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收到熊耳的实验结果以后，大町警察署十分兴奋。但是，实验仅仅是科学地证明了确有一个罪犯存在，而对罪犯本身仍然一无所知。“科学”这一字眼很唬人，但毕竟只是一种推测，并没有说明罪犯的真实面目。
尽管肯定了是谋杀，但警察署并没有成立破案班子的计划。被害者的尸体早已化成了骨灰，杀人现场的情况也依然是个谜。
熊耳沉重地感到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己过去也是吃破案这碗饭的，怎么却把尸体这一犯罪的重要证据轻易地付之一炬了呢？
当然，如果不是在阿尔卑斯山顶这一特殊现场，或许也不会被罪犯在尸体上所做的手脚蒙混过去。
罪犯充分利用了山顶的特殊环境。山峰虽然比“俗世”高二、三千米，但绝不会改变人们的天性与邪念。有时人们为山峰的妖娆秀丽、巍峨雄姿所感动，以为那会劝恶从善，其实只是一种浪漫的错觉。凡是人迹所到之处，无论山峰还是俗世都是完全一样的。
固有的俗世概念并不确切，应该说人迹所到之处统统都是俗世。可是，熊耳却不知不觉地盲从了人们的说法，真以为“山峰是纯洁神圣的，登山者中无恶人”，并因此毫不怀疑地把在神圣的山顶上发现的尸体作为遇难者处理了。
他憎恶罪犯利用了登山者的“纯朴”。
“无论如何要抓获他！”这已成为熊耳一个坚定的信念。
罪犯的所作所为难道真是无懈可击吗？熊耳准备首先全力找到破绽之处。他行凶后是怎么脱身的呢？尽管还理不出头绪，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他没有借助于直升飞机之类的机械力量，罪犯自己肯定也是一个擅长于登山的人物，否则就不可能登到现场。
被害者——熊耳已很有自信地称遇难者为被害者了——在被害前后，并没有直升飞机之类的东西飞临K岳山的上空。使用这类东西，不仅需要同谋，而且必然会有很多目击者，同时也会引起被害者的警惕，不易下手谋杀。
罪犯是依靠自己的双腿爬上“无人登临的山顶”，又从那里逃掉的。但目前还完全猜想不出他使用了什么方法。罪犯选择的“密室”，的确是天衣无缝的。他在那里没有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其它地方是否有破绽之处呢？
从一具单纯的遇难尸体上，自己到底根据什么断定有罪犯存在呢？对！是根据头盔。假如没有头盔，影山隼人就会作为一名在北坡因滚石事故身亡的登山者，仅仅在K岳遇难史上留下短短的几行记录。没有头盔就不会发现罪犯。那么罪犯为什么要留下它呢？理由很明显，不戴头盔是不会攀登滚石很多的北坡的，何况奥村田山庄的招待们，都知道影山携带的物品中有头盔。如果在尸体周围找不到它，无疑是被谁拿走了。这反倒容易让人生疑。
若是在赤裸的头部留有致命伤，而四周却找不到致伤之物，应有的头盔也不翼而飞了，那么，不论尸体是发现在多么神圣的地方，人们也不会被“登山者中无恶人”的说法骗过。
留下头盔是迫不得已的。这一事情本身并没有留下什么破绽。
唯一的危险是把头盔同被害者（当时称为遇难者）头部的创伤相比较。但可惜的是，仅仅用肉眼粗略地验尸后，尸体就被迷信“登山者中无恶人”的头脑简单的警官火化了。
现在就不怕再检查头盔了。不过罪犯并没有注意到头盔内部和下沿的损伤。那么，持有头盔的汤浅贵久子是不是罪犯呢？
不，不会的。她不在现场是显而易见的。同时，若假定她是罪犯，又该怎样解释她把早该处理的头盔珍惜地保存下来，并毫无难色地借给熊耳呢？罪犯是不会自己往脖子上套绞索的，何况她也不可能登上山。汤浅贵久子不是罪犯。那罪犯又是谁呢？
“有了！”
正在冥思苦想的熊耳，眼睛突然凝视着前方不动了。
把被害者的尸体火化后，似乎消除了对罪犯的最大威胁，但事情果真如此吗？若是罪犯在这以后意识到了头盔内部留下的疑点和下沿的损伤，他会怎样呢？
本来自以为犯罪是天衣无缝，稳坐钓鱼台的罪犯，意识到这一致命之错时，将会惶惶然如热锅上的蚂蚁。
对！罪犯意识到头盔上的破绽后，必定会不择手段地设法获取它，他很可能要接触持有头盔的汤浅贵久子。
向汤浅贵久子索取头盔的人就是罪犯！
熊耳为自己所推导出的结论而兴奋，他马上往贵久子的工作单位打了个电话。
虽然是通过交换台，可贵久子的声音还是象市内电话中一样清晰。熊耳稍叙寒暄后马上转入正题。
“想要头盔的人？嗯……。”在电话的另一端，贵久子似乎在认真回忆着。
“好象没有什么人。”
好一会儿贵久子才回答。头盔原来只是作为影山的遗物保存下来的，已经丧失了使用的价值，不该再有人来要它。
“真的没有任何人吗？请你再好好想想。”熊耳仍不死心，固执地追问。贵久子的记忆已成为追捕罪犯的最后一条线索了。
“再想也……。”贵久子有些为难地说。
“是吗？”
熊耳万分失望，话筒沉甸甸的，似乎要拿不动了。
“啊，有了。”这时，贵久子忽然想起了什么似地说。
“嗯？有什么了？”
“不过不是索取头盔。”
“有关头盔的任何情况都行。”
贵久子的话又勾起了熊耳的一线希望。
“知道真柄慎二吧？他是影山最要好的登山伙伴，援救时一起上山的。他提议要把影山的一部分骨灰埋到奥村田能看到K岳的墓地上，并把影山的登山用具也一起陪葬。”
“到时要把头盔也埋掉吗？”
“是的。”
“是真柄先生提出要把头盔陪葬的吗？”
“对，是这样。”
“侦探先生，啊，对不起，我总把熊耳先生当成侦探。”
“这没关系，虽然我不是刑侦科的，但制裁罪犯也是警官的工作。”
熊耳是言不由衷。现在自己所干的并非山岳遇难救援队的本职，而是类似于刑侦科的侦探们的工作。他不由暗自苦笑。
“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呢？”熊耳又回到本题上。
“是熊耳先生几次挂电话到我家中的那天晚上。当晚我之所以回家晚了，就是由于见到真柄和他谈论这件事的缘故。可这事难道有什么可疑吗？”
那天晚上的事情象烈火一样在贵久子的记忆中熊熊燃烧起来。前些日子，在她得知头盔实验结果的同时，也知道了影山大概死于谋杀，但她作梦也不会想到这一谋杀会与影山唯一的结组伙伴，同时对自己也不是外人的真柄有关。那天以来，虽然他疏远了自己，但只要一听到他的名字，自己仍然会羞得满脸通红。
“你把借头盔给我和实验的事告诉真柄了吗？”熊耳顾不上回答贵久子的疑问，焦急地追问。
“还没有告诉。从那以后还没有见过面，他也没有给我来过电话。”
那个晚上以后，真柄反而象个陌生人一样。痴情男女发生一两次最终关系后，反倒会产生一种隔开两人的反作用力。
熊耳此时闪过了一个念头。
“汤浅小姐，请你务必听从我的劝告。”
“什么劝告？”
“首先绝对不要把借给我头盔和实验的事情告诉真柄先生或其他人；另外你是否可以按照真柄先生的提议，把头盔和其它遗物一起埋到墓地去？”
“真柄难道有什么可疑之处吗？”贵久子的声音带有几分忧虑。
“汤浅小姐。”
熊耳改变了口气。知心朋友间的毫不拘束的闲谈忽然变成了警官的讯问。
“问你一个不礼貌的问题。请你明确地告诉我，你和真柄先生是一种什么关系？”
“一般的朋友啊。”贵久子有些心虚地回答。
“真是这样吗？”
“这是什么意思？”
贵久子的口气也有些强硬起来。她倒不是发怒，而且担心熊耳已经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事情。
“请不要动怒，此事至关紧要。眼下关于头盔的事，千万不要泄露给任何人。为发现杀害影山的罪犯，这是绝对必要的。我恳求你。我借的头盔会很快还给你的，还不至于马上就分葬骨灰吧。在我还你之前，若是真柄先生问及头盔的下落，只告诉他你珍藏着就行了。我尽可能早日到东京面告详细情况。在这之前请拖延点时间，这些都拜托你了。”
为了避免贵久子再详细打听，熊耳挂上了电话。
想接近头盔的只有一个人，就是真柄慎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现在就怀疑真柄还为时过早。他作为死者最亲密的登山伙伴，要把死者的骨灰和遗物一起埋在能看见他生前喜爱的山峰的地方。
这是登山伙伴的一种浪漫的想法，可以看作是登山友谊的表现。把头盔算在遗物中也并不奇怪，它与死者的丧生有着直接的关联，不包括它可能反而不正常。
不过，的确再没有比这更巧妙的销赃灭迹的地方了。估计罪犯在意识到头盔上留有致命破绽，并千方百计设法弥补的同时，也一定会明白接近它的危险性。
利用“无人登临的山巅”和“登山者中无恶人”的说法而进行的犯罪，的确是一件成功之作，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追捕的线索。如果没有头盔，甚至不会想到这是一起谋杀案。即使从头盔的线索怀疑到是谋杀，只要不接触它，罪犯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侦破中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如果罪犯察觉到警方已从头盔上推断出了谋杀嫌疑，他（尽管犯人性别未明，但熊耳根据现场的特殊性已确认是男子）肯定不会再向头盔伸手。可如果罪犯不知道警方的动向，尽管是一种危险的赌博，他也必定要想方设法处理掉头盔。假如这条线索也断了，影山之死就只好维持遇难身亡的结论了。
所谓成功的犯罪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是利用精神失常犯罪，尽管从社会常识来看是犯罪行为，且人证物证俱在，但法律上却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虽然罪行确凿，罪犯明确，但没有能确认有罪的证据。
三是案子陷入迷津，虽有作案的痕迹，却找不到罪犯。
四是尽管犯罪是千真万确，但由于找不出痕迹和证据，甚至无法证实真是犯罪。
在以上各项中，第四种是最成功的犯罪。熊耳认为如果罪犯未觉察到警方的动向，他必然要争取第四种类型的成功犯罪。只要头盔还在，他的犯罪就只能是第三种类型。
但是，若是获取头盔的手腕不高明，就会弄巧成拙，偷鸡不成蚀把米，降到第二种类型。
熊耳要贵久子严守秘密的目的就在于此。
但她果真能听从熊耳的劝告而守口如瓶吗？与熊耳相比，贵久子同真柄的关系更密切。熊耳不过只是初交。她完全有理由偏袒情人的密友。
“情人的密友！”
熊耳被自己的推论惊呆了。难道两个登山者之间会为一个女人而争风吃醋吗？表面是以相互信赖的绳索紧密联结起来的亲密无间的登山伙伴，而实际上却为了一个女人而你死我活地明争暗斗。
这个女人如果是汤浅贵久子，那完全可以估计到角斗的激烈程度。一个单身汉会不择手段地争得如此美貌的女人。
甚至就连已经没有资格的熊耳，看到那样美丽的女人伤心落泪，不是也抱怨影山死得不应该吗？
如果真柄惧二真是被汤浅贵久子迷住了，他就完全具备了杀害影山的动机。这一点已被后来熊耳的个人侦查所证实。另外，他也有着这一特殊的谋杀案中罪犯所应具备的条件。
在日本登山界中，他是与影山齐名的出类拔萃的登山家，和影山一起攀登欧洲阿尔卑斯山那被人称之为“魔鬼之壁”的光明角北坡时，创下了首次冬季登顶成功的记录。
他完全有登上“无人登临的山顶”的技术和力量。他也许还有想和影山相较量的那种登山家的竞争意识，这也是促成他犯罪的一个因素。
但是，自从向贵久子提议分葬骨灰之后，已过了将近半个月，他却没有任何新的动向。他是为自己成功的犯罪而感到万无一失了，还是由于已经充分意识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落入陷阱，因而在小心谨慎地窥测着时机呢？或者他的确是清白无辜的。
但无论做何种解释，他的确是在影山死后唯一企图接近头盔的人。
这是一种还不能肯定地称之为“接近”的微妙的接近，但至少其直接后果是将头盔从人们眼前抹去，好一条妙计！
熊耳下了一个赌注，关键就看贵久子是否告诉真柄。一旦告诉了真柄，就永远成为第三种类型的成功的犯罪，再也不会找到罪犯了。
他把宝押在贵久子不告诉真柄上，并设下了一个圈套。
二
熊耳设下的圈套是这样的：按照真柄的提议，进行分葬骨灰，把头盔也随葬掉。在儿子喜爱的地方分葬一部分骨灰，想必其双亲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如果真柄真是罪犯，他真正的目的当然不是骨灰，而是头盔。把它埋在土里，从人们眼前抹去，这比放在贵久子那里要安全得多。
但还不能说这样就万无一失了。埋在土里还可以挖出来。如果罪犯真是真柄，他就要把埋下的东西挖出来处理掉，或者是假装埋下去而实际上根本没埋。
熊耳的计划是：在分葬骨灰中听任真柄行事，而在事毕之后，尽管有些对不住死者，还是要掘开坟墓检查。
若头盔埋在地下，就意味着真柄是清白的；反之就意味着他真是罪犯。关键在于真柄会不会上这个圈套。熊耳自信他一定会上圈套的。
熊耳请求署长在一段时间内让自己专办这个案子。署长对此案也有浓厚的兴趣，破例批准了他非分的要求。
若把死亡事件都作为案件处理，发案率就会增高。把已经当作遇难身亡的事件重新翻腾出来，似乎没有什么必要。何況人手和经费也不够。尤其这一案子在开始侦破前就已显示出是一件极为棘手的无头案。
熊耳应庆幸的是，署长也是一个登山迷，同样憎恶选择山峰为作案地点的罪犯，并不一味计较个人的得失。
三
汤浅贵久子没有辜负熊耳的一片苦心。八月下旬，分葬了影山隼人的骨灰，在场的只有影山的母亲和真柄。分葬骨灰本身就证实了贵久子的确按照熊耳的指示，守口如瓶，保守着秘密。
贵久子本来也打算参加分葬骨灰的，但是她听从了特地到东京送头盔的熊耳的劝告，打消了这一念头。如果贵久子也一同去了，就会妨碍真柄处理头盔。为了使他上钩，要尽可能给他创造条件。一个老母亲总是好骗的，甚至都不必埋下去再挖出来，乘老母亲不注意，一开始就可以不埋下去。
熊耳还没有对贵久子明确谈过他设下的这个圈套，但贵久子已经意识到，他对真柄是很有几分怀疑的。这对她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熊耳还不知道真柄也是贵久子的救命恩人，所以甚至暗自想道：
“这个女人，难道未婚夫尸骨未寒，就又倾心于另外一个男人了吗？”这是他不放心自己所下的赌注的原因。
尽管如此，贵久子却听从了熊耳的指示。熊耳一直紧张万分地等待着分葬骨灰的结束。
虽然贵久子目前听从了熊耳的指示，但是，夹在死去的未婚夫和活着的向她大献殷勤的男人中间（熊耳可以肯定是这样），她的心一定是在微妙地动摇着，不知何时就会背叛熊耳。
贵久子不管多么眷恋死去的情人，但那毕竟已成为虚无缥缈的往事，显然是活生生的真柄更有吸引力。因此，时间拖得越久，圈套被识破的危险性就越大。
熊耳自然没有参加分葬骨灰。表面上他是一个与影山的遗族和真柄毫不相干的局外人。
只是由于要分配墓地，才由受厚生省之托负责管理墓地的奥村田村公所，派了一个耳聋眼花的老人，到现场去了一下。平常一定会去帮忙的上村茂助，也由于熊耳事先一再叮嘱，埋葬时根本没有接近墓地。
真柄在面向K岳的稀疏的白桦林中，把骨灰盒、冰镐、登山绳、钉鞋以及头盔统统埋葬，分葬骨灰结束了。
目睹此状，老母亲重新勾起了哀子之情，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夏日已快过去。积云大块大块地涌上高高的山脊。远方，耸立在群山之上的主峰透过乱云泛着白光。
熊耳并没有见到现场情况，这些都是茂助事后告诉他的。当时他在警察署。警方的任何一个微小动静，都会引起真柄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