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英帝国——英国，为了踏上圣母峰顶，第一次派出远征队是在一九二一年。
队长是霍华·巴瑞上校。
一行人先从印度进入西藏，尝试从西藏这边登顶。
当时，他们抵达了七千九百公尺高的北棱。
第一批成员当中，也包含了三十五岁的乔治·雷·马洛里。
第一次远征没有登顶。英国第二次派出远征队是在隔年，一九二二年。
这时的队长是查尔斯·格兰佛·布鲁士。
查尔斯·格兰佛·布鲁士可说是大英帝国时代的英雄。他是英国在描述印度、中亚探险史时，一定会提及的大人物。
当时也是在西藏这边的绒布冰河末端扎基地营。海拔大约五千四百公尺。氧气在这里只有平地的一半。
三十六岁的马洛里也参与了这趟远征。
队伍第一次攻顶，到达八、二二五公尺的高度，第二次攻顶到达八、三二六公尺。这当然是人类第一次体验的高度。
这趟远征也无法踏上峰顶，队伍返回英国。
英国第三次派出圣母峰远征队来到这块土地，是在一九二四年。
然而，这趟远征也失败了。
前往攻顶的马洛里和厄文就这么一去不复返。
结果，二十九年后，到一九五三年才终于踏上圣母峰顶。
英国队队员——纽西兰人希拉瑞和雪巴人丹增，踏上了这座世界最高峰的峰顶。
过程中，虽然隔了一段政治性的空窗期，但说起来，这项登顶的壮举是历经三十二年奋战的成果。
然而——
其中留下了一个谜题。
说不定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马洛里和厄文用他们的双脚踏上了圣母峰顶。
这是有根据的。
最后以肉眼确认两人正在行动的身影时，两人的身影几乎在峰顶正下方的位置。
马洛里和厄文两人出发前往攻顶，遇上某种意外而一去不回是事实，但那起意外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登顶之前？
还是登顶之后？
但是，那是一个无人能够得知的谜题。
然而，只剩下唯一一个能解开谜题的方法。
2
第一次攻顶队的诺顿和索莫威尔体力用尽，无功而返是在六月四日。
六月四日当天，选出第二次攻顶队的队员。两个名额中，一名已经决定是马洛里。另一名则由马洛里本人从队员中挑选。
马洛里选择了厄文。
安德鲁·厄文当时二十二岁。比起以马洛里为首的其他杰出队员，厄文的经历虽然略微逊色，但在这趟远征的前一年——一九二三年，他获选为牛津大学东斯匹次卑尔根探险队的队员。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内部有高峰和冰河，是连接北极海的群岛。厄文在那里以滑雪渡过冰河，将好几座峰顶踩在脚下，其中，甚至有山被命名为厄文。无论就体力或精神而言，他身为探险家的素质都无从挑剔。
除此之外，厄文擅长操作氧气呼吸器等器材，马洛里挑厄文为伙伴的主要理由就在于此。
远征的一开始，马洛里对使用氧气持保留态度。但在这次攻顶之际，他决定使用氧气。
如今，在攀登喜玛拉雅山时使用氧气已经成了一项常识。但在当时，对于使用氧气仍有许多存疑的意见。
其一是氧气具有多大的效果？确实，在氧含量低的高山，如果有供氧，行动起来会变得轻松，就知识层面而言是合理的。然而，也有人认为，如果充分适应高度，是否就不需要使用氧气了呢？
人类能够适应高度的极限，大约是六千五百公尺。一旦高于这个高度，无论再怎么能适应高度，都会得高山症。光是静静躺着不动，都会渐渐累积疲劳，迟早没命。
然而，如果能够好好适应高度，并不会马上死去。纵然是超过八千公尺的高度，在一段时间以内，都能够不靠氧气行动。所以，无氧派的人认为：只要在那段时间内，不靠氧气爬上峰顶再折返回来就行了。
目前，法国Gerzat公司制的铝合金氧气瓶，将容量四公升的重量减轻到五点七公斤，能以两百三十气压，把大约九百二十公升的氧气装进一支气瓶中。然而，在一九二四年，一支气瓶——气筒的重量就将近十四公斤。而且，一支气筒的氧气容量远比现在来得少。以一百二十气压，只能装进五百三十五公升的氧气。因此，马洛里和厄文从第四营出发时，各自背了两支氧气筒。再加上一般的登山装备，在攀爬喜玛拉雅山的情况下，这些多余的重量会成为登山者肩头极大的负担。
顺带一提，当时的氧气呼吸系统极易故障，无论是在结队移动，还是在高处行动时，经常都得修理。特地带去的系统不能用的情形也不在少数。
反对派认为：即使系统顺利运作，因为背负额外重量而消耗的能量，大概也会抵消掉氧气提供的能量。
马洛里当初也是站在不支持使用氧气的立场。
一九二二年第二次远征圣母峰时，马洛里在前往印度的船上，写了一封信给大卫·派，内容如下：
能爬那座山的机会非常少——然而，明明人生中有其他值得去做的事，却像这样再度前往圣母峰，我觉得这实在是件不愉快的事。更何况，一想到背上扛着四支氧气筒，脸上戴着口罩爬山——哎呀，这件事就失去了所有魅力。
另外，非常英式的思想，不容许在攀爬喜玛拉雅山时使用氧气。
因为使用氧气踏上圣母峰顶是一种作弊的行为。
这种想法，也存在容忍使用氧气的登山家心中。
纵然是作弊，如果不使用氧气呼吸系统，就到不了圣母峰顶，那就应该使用氧气。
使用派认为：应该可以同意使用氧气，将之视为一种必要之恶。
然而——
基本上，犹豫是否使用氧气的马洛里，究竟是因为怎样的缘故，而改变了心意呢？
可能的理由有二。
一是队长布鲁士因空气稀薄而引发心脏疼痛。布鲁士和马洛里合作，从六月一日起奉献自我地投入设置第五营等工作。在没有供氧的情况下，大量耗费体力的工作使得布鲁士心脏衰弱，因此，布鲁士和马洛里从第五营下山。
另一个理由则是，第一次攻顶队的诺顿和索莫威尔也是因为没有使用氧气而打退堂鼓。
马洛里八成是因为这两个理由，而下定决心使用氧气。
六月六日上午八点四十分，马洛里和厄文各自背着两支氧气筒，从第四营出发。
两人都只稍微吃了一点欧戴尔他们煮的早餐。
马洛里和厄文在那天内进入了第五营。
第五营无风，可望继续前进。
这封信经由挑夫之手，送到了第四营。
六月七日，欧戴尔进入第五营，马洛里和厄文进入第六营——也就是最终营区。从那里往前进，再也没有任何营区。必须从第六营朝峰顶迈进，然后再回到那里。这得在一天之内完成。
当年，并不像现在有高山用的羽绒外套。所有人各自穿着不同的服装。
在超过八千公尺的高度露营，以当时的服装而言，意味着死亡。
有一张照片。
是在一九二四年这趟远征时，在基地营所拍的照片。照片中是马洛里、厄文、诺顿、欧戴尔、索莫威尔、布鲁士等九名队员，身上的衣服五花八门：有人穿旧粗呢格纹上衣，有人只在外套上围着羊毛围巾。
顺带一提，第一次圣母峰远征队，队员的装备大致如下：
老旧的粗呢格纹上衣。
大外套。
羊毛围巾。
针织衫。
编织毛袜。
阿尔卑斯登山靴。
不像今天有质地轻巧的防寒衣物和用品。
顺带一提，这支第一次远征队的队长霍华·巴瑞上校，是穿菱格纹上衣、顶级格纹粗呢短裤，喀什米尔绑腿，参与这趟远征。
马洛里最后一次出发前往攻顶时的服装，是骑马装加上围巾。看他离开第四营时的照片，应该是小腿扎绑腿，穿着登山靴。
今天如果穿这种轻便服装，大概连日本冬天的山都上不了。
六月八日。
欧戴尔从第五营出发，迈向第六营。
马洛里和厄文应该已经离开第六营，视情况而定，说不定正在攀爬圣母峰的最终山锥之壁——欧戴尔如此认为。
云层罩顶，欧戴尔独自攀爬喜玛拉雅山的岩檐。
半路上，欧戴尔捡了一块应该是圣母峰上首见的化石。
不久之后，欧戴尔看见了历史性的一幕景象。
当欧戴尔爬上一百英尺左右的岩石，站到上面时，部分云层忽然分开，露出圣母峰顶，以及连接峰顶的岩檐。
欧戴尔在那道岩檐的一部分——人称第二台阶的地方，发现了两个人影。
他们分别是马洛里和厄文。
带头的人影在雪坡上移动，抵达上方的岩石台阶。另一个人影随后移动，和走在前头的人影在岩石台阶会合。
欧戴尔看到这里为止。
因为云层再度流动，遮住了圣母峰顶和岩檐。
那就是马洛里和厄文的身影最后一次被人亲眼看见。
马洛里和厄文就那么以圣母峰顶为目标，一去不复返。
然而——
假如两人按照预定行程从第六营出发，两人的身影应该在更高处才对。
马洛里从第六营，透过挑夫将两封信分别送给了诺尔和欧戴尔。
给诺尔的信中提到，马洛里在一大清早出发，并写道：自己最晚在早上八点会穿过峰顶山锥下的岩带，或山棱的天际线。
第六营的高度是八、一五六公尺。
第一台阶是八千五百公尺。看见两人身影的第二台阶高度是八千六百公尺。撇开水平距离不谈，若以垂直距离计算，两人当时往上爬了四百四十四公尺。距离峰顶，还剩两百多公尺。
当时是十二点五十分——假设两人按照预定行程，在早上六点左右出发，则已经过了六小时五十分。花了六个多小时，只爬了四百四十四公尺高，即使是在超过八千公尺的海拔高度，若将两人之前的脚程、天候和山棱地形列入考虑，也不可能那么慢。
难道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吗？连结氧气筒的呼吸系统发生问题，花时间在修理它吗？遇上难缠的岩场，在那里耽误了时间吗？——能想到的状况顶多只有这些。
唯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
两个男人以尚无前人履及的世界最高峰为目标迈进，就此一去不复返。
两人在高度八千六百公尺——这世上最接近天空的地方消失无踪，和世上断绝了一切的通讯。
3
有关两人消息的线索为人所发现，是在一九三三年。
这一年，英国的第四次圣母峰远征队组成，大英帝国四度挑战世界最高峰。
距离上一次，马洛里和厄文一去不回的远征，过了九年。
第六营——也就是最终营区，在当时设置在八、三五〇公尺高处。
这趟远征也以失败告终，但是五月三十日，出发前往第一次攻顶的哈里斯和华格纳两人，从第六营出发之后，前进了一小时左右，在快到第一台阶的地方——八、三八〇公尺附近，发现了一支冰杖。
那支冰杖在攀往第一台阶途中的岩壁上。
当时认为那可能是马洛里或厄文的冰杖，后来确定是厄文的。
这支冰杖引发了一个谜题。
厄文弄丢这支冰杖，是在攀爬途中，或者下山途中呢？
在第二台阶看见两人的身影，如果欧戴尔的证词是真的，自然会认为厄文是下山时弄丢的。因为，假如在攀爬途中丢了冰杖，应该不会继续前进。第二台阶比掉了冰杖之处更接近峰顶。正因没有丢掉冰杖，两人才到得了那里。
他们可能在这里遇上了某种意外。那起意外，大概是发生在下山途中。而且是后来无法再拿起那支冰杖的意外。在那里发生了危及遇难者生命的意外。何况尸体不在那里，代表遇难者的身体从那里向下坠落。
恐怕是下山时，马洛里或厄文脚底打滑。这时，两人大概是以登山绳互系身体。如果系着登山绳，当马洛里或厄文在这里滑落，就会拖着另一人，结果两人一起从这里往下坠落。如果是在较低处，一方应该就能设法以登山绳撑住先坠落的伙伴，但在这个高度发生意外时，实在无法瞬间采取正确的因应之道。
无论如何，意外发生在那一处，而冰杖留在那里。
问题是，在这里发生意外，去世的只有厄文或马洛里其中一人吗？或者两人一起丧生了呢？
如今，这个答案并不存在这世上，总之，一般人自然会认为，马洛里和厄文在下山途中，因为那起意外而一起死了。
然而，那也没有解开另一个更大的谜题。
那个大谜题就是：
马洛里和厄文究竟有没有踏上圣母峰顶？
当时，他们到底有没有征服世界最高峰顶呢？
两人开始下山，是在踏上峰顶之后？还是踏上峰顶之前？
发现冰杖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研究人士——美国人汤姆·霍尔茨在《The Mystery of Mallory and Irvine》中，展开了复杂的推论。
汤姆·霍尔茨提到，马洛里和厄文可能在爬完第二台阶后各自行动。
爬完第二台阶之前，两人浪费了时间，而且氧气不足。因此，厄文把自己的氧气让给马洛里，马洛里独自朝峰顶迈进。
马洛里朝峰顶攀爬，而厄文从那里下山到第六营。厄文可能是在单独行动之际，在下第一台阶时脚底打滑而滑落，把冰杖遗留在那里。
马洛里则凭一己之力，虽然踏上了峰顶，但在回程的下山途中也因为意外而滑落，或者没有在天黑之前回到第六营，被迫在某个岩石后面露营，因而冻死——
汤姆·霍尔茨如此推论，然而，这个说法有太多仰赖想象的部分。特别是关于马洛里是否踏上峰顶这件大事，仅止于有可能的程度。
一名登山家抵达距峰顶的垂直距离还有将近两百公尺的地点，这件事实并没有让那位登山家踏上峰顶的想象成真。对那位登山家来说，从那里到峰顶的行程无论再怎么容易，都不可能办得到。
结果——
英国派出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远征队，自一九二一年以来，到一九三八年为止，十七年内持续派远征队前往圣母峰，却一再无功而返。正式踏上圣母峰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九五三年。
自从一九二一年进行第一次远征以来，在整整三十二年后的五月二十九日，英国队的希拉瑞和丹增终于将圣母峰顶踩在脚下。
然而，谜题仍然没有解开。
许多人认为：马洛里和厄文在一九二四年站上了圣母峰顶。最后目击到两人的欧戴尔也如此认为。
究竟他们当时有没有踏上峰顶呢？
其实，是有方法可以解答这个疑问的。
一九二四年攻顶之际，马洛里向队员索莫威尔借了柯达的折叠式相机带去。
“BEST POCKET AUTOGRAPHIC KODAK SPECIAL”。
这台使用一二〇毫米底片的柯达相机，是在展开远征的一九二四年上市的最新机种。
在此，肯定能说一件事。
假如马洛里站上了圣母峰顶，铁定会用这台相机拍照。这件事是毋庸置疑的。
不管马洛里的尸体在圣母峰的哪个地方，在那具尸体背的登山背包里，装着这台柯达相机。而且，装在那台相机里的底片现在还能冲洗。
对于汤姆·霍尔茨的问题，制造商柯达公司回答：哪怕经过了五十年的岁月，底片仍能冲洗。
零下三十度到零下六十度——就底片的保存场所而言，地球上没有几个像圣母峰的雪中那么适合的地方。
换句话说，要知道马洛里是否站上了圣母峰顶，除了找到马洛里的尸体之外别无他法。发现马洛里的尸体，从他的登山背包中取出相机，冲洗相机里的底片——假如那卷底片中，拍下了马洛里或厄文其中一人站在峰顶的影像，就会彻底改写攀登喜玛拉雅山的历史。
对于这个喜玛拉雅山登山史上最大的谜题，另一件震惊世人的事件，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日，日本登山会队的加藤保男从西藏这一边，登上了珠穆朗玛峰——圣母峰。
他循着几乎和马洛里他们在一九二四年走的相同路线，于晚上八点五十五分站上峰顶。加藤保男在峰顶上停留十分钟，于九点五分开始下山。太阳早已西沉，半路上，加藤保男被迫露营。在超过八千六百公尺的极地露营。
五十六年前，马洛里说不定曾在同一个地方露营过。加藤保男从那个死亡露营地生还。
在这趟远征中，尾崎隆队员同时完成了全世界第一次从珠穆朗玛峰北壁登顶。
在这趟远征之前，日本在一年前（一九七九年），派遣珠穆朗玛峰侦查队前往。
当时，队员长谷川良典从中国队员王洪宝口中得知：
“在八千一百公尺的地方，发现了西方人的尸体。”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一日——
长谷川良典的东北棱队守在东绒布冰河，试图在六千五百公尺处设置第三营。那项工作告一段落时，王洪宝告诉了长谷川那件事。
相关内容详细记载于一九八〇年一月一日的《读卖新闻》，和同年六月二十五日由读卖新闻社发行的《站上珠穆朗玛峰》中。
“那是真的吗？”
“肯定是真的。”
两人没有透过口译沟通，以片断的中文进行对话，但长谷川凭直觉听懂了王洪宝的意思。
两人蹲坐在那里，用冰杖在坚硬的雪面上写字，进行笔谈。
“真的是西方人吗？”
王洪宝用冰杖的尖端在雪上面写道：
“英国人，八一〇〇。”
接着，他急躁地写下几个中文字，然后继续写道：
“西方人的长相。一九七五年登山时。男人躲在岩石后面睡觉。大型岩棚。我一扯他的衣服就粉碎了。我捏起来一吹，衣服的碎片就飞走了。他看起来好冷，我就用雪堆在他身上，把他给埋了。”
惊人的内容。
王洪宝是一九七五年，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的第一次攻顶队员。不过，当时的登顶以失败告终……
他面向长谷川，以咬字不清的发音说了好几次“English”。他似乎坚信——只有英国人会死在这么高的地方。
在第一营（五千五百公尺）附近发现英国队露营过的痕迹时，王洪宝也边说“English”边用手指。他几乎完全不懂英语。然而，他肯定知道“English”是指英国人。
——《站上珠穆朗玛峰》，读卖新闻社
那应该是马洛里或厄文吧——？
据说听到这件事时，长谷川这么想。
如果是英国人的尸体出现在那个高度，那么除了马洛里或厄文之外，不可能会有别人。
当时，伙伴有事找王洪宝，打断了这段对话。
但是——
中国方面在这之前，为什么不公布那件事实呢？
说到一九七五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
登山也是一种“敬爱毛主席”的表现和“发扬国威”的行为。当时，海外思想、理念，不，甚至连外国人本身，都被彻底视为攻击对象，而遭到排斥。
当时正值仇外时期。因此，中国人可能连外国人的尸体存在中国神圣的最高峰——大地之母珠穆朗玛峰的高处，都认为是一种不能原谅的亵渎。
《站上珠穆朗玛峰》中提到，长谷川良典如此认为。
长谷川打算进一步向王洪宝询问详情，确定地点。
然而，还没问出细节，王洪宝却丧命了。
隔天，十月十二日——
包含长谷川、王洪宝在内的六名队员离开第三营，为了开拓登山路线，而攀爬连接北棱的冰壁。
在下方有巨大冰隙的斜坡上移动时，六人的头顶上突然发生雪崩。
宽五十多公尺的雪和冰块化为奔流，向六人袭来。
包含长谷川、王洪宝在内，有四人被那场雪崩吞噬。四人和冰块一起被冲向冰隙。
长谷川奇迹似地卡在冰隙边缘停了下来，但其余三人却和雪崩一起坠入冰隙之中。
逃过一劫的两名队员救出长谷川，并搜寻其余三人，但巨大的冰隙被冰雪埋住，要挖出尸体是不可能的事。
就这样，关于马洛里和厄文的重要证词，随着王洪宝的尸体永远沉封于冰河底。
但是，那具尸体真的是马洛里或厄文吗？
那么除了这两人之外，还有西方人达到珠穆朗玛峰八千公尺的高度而下落不明的吗？
从北面攻顶的只有英国队七次（一九二一－一九三八年）、五二年的苏联队、五八年的中苏联合队。除此之外，也有违法的单独行动，但这些人甚至连北棱都没有到达。
苏联队、中苏联合队彻底失败。基于民族性格（？），中苏两国没有提出任何一件关于这种失败案例的官方报告，所以无从确认。但有讯息指出，苏联队的几名队员在八千两百公尺失去行踪。但是，去年秋天参与侦查队的中国登山家，斩钉截铁地否认这项资讯。
“苏联队和中苏联合队都没有到达六千八百公尺，彻底地失败了。因此，遗体不可能是苏联人。”
该名中国登山家明确地一口断定。
这么一来，结论只有一个，王洪宝看见的遗体是马洛里或厄文。
——《站上珠穆朗玛峰》，读卖新闻社
即使那具尸体十分有可能是马洛里或厄文，但要在那片辽阔的圣母峰斜坡上找出那具尸体，几近不可能。
一九八六年，汤姆·霍尔茨亲自前往圣母峰，搜寻两人的遗体，但是天候不佳，没有新发现。
4
深町在狭窄的商务饭店房内叹气。
他仰躺在床上。
令人喘不过气的房间。
摆了床之后，一旁只剩下勉强能走路的空间。小得可怜的矮桌上，放着一台小电视机，但播不出清晰的画面。那台电视机几乎占据了整个矮桌的桌面。
稍微空出来的地方，放着电话、饭店导览手册，那里已经没有空间能够用来做别的事了。
从尼泊尔回来一星期了。
只和加代子见过两次面。
到井冈和船岛家上香，和工藤见面。和其他队员虽然有透过电话联络，但是除了工藤之外，还没和其他人见到面。
今天要把洗好的底片交给岳游社的宫川。那是深町在这趟远征中拍回来的照片。因为远征失败而无法出书，但有几张底片必须交给宫川，供杂志之用。
住进这家饭店的三天，深町大部分时间都仰躺在床上看书。
全都是和圣母峰或马洛里有关的书籍。
深町也把汤姆·霍尔茨著作的日文版重读一遍，并影印了收录在大宅文库中、于山岳杂志所刊载之关于马洛里的报导。稍早之前，深町刚把这些资料全部看完。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资料，就必须去岳游社的资料室找，或者和伦敦的山岳俱乐部联络。
现在，深町的脑袋中浮现圣母峰积了雪的白色岩峰。
他梦见过好几次。
那是他十分熟悉的一幕景象。
从北棱上的第四营一带，看见的圣母峰山锥。
左侧可以看见东北棱脊，经过第一台阶、第二台阶，有一条连接到地球上独一无二之处的棱线。
深町知道。
那幕影像在照片上看过好几次。然而，从不曾以这个角度亲眼看见圣母峰，这只能是从西藏那一边看到的影像。深町看过的是从昆布——也就是从尼泊尔这一边远眺的圣母峰。
脑海中为何会浮现这种影像呢？
自从窝在这间饭店，开始看马洛里相关的书之后，便出现了这种现象。
那八成是欧戴尔抬头看过的圣母峰。
然而，欧戴尔看到的是白天的圣母峰，但浮现在深町脑海中的那幕影像，却是夜晚的圣母峰。
宛如天鹅绒的漆黑夜空中，闪烁着数不清的繁星。每颗星星都一闪一闪地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但那些光线既没有温度，也缺乏色彩，只是冰冷、没有生命的光线。
令人目不暇给的星空，仿佛宇宙尽在其中。
圣母峰顶刺进那片星空中。
那座山顶好像属于天际。看起来就像圣母峰将山顶搁在群星之中。
万籁俱寂，令人激动不已的宇宙寂静降临于地面。
在那片寂静之中，一名男子走在积雪的棱线上。
从深町的角度看见的是他的背影。
那个人的背影拖着沉重的脚步，只是默默地走。
他是马洛里吗？厄文吗？还是其他人呢？
深町不晓得。他只知道，自己一动也不动地注视着那幕景象。
深町心情苦闷地注视着独自爬上圣母峰顶的男人背影。
因为自己被那个男人抛下了。
那个男人走了，而自己留在那里。
别抛下我——
深町试图向前跨步，脚却纹风不动。
在深町看来，与其说那个男人想要爬上峰顶，不如说他想要回到繁星点点的天上。
在弄清那个男人是否抵达山顶之前，深町醒了过来。
醒来之后，深町仍搞不清楚，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做那种梦。
他想，一定是因为马洛里的事占据了整个脑袋。
几句马洛里说过或写过的话，留在脑海角落。
深町仰躺在床上，试着想起那些话。
因为山在那里。
深町记得有这么一句。
他从十多岁就听过这句话，却是在后来才晓得那是一个名叫乔治·马洛里、消失在圣母峰的男人留下来的。
这句话刊登于一九二三年三月十八日星期日的《纽约时报》。
马洛里已经有过两次远征圣母峰的经验，在这个领域中是最知名的登山者之一。
马洛里在巡回演讲中，在纽约短暂停留，接受报社采访，记者在过程中提出如下的问题：
“你为何想爬圣母峰呢？”
关于这个问题，马洛里回答：
“因为它在那里。”
它指的是世界最高峰，在这世上独一无二的地方——圣母峰顶。
这句话变成“因为山在那里”，为世人所记得。
在阿尔卑斯山度过的美好一天，就像一首优美的交响曲。
这是一九一四年，马洛里在二十八岁时写的散文集《登山者也可以是艺术家》中的一句话。
比起粗犷的登山爱好者，把热情隐藏在心中的艺术家这种形象更适合马洛里。马洛里的眼神慵懒，身周有一种独特的孤独氛围。
为了当朋友邓肯·格兰特的裸体画模特儿，他也曾把自己的裸体展现在朋友面前。
马洛里身边甚至散发出同性恋的特质。
姑且不论马洛里本身，知名社会讽刺家班森确实对马洛里有同性的爱慕。
马洛里是个感觉很好的人。在我认识的人当中，他是最坦率且心灵纯净的人。而且，他的外表非常俊美，体态秾纤合度，光看他举手投足，就十分赏心悦目。
班森在日记中如此提到。
或者应该说是西方的登山家精神——深町从以前就感觉到，英式的登山行为中，摆脱不了“征服大自然”这种意涵。撇开这段感想触及到哪个层面不谈，在马洛里的登山方式中，不会强烈散发出那种英式作风。
从马洛里的登山方式中，反而可以感觉到一种东方美。从马洛里身上，甚至能够看出他将登山视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一种方法。
一九〇一年夏天，马洛里和教他登山的欧文、山友廷得耳三人，一起去爬魔地山。
关于当时的事，马洛里投了如下的一篇稿到《登山日报》。
这就是这一天最值得记念的峰顶吗？我们是多么地冷静啊！我们并没有高兴到得意忘形。但仍感到喜悦，同时内心为之一凛……我们征服了敌人吗？不，征服的不是敌人，而是我们自己。我们成功了吗？在这里，那种话没有意义。我们攻下城池了吗？事情并非如此……但，或许是那样没错……
深町认为，这篇文章的背后当然洋溢了欧式风情，但其中显然搀杂着东方思维。
然而，不能忘记的是，从一八〇〇年代后期到一九〇〇年代初期，英国——或者应该说是以欧洲为主，风靡全世界的时代趋势。
当时的世界，欧洲、美国、俄国、日本等列强正试图填补地图上地球表面的空白部分，画出陆地的世界。
欧洲派出斯文·赫定、斯坦因，日本派出大谷探险队，相继前往中亚地图上的空白区域探险。除此之外，俄国、英国、德国、美国、清朝、日本相互竞赛，就某个层面而言，包含西藏在内的中亚可以说是成了全球瞩目的中心轴。
从第一次挑战圣母峰到登顶为止，这段期间内，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
不能忽略马洛里攀向世界顶峰时，背后存在着这样的时代氛围。
英国的山岳俱乐部和马洛里可以说是处于这种时代氛围之中。
究竟哪个国家会最先踏上世界顶峰呢——？
深町认为，这场比赛从一九五三年，希拉瑞和丹增踏上圣母峰顶之后，改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看谁先将人类送上月球。
深町理解到，阿波罗计划其实是一场大规模的登山。
月球是地球上剩下的最后一座最高峰。
把基地营设置在休士顿，从那里让充当第一营的太空船飞进宇宙空间，顺着月球轨道，将那里作为第二营，让最终营区着陆于月球表面，再从那里让人的足迹踏上月球。
由于空气稀薄，因此太空人会像爬喜玛拉雅山要准备氧气和口罩一样，穿上太空装、背着氧气筒，降落在月球表面上。
登陆月球是一种和爬喜玛拉雅山的流程最类似的行为。
深町的思绪变得漫无边际。
空调刺耳的声音响彻房内。
宫川应该差不多要来了。
就在深町那么想时——
枕边的电话响起。
深町仰躺着接起话筒。
“喂，是我啦。”
耳边传来宫川的声音。
宫川经常和深町一起工作。他是岳游社的编辑，担任《地平线会议》这本户外杂志的副总编辑。
“我现在在楼下的茶馆。你能马上下来吗？”
“我这就过去。”
说完，深町放下话筒，站了起来。
5
“对了，关于羽生丈二的事——”
把深町准备的照片看完一轮之后，宫川说道。
宫川小心地把看完的照片收进自己的皮包，又点了一杯咖啡。在咖啡送来之前，宫川说出了羽生丈二的名字。
“知道什么了吗？”
“不，那倒是不晓得。我试着和几个可能知道羽生近况的人联络，但好像没人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
“为什么？”
“不晓得。他原本就是个有点特立独行的人。很少人会在意那家伙现在在做什么——”
“是喔——”
“喂喂喂。我说你啊，你真的在找羽生的下落吗？是的话，还用不着放弃。毕竟，我只问了几个人羽生在做什么，还没有不厌其烦地四处打听。”
宫川边说，边从皮包中拿出新的信封。
“这是答应你的羽生的照片。”
宫川将拿出来的信封放在桌上。
“在大乔拉斯峰发生意外时的照片，和远征圣母峰时的照片。这是我们家杂志刊登过的照片影本，这种就可以了吗？”
“谢谢。感激不尽。”
深町伸手拿信封，从中抽出两张影印纸。
“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要调查羽生的事？”
“哎呀，没什么大不了的。”
深町说着，把拿出来的两张影印纸放在桌上。
他几乎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宫川说话。
因为两张影印纸上的照片，夺走了他的注意力。
第一张照片中，是一名头上缠着绷带，左手臂也以绷带吊在肩上的青年。年纪约莫三十五、六岁吧。
他瞪着相机镜头的凶狠目光，和在加德满都遇见的那个男人的眼神类似。
第二张照片是羽生丈二四十多岁的脸。目光的凶狠程度比起三十多岁时有过之而无不及。眼神中显然带着不满和愤怒。
看起来像是——掩不住自己内心的浓厚情感，而将这份情感放进瞪着相机的视线中。
脸颊覆盖着胡子。
那张照片中的脸肯定是四十多岁男人的表情，但表情却带着点十四、五岁少年的稚气。
单枪匹马地把自己身边的所有事物都视为敌人，有时候甚至把自己都视为敌人奋战的那种少年——那个表情中具备了那种少年特有的、说不上是成熟或稚气的剽悍。
照片里中年男子内心里的少年，对着相机说：我不相信任何人。相对地，谁也不必相信我。
我自己一个人——
在自己心中如此下定决心的少年，栖息在那张照片里的男人心中。
那张照片甚至令人感到一阵心痛。
因为是影印自印刷的照片，所以黑白对比强烈，反而使得那照片里的男人深藏在心中的秘密，看起来变得鲜明。
是这个男人——
深町如此心想。
在加德满都遇见的那个日本人——那个男人和照片里的这个男人是同一个人。
如果如同在加德满都所想，那个男人是羽生丈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