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狂风在库拜没有击中真正目标的消息使那个只知道叫耶利哥的人大吃一惊。他只得随同所有其他人一起站起来向热依斯热烈鼓掌以示崇敬。
在与其他将军们一起搭乘黑窗户客车返回巴格达市中心去时，他静静地坐在车后，陷入了沉思。
这件设备现在藏到了别处——在一个叫喀拉的地方，也叫要塞，这是他所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也不知道其具体地点。至于这件设备的使用也许会造成许多人的死亡，他是不会去关心的。
他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地位。三年来他冒着遭暴露、毁灭和惨死的风险背叛了他的国家的统治集团。他的动机不光是在国外积聚一大笔财富；他在国内通过巧取豪夺也能收敛大笔钱财，尽管风险也是同样要冒的。
其动机在于去国外定居，由他的外国付费人为他办妥一个新的身份和背景，并由他们保证他的安全，避开复仇暗杀小组。他曾经看到有些人偷了钱后远走高飞，但他们一直提心吊胆，直至有一天伊拉克的复仇者找上门来。
他——耶利哥，既需要财富也需要安全，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让他的操纵人从以色列人换成美国人的缘故。美国人会照顾他的，会按约定给他搞一套新的身份，允许他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另一个人，为他在墨西哥的海滨买一座别墅，使他能在那里过上一种舒适、安逸的生活。
现在事情发生了变化。如果他保持沉默而那件设备使用了。那么美国人会认为他对于库拜的事情说了谎言。实际上他没说谎，但在盛怒之下他们决不会相信他。不管是真是假，美国人会冻结他的账户，整个事情会变得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不得不警告他们有一个差错。再冒一点点风险，事情就会全部结束了——伊拉克会被打败，热依斯会被赶下台，而他——耶利哥，也就会离开那里远走高飞了。
在他的私人办公室里，他把情报写了下来，与往常一样，也是写在折叠起来以后体积很小的薄纸上。他解释了那天晚上的会议；当他发出上次信息的时候，那件设备仍在库拜，如同他所说过的，但48小时之后当狂风袭击时，它已被转移了。那不是他的过错。
他继续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有一个叫要塞的秘密的地方；那件设备就在那里，而且当第一批美军跨过边境进入伊拉克时，它会从喀拉发射出来。
刚过午夜不久，他驾着一辆没有标记的小汽车进入了巴格达的小街小巷。没人来查问他这么做的权力，也没人敢查问他。他把情报塞进了阿布纳华斯街旁一个老院子的一块旗杆石下面，然后在基督教区的圣约瑟夫教堂后面做上了一个粉笔记号。这次的粉笔记号有点不同。他希望那个未经谋面的人来取情报时不致浪费时间。
麦克·马丁在2月15日上午一大早就离开了那座苏联人的别墅。俄罗斯厨师已经交给了他一张写得满满的购物清单，要完成采购任务相当困难。食品正在发生短缺。原因不是农民，而是运输问题。大多数桥梁已被炸塌。伊拉克中部平原贯穿着河流，为巴格达郊区的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但由于现在过河需付渡费，农民们待在家里不肯进城来了。
碰巧的是，马丁是从在舒尔贾的香料市场开始的，然后骑车绕到圣约瑟夫教堂后面的巷子。当他看见那个粉笔记号时，他的心抽紧了。
在这道墙上的标记总是一个横着写的8字，并在两个圆圈的连结处加上短短的一横。但他原先已经提醒过耶利哥，万一有紧急情况，这短短的一横应该换成两个小十字，分别写在8的两个圆圈内。今天的记号显示有两个小十字。
马丁奋力蹬车来到阿布纳华斯街旁边的那个院子里，等到四周没有人时，他与往常一样蹲下来系鞋带，一只手悄悄地伸进隐藏处，找到了那只小信封。中午时分他回到别墅里，向已经发火了的厨师解释说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采购，但今天食物进城比以往晚。他下午还会出去购买的。
当他读到耶利哥的信息时，他马上就明白为什么那人会处于慌乱之中。马丁自己起草了一份电文，向利雅得解释说为什么他现在觉得他只得自己接手事情并做出自己的决定。已经没有时间等待利雅得召开会议并进一步交流信息了。对他来说，最糟糕的消息是耶利哥告诉他说，伊拉克的反间谍机构已经知道了有一台非法发报机在拍发辟啪响的电报。他不可能知道他们已经追查他到了哪一步，但他只得假定不能再向利雅得交换冗长的电报了。因此他在自己做出决定。
马丁对着录音机先用阿拉伯语读出耶利哥的信息，接着是他自己的翻译。他加上自己的汇报信息，准备拍发。
他的发报时限在深夜——之所以定为深夜是因为届时库利科夫家庭全部进入了梦乡。但与耶利哥一样，他也有一个应急程序。
这是一次长声发射，在这种情况下是一声尖声口哨声，在通常的甚高频波段以外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频率上。
他查核了一下，获悉那名伊拉克司机与一等秘书库利科夫一起在市中心的使馆里，那个俄罗斯管家正与妻子一起在吃中饭。这样，冒着被发现的风险，他在敞开着的门道旁架起卫星天线，把那声口哨声发了出去。
在利雅得的秘情局别墅里，在由原先的卧室改成的那间录音室里，一只指示灯亮了起来。这时候是下午一点半。承担着别墅与伦敦世纪大厦正常通讯联络的值班无线电报员扔下手头上的工作，朝着房门口大喊一声，并把收发报机转到接收马丁当天频率的波段上。
第二名报务员把头探进了房门。
“什么事？”
“快去叫史蒂夫和西蒙。黑熊来电了，而且是急电。”
那人走开了。马丁等了利雅得15分钟，然后发出了电报的主要内容。
利雅得并不是接收到这次辟啪声电报的惟一地方。在巴格达郊外，另一架不间断地扫射着甚高频波段的卫星天线也接受到了一部分信号。这次信息太长了，即使浓缩以后也占了4秒钟时间。伊拉克监听人捕捉到了最后两秒并把它锁定了。
一发完电报，马丁就把设备收起来放进了地砖下面的洞穴里。刚收拾好，他就听到门口的砾石上传来了脚步声。是那位俄罗斯管家，穿过院子慷慨地递给他一支巴尔干香烟。马丁感激涕零地接过香烟，边鞠躬边连声说“谢谢”。
那俄罗斯人完成施舍后走回去了。“可怜的家伙，”他想到，“生活得真艰苦。”
只剩下一个人时，那可怜的家伙开始在他平时放在钱包里的一张航空信纸上用阿拉伯语书写起来。这时候，那个叫泽伊德少校的无线电天才俯身在一张大比例的巴格达城市地图上，特别注视着曼苏尔区。当他完成计算后，他复核了一遍，然后打电话给在安全机关总部办公的哈桑·拉曼尼准将。他的会见时间被定在4点钟。
在利雅得，奇普·巴伯正在郊外那座别墅的主客厅里踱来踱去，手里拿着一张电脑打印纸，口里说着自从三十年前从海军陆战队退伍后一直没说过的骂人话。
“他到底认为他是在干什么？”他大声质问房间里与他在一起的那两名英国情报官。
“冷静点，奇普。”莱恩说，“他已经潜伏良久。他的心理压力很重。坏蛋们正在向他包围。我们的情报经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把他从那里弄出来——现在。”
“是啊，我知道，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没有权力这么干。付费人是我们，还记得吗？”
“我们当然记得，”巴克斯曼说，“但他是我们的人，他战斗在敌人心脏。如果他选择留下来，那是为了完成工作，为了你们也为了我们。”
巴伯镇静下来了。
“300万美元哪！我怎么去告诉兰利他已经答应另给耶利哥300万绿钞票以换取这次准确情报？那伊拉克笨蛋在第一次时就应该把情报搞准。对我们来说，他也许是故意在吊我们的胃口，想骗取更多的金钱。”
“奇普，”莱恩说，“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核打击问题。”
“也许是吧，”巴伯的说话声又大了起来，“也许我们是在讨论核打击。也许萨达姆及时获得了足够的铀，也许他及时把它拼凑起来了。我们手里全部所掌握的也只不过是一些科学家的计算和萨达姆的声称——如果他确实这么声称过了的话。该死的，耶利哥是一个雇佣兵，他有可能在说谎。科学家有可能出错。萨达姆说谎已习以为常。这么多钱我们到底是花在什么地方？”
“那你想冒险吗？”莱恩问道。
巴伯往椅子里一坐。
“不！”他最后说，“不，我不想。好吧，我会向华盛顿报告的。然后我们告诉将军们。他们必须知道这件事。可我告诉你们一点：有一天我要会见这个耶利哥。如果他在愚弄我们，我要拧下他的胳膊当棍子打死他。”
那天下午4点钟，泽伊德少校带着他的地图和计算结果走进了哈桑·拉曼尼局长的办公室。他小心地解释说他在那天已经确定了第三个三角形，并把该地方缩成地图上所示的曼苏尔区的那块菱形地区。拉曼尼半信半疑地盯着那块地区。
“这有100码乘100码。”他说，“我还以为现代的技术可把发报的源头确定在一平方码之内呢。”
“如果我能捕捉到一次长时间的发报，那么我就可以做到那样。”泽伊德少校耐心地解释说，“我可以从截听接收机那里得到不超过一码宽的光束。把它与另一个不同地点的截听相交，就能得到你所要求的一平方码了。但现在这种发报时间极为短暂，只在空中停留了两秒钟。经我的努力所得到的是一个很窄的锥形，其尖头在发报机上，朝郊区发射出去，宽度逐渐加大。在罗盘上也许只有二分之一度。但两英里以外，宽度成了100码。看，它就在这个小区域里。”
拉曼尼凝视着地图。在做上了标记的菱形区域里有四栋建筑物。
“我们去那里踏勘一下。”他提议。
两个人带上地图漫游到了曼苏尔，直至他们到达了该区域。那是一个富人的住宅区。四座住宅都是独门独院的，四周有围墙，建在自己的地皮上。当他们结束踏勘时，天正在黑下来。“明天上午来搜查！”拉曼尼说，“我派部队把这个地段封起来，悄悄地。你知道你要找的是什么东西。你带着专家进去把四座房子搜它个天翻地覆。你们找到那件设备，我们抓住那个间谍。”
“有一个问题，”少校说，“看见那里的一块铜牌了吗？那是苏联大使馆的住宅。”
拉曼尼想了一会儿。如果他去触发一次国际性的事件，那么没人会来表扬他的。
“先对付其他三座房子。”他命令道，“如果没查到，我会与外交部长商量对付苏联的房子。”
当他们在说话时，那座苏联人别墅中的一名职员正在3英里之外。花匠马哈默得·阿尔科里即麦克·马丁正在那个破旧的英国人墓地，把一只薄信封放进那块长久无人照料的墓碑旁边的一只石罐里。后来，他在记者协会大楼的墙上做了一个粉笔记号。晚上又去了那个区段游览，快到午夜时他注意到那个粉笔记号已被擦去了。
那天晚上在利雅得召开了一次会议，那是一个非常秘密的会议，是在沙特国防部大楼底下的第二层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四位将军，其中一位坐在桌子的上首；还有两位平民，即巴伯和莱思。当两位平民讲完之后，四位军人沉着脸静静地坐着。
“这事是真的吗？”其中一名美国将军问道。
“要说百分之百的证据，我们是没有的，”巴伯说：“但我们认为这个情报的准确性相当高。”
“你为什么把握这么大？”那位美国空军将军问。
“在座的各位先生也许已经猜到了，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在巴格达统治集团的高层中有一个人在为我们工作。”
房间里响起了表示同意的哼哼声。
“是认为所有那些目标的情报不是来自于兰利的水晶球。”空军将军说，他仍对中情局怀疑飞行员战绩一事心存芥蒂。
“情况是这样的，”莱恩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来不曾发现他的情报有弄虚作假之处。如果他现在说谎，那就是一场窃取钱财的高明的骗术了。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能冒那个风险吗？”房间里沉寂了好几分钟。
“有一件事你们忽视了，”美国空军将军又说，“投掷。”
“投掷什么？”巴伯问道。
“我告诉你们，拥有一件武器是一回事，把它投掷到敌人头顶上是另一回事。瞧，没人会相信萨达姆可以把它缩小。这是高科技。所以如果他已经拥有了，那么他也无法从一门坦克炮里把它发射出来。大炮也不行，因为口径相同。喀秋莎发射架或者火箭都不行。”
“火箭为什么不行，将军？”
“载荷问题，”空军将军讥讽地说，“该死的载荷。如果这是一件粗制设备，我们相信它有半吨重。就算它是3000磅吧。我们现在知道当初我们在萨德-16基地把那些设施摧毁时，阿贝德和塔穆兹仍处于开发阶段。阿巴斯和巴德尔也同样。无法运作——要么被毁，要么载荷太小。”
“飞毛腿怎么样？”莱恩问。
“也一样。”将军说，“所谓长射程的胡赛恩在重返大气层时四分五裂了，而且其载荷是160公斤。即使苏联提供的飞毛腿其最大载荷也只有600公斤。太小了。”
“那还有飞机投掷的炸弹呀！”巴伯指出。
那位空军将军瞪起了双眼。“先生们，我现在就可以向你们做出保证：从现在起，没有一架伊拉克作战飞机可以飞到国境线。绝大多数甚至不能从跑道上起飞。那些起飞后飞向南方的飞机会在半路上被击落。我有足够的阿瓦克斯侦察机、足够的战斗机——我可以保证这一点。”
“那么那处要塞呢？”莱恩问，“那个发射架呢？”
“一座绝密的机库，很可能在地下，有一条单一的跑道通到机库门口；藏着一架幻影、一架米格、一架苏霍伊——装备停当，可以出发。但在抵达国境之前我们就能把它打下来。”
最终的决定将由坐在桌子上首的那位美国将军做出。
“你们打算去找到这件设备的贮藏处，那个所谓的要塞吗？”他平静地问。
“是的，先生，”巴伯说，“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努力了。我们估计我们还需要几天时间。”
“去找到它，然后我们去摧毁它。”
“那么地面战是四天之内开始吗，先生？”莱恩问。
“我会告诉你们的。”
那天晚上宣告对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地面战推迟，调整到二月24日开始。
后来，历史学家们对这次推迟做出了两种解释。一是美国海军陆战队要把他们的进攻主轴线改为再往西几英里，这样一来需要调动部队、转运物资和作进一步的准备工作。这是真的。
后来由新闻媒体透露出来的另一个理由是，两名英国的电脑黑客侵入到国防部的计算机里，把进攻地区的天气报告提要说明搞得完全错位，使得从气象角度无法选择最佳的进攻日期。
事实上，从20日至24日天气一直晴好，恰恰在进攻开始之后天气才变坏。
海湾战区多国部队总司令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是一位高大和强壮的人，在体力上、精神上和道德上都这样。但如果最后几天的紧张形势不向他报告的话，他也许会过得稍微好一点。6个月以来，他一直每天工作长达对个小时，没有休息过。他不但监督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快的部队集结——光这项任务就足以摧垮不太坚强的人，而且他还处理了与沙特社会的敏感、复杂的关系，他还制止了十几次可能使多国同盟瓦解的由世代怨仇导致的自相残杀，他还挡住了来自国会的没完没了的说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毫无用处的干涉。
然而在那最后的几天里，打搅了他的十分需要的睡眠的不全是这些事情。是对众多年轻的生命的领导责任带来了那个噩梦。
在那个噩梦中有一个三角形。总是那个三角形。这是一个土地的直角三角形，侧面躺着。三角形的底线应该是从卡夫吉往下经朱拜勒到那三个连成一串的城市：达曼、霍巴和达兰的海岸线。
三角形的那条垂直线是从海岸往西的边境，先是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的边境，然后进入沙漠成为沙特与伊拉克的边境。
斜边是连结着沙漠西端至达兰的海岸的那条斜线。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差不多有50万年轻的男女军人坐在那里等待着他的命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美国人。在东边是沙特人、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分遣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中间是庞大的美国装甲兵和机械化步兵部队，其中包括英国的第一装甲师。侧翼最远的是法国人。
曾经有一次，噩梦里出现几十万年轻的战士们冲进去后遭受到毒气的喷淋，惨死在沙墙与铁丝网之间。现在情况还要糟糕。
仅仅一个星期以前，在研究作战地图上的那个三角形时，一名陆军情报官说了一句：“也许萨达姆想在那里扔上一颗核弹头呢！”那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开了一个玩笑。
那天夜晚，这位总司令努力想睡着，结果还是失败了。总是那个三角形。人员太多了，地方大小了……
在秘情局的那座别墅里，莱恩、巴克斯曼与两名无线电技术员在分享着从英国大使馆悄悄带过来的一箱啤酒。他们也在研究地图，他们也看到了那个三角形，他们也感受到了那种精神压力。
“在那里扔下一颗炸弹，一颗小型的、粗制的、亚于广岛等级的炸弹，在空中爆炸或在地面爆炸……”莱恩说。
他们用不着是科学家就知道爆炸初始时的冲击波和光辐射会杀死十多万名年轻的战士。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吸入空中的几十亿吨带有放射性污染的沙尘云雾将开始飘移，一路上给所覆盖的地区带来一片死亡。
海上的船只倒还有时间躲开，但地面部队和沙特城市里的居民就会难逃厄运。毒雾将向东飘移，边前进边扩散，横扫巴林和盟军的机场，污染海洋，越过海湾飘到伊朗海岸，在那里把萨达姆·侯赛因曾经宣称过的算不得人类的“波斯人、犹太人和苍蝇”的其中一类杀尽灭绝。
“他不可能把它发射出来，”巴克斯曼说，“他没有可发射它的火箭或飞机。”
在遥远的北方，藏在杰巴尔哈姆利山区里的是一门炮筒为180米长、射程为1000公里的巨炮。此刻，“上帝的拳头”正静静地、一动不动地躺在巨炮的炮膛里，以备一声令下就发射出去。
在巴格达的卡迪西亚区，那座房子还没有完全苏醒过来，因此对于黎明时来造访的那些不速之客根本没有做好准备。当房屋的主人在多年前把它盖起来时，房子处于果园之中。它与反间局的泽伊德少校想去实施监视的曼苏尔区的那四座房子相距3英里。巴格达西南郊的扩展已经把这座老房子围在了里面，新建的卡迪西亚高速公路呼啸着穿过了曾经栽种着桃子和杏子的田野。
但它仍是一座漂亮的房子，由一位早年发家致富、现早已退休的人所拥有，房屋的四周砌着围墙，花园里还栽着几棵果树。
在一名少校的率领下，两卡车的秘密警察局士兵来到了这座房子，而且他们蛮横无礼。大门上的锁被敲掉了，大门被踢开了，士兵们蜂拥而入，开始敲砸前门和殴打试图来阻挡他们的那个年老的佣人。
他们冲进屋子，翻箱倒柜地折腾起来，那个被吓得半死的房主老头努力保护着他的妻子。士兵们在屋内到处翻了一遍，但没找到任何东西。当老头子哀求他们说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或者寻找什么时，少校粗暴地告诉他说他完全明白，而搜查仍在继续进行。
搜了房内之后，士兵们去搜花园。是在墙边的那块园地上，他们发现了那片新鲜翻动过的土。两名士兵拖住那个老人，其他士兵开始挖掘。老人抗议说他不知道这片土为什么新近被翻动了；他没有掩埋什么东西。但他们还是找到了它。
它装在一只麻布袋里面，而且当他们把它倒出来时，大家都看见了，它是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那位少校不懂无线电收发报机，他也不想去学，假如他懂得的话，那么这台装在麻布包里的老掉了牙的摩尔斯型收发报机与仍然藏在一等秘书库利科夫花园棚屋地平下面。由麦克·马丁所使用的那台超现代化的卫星收发报机有着天壤之别。对于秘密警察局的这位少校来说，发报机是间谍使用的设备，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老人开始哀诉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它，肯定是有人在夜里翻进围墙把它埋在了那里，但士兵们用抢托把他们打倒在了地上，包括他的老婆。
少校检查了一下战利品，即使他也能看出麻布袋上的像形文字显然是希伯来语。
他们不需要屋里的佣人和那个老太婆——只要这个老头。他已经70多岁了，但四名战士每人提着他的一只手或一只脚，把他肚子朝下背朝天抬出去，像扔一袋土豆一样把他扔在了其中一辆卡车的后面。
少校很开心。这是一次按照匿名提示采取的行动，他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他的上司一定会很高兴。这个案子不适用阿布格雷布监狱。他把犯人带到了秘密警察局总部的体育馆。他认为那里是适合以色列间谍的惟一的地方。
同一天，也就是2月16日，摩萨德特工队长吉迪·巴齐莱在巴黎，正把他的图画给米歇尔·勒维看。这位老古董商沙燕很乐意提供帮助。以前他只被要求过一次，那是出借一些家具给一名卡查，因为那位卡查想扮作一名古董商人试图获得某幢房子的人门券。
对米歇尔·勒维来说，这是一件令他高兴和激动的事情，说明他这个老头子的存在是有作用可发挥的。能为摩萨德提供咨询，能在某一方面提供帮助确实使他开心。
“布尔（Boulle）。”他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呀？”巴齐莱说。
“布尔，”老人重复了一遍，“也可以拼作Buhl。法国伟大的家具工匠。是他的风格，你看准了。可我告诉你，这不是他制作的。这个时期对他来说太晚了。”
“那么它是谁制作的？”
勒维先生已经80多岁了，稀疏的白发长在他那起了皱纹的头皮上，但他有着一张苹果般的粉红色的脸和一双明亮的眼睛。这个故事他已经多次向他的同代人讲过了。
“嗯，布尔在临死前把他的车间传给了他的门徒，就是那个德国人奥本。奥本后来又把这份传统工艺留给了另一个德国人里森纳。我认为这是里森纳时期的。估计是一名徒弟制作的，也有可能是师傅本人制作的。你们要买它吗？”
当然，他是在开玩笑。他知道摩萨德特工是不会购买艺术品的。他的眼睛闪烁着愉快的神色。
“我只是对它很感兴趣。”巴齐莱说。
勒维高兴了。摩萨德又要去搞淘气的行动了。到底是什么行动他是永远不会知道的，但不管怎样，这一定是很有趣的。
“这些写字台……”
“书桌，”勒维说，“它是书桌。”
“好吧，这些书桌里面有没有秘密部位？”
“啊，你的意思是一个暗盒？当然。你知道的，以前，当一个男人为了名誉事宜去与别人决斗而被杀死时，与之有着风流韵事的女士不得不十分小心。当时没有电话，没有传真，没有录像。她的情人的所有淘气的想法只能写在纸上。那么她应该把这些情书藏在什么地方才使她的丈夫不至于发觉呢？
“不能是墙上的保险箱里——那时候还没有保险箱呢！也不能放在一只铁皮箱里——她的丈夫会向她索取钥匙的。因此，那时候的上流社会人士开发出在一件家具里面设置一只暗盒。不是每件家具都有，但有些家具里确实有。设计、制作工艺非常高明，要不然就会太明显了。”
“那么，去买家具时怎么知道里面有一个这种暗盒呢？”
哦，太有意思了。这位摩萨德特工不是想去买一件里森纳的书桌，而是想去这种书桌里偷东西。勒维想。
“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勒维问道。
他打了几个电话，最后他们离开店铺坐上一辆出租车到了另一个古董家具商那里。勒维与之悄悄地说了几句话，那人点点头离开了他们。勒维刚才说过的话是，他带来一位顾客，如能做成一笔交易，他只拿少量的介绍费，不会多要。那个商人表示同意。这是古董行业中的通常做法。
他们检验的那张写字台与在维也纳的那一张极为相似。
“我告诉你，”勒维对巴齐莱说，“暗盒不会做得很大，不然会从尺寸上被人察觉外部与内部尺寸不一致。因此它很窄小，横卧的或者竖立的。其深度很可能不超过两厘米，暗藏在一个看上去是实心的板条里，这块板条有三厘米厚，但实际上是两块薄木板，中间夹着那个暗盒。线索在那个开启钮上。”
他拉出其中一只上部抽屉。
“摸摸里面。”他说。
巴齐莱把手伸进去，直至他的指尖碰到了后部。
“没东西。”这位摩萨德特工队长说。
“那是因为里面确实没有东西。”勒维说，“这个抽屉里没有。但另一只抽屉里也许会有一只旋钮、一只拉闩或者一只按钮。如是一只光滑的按钮，你就按一下；如是一只旋钮，你就旋转一下；如是一只拉闩，你就把它往旁边拨拉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会发生什么情况？”
“一声低沉的咔嚓声，一块小巧的细工嵌板弹了出来，是装着弹簧的。后面就是那个暗盒。”
即使18世纪家具木匠的独创设计也有其局限性。不出一个小时，勒维先生就已经教会了巴齐莱如何在十处基本的部位找到暗藏的机关，从而打开暗盒。
“千万不能用蛮力去寻找。”勒维再三叮嘱。“用蛮力是找不到的，而且还会在木器上留下痕迹。”
他用胳膊肘捅了一下巴齐莱并会意地微笑了。巴齐莱在库坡尔饭店款待了老人一顿中午饭，然后他搭出租车到达机场回维也纳去了。
2月16日上午一早，泽伊德少校和他的技术小组就来到了要搜查的三座别墅中的第一座。另两座已被封起来了，所有的出入口都有人把守着，住户的全家被莫名其妙地关在了里面。少校显得彬彬有礼，但他奉命要进行的搜查是不容抗拒的。与在3英里外的卡迪西亚的秘密警察搜查队不同，泽伊德的部下全是专业人员，他们很少毁坏家什，但效率却很高。
他们从底楼开始，搜查地砖下面是否有隐藏处，在屋里一个房间接着一个房间、一个柜子接着一个柜子、一只箱子接着一只箱子地进行搜寻。
花园也被搜查了，但没有发现一丝痕迹。到中午时，少校才向住户表示歉意后离开了。他开始去搜查第二栋房子。
在沙顿的秘密警察局总部地下室里，那位老人仰躺着，他的手腕和腰被用带子栓在一张结实的木头桌子上，他的周围是四名要掏出他的口供的专家。此外，在场的还有一名医生，以及在一个角落里商量着事情的奥马尔·卡蒂布准将和阿里中士。
是秘密警察局的局长决定了要采取的折磨措施。阿里中士扬起了一条眉毛，他明白他今天肯定是需要一件衣裤相连的工作服。奥马尔·卡蒂布简短地点点头后就离开了。他要去楼上的办公室里处理公务。
那位老人继续恳求说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发报机，说由于天气不好他已经好几天没去过花园了……审讯者对此不感兴趣。他们把一根扫帚柄放到他的脚背上，把他的两个脚踝绑在了扫帚柄上。其中两人把他的双脚提到所需的位置——脚底朝上，阿里和另一名同事分别从墙上摘下了加粗的软皮电线。
当抽打脚底开始时，老人尖叫起来，与其他受此刑罚的人一样，直至尖叫声时断时续，最后他昏迷过去了。从外面提来的一桶冷水使他苏醒过来了。
整个上午这些人也休息了几次，放松一下他们的那些因艰苦工作已经劳累了的手臂肌肉。当他们休息时，一杯杯盐水泼向那双血内模糊的脚。体力恢复之后，他们继续工作。
昏迷几个回合以后，老人仍然抗辩说他根本不会操作无线电收发报机，这事肯定是搞错了。到上半晌时，两只脚底上的皮和肉都已被电线抽去了，露出了渗着鲜血的白生生的骨头。阿里中士叹了一口气并且点点头，意思是这个过程应该停止了。他点上一支烟开始喷云吐雾，他的助手用一根短铁棒把老人的腿骨从脚踝到膝盖全敲裂了。
老人哀求那个医生，但秘密警察局的那名医生只是抬头盯着天花板。他接受过命令，那就是使囚犯活着并保持神态清醒。
在城市的另一头，泽伊德少校于下午4点钟光景完成了对第二座别墅的搜查，这时候正是吉迪·巴齐莱和米歇尔·勒维在巴黎的一家餐馆里吃完饭从他们的餐桌旁边站起身。泽伊德又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他向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那对房主夫妇道了歉，然后与他的随从转到第三座、也是最后一座别墅去了。
在沙顿，那个老头的昏迷次数加快了，医生向审讯者提议说他需要时间恢复。一支针剂准备好了，并被扎进了囚徒的血管。它好像马上就产生了效果，把老人从近乎昏迷的麻木状态带回到苏醒状态，并使他的神经感受到了新的疼痛。
当火盆里的那些钢针被烤得发红发白后，它们慢慢地穿过已经枯萎了的阴囊和干缩了的睾丸。
刚过6点钟，老人又一次昏死过去了，这一次医生慢了一步。他手忙脚乱地开始工作起来，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滴落下来，但他的所有扎入心脏的强心针都没有起到作用。
阿里离开房间，并于5分钟后与奥马尔·卡蒂布一起回来了。准将看了看尸体，多年的经验已使他无需具有医学学位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转过身来，他那扬起来的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那个正畏缩着身子的医生的脸上。
巴掌扇过去的那股爆发力和扇巴掌人的权威使得医生摔倒在摆放着他的针剂和药水瓶的地面上。
“白痴！”卡蒂布吼叫着，“滚出去！”
医生收拾起他的医疗器械，把它们放进他的包里后手脚并用地离开了。折磨者看着阿里的杰作。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甜味，他们两人都知道这是由汗味、恐惧、尿味、粪便、血、呕吐物以及像被烧烤过后的淡淡的香味所混合成的气味。
“他一直抗辩到最后。”阿里说，“我发誓，如果他知道什么事，我们肯定能把它从他口中掏出来。”
“把他装进一只口袋，”奥马尔·卡蒂布厉声说，“把他还给他的老婆去埋葬。”
这是一只用强力白帆布制成的一只袋子，有6英尺长、2英尺宽。那天晚上10点钟，它被抛在了在卡迪西亚的那座房子的门口。由于户主的遗孀和屋里的佣人都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吃力地抬起那个袋子，把它搬进屋内，放到了餐桌上。老妇人站到桌子的一头开始悲痛地哀号起来。
迷茫的老佣人塔拉走过去要打电话，但电话线已被扯断，无法打出去。于是他带上女主人的电话本——因为他不识字，走到隔壁的药剂师家里，请这位邻居帮助联系少爷——两个少爷随便哪一个都行。
这个时候，也就是那位药剂师试图拨打差不多已经瘫痪了的伊拉克国内电话系统的时候，以及吉迪·巴齐莱已经回到了维也纳并已经起草了给科比·德洛尔局长的一份新的电报后，泽伊德少校正在把他当天一无所获的结果向哈桑·拉曼尼汇报。
“它不在那里，”他告诉反间局头头，“假如在的话，我们肯定能找到。所以它必定在第四座别墅里，也就是那个外交官的家里。”
“你能肯定没有搞错吗？”拉曼尼问道，“它不会在另一座房子里吗？”
“不会，先生。最靠近的那座房子在光束交叉点之外。那些噼啪声电报的源头在地图上的那个菱形范围以内。我发誓没有搞错。”
拉曼尼犹豫不决了。外交官是不好惹的，动不动就会跑到外交部长那里去告状。要闯进库利科夫同志的住宅，他需要走上层路线。
少校走了以后，拉曼尼打了一个电话给外交部长。他的运气较好；几个月来一直在国外奔波的外交部长现在正在巴格达。而且现在仍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拉曼尼的会见被确定在第二天上午10点钟。
那药剂师是一位好心人，整个夜晚他都在试拨电话。他没能打通朋友的大儿子的电话，但通过陆军中的一位熟人，他把信息传给了朋友的小儿子那里。他没能亲自告诉消息，但那个陆军中的熟人把话传了过去。
消息于黎明时传到了位于远离巴格达的一个基地里的小儿子那里。一听到噩耗，那军官马上驾车动身了。通常路上不会超过两个小时。但那一天，即2月17日，他在路上走了六个小时。一路上有巡逻队和路卡。由于他的军衔，他可以驾车抢到等候检查的车队的最前面，晃一下通行证就可通过了。
但这一招碰到断桥就行不通了。每到一座被炸断的桥梁前，他不得不等候轮渡。当他抵达他的父母亲在卡迪西亚的那座住宅时已是中午时分了。
他的母亲跑上来抱住了他并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嚎陶大哭起来。他想听她说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母亲已经上了年纪，正歇斯底里地大哭大叫。
最后，他把她扶进了她的卧室。在浴室地上被士兵们翻得杂乱不堪的药品堆里，他找到了父亲在冬季犯关节炎时服用的一瓶安眠药。他给母亲服下两片，很快她就睡着了。
在厨房里，他吩咐老佣人塔拉烧两杯咖啡，然后他们一起坐在桌子旁，由老佣人讲述自从昨天黎明起发生的事情。当他讲完时，他陪着少爷去花园里察看了士兵们发现装着无线电发报机袋子的那个洞穴。小儿子爬上花园的围墙，发现了头天晚上陌生人翻墙进来埋下发报机所留下的刮擦痕迹。然后他回到了屋内。
哈桑·拉曼尼在等候着，这是他所不愿意的，但在快到11点钟时，他终于见到了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
“恐怕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长着灰白头发的外长说，透过眼镜，他像猫头鹰般地盯着拉曼尼。
“使馆是允许通过无线电向本国首都通讯的，而且那种电报通讯总是加密的。”
“是的，部长，而且那种电报是从使馆大楼拍发的。那是正常的外交通讯联系。但这次情况不同。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一部秘密电台，是间谍所用的收发报机，在拍发噼啪声电报，而且我们可以肯定电报的接收地不是莫斯科，要比莫斯科近得多。”
“噼啪声电报？”阿齐兹问道。
拉曼尼解释了这种电报的原理。
“我还是没有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克格勃的一些特工——假定这是克格勃的一项行动——要从一等秘书的住宅里拍发噼啪声电报呢？他们完全可以在使馆里用功率更加强大的发报机发送电文的。”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准将。你是否知道发生在你的办公室之外的事情？你是否知道昨天下午我刚从莫斯科返回，在那里我曾经与戈尔巴乔夫先生和他的代表叶甫金尼·普里马科夫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而普里马科夫先生上星期刚来过这里？你是否知道我带来了一个和平计划，如果热依斯接受这个计划的话——我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要把计划呈送给他——会导致苏联召集安理会阻止美国人进攻我们？
“在这种形势下，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还指望我以同意对他们的一等秘书的别墅进行搜查的方式去侮辱苏联？坦率地说，准将，你一定是疯了吧？”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拉曼尼离开了外交部，他很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然而，有一件事是塔里克·阿齐兹所没有禁止的。在他的园墙之内，库利科夫也许是无法攻破的。在他的汽车之内，他也许是不可触及的。但街道和马路不属于库利科夫。
“我要求对那座房子实行包围。”当拉曼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他这样向他部下最佳的监视小组下达了命令。“要静静地、悄悄地。但我要对那座房子实施全面监视。当客人进出时——肯定会有客人的——我要求对他们进行跟踪。”
中午时分，各监视小组就已经到位了。他们坐在停放在树底下的轿车里，分布在库利科夫的所有四边围墙旁，井监视着惟一通过该别墅的那条街道的两头。其他反间谍特工把守在较远的地方，但可用无线电联络，随时报告进入别墅的人的情况，并可对离去的人实施盯梢。
那位小儿子坐在他父母家的餐厅里，盯着那只盛放着他的父亲的长长的帆布袋。他的眼泪从脸颊上滚落下来，沾湿了他的军装。他回想起很久以前他们度过的好时光。当时他父亲是一位富有的医生，开业开得很大，经朋友奈杰尔·马丁介绍之后甚至成了英国社区一些居民的家庭医生。
他回忆起和哥哥一同去马丁家的花园里与麦克和特里一起玩耍的时光。他不知道马丁家的两兄弟现在怎么样了。
一小时后，他注意到帆布袋上面的一些污渍好像比先前扩大了。他起身走到了门边。
“塔拉。”
“什么事，少爷？”
“把剪刀和菜刀拿来。”
奥斯曼·巴德里上校独自一人在房间里，他把那只帆布袋割开，先剪割袋口，然后沿着侧面割下去，最后把袋底也切开了。他把袋子的顶部掀起来翻到后面去。他父亲的遗体差不多仍然裸露着。
按传统，擦洗尸身应该是妇女干的活，但他的母亲肯定担当不了。他要来水和纱布，擦洗尸身上的肮脏处、缚住断脚、拉直放平已经粉碎性骨折了的双腿，井盖住已经一片焦黑的阴部。他一边料理一边哭泣起来；在他哭泣时他改变了信念。
黄昏时他联系了在里萨法区阿尔瓦齐亚公墓地的那位伊玛目（伊斯兰教教职称谓），安排好第二天上午的安葬事宜。
2月17日星期天的那个上午，麦克·马丁骑着自行车去了市区，但在买到蔬菜果品和在三处墙上检查一遍有无粉笔记号后就开始回家，并于中午之前回到了那座别墅里。下午他一直忙于照料花园。库利科夫先生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因此既不会在星期五庆祝穆斯林的圣日，也不会参加星期天的基督教安息日活动。他因为感冒而留在家里，正在抱怨他的玫瑰花长势不好。
当马丁在花园里忙碌之时，反间局的监视小组悄悄地溜到了围墙外面的监视位置上。马丁认为耶利哥不可能在不到两天时间内再打听到消息，所以他决定在第二天晚上再去巡视一遍粉笔记号。巴德里医生在上午刚过9点被埋葬下去了。这段时间里，巴格达各个墓地都很忙碌，那位伊玛目有许多事情要做。只是在几天之前，美国人的炸弹落到了一处公共防空洞里，炸死了三百多人。老百姓群情激愤。在旁边参加另一个葬礼的几名哀悼者询问一言不发的奥斯曼·巴德里上校，他的亲属是否死于美国人的炸弹。他简短地回答说是自然死亡。
按穆斯林风俗，葬礼很简单，在死后至埋葬之间用不着长时间守候。也不使用基督徒方式的那种棺材；尸体只用棉布一包就可以了。那位药剂师邻居也来参加了葬礼，帮着搀扶巴德里夫人。当简单的仪式结束后，他们随着一群人离开了。走到阿尔瓦齐亚墓地的大门旁边时，巴德里上校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相隔几码远处停着一辆长轿车，车窗封得严严实实。车后的其中一扇车窗开了一半。那声音又叫了他一次。
巴德里上校让药剂师先陪着他的母亲回到家里去；他一会儿回来。当他们离开后，他走到了汽车旁。
那声音说：“请进来，上校。我们谈一谈。”
巴德里上校拉开车门朝里边张望。车上惟一的乘员让到座位的另一头以腾出地方。巴德里认为他认识这张脸，但有点模模糊糊。那个穿着黑西服的人按下一只按钮，车窗玻璃升上来隔绝了外面的嘈杂声。
“你刚才安葬了你的父亲。”
“是的。”巴德里说，同时在想着，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记不起这张脸了？
“太卑鄙了，对待你父亲的所作所为。假如我早点知道的话，我也许可以阻止这种暴行。可我知道得太晚了。”
奥斯曼·巴德里感觉到像是肚子上挨了一拳。他明白了他正在与谁说话——两年前在部队的一次招待会上，有人把这个人指给了他看。
“我要对你说几句话，上校，如果你把我的这些话报告上去，那么会使我比你的父亲死得更惨。”
这只有一种事情，巴德里想到，那就是背叛。
“曾经，”那人轻声说，“我爱戴过热依斯。”
“我也曾经这样。”巴德里说。
“但事情有了变化。他已经疯了。在他的疯狂之中，他变得越来越残忍了。他必须被制止。你是知道喀拉的。”
巴德里又吃了一惊，这次是因为突然改变了话题。
“那当然！是我建造的。”
“没错。你知道现在那里放进了什么吗？”
“不知道。”
那个高级军官告诉了他。
“他这话不是认真的。”巴德里说。
“热依斯绝对是认真的。他想对美国人使用这件东西。那也许不是我们所关心的。但你知道美国人会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吗？他们会以牙还牙。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遭到摧毁。只有热依斯一人会存活下来。你想成为其中一个受害人吗？”
巴德里上校想起了躺在墓地里的父亲的尸体，杀人凶手们仍在继续胡作非为。
“你想怎么样？”他问道。
“给我讲讲喀拉。”
“为什么？”
“美国人会去摧毁它的。”
“你能把这个消息传递给他们？”
“相信我，总有办法的。那个喀拉……”
于是奥斯曼·巴德里上校，这位曾经想设计出能延续几个世纪的优秀建筑——就像先辈们以前所做过的那样——的年轻的工程师把喀拉告诉了这位叫耶利哥的人。
“坐标方位。”
巴德里也告诉了他。
“回到你的工作岗位上去吧，上校。你会安全的。”
巴德里上校下车走开了。他的胃在绞痛，一直在搅动。走了不到100码，他开始问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我做了什么？突然间，他明白他应该与他的哥哥说一说。他的兄长总是头脑冷静，有许多点子。
摩萨德特工队称之为私家侦探的那个人在星期一回到了维也纳，他是从特拉维夫被召过来的。他又一次成为一名来自纽约的享有盛名的律师，他带有所有必须的资料足以证明他的身份。即使那位真正的律师早已结束休假了，但平生不喜欢打电话和发传真的格穆利希打电话到纽约去核实的可能性被认为是非常小的。这是摩萨德准备承担的一个风险。
私家侦探又住进了希尔顿宾馆并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格穆利希先生。他再次为事先未打招呼而来到了奥地利首都表示道歉，但他解释说这次由律师行里的一名会计师陪同前来，他们两人此次希望能代表他们的客户把第一笔大额存款打进来。
信件是在下午晚些时候由私家侦探亲手递交进去的。第二天上午，格穆利希的回信就送达了宾馆，把会面时间定在上午10点。
私家侦探确实有人陪同着。与他在一起的那个人被称为窃贼，因为那是他的专长。
如果说摩萨德特工队在其特拉维夫的总部里拥有各种无可匹敌的假公司、假护照、假信纸信封，以及用于骗术的所有其他随身用具，但最值得骄傲的仍然是其偷盗保险箱的窃贼和锁匠。摩萨德的破门而人的能力在国际情报界里享有它自己应有的名声。就偷窃技术而言，摩萨德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最佳的。假如当初的美国水门是由内维奥特特工组去负责的话，那么就不会爆出丑闻了。
从特拉维夫带来的这个撬锁专家不是以色列国内最好的，而是排第二位的。这自有原因：他有那位最佳的撬锁专家所不具备的某些技术。
那天晚上他整整听了六小时课。先是特工队长吉迪·巴齐莱向他讲述德——法家具工匠里森纳的18世纪家具作品，接着是私家侦探向他描述温克勒银行的内部布局，最后是耶里德跟踪组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向他讲解银行内夜间值班保安员的动静，以及何时何处的电灯开亮和关去的情况。
同一个星期一，麦克·马丁一直等到下午5点才推着他那辆老爷自行车穿过铺着砾石的院子到达库利科夫花园的后门。他打开门到了外面。
他跨上自行车，朝着过河的最近那个渡口方向骑去。原来那里有座朱姆胡利亚桥，后来被英国的狂风飞机光顾过了。
他转过街角，离开那座别墅的视线，这时候他看见了停在路边的第一辆轿车。再往前行是第二辆。当那两个从第二辆汽车下来的人在路中央占据位置之后，他的心开始抽紧了。他冒着风险朝后面瞟了一眼，从另一辆汽车下来的两个人堵住了他的退路。他知道这下子全完了，但他别无选择，只得蹬车前行。他前面的其中一个人朝路边指了指。
“喂，你！”他喊道，“过来！”
马丁在路边的树下停住了。又出现了三个人，是士兵。他们的枪口直接对准了他。慢慢地，他举起了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