姐姐的情况，那是很容易的。
又过了一天，报纸上发表了执政党民友党的大人物、国防调查会副会长森村清一撰写的《间谍防止法的必要性》一文，大意为：
独立的国家应以保卫国家的安全为己任，这是理所当然的。国家拥有不能让外国知道的国防秘密，这也是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党为了尽到保卫国家安全和保护国民的责任，曾向国会提交了“防止间谍法”的法案。可是，由于不能得到不明事理的反对派的理解，致使这一法案被审成了废案。然而，这次的泄漏机密，是从根本上威胁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而深刻的事件，从而迫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防止间谍法。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必须尽早制定防止间谍法，以巩固国防，尽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责任。
亚希子是与出版界的小人物有联系的人，她对防止间谍法（国家机密法）极为关心。当国会把那一法案审成了废案时，她才放了心。她清楚地知道，由于这次泄密事件，这一法案的赞成派又有可能纷纷站出来，以此为突破口，再次提出制定国家机密法，并一鼓作气地促使该法案获得通过。
尽管她在这方面知识浅薄，但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法案，它将剥夺国民明事的权利，蹂躏言论、出版、宣传的自由。
原以为姐姐纯属猎取性杀人的牺牲品，没想到在她被害的背后，却有一个无法对付的鬼魂在不断地游动。
（二）
那天夜里，姐姐之所以不及等待接替故障车的车子到来，就匆匆地在黑暗的夜路上行走，肯定是想尽早把获得的国家机密转给空泽，要不就是遭到了被窃单位的追击。姐姐也许是被追来的人抓住了处死的。
亚希子联想到空房间被抄的事，兴许那是丢失了国家机密的人一手干的勾当。这说明他们没有从姐姐手里夺回丢失的机密。可是，既然没有夺回来，为什么要杀死姐姐呢？
看来，还是外浦路过那里，奸污了姐姐之后把她杀死的。外浦是不是不知道姐姐所带的东西竟是那样的重要，顺手牵羊把机密拿走了呢？后来是不是又被要把机密夺回去的集团连人带车推到海里去了呢？以上的推理与空泽所作的暗示是相符的。
如果把那个集团当作查抄空房间的人，那么，原来把钻进空房间的人当成杀害姐姐的犯人的那个设想，现在就不能成立了。
如果目标在于国家机密，那么，在杀害了姐姐，拿到了钥匙之后，就应该立即搜查姐姐的房间。既然是那么紧要的东西，行动就应该更加迅速。故意等到妹妹接管了遗物之后才去搜查房间，原因何在呢？她越想越弄不明白。
当天下午，有人到出版社来访问她。来人叫“前原”，可在她的印象中不认识这个人，一边感到奇怪，一边向会客室走去。一个30来岁的瘦小男人从沙发上站起来，虽然满面堆笑，但那双细小的眼睛露出的神态，却使人感到不能大意。她是第一次见到此人。
“突然来打搅。我是《东都日报》的前原。”接过对方递过来的名片时，也就知道他的来意了。他是很早从姐姐那里得知了亚希子的身份才来的。
“我对姐姐的事无可奉告。”亚希子赶紧设置警戒线。
“还没有动问，你就先走了一步啊！”来人大模大样地笑了，“如果你不想回答，不回答也行。算作是我自言自语，你听着好啦！你姐姐从原海上自卫队干部那里转交给空泽省吾的机密，其内容你知道吗？”
“……”
“如果不知道，我就简单地说说吧！日本的防卫力量是在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前提下，美苏对立的构想中，以苏联为主要假想敌进行配置的。苏联的核动力潜艇的主力集中在海参崴。在美苏决战时，如果把三个海峡，特别是宗谷海峡封锁住的话，苏联的核动力潜艇就没法进入太平洋活动，与美国对抗的战斗力就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前原也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在听自己的话，只是窥看着亚希子的脸色接着往下说：
“为此急于设置了反潜警戒网，敷设水下声波探测器（声纳），把探测到的苏联舰艇的动向，迅速送到电子计算机里，以便采取必要的相应措施。这就是所谓的海上警戒管制体制。如果储备在电子计算机里的反潜迎击体制的情报被窃的话，那么，反潜警戒网就漏洞百出了。”
“你是说我姐姐窃取了那种情报吗？”亚希子不知什么时候却在倾听前原的“自言自语”。
“据我调查所知，很遗憾，好象是那样。”前原的话听起来是那样的冷淡刺耳。
“可是，我认为姐姐不会知道是那么重要的东西。”亚希子终于换成了一种辩护的口气。
“也许是那样吧！如果知道，就不会把那东西交给间谍了！”
“空泽先生是间谍吗？”
“本人不承认，但不会有错。戴着政治评论家的假面具，窃走了日本的各种情报。”
“空泽先生会落个什么下场呢？”
“即使查清他是间谍，也构不成大罪。看看过去的事例吧，拉斯特波罗夫事件，判刑1年，罚款150万日元；外务省的间谍事件判刑1年6个月，缓刑5年。毋宁说，其主要目的在于加紧制定国家机密法。”
“对主张制定国家机密法的一派来说，这是意外幸运的事喽！”
“是啊！不知能不能这么说。”
“那么，你要问我什么事呢？”
亚希子苦笑着。原本不想回答对方的提问，可不知什么时候，居然对前原的自言自语答理上了。
“我忘了一件紧要的事，”前原微微一笑，“你姐姐和空泽的关系已经弄清了。可是，我还想了解你姐姐与窃取情报的东条义治的关系。”
“那种事我是不会知道的。”
“诸如东条是不是到过你姐姐家啦，或者说在你姐姐的遗物里有没有表明是东条送给的啦。”
前原似乎怀疑两人的男女关系。男人既然把绝密情报交给年轻女子，对他俩的基本关系自然要引起怀疑。如果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那么，姐姐以自己的姿色为武器充当女间谍的事，就有报导的价值了。比之于死者的名誉，自然首先要着眼报导的价值如何。
前原的表情充分地显示出了他的功名心。
“没有那种东西，东条什么的，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这是事实。这个名字亚希子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的。
“他两年前从自卫队退役，现在是横造商事的顾问。人事关系只重视现在在位的人，一旦离开第一线，就成了可有可无的闲人了。尽管如此，在银座等地方，他似乎还可以美美地喝上几盅，钱可能是从空泽那里来的。而且好几次见他带着与你姐姐相象的女子出现在银座大街上。”
“如果只是要了解这些，有什么好问我的呢？”
“我们是想得到证实，如果你姐姐真是……”
“姐姐的私生活，我不知道。”
“可你的这位姐姐却窃取了国家的机密啊！”前原的话象锥子扎人一样，“对不起，我并不是在责怪你。”
前原感到自己的话太刺激人了，所以接下去又以缓和的语气说：“好吧，看来你确实不知道！”
亚希子在前原面前转过脸去，从座位上站起来。前原刚才的话就象是所有的日本人说给她听似的，直捅她的心窝。
（三）
由于空泽和东条的被捕，再次出现了要求制定国家机密法的气焰。正如前原预言的那样，这一法案的促进派以此为借口，大肆叫嚣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国防机密存在泄漏的危险，随即向国会再次提出了这一议案，摆出了一举干到底的架式。
反对派也没有保持沉默。新闻界、舆论界、学者、律师会、工会、市民团体和所有认为该法案会带来复活军国主义危险的人们，都声明要坚决反对，形成了开展共同斗争的声势。
国家机密法是从根本上与民主的根基——国民的“明事权利”相抵触的。如果那些以国家的名义掌握了政治权力的人，把一切与己不利的事都掩盖起来，只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消息告诉国民，那就不能称之为以主权在民为前提的民主政治了。
当权派的所作所为，如果国民察觉到其中存有私弊，那么，这种当权派就会成为独裁者，政治就会腐败下去，这一点已被历史所证明。
最新的例子就是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他颁布戒严令，剥夺了国民明事的权利，扼杀民主，把国家私有化了。
然而，一个独立国家，既然与各国有交往，秘密就只是附属品。当然，有关国防的秘密如果完全泄漏给了外国，特别是假想敌国和敌对国，那么国家的安全将受到威胁。国家机构的组成也可以说是以秘密为核心的，政府部门就是秘密的巢穴。官员们借此来推行保身哲学，就是说，什么全都保密，认为只有这样才算安全。所谓官僚主义，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官员优先于国民，也就是说，官员自身才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政府部门和国家推行的秘密主义的根本出发点。
如果国民不闻不问，国家就会自动地加厚秘密的墙壁，就会象一个球体沿着独裁化的斜面滑下去一样。国民要监视着他们，不让他们那么做，以保障国民“明事的权利”。而为这种权利服务的，就是新闻报导部门。
新闻报导部门有报导的自由，只要认为把真实情况报导出来对国民有利，即使政府单方声称这是国家机密，还是应该报导的。
过去曾发生过《每日新闻》的记者因暴露了从外务省事务官那里得到国家机密，而被问成违反国家公务罪的事件。可是，在保护国家机密和国民有“明事的权利”这两个问题上，政府和新闻舆论界之间有过激烈的争论。新闻舆论界认为这是对民主的挑战，对此，政府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态度。
当时，作为导火线的国家机密，还不具有损害国家安全和信用的性质，所以被捕的当事人得到释放。后来政府就有关国民“明事的权利”和报导自由问题表明了态度：“是否应该真正作为机密，有必要根据国家的利益，做出客观的判断。至于什么是国家的利益，这要依据主权在民的原则，由国民来做出决定。”
由于当时被逮捕的是新闻记者，因此报导自由的问题被推到了前台，而国家机密法问题却被掩盖住了。何况拿到机密的新闻记者并未进行间谍活动。
新闻记者到手的机密文件没有见报，但交给了在野党，成了政治上论争的工具，使政府遭到了攻击。如果文件传到了假想敌国，那么，肯定会发展成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态。国民“明事的权利”将被拉下来，国家机密法问题将被推上去。新闻界也无法结成统一战线，舆论界也就无法干与了。
当然，机密资料不仅会落到共产党手里，还包括社会党在内。
国家机密法与国民“明事的权利”是完全对立的，如果设立了国家机密法，国民“明事的权利”就会被扼杀。政府对利用国家机密法仍不足以对付国民“明事的权利”和报导的自由，一直是切齿痛恨的。而这类事件就成了政府和有关人员执意制定国家机密法的根本依据。
这次与过去不同，被窃的机密是明显有损国家安全的国防最高机密。因此，国家机密法的促进派认为奇货可居，而把有所收敛的锋芒又露了出来。
反对派鉴于国家最高机密被窃，斗争的旗号黯然失色，没法再挥舞“明事的权利”这面锦缎大旗了。与外务省泄漏机密时不同，政府与反对派的立场逆转，过去在“明事的权利”和报导的自由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各新闻报导单位现在四分五裂了，甚至某家全国最大的报纸，居然发表暗中支持该法案的社论，说什么“为了国家的生存，保护国家机密，在一定条件下是必要的。”
被逮捕的空泽和东条以违反自卫队法于8月30日被起诉。起诉后，又根据律师团的请求予以保释。
审判官在律师团提出保释要求时，征求检察官的意见，问是否可以保释。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尊重检察官的意见的，能够获得保释，说明检察官表示了“可以保释（请多关照）”的意见。
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被窃的间谍事件当事人能够获得保释，这使人深感意外。大凡此类事件，由于物证很少，而且有可能隐藏和销毁证据，当事人之间也有可能串通或逃亡，因此，保释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可没想到在这极少可能性的事件中，两个人居然被保释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