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上午，在普雷斯顿的请求下，维尔扬和他在联合大厦四楼的办公室里会了面。由于是星期天，几乎整个大楼都归他们所有了。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维尔扬上尉问。
“昨晚睡不着，我想了许多，”普雷斯顿说，“有些事情是不对头的。”
“从北边回来你睡了一路，”维尔扬不快地说，“可我得开车。”
“啊，但是你比我结实多了。”普雷斯顿说。
这话使维尔扬很高兴。他为自己。的身体自豪，他经常坚持锻炼。他变得随和起来了。
“我想找另一名战士。”普雷斯顿说。
“什么另一名战士？”
“跟马雷一起逃走的那个。他从来没提过他的名字。只是‘另一名战士’或‘我的同志’，他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名字呢？”
维尔扬耸了耸肩。“他认为无关紧要。在温伯格医院时，他一定会告诉当局的，以便通知家属。”
“那是口头的，”普雷斯顿若有所思地说，“听他说的军官们可能很快就被遣散为老百姓。只有书面的东西才能留下来，他提到了但又没有名字。我想找出另一个战士。”
“但是他已经死了，”维尔扬分辩说，“他42年前就埋在波兰森林的坟墓里了。”
“那我就找出他是谁。”
“可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呀？”
“马雷说在那个集中营里只靠红十字会食品包维持生命，”普雷斯顿说，似乎在冥思苦思，“他还说是在圣诞节以前逃走的。这必然使德国人感到不安，通常是全体都要受到惩罚——失去特殊照顾，包括不给食品包。所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圣诞节的。我们能不能找到其中的某个人？”
在南非没有旧战俘协会，但有一个退伍军人联谊会，包括那些打过仗的人。这个组织叫钢盔协会。钢盔协会成员的每个分会的会议室叫做“弹洞”，负责人叫“老牛”。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每人用一部电话，分别与南非每一人“弹洞”联系，设法找到一个在344号集中营待过的人。
这是很麻烦的。那所集中营里的11000名战俘中，大部分来自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或美国，南非人很少。而且，过去了这么多年，许多人都死了，钢盔协会的成员中，有的到高尔夫球场去了，有的不在家。有些人歉意地否认，有的给出了一些主意，结果仍然到处是死胡同。太阳落山时，他们歇手了。
星期一上午又接着干。到中午时，维尔扬才喘了一口气。他在开普敦找到一位退休的肉类加工商，维尔扬和他讲着南非语。他用手捂上话筒说：“这个人说，他在344号集中营待过。”
普雷斯顿接过电话。“安德森先生吗？啊，我叫普雷斯顿。我正在对344号集中营进行一些研究工作。谢谢，太好了……啊，我相信你在那儿待过。你还记得1944年圣诞节吗？两个南非战士在外面的工地逃走了……啊，你确实记得。对，我肯定是相当糟糕的……你记得他们的名字吗？啊，不住在一个屋？是啊，当然了。那么，你记得南非国民大会组织负责人的名字吗？……罗伯特准尉。全名是什么……请仔细想一想……什么？瓦尔特？你能肯定吗？太感谢你了！”
普雷斯顿放下电话。“瓦尔特·罗伯特准尉。我们到军事档案馆去，好吗？”
他们找到了南非军事档案馆。出于某种原因，它附属于教育处，坐落于比勒陀利亚的维萨治大街20号。名单中有100多个姓罗伯特的，有19个人是以瓦字打头的，7个人叫瓦尔特，但都对不上。把瓦字打头的人都查了一遍，也是一无所获。普雷斯顿在罗伯特的卷宗里，从字母A开始查起，他很走运，一个小时之后，他查到杰姆斯·瓦尔特·罗伯特在第二次大战中是一位准尉，在图卜鲁格被俘，囚于北非、意大利，最后在东德。战后一直在部队供职，升为上校，1972年退休。
“你最好为他活着做祷告。”维尔扬说。
“如果他还活着，一定拿退休金，”普雷斯顿说，“负责退休的人一定知道他。”
确实如此。瓦尔特·罗伯特上校正在奥兰治维尔度秋假，那是约翰内斯堡以南100英里处的一座小镇，位于湖泊和森林之中。当他们出来时，外面的维萨治大街上，天已经黑了。他们决定第二天早晨开车去。
这是一幢整洁的平房，开门的是罗伯特太太，她看了看维尔扬上尉的身份证，显得有点吃惊。
“他到湖上喂鸟去了。”她告诉他们，并指了指路。他们发现这位老军人正在用面包渣喂水鸟。他们走近时，他站了起来，并看了一下维尔扬的身份证，点点头，好像在说：“说吧！”
他已70多岁，身板挺直，穿着花呢套服，棕色皮鞋，打得很亮，上唇一缕白胡。他认真地听普雷斯顿提问题。
“我当然记得。那个德国军官大发雷霆，朝着我吼个不停。为这事，全屋的人都丢了红十字包，这两个年轻的傻瓜蛋。1945年1月22日，我们向西撤退，4月底被解放了。”
“你还记得他俩的名字吗？”普雷斯顿问。
“当然，什么名字也不会忘的。两个人都很年轻，大概20来岁的样子。都是下士，一个叫马雷，一个叫布兰特，弗利基·布兰特。两个都是南非人，但记不得他们的部队番号了。当时我们都裹得严严的，有什么就都穿上，根本看不到兵团的标识。”
他们热忱地感谢他，又驾车回比勒陀利亚，又来到维萨治大街进行第二轮查询。不巧的是，布兰特是个荷兰名字，同音异字的很多，一共有几百个类似的名字。
到傍晚时，在档案馆人员的协助下，他们找出了六个叫布兰特的下士，他们都死了。两名在北非的战斗中阵亡，两名在意大死去，一名死于登陆舰倾毁。他们打开第六名的卷宗。
维尔扬目瞪口呆地望着打开的卷宗。“真是怪事！”他轻声地说，“谁干的呢？”
“那谁知道？”普雷斯顿回答说，“但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
卷宗里空空如也。
“真对不起，”在开车送普雷斯顿回伯格斯帕克的路上，维尔扬说，“看来是山穷水尽了。”
当晚很晚的时候，普雷斯顿在旅馆里给罗伯特上校打了个电话。“上校，又麻烦你了，真对不起。你是否记得布兰特在那个营房里有没有什么要好的同伴或朋友？我个人的经验是，在军队中总会有一个要好的同伴的。”
“你说得很对，通常是这样的。现在我一时想不起来。让我睡觉时好好想想，如果我想起什么，明早打电话告诉你。”
早饭时，热心的上校给普雷斯顿打来了电话。他在电话中讲得很干脆，如同向司令部报告一样：“想起一点儿。那些营房都是按100人盖的，但我们都像沙丁鱼一样挤在那里面，一个营房里住200多人。有些人住在地板上，有些人挤在铺上睡，什么也没有，你知道，什么办法也没有。”
“我明白，”普雷斯顿说，“布兰特呢？”
“跟另一个下士睡一个铺，叫莱文森，皇家德本轻步兵。”
“你说什么？”
“莱文森是皇家德本轻步兵团的。”
这回在维萨治大街查得很快。莱文森不是普通的名字，叫的人不多。15分钟后，档案就找出来了。他的名字叫麦克斯·莱文森，生于德本。战争结束时，他退伍了，所以没有抚恤金，没有通信地址。但知道他是65岁。
普雷斯顿在德本电话号码簿上查找着，同时，维尔扬让德本警察从他们的档案中找这个名字。维尔扬先找到了。
麦克斯·莱文森在海边开了一个小旅馆。维尔扬打电话找到了莱文森太太。她肯定说，她丈夫在344号集中营待过。但现在她丈夫钓鱼去了。
他们等他回来，无聊地转着大拇指。直到天黑，他才回来。普雷斯顿跟他谈起来。这位旅馆老板从东海岸通过电话线传来开朗洪亮的声音：“我当然记得弗利基。这个混蛋小子逃到了树林里，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怎么了？”
“他是哪儿的人？”普雷斯顿问。
“东伦敦。”莱文森毫不犹豫地说。
“他的出身怎么样？”
“他讲得很少，”莱文森回答说，“当然是南非人喽，南非语讲得很流利，英语很糟，劳动家庭。啊，我想起来了，他说过他爸爸是那里铁路的扳道员。”
普雷斯顿跟他说了再见并转向维尔扬说：“东伦敦，咱们能开车去吗？”
维尔扬叹了一口气。“我看不行，”他说，“几百英里。我们的国家很大，普雷斯顿先生。你果真想去的话，咱们可以明天坐飞机去。我可以安排一个警车和一个司机去接咱们。”
“没有标记的车，”普雷斯顿说，“穿便衣驾驶。”
虽然克格勃总部是在莫斯科市中心捷尔仁斯基广场2号的“中心”，虽然那幢楼并不小，但是，要把这个庞大机构的总局。局、处的一些机关放到这里，仍然显得很狭窄。所以，下属的分部就到处都是了。
第一总局坐落在莫斯科外环路的雅辛涅沃，几乎在城的正南方。差不多第一总局的全体都在这座现代化的、铝和玻璃的八层大厦里，形状像一个三个尖的星，如同本茨牌汽车的标识一样。
这座大厦是芬兰人承包建筑的，准备作为中央委员会的国际部。但竣工之后，国际部的人不喜欢它。他们想离市中心近一点。于是，就给了第一总局。由于它位于城外，远离人们那敏锐的耳目，所以，非常适合第一总局使用。
第一总局的成员，即使在国内，身份也是保密的。由于他们必须（或者已经）到国外去担任外事工作，最忌讳被那些鼻子尖尖的旅游者看到他们从第一总局走出来，或不知不觉被拍照。
然而，在第一总局里有一个很秘密的局，它并不在雅辛涅沃。如果第一总局是秘密的话，那么，里面的这个S局，或叫地下局，就是绝密的。里面的人员不但见不到第一总局里的同事们，连他们内部互相之间也从不见面。他们的训练和教导都是单独进行的，只是一个教导员一个学生。每天早晨他们并不到办公室签到，否则就会互相见面了。
从苏联的心理观点看，原因很简单。俄国人对秘密和背叛有一种偏见——这与共产主义没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源于沙皇时代。“特务”，就是男人，有时也有女人，经过严格的训练，然后，派遣到国外去，以极端隐蔽的身份生活在那里。
然而，“特务”被捕并且与人家合作了，变了节，便会交待一切。所以，他们知道得越少越好，不言而喻，一个人不可能出卖他不知道的事或不认识的人。
因而，那些“特务”都住在莫斯科中心一些用木板隔开的几十个住宅里。他们单独汇报，单独训练和单独下指示。为了接近自己的“手下人”，S局的局长仍然把办公室设在捷尔仁斯基广场。他的办公室设在七楼，比主席切布利科夫高三层，比第一总局副主席契涅夫将军和克留什科夫将军高两层。
3月18日，星期三，下午，正当普雷斯顿与麦克斯·莱文森谈话时，有两个人来到S局局长的密室。局长是一位老军人，毕生从事秘密谍报工作。他看了他们出示的东西后，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只有一个人适合这个工作，”他小气地说，“这个人很出色。”
中央委员会来的两人中的一个拿出一张小卡片。“好，少将，请您从现在开始让他离职，叫他到这个地址报到。”
局长不高兴地点点头。他知道这个地址。这两个人走后，他再次回想起他们的权威性。是的，是来自中央委员会。虽然他们没这么说，但是他知道，这个命令是从哪层人物来的。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非同一般的特务，是他所训练的最好的特务。失去这样一位杰出的、训练有素的特务，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在这样的命令面前，没有二话可说。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对命令是不能打问号的。他按了一下内部联络器。
“告诉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到我这儿来报到。”他说。
从约翰内斯堡到东伦敦的第一次飞机准时到达了本舒曼机场。机场很小，但很整洁，漆成蓝色和白色。这是南非第四大贸易城市和港口的机场。警察局的司机正在停机坪上等他们，把他们领到停车场，坐进一辆没有标记的福特牌轿车。
“上尉，到哪儿？”他问。维尔扬用眼睛问普雷斯顿。
“铁路局，”普雷斯顿说，“具体说就是管理处。”
司机点点头，车开了。东伦敦的现代化车站位于舰队街。在车站的正对面是一排破旧的二层楼，刷成绿色和乳白色。这就是管理处。
在里面，维尔扬亮了一下非常管用的证件，马上被领进财务处长的办公室。处长听着普雷斯顿的问题。
“对，我们向本局所有活着的退休铁路员工开支，”他说，“叫什么名字？”
“姓布兰特，”普雷斯顿说，“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许多年以前，他是一个扳道工。”
处长找来一个助手。他们穿过几条黑暗的走廊来到卡片室。那个助手查了一会儿，抽出一张退休卡片。
“就是他，”他说，“我们就这么一个人，三年前退休的。库斯·布兰特。”
“他多大岁数？”普雷斯顿问。
“63岁。”助手朝卡片扫了一眼说。普雷斯顿摇了摇头。如果弗利基·布兰特跟简·马雷的岁数差不多的话，他父亲要大约老30岁，可能90多岁了。
“我们找的人现在大约90岁了。”普雷斯顿说。
处长和助手都肯定地说，再没有别的退休的布兰特了。
“那么，你们能不能给我找三个活着的、岁数最大的领退休金的人？”
“卡片不是按岁数排的，”助手反驳说，“是按字母顺序排的。”
维尔扬把处长拉到一边，咬着耳朵用南非语说了些什么。他的话立即生效，处长显出受震动的样子。
“找，”他说，“一张一张地查。1910年以前生的。我们在办公室等着。”
花了一个钟头。助手拿来了三张退休卡片。
“一个78岁，”他说，“但他是行李员。一个80岁，过去是清洁工。这个77岁，过去是编组车场扳道工。”
这个人叫弗利，住在奎格奈。
10分钟后，他们驾车来到奎格奈。这是东伦敦的一个老区，有50多年了。一些破旧的平房已被修修补补过，其他的东倒西歪、破烂不堪。这里是白人工人贫民窟。从这里可以听到穆尔大街那边的铁路车间以及扳道场的叮叮当当声；在那里，一辆辆巨大的货车被编成组，将东伦敦码头上的货物，经过彼得茨堡，运到内陆的德兰士瓦省。他们在穆尔大街上找到了那所房子。
一位黑人老太婆开了门，布满皱纹的脸像个胡桃核，白发在脑后扎成一团。维尔扬用南非语跟她讲话。老太婆指着远处，说了几句什么，便咣的一声关上了门。维尔扬陪着普雷斯顿回到车中。
“她说他到机关去了。”维尔扬对司机说，“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旧的铁路机关，现在叫特恩布里停车场，在帕特森大街。是铁路工人的娱乐场。”
那里是一个大停车场，有一大片二层楼房，旁边毗连着三个保龄球草坪。他们穿过一道道门，从一排司努克球台和电视之间经过，最后来到一个闹哄哄的酒吧。
“弗利老爹在吗？”
侍者说：“在，他在那边看保龄球呢。”
他们在一个草坪上找到了老人，他正坐在那里慢慢地喝着啤酒，晒着秋天的太阳。普雷斯顿提出了问题。
老人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是啊，我记得乔·布兰特。他死了好多年了。”
“他有个儿子，叫弗利基。”
“一点不错。天啊，小伙子，你们又使我回到了许久以前的年代。他真是个好孩子。放学后，有时到车场来，乔总是让他坐到编组机车里。在那时候，对孩子来说，这是多么难得的优待啊！”
“那是30年代中期吧？”普雷斯顿问。
老人点头。“大约是那时。是在乔和他搬家来后不久。”
“在1943年前后，弗利基去打仗了。”普雷斯顿说。
弗利老爹用带眼屎的眼睛瞧了他一会儿，竭力回想50年以前那平平淡淡的生活情景。“对，”他说，“那孩子再也没回来。有人告诉乔说，他死在德国什么地方了。这消息使乔痛不欲生。他指望着那孩子，替孩子安排了远大前程。他精神失常了，战后那个电报来了后就失常了。他在1950年死了。我一直认为是心瘁而死。过不久，两年左右吧，他老婆也没了。”
“你刚才说‘乔和他家搬来后不久’，”维尔扬提醒说，“他们是从南非哪个地方搬来的？”
弗利老爹显得不解的样子。“他们不是从南非什么地方搬来的。”他说。
“他们一家人都是南非人啊！”维尔扬重复说。
“谁告诉你的？”
“部队说的。”维尔扬说。
老人笑了。“我想小弗利基在部队报名时一定是说他是南非人才被通过的，”他说，“其实不是那样，他们是从德国搬来的。是移民，大约在30年代中期。乔一直到死也总说不好南非语。当然孩子说得好，在学校学的。”
他们回到停车的地方时，维尔扬问普雷斯顿：“还去哪儿？”
“在南非，移民档案存在哪儿？”
“在联合大厦地下室，跟国家档案室挨着。”维尔扬说。
“咱们在这儿等着，档案室的人能给咱们查一下吗？”普雷斯顿问。
“可以。咱们到警察局去，那儿电话好打。”
警察局也在舰队街，是一座黄砖砌成的堡垒，四层，窗户都是不透光的。右边是卡夫拉利安步兵操练厅。
他们打了电话并在那儿的食堂吃了饭。
同一时间，比勒陀利亚的一位档案馆工作人员牺牲了自己的午休时间，查阅着档案。值得庆幸是，所有的档案都存在电脑中，档案号很快就出来了。工作人员抽出档案，打了一份简历，附到电传中。
在东伦敦，普雷斯顿和维尔扬正喝咖啡时，电传送来了。维尔扬逐字逐句地译过来。
“天啊，”他译完后，说，“谁能想得到呢？”
普雷斯顿似乎在沉思。他站起来走到在另一张桌子上吃饭的司机旁。“在东伦敦有犹太教堂吗？”
“有。在花园巷，离这儿20分钟路。”
这所犹太教堂漆成白色，黑圆顶，上面装着大卫之星。在这星期四的下午，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黑人守门人。他穿着一身旧军大衣，戴着绒线帽。他告诉了他们布鲁姆教士在郊区的地址。刚过3点，他们便来到教士的门口。
教士本人开了门。他50多岁、身高体壮、蓄着胡子、铁灰头发。看一眼就行了，他太年轻。
普雷斯顿作了自我介绍。“你能告诉我你的前任教士是谁吗？”
“当然可以，是沙皮罗教士。”
“他还活着吗？到哪儿能找到他？”
“你最好还是进来吧！”布鲁姆教士说。
他领他们进了屋，穿过一条走廊，打开尽头的门。里边是一间卧室，房间里，一位老人坐在煤气火炉前，呷着红茶。
“所罗门叔叔，有人来找你。”他说。
一个小时以后，普雷斯顿离开了这家，去找维尔扬。维尔扬已经先回到了车里。
“去机场。”普雷斯顿告诉司机，转而对维尔扬说：“明早能安排我与皮埃纳尔将军见面吗？”
那天下午，苏联军队中又有两个人被抽出来执行特殊任务。
在莫斯科以西100英里处，刚好在通向明斯克公路边的一片树林里，有一片综合大楼和一些盘形天线，这是苏联的一个监听站，接收华沙条约军事单位的电波和外国电波，也接收苏联国土以外其他政党之间的通讯信号。综合大楼有一个部分被隔离开来，这是克格勃专用的。
被调出的两个人中，有一个是准尉无线电操作手。
中央委员会的人离去后，主管的上校对他的副职埋怨道：“这个人是我这儿最棒的，真是好样的，给他设备的话，他连加利福尼亚的蟑螂搔屁股的声音都能收来。”
另一个被调离的人是苏军的一名少校。他很少穿军装，如果他穿军装的话，他的领章可以表明他是炮兵的，与其说他是个军人，还不如说他是个科学家。他在研究部军械处工作。
大家在皮椅中坐下后，皮埃纳尔将军问道：“那么，我们的简·马雷大使有罪没有啊？”
“有罪，”普雷斯顿说，“很严重。”
“普雷斯顿先生，我想，最好还是让我听听证据。他在哪儿犯的错？在什么地方背叛的？”
“哪儿也没有，”普雷斯顿说，“他一步也没走错。你看过他写的自传吗？”
“看过，像维尔扬上尉说的那样，从他出生到现在，每一件事我们都查过了。我们没有发现不符合的地方。”
“没有不符合的地方，”普雷斯顿说，“他那些童年时代的故事的每个细节都是真的。我相信他今天也能把他的童年时代说上五个钟头，不会有重复的地方，也不会错一个细节。”
“这是真的，经得起推敲的都是真的。”将军说。
“对，都经得起推敲，直到两个年轻战士在西里西亚从德国卡车车尾逃走为止，在这以前都是真的。从那以后就全是谎言了。让我从另一角度从头解释一下，就是和简·马雷一起逃的那个人——弗利基·布兰特的故事。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上台。1935年，在德国有一名叫乔·布兰特的人来到柏林的南非公使馆，要求给以同情并恩准签证。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面临着被杀害的危险。听了他的请求后，公使馆便给他们全家签发了移居南非的签证。你们的档案馆证明，确实有他的申请和签发的签证。”
“是这样的，”皮埃纳尔将军点头，“在希特勒时代，有好多犹太人移居南非。南非在这方面的记录是很好的，比一些国家要强一些。
“1935年9月，”普雷斯顿继续说，“乔·布兰特带着妻子伊尔丝、10岁的儿子弗利基在不来梅港上了船，六周以后抵达东伦敦。那时，那里有许多德国人，犹太人很少。他决定定居下来并在铁路上找了个工作。一位好心的移民官员把这一家的情况通知了当时的犹太教士。
“当时的教士叫所罗门·沙皮罗。沙皮罗是一位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他拜访了这一家并竭力劝导他们参加当地的犹太社会生活。他们拒绝了，教士估计，他们想过着非犹太人的生活。他感到很扫兴，但并不怀疑他们。
“后来，1938年，那个孩子，即已经南非化了的弗利基13岁了，该行成人礼了，即一个犹太儿童到了长大成人的年龄了。可是，由于布兰特想非犹太化，这对只有一个儿子的犹太家庭来说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虽然他们没参加犹太社团，沙皮罗教士还是来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是否让他来主持弗利基的成人礼。他们说了一句刺耳的话，于是，沙皮罗产生了怀疑。”
“产生了什么怀疑？”将军不解地问。
“他怀疑他们不是犹太人，”普雷斯顿说，“昨天晚上他对我说了。在行成人礼时，孩子要受教士的祝福，但首先要使教士相信孩子是犹太人。按犹太人的信条，这要取决于母亲，而不是父亲。母亲必须出示一份文件，叫做血统书，证明她是犹太人。伊尔丝·布兰特没有血统书。这就没有必要行成人礼了。”
“这么说来，他们是靠伪证来南非的？”皮埃纳尔将军说，“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仅如此，”普雷斯顿说，“我还不能证实这点，但我相信我是对的。乔·布兰特告诉你们的公使馆说，他正面临着被盖世太保杀害的危险，这话是真的。但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是因为他是个军人，是德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他知道，如果他讲了真话，他是得不到签证的。”
“说下去。”将军郁郁不快地说。
“他的儿子弗利基18岁的时候，已经完全被他父亲的隐蔽思想所灌输，成了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共产国际而奋斗。
“1943年，这两个年轻人加入南非军去打仗。杜威尔斯克鲁弗的简·马雷是为了南非和英联邦而战；然而弗利基却是为了他的信仰的祖国——苏联而战的。
“在基本训练中、在部队转移中、或者在意大利或在穆斯伯格，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面。但他们在344号集中营见了面。我不知道弗利基是否精心策划了他的逃跑计划，但他挑了一个年轻的同伴，这个人也是黄头发，个头和他一样高。我认为，在卡车出毛病时。不是马雷，而是他先开始暗示向森林逃走的。”
“那么，肺炎又怎么解释呢？”维尔扬问。
“根本就没有什么肺炎，”普雷斯顿说，“他们也没有落入波兰基督教游击队手里。他们是落入共产党的游击队手里。布兰特可以跟他们用流利的德语进行交谈。他们便会把他领到红军那里，于是，把他和仍然蒙在鼓里的马雷一起，交给了苏联内务部人民委员会。
“在1945年3月到8月间，事情发生了变化。所有关于冰冷的牢房的话都是扯淡。马雷一定是把他的童年和读书的每一个细节都跟他讲过，而他都记住了。尽管他的笔头英语不好，但他闭着眼睛也可以把那个简历写出来。
“他们大概也让布兰特快速进修了一下英语，给他整了整容，将马雷的身份识别牌挂到他的脖子上。这样，一切就给了。而后，由于马雷的用处使完了，他可能就被消灭了。
“他们将布兰特弄得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样子，又给他一点化学药品使他显得身染重病，在波茨坦移交过来。在比勒菲尔德医院待了一段，并在格拉斯哥郊外的医院待了更长一段时间。1945年冬，所有的南非士兵都应该回家了，他没有碰到任何德拉雷团维茨营的人。12月，他乘船回开普敦。1946年1月抵达那里。
“有一件麻烦事。他不能到杜威尔斯克鲁弗去，他也不愿去。而后，国防部总部有人给农场主老马雷发了一个电报，说过去误认为他那‘失踪，可能死亡’的儿子，现在终于回来了。老马雷恩儿心切，就按照国防部提供的地址，给‘儿子’发了一份电报。布兰特收到了电报，大为震惊（这里我承认是猜测，但似乎合情合理），电报催他回家。他又装病了，住进了温伯格军医院。
“老父亲等不了啦，又发了一封电报，说要到开普敦来。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布兰特向共产国际里的朋友求援，于是策划了一个阴谋。他们在穆赛基山谷的偏僻道路上撞了老人，并用半个车轮轧坏了他的车，使现场像一场撞车后又逃走了的样子。然后，就一切顺利了。年轻人不能回去参加葬礼，这一点，杜威尔斯克鲁弗的人都可以理解。而且他请求本森律师代理变卖田地产并将款汇到开普敦时，律师也毫不怀疑。”
将军的办公室里一片沉默，只能听到窗户上苍蝇的嗡嗡声。将军连连点头。
“有道理，”他终于承认说，“但没有证据。我们不能证明布兰特家不是犹太人，更甭说是共产党了。你能给我一些证据而不是怀疑吗？”
普雷斯顿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照片，放到皮埃纳尔将军的桌上。“这是一张照片，真正的简·马雷的最后一张照片。你们瞧，他小时候是一个很好的板球运动员。他是投球手。你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的手指握球的姿势是一个旋转球手。你们也可以看出，他是左撇子。
“我在伦敦曾花了一周时间研究简·马雷，用双筒望远镜仔细地研究。他开车、吸烟、吃饭、喝什么，都是用右手。将军，你可以把一个人从各方面进行改变——改变头发、语声、脸型、举止，但你不能把一个左手投球手改成一个右撇子。”
皮埃纳尔将军打了半辈子板球，他盯着看照片。“这么说来，普雷斯顿先生，我们在伦敦的是什么人呢？”
“将军，你们有一个共产党的代理人，他在南非外事局工作，却为苏联效了40多年的劳。”
皮埃纳尔将军的目光从桌上移开，望着峡谷对面的沃尔特莱卡纪念碑。“我要劈了他，我要把他劈得粉身碎骨扔到大草原里去。”
普雷斯顿咳嗽一声。“问题是跟这个人相关的还有一件事情，你能不能忍耐一个阶段，等你亲自与奈杰尔·欧文爵士谈谈再说？”
“很好，普雷斯顿先生，”皮埃纳尔将军点头说，“我先跟奈杰尔爵士谈谈。那么，你的计划如何？”
“今晚有一次回伦敦的航班，我想坐它走。”
皮埃纳尔将军站起身来，伸出了手。“再见，普雷斯顿先生。维尔扬上尉会送你到飞机上。谢谢你的帮助。”
普雷斯顿收拾东西时，又从旅馆给把他从约翰内斯堡接来的丹尼斯·格雷打了个电话，让他向伦敦转发一封密码电报。两小时以后，他收到回电。伯纳德·亨明斯爵士将在第二天，星期六，来办公室与他会面。
当晚快到8点时，最后一次吁请旅客登上飞往伦敦的南非航班后，普雷斯顿和维尔扬站在离港厅中，普雷斯顿出示了登机牌，维尔扬出示了万能通行证，他们一起来到凉爽、黑暗的机场上。
“听我说，英国佬，你真是一个贾格洪德。”
“谢谢你的好意。”普雷斯顿说。
“你知道贾格洪德是什么吗？”
“我想，”普雷斯顿谨慎地说，“是南非的猎狗，虽然跑得快，而且笨拙，但有穷追不舍的精神。”
维尔扬上尉一周来头一次仰面大笑起来。然后，他又变得一本正经地问：“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请吧。”
“你为什么要给老人的坟献花呢？”
普雷斯顿凝视着停在一旁的班机，在20码以外，机舱里的灯光一片辉煌。最后一批旅客正登上舷梯。
“他们夺走了他的儿子，”他说，“然后，为了不让他发现，又杀死了他。似乎就是这么一回事。”
维尔扬伸出了手。“再见，约翰，一路顺风。”
“再见，安德烈斯。”
10分钟以后，南非喷气客机升上天空，朝北向欧洲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