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下从巴格达北部的长途汽车站到曼苏尔区的苏联使馆一等秘书的住宅要走很长一段路，但马丁喜欢走这段路。
其一，他已经坐了两次长途汽车，从鲁特巴到首都的行程有240英里，而且不是豪华大客车。其二，步行可使他再次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气息，自他作为一个13岁的少年登上赴伦敦的客机起，他已经二十四年没见过这个城市了。
巴格达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记忆中的这个城市具有浓郁的阿拉伯风貌，市区范围要比现在小得多，房屋主要聚集在里萨法的底格里斯河西北岸的沙克奥马区和沙顿区，以及在卡奇的横跨河流的阿拉姆区。这里的内市区曾经是最热闹的地方。在这里的大街小巷。农贸市场、清真寺和清真寺的尖塔映出的轮廓使人们回想起他们对真主的崇敬。
二十年的石油收益给巴格达带来了纵横交错的公路网，过去的开阔地上建起了一座座上下行立交桥和互通式高速公路立交桥。小汽车已经大量增加了，摩天大楼拔地而起，直插夜空。
当他走过长长的拉比亚街到达曼苏尔时，他差一点没认出来。他回忆起曼苏尔俱乐部周围的大片空地，以前，他的父亲曾经带着全家去俱乐部里过周末。曼苏尔仍然是一个上流社会的郊区，但空地上已经建起了街道和住宅，供那些消费得起的人居住。
他经过了哈特利先生的老旧的预科学校，他曾经在那里上过学，下课时曾与他的小朋友哈桑·拉曼尼和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一起玩耍，但在黑暗中他没能认出那条街道。
他知道哈桑现在从事什么工作，但对于巴德里医生的两个儿子，他差不多已有二十五年没听到音讯了。那个小弟弟奥斯曼很喜欢数学，不知是否当上了工程师？他不得而知。还有阿卜德尔卡里姆，曾经获得过英语诗歌朗诵大奖——他是否成了一名诗人或作家？
如果马丁以特空团的方式行军，即用脚跟和脚尖行走，摇摆肩膀以协助双腿的运动，那他只要用一半的时间就可走完这段路程了。他也许已被提醒过，像在科威特的两名工程师那样，“你们也许可以穿得像阿拉伯人，但你们走路仍像英国人”。
但他脚上的鞋子不是行军靴，只不过是绳底的帆布凉鞋，是一个贫穷的伊拉克下等人所穿的鞋子，所以他弓着肩、低着头、拖着脚步向前行走。
在利雅得时，他们已经给他看过了最新的巴格达市区地图，以及许多从高空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已经放大了，再用放大镜观察的话，还能看到围墙后面的花园，分辨出有财有势的人所拥有的泳池和轿车。
所有这一切他都已经记住了。他向左转弯进入了约旦街，刚经过雅穆克就右拐进入了那位苏联外交官居住的林荫道。
60年代时，在卡赛姆和追随他的将军们的统治下，苏联在巴格达占据了有利的地盘，假装拥护阿拉伯的国家主义（因为它看上去是反西方的），而实际上努力想把阿拉怕世界转变为社会主义。在那些年月里，苏联使馆在大院外面购买了好几处住宅区，因为大院已经容不下日益膨胀的工作人员，作为许诺，这些住宅及其地皮也被视做苏联领土对待。这个特权甚至连萨达姆·侯赛因也从来没有废除过。直至80年代中期，情况更是如此，他的主要武器来自于莫斯科，且六千名苏联军事顾问培训了他的空军和装甲兵，并为他们配置了俄罗斯装备。
马丁找到了那座别墅，并从门边的一块小铜匾上辨明这是属于苏联使馆的一处住宅。他拉了一下大门旁的那条铁链，然后等着开门。
过了几分钟，大门打开了，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服务员制服的。粗壮的、理平头的俄罗斯人。“谁？”他问道。
马丁用阿拉伯语回答，那是一种与上司说话的哀求者发出的呜咽声。俄罗斯人皱起了眉头，他拿上那张身份证，用阿拉伯语说了声“等着”就关上了大门5分钟后他回来了，招呼这个穿着沾满尘土的袍子的伊拉克人穿过大门进入前厅。他领着马丁走向通往别墅主门的台阶。走到台阶底下时，一个人出现在上面。
“行了，我来处理这事。”他用俄语对他的男佣说。那男佣怒目盯了阿拉伯人最后一眼，然后走回屋里去了。
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尤里·库利科夫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职业外交官，他已经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大为光火，但也不得不服从。显然刚才他正在吃晚饭，因为此刻他的手里抓着一块餐巾，边走下台阶边用它擦嘴。
“这么说，现在你来了。”他用俄语说，“但是你听着，如果我们必须玩这个字谜的话，那么就玩吧。可我本人与这个毫无关系。明白吗？”
马丁不会讲俄语，他无助地耸耸肩用阿拉伯语说：“请您用阿拉伯语说好吗？”
库利科夫傲慢地转换了语言。马丁明白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位苏联外交官真得以为他的不受欢迎的新职员是一位俄罗斯同胞，是由在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硬塞给他的一名克格勃特务。
“噢，好吧，你想用阿拉伯语谈话也行。”他试探性地说。他也学过阿拉伯语，但说起来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如果被这个克格勃间谍指认、揭露出来，那他真得是倒了大霉。
于是他用阿拉伯语继续说下去。
“身份证还给你。这是我奉命为你准备的那封证明信。好了，你住到花园尽头的那座棚屋里去，保持地上的干净，按厨师的吩咐去购物。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想知道。如果你被抓住，我什么也不知道，只不过是发善心收留了你。现在，去忙你的事情吧，把那些讨厌的母鸡处理掉。我可不想让鸡鸭弄脏我的花园。”
有点风险，当他转身去继续他那顿中断了的晚餐时他痛苦地想到。万一这个笨蛋因为淘气而被抓住，那么秘密警察很快就会知道他是一名俄罗斯人，而且说他是偶然成为一等秘书的私人职员与在底格里斯河上举办一次溜冰晚会一样站不住脚。尤里·库利科夫私下里对莫斯科很有意见。
麦克·马丁发现他的居所紧靠着四分之一英亩大的花园的后墙，是一间平屋，里面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一边的墙上有一排钩子，房间一角有一只嵌在架子里的洗脸盆。再观察一番后发现屋子附近有一个便池，花园墙上有一只冷水水嘴。卫生条件显然是最基本的，而伙食想必是由别墅后部的厨房门供给的。他叹了一口气。利雅得郊外的那座房子似乎很遥远。
他找到了一些蜡烛和几盒火柴。在昏黄的烛光下，他把毯子挂在了窗户上就开始用他那把折叠小刀在粗糙的地砖上工作了。在水泥缝上抓扒了一个小时后，他揭起了四块地砖，又用在附近盆罐棚里找来的一把泥刀挖掘了一个小时后，他在地上挖出了一个洞穴，然后把他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电池、录音机和卫星天线放了进去。把泥土和唾沫的混合物填人地砖之间的隙缝后消除了他的挖掘作业的最后一丝痕迹。
午夜前，他用小刀割去了鸡篮的假篮底，让粪土沉入到真正的篮底，这样4英寸空间的痕迹就消失了。当他工作时，母鸡在地上到处扒食，希望能找到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谷粒，结果只找到并吃掉了几只臭虫。
马丁吃完了最后的一点橄榄和奶酪，把剩余的面包碎片让他的旅伴分享了，还从外面的水龙头里为它们端来了一碗水。
最后，在黑暗中马丁朝库利科夫的玫瑰花丛撒了一泡尿，然后吹灭蜡烛，把毯子往身上一裹，躺在床上睡着了。
他的生物钟使他在凌晨4点钟醒过来了。他从塑料袋里取出发报设备，给利雅得录制了一条简单的信息，用二百倍速度快录下来，把录音机接到发报机上，并架起了卫星天线。天线竖起后差不多占据了整个房间中央，但它的方向对着敞开的房门。
利雅得上空仍是漆黑一片，这时候架在秘情局驻地屋顶上一个类似的卫星天线接收到了这个一秒钟的信号并把它反馈给了通讯室。发报的时限是凌晨4点30分至5点，因此值班人员没有睡觉。
两盘旋转着的磁带录下了来自巴格达的这个噼啪声，一只指示灯开始闪烁以提醒值班的电讯工程师。他们把信息的速度放慢了两百倍，于是他们的耳机里传来了清晰的话声。一名技术人员用速写把信息记录下来，再用打字机打出来后就起身离开了房间。
5点15分，情报站站长朱利安·格雷被推醒了。
“是黑熊，先生。他已经进去了。”
格雷激动地读着电报，然后就去唤醒西蒙·巴克斯曼。这位伊拉克科科长现在已经延长了他在利雅得的逗留，他在伦敦的工作已由他的部下接管了。他从床上坐起来看电报，睡意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好的，到现在为止一切顺利。”
“问题可能会开始的，”格雷说，“当他试图去唤醒耶利哥时。”
这是一种清醒的认识。摩萨德在巴格达的前间谍已经关闭了整整三个月。他也许已经暴露了或被抓住了，或干脆已经改变了主意。他有可能被调到外地去了，尤其假如是一名将军，现在很可能在科威特统领部队。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巴克斯曼站起身来。
“最好告诉伦敦。能来点咖啡吗？”
“我让服务员去准备。”格雷说。
早上5点30分，麦克·马丁正在给花床浇水，这时候房子里开始有了动静。那位厨师，一个胸部丰满的俄罗斯妇女从她的窗口看见了他，趁着锅里的水还很热，她把他叫到了厨房窗户前。“卡克——马齐瓦埃茨？”她问道，接着想了一会儿用阿拉伯语问：“你叫什么名字？”
“马哈默得。”马丁说。
“好，喝杯咖啡吧，马哈默得。”
马丁点了好几次头欣喜地接受了，口中喃喃说着“谢谢”，用双手接过了火烫的杯了。他并不是假客气。这确是一杯真正可口的咖啡，也是自他在国境线沙特那一边喝茶以后的第一杯热饮料。
7点钟开早饭，有一碗小扁豆，还有面包。他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看起来昨天晚上的那位管家及其当炊事员的妻子在照顾着一等秘书库利科夫的生活，而库利科夫好像是单身一人。到上午8点，他遇见了小车司机。那是一个伊拉克人，能说一点俄语，这样能把简单的话语翻译给俄罗斯人。
马丁决定不去与司机套近乎。那人也许是秘密警察或者甚至是拉曼尼的反间局安插进来的。间谍也好，不是间谍也好，反正司机是一个势利鬼，对新来的花匠根本不屑一顾。但他还是同意去对厨师解释说马丁要离开一会儿，因为雇主命令他去把鸡扔掉。到了街上后，马丁朝汽车站方向走去，在半路上的一块废弃地上他把鸡放掉了。
如同许多阿拉伯城市一样，巴格达的长途汽车站不单单是一个旅客上车去外地的地方。它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汇集的人声鼎沸的场所，人们聚集在那里买卖物品。沿着南墙是一个跳蚤市场。在那里，马丁经过讨价还价买了一辆摇摇晃晃的自行车。车子骑上去会发出吱吱吱的叫声，但加了油以后马上不响了。
他已经知道他不能去染指小汽车，即使是一辆摩托车对一个卑谦的花匠来说也是太奢侈了。他回想起他父亲的管家蹬着自行车从一个市场赶往另一个市场买来日常生活食物和用品。根据他的见闻，劳动人民使用自行车是绝对正常的。
他用折叠小刀稍微鼓捣了一下，就把鸡笼的上部锯掉了，改成一只开顶方筐，接着他用在市场上买来的汽车风扇三角皮带撕成的橡胶条把它紧紧地绑在了自行车后面的书包架上。
他骑上车又去了市中心，在舒尔贾街上的一家文具商店里买来了四种不同颜色的粉笔。这条街位于迦勒底的基督徒去做礼拜的圣约瑟夫天主教堂的对面。
他回忆起童年时代的这个街区，即基督徒区，还有舒尔贾街和班克街有许多违章停放的车辆，外国人在出售草药和香料的商店里进进出出。
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底格里斯河上只有三座桥梁：北边的铁路桥、中间的新桥和南边的费萨尔国王桥。现在有了九座桥。在以后空袭开始后的四天之内，这些桥梁全都会消失，因为它们全都已经被在利雅得的黑洞定为要打击的目标，并将被及时炸毁。但在11月的第一周，车流和人流正在络绎不绝地通过这些桥梁。
他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情是市内到处有秘密警察的存在。他们从街角上和停放的轿车里向外观察着。有两次他看到外国人被拦住要求出示证件，还有两次是伊拉克人也受到了同样的检查。对此，外国人的表现是克制怒火，而伊拉克人则面露惊恐。
表面上，城市的生活仍在有条不紊地继续着，巴格达市民与他的记忆中一样活泼幽默，但他头脑中的警戒天线告诉他，透过这种表面现象，由靠近塔穆兹桥河边那个宫殿里的暴君制造出来的恐怖河流是很深很急的。
那天上午，只有一次他觉察到了许多伊拉克人对他们日常生活的感受。当时他在河对岸卡士拉的水果蔬菜市场与一个老年的摊贩就一些新鲜水果在进行讨价还价。如果俄罗斯人只给他吃扁豆和面包，那么他至少还可以添加一些水果来对抗节食。
附近，四名秘密警察对一个青年进行了粗暴的搜身，然后才放他走。卖水果的老头清了清嗓子，朝尘土里吐了一口痰，差一点吐到了他自己的一根茄子上。
“总有一天贝尼纳吉会回来收拾这些邪恶、的！”他咕哝着说。
“当心点，老头，这种话不能随便乱说。”马丁轻声说道，一边用手去试探桃子的成熟程度。老头盯着他。
“你从哪里来，兄弟？”
“很远。比巴吉还要远的北方一个村子。”
“回到那里去吧，听老头子一言。我见得多了。贝尼纳吉会从天上来的，还有贝尼卡尔布。”
在巴格达市井上，英国人被称为贝尼纳吉。“纳吉”到底是谁，由于时代的久远已经说不清楚了，但大家相信他是一位聪明的圣人。帝国时代，驻守到那些地区的年轻的英国军官们常去看望他，坐在他的脚边听他讲述智慧。他把他们当儿子般地对待，即使他们是基督徒，亦即异教徒，于是人们称他们为“贝尼纳吉”，即纳吉的儿子。
美国人被称之为贝尼卡尔布。“卡尔布”在阿拉伯语中是狗，而狗在阿拉伯文化中不是一种特别讨人喜欢的动物。
老头又吐了一口痰，这次他的茄子就没那么幸运了。马丁买了桃子和柠檬后就骑车离开了。中午时分他回到了苏联一等秘书的家里。库利科夫早就去使馆上班了，他的司机当然也随他去了那里。这样，马丁虽然遭到了炊事员的训斥，是用俄语，但他耸耸肩去花园里干活了。
但是他对卖水果老头的话产生了兴趣。看起来有些人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国家会遭到入侵并不持反对态度。“收拾这些邪恶”这话只能用到秘密警察身上，由此推断还能用到萨达姆·侯赛因身上。
约书亚特工队队长吉迪·巴齐莱至少可从由银行界的沙燕提供的那份关于温克勒银行的报告里得到一丝安慰。报告向他指明了他必须采取的行动的方向。
第一件要办的事情是分清在凯斯勒、格穆利希和布莱伊这三名副总裁中，是谁在操办伊拉克叛徒耶利哥所拥有的账户。
最快捷的途径是打一个电话去问，但根据那份报告来判断，巴齐莱确信在公用线路上他们谁也不会承认任何情况。
他从维也纳使馆摩萨德情报站的地下室里发出了一份加密电报请求。特拉维夫总部的专家们以最快的速度给他寄来了回复。
回复是一封信，信笺头是英国最古老、最负盛名的银行之一——在伦敦的科茨银行。信件的内容是伪造的。
信末的签名是对该银行海外部一名高级职员亲笔签名的完美的临摹。信封上和信纸上都没写收信人名字，只简单地以“亲爱的先生”开始。
信件的内容言简意明。科茨的一位重要客户不久将要把一大笔款项转到温克勒银行一位客户的一个编号账户上，即账号为某某某的账户。科茨的客户现在已经通知他们说由于不可避免的技术原因，因此把账转过来会耽搁几天时间。万一温克勒的客户询问为什么还没转过来，那么如果温克勒能向客户解释说账款已经汇出了而且决不会无故拖延一分钟的话，科茨将会十分感激。最后，对于本公函，科茨希望能收到一封回函。
巴齐莱算计银行都愿意吸收进来的款项，而且只有极少数像温克勒那样老成持重的银行才会用信件答复科茨银行。他算计对了。
来自特拉维夫的科茨银行信封与里面的信纸相适应，而且盖着英国的邮戳，显然是两天前在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邮局投寄的。信封上的收信人名称只写着“温克勒银行国外客户部主任”。当然，温克勒银行里是没有这个职务的，因为该项工作由三名副总裁分担。
半夜里那封信投出去了，偷偷地塞进了维也纳那家银行的邮件投递孔内。到那时候，耶里德监视组已经对那家银行观察了一个星期，注意到并拍摄到了其日常情况、开门关门时间、邮件到达时间、信使出去送信、一楼门厅内女接待员坐的位置，以及坐在她对面的保安员的位置。
温克勒银行的办公楼不是一座新楼。巴尔加塞，实际上整个法兰齐斯卡纳广场的街区都处在辛格街旁边的老市区里。银行的楼房以前肯定住过维也纳的一户富商，房子结实坚固，隐藏在上面钉着一块铜匾的一扇厚实笨重的木门之后。耶里德小组已经装作是住在那里的客户而对广场上同类布局的一座房子进行了踏勘，该楼房只有五层，每层约有六间办公室。
在观察中，耶里德小组已经注意到每天下午下班之前，送出去的邮件是投进广场上的一只邮筒的。这是门卫，也就是保安所做的一份日常工作，然后他回到楼内打开门，让下班的职员走出去。最后他让值夜班的人进来后才自己下班回家去。是值夜人把自己关在里面，在那扇门后面乒乒乓乓地插上足够把装甲车关在外面的木杠。
在把伦敦科茨的信件投入温克勒银行之前，内维奥特技术组组长已去检查过了法兰齐斯卡纳广场的那个邮筒并轻蔑地哼了一声。这根本算不得是一项挑战。特工组里有一人是撬锁专家，他只用了3分钟就把邮筒开启复又关上。根据他第一次开关邮筒所观察到的情况，他能够制成一把可开启的钥匙，而且他制作出来了。经过两次微小的修整，那把钥匙已与邮递员手中的钥匙一样能轻松地打开邮箱了。
进一步的观察显示出总是赶在通常下午6点邮车到那个邮筒收取邮件之前20至30分钟内投寄银行的外寄邮件。
科茨信件投进门上邮件孔的那天，耶里德特工组与撬锁专家一起工作。那天傍晚当银行保安把信件投进邮筒沿巷子走回银行后，撬锁高手已经把邮筒门打开了。温克勒银行寄出去的二十二封信落在上面。把写给伦敦科茨银行的信抽出，放回其他信件并关上邮箱花了30秒钟。
耶里德组的所有五名特工都被布置在广场里望风，以免万一有人来干涉“邮递员”的工作。那“邮递员”所穿的制服是匆匆忙忙从一家旧衣商店买来的，与维也纳邮局工作人员的正式制服极为相似。
但善良的维也纳市民是不习惯于来自中东的特工去打破神圣的邮箱的。当时广场上只有两个人，他们根本没注意到看似一名邮局的工作人员在忙于自己的本分工作。20分钟后，真正的邮递员来取信了，但那时候原先的过路人已经换成了新的。
巴齐莱拆开温克勒给科茨的复信，注意到这是一份简单、客气的收到信件的确认，是以语句还算通顺的英语写的，信末是由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签名的。摩萨德特工队长现在确切知道了是谁在操办耶利哥的账户。剩余的工作无非是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或者渗透他。巴齐莱所不知道的是他的一系列问题才刚刚开始。
当麦克·马丁离开曼苏尔的花园别墅时，天早已黑下来了。他不想走前面的主门从而打扰俄罗斯人；后墙有一扇小小的边门，门锁的钥匙他已经有了。他推着自行车走到外面的巷子里，返身锁上门，骑上了自行车。
他知道他要工作一个长夜。那位智利的外交官蒙卡达在他撤出来向摩萨德特工汇报时，曾十分准确地描述过他给耶利哥信息的三只死信箱的具体位置以及在什么地方打上粉笔记号以提醒这位隐身的耶利哥有一份信息在等待着他。马丁觉得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同时使用全部三只邮筒，里面均放上一份相同的信息。
他已经把那些信息用阿拉伯语写在了半透明的航空信纸上，把每张纸折成小方块后包在了玻璃纸里面，再把玻璃纸袋用胶带纸贴在了他的大腿内侧。粉笔则放在他的口袋里。
第一个邮筒在河对岸里萨法的阿尔瓦齐亚公墓地。他已经知道这个地点了，根据童年时代的记忆以及在利雅得时对照片的长时间研究。但在黑暗中要找到那块松动的砖头是另一码事。他花了10分钟时间，用指尖在黑暗的墓地墙壁上摸索着，最终找到了那块砖头。它确实在蒙卡达所描述的那个位置里。他把砖头抽出来，放进一包玻璃纸，又把砖头插进原处。
第二个邮筒也在一处破败的旧墙上，这一次靠近阿达米亚那座已经毁坏的城堡，那地方的一个水池是古代护城河的惟一遗留物。离城堡不远处是阿拉达汉姆伊曼圣地。两者中间是一道墙，与城堡本身一样古老和遭风化。马丁找到了那道墙壁以及靠墙生长的那颗孤零零的树木。他走到树后，从墙顶往下数到十块砖头。第十块砖头像老牙齿那样能用手摇动。第二个小信封放了进去，砖头回归原处。马丁扫视了一下周围，检查一下是否有人在看，但四周杳无人影；没人会在天黑后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
第三个也是最后的一个邮筒位于另一个墓地。但这一次是一个英国人墓地，已是长久荒弃，在瓦齐拉亚，靠近土耳其使馆。与在科威特一样，它也是一处墓穴，但不是大理石墓碑下面的一个洞穴；它在一块早已废弃场地尽头的一个石罐里面，石罐被用水泥固定在原本的墓石处。
“不要紧，”马丁喃喃地向埋在下面的早已死去的不知哪一位帝国勇士说，“继续于下去，你干得很好。”
因为蒙卡达工作的联合国楼房在马塔沙丹机场道路下方的几英里处，他聪明地把他的粉笔标记处选在靠近宽敞的曼苏尔区的道路旁，这样，驾车经过时即可看到它们。其规则是不管是谁——蒙卡达或耶利哥——看见了一个粉笔记号，他应该注意它指的是哪一个邮筒，然后用湿布把它擦去。做记号者在第二天或此后经过时，会看到记号已经不见了，由此知道他的信息已被对方收到了。
用这种方式，两名间谍已经互相通信了两年之久而从未碰过面。
与蒙卡达不同，马丁没有汽车，所以整段路程他都是骑车走完的。他的第一个记号，写成一个X形的圣安德鲁十字架，是在一处废弃楼房大门石柱上用蓝粉笔做的。
第二个记号用的是白粉笔，做在雅尔穆克一栋房子后面一扇锈迹斑驳的铁门上。记号的模样是一个洛林十字架。第三个是用红粉笔，一个伊斯兰教的月牙，中间加了一笔水平的横杠，画在位于穆塔纳比区边缘阿拉伯记者联合会大楼的院墙上。伊拉克记者并不被鼓励去到处调查采访，因此他们墙上的一个粉笔记号恐怕不会成为头条新闻。
尽管蒙卡达说过有可能要回来，但马丁不知道耶利哥是否仍在市里巡视，是否在透过车窗审视墙上有没有粉笔记号。马丁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是每天作检查和等待。
11月7日那天，他注意到白粉笔记号不见了。车库门的主人是不是已经决定除去铁门上的锈迹？
马丁继续骑车行进。那座楼房门柱上的蓝色记号消失了，记者联合会墙上的红色记号也同样。那天晚上他去察看了由耶利哥给他的控制人的三只特定死信箱。
一个在沙顿街旁卡士拉蔬菜市场后墙上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他成到了给他的、折成了小方块的一张薄纸。在舒哈达桥附近河北岸有一个破败的街区，那里的一条巷子里有一座废弃的房子，在该房子的松动的石头窗沿下是第二个邮筒，里面也放着一张同样的纸条。第三个也就是最后的一个邮筒，位于阿布纳华斯街旁边一个废弃院子里的那块松动的旗杆石下，那里也有一张折成方块的纸。
马丁用胶带把这些纸条贴在左大腿上，骑车回到了在曼苏尔的家。
在摇曳的烛光下，他读完了这些纸条。内容是相同的：耶利哥仍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他愿意再次为西方工作，而且他明白现在他的主人是英国人和美国人了。但是现在风险大大增加了，因此他的报酬也要相应增加。他等待对这一点的确认以及对他提供什么情报的指示。马丁烧掉了所有三张纸条，把余烬捣成了粉末。他已经知道了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兰利准备慷慨解囊，真得很慷慨，如果产品质量上乘的话。至于需要得到的情报，马丁已经记住了一长串问题，内容包括了萨达姆的情绪、他的战略方针、主要指挥中心的位置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基地等。
黎明之前他发电报通知利雅得，耶利哥回到游戏中来了。
11月10日特里·马丁博士才回到了东方及非洲学系他那间小小的。凌乱的办公室。他发现秘书在他的写字板上方方正正地放着一张纸条：“一位叫普鲁默的先生来过电话，说你有他的电话号码，还说有你想要了解的情况。”
由于秋季学期已全面开学，且又有那么多新生的事务要处理，特里·马丁差不多已经忘记了他对政府通讯总局阿拉伯处处长的要求。
当马丁去电话时，普鲁默出去吃中饭了。下午他一直上课到4点钟。5点钟他回家之前才联系上在格罗斯特上班的普鲁默先生。
“哦，是的。”普鲁默说，“你是否记得你曾经要求了解任何奇怪的、没有意义的事吗？昨天我们在塞浦路斯的监听站录下了一段奇怪的对话。如果感兴趣你可以听一听。”
“在这里伦敦吗？”马丁问。
“哦，不是，恐怕不是。当然是录在磁带上的，但坦率地说要用大录音机来听，我们这里有功率放大设备。小录音机听不清楚。声音好像受到了压抑，很低沉，所以连我们的阿拉伯职员也没能破译出来。”
周末之前两个人都没有空。马丁同意星期天驾车去那里，普鲁默提出要在一家离办公室约一英里的小巧幽雅的酒馆里请他吃中饭。
两个穿花呢西服的男人坐在装饰明亮的酒馆里并没有使人们扬起好奇的眉头。他们各自点了当天的星期日烤鱼、牛肉和约克郡布丁。
“我们不知道是谁与谁在谈话，”普鲁默说，“但显然他们都是高级官员。因某种原因发话人是在使用公用电话线，而且是在访问了科威特前线指挥部后刚刚回来。也许他是在使用车载电话。我们知道不是在使用军用线路，所以很可能受话人不是军人。或许是一名文官。”牛肉端上来了，他们停止了交谈。当女服务员离开他们的角落包厢后，普鲁默继续往下说：“发话人似乎是在评价伊拉克空军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关于美英的战斗机越来越频繁地巡逻在伊拉克的国境线边上，然后在最后的时刻话题改变了。”
马丁点点头。他听说过这种战术。它的用意在于通过侵犯伊拉克的领空以监视其防空武器的反应，迫使他们“打开”雷达屏幕和萨姆导弹的瞄准器，从而暴露出它们的确切位置。
“发话人谈到了贝尼卡尔布，即‘狗的儿子’，意指美国人，而受话人哈哈大笑起来，说伊拉克不应该对这种战术做出反应，因为这是诱使他们暴露防空火器方位的战术。
“然后发话人说了些我们无法破解的话。此处有些干扰，静电干扰或者其他。我们可以增强大多数的通话信号以排除干扰，但在这里发话人压低了声音。
“无论如何，受话人恼怒了，让他闭嘴并结束通话。那受话人我们相信是在巴格达，他愤怒地扔下了话筒。我要让你听的是最后的两句话。”
中饭后，普鲁默驱车把马丁带到了仍像平常一样有人上班的监听楼。政府通讯总局以每周七天运转。在一间如同录音室那样的隔音房间里，普鲁默让一位技术人员播放那盘神秘的录音带。当那来自伊拉克的喉音充满了房间时，他和马丁静静地坐着。
谈话的开始如同普鲁默所描述的。最后，伊拉克的发话人似乎激动起来了。音调升高了。
“不会太长，拉菲克。不久我们将……”
然后乱七八糟的声音出现了，话语受到了干扰。但在巴格达那个人所受到的影响是触电般的。他插话了。
“别说了，伊本——阿尔——加哈巴。”
然后他就砰地一声扔下了电话，好像突然间惊恐地明白那条线路并不安全。
那位技术员把录音带以稍微不同的速度播放了三遍。
“你认为怎么样？”普鲁默问。
“嗯，他们都是党员。”马丁说，“只有党内称呼拉菲克，即同志。”
“对，那么这是两名党的高级干部在闲聊美军的集结和美国空军对边境的挑衅。”
“然后发话人激动了，也许发怒了，并伴有一丝狂喜。使用了‘不会太长’这个短语。”
“暗示着某些即将发生的变化？”普鲁默问道。
“听起来是一阵干扰。但是再听受话人的反应；特里。他不但仍下了话筒，他还称呼他的同事为‘婊子儿’，这话很粗暴，对不对？”
“相当粗暴。在这两个人中只有级别高的人才可以说这种话而免受惩罚。”马丁说。
“到底是什么事把他刺激起来了？”
“是那个受干扰的词语。再听一遍。”
技术员把那条词语重放了一次。
“安拉的什么东西？”普鲁默提议说，“不久我们将与安拉在一起？在安拉的手中？”
“我听起来这话像是：‘不久我们将拥有……安拉……某某……某某’。”
“好吧，特里。我顺着这条思路来推测。也许是‘安拉的帮助’吧？”
“那样的话另一个人为什么会勃然大怒？”马丁问道，“把上帝的善意归结到自己的事业中并不新鲜呀。也不特别触犯什么。我不明白。你可以复制一盘让我带回家去吗？”
“当然可以。”
“这事你问过我们的美国表兄吗？”
“问过了。米德堡通过一颗人造卫星截听到了同样的会话。他们也没能破解出来。实际上他们没有高度重视，他们没把它当成一回事。”
特里·马丁驾车回家去了，口袋里放着那盒录音带。使女友希拉里烦恼的是，他用他们床头柜上的那只录音机反反复复地一直播放那段对话。当她提意见时，特里指出希拉里有时候也为《时代》杂志上拼字游戏尚少一个答案而再三担忧。这样一对比更使希拉里火上加油。“至少我在第二天早上就得到了答案。”她抢白说，一边转过身子睡觉了。
特里·马丁没能在第二天早上得到答案，第三天也没有。他在下课期间和其他能够挤出来的时间也播放这盒磁带，一边草草地记下可能的替换词。但他总是无法理解其意义。为什么交谈中的另一个人会对善意地提及安拉爆发出如此大的火气？
直到五天之后，那条遭于扰短语中所包含两个咝咝作响的喉音词语才显示出意义。
理解了意思之后，他试图找到世纪大厦的西蒙·巴克斯曼，但他被告知说对方不在。他又让接线员把电话转给史蒂夫·莱恩，可是那位中东处处长也不在。
虽然马丁不知道，但巴克斯曼还留在秘情局利雅得情报站里，而莱恩也在访问同一个城市，与中情局的奇普·巴伯商讨重大事项。
他们称之为“私家侦探”的那个人从特拉维夫经伦敦和法兰克福飞到了维也纳。没人来接他。他在机场坐上一辆出租车去了希尔顿宾馆，他已经在那里订了房间。
私家侦探是一位脸色红润、喜气洋洋的人，自称是在纽约工作的一名美国律师，他随身携带的文件就可证明他的身份。他那带有美国口音的英语是完美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在美国住了好多年，他的德语说得也还可以。
到维也纳后才几个小时，他就已经让希尔顿宾馆商务中心为他起草打印了一封有礼貌的信件。所用的信纸印有他工作的律师行的名称和通讯地址，收信人是温克勒银行一位叫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副总裁。
信纸和信封都是完美的、真实的，如打电话去核实一下的话，签名的人确实是纽约那家享有盛名的律师行的一位高级合伙人，虽然该人现正在外地度假（这件事摩萨德已经在纽约打听清楚了），而且绝对不是与访问维也纳的客人是同一个人。
信件写得既抱歉又有事所求，如同它的本意。写信人代表着一名非常富有的客户。现在该客户希望把他的巨额财富转到欧洲来储存。
是客户本人坚持要这样的，显然是听从了一个朋友的指点，说这种事情可以找温克勒银行，尤其要找格穆利希先生这位好人。
写信人原本应该预约一下，但他的客户和律师行极为重视此事的保密性，避开公用电话线路和传真来讨论客户的业务，于是写信人借欧洲出差的机会亲自绕道到了维也纳。
根据他的日程，他只能在维也纳停留三天，但如果格穆利希先生肯仁慈地挤出时间会见他的话，那么他——美国人将十分高兴地前往银行。
信件由那个美国人亲自在夜里投进了银行的邮件孔。第二天中午，银行的信使把回信送到了希尔顿宾馆。格穆利希先生将很高兴地在次日上午会见美国律师。
自私家侦探被引进银行内起，他的眼睛就没错过一件东西。他没做笔记，但是任何东西都没能逃过他的观察，也没能逃过他的记忆。接待员查看了他的介绍信，还打了一个电话到楼上以确认是否有人在期待着他，然后门卫领他上楼，一直陪着他走到那扇庄重的木门前，并在门上敲了敲。一直没让私家侦探离开过他的视线之外。
听到一声“进来”的命令，门卫打开门，把美国客人引进后自己退出来返身关上门，回到了大厅里他的工作场所。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先生从书桌后站起身，握了手后示意客人坐到他对面的一把椅子上，他自己也回到了书桌后面的座位里。
格穆利希这个词在德语中是“舒服”的意思，还暗示着亲切、和蔼的含义。可这个人最不适合姓舒。这位格穆利希有60岁开外，瘦得皮包骨头，穿着灰西服，戴着灰领带，配着稀疏的头发和清瘦的脸庞，使他的全身透出一股灰暗的色彩。那双灰眼睛没有——丝一毫的幽默感，从薄嘴唇上绽开的笑容一闪即逝。
办公室与它的主人一样庄严肃穆：深色壁板、挂图画的地方挂着一份银行等级证书、一张庞大的书桌，桌上没有一丝凌乱的痕迹。
沃尔夫冈·格穆利希是一位一丝不苟的银行家。显然，各种形式的娱乐是他所不赞同的。银行业务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生活本身则更应如此。如果说有一件事使格穆利希先生浑身不自在的话，那么这件事就是花钱。钱是用来积存的，最好是存到温克勒银行里。取钱会使他头疼，把大笔钱款从温克勒转到其他地方会使他整整一个星期无心办公。
私家侦探知道自己到这里是来观察的，回去后要作汇报。他的主要任务现在已经完成了，是为在街上的耶里德小组确认格穆利希这个人。他也在寻找可能放有耶利哥账户操作方法文件的保险箱，还有防盗锁、门栓、警报系统——简言之，他是为最终的夜间人室偷盗而来踩点的。
私家侦探避而不谈他的客户希望转到欧洲的款项的具体数额，他以询问温克勒银行的安全水平和隐蔽性而保持着谈话的进行。格穆利希先生高兴地解释说温克勒的编号账是无法攻破的，其隐蔽性是绝对的。
在会话过程中只有一次他们被打断了。一扇边门打开了，进来一位瘦小的女子，手里拿着要签字的三封信。格穆利希皱起了眉头。
“你说过这些信很重要，格穆利希先生。要不然……”那女人迟疑地说。私家侦探看了她一眼，她没有像她的外表那样老，也许40岁吧。是她那往后拢成一团的头发，即发髻、花呢西装、深色长统袜和平跟鞋才使她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
“哦，对，对……”格穆利希说着伸手去接那些信件，“对不起……”他请客人谅解。
他与私家侦探一直在用德语交谈，因为他的英语很差。而私家侦探则站起来向新来者微微鞠了一躬。
“你好，小姐。”他说。她看上去脸红了。格穆利希的客人一般是不会为一个秘书站起身的。然而这一举动却迫使格穆利希清了清嗓子咕呼着说：“噢，呕……这是我的私人秘书，哈登堡小姐。”
私家侦探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坐下了。
他得到了保证，即他可以向在纽约的客户提供温克勒银行的最佳账户。当他被引出去时，其程序与他进来时一样。那位门卫被从大厅召了上来，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私家侦探道别后就跟着门卫走出了房间。
他们一起走进那部小小的、装着移动式格栅门的电梯。电梯载着他们铿锵响着往下降。私家侦探询问能否在离银行之前去一次洗手间。门卫皱起了眉头，似乎这种人体的生理要求不是温克勒银行所期待的，但他还是把电梯停在了夹层。他靠着电梯门为私家侦探指明了一扇没有标志的木门。私家侦探进去了。
显然这是为银行男职员使用的洗手间。里面有一只单一的小便池。一只单一的抽水马桶、一只洗手盆和手巾卷筒，还有一个杂物间。私家侦探打开水龙头以产生噪音，然后迅速检查了一遍房间。窗户用铁条封着，装着报警系统——破窗而入是可能的，但不容易。通风靠一只自动风扇。杂物间里安放着扫帚、拖把、洁厕液和一只吸尘器。这么说银行里还有清洁工。但他们什么时间打扫卫生？夜间还是周末？如果他的经验没错的话，即使清洁工也得在监视之下进入办公室擦洗。显然，门卫或者值夜人可被容易地搞掉，但问题不在这里。科比·德洛尔局长的命令非常特殊：不得在身后留下任何痕迹。
他从男士洗手间走出来时，门卫仍等在外面。看见走廊前面有一把宽敞的大理石楼梯通到半层楼面之下的大厅，私家侦探微笑了，指了一下楼梯，信步沿着廊道走向前去，而不愿为这么短的距离搭乘电梯。
门卫拖着脚步跟在他后面，陪同他到了下面的门厅，又把他引到了门外。私家侦探听到自动上锁机构的硕大的铜舌在他身后咔嚓一声锁上了。使他感到纳闷的是，如果门卫在楼上，那么门厅里的接待小姐是否该让客户或者信使进门？
他把他所能观察到的银行内部情况向特工队长吉迪·巴奇莱作了两个小时的汇报。看来情况不是很明朗。坐在旁边的内维奥特组组长直摇头。
他说，他们可以破门进去。这没有问题。找到警报器，并使它失效。但要不留痕迹，那只有魔鬼才能做得到。银行里有一个值夜人，他很可能进行间隔性巡查。那么，他们要寻找什么东西？一只保险箱吗？在哪里？什么型号？哪一年的产品？用钥匙还是组合密码或两者兼而有之？这就要花上几个小时。而且他们必须封住值夜人的口，那就会留下痕迹。可是德洛尔局长不允许留下痕迹。
那天下午，私家侦探从一大堆照片中指认了沃尔夫冈·格穆利希，为供他们参考，他还指出了哈登堡小姐。第二天，私家侦探坐飞机离开维也纳回特拉维夫去了。他走了之后，巴齐莱和内维奥特组组长又聚在一起研究了。
“吉迪，坦率地说我需要更多的内部情况。现在未知数还是太多了。你要的文件——他肯定把它们存放在一只保险箱里。但保险箱在哪里？在装饰后面？在地板下面？在秘书办公室里？在地下室的拱顶里？这方面我们需要内部消息。”
巴齐莱哼了一声。很久以前在他接受培训时，一名教官曾向学员们讲授说：世上不存在没有弱点的人。找到那个弱点，施加压力，他就会乖乖地听你的话与你合作。第二天上午，耶里德和内维奥特两个特工组开始了对沃尔夫冈·格穆利希的全面跟踪监视。
但这位带酸味的维也纳人将会证明那位教官讲错了。
史蒂夫·莱恩和奇普·巴怕有一个大问题。到11月中旬，耶利哥已经对通过巴格达一个死信箱向他提出来的问题做出了初次反应。他的要价很高，但美国政府已经二话不说把酬金转入了维也纳的那个账户。
如果耶利哥的情报是准确的——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情报不准——那么这些情报大有用处。他没有回答所有问题，但他回答了一些问题并确认了另一些已经回答了一半的问题。
原则上，他已经相当详细地指明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产有关的十七处地点。其中八处地点已经为多国部队所怀疑了，对此他更正了两处地点。其他九处是新情报，其中主要的要算用于原子弹级铀-235气体分离离心器串联运行的地下实验室的确切位置。
问题在于，在不透露出兰利和世纪大厦有一名吃里执外背叛巴格达的高级间谍的事实下，如何去告诉军方。
倒不是说间谍头子们不相信军方，而是因为他们是高级将领。但在地下工作中有一条久经考验的老规矩叫做“需要知道”。一个不了解情况的人无论怎么粗心也不会说漏嘴。如果这些穿便衣的人员突然间拿出一份没有出处的新目标清单，有多少位高级军官能搞清楚情报来自何处？
11月的第三周，巴伯和莱恩在沙特国防部大楼的地下室里与巴斯特·格洛森准将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谈。格洛森准将是海湾战场联军空军司令查克·霍纳中将的副手。
伦敦和华盛顿早就协商同意，即不管科威特情况如何，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机器必须被摧毁，这还包括其毒气武器、细菌武器和原子弹的制造能力。
在“沙漠盾牌”最终破坏了伊拉克可以成功地攻人沙特阿拉伯的机会之前，空袭的计划早就在制订了，其秘密代号为“迅雷”。空袭的真正设计师就是巴斯特·格洛森。
到11月16日，联合国和世界上许多外交家仍在隔靴搔痒地抛出“和平计划”，想以不开一枪、不扔一颗炸弹和不发一枚火箭结束这场危机。那天坐在地下室里的三个人都明白这种美好的愿望是不会实现的。
巴伯言简意赅地说：“你知道，巴斯特，我们和英国人在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努力获取有关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设施的准确情报。”空军将军谨慎地点点头。在他自己的地图上，沿着那条走廊布满了用大头针标示的轰炸目标。
“所以我们是从出口许可证入手的，接着追查到出口国，然后是这些国家的承包公司。再后是为那些设施进行内部设计的科学家，但许多科学家是坐没有窗户的大巴去现场的，住在基地里，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去过什么地方。
“最后，巴斯特，我们与建筑商核对过了，就是实际为萨达姆建造毒气工厂的那些人。有些人说得有板有眼。确实有苗头。”
巴伯把新的目标清单传给了桌子对面的将军。格洛森兴致勃勃地研究着这些目标。它们尚未被标上轰炸作战计划员所需的地图坐标来，但其具体位置的描述足以在航空照片上标出坐标。格洛森咕哝了一声。他知道清单上有些目标已经由军方确定了，其他带有问号的目标现在也被确认了，还有一些是新目标。他抬起了眼睛。
“这些是真的吗？”
“绝对是真的。”英国人说，“我们确信建筑商是很好的情报源泉，也许是最好的，因为在那些地方搞基建时他们知道是在建造什么，而且他们直言坦陈，比官僚们更为直爽。”
格洛森站起身来。
“很好，你们以后还有新情报给我吗？”
“我们将继续在欧洲挖掘，巴斯特。”巴伯说，“我们得到任何准确目标后会传过来的。他们掩埋了许多东西，你知道的，在沙漠底下的深处。我们在谈论的是大工程项目。”
“你们只要把那些东西的位置告诉我们就行了，我们会把它们炸成废墟。”将军说。
后来，格洛森带着那份清单去找查尔斯·霍纳。这位美国空军司令比格洛森矮，长得表情严肃，有一张皱巴巴的、红润的脸。但他尊重他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他们反过来也很尊敬他。
大家都知道对于空军装备及其他事项，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他会飞表空军将士去与承包商和官僚争吵，并会一直吵到白宫的政客那里，而且从来不曾使用哪怕是稍微婉转一点的语言。在巡视部下驻扎的巴林、阿布扎比和迪拜等海湾国家时，他不去入住他可以享受的豪华的希尔顿宾馆，而与飞行员同甘共苦留宿在基地营房里的行军床上。
军人们是直性子的，不会掩饰情感，他们很快知道了他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美国空军飞行员愿为查尔斯·霍纳驾驶老式的双翼飞机去与伊拉克作战。
霍纳审视了一下由地下工作者提供的目标清单，他咕哝了一声。有两个地点从地图上看是一片荒凉的沙漠。
“这份情报他们是从哪里获得的？”他问格洛森。
“与建造这些设施的建筑公司面谈得来的，他们是这样说的。”格洛森回答。
“大话连篇。”霍纳中将说，“那些密探在巴格达有一个人。巴斯特，这事我们什么也不说，对谁也不说。只接受他们的好意，把他们提供的目标列上我们的打击目标之中。”他停下来想了一想，然后补充说：“我不明白那家伙到底是谁。”
史蒂夫·莱恩于18日回到了伦敦，此时伦敦的保守党政府正经历着一场紧张、混乱的危机，因为国会中一位没有名气的议员正谋求以党章推翻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相职位。
尽管很累，但莱恩还是按办公桌上特里·马丁的留言给他的学校打了一个电话。因为马丁在电话里显得很激动，莱恩同意下班后一起喝一杯咖啡见见面，这样莱恩可尽量少耽搁时间，早点回到在郊外的家中。
当他们在伦敦西区一个安静的酒吧里的一张桌子旁就座后，马丁从公文箱里取出一台录音机和一盒磁带。他让莱恩看了这些东西，并解释几个星期前他对西恩·普鲁默提出的要求，以及上周末他们的会面。
“要不要我放给你听？”他问道。
“嗯，如果政府通讯总局的专家无法理解，我肯定不行。”莱恩说，“你知道，西恩·普鲁默的阿拉伯语说得与他部下的阿尔科里一样好。如果连他们都无法破解……”
但出于礼貌他还是听了。
“听见了吗？”马丁激动地问，“在‘拥有’后面的那个音节？那人没在为伊拉克的事业祈求安拉的帮助，他在使用一个头称，所以使另一个人勃然大怒。显然，任何人都不准公开使用那个头称。它肯定仅仅局限于一个小圈子之内。”
“但他到底说了什么呀？”莱恩完全被搞糊涂了。
马丁茫然地盯着他。难道莱恩一点也不知道吗？
“他说美军的大量集结并不可怕，因为‘不久我们将拥有安拉——乌特——库布’。”
莱恩还是摸不着头脑。
“一种武器。”马丁提示说，“肯定是的。某种即将得到的可以挡住美国人的武器。”
“对不起，我的阿拉伯语很差。”莱恩说，“可是安拉——乌特——库布是什么呀？”
“哦，”马丁说，“它的意思是——‘上帝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