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七月十八日，早上六点四十分，“高加索号”到达了喀山码头，这里离喀山市还有七俄里（7.5公里）。
喀山位于伏尔加河和喀山河的交汇处。它既是重要的省会，又是希腊正教总主教教区的首府，同时还是大学所在地。这里的人口由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有切列米斯人、摩尔德温人、楚瓦什人、伏尔萨克人、维古里奇人、鞑靼人，——这后一个民族尤其保留了亚洲人的特点。
尽管喀山城离这里还很远，可码头上已挤满了人。大家都是来打听消息的。和他的下诺夫哥罗德同行一样，省府的总督也下达了同样的法令。人群中可以看到有鞑靼人，穿着短袖的皮里长袍，戴着尖帽子，那宽宽的帽边儿让人想起传统剧中皮埃罗的帽子。还有人穿着宽袖长外套，头上戴着小小的无边圆帽，看着很像波兰的犹太人。有些女人胸前挂着假首饰，头上顶着卷成新月形的发饰，凑在一起吱吱喳喳地议论着。
人群中混杂在一些警官，还有几个手握长枪的哥萨克人，他们一边维持着秩序，一边为“高加索号”上船和下船的旅客开辟一条通道，但不论是上船的还是下船的，事先都要接受严密的检查。这些旅客一方面是被法令驱逐的亚洲人，另一方面是几个在喀山下船的农民家庭。
米歇尔·斯托戈夫无动于衷地看着这来来往往的人群，这是每一个码头有汽船停靠时所特有的观象。“高加索号”要在喀山停留一小时，以更换燃料。
至于下船，米歇尔·斯托戈夫联想都没想。他不愿把利瓦尼亚少女一个人留在船上，她到现在还在她的船舱里。
那两个记者，就像所有勤劳的猎人一样，一大早就起来了。他们这会儿走下船，来到河岸上，并排着挤进了人群中。米歇尔·斯托戈夫注意到，一边是哈里·布朗特，手里拿着记事本，不时地画下几个人物或记下几句评论，另一边是阿尔西德·若利韦，他相信自己的记忆力惊人，什么都会记住，所以只是自顾自地说着话。
整个俄罗斯东部边境都盛传叛乱和侵略已具有了很大的规模。西伯利亚和帝国之间的通讯联系已经困难到了极点。这就是米歇尔·斯托戈夫在“高加索号”的甲板上，听见新上船的乘客们谈论的。
然而，这些话并没有使他产生真正的忧虑，相反激起了他强烈的欲望，那就是越过乌拉尔山，亲自看一看事态的严重性，并想办法应付一切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也许他甚至还想找一个喀山的本地人，打听一些更加确切的消息，但他的注意力突然被吸引到了别的地方。
在离开“高加索号”的旅客中，米歇尔·斯托戈夫认出了昨天还出现在下诺夫哥罗德商品交易会上的那群茨冈人。在那里，汽船的甲板上，还站着把他当作间谍的波西米亚老头和波西米亚女人。和他们一起，肯定是听他们的指挥下船的，有二十来个十五岁到二十岁之间的歌女和舞女，裹着破旧的毯子，里面穿的是缀着闪光片的短裙。
早晨的阳光照在这短裙上，使米歇尔·斯托戈夫回想起夜间注意到的那奇特的效果。当汽船的烟囱吐出几团火焰时，在黑暗中闪闪发亮的正是这波西米亚人的金属片。
“很显然，”他想，“这群茨冈人白天待在甲板下，晚上又缩到艏楼下。那么他们这些波西米亚人是想尽量少露面了？但这个民族通常不这样做啊！”
于是，米歇尔·斯托戈夫不再感到怀疑了，与他息息相关的那两句话就出自这群被黑暗遮蔽，而又被船上的微光照亮的茨冈人，就是这个茨冈老头和他以蒙古名字桑珈相称的那个女人说出来的。
当这群茨冈人就要下船不再回来时，米歇尔·斯托戈夫不由自主地朝汽船的舷门走过去。
波西米亚老头一副低声下气的神态，和他的同伴与生俱来的大胆泼辣很不一致。他似乎是在竭力回避，而不是吸引人们的目光。他那经世界各地的太阳烤过的、可怜兮兮的帽子，把他满是皱纹的脸遮住了半边。尽管天气很热，他还是紧紧地裹着一件破布褂，他的驼背在破褂下凸现出来。由于他穿着这身褴褛的衣衫，所以很难看清他的身材和面孔。
站在他身边的茨冈女人桑珈，三十岁上下年纪，褐色皮肤，高挑身材，体格健美，有着漂亮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一副傲气十足的样子。
在这群年轻的舞女中，很多人都美极了，有着她们这个种族鲜明的特征。一般来说，茨阿女人都是很有魅力的，在那些惯于与英国比赛，看看谁更怪僻的俄罗斯大领主中，不止一个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波西米亚女人做妻子。
其中一位舞女哼着一首歌曲，节奏很奇特，其中前几句歌词翻译出来是这样的：
红珊瑚闪耀在我褐色的肌肤，
金发卡闪耀在我的发髻！
我要寻找财富
在那……
那个快活的姑娘肯定还在接着唱她的歌曲，但米歇尔·斯托戈夫没有再听了。
因为，他觉得那个叫桑珈的茨冈女人正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执着盯着他看。这个波西米亚女人似乎想把他的相貌深深地刻在脑海里。
过了一会儿，老头和他的队伍都已离开“高加索号”了，桑珈作为最后一个也下了船。
“这个波西米亚女人真放肆！”米歇尔·斯托戈夫心想，“难道她认出我来了？想起她在下诺夫哥罗德曾把我当作间谍？这些该死的茨冈女人都长着猫眼睛！哪怕在晚上也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女人很可能知道……”
米歇尔·斯托戈夫差点儿就想抬腿跟上桑珈和她的队伍，但他马上又站住了。
“不行，”他想，“不能轻举妄动！如果我让人把这个算命的老头和他的队伍抓起来，我的身份就可能会暴露。再说他们已经下船了，不等他们越过边境，我就已经离乌拉尔山远远的了。我知道他们可以走喀山到伊希姆这条路，但走这条路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一辆远程的四轮马车，套上西伯利亚的好马，一定会把波西米亚人的运货马车甩在后面！好了，科尔帕诺夫老兄，放心吧！”
何况，这时茨冈老头和桑珈已经消失在了人群中。
喀山之所以被正确地称作“亚洲的大门”，这座城也被视为西伯利亚和布哈拉货物运输的中心，那是因为从这里出发有两条路可以越过乌拉尔山。但是米歇尔·斯托戈夫非常明智地选择了途经彼尔姆、叶卡捷林堡和秋明的那条。这条大路上可以见到很多国有的驿站，而且它从伊希姆一直延伸到伊尔库茨克。
的确，第二条路，——米歇尔·斯托戈夫刚刚谈到的那条，——不用在彼尔姆拐一个小弯，也可从喀山到伊希姆，途经伊埃拉布加、曼兹棱斯克、比尔斯克、兹拉图斯特（在那里出欧洲）、切拉宾斯克、沙得林斯克和库尔加纳。也许它比另一条路稍微短一点儿，但由于没有驿站，路面保养不好，加上村庄稀少，所以这点优势也就大大减弱了。米歇尔·斯托戈夫很有道理，只能赞成他做出的那种选择，如果这些波西米亚人走第二条从喀山到伊希姆的路（这看起来很有可能），他完全有把握在他们前面到达。
一个小时以后，“高加索号”船头的钟声敲响了，召唤新旧旅客上船。时间是上午七点。燃料都已经装好了。锅炉的外壁在蒸汽的压力下微微震动。汽船就要出发了。
从喀山去彼尔姆的旅客已经在船上纷纷落座了。
这时，米歇尔·斯托戈夫注意到，那两个记者只有哈里·布朗特一个人回到了汽船上。
那么阿尔西德·若利韦要误船了吗？
但是，就在解开缆绳的时候，阿尔西德·若利韦跑来了。汽船已经离开码头，甚至天桥也正在从岸上收回来，但这对阿尔西德·若利韦来说只是小事一桩，他像小丑一样轻盈地跳上“高加索号”的甲板，差点儿倒在他同行的怀里。
“我还以为您赶不上‘高加索号’了呢，”他的同行半真半假地说。
“瞎！”阿尔西德·若利韦回答说，“哪怕得花我表妹的钱租一条船，或者租一辆驿车，每俄里每匹马花二十个戈比，我也会赶上您的。有什么办法呢？从码头到电报局太远了！”
“您去电报局了？”哈里·布朗特问完后马上又把嘴闭上了。
“去了！”阿尔西德·若利韦带着他最亲切的笑容答道。
“电报可以一直发到科利凡吗？”
“这个我不知道，但我可以向您担保，比如说，电报可以从喀山发到巴黎！”
“您发了一份电报……给您的表妹？……”
“非常兴奋地发了一份电报。”
“您得到消息了吗？”
“听着，我的小老爹，为了像俄罗斯人那样说话，”阿尔西德·若利韦回答，“我是个好孩子，我什么也不想瞒着您。鞑靼人，以费奥法-可汗为首，已经过了塞米巴拉金斯克，正顺额尔齐斯河而下。您好好记着吧！”
什么！这样重要的消息，哈里·布朗特连知都不知道，而他的对手（他肯定是从喀山的某个居民那里打听来的）已经很快地把它传往巴黎了！英国报纸落后了！所以，哈里·布朗特把手剪在背后，走到船尾坐了下来，一句话也不说。
上午大约十点钟的光景，利瓦尼亚少女走出她的船舱，来到甲板上。
米歇尔·斯托戈夫迎上前去，把手递给她。
“妹妹，你看，”他把她带到“高加索号”的船头，并对她说。
这里的景色也的确值得人仔细看一看。
“高加索号”此刻刚刚到达伏尔加河和卡马江的交汇处。在顺流而行了400多俄里以后，它将在这里离开大河，然后道这条重要的江流而上，行程为460俄里（490公里）。
在这里，两条颜色稍稍不同的河流混合在一起，卡马江对左岸所起的作用正如奥加河在穿过下诺夫哥罗德时对右岸起的作用一样，用它澄净的支流使河水又纯净了许多。
这时卡马江骤然开阔起来，它两岸的树木都非常可爱。美丽的河面上阳光闪烁，几叶白帆更为它增添了无限生气。山坡上长满了欧洲山杨，桤木，有的地方还可看见高大的橡树，它们构成一条和谐的曲线，将地平线挡在后面，正午耀眼的阳光偶尔使这条曲线与天幕融成一片。
但这美丽的自然景色似乎一点儿也不能吸引利瓦尼亚少女的注意。她只看到了一个东西，那就是目的地，对于她来说，卡马江只是通向目的地的一条路，只不过比别的路好走一些罢了。她眺望着东方，眼中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就好像她要用目光把这不可逾越的地平线凿穿似的。
娜佳的手一直放在她旅伴的手里，过了一会儿，她朝他转过身来：
“我们离莫斯科多远了？”她问道。
“900俄里！”米歇尔·斯托戈夫回答。
“7000俄里走了900！”少女轻声说道。
钟声噹噹地响了几下，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娜佳跟着米歇尔·斯托戈夫来到了汽船的餐厅。首先上来的是冷盘，娜佳连动都不愿动，里面有鱼子酱、切得很薄的鲱鱼片、加茴香的黑麦酒，所有的北方国家，不论是俄罗斯，还是瑞典、挪威，都习惯拿这些东西来开胃。娜佳吃得很少，也许这个可怜的姑娘是因为自己身上带的钱不多吧。所以米歇尔·斯托戈夫觉得自己应该和女伴吃一样的东西，也就是说只吃一点“库尔巴特”，这是一种用蛋黄、米饭和肉末做的猪肉靡，还有包着鱼子酱的红叶卷心菜，另外再喝点作为饮料。
因此，吃这一顿饭既没花多长时间，也没花多少钱，米歇尔·斯托戈夫和娜佳在饭桌前坐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又一起上到了“高加索号”的甲板上。
然后，他们在船尾坐了下来，娜佳压低声音，好使自己的话只被他一个人听见，开门见山地说：
“哥哥，我是一个流放犯的女儿。我的名字叫娜佳·菲多尔。不到一个月以前，我的母亲在里加去世了，我要去伊尔库茨克找我父亲，和他一起流放。”
“我也是去伊尔库茨克，”米歇尔·斯托戈夫回答说，“我将把娜佳·菲多尔，平平安安地交到她父亲手中，我会把这看作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谢谢，哥哥！”娜佳回答。
米歇尔·斯托戈夫还告诉她，自己有一张去西伯利亚的特别通行证，所以从俄罗斯官方来讲，不会对他的行动构成任何障碍。
娜佳没有再问什么，幸运地碰上这样一个纯朴善良的小伙子，她只想到了一件事：可以依靠他一直去到父亲那里。
“我本来，”她说，“也有一张通行证，允许我去伊尔库茨克，但下诺夫哥罗德总督的法令把它取消了，要是没有你，哥哥，我就没法离开你找到我的那个城市，而且我肯定会死在那儿的！”
“可是娜佳，”米歇尔·斯托戈夫说，“你竟敢独闯西伯利亚大草原！”
“这是我的责任，哥哥。”
“可是你难道不知道，这个国家发生了叛乱，又遭到外敌入侵，几乎已经无法通行了吗？”
“我离开里加的时候还没听说鞑靼人入侵，”利瓦尼亚少女答道，“我是在莫斯科才听到这个消息的！”
“尽管如此，你还是继续往前走了？”
“这是我的责任。”
这个词概括出了这个勇敢少女的性格。这是她的责任，娜佳从来都是义无反顾地履行它。
然后她谈起了她的父亲华西里·菲多尔。这是里加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他医术高明，和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由于他被证实加入了国外的一个秘密组织，于是接到命令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宪兵们刚对他宣读完流放令，就毫不拖延地把他押出了国境。
华西里·菲多尔只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拥抱他病入膏肓的妻子，和从此将无依无靠的女儿，然后，怀着对心爱的妻子女儿的眷恋，他含泪而去。
两年以来，他一直住在东西伯利亚的首都，他在那里可以继续行医，但几乎没有什么盈利。然而，如果妻子和女儿能和他在一起，他也许还是会感到幸福的——作为流放犯所能拥有的最大的幸福。可菲多尔夫人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了，无法离开里加。丈夫走了还不到两年的时候，她躺在女儿的怀里去世了，留下女儿孤零零一个人，几乎没有什么生活来源。于是娜佳·菲多尔向俄罗斯政府申请去伊尔库茨克找她父亲，并很容易地获得了批准。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就动身了。对于这次漫长的旅行，她几乎没有足够的旅费，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上路了。她要尽她的所能去做！……其它事的由上帝去管。
与此同时，“高加索号”正逆流而上。夜幕降临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沁人心脾的清凉。汽船的烟囱里冒出成千上万的火星，里面烧的是松木，除了艏柱划过江水，发出潺潺的水声以外，还可听到狼群的嚎叫，夜幕下的卡马江右岸野狼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