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伯巨大的手臂围拢起来把我搂在里面，我就被挤在鲍伯汗津津新长出来的两个奶子之间，那两个乳头非常巨大，足有我们想象中上帝的那么大。教堂的这间地下室里挤满了人，每个聚会夜我们都碰头：这是亚特，这是保罗，这是鲍伯；鲍伯巨大的肩膀让我想起地平线。鲍伯厚厚的金发是在发乳管自己叫定型摩丝的时候才做得出来的，那么厚，那么黄，底下又那么直。
鲍伯用双臂把我搂住，用手抚摩着我的头，压在他水桶一样的胸口上茁壮成长的奶子上。
“都会好起来的，”鲍伯说。“现在哭吧。”
从我的膝盖到我的前额，我都能感觉到鲍伯体内燃烧的食物与氧的化学反应。
“他们也许发现得早，”鲍伯说。“也许只是精原细胞瘤呢。要真是精原细胞瘤，你几乎有百分百的幸存率呢。”
鲍伯深吸一口气，肩膀耸起，然后放，放，放为抽抽噎噎的啜泣。再耸起。再放，放，放。
我每星期都来这儿已经有两年了，每星期鲍伯都伸出双臂搂住我，我就开始哭。
“你哭吧，”鲍伯说着，一边吸气，啜泣，啜泣，不断啜泣。“现在就开始哭吧。”
他那张湿漉漉的大脸靠在我头顶上，我迷失在里面。该是我哭的时候了。在透不过气来的黑暗中，被关在别人里面，当你看到你可以实现的一切如何最终会成为垃圾，哭泣唾手可得。
你曾为之骄傲的一切都将被当作垃圾扔掉。
我迷失在里面。
这是我在几乎一个星期里最接近睡眠的时刻。
也就在此时我碰到了玛拉·辛格。
鲍伯哭是因为六个月前他被摘除了睾丸。然后是荷尔蒙维持性治疗。鲍伯长出奶子是因为他的睾丸激素太高了。睾丸激素升得太高，你的身体就会提升雌性激素以维持平衡。
这种时候我就会哭，因为你的生命已经一无所有，甚至比一无所有更糟，是一片空白。
雌性激素太多，你就有了婊子的奶子。
当你意识到你爱的每个人都会抛弃你或是死掉，哭也就很容易了。只要时间拖得够长，每个人幸存的比率都会降到零。
鲍伯之所以爱我是因为他以为我的睾丸也被摘除了。
在这个三一新教圣公会教堂的地下室，围绕着几个旧货店货色的格子呢沙发，大约有二十个男人，只有一个女人，所有人都两两紧抱在一起，大部分人都在哭。有几对身子各自前倾，耳贴耳地把头紧靠在一起，就像摔跤选手站立、相持的样子。跟唯一的女人配对的那个男人把两个胳膊肘都压在她肩膀上，她脑袋两边各有一个胳膊肘，她脑袋就在他两只手中间，他的脸贴在她脖子上正哭着呢。女人的脸硬扭到一旁，一只手上还夹了根香烟。
我从大块头鲍伯的腋窝底下往外偷瞧。
“我这一辈子，”鲍伯哭道。“为什么要干这干那，自己都不知道。”
“男人携手”这个睾丸癌互助小组中唯一的女人，这个女人扛着一个陌生男人的分量抽她的烟，她的目光接上的我的目光。
冒牌货。
冒牌货。
冒牌货。
没有光泽的黑色短发，大眼睛活像日本动画片里的人物，瘦得像脱了脂的牛奶，裙子是灰黄的酪乳色，上面有墙纸图案的那种黑色玫瑰花。这个女人星期五晚上也出现在我参加的肺结核互助组。她星期三夜里出现在我参加的恶性黑素瘤圆桌恳谈会。星期一夜里她出现在我参加的“坚定信徒”白血病聚谈小组。她偏下面一点的头发有一块露出霹雳闪电状的白色头皮。
你如果寻找这些互助小组时会发现它们都会起个模模糊糊的喜兴名称。我星期四傍晚的血液寄生虫病小组叫做“自由与清澈”。
我参加的大脑寄生虫病小组叫做“超越与胜利”。
星期天下午是“男人携手”在三一圣公会教堂地下室的聚会，这个女人又冒了出来。
更糟的是，有她在一边瞧着我哭不出来了。
这原是我最爱的那部分，被大块头鲍伯搂着跟他一起不抱希望地痛哭。我们从早到晚拼命工作。只有到了这儿我才能真正放松一下，把一切暂时抛开。
这就是我的休假。
* * *
两年前我第一次参加这种互助组，在我又一次因为失眠去就医之后。
我有三个星期没有睡着。三个星期没有合眼之后，所有的一切就都变作了魂不附体的经验。我的医生说，“失眠只不过是更严重问题的征兆。你要找出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要倾听你的身体。”
我只不过想睡觉。我想要几粒小小的安米妥钠 胶囊，两百毫克大小的。我想要几粒红蓝相间的吐诺尔 胶囊，几粒像唇膏一样红的速可眠 。
我的医生要我嚼缬草根，多做运动。最终我就能睡着。
我的脸像放陈了的水果那样干瘪了，而且伤痕累累，你都会以为我已经死了。
我的医生说，我要是想见识一下真正的苦痛，我应该去看看在一个星期二夜里举行的“第一圣餐礼”。看看那些大脑寄生虫病患者。看看那些退化性骨病患者。那些器质性脑功能障碍患者。看看那些在场的癌症患者。
我就去了。
我参加的第一个小组有正式的介绍程序：这是爱丽斯，这是布伦达，这是多佛。每个人都微笑着，都有那把看不见的枪指着他们的脑袋。
在互助组里我从不报自己的真名。
一个叫克洛伊的小女人瘦成了一具骨架，她裤子的屁股部分空荡荡地挂下来，看着真让人难过。克洛伊告诉我，她大脑得了寄生虫最糟糕的结果是没人肯跟她做爱。她眼下离死只一步之遥，她的人寿保险已经付清了她的七万五千块钱，克洛伊一心想的就是最后干那么一回。不求什么亲昵，只要性。
男人会怎么说？我的意思是，你能怎么说？
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是从克洛伊感觉有点累开始的，眼下克洛伊已经烦透了，不再去接受治疗。黄片，她在家里备了很多黄片。
克洛伊告诉我，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监狱里的那些女人，那些公爵夫人，男爵夫人，侯爵夫人，谁愿意爬到她们上头她们就会跟谁干。克洛伊冲着我的脖子喘着气。爬上来。付钱，我知不知道。不过是消磨时间。
法国人管这个叫La petite mort 。
要是我有兴趣的话，克洛伊有黄片。亚硝酸异戊酯 。润滑剂。
正常的时候我应该都硬了。可我们的克洛伊却是一具浸在黄蜡里的骨架。
就算克洛伊是具骨架，我却什么都不是。比什么都不是更甚。不过，当我们在粗绒地毯上围坐成一圈时，克洛伊的肩膀还会戳到我的肩膀上。我们闭上眼睛。这次轮到克洛伊在引导性冥想中领头了，她用描述引我们进入宁静的花园。克洛伊用语言引我们上山来到那个七道门的宫殿。宫殿中有七道门，绿门，黄门，橙色门，克洛伊用语言引我们一一打开每扇门，蓝门，红门，白门，最后发现里面到底有什么。
闭上眼睛，我们将我们的病痛想象成一个具有疗治功效的白色光球，飘浮在我们脚旁，然后上升至我们的膝盖，我们的腰，我们的胸。我们的各个精神中心正在打开。内心的精神中心。头脑中的精神中心。克洛伊以语言引我们进入洞穴，我们在那里跟我们的能量动物相遇。我的是一只企鹅。
冰层覆盖着洞穴的地面，那只企鹅说，滑吧。我们无须任何努力，就滑过各个地道和画廊。
然后就该相互拥抱了。
睁开你的眼睛。
这是一种治疗性身体接触，克洛伊说。我们都该选个伴儿。克洛伊猛扑过来抱着我的头大哭。她在家穿无吊带的内衣，她哭着。克洛伊有各种润滑油还有情趣手铐，一直哭到我眼看着我手表的秒针绕了足足十一圈。
所以我在第一个互助小组并没哭，那是两年前。我第二、第三次参加互助小组也没哭。我没在血液寄生虫、肠癌或器质性脑痴呆患者的互助聚会上哭。
失眠就是这样。感觉上一切都离你那么远，是拷贝的拷贝的拷贝。失眠使一切产生距离，你什么都无法触及，什么也都无法触及你。
然后才有了鲍伯。我第一次去睾丸癌的互助组时，鲍伯，这头大驼鹿，这个大奶酪面包在“男人携手”的互助活动朝我扑过来，抱住我就开始哭。这头大驼鹿在拥抱时刻到来时径直穿过房间，两条胳膊耷拉在两边，肩膀圆滚滚的。他巨大的驼鹿下巴靠着前胸，两眼已经缩起来满含着泪了。鲍伯拖着脚，双膝并在一起，以看不见步伐滑过地下室的地板，一头扑到我身上。
鲍伯扑天盖地地压下来。
鲍伯巨大的胳膊环抱住我。
鲍伯说他自己就是个泪包儿。他告诉我当初少不更事，使用戴安娜波尔 而且之后注射赛马用类固醇韦斯特罗尔时的青葱岁月。跟我讲他自己的健身房，大块头鲍伯曾拥有过一家健身房。他结过三次婚。他曾被人请去为产品做代言，我有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他？那一整套如何扩展胸肌的节目其实就是他的发明。
陌生人头一次见面就这么诚实，我自己的弹性可就大了去了，如果你懂我的意思。
鲍伯不懂。他的huevos 里也许只有一个出了问题，可他知道不能冒这个险。鲍伯告诉我手术后荷尔蒙治疗的情况。
有很多练健美的在注射了过多睾丸激素后都会长出他们所谓的婊子奶子。
我不得不问鲍伯huevos是什么意思。
Huevos。鲍伯说。就是性腺。卵子。宝贝儿。睾丸。（尸求）。在墨西哥，你买类固醇的地方，他们叫它“蛋蛋”。
离婚，离婚，再离婚，鲍伯说着，给我看一张他钱包里自己的照片，乍一看是他庞大的裸体，是他在某次比赛上系着兜裆带摆造型时拍的。这么生活实在愚蠢，鲍伯说，不过当你脱过水、剃光体毛站在舞台上，将身体的脂肪含量降到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利尿剂让你摸起来像水泥一样又冷又硬，灯光晃得你成了瞎子，音响系统的啸叫把你都震聋了，一直到裁判下令：“扩展你的右股四头肌，收缩肌肉，坚持住。”
“扩展你的左臂，收缩肱二头肌，坚持住。”
真实的生活可比不上这个。
可是等于是“快进”到癌症，鲍伯说。然后他破产。他有两个成年的孩子，可都不肯回他电话。
要想治这对婊子奶子，就得让医生从胸下面切除，还得抽干所有的液态物质。
这就是我记得的全部，因为再后来鲍伯就用胳膊把我整个抱住，头垂下来把我盖住。然后我就迷失在一片空白之中，黑暗、沉寂而又彻底，当我终于从鲍伯柔软的怀里离开时，他衬衫的前面濡湿了一大片，那是我痛哭的痕迹。
那是两年前，我跟“男人携手”的第一晚。
从那以后几乎每次集会，鲍伯都能让我哭出来。
我再也没回去找医生。我再也没嚼过缬草根。
这就是自由。失去所有的希望就是自由。如果我什么话都不说，组里的其他人会认为我的情况最糟。他们也就哭得更凶。我也哭得更凶。抬头仰望群星，你也就随之化去。
参加完一个互助组走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到从未感觉到的生机勃勃。我并非癌症或血液寄生虫的宿主；我是那个小小的温暖的中心，这个世界的生命就拥挤在它周围。
于是我睡了。比婴儿的睡眠更加沉酣。
每天傍晚，我都死去，每天傍晚，我又重生。
这就是复活吧。
直到今晚，两年的成功到今晚却告失败，因为有那个女人瞧着我，我哭不出来。我无法沉到底，我无法获救。我的舌头感觉像是塞满了墙纸，我狠狠地咬着嘴里的东西。我已经四天未合眼了。
有她在一边瞧着，我就是个骗子。她是个冒牌货。她才是骗子。在今晚的介绍环节我们相互介绍过自己：我叫鲍伯，我叫保罗，我叫特里，我叫大卫。
我从不报我的真名。
“这是癌，对吧？”她说。
然后她说，“哦，嗨，我叫玛拉·辛格。”
谁都没告诉玛拉这是种什么癌。然后我们就都忙着照顾我们内心的孩子了。
那个男人仍然靠在它脖子上哭，玛拉又吸了口烟。
我透过鲍伯哆哆嗦嗦的奶子看着她。
对玛拉来说我是冒牌货。自从我见到她的第二天晚上，我就睡不着了。我仍旧是第一号冒牌货，除非，也许所有这些人的机能障碍，咳嗽和肿瘤也都是骗人的，甚至大块头鲍伯都是，这头大驼鹿。这个大奶酪面包。
你就看他那精心塑形的头发吧。
玛拉抽着烟，还在转眼珠子。
就在此刻，玛拉的谎言反映出我的谎言，放眼望去，我看到的尽是谎言。在他们所有的真实中间。每个人都急切地跟他人分享他们最深切的恐惧，他们的死亡马上就要到来，枪管已经抵在了他们的嗓子眼儿，这种分享又是何等的凶险。好吧，玛拉在抽她的烟转她的眼珠子，而我呢，我则埋身在一块哭哭啼啼的毯子底下，而突然之间，甚至死亡以及不久于人世都跟录相里的塑料假花一样，变得虎头蛇尾，无足轻重了。
“鲍伯，”我说，“你压死我了。”我本想悄声说，结果没有。“鲍伯。”我本想悄声说，结果大喊大叫。“鲍伯，我得去一下洗手间。”
一面镜子挂在浴室洗手槽上方。要是这种模式持续下去，我会在“超越与胜出”，那个器质性大脑功能障碍的聚会上再次见到玛拉·辛格。玛拉当然会去那儿，而我会坐在她身边。等介绍环节和引导性冥想——那七道门的宫殿，那有治疗功效的白色光球结束后，等拥抱时刻到来时，我会抓住这个小婊子。
她的双臂紧贴着身体两侧，我的嘴唇会压到她耳朵边，我会说，玛拉，你个大冒牌货，你给我滚出去。
这是我生命中唯一的真实，而你正在毁了它。
你倒是个大旅行家嘛。
下次我们碰上，我会说，玛拉，你在这儿我没法儿睡。我需要睡眠。滚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