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辆宽大的兰姆吉普车疾驶在从卡塔尔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主要公路上。空调保持着车内温度的凉爽，车载录音机正在播放司机最爱听的美国乡村和西部音乐，使人产生了有回到家乡的感觉。
过了鲁怀斯，他们行驶在开阔的乡间，左边的大海在沙丘之间时隐时现，右边是一直到佐法尔和印度洋的绵延几百英里的荒凉的沙漠。
梅贝拉·沃克坐在她丈夫旁边，激动地注视着在午时的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黄褐色沙漠。雷·沃克的双眼一直盯视着前方的道路。干了一辈子石油的他以前见过沙漠。“见过一处，见了全部。”当他的妻子又一次对她感到新鲜的奇景发出惊叹时，他咕哝着这么说了一句。可是对于梅贝拉·沃克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她欣赏着她的为期两周的阿拉伯湾（以前曾被叫做波斯湾）之行的每一分钟。
他们是从北部的科威特开始的，驾着公司借给他们的那辆越野吉普朝南穿过卡夫吉和哈巴尔进入到沙特阿拉伯，经过水堤路驶入巴林，然后折回下行经卡塔尔抵达阿联酋。每到一处，雷·沃克都对公司的办事处做一次随随便便的“检查”——这次旅行的表面理由。而她则带上办事处的一名向导去游览当地的景色。她觉得自己非常勇敢，因为当她行走在那些狭窄的街巷里时，只有一名白种男子相伴。她所不知道的是，她在任何美国城市里都会比海湾的阿拉伯地区更为危险。
这是她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离开美国的出国旅行。她羡慕那些阿拉伯宫殿和清真寺尖塔；她惊叹在黄金市场陈列着的那些无穷无尽的金饰品；她敬畏老市区里在她身边晃来晃去的黑肤色面孔和他们的五颜六色的衣袍。
她已经对每一个景色和每一个人都拍了照片，这样她就能把她所到之处的见闻向家乡女士俱乐部的姐妹们报告。她已经听从了公司驻卡塔尔办事处代表的警告，即对生活在沙漠里的阿拉伯人拍照时如未得到对方同意一定要当心，因为有些人仍认为被人拍照会被摄走部分灵魂。她时常提醒自己，她是一个快乐的女人，且有许多事值得快乐。在高中一毕业即与已持续约会两年的男朋友结了婚。她发现自己嫁给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男人：他在当地的一家石油公司工作，当公司扩展时他一步一步得到了提升，现在已经是一名副总裁了。
他们在特尔萨郊外有一座漂亮的房子，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大西洋与帕姆利科湾之间的哈特勒斯另有一座沙滩屋，供夏季度假时用。婚后三十年以来夫妻恩爱，并有一个儿子。现在由公司出钱让他们去阿拉伯湾观赏异域的风土人情。
“这条路不错，”当他们驶上一个山丘时她评论说。伸展在他们前方的沥青路在闪闪着发出亮晶晶的微光。如果说车内的温度是华氏75度的话，那么外面沙漠里的气温是100度。“应该这样，”她的丈夫咕哝着说，“是我们修建的。”
“公司吗？”
“不。是山姆大叔，没错。”
雷·沃克在传述信息时，有加上没错这个词语的习惯。
年近60岁，雷·沃克即将过上领取一份丰厚的退休金和持有一些优绩股权的退休生活。这次公司向他提供了一个坐头等舱去海湾沿海地区“检查”各驻外机构工作的为期两周的旅行。尽管他以前从未去过那些地方，但他不得不承认他没有像妻子那样着迷，为了她的缘故，他还是很高兴的。
他个人打算在阿布扎比和迪拜结束此行，然后登上一架经伦敦直飞美国班机的头等舱。至少他可以买到一大杯冰镇的百威啤酒而用不着急急忙忙跑到公司的办事处去喝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对一些人来说倒是很好的，他冥想着，可是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的最高级的宾馆住过并被告知他们是绝对禁酒之后，他不禁为禁止一个人在大热天喝啤酒的宗教而感到不可思议。他全身穿戴着沙漠地区石油人的装束：长统皮靴、牛仔裤、宽皮带、衬衫和斯台森草帽——其实他并不需要这样打扮，因为他实际上是一位主管质量控制的化学工程师。
他看了一眼里程表：到阿布扎比的岔路口还有80英里。
“我要方便一下，宝贝。”他低声说。
“那好吧，你要小心，”梅贝拉警告说，“外面有蝎子呢。”
“可是它们跳不上两英尺高度。”他说，忍不住对自己的玩笑哈哈大笑起来。小便处被一只弹跳力很高的蝎子蛰一下——回去被公司里同事知道后会让他们笑掉大牙的。
“雷，你这个人真拿你没办法。”梅贝拉说着也不禁被引笑了。沃克打了一下方向盘，把兰姆吉普车开到空旷的公路的旁边，车门打开时迎面扑来的热浪如同是打开了鼓风炉门。他钻出汽车，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以尽量保持内部的凉爽。
当她的丈夫走向附近的沙丘去方便时，梅贝拉继续坐在前排的旅客座上。然后她朝挡风玻璃望出去，并轻轻地说了一声：“哦，天哪，你看那边。”
她伸手取来照相机，打开车门，慢慢地下到了地上。
“雷，我给他拍照他会介意吗？”
“当心点，宝贝。是谁呀？”
那个贝督国人正站在她丈夫对面的马路边，显然是从两个沙丘之间走出来的。刚刚还没在，现在就在那里了。梅贝拉站在汽车右前轮的挡泥板旁，手里拿着相机，正举棋不定。她丈夫转过身来，拉上了裤襟的拉链。他盯着公路对面的那个人。
“不知道呀，”他说，“估计不会介意。但不要太靠近。说不定身上有跳蚤。我去把汽车发动起来。你快点拍好照，如果他恼怒了，你就跳上车。快点。”
他爬上司机座，发动了汽车，同时也驱动了使人感到舒适的空调。
梅贝拉·沃克向前走了几步，举起了手中的照相机。
“我能给你拍一张照片吗？”她问，“照相机？照片？咔嚓——咔嚓？回家后放进相册里？”那人只是站在那里凝视着她。他那曾经是白色的罩袍已经沾满了污渍和尘土，从他的双肩下垂到他脚边的沙土上。那条有红白斑点的茶巾被用一根由两股搓成的黑带子系着盘在头上。其垂下来的一只角被塞进了对面的太阳穴下，这样把他的脸从鼻梁以下全遮住了。在有斑点的茶巾布之上，那双黑眼睛在注视着她。她所见到的那人的前额上的一小片皮肤和眼睛在沙漠的反射下发出棕色的光泽。她已经为家里的照相簿拍了许多照片，但还没有一张一个贝督因部族的游牧民站在沙特广袤的沙漠里那样的照片。
她举起了她的相机。那人没有动。她对准视窗眯起一只眼睛，把那个身影放进了长方形镜框的中央，心里在盘算着如果那个阿拉伯人追过来她能否及时跳上车——咔嚓。
“非常感谢你。”她说。他还是没有动。她倒退着走向汽车，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保持笑容”，她记起来在遇上不懂英语的人时（读者文摘》有一次曾这么忠告美国人。
“宝贝，快上车！”她的丈夫喊道。
“没事，我认为他没发火。”她说，一边拉开了车门。
在她拍照时，录音带已经播放完了。这使广播电台插了进来。雷·沃克伸出手把她拉进了车内，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不远处伪装的越野吉普车。汽车尖叫着驶离了路边。
那个阿拉伯人注视着他们离开，耸耸肩，走向沙丘后面。他在那里停放着他自己的配有沙漠伪装的越野吉普车。几秒钟之后，他也朝着阿布扎比的方向疾驶而去。
“干吗急急忙忙？”梅贝拉·沃克抱怨说，“他不会来追击我的。”
“不是那件事，宝贝，”雷·沃克紧抿着嘴唇，“我们去阿布扎比搭乘下一班飞机回国。看来今天上午可能要出点什么事，没错。伊拉克人随时会抵达这里。”
这时候是1990年8月2日，海湾时间上午10点钟。
十二个小时之前，奥斯曼·巴德里上校等待在一个叫萨夫湾的小型机场附近的一辆T-72主战坦克的履带旁，他的心情既紧张又激动。虽然当时他不可能知道，科威特战役将在萨夫湾打响井将在萨夫湾结束。
那个机场只有跑道，没有上层建筑。南北方向的主要公路就在机场外面通过。三天前他就是沿着北行公路一直南下的。那条路有一个岔口，往东可去巴土拉，往西北可去巴格达。
该公路朝南可一直到达5英里之外的科威特边境站。从他站着的地方往南眺望，他可以看见灯火阑珊的贾赫拉，越过贾赫拉再往东，在小海湾的对面就是科威特市的灯光。
他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为祖国效劳的时刻已经到来了。该是惩罚那些科威特贱民的时候了，为他们对伊拉克的所作所为；为未经宣布的经济战；为金融损失和为他们的骄傲自大。
难道不是他们的祖国在八年血战中挡住了波斯的游牧民族向海湾北部的侵入，才保住了他们的奢侈生活方式？难道现在对她的奖励是让她坐视科威特人从他们共享的鲁迈拉油田偷走他们应得份额之外的石油？在科威特超额生产并压低油价时难道现在要他们去摇尾乞怜吗？在科威特这帮狗东西坚持要归还在两伊战争中借给伊拉克的150亿美元时难道他们现在只能屈从吗？
不。与往常一样，总统做出了英明决策。历史上科威特是伊拉克的第十九个省份；一直是这样，直至英国人于1913年在沙地上划了那条该死的国境线，创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酋长国。科威特将在今夜被收复，就在今夜。而奥斯曼·巴德里将是其中一分子。
作为一名工程兵，他将不会被派往前线，但他将随着他的舟桥部队、推土机、推扒机和挖掘机紧跟其后。如果科威特人试图阻挡的话，他们将开出一条道路。空中侦察没有发现任何障碍，没有工事、没有反坦克壕、没有混凝土陷阱。但为防万一，工程兵部队将在奥斯曼·巴德里的指挥下，为共和国卫队的坦克兵和机械化步兵开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距他站立的地方相隔几码远处有一座野战指挥帐篷。此刻里面挤满了高级军官。随着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他们俯身在作战地图上为进攻计划做最后的调整，一边等待着总统从巴格达发出最后的“开始”命令。
巴德里上校已经向他的上司——伊拉克陆军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上将汇报过了。他为自己在2月份时被举荐参加那项“特别任务”而对将军感激涕零。现在他向他的首长做出了保证，他的部队已经整装待发。
当他站在那里与穆苏里上将交谈时，另一名上将走了过来。于是他被介绍给了坦克兵司令阿卜杜拉·卡迪里上将。在远处，他看见统帅精锐的共和国卫队的萨蒂·图马·阿巴斯上将走进了帐篷。作为一名忠诚的党员和萨达姆·侯赛因的崇拜者，他对于卡迪里上将朝着阿巴斯的背影轻声说了声“小爬虫”而感到迷惑不解。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图马·阿巴斯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一名亲信吗？难道不是他因为赢得了关键的法奥战役并最终打败了伊朗人而受到了嘉奖吗？巴德里上校已经排除了在他的脑海里的传闻，即法奥战役实际上是由现在已经消失了的马哈尔·拉希德上将打胜的。
现在，黑暗中在他周围的全是共和国卫队塔瓦库尔那师和麦地那师的官兵。他的思绪返回到了2月份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夜晚，当时穆苏里上将命令他丢下库拜项目的扫尾工程，立即到巴格达报道。他猜测他将接受新的任务。
“总统要见你，”穆苏里直截了当地说，“他会派人来找你的。马上搬到这里的军官营区，日夜待命。”
巴德里上校抿紧了嘴唇。他做了什么错事？他说了什么错话？是不是他遭到了诽谤？不，总统是不会派人来找那样的人的。犯错误的人将被秘密警察局局长卡蒂布准将手下的行刑队抓去教训一顿。看到他一脸迷惘的样子，穆苏里上将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的牙齿在浓黑的小胡子之下显得格外闪亮。许多高级军官都蓄着小胡子，以模仿萨达姆·侯赛因。
“别担心。他要交给你一项任务，一项特别任务。”
果然，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巴德里就被召唤到了军官营房的前厅里，一辆长长的黑色公务车已经在等候他了，车内坐着总统卫队的两名卫兵。他被迅速地带往总统府，去接受在他的一生中那次最惊险的也是最重要的会面。
当时，总统府坐落在金迪街与七月十四日街的转角上，靠近同名的那座大桥。两者都是为了纪念1988年7月份两次政变中的第一次政变的日子。那两次政变使复兴党上台执政，同时结束了军人统治。巴德里被引到了一间接待室里并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一他被彻底搜了两次身，然后才被领去参见总统。
他身边的卫兵一停下脚步，他也停下了，他把两个脚跟一碰，啪地一声敬了一个军礼。过了三秒钟他才摘去自己的贝雷帽，把它夹在了左臂之下。然后保持着立正的姿势。
“那么你就是马斯基洛夫卡的天才学员喽？”
他已经被告知不要去看总统的脸，但当他在被提问时他还是忍不住去看了。萨达姆·侯赛因此刻心情颇佳，他面前的那位年轻人流露着热爱和羡慕的眼光。好，没什么可怕的。总统斟酌着词句把他的要求告诉了这位工程师。巴德里的胸中涌上一股自豪和感激的暖流。
在此后的五个月里，他按进度要求努力工作，最后提前完成了任务。他有了总统答应给他的全部设施。每一件设备、每一个人都归他调配使用。如果他需要更多的水泥或钢材，他只要打一个卡米尔的私人电话号码，总统的女婿就会立即从工业部把物资调拨过来。如果他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成百上千的劳工就会到达，且都是订有合约的朝鲜人和越南人。那年夏天，这些人白天承担劈山和挖土的工作，晚上就睡在山谷下面残破的临时房子里，后来他们被带走了，他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除了苦力，没人从那条道路进来过，这条最终要被抹去的惟一的土路是专供卡车运来钢材和货物，以及混凝土搅拌机。除了卡车司机，其他每一个人都是搭乘苏制米尔直升机进来的，且只是在他们抵达后，才被允许摘去眼罩，但在离开时又得戴上它们。这种做法适用于进来的每一个人，也当然包括最高级官员。
经过直升飞机对山区上空的数天考察后，巴德里亲自选定了该地点。它位于比基夫利更北更深的杰巴尔哈姆利的高山上，而基夫利是处于哈姆利山脉由小山丘成为崇山峻岭的通往苏莱马尼耶的那条道路上。
他每天工作24小时，只是在工地上睡个囫囵觉。他把巨大的工作量压到了部下的肩上，并对他们采取了威吓加哄骗的软硬兼施手段及发放奖金的刺激办法，最后工程于7月底前竣工了。该地区被清除掉了工作过的每一处痕迹、每一块砖头和每一片混凝土块、每一片在阳光下可能会发光的金属和在岩石上留下的每一处擦痕。
那三个卫兵村也已经完工了，村里已经养起了羊群。最后，那条惟一的土路也被抹掉了，被推土机碾成碎石后又被推到了下面的峡谷里，那三条山谷和遭受过破坏的山坡被恢复成几乎与原先一般的模样。
他，工程兵上校、古城尼尼韦和泰雷建筑技术的继承人、俄罗斯建筑大师斯台潘诺夫的得意门生、马斯基洛夫卡的佼佼者、擅长伪装工程——即把某项工程装扮成一无所有或伪装成其他工程的奥斯曼·巴德里，为萨达姆·侯赛因建成了那个喀拉，即要塞。没人能看到它，没人能知道它在哪里。
在工程结束前，巴德里目睹了其他人——大炮的组装者和科学家们，建起了这门令人敬畏的加农炮，其炮筒似乎触及到了天上的星星。
全部完工后他们就离开了，只有警备队留了下来。他们将留守在那里，谁也不准走出去。那些必须来来往往的人则由直升机载运，谁也不许着陆；他们将在那座山外边的一块草地上空盘旋。极少数几个抵离的人将被蒙上眼睛。那些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将被封闭在一个空军基地里，既不许会客，也不许打电话。最后一批野草种子撒下了，最后一批灌木种下了，那处要塞被孤零零地留在了那里。
虽然巴德里不知道，但实际上那些坐卡车进来的工人最后又被用卡车拉走了，然后转乘车窗封黑的大客车。到了远处的一个山谷里，载运着三千名亚洲工人的大客车全都停下了，卫兵迅速跑开。当雷管起爆时，整块山体滑下来，把所有的客车永久性地埋在了里面。然后那些卫兵又被其他卫兵枪杀了。
巴德里的遐想被从那座指挥帐篷里爆发出来的喊声打断了。那个词语迅速在整装待命的战士中传开了，即进攻“开始”了。
工程兵上校赶紧跑向自己的卡车，坐到了驾驶室里的旅客座上。他的司机轰地一声发动了汽车。他们留在旁边。这时候承担入侵尖刀任务的共和国卫队两个师的坦克兵发动了他们的战车，顿时空中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噪音，然后苏制T-72坦克群隆隆响着离开机场驶上了去科威特的那条道路。
坦克部队长驱直人，他后来这么告诉他在空军当上校飞行员的哥哥。那个倒霉的边防警察岗亭被掀翻后又被碾得粉碎。凌晨两点钟，坦克纵队已经越过国境线朝南滚滚而去。如果说科威特人以为这支名列世界四强的陆军是冲到穆塔拉山口来耀武扬威，直至科威特同意总统的要求的话，那么他们是猜错了；如果说西方认为这支军队是去夺取朝思暮想的瓦尔巴岛和布比延岛，以使伊拉克获得垂涎已久的进出海湾的门户，那么他们也是搭错了脉。
来自巴格达的命令是：占领全境。
黎明前，在科威特市北部的科威特石油城贾赫拉发生了一场坦克战。入侵前一星期为避免惹恼伊拉克人而留在后方的科威特惟一的一支装甲旅赶赴北方仓促应战。
战斗是一边倒的。只配做生意和搞石油的科威特人打得很艰苦。很顽强。他们把共和国卫队的精锐部队拖住了一个小时，使在南方艾哈马迪空军基地的一些天鹰战斗机和幻影战斗机得以升空，但科威特人没能获得战胜的机会。庞大的T-72坦克把科威特人使用的中国制造的较小型的T-55坦克砸成了碎片。最后，守军在损失了二十辆坦克后，其余的撤退了。
奥斯曼·巴德里在一英里后面观察着伊军的庞然大物在硝烟弥漫中左冲右突，喷射出猛烈的炮火，火光映红了科威特上空的天际。他不会知道，塔瓦库尔那师和麦地那师的这些坦克有一天会被英、美的挑战者坦克和亚布拉姆斯坦克炸得粉身碎骨。
黎明时，第一批先头部队进入了科威特市的西北郊，然后兵分四路占领了从该地区进出市区的四条公路：海岸边的阿布扎比路、格拉纳达与安达鲁斯郊区间的贾赫拉路，以及再往南的第5号和第6号环城公路。分兵后，四支先遣队向着科威特地区进发。
巴德里上校几乎没有用武之地。没有壕沟需用他的推土机去填平；没有障碍需用炸药去炸平；没有水泥桩柱需用推扒机去执倒。只有一次他差点儿丢了命。
当伊军穿过苏莱比卡滚滚而去，接近那个基督教墓地（虽然他不知道该墓地）时，一架孤独的天鹰战斗机从太阳底下钻出来，瞄准他前面的那辆坦克发射了四枚火箭。那坦克猛跳了一下，损失一条履带后又燃烧起来。极度惊慌的坦克手从炮塔里钻出来逃命。天鹰盘旋一圈后又飞回来了，准备打击尾随着的卡车，只见飞机吐出一长溜火舌。巴德里看见他身前的沥青路面爆裂开来，他猛地推开车门跳了下去，此时正好他那大呼小叫的司机在驾车驶向路边时窜入沟里，翻了个四轮朝天。
没有人受伤，但巴德里怒气冲天。冒失鬼！后来他坐另一辆卡车继续行进。
当那两个师带着它们的装甲兵、炮兵和机械化步兵开进科威特市中心时，整天都发生着零星的战斗。在国防部大楼，一组科威特军官把他们自己关在楼内，试图用他们在大楼里找到的一些轻武器对付入侵者。
一名伊拉克军官趾高气扬地指出，如果他用坦克炮开火，那么他们全都死定了。少数几个科威特抵抗者在投降之前与他发生了火力争执，其余的脱下军装换上袍子从后门溜走了。其中一人后来成为科威特抵抗运动的领导人。
主要的抵抗发生在埃米尔萨巴赫的住宅，尽管他本人和他的家庭早已南下逃到沙特阿拉伯避难去了。抵抗被粉碎了。
日落时分，奥斯曼·巴德里上校站在科威特市阿拉伯湾大街上，背对城市北角的大海，凝视着那座住宅——达斯曼宫的门面。有几个伊拉克士兵已经进入了宫内，并不时地带着从墙上摘下来的贵重的艺术品走出来，跨过躺在台阶上和草坪上的尸体，把战利品放进了一辆卡车里。
他忍不住也想去拿几件，作为贵重礼品送给他的父亲，让老头子挂在卡迪西亚的家中，但他脑海里某种思想拉住了他：那是多年前他在巴格达那所该死的英语学校里所受到的品质教育，还有他的父亲与英国人马丁的友谊及他对英国的崇拜和羡慕。
“抢劫就是偷窃，孩子们，而偷窃是错的。（圣经》和（古兰经》都禁止偷抢。所以不要去偷抢。”时至今天，他仍清晰地记得校长哈特利先生在由英国人创办管理的塔西西亚基础预科学校的教室里向英国学生和伊拉克学生讲课。
自加入复兴党之后，他不知道与父亲辩论了多少次。他的观点是，英国人一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把阿拉伯人奴役了几个世纪，以攫取他们自己的利益。
他的父亲已经有70岁了，这是因为奥斯曼和哥哥是父亲第二次结婚后出生的。对于他的这个观点，他的父亲总是笑着说：“也许他们是外国人，是异教徒，但他们有礼貌，做事有准则，儿子。那么你们的萨达姆·侯赛因先生有什么准则？”
要使老头子那顽固不化的脑袋接受党对伊拉克是何等重要以及党的领袖如何能为伊拉克带来光荣和胜利的道理实在太困难了。最后他停止了争论，以免他父亲会对总统说出什么坏话，而这种话如果被邻居听到会使他们全家遇上麻烦。他只是在这一点不能同意他的父亲，但他还是很爱他的。
所以，因为二十五年前一位校长的教导，巴德里上校现在站在后面没有加入对达斯曼宫的抢掠，即使这是他的先辈们留下的传统，而英国人全都是笨蛋。
至少塔西西亚学校教他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因为这门语言使得他能与斯台潘诺夫上校进行流畅的交流。斯台潘诺夫长时间来一直是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一名高级工程师，冷战结束后才返回莫斯科。
奥斯曼·巴德里35岁，而1990年被证明是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后来他这么告诉他的哥哥说：“我就站在那里，背对海湾面朝达斯曼宫，心里想着，‘先知啊，我们胜利了。我们终于拿下了科威特。而且是在一天之内。’就那样结束了。”
他错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那仅仅是开始。
当雷·沃克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是拖着屁股跑进阿布扎比机场，用拳头捶着售票柜台坚持要买下一班机票回美国时，他的一些同胞正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在七个时区之外的华盛顿，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们彻夜未眠。以前，他们曾亲自出席在白宫地下室的形势分析室里召开的会议。新技术的应用使得他们能在各自不同的地方参加电视电话会议。
头天晚上，即在华盛顿还是8月1日，早先发来的报告显示沿科威特北部的国境线上有开火的现象发生。这并不出人意料。几天来，从在海湾北部上空邀游的硕大的KH-11人造卫星发来的照片表明伊拉克部队的集结，向华盛顿传发了比美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更为详尽的情报。问题是，萨达姆·侯赛因想干什么？想恫吓还是想入侵？
各种要求在前一天就已经铺天盖地地压向了在兰利的中央情报局，但中情局也无能为力，只能根据由国家侦察办公室收集到的卫星照片提供一些含糊其辞的“也许”之类的分析，以及那些早已为国务院中东司所知道的政治见解。
“这种东西连白痴都能搞出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不满地说，“我们在伊拉克统治集团内部有人吗？”
这个提问的答案是一声遗憾的回答：没有。且这个问题将在以后的几个月中被重复提及。
难题的答案在晚上10点前出来了，这时候布什总统上了床，再也不接听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了。在海湾，天已经破晓，伊拉克的坦克部队已经越过贾赫拉，进入到了科威特市的西北郊。与会者后来回忆起来，这个夜晚真是非同寻常。参加电视会议的共有八个人，分别代表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五角大楼。一连串命令由会议下达了，并被得到了执行。类似的一系列命令也由在伦敦匆忙召集起来的“科布拉”（内阁危机处理）委员会会议发出了。伦敦与华盛顿相隔五个小时，但与海湾只相差两小时。两国政府冻结了伊拉克在国外的资金，在征得科威特驻华盛顿和伦敦两个城市的大使同意之后，也冻结了科威特的所有财产，以免任何新上台的为伊拉克工作的傀儡政府伸手去拿那些资金。这些决定共冻结了数千亿美元。
布什总统在8月2日凌晨4点45分被唤醒后签发了那些文件。
在伦敦，玛格丽特·撒切尔早已起床，并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在她准备坐飞机赴美国前也已经签妥了相同的文件。
另一个主要步骤是提请在纽约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入侵并敦促伊拉克立即撤军。这就是安理会的第660号决议，是在同一天凌晨4点40分签发的。
黎明时分电视会议结束了，与会者有两小时的时间可回家去洗梳一下、刮刮脸、换件衣服，再回到白宫参加上午8点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召集的并由布什总统亲自主持的全会。
新参加全会的有：国防部的理查德·切尼、财政部的尼古拉斯·布雷迪和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格。鲍勃·金米特继续代表国务院出席会议，因为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和助理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都不在市里。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科林·鲍威尔从佛罗里达州回来了，并带来了负责中央军区的那位上将：一个身材高大、粗壮的人，他的情况以后会听到得更多。当他们进入会议室时，诺曼·施瓦茨科普夫走在鲍威尔上将的身旁。
乔治·布什于上午9点15分离开了会议，这时候雷·沃克和梅贝拉·沃克已经千恩万谢地登上飞机，正掠过沙特阿拉伯上空朝西北方向的家乡安全飞去。总统在白宫南草坪坐上一架直升机飞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然后换乘“空军一号”专机飞赴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根据日程安排，他要作一个关于美国防务需要的演讲。现在看来，这个题材很合适，但这一天将比预见的要忙得很多很多。
在空中他接听了约旦国王哈希米特·侯赛因打来的一个电话。约旦是伊拉克旁边一个躲在阴影中的君主立宪制小国家。此刻哈希米特国王在开罗，正与埃及总统霍斯尼·穆巴拉克会商。
哈希米特国王强烈要求美国给阿拉伯国家几天时间，以便努力以和平方式把事情摆平。他本人建议召开一次四国会议，由穆巴拉克总统、他本人和萨达姆·侯赛因参加，并由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陛下作为会议的主席。他满怀信心地说，他们能在会上说服伊拉克独裁者从科威特撤军。但他需要三天、也许四天时间，且与会国不要去公开谴责伊拉克。
布什总统告诉他：“行，听你的。”这位不幸的乔治尚没有遇到从伦敦来的那位夫人。她在阿斯彭等他。他们在那天晚上相见了。
铁娘子很快就明白她的好朋友又要开始动摇了。在以后的两个小时里，她的唇枪舌剑是如此地厉害，以致总统简直难以招架。
“不能，不能让他做了坏事而不受处罚，乔治。”
面对那双一闪一闪的蓝眼睛和由空调的气流吹拂过来的坚定的语调，乔治·布什承认这也不是美国的意图。他的亲信后来发觉，与其说他担忧萨达姆·侯赛因的大炮和坦克，倒不如说他更担忧撒切尔夫人的那只使人气馁的手提包。
8月3日，美国与埃及进行了悄悄的协商。穆巴拉克总统被提醒了他的武装力量是如何地依赖于美国的军火；埃及欠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多少钱；以及美国给了他多少援助。8月4日，埃及政府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谴责萨达姆·侯赛因的侵略行径。
使约旦国王沮丧但没有使他吃惊的是，伊拉克暴君断然拒绝赴吉达坐到霍斯尼·穆巴拉克的身旁参加由法赫德国王主持的会议。
对沙特阿拉伯国王来说，这是对素以彬彬有礼为自豪的阿拉伯文化的一个公然怠慢。法赫德国王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和相当通情达理的人，他感到很不高兴。
这是使吉达会议吹了的两个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沙特的君主被显示了美国人从太空中拍摄到的照片。照片证明，伊拉克军队不但没有停止前进，而且仍处于战斗状态，并不断向着科威特南方与沙特的国境线推进。
伊拉克人真的胆敢越过国境入侵沙特阿拉怕吗？砝码在增加。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储量为世界第一。其次是科威特，按照目前的开采量，有可开采一百多年的储存量。第三位是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萨达姆·侯赛因就能把平衡倒过来了。再者，沙特百分之九十的油井和油田分布在王国东北端的达兰、佐法尔、达曼和朱拜尔，以及在这些港口的后方腹地。这个三角形正好处在共和国卫队作战师的进军道路上，且照片证明还有更多的作战师正在拥人科威特。
8月6日，沙特阿拉伯王国正式请求美军进入王国保卫其安全。
当天，第一批战斗轰炸机中队飞赴中东。“沙漠盾牌”行动开始了。
哈桑·拉曼尼准将跳下他的公务轿车，踏上了希尔顿宾馆门前的台阶。该宾馆已经被作为伊拉克安全部队在被占科威特的总部。8月4日那天上午当他推开玻璃门进入大厅时，他感到很有趣，因为希尔顿就在美国大使馆的隔壁，两者都在海岸边上，看出去是阿拉伯湾波光粼粼的湛蓝的海水，景色美不胜收。
从使馆看出去的全部景色也仅限于此——因为在他的建议下，使馆大楼已经立即被共和国卫队包围起来了，并将一直被包围着。他不能防止外国外交官从他们的领土上发电报给他们国内政府，他也没有为破解英国人和美国人所使用的复杂的密码所需的超级计算机。但身为反间谍局局长，他很清楚，被限制得只能是从窗户往外看的美国外交人员的窥探。
那么，剩下来的就是通过电话，从那些仍逍遥在科威特的他们本国同胞那里收集情报的可能性了。还有一件头等大事：确保对大使馆的所有外线电话给以切断或窃听——窃听更好些。但他手下的大部分得力干将在巴格达忙于工作。
他走进分配给反间局的套房，脱下军装，把它扔给了因替他扛上来两大箱文件而汗流泱背的副官，接着走到窗前去看窗下希尔顿游艇港的泳池。待会儿游游泳倒是一个好主意，他想。然后他看见有两名战士正在那里灌水瓶，另有两名在往那里撒尿。他叹了一口气。
37岁的拉曼尼是一个整洁、英俊的男人，他的脸刮得光光的——他不喜欢蓄上萨达姆·侯赛因那样的小胡子。他就是他，他有自知之明，因为他靠的是工作出色，而不是政治影响；他是那帮靠政治发家的白痴们中的技术专家。
他的外国朋友问他，为什么你要为这个政权效劳？这个问题通常是在拉希德宾馆的酒吧里或在更隐秘的地方，在他把他们灌得半醉时被问及的。他被允许与他们混在一起是因为他的工作的需要。但每次他都保持得相当清醒。他并不由于宗教的缘故而反对饮酒——他只是要点杜松子滋补酒，他也明白酒吧侍者知道只给他倒滋补酒。
于是，他对这个提问笑了笑。耸耸肩回答说：“我是一个伊拉克人，并为此而感到自豪。你们让我去为哪一个政府服务呢？”
私下里，他十分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要为一个其大多数头面人物是他心底里所讨厌的政权服务。如果他有任何激情的话——他经常否认他有激情，那么它来自于他对他的国家、人民以及复兴党早已停止代表的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感情。
但主要原因是他想有所作为。对于他这一代的伊拉克人来说，选择是为数不多的。他可以反对这个政权，继之离开祖国移居国外，躲开秘密警察的追捕，靠从事阿拉伯语和英语之间的翻译工作以挣得一口饭吃，或者他也可以留在伊拉克。
那样的话就有三种选择：继续反对这个政权，直至在奥马尔·卡蒂布（他憎恨那个畜生，他也清楚地知道这种感觉是相互的）的刑讯室里结束生命；或者当一个自由职业的工商经营户，在一个正在系统性地走向下坡路的经济中苦苦挣扎；或者对那些白痴言听计从保持微笑，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一步一步地得到提升。
他认为最后一种选择没有什么不好。像莱因哈德·盖伦那样，先是为希特勒效劳，继之为美国人、西德人服务；像马库斯·沃尔夫那样，身为东德工作，但不相信他们说的每一句话。他是一位象棋大师，他为游戏而活着，为间谍与反间谍的阴谋活动而活着。伊拉克是他的人生棋盘。他知道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专家也明白这一点。
哈桑·拉曼尼从窗边走回来，坐到书桌后面的椅子里开始写笔记。即使科威特能被确保成为第十九个省也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不知道萨达姆·侯赛因打算在科威特待多久。他怀疑那人自己也不一定知道。如果伊拉克要撤走，那么没有必要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反间谍活动去堵住他能够堵住的所有漏洞。
私下里，他相信萨达姆能够做了坏事而逃脱处罚。但这需要打好拳，走对每一步，说对每一句话。第一个阴谋是必须参加明天在吉达的会议，去奉承法赫德国王直至他再也拿不到其他领土了，宣称伊拉克无非是想要对石油、海湾进出门户和那笔巨额贷款的一个公正的条约。这种方法，把整个事情圈在阿拉伯人范围之内，并不惜一切代价不让美、英插进来，萨达姆可依照阿拉伯人的事由阿拉伯人自己处理的原则，一直讲下去，直至地狱结冰。
西方，由于其注意力要相隔几个星期的时间差，会听饱了这种话，会把这件事让四位阿拉伯人——两位国王和两位总统去处理，只要石油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把他们浸泡在其中，这样盎格罗一撒克逊人就会高兴了。除非科威特遭到野蛮的强暴，否则媒体会扔掉这个议题，流亡在沙特阿拉伯某地的萨巴赫政权会被人们淡忘，科威特人会习惯在新政府领导下的生活，而撤出科威特的会议会咬文嚼字地拖上十年的时间，直至失去其重要性。
事情是可以这么做的，但需要适当的手法。希特勒的手法——“我只寻求我公正的要求的和平解决。这绝对是我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法赫德国王会中计的——谁也不对科威特人存有任何好感，更不用说对萨巴赫这个贪图安逸的人了。法赫德国王和哈希米特国王会扔下他们，就像1938年张伯伦扔掉了捷克人那样。
麻烦在于，尽管萨达姆有许多小聪明——要不然他就不会活到现在了，但在战略上和外交上，他却是一个扮演滑稽角色的小丑。哈桑·拉曼尼估算，总统会在某种程度上把事情搞错；他既不想撤兵也不愿继续进军去夺取沙特的油田，给西方世界造成一个既成事实，即他们对此也束手无策，除非摧毁油田和影响一代人的繁荣。
“西方”指的是美国人，还有与其站在一起的英国人，且他们都是盎格罗一撒克逊人。他知道盎格罗人。在哈特利先生为校长的塔西西亚预科学校的五年学习，使他学会了完美的英语，也使他懂得了英国风俗，明白了盎格罗一撒克逊人事先不给警告狠揍你一拳的习惯。
他摸了摸多年前他曾经遭到过这么一拳的下巴，不禁哈哈笑出声来。房间另一头他的副官惊得跳起了一只脚。
哈桑·拉曼尼，这位聪明、有文化、有知识、有自制力、出身大都市、为由一帮歹徒组成的政权服务的上层社会精英，开始了埋头工作。工作量很大。值此8月份之际，在科威特共有180万人口，其中只有60万是科威特人。另有60万是巴勒斯坦人，这当中有些将忠于科威特；有些将站在伊拉克一边，因为巴解组织已经这么做了；大多数将俯首称臣。然后是30万埃及人，其中有些无疑是为开罗工作的，现在等于是在为华盛顿或伦敦工作；还有25万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孟加拉人和菲律宾人，主要是蓝领工人或私人家庭佣人。作为一名伊拉克人，他相信科威特人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即使是屁股上被跳蚤蜇了一下，也非得呼唤外国佣人为其搔痒不可。
最后还有5万名第一世界的公民——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西班牙人、瑞典人、丹麦人等等。而他的工作就是要打击外国人的谍报活动。他为以前使用信使和电话搞情报的日子叹了一口气……作为反间局局长，他可以关闭边境和切断电话线。但当今世界连傻瓜都能通过人造卫星用移动电话或计算机的调制解调器与加利福尼亚通话。很难截取或追踪源头，除非使用最先进的设备，而这恰恰是他所没有的。
他知道他无法控制信息的外流或难民潮涌出国境。他也无法去改变头顶上美国卫星的轨迹，他怀疑现在美国的所有间谍卫星都被重新调整到了每隔几分钟经过科威特和伊拉克上空的轨道上（让他估算对了）。
试图去做不可能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他不得不装作已经尝试过了和已经成功过了。主要的目标将是如何防止恶意破坏、暗杀伊拉克士兵及损毁他们的装备，以及组成任何抵抗。他必须防止外援，无论是人员、技术或装备，打击任何抵抗运动。
这样他必然会遇到他的竞争老对手——秘密警察局，该机构就设在他下面两层的房间里。那天早上他已经获悉卡蒂布局长任命沙巴维那个恶棍为秘密警察局科威特分局局长。假如科威特游击队员落到了他们手里，那么他们会学会发出像国内持不同政见者那样的尖叫声。因此，拉曼尼将把目标对准外国人。那是他的工作范畴。
那天上午临近中午时分，在戈华街外边的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系，特里·马丁博士讲完课回到高级教师的公用办公室。在门口，他遇上了玛贝尔——他在阿拉伯学教研组里与另两名高级讲师共同聘用的女秘书。
“哦，马丁博士，你有一张条子。”
她把她的手提箱支到穿着花呢裙子的一只膝盖上，在里面翻了几下，取出一张纸条。
“这位先生打电话找你。他说事情比较急，希望你能回电。”
进了办公室，马丁使用墙上的付费电话。铃声响了两下，一个女性清脆的声音只重复了一下自己的号码。没有报出单位名称，只是号码。
“斯蒂夫·莱恩先生在吗？”
“请问您贵姓？”
“哦……马丁博士。特里·马丁。他打电话找我的。”
“哦，是的，马丁博士。请你稍等一下好吗？”
马丁皱了皱眉头。她知道这个电话，知道他的名字。一生中他可从来不曾知道任何叫斯蒂夫·莱恩的人。
电话里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我是斯蒂夫·莱恩。你真好，这么快就回电了。不久前我们在战略研究所曾见过面。就是那次你做完了关于伊拉克军火采购机器的学术报告之后……不知你中饭是怎么安排的？”
这个莱恩，不管他是谁，采用了缺乏自信和具有说服力的自我表述，很难回绝他。
“今天吗？现在吗？”
“除非你另有安排。怎么样？”
“食堂里吃三明治。”马丁说。
“能否请你到司各特餐馆吃时鲜的比目鱼？行吗？你肯定知道那家餐馆的，在蒙特街。”马丁听说过司各特，那是伦敦最好、最贵的海鲜馆之一。坐出租车需20分钟。现在是12点30分。而他喜欢吃海鲜。司各特不是他这种做学问的工资可消费的地方。这位莱恩先生是否知道这些情况？
“你确实是在战略研究所工作吗？”马丁问。
“吃饭时再解释吧，博士。那就1点钟，我等着你。”电话挂断了。
当马丁进入那家餐厅时，领班服务员亲自迎上来。
“马丁博士吗？莱恩先生在那边等着你。请跟我来。”
这是位于角落里的一张安静的桌子，相当隐蔽。谈话不会被别人听到。莱恩——此时马丁明白以前肯定未遇到过，起身与他打招呼。他是一个骨瘦如柴的人，头发灰白，身上穿着一套深色西服，打着一条朴素的领带。他把客人引到一个座位旁，朝着一瓶放在冰桶里冰镇的葡萄酒做了一下手势，并扬起了一条眉毛。马丁点点头，“你不是研究所的，对吧，莱恩先生？”
莱恩丝毫没有一点狼狈的样子。他注视着清澈凉爽的液体倒入酒杯，服务员在留给他们每人一份菜单之后离去了。他向客人举起了手中的玻璃杯。
“实际上是世纪大厦的。这使你介意吗？”
英国秘密情报局在世纪大厦办公。这是一座一点也不起眼的大楼，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大象城堡与老肯特路之间。它不是一栋新楼房，与其所担当的任务也不相配，且内部复杂得像是一个迷宫，以致对于来访的客人其实用不着安全检查，因为要不了一分钟客人就会在里面迷路，最后非大声呼救不可。
“不，只是感兴趣。”马丁说。
“确切地说，感兴趣的应该是我们。我着迷于你的研究领域。我正在努力与你并行，可我研究得没你那么详尽。”
“我发觉这话令人难以置信。”马丁说，“但他受到了奉承。当一个做学问的人被告知说他受到羡慕，这是令人高兴的。”
“没错。”莱恩坚持着。“来两份比目鱼吧？好的。我希望我已经读过了你发表在战略研究所、联合情报所和查坦的所有论文。当然还有在《幸存》上的那两篇文章。”
在过去的五年里，尽管他只是一位35岁的年轻学者，但战略研究所、联合情报研究所等机构为他们广泛研究外事之需，越来越频繁地邀请马丁博士为他们作学术报告。（幸存》是战略研究所办的一份杂志，每一期均有二十五份自动转到位于查尔斯国王大街的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其中五份再转给世纪大厦。
特里·马丁之所以引起这些人的兴趣，并不是他对中世纪美索不达米亚的渊博的知识，而是他的第二个研究领域。作为他的个人兴趣，多年前他就开始了研究中东地区的武装力量，参加防务展览会，结交武器制造商及他们的阿拉伯用户，这方面，他那流利的阿拉伯语帮他认识了许多联系人。十年后，他成了在他自己选定的消遣性专业方面的百科全书，连一些高层专业人员也来认真地听他讲课，其中许多人，被美国作家汤姆·克兰西认为是北约和前华约防务设备的世界级专家。
两份比目鱼端上桌来，他们开始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八个星期之前，当初是世纪大厦中东处主管行动处长的史蒂夫·莱恩，已经从研究人员那里调来了特里·马丁的档案。他对所看阅的内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生在巴格达，长在伊拉克，后来在英国上学，当马丁从海利伯里毕业时，他有三门功课特别出色：英语、历史和法语。海利伯里认为他将是一名出色的学者，拟去牛津或剑桥深造。
但这位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的男孩想攻读阿拉伯学。于是他以大学毕业生的身份向伦敦的东方及非洲学系提出了申请，并于1973年春季参加了面试。面试立即获得了通过，他于1973年秋季人学，主修中东历史。
通过三年学习，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了，然后又进一步深造三年，攻读博士学位，专修8世纪至15世纪的伊拉克历史，尤其是公元750年至1258年的阿巴西德当政期。1979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接着于1980年去了一次伊拉克，就在那时候伊拉克侵入伊朗，触发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期间的经历使他对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发生了兴趣。
回国后，他才26岁就被东方及非洲学系聘为讲师。这是世界上研究阿拉伯学的最好的也是最难攻读的学科之一。由于他优秀的学识，被晋升为高级讲师，34岁那年又成为中东历史方面的一名高级讲师，显然可望在40岁之前成为一名教授。
莱恩读到的书面材料只限这一些。使他更感兴趣的是马丁的第二个领域，即中东武器库方面的知识。多年来，这一直是个边缘学科，被冷战所忽视，可现在……
“是关于科威特的事情。”他最后说。吃剩的比目鱼撤下去了，两人都谢绝甜点心。比目鱼已经让他们吃得够饱了，且莱恩猜测马丁吃得很多。现在两杯佳酿的红葡萄酒端上来了。“也许你可以想象，这几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
莱恩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被刚从美国回来的铁娘子狠狠批评了一顿，要求立即搞清情况的命令如雨点般地落到了世纪大厦的密探们头上。
“事实是，我们想派一个人溜进科威特去摸清楚那里究竟在发生什么事情。”
“在伊拉克占领之下的科威特吗？”马丁问。
“恐怕是这样。”
“那为什么找我呢？”
“让我对你坦率地讲，”莱恩说，“我们确实想弄明白那边在发生的事情。伊拉克占领军——有多少部队？战斗力如何？配有什么装备！我们的本国同胞，他们是怎样在应付的？他们是否处境危险？能否安全地把他们转移出来？我们需要派一个地面人员进去。这种情报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有一个人，他的阿拉伯语说得与阿拉伯人（伊拉克人或科威特人）一样好。你一生都在搞阿拉伯语，比我强多了……”
“可现在在英国肯定有几百个科威特人，他们可以潜回去。”马丁建议说。
莱恩悠闲地用嘴倒吸着嵌在他的牙缝里的二小片比目鱼。
“确切地说，”他喃喃地说道，“我们想派遣一名本国人。”
“一个英国人？谁长得像阿拉伯人呢？谁可以混同于阿拉怕人呢？”
“那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不知道是否有那样的人。”
肯定是因为葡萄酒。特里·马丁不习惯于中饭时吃比目鱼和喝红葡萄酒。事后他真恨不得咬下自己的舌头，假如时间能够倒转几秒钟的话。但是他已经说出去了，然后就无法收回了。
“我知道有一个人。我的兄弟麦克。他是特空团的一名少校。他的长相酷似阿拉伯人。”
当莱恩把牙签连同一小片捣乱的比目鱼从嘴里取出时，他按捺不住心中涌上来的一阵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