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熊耳回到署里，立即向署长汇报了侦察结果。
“这么说真柄完全没有了杀害影山的动机呀。”署长也掩饰不住他的失望。
“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现在请您让我干老本行去吧。”熊耳只好这样说。
“不过，头盔的疑点仍然解释不了吧。”
“是的。”
“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再继续查查看。反正现在山上正好没有多少事情。”
“这倒也是。”
“在山顶上杀人，完全丧失了登山者应有的品质。你尽量侦察吧，一定还会有别的某种动机。我也很怀疑，那家伙怎么偏巧在影山从K岳发出SOS一小时以后，赶到了奥村田。”
署长目光一闪，看来他的想法是和熊耳一致的。
“我也是这样想。一个小时是绝对无法从K岳山顶下来的，所以至今还没有侦察他的行踪。我现在打算查查他是否不是从K岳，而是从别的地方来的。”
“嗯。就这样查吧。他不是说处理完工作后赶来的吗？”
“是的。”
“如果在十点刚过到达奥村田，应该乘哪次火车呢？”
“阿尔卑斯四号到达大町的时间是十九点，阿尔卑斯五号是二十点三十三分。若是从东京来，必定得乘这两次车中的一次。由于已赶不上公共汽车，可能是乘出租车或徒步走来的。他说那天晚上‘等了半天车’，如果乘车的话，从大町到奥村田得用二十分钟。不论他是乘哪次车来的，只要乘汽车都应该来得更早一些。他之所以那样说，是防备我们查车而设下的伏线。等了半天车这句话，可以解释成等车花了很多时间，也可以解释为没等到车徒步走来的。如果是徒步走来的，要用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正好和乘阿尔卑斯四号来的时间相吻合。不过，如果他是徒步来的，我们可就无法查出他的踪迹了。他可以说天色已晚，途中没有遇到任何人。”
“这家伙要是考虑得如此周到，设下了防线，可真是够坏的。不过，从大町到奥村田得爬十五、六公里山路，走这么长的路无论如何是不合情理的。这又不象银座酒吧，到时就关板，再没有车，耐心等等总会来的。”
“我也是这样想。不管怎样，先把车站职员、当地出租汽车司机和近郊的出租汽车公司全都找一遍。如果在大町到奥村田的路上查不出他的踪迹，便是他一个无法消涂的疑点。”
“就这样干吧。”
署长嘉许地说。
还没有找出作案动机就先追踪他的足迹，似乎是本末倒置，但熊耳坚信真柄是有动机的。
汤浅贵久子大概是不愿把自己扯进去，所以没有明确讲过与真柄的关系，可真柄热烈地爱着她是显而易见的。
在救援影山时，由于根本没想到会是谋杀，所以熊耳忽略了这一点。但真柄盯着贵久子的目光是流露出真情的。那是男人看着自己迷恋的女人时无法掩饰的目光，决非是在演戏。而且当时他决无必要这样做。
演这种戏是很危险的。日后一旦被认为是他杀，一个以热烈的目光盯着被害者未婚妻的男人，很容易引起警察的怀疑。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
真柄的确爱着贵久子。
以后的秘密侦察也证实了这一点。至于他现在的这门亲事，不过是企图转移我们视线的伎俩。
在影山死前开始的这门亲事，似乎可议排除真柄的作案动机。但认真考虑一下就会发现，虽然是不可多得的“倒提亲”，但当时真柄却丝毫不为所动。
与攀上一门高亲相比，他更渴望得到贵久子。但是，情敌死后，由于自己的疏忽，中了人家设下的圈套，招来了嫌疑。因此，真柄虽然不惜杀害情敌也要夺到贵久子，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得不考虑保护自己。
一旦成为杀人嫌疑犯，心爱的贵久子必然不可能成为自己的猎物，工作也肯定得丢。在重视信誉的银行里，被视为嫌疑犯足以使自己毁灭。
在这种情况下，真柄是决不会向贵久子求婚的。没办法，他只好强压内心的痛苦，含泪攀上这门“高亲”。这样推论是合乎情理的。
还可以这样推论，虽然他本人并不情愿，但副行长施加了压力。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职员来说，副行长的话就是至上的命令。
不论是哪种情况，真柄的亲事起于影山死前一事，都不能说明他完全没有作案动机。
但是，这只是熊耳根据真柄注视贵久子时的眼神而作出的推论，远远不能使别人信服。
一个男人不惜拋弃千载难逢的“好亲事”，为了得到一个贫贱的女职员（与副行长的女儿相比），难道果真会杀人吗？还有，一个消灭了情敌的男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是否会迅速重提自己曾不屑一顾的亲事？他不但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女人，反而招来了杀身之祸。既然如此，何苦当初要杀人呢？这种犯罪失去了任何意义。
若是对这一系列问题作不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别人仍然会认为真柄的作案动机无法成立。
还有一线希望寄托在汤浅贵久子身上，她也许能够发现其他作案动机。
“她也同样看到了真柄的目光，而且她是那种目光的承受者，她会比我更加坚信，那决不是在演戏。”
她不知不觉爱上了真柄。因此，她要洞穿真柄的心灵，彻底证实真柄对她的爱。虽然她清楚地知道，这会毁掉他，但她仍然不得不这样干。
“对于女人来说，探明对方是否有真正的爱情，往往意味着悲剧。”
忽然，熊耳意识到自己利用这种悲剧性进行侦破是多么不光彩，他尤其恨自己，是在嫉妒着使贵久子悲伤的男人。
在车站职员和出租汽车司机中进行的调查证实，五月二十七日晚上，没有人看到有和真柄相似的男人下车，也没有人开车拉过这样的客人到奥村田。车站上熙熙攘攘，客来客往，要求人家回忆起一个特定的旅客，的确是强人所难。
但不管怎样，在大町到奥村田之间没有发现真柄的足迹。那天晚上，他好似从天而降，突然出现在奥村田。
“这家伙肯定是从山上下来的。”熊耳虽然对此坚信不疑，但苦于无法证明这点。山顶就象一个“密封房间”，插翅难逃。即使他设法脱身，也无法在一个小时内从K岳北峰赶到奥村田山庄。
假设谋杀发生在九点以前，目前也无法证明。从山顶到奥村田最少得四个小时，若真是真柄亲手杀害了影山，他必须在六点以前作案。如果影山在这期间还活着，他必定要想方设法留下揭露罪犯的线索，但现场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痕迹。在被心怀杀机的罪犯打击头部以后，影山还能继续活几个小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就象遇上无法攀登的悬崖一样，熊耳寸步难移了。
二
“但是……，”
熊耳在失望之中，突然想起了什么。在山麓没有发现真柄的足迹，因此可以更加肯定他是从山上下来的。若果真是如此的话，他应该登上过山峰，这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如果真柄是罪犯，他必须在影山到达K岳顶峰前，在那里等待着他。
影山死亡的时间是五月二十七日晚九点多，为了在这一时间作案，真柄必须在当天白天登山。这样，他最迟得在二十六日傍晚离开东京。虽然经由北坡到达山顶需要用两天，但走普通路线一天就可以到达山顶。
真柄出现在山庄是二十七日晚十点刚过。若是从东京直接赶来，当天下午从东京出发也并不紧张。他如果是从山上下来，便会出现一天的时差。熊耳记得，影山和真柄本来准备结组进行这次登山。但在临出发前，真柄借口有急事，破坏了登山计划。
这次攀登的目标是危险的绝壁，由于定好的结组伙伴突然打了退堂鼓，计划根本无法进行。为此，影山不得不回避赤壁。
登山老手们深知破坏计划影响之大，因此在制订计划时都充分考虑到自己的时间，很少取消自己参加的计划。
但真柄却悔约了。他工作上到底有什么非办不可的急事呢？
有必要对导致真柄取消登山计划的原因和他在出事前一天是否不在现场进行一番彻底的调查。熊耳再次向署长申请去东京出差。
熊耳首先来到真柄的工作单位，了解到从五月二十四日开始，他用了三天的时间到札幌支店进行业务联系。但是，向札幌打长途电话讯问后，得知：真柄仅仅是在二十四日下午两点左右到过一次札幌支店，在出差期间的二十五、二十六日两天，根本没在札幌支店露过面。
对方补充说：“出差要办的业务联系，在二十四日他来时已经办妥了。”
真柄在三天的出差期间，仅仅在第一天到出差单位去过一趟。至于其他两天，他是在什么地方？怎样度过的？则一无所知。
银行方面相当大方，根据路程远近，给了真柄三天的时间。当然，他们对办理出差业务的质量，要求是十分严格的。
另外，真柄在三天出差后，又有两天休假，中间还有一个休息日，可以连休三天，总共加起来，他去札榥后，连续六天没有去银行。后来由于影山的死亡，他又多请了几天假。
“出差回来后，真柄来汇报过吗？”熊耳问。
银行干部回答说：“没有。他登山回来后才来上班。出差和休假连上了，最后一天是二十六日，他没有来汇报过。也不是什么紧急出差任务，我们告诉他等休假结束后再来汇报也行。”
“不是什么紧急出差任务吗？”
熊耳不觉加重语气叮问了一句。真柄说的是“非去不可”，才取消了和影山的登山。
“当然事情是非去办不可的，但也不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这次出差是早就定下来的吗？”
“不，是真柄提出的申请，他说‘全山协’已经决定要他参加K2登山队，在这之前，想把工作清理一下。银行自然也没有不批准的理由，便批准了他的出差。”
“去札幌一般都是给三天吗？”
“根据出差任务不同，时间也不一样。去札幌由于距离较远，最少也给三天。”
“乘飞机往返也一样吗？”
“如果不是紧急出差，普通职员不发给飞机票钱。但实际上，乘火车往返要浪费不少时间，加上出差人员的工资、补助费等，还是乘飞机合算。现在我们正考虑尽快修改出差规定。”
银行内部规定的纰漏对熊耳来说是无所谓的。出差时间是二十四日以后的三天。真柄是在二十四日下午两点到过一次札幌支店，去时他乘火车和飞机都可以，但回来时一定是乘飞机。从札幌到东京要飞一小时二十分钟，加上从市内到成田或羽田机场的时间，仍有充裕的时间可以赶上从新宿开往松本方面的晚车。
当然，真柄只要在二十七日下午影山从北坡登上K岳顶峰之前赶到那里即可。所以他即使不乘飞机匆忙赶回来，也仍有充裕的时间。
不过，他还要爬山越岭，去干杀人的“大事”，所以一定会尽量节省体力，估计仍是乘飞机。
熊耳认为，在目前阶段，已没有必要追寻真柄从札幌到东京的足迹。
这是因为，真柄取消单人无法实施的登山计划的借口，并不是由于真有无法拖延的工作缠身，那是他编出来的假话。何况他在二十四日下午离开札幌，直到二十七日晚十点，才出现在奥村田山庄，将近三天期间，他的行踪不明。再说，虽然不是什么紧急出差任务，但出差回来后，既不汇报也不联系，直接去休假旅行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即使不特意去露面，起码应该打电话通知一下自己回来了。
银行如果已下班，他可以和上司家里联系。无论如何，出差回来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去游玩，是不符合现代实业家性格的。
何况真柄并不是不谙世故的新职员。因此，真柄没有和银行联系，大概是由于当时的环境不允许。
和银行联系的最好时间是出差最后一天的二十六日黄昏，但此时此刻，他却正在山峰上，无法进行联系。
如果在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从札幌返回东京的日子）联系，银行就会知道他出差已提前结束。这样银行就会问他，既然已经提前回来了，为什么不到银行上班呢？
真柄万般无奈，才没有去汇报。
熊耳谢过银行的干部，离开了银行。过去，由于“隐密的杀人现场和不在现场证明”的双重障碍，难以肯定真柄的嫌疑，而现在可以确定无疑了。
可是，真柄本人现在身在国外，这就毫无办法了。就是等到他回国，也无法严厉追究刑事责任。因为目前仍然只是熊耳根据推测进行的非正式调查。出趟差都得惦记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熊耳非常羨慕能够成立破案班子，不受干扰地侦察嫌疑犯的刑侦科的侦探们。他没有和贵久子见面就回去了。
三
时光飞逝，破案却没有任何进展。十二月中旬，真柄回国了。他成功地试登到东北山脊的八千米处附近，顺利地发现了三条通路。
他不负众望，完成大任，登山家的名气更大了。
回国后，真柄又要汇报试登情况，又要准备二月份的登山队出发，忙得一塌糊涂。在银行里，由于将成为“驸马”，工作大大减轻了，大概这也是副行长从中斡旋的结果。
真柄回国时，贵久子曾到羽田机场去接他。但由于他被登山界人士和新闻记者们层层包围，没有能靠近，只是隔着一段距离，远远地看到了他。
实际上，真正妨碍她靠近真柄的，并不是记者和登山界人士，而是真柄刚刚走下舷梯，就理所当然地紧紧偎依在他身旁的一个年轻女人。
那个女人身穿价钱昂贵的料子缝制的新西服，个子高高的、很痩。贵久子本能地意识到，她就是真柄的未婚妻。
英子在大庭广众之下毫无顾忌地挽住了真柄的胳膊。有些摄影记者还特意要求他们这样做。
那时，真柄脸上是一种木然的表情。他求救似地向四周望去，忽然发现了在人群背后的贵久子，只有在这时，他才恢复了生气，两眼闪闪发光。
贵久子没有理他，转过身走了。即使可以以目传情，但在这种场合下，无论是对贵久子，还是对真柄和他的未婚妻来说，都是太残酷了。
四
熊耳去拜访真柄是在十二月底。因为一到新年休假，登山者蜂拥而至，他的本职工作就要随之忙起来了。
因此，熊耳利用自己的休假跑了出来。当然，若是向署长提出申请，估计他也会面无难色地当出差处理，但熊耳不愿总是这样麻烦他。
真柄正在“全山协”的事务所里，为准备明年二月份登山队的出发忙得不亦乐乎。熊耳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同他进行短时间的单独谈话。
“近来你很辛苦啊。”
真柄把熊耳引到事务所附近的一家咖啡馆后，熊耳对坐在他对面的真柄说。先对他的劳苦功高表示一番慰问。
“哪里哪里。这次侦察全靠充足的物质准备，因为是在国家的资助下进行的，钱不成问题。不是靠我的力量。”
真柄谦虚地笑着说，被阳光晒得黑红的脸盘上露出了雪白的牙齿。这是与熊耳对他的怀疑极不相称的明快而又健康的登山者的面容。
但是，熊耳告诫自己，不能被这副面孔欺骗。
“有件事想向你打听一下。”
聊了一会儿不疼不痒的有关侦察之行的见闻后，熊耳若无其事地转入了正题。
“什么事？”
真柄露出几分紧张的表情。他很明白，在快要进入冬季登山旺季时，北阿尔卑斯遇难救援队长是不会为听自己讲一通侦察见闻而特意到东京来的。
“不是什么大事。我到东京来是要到警察厅办点事，顺便来办办这件事。”
熊耳想，如果明说特意来讯问这件事，给对方的刺激太大。说成顺便来的，不致使对方过分紧张。
“真柄先生确实是在五月二十七日晚十点左右到的奥村田山庄吧。”
“是的。”
真柄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的阴影。
“是不是预定要和影山先生一起登山，但真柄先生突然由于工作脱不开身而走晚了？”
“是的。”
“如果没有什么不便的话，能否告诉我，到底是什么工作呢？”
熊耳已全部掌握了真柄去札幌的情况，但他仍然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想看真柄怎样讲述这件事情。
“这是为什么呢？”
真柄的神色越来越不安了。但这未必就能证明他的嫌疑。任何一个人被警察问及一个案件前后自己的行动时，都会感到不安，泰然处之反而是反常的。
“遇难事件的调查报告需要这些情况，本来早就应该来了解一下的。影山先生的受伤地点和死亡地点不一致，情况有些特殊。上司在事后曾指示我们，为了尽可能查明他遇难前后的情况，要尽量向与他多少有关的人士详细了解一下。”
由于仍然是非正式侦察，熊耳避开了真柄直率的问话。自己讯问的理由并不很高明，但真柄却似乎信以为真了。
“是这样呀。”
真柄喝了一口已凉了的咖啡。
“当时，我突然出差到札幌去，虽然很对不住影山，但实在无法和他一起去登山了。”
到札幌出差这件事，与熊耳所掌握的情况是吻合的。但那只是第一天的事情，决不妨碍和影山一起去登山。
“实际上，出差任务一天就结束了。出差时间是三天，从五月二十四日算起。因为第一天就处理完了工作，我乘当天的飞机返回了东京。”
“怎么？”熊耳惊讶地想。他认为真柄最大的疑点在于他出差期间两天的空白，但真柄现在怎么却毫不回避地明确地说出了这件事呢？
“二十四日晚上，我回到了东京。但大概是由于在飞机上吃的盒饭有问题，肚子突然不舒服了。回到公寓，我就一头倒下睡了起来，躺了两天才好。虽然已经晚了，二十七日我还是急忙地去追赶影山他们。”
“在公寓休息期间，和别人见过面吗？比如说邻居或管理人。”
熊耳还没有问，有没有第三者能够证明这一点。
“没见过谁，因为我一直躺着没动。我的房间是独立的，和主楼不在一起，我要不叫没有人来。”
“没请医生来看看吗？”
“我觉得还不至于要请医生，大概休息两三天就会好的。当时也的确是这样的。”
熊耳觉得，自己被真柄巧妙的借口支开了。最大的疑点是两天的空白，但却被他以得病，而且是两三天就能痊愈的小病给掩饰过去，没有证人也并不显得不自然。肚子痛真是一个巧妙的借口，而且真柄也不把它说成是严重的食物中毒，使用了“肚子不舒服”这一模棱两可的说法。
耗费体力的登山运动要求有强健的身体，因此一点点小病也足以成为中止登山的巧妙借口。
但真柄还必须说明一点。这就是导致取消登山计划的出差任务，是真柄自己提出来的。
口称是万不得已的事，实际上是他自己取消了登山计划。只要真柄不能说明这一点，熊耳今日就不虚此行。
但是，怎样追问这件事呢？熊耳有些犹豫。为了拭探真柄是否捏造谎言，开始是完全装出一副不知道他去札榥出差的样子而询问的，现在总不能改口点明：“那次出差是你自己申请的呀。”
若是对被害人或证人，可以这样发问。但在非正式侦察中这样说，会伤害对方的感情，使人觉得这是一种特务的作法。
熊耳正不知该如何提出这个问题时，真柄却稍微压低声音说出了一件意外之事。
“再告诉你一件事吧，实际上我是不想去参加那次登山。”
“不想去？”
被这句话吸引，熊耳抬起了眼睛。
“你知道吧，影山和汤浅小姐那时已经订了婚。最开始是影山和我两人订的计划，但汤浅小姐参加后，就出现了另一种气氛，他们两个人想一起去登山。我不想夹在一对情侣中间，充当一个不知趣的妨碍者，因此便自觉退了出来。我找了一个借口，虽然不是什么要紧事，还是到札幌出差去了。我很清楚，影山一开始虽然很生气不能攀登赤壁，但他内心却为能和汤浅小姐两人一起登山而高兴万分。
“我觉得自己退出来是明智的。出差的事本来就是一个借口，一天就把事办完了。我在札幌举目无亲，逛来逛去也没意思。正在我不知应该怎样打发时光时，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打算在新宿为他们两人送行。两人出发时间订在二十五日早八点，乘梓树一号。我乘飞机赶回去是完全来得及的。这样，我就在二十四日晚回来了。但由于途中肚子痛，没有能为他们送行。二十七日我赶去，一来是因为我肚子好了，二来我估计他们已尽情享受了‘情侶登山’的快乐。”
“我没料到影山会仍然按照最初的计划登山，把贵久子一人留在了山下。我特意照顾他们，他却这么笨。”
熊耳在听着真柄这番话时，已经意识到，真柄完全躲开了自己的追问。
“为了照顾他们放弃了登山。”真是一个绝妙的借口。真柄作为第三者，突然退出一对情侣的旅行非常自然。两人缺一不可的困难的登山计划，由于一个人退出，变成了甜蜜的“婚前旅行”。但真柄考虑到这样说，影山大概不会同意，便找个借口出差去了。这是一种多么体贴朋友的“友谊”啊！
由于出差只是一种借口，所以三天的出差在一天之内便把工作处理完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自然的只是，既然是为了照顾他们才特意到遥远的札幌去出差，为什么又急急忙忙乘飞机赶回来呢？但这一点可以用“送行”来搪塞。他要真在二十五日早上去送行，或许有某些不便之处。所以，虽然为了送行特意从札幌乘飞机赶来，却又得了“病”，只好一直在住处休息。
得病是在回来的飞机上，所以没去送行也没什么奇怪的。但他为什么没去送行呢？对真柄来说，去送行应该是没什么不方便的。一旦日后追及他的出差期间的空白时，他去送行更容易分辨得清楚。
他没有去送行，恐怕是由于他无法去送行。就是说，他在二十五日早八点时并不在东京。那么是在哪里呢？
真柄是在二十四日晚回东京的。“或许他那时已经出发去登山了。”沿普通路线，一天便可登上K岳。但走普通路线，很容易遇上人，准备去杀人的人，当然要尽可能避人耳目。
虽然还不知道真柄到底走的是哪条路线，但只要是走特殊路线，都需要两天以上的时间。经过眼目众多的山麓时，也应选择在夜间或早晨。
同光明正大登山的影山相比，真柄直到二十七日晚上十点前，绝对不希望自己被人看到。因此，可以设想，他会比影山早走一步。
真柄是在二十四日从札幌回到东京的。然后，他乘二十四日晚或二十五日早晨的列车（比影山他们所乘的车要早）赶往山峰。
熊耳坚信如此，但苦于没有任何证据。
这些都无法成为制服真柄的理由。熊耳意识到自己是失败了，他拿过咖啡帐单站起身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