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夫·莱恩又惊又喜地坐出租车回到了世纪大厦。
原先他安排与阿拉伯学专家共进午餐是为了打算招募他干另一任务，这任务他还藏在心里没说出口，而只是提出科威特事件作为交谈的策略。
多年的实践已教会他先以对方无法完成的一个问题或要求入手，然后转换到他真心想做的事情上来。这种策略使得被第一个要求绊了一下的专家为挽回面子而积极配合，努力赞同第二个要求。马丁博士的令人惊奇的解释，正好回答了头一天在世纪大厦举行的一次高层次会议上所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希望。但如果马丁博士的话当真……他兄弟的阿拉伯语说得比他还好……且他已经是特别空勤团的一名军官因而习惯于隐蔽的生活……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回到世纪大厦后，莱恩立即向他的顶头上司——主管中东处的行动部主任汇报。一小时后，他们双双去见两位副局长中的一位。
秘密情报局——简称秘情局，还被非正式地称为军情六局（MI-6）——即使在所谓政府“公开化”的年代里也是一个隐蔽的组织，以保护其秘密。只是到了近年，英国政府才公开任命其局长，这一举措被绝大多数知情人认为是愚蠢的和目光短浅的，其目的只能是迫使那位新任命的局长先生花公费雇佣保缥，这种新开销当然是不受公众欢迎的。
秘情局的工作人员是没有花名册的，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内阁各部的公务员名单里，主要是外交部，因为秘情局归外交部管理。局里也没有账户，都分散在十几个部的预算账上。即使它那破旧的总部大楼多年来也一直被作为是国家的一个秘密，直至后来为每一位出租车司机所知晓。当乘客提出要去世纪大厦时，司机们会回答：“哦，你指的是密探大厦，对吧？”事情到了这一步才不得不承认，如果连伦敦的计程车司机都知道了它的存在，那么苏联克格勃也许已经对它耗完了精力。
虽然名声比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小得多——规模小，资金也少，但“企业”（秘情局的代名词）因其“产品”（秘密收集的情报）的质量而在朋友和敌人之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声誉。在世界上主要的情报机构中，只有以色列的摩萨德比它更小，甚至更为隐蔽。
秘密情报局的领导人除了局长还有两名副局长。在他们之下另有五名局长助理。这些人管理着五个部门：行动部（负责收集秘密情报）、情报部（负责情报分析）、技术部（负责假证件。微型照相机。密信书写、超微型通讯器材、及为在敌对国搞非法活动而不被抓住所需的所有其他金属物品）、行政部（负责工资、养老金、人事、预算会计、法律事务、登记注册等）、反情报部（负责检审敌对力量渗入局内）。
行动部之下是各个处室，分别负责全球各地区——西半球、苏联集团、非洲、欧洲、中东和大洋洲等，还有一个联络处，承担着努力与友好情报机构配合的棘手的任务。
坦率地说，事情没有这么清晰（英国没一件事有这么清晰），但看来他们经过磕磕碰碰之后已经对付着过来了。
1990年的8月份，注意力的焦点集中到了中东处，尤其是伊拉克科。
副局长认真听取了中东处处长和主管该地区的行动部主任的情况汇报，并点了好几次头。他认为这是，或者说也许是一个有意义的情况。
并不是说没有情报从科威特传出来。在初始的48小时内，在伊拉克关闭所有的国际电话线路之前，每一家在科威特设有办事处的英国公司都在用电话、电传或传真与他们驻当地的代表联系。科威特大使馆一直拉着英国外交部的耳朵诉说发生在其国内的第一批恐怖故事，并要求立即获得解救。
问题在于没有一则消息可由局长作为绝对可靠的消息呈交给内阁。被入侵之后，科威特已是“一桶浑水”，这是外交大臣在6小时前对那里的形势评价时所使用的词语。
即使是英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也被锁定在海湾岸边的使馆大院之内，正在努力按照不太详尽的名单用电话联系那些英国公民，以便了解清楚他们的处境是否安全。从那些被吓得如同惊弓之鸟般的英国商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口中所了解到的情报无非也是他们偶尔可以听到枪炮声。“请把我所不知道的情况告诉我。”这是世纪大厦对这种珍贵情报做出的反应。
现在要派一个人进去，一个经过特工行动训练的人，一个长相酷似阿拉伯人的人——很有意义。除了关于那里正在发生什么的真实情况之外，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可向政客们显示他们已经在干实事了，而且这会使正在嚼饭后口香糖的美国中情局局长威廉·韦怕斯特噎得透不过气来。
副局长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对特空团的崇敬是不抱幻想的，因为在1980年5月的那个下午，特空团战士击败了闯入伊朗驻伦敦使馆的那些恐怖分子，为此她专门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到位于阿尔巴特街的兵营里与特空团官兵一起喝威士忌，井听他们讲述自己英勇的故事。“我认为，”他最后说，“我最好与特种部队司令员商量一下。”
正式地说，特别空勤团与秘密情报局没什么关系。他们各有不同的上级部门。全职的第22特空团（与半业余的第23特空团相对应）驻扎在英格兰西部赫里福德县城郊外一个叫斯特林的兵营里。其指挥官要向特种部队司令报告工作。特种部队的总部设在伦敦西区的一片楼房区内。
特种部队司令在军事行动局局长（一名上将）领导之下，军事行动局在总参谋长（一名级别更高的上将）管辖之下，而总参谋部是属于国防部的。
特别空勤团名字中的特别一词是有原因的。自该部队在1941年由大卫·斯特林上校在利比亚西部沙漠里创建之后，特空团就开展了隐蔽的行动。其任务是深入敌后隐藏下来，观察敌军的运动；深入敌后开展破坏、暗杀和骚扰行动；消灭恐怖分子；营救人质；贴身警卫——为高官和要人提供保缥的委婉说法；以及国外培训业务。
与任何精锐部队的将士一样，特空团官兵也过着局限在他们圈子内的平静的生活，不能向局外人谈及他们的工作，拒绝采访，很少从阴影中走出来。
由于两个秘密机构的成员的生活方式相类似，秘情局和特空四至少在见面时是相识的，在过去也频繁地有过配合，要么是联合采取行动，要么是情报人员借用特空团一名有专长的士兵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秘情局副局长心里想着这类事情，在向局长柯林爵士请示过之后，于那天晚上日落时分在特种部队司令部与J.P.洛瓦特准将一起喝上了一杯麦芽威士忌酒。
在伦敦的讨论中被提及的人此刻正在遥远的另一座兵营里俯身在一张地图上。在过去的八个星期里，他和他的十二人教官组一直居住在阿布扎比的泽耶德苏丹酋长私人警卫队的营房中。这种任务特空团以前执行过许多次。都是在海湾的西岸地区，从南方的阿曼苏丹国到北方的巴林分布着一连串的苏丹国和酋长国，英国人曾在那里轻松地工作了几个世纪。现在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前曾被叫做休战国，这是因为英国曾为它们的统治者们签订了一份休战协定，由英国皇家海军来保护它们免受强盗的抢劫，并以此换取贸易特权。这种关系一直持续着，这些统治者的警卫队都由来访的特空团教官组进行培训。费用当然是要付的，但付给伦敦的国防部。
麦克·马丁少校已经把一张包括了海湾及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大地图摊在了餐桌上，正在对此作研究，周围是他手下的几名军人。37岁的他算不得是房间里年纪最大的人。他的两名中士已经40出头了，长得结实又强壮。如有比他们年轻20岁的毛头小伙子想与之较劲的话，那是再愚蠢不过了。
“有我们要干的事情吗，头儿？”其中一名中士问道。
在小部队、小分队中，相互间一般都是叫名字的，但军官们通常被其他级别的军人称为“头儿”。
“我也不知道。”马丁说，“萨达姆·侯赛因侵入了科威特。问题是：他是否会自动撤出？如不会，那么联合国是否会派部队进去把他赶出来？如是，那么我想那里应该有我们要干的事情的。”
“好的。”那位中士满意地说，桌子周围的人点点头。对他们来说，已经有好长好长的时间没参加令人激动的实战了。
特空团里有四项技能要求，每一位新兵必须掌握其中一项。它们是：自由跳伞，专门从高空带伞跳下；翻山越岭，能在山区健步行走，攀登岩面和山峰；驾驶装甲侦察车，能在开阔地带驾驶和操作重型装甲越野车；两栖作战，专长于桦皮舟、充气皮划艇，以及水面和水下作业。
在马丁的十二人小组里，有四名自由跳伞者，包括他自己；四名侦察车驾驶员在向阿布扎比人讲授如何在沙地上实施快速出击和反击；另外，因为阿布扎比靠海，还有四名潜水教官。除了自己的专长，特空团官兵还需了解和学会其他技能，这样角色就能互相转换了。另外，他们还需掌握无线电、急救和外语等。
基本的战斗小组由四人组成。如果一人无法继续参加行动，那么他的任务就立即由幸存下来的三人分担，不管是无线电报务员还是救生员。
他们为自己接受过军中最高的教育而感到自豪，且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地参加行动，外语是必须掌握的技能。每一位战士除英语之外必须学会一门外语。多年来，俄语一直是热门外语，现今随着冷战的结束已经不流行了。马来语在远东地区很有用处，特空团曾在那里的文莱战斗过几年。西班牙语在升温，因为要在哥伦比亚从事打击可卡因毒枭的需要。法语也在学习，作为备用。
因为特空团帮助过阿曼的喀布斯苏丹打击渗入佐法尔的南也门游击队，以及在海湾和沙特阿拉伯举办培训班的任务，许多特空团官兵都能说一口通得过的阿拉伯语。刚才要求请战的那位中士就是其中之一，但他不得不承认：“头儿的阿拉伯语才是令人信服的。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像他那样说得好的人。他甚至长得也像阿拉伯人。”
麦克·马丁伸直身体，用一只棕黄色的手理了理乌黑发亮的头发说：“是睡觉的时候了。”
这时候刚过10点。他们将在黎明前起床，赶在太阳把大地晒得太热之前完成每天一练的10英里负重长跑。这是阿布扎比的学员们所讨厌的训练项目，但他们的酋长坚持要他们练。如果这些来自英格兰的奇怪的士兵认为是好的，那么就是好的。此外，他在支付培训费，他要使他的钱花得值得。
马丁少校回到他的住所后很快就沉沉地睡着了。那位中士说得对，他确实长得像阿拉伯人。他的部下常常纳闷，他的橄榄色皮肤、黑眼睛和黑头发是不是有地中海地区的血统？他从来没告诉过他们，但他们全都猜错了。
马丁兄弟的外公曾经是在印度大吉岭的一名英国茶叶种植人。孩提时他们见过外公的照片——高大、脸色红润、金色的大胡子，口中叼着烟斗、手里提着步枪站在一只被打死的老虎旁边，很像一位王公。
后来在1928年，特伦斯·格兰吉尔做出了不可思议的事：他爱上了一个印度姑娘，并坚持要娶她为妻。问题不在于她很温柔、很美丽，而是英国茶叶公司不同意。茶叶公司没把他解雇——这样会使事情公开化。他们把他遣送流放到了遥远的阿萨姆的一个孤零零的茶场。
如果说这就是惩罚的话，那么它没有起到作用。格兰吉尔和他的新婚妻子，娘家姓名为英迪拉·波塞小姐，都喜欢上了新地方——那充满着猎物和老虎的荒山野岭、那种植着深绿色茶叶的山坡、那里的气候和那里的人们。他们的女儿苏珊就是于1930年在那里降生的。他们在那里抚养着她——一个有印度玩伴的英印混血姑娘。
1943年，战火朝印度烧过来了，日军穿越缅甸进军到了印度边境。格兰吉尔已经过了当志愿兵的年龄，可他坚决要求参军，经过在德里的基本军训之后，他被分配到阿萨姆步兵团当一名少校。所有英国军官候补生都直接晋升为少校；他们不会去听从印度军官的指挥，而印度人则可当上中尉或上尉。
1945年他在跨越伊洛瓦底江时战死了。他的尸体没有找到，它在缅甸的那些雨林里消失了，与成千上万个参加过最激烈的白刃战而战死的其他战士的尸体一样。
格兰吉尔夫人靠公司发给的一份微薄的年金返回了她原先的生活地区。两年后，又有了新麻烦。印度在1947年分裂了。英国人正在撤离。阿里·金南坚持在北方成立穆斯林的巴基斯坦，潘迪特·尼赫鲁在南方建立起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当两种宗教的难民潮各自向着南北方向流动时，爆发了武力冲突，死了一百多万人。格兰吉尔夫人担心女儿的安全，于是把她送到在英国萨里郡的赫泽尔米尔当建筑师的先夫的弟弟那里去继续完成学业。6个月后，母亲死于骚乱。就这样，17岁的苏珊来到了英格兰——她从未见过的她的先辈的故乡。她在靠近赫泽尔米尔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了一年，然后在法恩汉姆总医院学了两年护士课程，此后又为法恩汉姆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当了一年秘书。
21岁那年，苏珊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申请当女乘务员。她与其他姑娘一起在英海航的培训学校里接受了培训。该学校位于伦敦郊区海斯顿的那个经过改造的古老的圣玛丽女修道院内。她以前学过的护士课程使她被录用了，她的容貌和气质更为她添加了砝码。
21岁的她长得美丽动人，有着一头瀑布似的栗色头发，雾灰色的眼睛和像是被永久性晒成金色的欧洲人肤色。学业结束时她被分配到一号航线，伦敦－印度，显然是因为她能说一口流利的印地语的缘故。
当时对于四螺旋桨的阿戈诺客机来说，这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航程。航线是伦敦、罗马、开罗、巴士拉、巴林、卡拉奇、孟买，然后继续飞往德里、加尔各答、科伦坡、仰光、曼谷，最后是新加坡、香港和东京。当然，一个机组无法飞完整段航程，所以第一个机组人员换班处是伊拉克南方的巴士拉，由另一个机组在那里接班。
1951年，苏珊在巴士拉的空港俱乐部喝饮料时，遇见了一位在伊拉克石油公司（当时由英国所有并由英国经营管理）工作的相当害羞的年轻的会计师。他的名字叫奈杰尔·马丁，他请她吃饭。尽管公司早已告知她们要警惕各种色狼——乘客中、机组人员中和在经停期间，但他看上去很善良，于是她就接受了。当他把她送回到空姐居住的英海航基地时，他伸出了手。她对于自己竟然与他握了手而感到惊奇。
后来，在那个炎热难耐的夜晚当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时，她不知道去吻一下奈杰尔·马丁会有什么感觉。
在她下一次到巴士拉停留时，他又等在那里了。只是在结婚后他才承认他是如此地神魂颠倒，以致他从海航基地职员阿历克斯·雷德那里打听到了她下一次到巴士拉的时间。那年秋天他们一起在空港俱乐部打网球、游泳，还一起去逛巴士拉的集市。在他的建议下，她请了假跟着他去了巴格达。他就在那里工作。
她很快就明白这是一个她可以安居下来的地方。那穿着色彩鲜艳衣袍的蜂拥的人群，那街上的景色，那底格里斯河畔的烤肉香味，那出售草药和香料的尖顶小商店，那金银饰品和珠宝玉器——所有这一切都使她回忆起她的故乡印度。当他向她求婚时，她当即答应了。
他们于1952年在海法街旁的那座英国教堂——圣乔治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仪式。虽然教堂里没有她那一边的亲友，但从伊拉克石油公司和使馆来了许多人，把教堂内的两排靠背长椅都坐满了。
当时的巴格达是个理想的居家生活城市。生活悠闲，节奏较慢。在位的是男孩国王费萨尔，由努里作为摄政王辅助管理国家。伊拉克受英国的影响最大。这部分是因为伊拉克石油公司对其经济所作的贡献，部分是因为大多数军官均受过英国教育，但主要是因为整个上层社会的人士从孩提时代起就受到了英国保姆的刻板的教育，这种教育留给他们的是终生的印象。后来马丁家里添了两个儿子，分别降生于1953年和1955年。他们的教名是迈克尔（麦克）和特里，但他们的长相如同粉笔和奶酪般地不一样。迈克尔继承了英迪拉·波塞小姐的基因，长得一头黑发、一双黑眼睛和一身橄榄色的皮肤。英国社区里那些爱说笑话的人说他更像一个阿拉伯人。年轻两岁的特里像他的父亲：个矮、粗壮，有着粉红色的肌肤和姜黄色头发。他们在那里平静地生活着。
凌晨3点钟，麦克·马丁少校被一名勤务兵唤醒了。
“有一份电报，先生。”
电报的内容相当简单，但标示着“特急”字样，下面的署名意味着这来自于特种部队司令官。电报未要求回复，只是命令他立即搭乘下一班飞机回伦敦。
他把工作移交给了特空团的一名上尉。该上尉是教官组副组长，是第一次由团里派到中东地区的。他自己则穿上便服赶往机场去了。
凌晨2点55分飞往伦敦的班机应该已经起飞了。机舱内一百多名乘客有的在打瞌睡，还有的在咕咕哝哝地说话，这时候女乘务员欣喜地宣布由于营运原因引起的30分钟延误马上就可以结束了。
当机舱门又一次打开放进来一名身材瘦瘦的男乘客时，一些没有睡着的旅客都用眼睛瞪着他。那人身穿衬衣、紧身短茄克和牛仔裤，足蹬一双沙漠靴，肩头上挂着一只马桶包。他被引到商务舱内的一只空位子后就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起飞后几分钟，他放倒座椅靠背很快就睡着了。
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商人早先已经吃过了许多食品，又喝了不少违禁的饮料，后来在机场里等了两个小时，又在飞机上等了两个小时，这时候他又吞了一片解酸药，然后用眼睛瞪着他身边正在轻轻松松睡觉的人。
“讨厌的阿拉伯人。”他嘟哝着说，接着努力想睡觉，但没能睡着。
两个小时之后，黎明来到了海湾，但英国航空公司的这架喷气客机是在朝着西北方向飞行，并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之前降落在伦敦希斯罗机场。
麦克·马丁走在第一批从海关大厅出来的旅客之中，因为他没有大件托运行李。没人到机场来接他。他知道没人会来接他。他也知道该到哪里去。
这时候在华盛顿，天还没有亮，但远处普鲁斯乔治县的群山上空已经出现了一片朝霞。帕图克森河就是从那里流淌下来汇入到切皮克河的。在被简称为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楼群中有一栋长方形的大楼。此刻，该大楼的六层，也就是顶层，仍然灯火通明。
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用指尖揉揉疲倦的眼睛，站起身，走到了窗户边。那一大片在盛开时其枝叶会挡住波托马克河视线的银色白桦树此时仍笼罩在黑暗之中。一小时之内，初升的太阳将使这些桦木树叶恢复淡绿色。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自科威特被入侵之后，他一直在接听电话的间隙期打吨。这些电话来自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等，似乎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在他身后坐的是与他一样疲倦的主管行动的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和中东处处长奇普·巴伯。
“那么，就这些了吗？”局长问，好像再问一遍能得到更好的答案似的。
可是答案并没有改变。现在的处境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都要求中情局提供来自巴格达心脏、来自萨达姆·侯赛因内层委员会的超级机密情报。他是不是想赖在科威特不走？他会不会在联合国安理会不断发出的决议的威胁下撤军？他是否会在面临石油禁运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屈服？他有什么想法？他有什么计划？该死，他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中情局不知道。当然，他们在巴格达是有一个情报站。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情报站站长一直被冷落在一边。他的身份已经被伊拉克反间局局长拉曼尼这个狗杂种所了解，现在情况清楚地表明，几周以来提供给中情局代表的情报都是一派胡言。他的“最佳”线人显然是在为拉曼尼工作，并一直在提供垃圾情报。
当然，他们有照片，有足够的照片。N-11和K11-12人造卫星每隔几分钟飞临伊拉克上空，把整个国家的上草一木都拍了照片。分析员们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以分清哪一个可能是毒气工厂，哪一个可能是核设施——或者诚如其所声称的，是一家自行车厂。
由中情局和空军联营的国家侦察办公室的分析家们与全国照片译解中心的科学家们正在绘制一张某一天会完整的图片：这里是一个指挥中心，这里是一个萨姆导弹基地，这里是一个战斗机基地。很好，因为照片是这么显示的。有一天，也许它们会被炸得返归石器时代。但是萨达姆还有什么武器？还有什么深藏起来的、埋在地下的武器？
多年来对伊拉克的忽视现在酿成了苦果。那些在韦伯斯特身后的椅子里萎靡不振的人是老时代的密探，在柏林墙的水泥尚未干透时就已经在那里浴血奋战了。他们搞了很长时间，直至后来电子器械取代了人工情报收集。
且他们已经告诉了他，全国侦察办的照相机和设在米德堡的国家安全局的窃听器无法揭露计划；它们无法侦察意图；它们无法进入到一位独裁者的脑海之中。
同是一届政府，同是一届国会，当初是如此地热衷于电子小机件，以致他们花费几十亿美元的巨款来开发和仿造由天才科学家设计出来的小发明，可现在当大声嚷嚷着要求得到那些小机件和小发明提供的情报时，那些东西却显得无能为力了。
坐在局长身后的人说，电子情报是人工情报的支持和补充，不能取代人工情报收集。话是对的，但还是没有解决他的实际问题。
白宫所要求的答案只能由安插在伊拉克高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线人。密探、间谍或叛徒来提供。而这正是他所没有的。
“你问过世纪大厦了吗？”
“问过了。与我们一样。”
“过两天我要去特拉维夫，”奇普·巴伯说，“我会遇见雅科夫·德洛尔。要不要我问问他？”
局长点点头。雅科夫·德洛尔上将是摩萨德局长2是所有“友好情报机构”中最不肯合作的。中情局局长仍对乔纳森·波拉德事件耿耿于怀——那是由摩萨德操纵的安插在美国从事反对美国活动的间谍。他不愿去向摩萨德请求帮助。
“只能依靠他了，奇普。我们也不能浪费时间。如果他在巴格达内部有线人，我们要插进去。我们需要那个产品。现在，我要回白宫再次去面对斯考克罗夫特那张脸了。”
在这个无可奈何的语调中，会议结束了。
8月5日上午，等在秘情局伦敦总部的那四个人已经忙了大半宿。
整个夜晚的大部分时间，特种部队司令官J.P.洛瓦特准将一直在打电话，只是在凌晨2点至4点才抽空在椅子里打了一个盹。像许多战士一样，他早就学会了只要形势许可就抓紧时间休息的劳逸结合生活习惯。黎明前他已经洗梳完毕，准备好全力投入到下一个工作日。
是他在半夜时分（伦敦时间）打电话给英国航空公司的一名高级职员，才把在阿布扎比的那架客机留住了。英航的那位执行经理在家里接到电话时，没有询问为什么他要把远在3000英里之外的一架客机留住以让一名额外的乘客登机。他认识洛瓦特，因为他们同是在赫伯特克莱森特的特种部队俱乐部会员，大致知道些他所从事的行业，所以没问原因就帮了他一个忙。早饭时，那名中土勤务兵查询了一下希斯罗机场，获悉阿布扎比的航班已经追回了90分钟延误的三分之一，将于10点左右着陆，这样，马丁少校可在11点前到达兵营。
一名摩托车信使已经匆忙地从驻扎在阿尔德雪特的伞兵团总部的勃朗宁兵营取来了某个人的档案。那是伞兵团的人事行政参谋在半夜过后从档案室里找出来的。这份档案包括了麦克·马丁自一名18岁的学生起在伞兵部队的所有十九年军旅生涯，除了调到特空团的那两段较长的时段。
第22特空团指挥官布鲁斯·克雷格上校从赫里福德驾车过来了，他带来了那两个时段的档案记录。他在黎明前迈步走了进来。
“早上好，J.P.，什么要紧事？”
他们相互间很熟。被大伙儿称为J.P.的洛瓦特曾是十年前把伊朗使馆从恐怖分子手里夺回来的突击队队长，而克雷格当时是他部下的一名军官。他们的友谊已有很长时间了。
“世纪大厦想搞一个人插入到科威特去。”他说。话似乎已经说清楚了。长篇大论不是他的习惯。
“我们的人吗？马丁吗？”克雷格上校放下他带来的那份档案。
“好像是这样。我已经让他从阿布扎比回来。”
“哦，去他们的。那么你同意吗？”
麦克·马丁是克雷格部下的一名军官，他们之间也有长时间的友谊。他不喜欢他的部下被世纪大厦从他的鼻子底下牵走。
特种部队司令耸了耸肩。“也许只能同意。如果他适合。如果他们认为不错，他们会去上层做工作的。”
克雷格咕哝了一声，伸手接过他称呼为锡德的那位中士勤务兵递上来的一杯黑咖啡——他与锡德以前曾在佐法尔并肩作战。上校知道，当涉及到政治时，尽管秘情局也许没有把握，但当他们想真干时，他们的路子是通天的。世纪大厦一旦决定办这件事，那么他们很可能会得手。特空团只能提供配合，即使是以联合行动的名义而实际上是由世纪大厦牵头的行动。
世纪大厦的两个人紧跟着上校来到了，互相间作了介绍。那个级别较高的人是史蒂夫·莱恩。他带来了伊拉克科科长西蒙·巴克斯曼。他们被引到一间接待室里坐了下来，又给他们端来了咖啡，以及两份档案供他们阅读。于是两人埋头看阅麦克·马丁从18岁之后的经历。头天晚上，巴克斯曼花了4个小时从麦克的弟弟特里口中了解了他的家庭背景、在巴格达度过的童年及在海利伯里的求学。
1971年夏天，在他在海利伯里的最后一个学期，麦克·马丁给伞兵部队写了一封自荐信，并于那年的9月份在阿尔德雪特的司令部得到了一次面谈的机会。学校对他的评语是，学习成绩不错，体育优秀。这正适合伞兵部队。小伙子立即被接受了并于当月开始了训练。这是一个为期二十二周的训练课程，对于幸存下来的人一直要到1972年4月才能结束。
首先是四个星期的队列训练、基本武器操作、基本野战训练和体格锻炼；接着又是两周相同内容的训练，但增加了急救、信号和三防（防核战、防化学战和防细菌战）课程。
第七周是进一步的体能训练，难度越来越大，但还比不上第八周和第九周——那是穿越威尔士布伦肯山区的耐力行军，这种拉练训练曾使体格强壮的人死于野外暴露、体温过低和体力衰竭。
第十周的训练课程安排在肯特郡的海瑟进行射击。打靶成绩表明，刚过19岁的马丁是一位神枪手。第十一、十二周是考试周，在阿尔德雪特附近的野外进行，内容是在隆冬的冻雨天气里背负三只箱子在泥地中登山。
“考试周？”巴克斯曼喃喃地说，一边翻阅着卷宗，“那么以后到底还有什么花样？”考试周之后，小伙子们得到了觊觎已久的红色贝雷帽和伞兵服，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是在布雷肯斯进行的防务练习、巡逻和实弹射击练习。这时候已是一月下旬了，冰封雪盖的布雷肯斯一片荒凉。新兵们在没有篝火的湿地里根本睡不好觉。
第十六周至第十九周在皇家空军的阿宾顿基地学习跳伞课程，又有几个人退出了。
再经过两个星期的所谓的最后练习和阅兵场操练的润色，第二十二周是结业阅兵。此时，充满自豪感的家长们终于被允许见到已离开他们六个月的年轻人。
列兵麦克·马丁早就被认为是一块当军官的料子。1972年5月，他去桑德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参加为期一年的标准军事课程学习。1973年春天，当上了中尉的麦克·马丁直接到海瑟报到，接管一个排到北爱尔兰进行为期一年的预备训练。他被分配到伞兵三营，简称三伞。返归英国后，他回到阿尔德雪特指挥一个新兵排，让那些新来的小伙子去接受他曾经经历过的炼狱般的苦难。1977年夏天，他回到三伞，奔赴德国的奥斯纳布吕克，作为英军驻莱茵部队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悲哀的时段。伞兵们被分配执行“企鹅方式”，意思是每九年中的三年，或每三次外出中的一次，要卸去降落伞作为车载步兵。伞兵们都讨厌企鹅方式，士气低落，伞兵与步兵间爆发了争执。马丁不得不去处罚他私下里非常同情的战士。他硬撑了将近一年，后来，在1977年12月，他自愿调到了特空团。
特空团官兵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伞兵，也许这是因为两者的训练雷同，尽管特空团声称其训练更为艰苦，且他们只吸收非常强健的人，然后对其进行进一步训练。马丁的档案转到了在赫里福德的特空团档案室，他的流利的阿拉伯语受到了关注。于是在1978年夏季马丁开始了为期六周的标准基本训练。
训练的第一天，一名笑容满面的教官对他们说：“在这门课程里，我们不是努力训练你们，而是努力要你们死。”
他们确实是这么做的。只有百分之十通过基本训练的人才进入了特空团。马丁通过了。此后继续进行训练，在贝利兹的丛林中训练，再加上返回英格兰后的一个月抵抗审讯课程。抵抗指的是在遭到极不痛快的折磨时保持沉默。好在特空团和志愿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回绝这种审讯，对志愿者来说就是返回原处。
“他们这是疯了。”巴克斯曼说。他放下卷宗，端起了另一杯咖啡。“他们全都发疯了。”莱恩哼了一声。他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第二份档案。该档案载有该人在阿拉伯的经历，这正是他心里盘算的任务所需要的。
马丁第一次在特空团待了三年，军衔是上尉连长。他选择了A中队，即自由跳伞中队（共有A、B、C、D四个中队），对于一个曾在伞兵团的高空自由跳伞队——红魔队里跳过伞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自然的选择。
如果说他在伞兵团里没有机会使用他的阿拉伯语，那么在特空团就有机会了。在1979～1981年的三年里，他在西佐法尔的阿曼苏丹国的部队中服役过；在海湾的两个酋长国教过要人警卫队；在利雅得教过沙特国家警备团；为巴林的伊萨酋长的私人保镖讲过课。特空团档案中对他的这段时间的记录为：他重新融入了他童年时代的阿拉伯文化；他的阿拉伯语比团内任何军官都好；当他要思考问题时他有到沙漠中去散步的习惯，全然不顾炎热和苍蝇。
记录中说明，在特空团三年之后他于1981年冬天回到了伞兵部队，并很高兴地看到1982年1月和2月间伞兵在阿曼等地参加洛基兰斯行动。所以在那段时间他回到了阿克达尔山，直到3月份离开。4月份他被紧急召回——阿根廷入侵了福克兰（即马尔维纳斯）群岛。伞兵二营和三营开赴南大西洋。他们是搭乘经匆忙改装成军用运兵船的“堪培拉”号客轮去的，在圣卡洛斯海域登岸。在雨夹雪的天气里，三伞强行军穿越东福克兰岛向斯坦利港挺进。强行军是指在恶劣气候下背负120磅装备的行军。
三伞把营部扎在一个叫埃斯坦西亚的孤零零的农场里，准备发起对斯坦利港的最后攻击，这意味着首先要夺取敌军重兵防守的朗顿山。在6月11日这个险恶的夜晚，麦克·马丁上尉挂了彩。
这是一个宁静的夜晚，他们去袭击阿根廷的阵地，当米尔恩下土踩响了一颗地雷并炸飞一只脚时，宁静被破坏了。阿根廷的机枪开火了，火光把山区照耀得如同白昼，三伞要么跑回去隐蔽起来，要么冒着枪林弹雨去夺取朗顿。他们攻下了朗顿，代价是二十三人阵亡，四十多人受伤。其中一名伤员是麦克·马丁，他把钻进腿里的一颗子弹抠出来时，口中吐出一连串恶骂声，幸好是阿拉伯语。
当天的大部分时间他留在山边，然后他被带到了在阿贾克斯湾的设备较好的绷扎所，经缝合后被用直升机送上了“乌干达”号医疗船。“乌干达”轮在蒙德维的亚靠岸后，马丁和其他几名适合坐飞机的轻伤员搭乘民用客机飞回英国的布利兹诺顿。伞兵团安排他去利德黑德的黑德利考特作为期三周的康复治疗。
就是在那里，他遇见了护士露辛达，后来经简单的求婚之后她成了他的妻子。也许她认为有一位当伞兵的丈夫是一种荣耀，但是她错了。他们在科布汉附近的一座小房子里安下了家，离她去利德黑德上班和他去阿尔德雪特都很方便。但是婚后三年他只有四个半月的时间回家。于是她相当合理地让他做出选择：你可以选择伞兵和你那该死的沙漠，或者你选择我。他考虑了一番后选择了沙漠。她走了。
1982年秋天，他已经在参谋学院进修了，这是获得晋升的敲门砖，说不定还可在国防部里谋到一个肥缺。1983年2月，他在考试时出错了。
“他是故意出错的。”巴克斯曼说，“他的司令官在这里批注说，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轻松地获得通过。”
“我知道。”莱恩说，“我已经看过了。这个人……有点不同寻常。”
1983年夏天，马丁作为英国参谋被派到在马斯喀特的阿曼苏丹国陆军总部任职。他在那里待了两年多，一直作为伞兵军官指挥着马斯喀特的北线团。1986年夏天，他在阿曼被授予少校军衔。
在特空团待过一阵子的军官可再次回去，但只能是应邀回去。1987年冬天他刚回到英国跳下飞机，他的离婚手续就办好了。接着赫里福德的邀请也来了。于是他回到了特空团，1988年他作为一名中队长在北翼（挪威）服役，然后到文莱苏丹国，再后是在赫里福德的斯特林干了六个月的警卫工作。1990年6月他率领他的教官组赴阿布扎比。
锡德中士在门上敲了敲，探进头来。
“准将问你们是否愿意坐到他那里去。马丁少校快要到了。”
当马丁走进来时，莱恩注意到了他晒黑的脸庞、头发和眼睛，并朝巴克斯曼投去了会意的一瞥。他看上去是长得阿拉怕人的那种模样，现在的问题是他是否愿意去，还有，他的阿拉伯语是否如同他们所称赞的那么好？
J.P.洛瓦特准将走上前用力握住了马丁的手。
“很高兴见到你回来，麦克。”
“谢谢你，先生。”他又与克雷格上校握了手。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先生，”特种部队的司令官说，“世纪大厦的莱恩先生和巴克斯曼先生。他们……哪……有个建议想与你谈谈。先生们，开始吧。你们要不要单独说话？”
“哦，不用了。”莱恩急忙说，“局长希望如果这次会谈有结果，那么肯定要搞成一次联合行动。”
扯大旗呢！J.P.心想，提到了秘情局局长柯林爵士，表明如果这帮家伙真的想干，那么他们是神通广大的。
待五人都坐下后，莱恩开始说了。他解释了政治背景，萨达姆·侯赛因是否会快速撤兵、缓慢撤兵或除非是被赶出去的不确定性。但政治分析的意见认为，伊拉克首先会抢走科威特每一件值钱的东西，然后赖着不走，开口提出那些联合国决不会让步的要求和条件。这样可能会拖上好几个月。
英国想知道科威特内部情况到底如何——不是那种街谈巷议和谣言，也不是传媒那些过分渲染的报道，而是确切情报：关于滞留在那里的英国公民情况；关于占领军的情况；如果不得不使用武力时，那么科威特的抵抗力量能否拖住萨达姆的部队。
马丁点点头，他一直在倾听，只问了几个相关的问题，其他时间一直沉默着。两名高级军官则凝视着窗外。刚过12点莱恩结束了他的情况介绍。
“就这些，少校。我不要求你现在马上给我们答复，但也不要太耽搁时间。”
“我们私下里与我们的部下说几句话你们不会介意吧？”J.P.问道。
“当然不会介意。这样吧，我和西蒙现在先回局里去。你们有我的办公室电话号码。也许下午你们能告诉我了吧？”
锡德中士把那两个穿便服的人引出去，并送他们到街上，又注视着他们招了一辆计程车。然后他就回来了。
J.P.走到一只小冰箱前，取出三罐冰镇啤酒。
“你看看，麦克，情况就这些。那就是他们的要求。如果你认为这是疯狂的举动，我们将站在你一边。”
“确实如此。”克雷格说，“在团里你从来不曾有过不肯执行任务的黑记录。但这次是他们的行动，不是我们的。”
“但如果你愿意跟他们走，”J.P.说，“那你就去，然后你就与他们在一起，直至你回来。当然，我们也是要介入的。少了我们，他们也许没法搞这次行动。但你将听从他们的指挥，由他们负责行动。当事情结束时，你就回到我们中间来，如同是去度了一次假。”
麦克·马丁知道这种事情是如何操作的。他已经听其他为世纪大厦工作的人讲起过这种事情。对于团里来说，你停止了存在，直至你返回。然后他们会说，“很高兴又见到了你”，决不会提起或查问你去了哪里。
“我接受这个任务。”他说。克雷格上校站起身，他要返回赫里福德。他朝马丁伸出了手。
“祝你好运，麦克。”
“顺便说一声，”J.P.说，“你有一个午餐约会。就在街的那边。是世纪大厦安排的。”他交给马丁一张纸条，并与他道了别。
麦克·马丁走下楼梯。那张纸条说午饭订在400码远的一家小餐馆，主人是瓦菲克·阿尔科利先生。
除了MI-5局和MI-6局，英国的第三大情报机构是政府通讯总局，英文简称为GCHQ，位于格罗斯特郡切尔特南镇郊外的一个大院内。
GCHQ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英国版本，并与之密切合作，他们的监听人员如果愿意的话，可用装有天线的窃听装置窃听世界上每一台无线电广播和每一个电话交谈。
在与英国的GCHQ合作中，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英国国内设立了若干监听站，除了其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其他监听站之外。GCHQ也有它自己的海外站点，其中一个较大的是在塞浦路斯的阿克罗蒂里。
由于靠近现场，阿克罗蒂里监听站一直侦听着中东地区，但它只是把产品传输给切尔特南做分析。分析员中有一些专家，虽然生为阿拉伯人，但已爬上了较高的社会阶层。其中一人就是阿尔科利先生。他早就选择了在英国定居，入了英国籍，并娶了一个英国妻子。
这位和蔼的前约旦外交官现在是GCHQ阿拉怕处的一名高级分析员。在那个处里，虽然有许多英国的阿拉伯语专家学者，但他通常能读懂录音讲话的话中之话或言外之意。是他，在世纪大厦的请求之下，在那家饭馆里等待着麦克·马丁。
这是一次快乐的欢宴午餐，共持续了两个小时，餐桌上只说阿拉伯语。当他们分手后，马丁大步走回特空团大楼去了。在他离开英国赴利雅得之前肯定会有许多事情向他讲解和交代。他知道到时候世纪大厦必定会给他准备好一本已经签证的、使用假名的护照。
阿尔科利先生在走出饭店前用洗手间旁边的墙上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没有问题，史蒂夫。他是十全十美的。事实上，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人能像他那样说阿拉伯语。那不是学者们说的阿拉伯语，你知道的；根据你的观点，他说得甚至比他们更好。是市井阿拉怕语，带有咒骂、俚语、术语……不，听不出口音……是的，他能够融入……中东随便哪个地方……不，不，没关系，老朋友，很高兴能帮忙。”
30分钟后，麦克·马丁取出他租来的那辆轿车驶上M4号公路，回切尔特南去了。在进入总部之前他也打了一个电话，拨的是戈华街旁边的一个号码。他要与之通话的那个人拾起了话筒，此时他正在他所工作的东方和非洲学系的办公室里看书，这天下午没有课。
“哈罗，小弟。是我。”
那军人用不着自我介绍。因为他们曾一起在巴格达的预科学校上学，而他一直称呼他的弟弟为“小弟”。电话的另一头传来了喘气声。
“麦克？你到底在哪里呀？”
“在伦敦，一个电话亭里。”
“我还以为你在海湾的某个地方呢。”
“是今天上午回来的。说不定晚上又得走。”
“听着，麦克，不要去。这是我的过错……我原本应该闭住我那张臭嘴的……”
他哥哥那深沉的笑声通过线路传了过来。
“我是在为那些密探突然对我感起兴趣而纳闷呢。他们请你吃饭了，是吧？”
“是的，开始时我们正在谈其他事情。后来这事冒了出来，我就说漏了嘴。听着，你并不是非去不可的。告诉他们是我搞错了。”
“太晚了。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接受了。”
“哦，上帝呀……”在他那放满了关于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部头学术书籍的办公室里，那位年轻的学者差不多要哭了。
“麦克，请你多保重。我为你祈祷。”
麦克想了一想。“好吧，小弟，等我回来时再见。”他挂上了电话。
当天晚上8点45分，飞往沙特阿拉伯的英航班机准时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时，麦克·马丁已经在飞机上了。他的口袋里放着一本已经签证妥当的护照。他将在黎明前在驻利雅得使馆遇上世纪大厦的情报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