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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重金俊之热衷于拍摄作为活物的都会。不是以商业中心、高级住宅街为代表的装腔作势的都会——那是脸上涂脂抹粉，盛装起来的都会。重金想拍摄的是都会那去掉了化妆的本色，脱掉了虚伪的舞台服装的裸体。至于什么是本色和裸体，就一言难尽了，反正都会的本来面貌与其说是在市中心，不如说是在郊区，同是繁华地区，还得到背巷去找。
看起来，那些不为都会所容，被都会排斥出去，到处飘零，却又不离开都会，而紧紧依附于部会的人(不限于人)，好象比那些在都会里住得舒舒服服的人，与都会的关系更为密切。
不论愿意不愿意，除非依附于都会，他们是无法生存的。是不是拼死拼活地依附于都会的那些人和生物，更能接触到都会的本质呢？
一句话，都会的本质就是多样化吧。越到上边，多样化越收敛，而越降到底边，就越扩大。也就是说，底边更富于多样化。正因为如此，都会那些悬吊在底边的有生之物，更接近于都会的本质。他们竭尽全力紧紧抓住都会，生怕会给甩下去，所以没有闲暇来化妆和打扮。
然而都会并非纯粹是由本色和裸体所构成。都会的重要因素说不定倒是化妆和华丽的盛装。它们在多样化当中所占的空间，其素质是较高的。
倘若说，在都会的多样化当中，本色和裸体在数量方面所占比重较大，那么化妆与盛装可以说是在质量方面所占比重较大。
重金喜欢都会的本色和裸体。他觉得从中传来了作为生物的都会那生生不已的气息。
目前重金全力以赴地拍摄被称作“东京吉卜赛”的那一伙人——也就是说，流浪汉。
他们根本不是东京都的市民。既没有选举权，也不纳税。然而也不是未在户口册上登记的幽灵市民。他们当然没有登记，可是绝大多数幽灵市民都在东京干活儿，东京吉卜赛却游手好闲。
尽管如此，他们在东京好好地活着。他们什么都不生产，既不偷，也不抢，寄生在东京。东京宽大到能够容纳他们。这也说明了东京的多样化，向他们提供生活场所的东京把他们变成了自己的重要因素。
在农村定居的流浪汉也还是有的。但是对他们来说，由于剩饭多，东京大概格外容易生存。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即使没有流浪汉，农村依然故我——毋宁说是那样就更有田园风味了；然而东京要是缺了流浪汉，就不成其为东京了。
他们是都会所产生出人类的渣滓。即便你这么说，他们也不会对你怒吼。寄生于都会的他们，是没有市民权的。正因为没有，他们才是流浪者。
在把照相机对准他们的过程中，重金觉得多少看见了他们背后那个无比硕大的怪物——东京——的轮廓。也许这只是个错觉，他看到的仅只是幻影。总之，重金相信自己把东京吉卜赛作为放大镜，贴近了东京。
有各种类型的流浪汉。居住的地区也各有所好，分为市中心型，郊外型和中间型。还有地区定居型和移动型之分。
至于生活方式，主要是放荡不羁的“放浪型”；另外还有“零工型”(大多住在山谷里)，他们是从地方上来挣钱的，结果工作没有着落，回也回不去，就变成了流浪汉，也有“落魄型”的，从前有着相当的地位，由于破产、灾害、事故、失足、疾病等等原因，沦落为流浪者；再有就是因为某种缘故，暂时流落的“隐姓埋名型”，以及无亲无故的老人和被亲人遗弃的“孤独老人型”。
这种种类型中，“放浪型”是纯粹的流浪者，而其他类型的，一有机会就想恢复普通市民的生活。眼下就有不少回去的。
但是即便给“放浪型”的人们以恢复市民生活的机会，他们也决不回去。与其恢复市民生活，从而受到责任、义务以及形形色色规则的束缚，他们情愿选择自由的生活，就是倒毙街头也在所不惜。
他们不愿意隶属于公司、团体，甚至家庭，所似就跑出来了。这种人尽管生活在东京，却决不属于东京，他们宁死也不肯属于东京。
在追踪这群东京吉卜赛的过程中，重金在新宿遇见了一位诨号“总理”的老吉卜赛。战后历代内阁总理以及阁僚的名字，他统统背得出来。看上去有六十多岁，轮廓鲜明，颇有知识分子风貌。服装也整洁，乍一看，与普通市民没有什么区别。
他有一种独特的威风，身材瘦小，却仪表堂堂。
不知是真是假，风闻他曾在一家大报社任政治部部长。他的全部“家当”就是纸板箱、食器等；重金还屡次看见他抱上几本大约是捡来的《朝日周报》、《工艺春秋》等等，坐在公园的长凳上专心致志地读着。
问他名字，他也不肯告诉，只笑笑说：“忘啦。”垂金觉得他那茫然的风貌里隐藏着非凡的生活经历，然而最能引起重金的拍摄欲望的是他那种放浪形骸的自由精神。但是一拍成照片，这种精神就消失了，留在照片上的不过是一个肮里肮脏的流浪者。
重金原想用照棚机拍下“总理”所散发的毅然的自由，重金曾表示气恼，“总理”莞尔一笑，说：
“那大概是因为你不自由的缘故。”
“我不自由？”
“嗯，你成了野心的俘虏。也就是说，作为摄影家的野心。象我们这些人，啥野心也没有。早晨啥时候想起床就起床，肚子饿了就去找剩饭，啥时候想睡就睡。啥也不想当，更不受任何人的束缚。作为一个摄影家，把你那架满是功名心的照相机对准我们，恐怕也业拍不出摆脱了野心和功名心的我们的身姿。可是，你一旦失去了作为摄影家的野心。大概也就没有心思为我们拍照了。”
“怎么办好呢？”
不知不觉间，重金产生了求师般的心理。
“照相机唔的，丢抖算啦。丢掉照相机，舍弃社会，跟我们一道过日子，兴许就能把自由拍摄下来。”
“丢掉照相机，还怎么拍呢？”
“要是想拍摄好照片，就只有不拍。”
他们二人之门进行的有点象是掸机问答了，但重金觉得理解了几分寸。“总理”的话里包含着似非而是的真理。这好比是宫本武藏扔掉了剑，掌握了《五轮书》的悟道。
然而重金离悟道的境地还远着呢，他只得怀着充满世俗气味的野心，摆弄照相机。
2
但是歌颂“完全的自由”的流浪汉身边，最近也出现了险恶的形势。发生了这么一桩事件：在新宿区西户山公园露宿的临时工，遭到了一群中学生的袭击。一条命倒是保住了，可眼睛被投来的石头砸成重伤，有失明的危险。
三年前，在横滨市的公园里曾接连发生一群少年杀伤流浪者的事件，后来这类事件一度有所收敛。冷静了一阵之后，这群少年又开始了危险的蠢动。
起初仅是放花炮来吓唬，临时工们没有抵抗，这帮少年便愈来愈猖狂，向临时工丢石头，袭击他们。
要是继续升级的话，就会重蹈横滨事件的覆辙。警察也出动了，进行搜查，为了自卫起见，流浪汉开始过起集体生活来。
“放浪型”讨厌过集体生活，然而生命遭到了威协，听以这也是迫不得已。“总理”却照旧只身悠然过日子。重金替他捏把汗，劝他和伙伴们呆在一起，他却说：
“该死的时候就死呗。我才不愿意到了这个时候再去过集体生活呢。”
“暂时避一避嘛。西户山公园离你的窝挺近的，多危险啊。”
“总理”以大久保公园和西大久保公园为栖身之所。
“我们的自由从来就是豁出命去取得的。夏天也许会由于吃剩饭中毒而死，冬天说不定会冻死。感谢你的忠告，可事到如今，我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首先，这么一来，你想拍摄的那种自由精神唔的，就会消失啦。”
“总理”说罢，笑了。
他的生活方式，使重金感动不已。为了完全的自由，“总理”把生命当作了赌注。一般人过的是舒适紧凑的文化生活，给饲养得驯驯顺顺，高高兴兴地被监禁在管束的笼子里。他却呆在一旁，断然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管束。
他不愿吃笼子里那味道可口、营养丰富的饵食，却宁肯冒着“倒卧”的恐怖，去选择荒野里那未必有保证的自由食品。
对他来说，以生命为赌注的自由的生活，要比那被管束的舒坦安全的生活更有价值。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壮烈的生活方式，重金也晓得，不论自己对“总理”的生活方式多么感动不已，产生共鸣，也决不能过那样的生活。
“即使你不去过集体生活，也最好尽量别离开大伙儿。他们总不至于在众目暌睽之下做出残忍的事。”
“你既然这么说，就照你的话来办吧。”
“总理”勉勉强强地说。重金还是放心不下，但不便于再说下去了。“总理”最讨厌这类干涉。
过了两三天，重金又遇见了“总理”，他笑嘻嘻地说：
“重金先生，你一直在记挂我的事，现在可以放心了，我找到了个安全的窝。”
“安全的窝？在哪儿？”
要是有这么个地方，他就想给拍下来。
“眼下我正在整理哪，好在那里定居。安排停当后，就招待你。”
“总理”象是在订一项快乐的计划似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