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阿勋
诺贝尔文学奖的发表，每届都在星期四，川端康成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七日得奖，波兰的米瓦希于一九八○年的十月九日得奖，都在星期四，最近五年来，每次宣布诺贝尔文学奖，也都在星期四。
这两年来，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呼声很高，特别是去年秋天，日本新闻界传说不是巴金，便是井上靖，后来又传说巴金谦让了，注定非井上靖莫属。于是井上靖的故里伊豆半岛的汤岛町，每到礼拜四的晚上，町长以下干部职员，加上井上靖的老朋友二、三十人，就聚在一起，等待那兴奋的时刻。
等到六点没有消息，七点的新闻也没有出来，等到九点多只好解散了。可是井上靖在东京世田谷的住宅门前，却围了五六十个各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六七辆电视转播车早已发动引擎，亮着灯光，随时准备现场转播。
当时，笔者为了采访新闻，也挤在这五六十个记者中间。九点半还没有消息，日本记者好些人拿出对讲机与其他阵线联络，“喂喂，这里是井上邸，有消息没有？请回答。”“喂喂，这里是文部省，这里掌握到的情况是，过了十点会有消息进来，请回答。”可是过了十点，依然没有消息传来。在井上邸内，准备庆贺的“青蛙会”会员，派代表出来向记者们道辛苦，等记者散去后，他们继续“祝贺”到一点多。
像这种情况，两年来已经体验过好几次了。每次井上靖都会过意不去，在我们离去之前，出来向我们表示“歉意”，说他是“无心”让我们站那么久的。他的一句名言是“今年诺贝尔又援例没有颁奖给我。”
毕竟是一个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对新闻记者的甘苦比谁都了解得深刻，不像写病态与感伤作品的三岛由纪夫，记者要求访问，十之九次必定回答：“电话里谈好不好？”川端康成算是比较随和的，然而他太木讷，缺乏经验的记者很难采访到东西。
井上靖自己在每日新闻干过十六年文教记者，懂得怎样提供材料给来访的记者。每次没有等到好消息，他自己够失望了，还是要讲几句话，让记者的采访簿记有一些内容。记得有一次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骚动呢？我自己从前干过记者，当然明白，最主要原因，就是万一我得奖了，自己的报导输给别的报怎么办？偏偏这件事又是毫无根据的，在大骚动的漩涡中，所有认识的人，都毫无根据，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消息，连是不是列入有力候补都没有人知道。想了一想，我只有几本书给翻译出来，外国人就是要给日本人奖，凭什么来评价呢？拿作家来比较，说谁比谁优秀，那是很困难的，更何况用各种不同文字写成的作品，如何评定其高下？所以万一诺贝尔奖给了我，那是我的运气，就像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不偏不倚掉在我的头上一样（笑），可是幸运是在宁静中才会降临的，像今天这样骚动的话，根本就不会来，不过我对这样骚动，虽然感到有点惭愧，却不会责怪大家，你们一片好意集合在这里，我应该感谢才对，可惜时间都浪费掉了，本来人生就有很多这样的浪费，算了吧，这次的骚动，对我还是非分之想，现在这个非分之想，已经从我的屋顶上飞走了。”
井上靖是一位靠双腿写作的作家，但他当记者的时代却是一个靠双腿写新闻的记者，曾经当过他属下的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便说他是一个用头脑采访的知性派记者。自从当了作家以后，几乎每写一部作品，都要花工夫做周密的调查，为了写《冰壁》，他攀登了穗高岳，不管怎样疲劳，睡前必定做好笔记，在山上三昼夜，一本笔记簿全部写满了。他的努力与细心，从密密麻麻的笔记上可以清楚地觉察出来。
他以短篇小说《猎枪》成名，以《斗牛》获得芥川文学奖，那时他已四十三岁。他放弃记者，走上作家的路，是有原因的。他在每日新闻已升到文教部副部长的职位，为了写美术评论拜访一位画家，这位画家当头就泼了他冷水，告诉他：“你真的想写艺术评论的话，最好先去欧洲看看原画再写，那么你可以当日本第一流的美术记者，否则还是不去写的好—。”
对出身京都大学专攻美学的井上靖，这段话简直是沉重的打击，在今天看来，当时对井上靖毋宁也产生了起死回生的作用。
他的岳丈足立文太郎，当时任京都大学解剖学名誉教授，就鼓励井上靖说：“人生四十以前是储备期，到了六十岁还一事无成，一辈子就注定完了，现在开始下个赌注吧！”井上靖就孤注一掷——走上作家的路。为了专心创作小说，他与妻儿分居，过真正孤独寂寞的生活，写成的稿子交给佐藤春夫，再交给大佛次郎，最后交给《文学界》杂志的顾问今日出海手中。他押对了宝！
从《猎枪》、《斗牛》以来，他一贯地在故事中表现热情、执念、爱与恨、虚无；《明日客》、《冰壁》《楼兰》《海峡》《敦煌》《忧愁平野》则是一系列的恋爱小说；读到以中国西域为背景的《天平之甍》、《苍狼》等，他以简洁的文体鸟瞰悠久民族的宿命问题时，虽然欠缺荣辱与共的切身感受，却不禁为作者那股幼年的憧憬产生共鸣。
作家是喜欢向未知探索前进的，井上靖为了写中国历史小说，已亲访过二十几趟西安与天山南麓，小说中的社会背景、人物塑造，都经过绵密的实地调查。说得精确些，他不仅具有新闻记者的锐利感觉，同时还具有“学者的考证癖”，对《敦煌》与《楼兰》的历史考证之热心，使专家都为之惊讶。一九五七年到中国大陆采访，旅行袋里放着一本《天平之甍》的校样稿，到达故事背景的广州时，拿出旧资料问花草名，当地人连一个也答不上。
这趟旅行还有一个插曲，从广州北上的粤汉线上，井上靖把化妆箱弄丢了，同行的人对他说：“中国大陆听说没有小偷，到底还是有啊—”井上靖连忙说：“可别让翻译人员知道，传开去不大好。”车抵汉口，他只好去百货店再买一套新的，不料刚买到手，翻译人员把他丢掉的化粒箱送来了，他望望同伴说：“幸好没有讲出去—”
和川端康成一样，井上靖也喜欢旅行。川端是喜欢漂泊流浪，身上时常只带单程车票的钱。井上靖的旅行先有周密计划，他说在东京没有思考的时间，只有出门旅行，才能安静构思。他还喜欢监赏艺术品，可是也仅止于监赏，买是不轻易买的。其他钓鱼、看电影、高尔夫等，他都没有兴趣，连看书的时间都少有，他的书房里堆积的书，都是写小说必要的资料，有关西域的书籍，他自己说几乎没有遗漏。
除了中国历史小说外，他还喜欢印度的，他说同样是佛教文化、或汉字文化的国家，就有共通的历史地盘，总比较容易理解，特别是中国的悠久历史，对日本人简直具有深不可测的魅力。
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受无常观的影响很深，读了每一部以西域为背景的作品，都会有一致的感觉：人生就像一场战斗，为了一个目标，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但转眼问，绚烂归于平淡，一切回到静寂。这就是历史的潮流，青春与无常观也就构成井上靖作品的双重主题。
在苦心经营下，他的作品具有敏锐的时代感觉，同时也具有美学的特异性，所以他的作品能酝酿成比较高级的大众文学性，和一般的推理作品或流行小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说得率直一点，井上的文学，活似艺术家的精品，是靠井上的巧妙手腕雕琢起来的，有人读了他的作品，也许会批评他并不是灵魂的艺术家，然而，评价艺术作品毕竟是靠主观，对于任何作家或作品，我们不妨舍弃原来的尺度，另换一种角度和眼光。
他的作品，读来不觉辛苦，笔调清新明快，架构确实，色彩并不腻艳，在精要处保持住一定的风格，在大众性与艺术性的融合上，他算是成功了。读他的初期作品《猎枪》（中央副刊连载过，亚新译），那种华丽的词汇与装饰的趣味，或许会给人过分矫作的感觉，相反的，得了芥川奖的《斗牛》虽获好评，却给人“稍涩”之感，好在这些毛病，在往后的一系列作品中很少再出现。
继《斗牛》之后，他还得了不少的赏，譬如《天平之甍》得艺术选奖文部大臣赏，《冰壁》得艺术院赏，《楼兰》、《敦煌》得每日艺术大赏，《淀殿下日记》得野间文学奖，《风涛》得读卖文学奖，《露西亚国醉梦谭》得日本文学大赏。紧接着又得到菊池宽文学奖和国家最高荣誉的文化勋章，三年前就任日本笔会会长，目前正与大江健三郎等几位理事筹备明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
为了筹备国际笔会，必须向实业界和出版家捐款，井上靖在这方面有很高的本事。有人比喻他是日本文坛的德川家康，能在有意无意间化敌为友，如果当政治家的话，俨然是名干事长的才具。譬如他与文坛的交往，建立人际关系是很有一手的。当时的文坛有四个重镇，其一是拥有三千门徒的佐藤春夫，其二是早稻田的丹羽文雄，其三是舟桥圣一，其四是川端康成。普通的作家初出道，至多选择一个重镇追随到底，井上靖则不同，成名作是靠佐藤春夫发表的，之后又参加舟桥圣一的同仁会。同时又加进丹羽文雄的“丹羽高尔夫学校”，最后还辅佐川端康成处理日本笔会理事的工作。换句话说，他同时拥有四个重镇的精神支持和关怀。
但是井上靖既不师事名家，也不招募徒弟，他与任何人都谈得来，并善加照顾，冠婚葬祭他都参加，并致辞。许多编者都以换班方式陪他喝酒。就任笔会会长以后，俗务一增多，写作的时问也被侵占了。
每年临近秋季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讨论井上的哪一部作品可能给诺贝尔奖看上，东大教授兼文艺评论家佐伯彰一认为，井上靖受奖的可能性不大，但他说，倘若井上的作品受到重视，可能是描写成吉思汗东征的《风涛》，以及描写美国移民的《摘棉花》较有希望，可惜这两部作品只有韩译本，而没有英译本或欧译本。
佐伯彰一批评说，井上靖的作品不但通俗而且缺乏张力，通篇是沉闷的叙述，没有一点高潮，不过描写遣唐史的《天平之甍》倒是用整个亚洲史的观点去写的，这种历史感觉西洋人是少有的，如果井上的作品得奖，这一点恐怕是主要的理由吧。
另一位文艺评论家山本健吉的看法则是：川端康成的受奖理由是以敏锐的感受性表现了日本人心理的精髓，对象作品是《雪乡》与《千羽鹤》，这类作品是令西洋人吃惊的，其锐敏烘托出的特色，几近于一种病态，犹如芥川龙之介与三岛由纪夫所具有的，可是井上靖则不同，他正好相反，外国人很难了解他的优点，只有日本人能了解他。
山本健吉说，井上靖有历史小说，有夏目漱石以来超出水准的新闻小说，何况他还有外国人很难理解的私小说，如《母亲记》、《道》、《壶》等，如果因为这些作品而受赏的话，就更使日本人感到欣慰了。
井上靖大学时代因柔道摔坏一只耳朵是很有名的趣闻轶事，可能因为这个缘故，上半身失去重心，站在讲台上总是右肩上斜，稍微前倾，说话的声音低低的，尽管如此，每次与他通电话，他从来没有听错或漏听一句话，问他今后的抱负如何？他说今后还是想继续写历史小说，因为人类种种欲望的根源和极限，可以从日本或中国的历史人物中探求出解答，这种工作是乐趣无穷的。
有位评论家比喻井上靖像一只水鸟，双脚在水面下拚命划，表面上却只见端丽的姿态。然而我的印象中，井上靖却像大学殿堂里的一位苦行僧，他曾明白说过，与其当“利休”，他宁愿当“西行”，利休是日本安土桃山时代一个特立独行的奇士，留下许多生平资料，却没有作品留下，西行是鎌仓初期的一个歌僧，留下《山家集》等作品，却“生平不详”，井上靖身为一个作家，只希望留下作品，而不愿留下生活实录，这或许是他的真正心愿，可是活在现代，可能吗？
原载民国七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中国时报，为纪念余氏病逝东瀛所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