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勒往下一看，贺尔汀手里的枪正对着他。枪管在月光下反射着微光，枪口距离他的头不过几英寸远。她的手指抠在扳机上。
“我想让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你把这个东西拿开。”诺勒说。
“我不能那么做，我害怕。”
“你一点儿用不着怕我，我巴不得你不受伤害呢。”
“说得倒好听，这种话我听过不止一次，可没有几分是真的。”
“我说的全是真话。”诺勒透过微光，两眼一眨不眨地直视着贺尔汀的眼睛。见她不那么紧张了，便问：“我们这是在哪儿？我们在蒙马特大街闹腾得不亦乐乎，又象疯子一般在田地里狂奔，所有这些发狂的举动究竟有多大必要？你在逃避谁呢？”
“我可以问你这同一个问题。你不是也在奔跑，还乘飞机到了勒芒吗？”
“我只想避开一些人，但我不怕他们。”
“我也想避开一些人，因为我害怕他们。”
“谁？”诺勒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鸩鸟的幽灵。他极力抑制着不去想它。
“这要看你跟我说些什么。”
“这倒满公平。目前你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也许我和你哥哥会晤之后，他会取代你的位置，可现在是你。”
“你真让我摸不着头脑，我们不过是初次见面哪。你不是说找我是为了谈一些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的事吗？”
“确切地说，追溯到你父亲。”
“我对父亲一无所知。”
“我也一样。”
诺勒把他对柯立清讲过的话又对贺尔汀重复了一遍。只是他这次没有提及狼穴那帮人：她已经够害怕的了。
诺勒听自己说这番话时，仿佛听到了昨天夜里他在波特锡岛说话的回声。那不过是昨天晚上的事。昨天的谈话对象与面前这位女郎是多么酷似啊。当然，这种酷似仅限于她们的容貌。柯立清只是平静地听着；贺尔汀则不然，她不时地打断他的话，提一些本来应由诺勒提出的问题。
“那位叫曼弗拉第的人给你看过身分证吗？”
“他没必要那样做。他持有银行信件，全是合法证件。”
“那些董事都叫什么名字？”
“董事？”
“对。日内瓦大银行的董事，也就是这个奇特密约的监督人。”
“我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呀。”
“我一定询问一下。”
“设在苏黎世这个机构的法律方面的问题谁负责处理？”
“我猜想应该由银行代理人负责吧。”
“你猜想？”
“这关系重大吗？”
“它关系到你六个月全力以赴的努力是否能奏效。我以为很重要。”
“应该说关系到我们的一生。”
“事实会做出回答的。不过，我想申明一下，我并非冯·泰波尔家的长女。”
“我从勒芒给你打电话时，不是对你讲过吗，我已经见过你姐姐了。”
“她怎么样？”
“你心里明白，她不能胜任。日内瓦银行的董事们不会接受她做执行人的。”
“还有我哥哥约安呢，他排行老二。”
“这我知道，我打算跟他谈谈。”
“现在不行，得过些日子。”
“这话怎么讲？”
“我在电话里说过，我有生以来说到的紧急情况不计其数。同样我的生活中也充满了谎言。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谎话我一听就能听出来。你显然没有说谎。”
“感谢你这样看待我。”诺勒感到宽慰，因为他们有了谈话的基础。这才是他迈出的第一步。除此而外，他还产生了某种兴奋感。贺尔汀把手里的枪慢慢放到膝上。
“现在我们必须进去了。屋里有人想跟你谈谈。”
听到这话，诺勒方才那种兴奋感顿时烟消云散了。除了冯·泰波尔家的成员，他不能跟任何别人谈及日内瓦问题。
于是，他摇摇头说：“我不能进去，也不想和任何人谈话。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一切只限于我们两个知道，不能再让别人插手。”
“给他这个机会吧。必须让他知道你不会伤害我，也不会伤害其他人；必须让他相信你不属于任何组织。”
“什么组织？”
“他会向你解释的。”
“他会刨根问底的。”
“你只说想说的话总可以吧？”
“不行！你不懂，日内瓦的事我只字不能提。你也同样不能提。我已经尽力向你解释——”
诺勒说到这儿突然停住了。贺尔汀又举起了手枪。
“别忘了我手里的枪。下车！”
语勒走在贺尔汀前面，沿小径来到小屋门前。除了窗户上透出微弱的灯光，整个房子一片漆黑。房子四周绿树环绕，透过浓密枝叶射下来的淡谈的月光仿佛又在空中校分解了。
诺勒感到贺尔汀拿枪的手伸到他腰间，枪口抵着他的后腰。
“钥匙在这儿，把门打开。屋里的人行动不便。”
这是一间典型的法国边远乡村的住房：木板地；厚厚的泥灰墙；满是书籍的书架占据了两面墙壁；室内其它陈设也都简单到了原始的程度。家俱坚实，但说不出是什么式样：一张笨重的老式桌子；几盏没点燃的灯，罩着毫无装饰的灯罩。这倒显得那些书和室内的其它陈设很不协调。
最里面的角落里，落地灯和矮桌之间的轮椅上坐着一个瘦削的老者，他膝上摊开看一本书，灯光刚好照到他的左肩上。他那经过梳理的稀疏的白发刚刚盖住头顶。诺勒判断他已年愈古稀了。虽然他看上去清瘦，可并不衰弱。金丝眼镜后面那双眼睛炯炯有神。他上身穿一件开襟绒线衫，钮扣一直扣到脖颈，下身穿一条灯芯绒裤子。
“晚上好，上校先生，”贺尔汀招呼说。“没让您久等吧？”
“你好，贺尔汀。”那人答道，顺手把书放到了一边。“你平安无事地回来就好。”
当那个瘦削的人用手支撑着轮椅扶手慢慢站起来后，诺勒简直有些诧异了。此人个头很高，足有一米八、九。接着他用很重的德国口音和同样重的贵族口吻对诺勒说。
“您就是那位给贺尔汀小姐打电话的年轻人吧？”他显然不是在提问。“老朽仅以上校为名义，其实，上校并非本人的军衔。恐怕也只好如此称呼下去了。”
“他就是赫克洛夫特。我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个人，”贺尔汀向左挪了一步，亮了亮手里的枪。“他是被迫到这儿来的。他不想跟您谈话。”
“您好，赫克洛夫特先生。”上校朝他点点头，没有伸出手来。‘能否问问您为何不愿与老夫一叙呢？”
“首先，我不知道您是谁，”诺勒故作镇静地答道。“再者，我同丹尼森小姐谈过的问题……是保密的。”
“她也这样认为吗？”
“您问她好了。”诺勒的心悬了起来。几秒钟之后，他就会知道，他和贺尔汀讲的那番话到底具有多大的说服力了。
“是保密的，”贺尔汀说，“如果他说的都是真的。据我理解他的话是真的。”
“我明白了。但是，赫克洛夫特先生，您必须首先让人信服你。何况我又是个吹毛求疵的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尽管您不愿跟我谈这些事情，可我必须向您提几个问题。您的回答会减轻我们心头的忧虑。您看，赫克洛夫特先生，您完全没有理由怕我。恰恰相反，我们对您倒是满心恐惧呀。”
“为什么要怕我？我们彼此互不相识。您的所做所为与我毫不相干。”
“我们都需要得到对方的信任，”老人说。“您在电话里对贺尔汀说有件紧急的事，涉及到一大笔钱，而且此事追溯到三十多年前。”
“我很遗憾她对你讲了这些，”诺勒打断他。“这已经够多的了。”
“她还说了一点别的。您见到他姐姐了，您对她哥哥也感兴趣。”
“重申一下，这件事是保密的。”
老人接着说下去，似乎对诺勒的话毫不介意。“最后，您想秘密地见见贺尔汀。至少，您非常含蓄地暗示了这一点。”
“我自有道理，这与您无关。”
“与我无关吗？”
“那自然。”
“那么，让我来简单说明一下您的话。”上校两手抱臂，两眼注视着诺勒。“这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涉及到一笔巨款。这件事追溯到三十年前，直接关系到第三帝国最高统帅部一个高级官员的后代。此外，最重要的大概是那个秘密会见吧。所有这些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诺勒不肯让人牵着鼻子走。便说：“我说不好，这件事对您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挑明了说吧。这意味着一个圈套。”
“圈套？”
“您到底是什么人，赫克洛夫特先生？是敖德萨的党羽？还是复仇团的战士？”
“敖德萨？……或者……什么？”
“复仇团。”老人提高了嗓门一字一顿地回答。
“复仇团……？我不知道您谈的是什么，”诺勒用上面的话回答了这个残废人咄咄逼人的目光。
老人盯了贺尔汀一眼，又把目光转向诺勒。“这两个组织的名称您从未听说过吗？”
“听说过敖德萨。可从没听说过什么复仇团。”
“都是一路货色。是些招兵买马的刽子手。敖德萨和复仇团都招募新兵，杀人，追踪儿童。”
“追踪儿童？”诺勒摇摇头。“请您讲明白些，我一点也不懂您的意思。”
老人又把目光转向贺尔汀。他们之间在交流着什么，这是诺勒不可能领会的。接着，上校又转向诺勒，两眼射出利剑般的光芒。这种逼视似乎是在研究一个老练的谎言家，又似乎要在他脸上找到欺骗的迹象抑或是在辨别着什么东西。
“咱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有些人专门追踪纳粹分子的孩子。你是不是他们的同伙？为了复仇，那些家伙常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以此做为儆戒；他们或者搞黑材料，把这些孩子的双亲描绘成凶神恶煞，并用这些材料来威吓他们，强迫他们入伙。假使他们拒绝合作，就以精神变态者或杀人狂的后代为罪名把他们公诸于世。为了你们疯狂的事业而去破环这些孩子的生活，这就是你们这些家伙的所做所为。赫克洛夫特先生，你不就是这些家伙中的一员吗？”
诺勒眨了眨瞪得发酸的双目说：“您错到哪儿去了。我只想说一句话，您大错特错了。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我们必须真正搞清楚。”
“您会弄清楚的。我没牵扯到那种事情里去。在这以前我还从未听说过这种事。干这种勾当的人神经肯定都不正常。”
“正是这样，他们的神经是不正常。”上校赞同地说。“不过，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如今，卫森塔尔正在寻找真正的恶魔，寻找那些还在嘲笑纽伦堡国际法庭的逍遥法外的战犯。我们并不反对这个，因为那是战争的恶果。但是对这些孩子们的迫害则必须停止了。”
诺勒转向贺尔汀：“这就是你要逃避的原因吗？过了这么多年，他们正在跟踪你们吗？”
老人回答：“暴力行为每时每地都在发生。”
“那么，为什么没人调查这些呢？为什么报界不揭露这些事呢？为什么这种事还能保住秘密呢？”
“有谁真正关心这些孩子呢？”上校说。“何况他们还是纳粹分子的孩子。”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当时还都是不懂事的孩子啊。”诺勒又转向贺尔汀，“今晚我看到的都与这有关吗？你们必须互相保护，对吗？这样的事经常发生吧？”
“人们管我们叫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孩子，”冯·泰波尔的女儿说。“我们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我不明白。”诺勒直言不讳地说。
“这没什么关系，”老人这说边慢慢站起来。诺勒想，他一定在试图达到自己原来的高度。“您不属于前面提到过的那两个组织中的任何一个。您使我们相信了这点。这才是最重要的。贺尔汀，你满意吗？”
“嗯。”
“还有别的事想告诉我吗？”
贺尔汀摇摇头，又重复了一遍，“我满意了。”
“那么，我也满意了。”上校把手伸给诺勒。“承蒙您登门拜访，不胜荣幸之至。目前我在此隐居，不想张扬出去。至于道理嘛，贺尔汀会跟您解释的。所以，如果您能保守秘密，老夫将不胜感激。”
诺勒和老人握手时，心里顿时一惊。这只手竟如此有力，他对老人说：“我能不能希望您也替我保密呢？”
“君子一言。”
“君子一言。”诺勒也回了一句。
诺勒和贺尔汀坐在车里谁也没有发言。车灯的光束掠过漆黑的原野。诺勒坐在驾驶座位上，贺尔汀坐在他旁边；她不时疲倦地点头给诺勒指点着道路。喊叫声没有了，那刻不容缓的改变方向的厉声命令也听不到了。看来，贺尔汀和他一样，经历了一晚上的狂奔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但是黑夜尚未过去，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接着谈。诺勒发话了。
“让他见我这件事很重要吗？所有这些都有必要吗？”
“完全必要，必须取得他的信任，让他相信你不是敖德萨或者复仇团的人。”
“你是否解释清楚点，这是什么样的两个组织？听上校的口气，好象我应该了解它们。可非常遗憾，我的确对它们一无所知，连上校的话我也没真正听懂。”
“这是两个丧心病狂的恐怖组织。它们互相把对方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但是，他们的相同之处是都很猖狂，都追踪我们这样的人。”
“我们？”
“对。我们所有前纳粹要人的孩子。他们要掌握我们的行踪。”
“为什么？”
“敖德萨想使纳粹党死灰复燃。现在，到处都有敖德萨的信徒。”
“真的吗？他们真的在搞复辟活动吗？”
“千真万确。而且，他们活动得很厉害。敖德萨扩充实力的方式很多，从敲诈、欺骗到使用暴力，他们纯粹是一伙暴徒。”
“那么，复仇团又是怎么个组织？”
“复仇团顾名思义就是复仇。最初，它是由集中营的幸存者组成的团体，他们搜寻那些虐待狂和刽子手，那成千上万尚未受到应有审判的战犯。”
“那么，这是个犹太人的组织喽。”
“复仇团里边有犹太人，但是他们只占少数。以色列人自己成立了组织，以特拉维夫－雅法和海法作为根据地。从大体上讲，复仇团是个左派组织，许多人认为它被克格勃控制了；还有些人认为第三世界的革命者倾向于这个组织。总而言之，这个组织刚成立的的复仇宗旨早已变成了另一种货色。复仇团成了恐怖分子的天堂。”
“他们为什么要追踪你们呢、”
贺尔汀在月光下注视着诺勒。“想要拉我们入伙，”她答道。“我们之中也有些革命者，有人倾向于复仇团，因为复仇团是他们躲避的那个组织的敌人。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复仇团的所作所为并不比纳粹党最猖撅的时期好多少。它对我们这些不愿同流合污的人使用了更加残酷的迫害手段。我们是替罪羊，是他们要根除的‘纳粹分子’。他们用我们的姓氏，甚至我们的尸体来告诫人们，纳粹分子人还在。复仇团和敖德萨都是一路货色，经常拉人入伙，也常干杀人的勾当。”
“他们简直是在发疯。”
“不错，”贺尔汀表示同意。“我们干脆什么也不说，免得招灾惹祸。话又说回来，有谁关心我们这些纳粹分子的崽子呢？”
“与我交往的人中，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两个组织。”
“你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有必要知道这些。”
“上校是什么人？”
“是个了不起的人。但他必须在有生之年过隐居生活，因为他感到内疚。”
“怎么回事？”
“他过去是德军总司令部的一个官员，目睹了法西斯的暴行。当时他没跟那些法西斯分子抗争，因为他知道这毫无用处。有些人那样做了，结果都成了刀下鬼，而他却保住了性命。他曾利用职务之使下达了一个个与司令部旨意相反的命令。只有上帝知道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
“这些事没有什么不光彩嘛。”
“他当时所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些了。而且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战争结束后，他因在第三帝国时期任高级职务被判刑，在监狱里关了十八年。后来，他在战争期间所做的事被泄露出来，成千上万的德国人唾弃他，骂他是叛徒。军官团的余孽甚至悬赏缉拿他。”
诺勒这时想起了贺尔汀说过的一句话，便问，“那么，他也在这也不是那也不是的人之列啰？”
“是这样。”说完，贺尔汀突然告诉诺勒该拐弯了。再迟一会儿就开过了。
诺勒扭转了方向盘，又问，“你想过没有，上校同那三个制定日内瓦密约的人是一样的，只不过他采取了另一种斗争方式？”
“我正是这样想的。”
“你一定很想把那三个人的事情告诉他吧？”
“不会的。你不是让我绝对保守秘密嘛！”
诺勒不禁转过脸来看了着贺尔汀。只见她两眼的目光透过挡风玻璃直视前方，满带倦意的脸显得拉长了些，苍白皮肤映衬下的那对凹陷的黑眼窝更加明显了。她好象很孤独。那是一种不能轻易改变的孤独。黑夜漫漫，他们还要互相交换一些情况，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做出一些决定。
现在，诺勒考虑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冯·泰波尔家的这个小女儿可以代表她家做日内瓦密约的执行人。
“我们能不能找个地方喝点什么，提提精神？”诺勒建议说。
“离这儿七、八公里处有个小酒吧，不靠公路，不会有人看见我们。”
当汽车摇摇摆摆驶下公路时，诺勒的注意力突然被后视镜吸引住了。镜子里出现了车灯的光亮。他们走的这条路是通往巴黎的公路上的一条特殊的岔路。因为这条路没有指示牌，也没有任何标记。此时此刻，后面车上的司机也因为某种原因选择了达条特殊的岔路，这种巧合太使人生疑了。诺勒刚要开口，又发生了一件怪事。后视镜里的灯光突然消失了，后来也一直没有再出现。
这个小酒吧曾经是农场的住房。畜牧场的一部分用栅栏围起来，铺上砾石，作了停车场。
穿过酒吧后面的拱廊成可以进到一间小饭厅。里面早有两男两女坐在那里了。不用说，一看就知道他们是巴黎人。显然这两位先生陪伴的是不能公开在巴黎相会的女伴，他们只能在这儿幽会，共进晚餐。此时，他们的目光一齐投向新来的顾客，眼神里却没有半点欢迎的表示。
饭厅尽头有个壁炉，里面的木柴正在熊熊燃烧。这儿的确是个谈话的好地方。
他们被领到靠壁炉的一张桌子旁，俩人要了两杯白兰地，没有多大工夫酒就送来了。
诺勒闻到了白兰地酒味，感到一阵温暖，“这儿很不错嘛，你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
“它正好在去上校家的路上，我和朋友常到这儿来聊天。”
“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提几个问题。”
“提吧。”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英国的？”
“大概三个月前，我找好工作以后。”
“伦敦的‘姓名地址录’上的海伦·丹尼森是不是你？”
“是我。英语里贺尔汀这个名字似乎经常需要做些解释，我很厌烦做这种解释，就改了。在巴黎就不同了，法国人对名字没那么大的好奇心。”
“你也不用冯·泰波尔这个姓吗？”诺勒看到一种不快的神色从她脸上一掠而过。
“对。”
“为什么要改姓丹尼森呢？”
“道理很简单，冯·泰波尔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姓，我们离开巴西来英国后改个姓是合情合理的。”
“单纯为了改个姓，没有别的意思吗？”
“没有。”贺尔汀呷了一口白兰地，看着燃烧的炉火，又补充了一句，“没有别的意思。”
诺勒望着她。他从贺尔汀的语调里听出她在撒谎，但这个谎很不高明。他想，贺尔汀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不过，现在硬要追问只能把她惹恼。于是，他换了一个话题，问，“你对你父亲都了解些什么？”
贺尔汀收回目光，“我了解得很少，只知道我母亲很爱他。据我母亲讲，他是个好人，比他在第三帝国时期所表明的还要好。现在，她的话又得到了你的证实。他是个很能明辨是非的人，不是吗？”
“谈谈你母亲好吗？”
“她是个幸存者，逃离德国时，除了几件珠宝手饰，两个孩子和怀着的一个外，什么都没带。她没受过锻炼，没有技术，没有职业。但她很能干……很善于词令。她起初在服装店当店员，招徕顾客。她鉴赏衣服的能力很强，有了这种鉴赏力，她自己做生意也就有了基础。实际上，她后来经营过几个服装店，生意都很好。我们在里约时过得还是相当舒适的。”
“你姐姐说那里起初是个……避难所，后来又成了地狱。”
“我姐姐的话常爱夸张。事实上没有她说得那么糟。我们被人瞧不起是另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我母亲非常有魅力……”
“她的女儿也不逊色嘛。”诺勒插话说。
“这是事实，”贺尔汀淡淡地说。“但我从不愿牵扯进那种事里去。不管我多么有吸引力，我从不利用这一点。我母亲却不然。”
“在里约热内卢吗？”
“对。她曾得到过几个男人的资助……实际上我们也得到过资助。我母亲离过两三次婚，不过，她从未和有拖累的男人结婚。这样，在婚姻破灭的同时，她可以得到一笔钱或者生意上的好处。她死时我们家境颇富裕。许多德国人认为她是个贱货，我们做子女的也受到了株连。”
“听起来你母亲是个令人销魂摄魄的人哪。”诺勒笑着说。“她是怎么死的？”
“被人枪杀的。她正开着车，一颗子弹打穿了她的头。”
诺勒脸上的笑容顿叫消失了，眼前又出现了那一幕幕的枪杀场景：俯瞰里约的荒凉的瞭望台；子弹打中水泥墙的枪声和爆炸声；玻璃被打中的破碎声，车窗玻璃被一束无声手枪的火舌打得四处飞溅；还有那支沉重乌黑的枪口正瞄准了他的头……
此时，鸡尾酒店小隔间里听到的话又重新在他耳边回响起来。当时他还以为那些话很可笑，以为那是由于他极度恐惧产生的幻觉。
那是他和克拉拉兄妹的对话。那位妹妹自称是约安·冯·泰波尔最亲爱的朋友和未婚妻。
约安和我妹妹打算结婚，那些德国人不允许……
谁能阻止住他们呢？
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只消朝约安脑后开一枪，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克拉拉兄妹是冯·泰波尔家的挚友，又曾因为他们受到排斥而向人求情。想到这儿，诺勒灵机一动。如果贺尔汀知道克拉拉兄妹曾经为帮他找到冯·泰波尔一家，冒过生命的危险，贺尔汀会用行动来报答他们的。
“我认为有必要告诉你，在里约，是一对叫克拉拉的兄妹找到我并告诉我从何处开始寻找你们的。是他们告诉我你改姓丹尼森了。”
“谁？”
“你们的朋友克拉拉兄妹。你哥哥的未婚妻呀。”
“克拉拉？里约热内卢？”
“是啊。”
“我从来没听说过他们。我根本不认识姓克拉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