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了名字，可是关于我的名字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如果你叫鲍勃，没有人会问你：“怎么拼？”叫派西尼·莫利托，帕特尔就不一样了。
有人以为我的名字是P·辛格，而我是锡克教徒，于是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戴包头巾。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蒙特利尔。有一天晚上，订比萨饼的事落到了我头上。我无法忍受另一个说法语的人放声嘲笑我的名字，因此当接电话的人问：“请问你叫什么？”时，我说：“我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半个小时后，比萨饼送到了，是给“李乔·德曼”的。
的确，我们遇见的人可能改变我们，有时改变如此深刻，在那之后我们成了完全不同的人，甚至我们的名字都不一样了。注意西蒙也叫彼得，马太也叫利未，拿但业也叫巴多罗马，是犹大而不是加略人叫达太，西缅被叫做尼结，扫罗成了保罗。
我12岁的时候，有一天早晨，我的罗马士兵站在校园里。我刚到学校。他看见了我，一道邪恶的天才之光照亮了他愚钝的大脑。他抬起胳膊，指着我叫道：“是排泄哩·帕特尔！”
所有人都立刻大笑起来。我们鱼贯走进教室时，笑声停止了。我头戴荆棘冠，最后一个走进去。
孩子的无情对谁都不是新闻。没有人煽动，没有人要求，这几个字随风飘过校园，传进我耳朵里：“排泄哩在哪里？我得走了。”或者：“你正面对着墙，你在排泄呢？”或者类似的话。我会
一动不动，或者相反，继续做自己的事，假装没有听见。声音会消失，但伤害却留了下来，像小便蒸发后留下的气味。
老师也开始这么做。是天太热的原因。随着一天的时间渐渐地过去，早晨还像一片绿洲一样紧凑的地理课开始像塔尔沙漠一样拉长了；一天刚开始的时候如此充满活力的历史课变得干巴巴灰蒙蒙的；最初如此精确的数学课变得糊里糊涂。老师们下午疲惫不堪，用手帕擦着额头和颈背，他们并不是想伤害我的感情,也不是想让大家发笑，但是甚至他们也忘记了我的名字所能激发的独特联想，很不体面地将它扭曲了。从几乎难以察觉的语调变化中我能听出来。好像他们的舌头是赶着野马的驾车人。他们能勉强发出第一个音节，但是最后，天太热了，他们对口喷白沫的战马失去了控制，不再能勒住缰绳让马走过第二个音节，而是不顾一切地向下冲到了第三个音节，下一次再叫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味儿。我会举起手来回答问题，老师点名让我回答时会说：“排泄哩，你说。”通常老师意识不到他刚才叫了我什么。他会疲惫地看我一会儿，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说出答案。有时候全班似乎像他一样被炎热打倒了，对此也没有反应。没有一声窃笑或一个微笑。但我总是能听见那含糊的声音。
在圣约瑟学校的最后一年，我感到自己就像在麦加遭受迫害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安息。但是就像他准备逃往麦地那，准备进行标志着穆斯林纪元开始的逃亡一样，我也在计划自己的逃亡，在为自己计划一个新的开始。
在圣约瑟学校毕业之后，我进了小修院，那是本地治里最好的一所说英语的中学。拉维已经在那儿了。像所有弟弟一样，我会因为追随一个受到大家喜爱的兄长的足迹而感到痛苦。在小修院他是同龄人中的运动员，一个令人生畏的投球手和有力的击球员，城里最好的板球队，我们自己的卡皮尔·德福的队长。我是个游泳健将，这一点并没有惊起什么波澜；似乎人性的法则便是如此，生活在海边的人觉得游泳健将可疑，就像生活在山里的人觉得登山健将可疑一样。但是跟随某个人的影子，这并不是我要的逃跑，尽管除了“排泄哩”我愿意叫任何名字，哪怕“拉维的弟弟”也行。我有比这更好的计划。
第一天上学，在第一堂课上，我便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了。我周围还有其他圣约瑟的校友。和所有新课一样，那堂课也是从报名字开始的。我们按照碰巧坐的位子的顺序在座位上报出自己的名字。
“库马尔。”加纳帕蒂·库马尔说。
“维平·纳特。”维平·纳特说。
“沙姆舒尔·胡达。”沙姆舒尔·胡达说。
“彼得·达马拉杰。”彼得·达马拉杰说。
每个名字报出来之后，老师都会在名册上把这个名字勾掉，并且很快地看那个学生一眼，以帮助自己记住他。
“阿吉特·贾得桑。”阿吉特·贾得桑说，离我还有四张桌子。
“萨帕特·萨罗贾。”萨帕特·萨罗贾说，还有三张桌子。
“斯坦利·库马尔。”斯坦利·库马尔说，还有两张桌子。
“西尔维斯特·纳维恩。”西尔维斯特·纳维恩说,他就在我前面。
轮到我了。是解决这个讨厌问题的时候了。麦地那，我来了。
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匆匆朝黑板走去。老师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我已经拿起一枝粉笔，边说边在黑板上写道：
我的名字叫
派西尼·莫利托·帕特尔
大家都叫我
——我在名字前面两个字母下面画了两道线——
派帕特尔
另外我又加上了
π=3·14
然后我画了一个大圆圈，又画了一条直径，把圆一分为二，以此让大家想起几何初级课程。
教室里鸦雀无声。老师盯着黑板。我屏住了呼吸。接着他说：“很好，派。坐下。下次离开座位之前要请求老师的同意。”
“是，老师。”
他把我的名字勾掉了。然后看着下一个男孩子。
“曼苏尔·阿哈迈德。”曼苏尔·阿哈迈德说。
我得救了。
“戈坦姆·萨尔瓦拉吉。”戈坦姆·萨尔瓦拉吉说。
我能呼吸了。
“阿伦·安奈吉。”阿伦·安奈吉说。
一个新的开始。
我对每个老师都重复这个表演。重复很重要，不仅在训练动物时是这样，在训练人时也是如此。在一个姓名平常的男孩子和下一个姓名平常的男孩子之间，我冲上前去，用鲜艳的色彩，有时还有粉笔写在黑板上发出的可怕的刺耳的声音，来装饰我重生的细节。这样重复了几次之后，男孩子们开始像唱歌一样跟着我一起说，我一边在正确的音符下面画线，一边迅速吸一口气，这时声音渐强，达到了高潮，我的新名字被演奏得如此激动人心,任何唱诗班指挥都会感到高兴的。有几个男孩子还接着低声地急迫地喊：“三！点！一！四！”同时我尽快地写着，用将圆一分为二的动作结束了合唱，因为用力太猛了，碎掉的粉笔飞了出去。
每次有机会我都举手，那天我举手时，老师给了我用一个音节报出名字的权利，这个音节在我听来就像音乐一样优美。学生们也这么叫我。甚至圣约瑟的淘气鬼们。事实上，这个名字流行起来。一点不错，我们国家人人都是有志气的工程师：很快就有―个叫欧普拉卡什的男孩开始叫自己欧米茄（Omega），还有一个假装是尤普赛伦（Upsilon），过了一阵子又有了一个迦玛（Gamma），一个兰姆达（Lambda）和一个德尔塔（Delta）。但是在小修院，我的名字是第一个也是叫得最长久的一个希腊字母。甚至我哥哥，板球队的队长，学生崇拜的偶像，也表示认可了。第二个星期，他把我拉到了一边。
“我听说你有个外号，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我没有说话。因为无论会是什么样的嘲讽，要来的总是来要的。躲也躲不掉。
“我不知道你这么喜欢黄色。”?
黄色？我朝四周看了看。不能让任何人听见他要说的话，尤其是他的跟班。“拉维，你是什么意思？”我低声说。
“我没意见，弟弟。什么都比‘排泄哩’好。甚至‘柠檬派’。”他边急急忙忙地走开边笑着说：“你的脸有点儿红了。”
但是他保持了沉默。
于是，在那个像一间盖着波纹铁屋顶的棚屋的希腊字母里，在那个科学家试图用来理解宇宙的难以表述的无理数里，我找到了避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