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保姆感到好玩，却什么也不懂，剧中的语言使她极为惊讶，诗剧中嗡嗡的声音又让她着迷。高尔居为悲剧里大段大段充满哲理的台词鼓掌，也欢迎情节剧中一切站在人民一边的东西；因此，两位主人为他的鉴赏力而陶醉，甚至考虑给他上一些课，以便将来把他培养成一个演员。这样的前景简直冲昏了木匠的头脑。
他们这个工程已经传扬开去。沃考贝依对他们谈起此事用的是挖苦的口吻。一般说，人们对这个工程都嗤之以鼻。
他们为此却更加自尊自重：他们已自诩为艺术家。佩库歇蓄起了小胡子；布瓦尔考虑到自己的圆脸和秃顶，认为没有什么比“贝朗瑞式扮相”更适合于他了！
他们终于决定写一出戏。
困难在于主题。
他们在午餐时寻找主题，而且喝咖啡，因为那是动脑筋必不可少的饮料，咖啡之后再喝两三小杯酒。他们躺上床睡觉，之后又下楼去果园，在果园散一阵步，最后还是出门去外面寻找灵感。他们并排走啊走，回家时已筋疲力尽。
要么就上两道锁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布瓦尔擦完桌子，在面前摆上纸，把羽毛笔蘸上墨水，坐在那里，两眼望着天花板；与此同时，佩库歇坐在安乐椅里冥思苦想，两腿伸得直直的，埋着头。
有时他们感到一阵战栗，仿佛刮来了一股构思的风；正要抓住它时，它又无影无踪了。
然而毕竟存在发现主题的方法。随便抓一个题目，事件就会从题目里产生出来；要么就发挥一条谚语，有时还可以将好些偶发事件组合成一个。但这些方法没有一个能达到目的。他们又翻阅一些趣闻汇编，多部著名诉讼案件汇编和一大堆故事，仍然徒劳！
他们却幻想自己的剧作已在奥德翁剧院演出，想着演出的场景，怀念巴黎。
“我这人就是当作家的料，我可不是生来为了埋没在乡下！”布瓦尔老这么说。
“我跟你一样。”佩库歇就这么回答他。
他忽然受到启迪：他们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戏剧写作的规则。
于是开始在奥毕涅克的《戏剧实践》和其他几本不太过时的著作里学起规则来。他们就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辩论：喜剧是否能写成诗剧；悲剧从当代故事里吸取奇闻逸事是否超过了界限；男主角是否都应当德操高尚；悲剧只能容纳什么样的无赖；丑恶的东西可以表现到什么程度；但愿细节都能归于惟一的目的，但愿趣味越来越浓，当然，愿结局和开端一致！
创造一些能牢牢吸引住我的手段吧，布瓦洛说。
通过什么办法创造这种手段？
愿你所有讲话中激越的感情
去寻找，温暖，并震动心灵。
如何温暖心灵？
足见规则是不够的；还需要才华。
才华也还不够。根据法兰西学院的说法，高乃依对戏剧一窍不通。若夫华诋毁伏尔泰。叙布里尼嘲笑拉辛。拉阿普一听见莎士比亚的名字就暴跳如雷。
老式的文艺批评使他们倒胃口，他们想了解新式的，于是弄来一些报纸上的戏剧分析文章。
多么放肆！多么顽固！多么不诚实！对杰作进行凌辱，对平庸之作却顶礼膜拜；被误当成学者的人无知无识，被捧为才智超群的人愚蠢之至！
有必要依靠的或许是公众？
然而受欢迎的作品有时并不讨他们喜欢，而公众喝倒彩的作品里却有些东西被他们认可。
这样看来，风雅之士的意见有欺骗性，而群众的判断又不可思议。
布瓦尔把这进退两难的问题交给巴尔勃鲁；佩库歇则写信给迪姆舍尔求教。
那位前旅行推销员为外省引起的智力衰退而感到吃惊，他的老布瓦尔变得幼稚了，总之，“再也没有丝毫理解力”。
戏剧像别的东西一样是消费晶，属于巴黎高级化妆品。人们去剧院是为了消遣，能逗乐人的就是好的。
“可是这太蠢了！”佩库歇嚷道，“能逗你乐的并不一定逗我乐，而且别人和你自己到时候都会厌倦那些东西。如果剧本毫无例外都为了演出，怎么最优秀的剧本写出来往往被人阅读呢？”
他等待迪姆舍尔的回信。
在这位教授看来，一出戏现时现刻的遭遇说明不了什么。《愤世者》和《阿塔莉》已经不走红了。再也没有人理解《扎伊尔》。今天还有谁谈论杜康日和皮卡尔？他随即提醒他们注意当代戏剧的所有成功之作，从《弦琴女艺人芳顺》到《渔夫加斯帕尔多》，并为当今舞台的衰落感到悲痛。衰落的根由在于藐视文学，或者不如说藐视文笔。
于是，他们开始考虑文笔确切表现在哪些方面。幸亏迪姆舍尔给他们指点了一些作者，他们便开始学习各种文笔的窍门。
如何描写庄重、温和、天真的性格，高贵的外表，低贱的粗话。“狗”同“凶残”联用就提高了层次。“作呕”只用在引申意义上。“发烧”和情欲配搭。“英勇”用在诗句里很美。
“我们写诗怎么样？”佩库歇说。
“以后再说！咱们先搞散文。”
有人明确叮嘱选一篇古文作为范文进行效法，但所有的古典作品都有其弊病，不仅在文笔上而且在语言上都有错误。
这样的论断使布瓦尔和佩库歇张皇失措，他们便开始学习语法。
我们的民族语言是否像拉丁语一样有定冠词和不定冠词？一些人认为有，另一些人认为没有。他们不敢赞成谁。
主语总得和动词搭配，但有些情况下主语可以不搭配。
过去，动词性形容词和现在分词没有区别；然而法兰西学院却规定了一个不便于掌握的区别。
他们很高兴得知作为代词的leur(他们、它们)用于人，也用于物，而代词的en(有些)用于物，偶尔用于人。
“这个女人态度好”，“好”字应当随女人用阴性(bonne)还是随态度用阳性(bon)？“干木柴”的“干”字应当随木字用阳性(sec)还是随柴字用阴性(seche)？“不留”两字中间是否要加赘词que？“突然来了一群窃贼”中的动词“突然来了”应当随一字用单数(survint)还是随群字用复数(survinrent)？
还有些困难：autour(附近)和àì1’entour，拉辛和布瓦洛认为没有区别；imposer(迫使)和en imposer(使敬畏)在玛西永和伏尔泰看来是同义词；拉封丹把croasser(乌鸦叫)同coasser(青蛙叫)混同起来了，而拉封丹本来是善于区分乌鸦和青蛙的。
的确，语法学家的意见并不一致。这些语法学家认为是适宜的地方，那些语法学家却看出了错误。他们接受一些原则，却拒绝原则产生的结果；他们宣布结果，却不承认原则。他们依靠传统，却屏弃大师，而且讲究到了奇特的程度。梅那日不写lentilles(小扁豆)和cassonade(粗红糖)，而倡导写(不正确的——译者)nentilles和castonade。布乌则写jerarchie而不写(正确的——译者)hierarchie(等级)；沙斯帕尔先生写oeilsdelasoupe(油汤面上的油花)(oeil的复数应是yeux——译者)。
勒南使佩库歇尤为吃惊。怎么！最好写(因不能联诵而不正确的——译者)z'hannetons而不写hannetons(鳃角金龟子)？写(同样原因而不正确的——译者)z'haricots而不写haricots(四季豆)？在路易十四治下，人们说“罗马”发音为“卢马”，说“德·利奥纳”先生发音为“德·利伍纳”先生！
利特雷断言，从不存在而且将来也不可能存在明确的正字法，从而给布瓦尔和佩库歇致命而慈悲的当头一棒。
他们因此而作出结论：句法不过是异想天开；语法也只是幻想。
此外，在这段时期有一门新的修辞学宣称，写作应当跟说话一样，只要真正感受到观察到，写什么都堪称优秀。
他们曾感受过，也自认为观察过，所以互相作出的评价是：能胜任写作。写戏剧因空间太小而碍手碍脚，写小说自由度大得多。为了写一本小说，他俩开始搜索枯肠。
佩库歇忆起他昔日的一位上司，那是个极卑鄙的家伙。他们遂野心勃勃，准备写书报仇。
布瓦尔在酒馆认识一位文体教师，是个醉鬼和无赖。谁都比不上这家伙滑稽。
一周过后，他们设想把这两个主题融为一体，而且到此为止，接着便转到另一些主题：一个女人引起家庭的不幸；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和情夫；一个女人因体态缺陷而可能成为贞洁的淑女；一个野心家，一个坏教士。
他们竭力把他们记忆所及的事物同这些没有把握的构思连接起来，再砍掉一些，增加一些。
佩库歇主张着重描写感情和思想，布瓦尔则强调形象和特色。他俩为此而变得互不理解，两人都为对方的短见和迟钝而感到吃惊。
人们称之为美学的学科也许能解决他们的分歧。迪姆舍尔有一位朋友是哲学教授，他给他俩寄来了一张有关著作的清单。他们各自在一边学习，然后互相交流自己的思考。
首先，什么是美？
在谢林看来，美是以有限表达无限；瑞德则认为美是一种玄奥的品质；按茹伏罗依的看法，美是不可分解的现象；照德·迈斯特的说法，使德操中意的东西就是美；安德烈神甫则主张合乎理性的东西为美。
存在多种多样的美：自然科学里有美，几何学就很美；品行里存在美，谁都不能否认苏格拉底死得美；动物界存在美：狗的美在于它的嗅觉，猪不可能美，因为它习性肮脏；蛇也不美，因为它激起人身上的卑劣思想。
花、蝴蝶、鸟儿可以很美。总之，美的第一要素是多样性中的统一性，这就是原则。
“可是，”布瓦尔说，“两只斜眼比两只正眼更多样化，可斜眼通常都没有正眼受看。”
他们于是涉猎“壮丽”问题。
有些东西自身就很壮丽：激流的轰鸣、深邃的黑暗、风暴刮倒的树。性格刚强的人胜利了显得美，他的奋斗看上去就很壮丽。
“我明白了，”布瓦尔说，“美就是美，而壮丽是非常美。那么如何辨别这两种美？”
“得靠分寸感。”佩库歇回答。
“这分寸感从哪里来？”
“来自鉴赏力！”
“鉴赏力又是什么？”
于是给鉴赏力下个定义：特有的辨别力、快速的判断力、识别某些共同之处的优势。
“总之，鉴赏力，就是鉴赏力，而这些都没有说明怎样获得鉴赏力。”
必须遵守礼节，然而礼节却千变万化；而且，再完美的作品都不可能永远无懈可击。不过，还是有一种不可摧毁的美，只是我们不了解它的规律，因为它的产生神秘莫测。
既然一种思想不可能被所有的艺术形式表达，我们就应当承认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界限；而且每一种艺术都具有许多类型。然而，在一种艺术风格进入另一种艺术风格的地方会出现组合，否则就会偏离目标，就会不真实。
过分准确实行“真”有损于“美”，而全神贯注于美又妨碍真。同时，没有理想就没有真；所以，比之客观描绘，典型具有更持续更普遍的真实性。此外，艺术只探讨真实性，然而真实性取决于谁观察它，所以真实性是相对的、昙花一现的东西。
他们就如此这般在推理中迷失了方向。布瓦尔越来越不相信美学了。
“如果美学不是骗人的东西，它就应该举出些例子证明它的精确性。可是，听听这个！”
他念一段他费了很大工夫进行研究的笔记：
“布乌指责塔西佗没有历史所要求的淳朴。
“一位名叫德罗兹的教授谴责莎士比亚将严肃和滑稽混为一体。另一位叫尼萨尔的教授认为安德烈·舍尼叶作为诗人在十七世纪的诗人之下。英国人布莱尔为维吉尔描写哈耳皮厄斯的图景而惋惜。马蒙代尔抱怨荷马的放荡。拉莫特根本不能容忍他诗中英雄们的不朽美名。维达为他的比喻感到愤怒。总而言之，我觉得所有修辞学家、诗学家和美学家似乎都是些蠢而又蠢的人！”
“你太夸大了！”佩库歇说。
他自己也为一些怀疑而苦恼：如果思想平庸之士不能犯错误(正如隆金注意到的)，那么错误就属于大师们了，是否应该欣赏那些错误呢？这太过分了！而大师仍然是大师！恐怕有必要让学说与作品互相协调，让批评家与诗人意见一致；有必要抓住美的本质。这些问题老纠缠他不放，结果使他动了肝火，得了黄疸病。
在他的病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时，波尔丹太太的厨娘玛丽亚娜忽然前来敦请布瓦尔约会她的女主人。
这位寡妇自那天观看演出以后一直没有再露过面。也许事情有了进展？但为什么派玛丽亚娜来当中间人？布瓦尔一整夜都在胡思乱想。
次日下午，约莫两点钟，他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不时望望窗外，终于听见了门铃声。原来是公证人！
客人穿过院子，上了楼梯，坐进安乐椅。寒暄过后，他说他等波尔丹太太等得不耐烦了，便先来一步。这位太太想购买厄卡尔那块地。
布瓦尔仿佛头上浇了一盆冷水，连忙去佩库歇的房间。
佩库歇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他正忧心忡忡，沃考贝依大夫一会儿就该到了。
波尔丹太太终于来了。她的眼神可以由她庄重的打扮作出解释：她围一条开司米大围巾，戴一顶礼帽，一副轧光手套，整个装束都适于郑重场合。
她转弯抹角绕来绕去，最后问，付一千埃居够不够。
“一英亩地！一千埃居？决不！”
她眯缝着眼睛，说：
“哎！这是为我！……”
主客三人都不言语了。这时，德·法威日先生走了进来。
他像诉讼代理人一般腋下夹了一个摩洛哥皮的公事包，把包放在桌上时，他说：“这是些小册子！有关改革的，问题很棘手。不过这样东西显然属于您们！”
他把《魔鬼回忆录》第二卷递给布瓦尔。
梅丽刚才在厨房里阅读这本书；考虑到应该监督这类人的品行，所以他认为没收这本书是上策。
是布瓦尔借给那小丫头读的书。于是大家谈起了小说。
波尔丹太太只喜欢没有凄惨之嫌的小说。
“作家描写生活，”德·法威日说，“总爱美化生活！”
“有必要像画画一样描绘。”布瓦尔驳他。
“要那样，就依样画葫芦得了！……”
“问题不在‘样’！”
“您至少得承认，那些书可能落到姑娘手里。我就有个姑娘……”
“一个迷人的姑娘！”公证人说，瞧他那模样仿佛在签定一份婚姻契约。
“是的！就为了她，或者不如说为了她周围的女人们，我在家里禁止读那些书，因为百姓，亲爱的先生！……”
“百姓怎么啦？”突然出现在门前的沃考贝依接过话茬。
佩库歇听见他的声音便也过来加入这聊天的圈子。
“我主张，”伯爵又说，“禁止百姓接触某些读物。”
沃考贝依反驳说：
“这么说您不赞成教育？”
“绝对不是！对不起！”
“还说这些，”马雷斯科说，“大家不是每天都在攻击政府吗！”
“那有什么不好？”
于是，那位贵胄和医生开始一道诋毁路易·菲力浦，并提到普里查事件和反对出版自由的“九月法”。
“还有戏剧法！”佩库歇说。
马雷斯科再也忍不住了。
“您那些戏剧走得太远了！”
“这一点我倒同意您！”伯爵说，“有些戏竟鼓励自杀！”
“自杀是高贵之举，加图就是明证。”佩库歇反驳说。
德·法威日先生不回答他的论据，却痛斥有些作品嘲弄最神圣的事物：家庭、财产所有制和婚姻。
“那么，莫里哀呢？”布瓦尔问。
风雅人士马雷斯科反击说，莫里哀也许再也不会被人接受了，而且对他的吹捧原本太过分。
“其实，”伯爵说，“维克托·雨果也很无情，是的，对玛丽·安托瓦奈特无情，他通过玛丽·都铎这个人物侮辱了王后类型的人。”
“怎么！”布瓦尔嚷道，“我，一个作者，我没有权利……”
“是的，先生，您没有权利表现罪恶而不同时纠正罪恶，而不同时给我们提出忠告。”
沃考贝依也认为艺术应当有目的：着眼于改善群众。
“为我们歌颂科学，歌颂我们的发明和爱国主义吧！”
他欣赏卡西米尔·德拉维涅。
波尔丹太太吹捧德·福德拉侯爵。公证人说：
“可是语言，您想到过语言吗？”
“语言？怎么？”
“人家对您说的是文笔！”佩库歇叫道，“您认为他的作品写得漂亮吗？”
“那当然，很有趣儿！”
他耸耸肩，这样的失礼弄得她面红耳赤。
有好多次她都竭力想把话题引回她的买卖上来，但时间已经太晚，无法达成协议了。她便挽起马雷斯科的胳膊走了出去。
伯爵散发他的小册子，还嘱咐大家广为宣传。
沃考贝依正要往外走，却被佩库歇一把拉住。
“您把我给忘了，大夫。”
他发黄的面容，配上他的小胡子和用薄绸巾乱拢起来的黑头发看上去显得很可怜。“泻泻肚子吧！”医生说。
随即拍拍他，像对孩子一样：
“太爱激动，太像艺术家！”
这种亲切的表示让佩库歇感到快活，也使他放了心。等只剩下他们俩时：
“你也认为这病不严重？”
“不严重，当然不严重！”
他们把刚听到的议论加以概括。对每个人来说，艺术的道德价值都在于符合他们的个人私利。他们再也不喜欢文学了。
他们接着翻阅伯爵的印刷品。全都要求普选！
“我觉得，”佩库歇说，“我们马上有一场好戏看了。”
他悲观地看待一切，也许是他的黄疸病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