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她厌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厌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的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象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她们制造，还不如说她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①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望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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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朽的女性"一语，见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不朽的女性带着我们向上。”
由于高恩的介绍，又靠着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于某些沙龙。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的观察着巴黎女子。象多数的外国人一样，他把他对两三种女性的严酷的批判，推而至于全部的法国女子。他所遇到的几种典型，都是些年轻的妇女，并不高大，没有多少青春的娇嫩，身腰很软，头发是染过色的，可爱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照身体的比例，头是太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皮肤带点虚肿；鼻子长得相当端正，但往往很俗气，永远谈不到什么个性；眼睛活泼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装得有神采，睁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丰满，脸庞的下半部完全显出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义：一边钩心斗角的谈爱情，一边照旧顾到舆论，顾到夫妇生活。人长得挺美，可不是什么贵种。这些时髦女人，几乎都有一种腐化的布尔乔亚气息，或者凭着她们的谨慎，节俭，冷淡，实际，和自私等等这些阶级的传统性格，极希望成为腐化的布尔乔亚。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而享乐的欲望并非由于官能的需要，而是由于好奇。意志坚强，但意志的本质并不高明。她们穿得非常讲究，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轻轻巧巧的整着头发，按着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够对镜自照而同时窥探别人，不管这镜子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至于晚餐席上，茶会上，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的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她们更觉得其乐无穷。她们吃东西非常严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响她们认为理想的，象面粉般的白皮肤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来往的人中，犹太人相当多；他虽然从认识于第斯·曼海姆以后对这个种族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仍不免受他们吸引。在高恩介绍的几个犹太沙龙里，大家很赏识他，因为这个种族一向是很聪明而爱聪明的。在宴会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般金融家，工程师，报馆巨头，国际掮客，黑奴贩子一流的家伙，——共和国的企业家。他们头脑清楚，很有毅力，旁若无人，挂着笑脸，貌似豪放，其实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坐在供满鲜花与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隐伏着罪恶的影子，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几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体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从太近的地方看：脸上的线条与其色缺少细腻。可是她们自有一种光采，显得物质生活相当充实；美丽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象鲜花般傲然开放，还有把她们的姿色，甚至她们的丑恶，变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个艺术家看到了，一定会发见其中有些古罗马人的典型，尼罗或哈特里安皇帝时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玛岛民式的脸蛋，淫荡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颈窝里，颇有肉感的美。还有些女人头发很浓，鬈得厉害，火辣辣而大胆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无所不为的，比其余的女子更刚强，但也更女性。在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的显出几个比较有性灵的。纯粹的线条，起来源似乎比罗马更古远，直要推溯到《圣经》时代的希伯莱族：你看了感到一种静默的诗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听希伯莱主妇与罗马皇后谈话时，发觉那些古族的后裔也象其余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巴黎化的犹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虚假，若无其事的说些恶毒的话，把一双象圣母般美丽的眼睛去揭露别人的身体与灵魂。
克利斯朵夫在东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间徘徊，到处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猎的时候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唯有谈到金钱才精当无比，出之以冷静的，嘻笑的态度。大家在吸烟室里听取商情。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衣襟上缀有勋饰的小白脸，在太太们中间绕来绕去，殷勤献媚，用着喉音说道：“怎么！他竟逍遥法外吗？”
两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谈着一个青年女伶和一个交际花的恋爱。有时沙龙里还举行音乐会。人们请克利斯朵夫弹琴。女诗人们气吁吁的，流着汗，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丁·陶兴的诗。一个有名的演员，用风琴伴奏，庄严的朗诵一章"神秘之歌"。音乐与诗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恶。但那些女子竟听得出了神，露着美丽的牙齿笑开了。他们也串演易卜生的戏剧。一个大人物反抗那些社会柱石的苦斗，结果只给他们作为消遣。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起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瓦格纳，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教它停止。那象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柏辽兹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玩偶之家》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的发表他对于尼采与卡莱尔①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范拉士葛②——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决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念，把一切都等量齐观。某人是莎士比亚，某人是莫里哀，某人是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相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并论；而这一切，自然是为表明法国已经无所不备。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么责任都可以撩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格里格，是瓦格纳，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决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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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莱尔（1795—1881）为英国著名史学家及论文家。
②范拉士葛为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象天气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做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的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她们认识了他，他决不至于那么痛苦；她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决不会拿她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评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见几阕贝多芬的交响曲。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作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抽搐。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罢，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诌罢，又办不到。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人家，不由自主的研究对方，教人生气。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他恨自己，恨他们。
等到半夜里独自一人走到街上的时候，他烦闷到极点，竟没气力走回去了；他差不多想躺在街上，好象他儿时在爵府里弹了琴回家的情形。有时，即使那一个星期的全部存款只剩了五六个法郎，他也会花两法郎雇一辆车。他急急忙忙的扑进车厢，希望赶快溜走；他一路上在车子里呻吟不已。回到寓所，上床睡觉了，他还在呻吟……然后又猛的想起一句滑稽的话而放声大笑，不知不觉做着手势，把那句话重说一遍。第二天，甚至过了好几天，独自散步的时候，他又突然咆哮起来，象野兽一样……干吗他要去看这些人呢？干吗要再上那些地方去看他们呢？干吗勉强自己去学别人的模样，手势，鬼脸，装做关心那些并不关心的事？——他是不是真的不关心呢？——一年以前，他绝对不耐烦跟他们来往的。现在他觉得他们又好气又好笑了。是不是他也多少沾染了巴黎人满不在乎的脾气？于是他很不放心的怀疑自己的性格不及从前强了。但实际是相反：他倒是更强了。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他精神比较自由得多。他不由自主的要睁着眼睛看人类的大喜剧。
并且不管他喜欢不喜欢，只要他希望巴黎社会认识他的艺术，就得继续过这种生活。巴黎人对作品的兴趣，要看他们对作者认识的深浅而定。要是克利斯朵夫想在这些市侩中间找些教课的差事来糊口，他尤其需要教人家认识。
何况一个人还有一颗心，而心是无论如何必须有所依恋的；如果一无依傍，它就活不了。
克利斯朵夫的女学生中有一个叫做高兰德·史丹芬，她的父亲是个很有钱的汽车制造商，入了法国籍的比利时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的祖父是英美的混血种，卜居在安特卫普，祖母是荷兰人。这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巴黎家庭。在克利斯朵夫看来，——象别人看来一样，——高兰德是个典型的法国少女。
她才十八岁，丝绒般的黑眼睛对年轻的男人特别显得温柔，象西班牙姑娘的瞳子，水汪汪的光采把眼眶填满了，说话的时候，那个古怪而细长的小鼻子老是在翕动，乱蓬蓬的头发，一张怪可爱的脸，皮肤很平常，搽着粉，粗糙的线条，有点儿虚肿，神气象头瞌睡的小猫。
她个子非常小，衣服很讲究，又迷人，又淘气，举止态度都带几分撒娇，做作，痴癔；她装着小女孩子的神气，几个钟点的坐在摇椅里晃来晃去；在饭桌上看到什么心爱的菜，便拍着手小声小气的叫着：“噢！多开心啊！……"在客厅里，她燃着纸烟，在男人面前故意做得跟女友们亲热得不得了，勾着她们的脖子，摩着她们的手，咬着她们的耳朵，说些傻话，或是娇滴滴的说些凶狠的话，说得很巧妙，偶然也会若无其事的说些挺放肆的话，——而更会逗人家说这种话，——一忽儿她又扮起天真的憨态，眼睛挺亮，眼皮厚厚的，又肉感，又狡猾，从眼梢里看人，留神听着人家的闲话，很快的把粗野的部分听在耳里，想法吊几个男人上钩。
这些做作，象小狗般在人前卖弄的玩艺，假装天真的傻话，对克利斯朵夫全不是味儿。他没有闲功夫来注意一个放荡的小姑娘耍手段，也不屑用好玩的心情瞧那些手段。他得挣他的面包，把他的生命与思想从死亡中救出来。他的关心这些客厅里的鹦鹉，只在于她们能够帮助他达到目的。拿了她们的钱，他教她们弹琴，非常认真，紧蹙着眉头，全副精神贯注着工作，免得被这种工作的可厌分心，也免得被象高兰德·史丹芬一类轻佻的女学生的淘气分心。所以他对于高兰德，并不比对高兰德的十二岁的表妹更关切；那是个幽静而胆怯的孩子，住在史丹芬家和高兰德一起学琴的。
高兰德那么机灵，决不会不发觉她所有的风情对他都是白费，而且她那么圆滑，很容易随机应变的迎合克利斯朵夫的作风。那根本不用她费什么心，而是她天赋的本能。她是女人，好比一道没有定形的水波。她所遇到的各种心灵，对于她仿佛各式各种的水平，可以由她为了好奇，或是为了需要，而随意采用它们的形式。她要有什么格局，就得借用别人的。她的个性便是不保持她的个性。她需要时常更换她的水平。
她的受克利斯朵夫吸引有许多理由。第一是克利斯朵夫的不受她吸引。其次因为他和她所认识的一切青年都不同；形式这样粗糙的，她还没有试用过。何况估量各种水平各种人物的价值，她天生的特别内行；所以她明白克利斯朵夫除了缺少风雅以外，人非常厚实，那是巴黎的公子哥儿所没有的。
跟一切有闲的小姐一样，她也弄音乐；她为此花的功夫可以说很多，也可以说很少。这是说：她老是在弄音乐，而实际是差不多一无所知。她可以整天的弹琴，为了无聊，为了装腔，为了求麻醉。有时，她的弹琴象骑自行车一样。有时她可以弹得很好，有格调，有性灵，——（只要她设身处地的去学一个有性灵的人，她就变得有性灵了）。——在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前，她可以喜欢玛斯奈，格里格，多玛。认识克利斯朵夫以后，她就可以不喜欢他们。如今她居然把巴赫和贝多芬弹得很象样了，——（这倒不是恭维她的话）；——但最奇怪的是她居然喜欢他们。其实她并不是爱什么贝多芬，多玛，巴赫，格里格，而是爱那些音符，声响，在键盘上奔驰的手指，跟别的弦一样搔着她神经的琴弦的颤动，以及使她身心舒畅的快感。
在她贵族化住宅的客厅里，——凭着浅色的地毯，正中放着一个画架，供着壮健的史丹芬夫人的肖像，那是个时髦画家的作品，把她表现得多愁多病，好比一朵没有水分的花，奄奄一息的眼睛，身子象螺旋般扭做几段，似乎非如此就不能表现这富家妇珍贵的心灵；——大客厅一面全是玻璃门，可以望见盖满白雪的老树，克利斯朵夫发见高兰德坐在钢琴前面，反复不已的弹着些同样的乐句，听着几个柔靡的不协和弦出神。
“啊！"克利斯朵夫一进门叫道。"猫儿又在打鼾了！”
“你又来缺德了！"她笑着回答……
（说着她向他伸出潮腻腻的手。）
“……你听呀。难道这不美吗？”
“美极了，"他口气很冷淡。
“你根本没有听！……你听一听行不行？”
“我早听到了……老是这一套。”
“啊！你不是音乐家，"她有点儿恼了。
“仿佛你搞的这个真是音乐似的！”
“怎么！……这不是音乐是什么，请问你？”
“你自己很明白！我可不能告诉你，说出来是不雅的。”
“那更要你说了。”
“要我说吗？……——那是你活该了！……你知道你坐在钢琴前面做些什么？……你是在调情。”
“这象什么话！”
“一点不错。你对钢琴说着：亲爱的钢琴，亲爱的钢琴，跟我说些好话呀，抚摩我呀，给我一个亲吻呀！”
“别说了行不行？"高兰德半笑半恼的说。"你竟一点儿不顾体统。”
“我就是不顾体统。”
“你真是蛮不讲理……再说，倘使这真正是音乐的话，我这种方式不就是真正爱好音乐的方式吗？”
“噢！我求你，别把这种东西和音乐搅在一起。”
“可是这就是音乐啊！一个美妙的和弦等于一个亲吻。”
“我没教你这么说。”
“难道不是吗？……干吗你耸肩膀？干吗你扯鬼脸？”
“因为我讨厌这种话。”
“你越说越妙了！”
“我讨厌人家用淫荡的口吻谈论音乐……噢！这也不是你的错，是你的社会的错。你周围那些无聊的人把艺术看做一种特准的淫乐……得啦，别说废话了！把你的奏鸣曲弹给我听罢。”
“不忙，我们再谈一会罢。”
“我不是来谈天而是给你上钢琴课的……来罢，开步走！”
“瞧你多有礼貌！"高兰德有点儿气恼了，心里却觉得这样碰一下钉子也痛快。
她非常用心的弹她的曲子；因为灵巧，所以成绩很过得去，有时还相当的好。胸中雪亮的克利斯朵夫暗里笑着这个淘气的女孩子"居然这样伶俐，虽然对弹的曲子一无所感，弹得倒象真有所感"。然而他不免因此对她抱着好感。高兰德竭力找机会跟他说话，觉得谈天比上课有趣得多。克利斯朵夫白白的拒绝，表示他不能回答，因为一说出心里的话就会得罪她；她却总有方法使他说出来；而且他的话越唐突，她越不觉得唐突：那对她是种游戏。精灵乖巧的姑娘知道克利斯朵夫最喜欢真诚，所以她大着胆子跟他一味顶撞，很固执的和他争论。而两人争论完了，一点不伤和气。
可是克利斯朵夫对这种沙龙里的友谊决不会存什么幻想，他们中间也永远谈不到什么亲密，要不是有一天，高兰德一半突如其来，一半出于勾引男人的本能而向克利斯朵夫推心置腹的话。
头天晚上，她父母在家里招待宾客。她有说有笑，象疯子一般大大的卖弄了一番风情；但第二天早上克利斯朵夫去上课的时候，她累死了，形容憔悴，脸色苍白，头胀得厉害。她无精打采的连话都不愿意说，坐在钢琴前面有气无力的弹着，逢到快的段落都脱落了，改了几次也没弹好，便突然停下来说：
“我弹不下去了……对不起……等一忽儿好不好？”
他问她是否不舒服。她回答说不。他心里想：
“她不大上劲……她有时就是这样的……虽然可笑，但也不能怪她。”
于是他提议改天再来；但她一定要留着他：
“只要一忽儿……过一下就会好的……我真胡闹，是不是？”
他觉得她的态度不大正常，可不愿意问，故意把话扯开去：
“哦，这是因为你昨天晚上锋头太足了啊！你太辛苦了。”
她含讥带讽的笑了笑：“嗯，对你倒是不能这样说。”
他老实不客气笑开了。她又道：“我想你昨天连一句话都没说。”
“对。”
“可是颇有几个有意思的人呢。”
“是的，那些多嘴的家伙，那些才子！在你们这般没骨头的法国人中间，我简直搞糊涂了；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解释，什么都能原谅，可是什么也没感觉到。他们几个钟点的谈着艺术啊，爱情啊，不教人恶心吗？”
“你不喜欢讨论爱情，那末对艺术总该有兴趣呀。”
“这些事用不着讨论，要你去做。”
“要是不能做呢？"高兰德微微撅着嘴。
克利斯朵夫笑着回答：“那末让别人去做。艺术不是每个人都能搞的。”
“爱情也是这样吗？”
“也是这样。”
“我的天！那我们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管家啰。”
“谢谢罢！"高兰德恼了。
她把手放在琴上再来尝试，可照旧弹不起来；她便敲着键盘呻吟道：
“没有办法！……我简直一无所用。你说得不错。女人什么事都做不了。”
“能够这样说已经不坏了，"克利斯朵夫老老实实的回答。
她望着他，好似小姑娘挨了骂一样的垂头丧气，接着说：
“别这么冷酷啊！”
“我并不毁谤贤淑的妇女，"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的回答。“一个贤淑的女人是尘世的天堂……可是尘世的天堂……”
“对啦，谁也没见过尘世的天堂。”
“我并不悲观到这种程度。我只说：我，我从来没见过，可是一定有的。只要有，我就决心去寻访。但是很不容易。世界上一个贤淑的女子和一个有天才的男人同样难得。”
“除了他们以外，其余的男男女女都无足轻重了吗？”
“相反！社会上只看重这一批。”
“可是你呢？”
“对于我，这些人是有等于无。”
“噢，你多冷酷！"高兰德说。
“不错，我有点儿冷酷。但只要能对别人有些好处，也应当有几个冷酷的人！……倘若世界上不是东一处西一处有几颗石子的话，更要一团糟了。”
“你说得对，你很得意你是强者，"高兰德悲哀的说。"可是对那些不能成为强者的人，——尤其是女的，你别太严厉啊……你不知道我们的懦弱把我们磨得多苦。你看到我们嘻嘻哈哈，调情打趣，弄些可笑的玩艺，便以为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瞧不起我们。哪知道一般十五岁到十八岁中间的小女人，尽管在社会上交际，出锋头，——可是跳完了舞，说完了废话，怪论，发完了牢骚（人家看见她们笑也跟着笑），当她们对一班混蛋透露了一些心腹，在每个人眼里想找些光明而找不到之后，——夜里回家，关在静悄悄的卧室里，给孤独的苦闷煎熬得趴在地下，啊！要是你能看到她们这个模样！……”
“有这样的事吗？"克利斯朵夫惊愕的说。"怎么！你们竟这样的痛苦吗？”
高兰德一声不出，可是眼泪涌上来了。她强作笑容，把手伸给克利斯朵夫。他感动的握着：
“可怜的孩子！既然你们痛苦，为什么不想法摆脱这种生活呢？”
“你要我们怎么办？简直无法可想。你们男人，你们可以摆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是我们，我们永远被世俗的义务跟浮华享乐束缚着跳不出去。”
“谁限制你们，不许你们跟我们一样的摆脱一切，干一件你们心爱而又能保障你们独立的事业，——象保障我们的一样？”
“象保障你们的一样？可怜的克拉夫脱先生！你们所谓独立的保障也不见得怎么可靠！……可是那至少是你们喜欢的事业。我们可又配做些甚么呢？没有一件事情使我们感到兴趣。——是的，我知道，我们现在什么都参加，假装关心着一大堆跟我们不相干的事；我们多么需要能关心一点儿什么！我跟旁人一样参加团体，担任慈善会的工作，到巴黎大学去上课，听柏格森和于尔·勒曼脱的讲演，听古代音乐会，古典作品朗诵会，还做着笔记，笔记……我自己也不知道记些什么！……我骗自己，以为这些是我所热爱的，或者至少是有用的。啊！我明明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我对什么都不在乎，对什么都腻烦！……我这样把每个人的思想老实告诉了你，你可不能瞧不起我。我并不比别的女人更蠢。可是哲学，历史，科学，究竟跟我有什么相干？至于艺术，——你瞧——我乱弹一阵，东涂西抹，涂些莫名片妙的水彩画；——难道这些就能使一个人的生活不空虚了吗？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嫁人。可是嫁给那些我跟你看得一样明白的家伙，你想是有趣的吗？唉，我把他们看透了。我没有你们德国多情女子的那种运气，会自己造些幻象……噢，太可怕了！看看周围的人，看看已经结婚的女子，看看她们所嫁的男人，想到自己也得跟她们一样，让身心变质，跟她们一样的庸俗！……我敢说，没有艰苦卓绝的精神决计受不了这种生活种种义务。而那种精神就不是每个女子都能有的……光阴如流矢，日月如穿梭，一眨眼青春就完了；可是我们心中究竟藏着些美的，好的东西，——只是永远不加利用，让它们一天天的死灭，结果还得拿去送给我们瞧不起，而将来也要瞧不起我们的蠢货！……并且没有一个人了解你！人家说我们是一个谜。那些男人觉得我们乏味，古怪，倒也罢了。女人应该是懂得我们的啊！她们是过来人，只要回想一下自己的情形就得了……事实可不是这样。她们决不给你一点帮助。便是做我们母亲的也不了解我们，也不真心想认识我们。她们只打算把我们嫁人。除此以外，死也罢，活也罢，都归你自己去安排！社会把我们完全丢在一边。”
“别灰心，"克利斯朵夫说。"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得由自己去体会的。如果你有勇气，一切都会顺利。想法到你的社会以外去找找罢。法国总该有些正派的男人。”
“有的。我也认识。可是他们多么可厌！……并且，我还得告诉你：我的社会虽然使我讨厌，可是我觉得，此刻我已经跳不出这个社会了。我已经习惯了。我需要相当的享受，相当高级的奢侈和交际，那不能单靠金钱得到，可也少不了金钱。这种生活当然谈不到什么光辉，我知道。可是我很有自知之明，我是弱者……请你别因为我告诉了你许多没勇气的话而跟我疏远。请你用慈悲的心肠听我说罢。跟你谈谈，我多么快慰！我觉得你是强者，是个健全的人：我完全信任你。给我一点儿友谊，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克利斯朵夫说。"可是我能帮你什么呢？”
“只要你听我说说，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勇气。我常常烦闷得不得了！那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对自己说：奋斗有什么用？烦恼有什么用？这个或那个，有什么相干？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境界。我不愿意掉进去。你帮助我罢！帮助我罢！……”
她垂头丧气，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她用着善良的，顺从的，哀求的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他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她又兴奋起来，笑了，快活了。
晚上，她照常有说有笑的卖弄风情。
从这天气，他们之间亲密的谈话变成有规律的了。他们单独在一起，她把心里的愿望告诉他：他很费了点心血去了解她，提供意见；她听着他的劝告，必要时还得听他埋怨，那副严肃与小心的神气活象一个怪听话的女孩子：那对她是种消遣，甚至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她用感激而风骚的眼神表示谢意。——但她的生活一点没有改变：只是多添了一桩娱乐罢了。
她一天的生活是一组连续不断的变化。早上起身极晚，总在十二点光景，因为她夜里失眠，要到天亮才睡熟。她成天的不作事，只渺渺茫茫的，反复不已的想着一句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片段，谈话的回忆，一句音乐，一个她喜欢的脸庞。从傍晚四五点钟起，她才算完全清醒。在此以前，她总是眼皮厚厚的，面孔虚肿，噘着嘴，不胜困倦的神气。要是来了一个象她一样饶舌，一样爱听巴黎谣言的知己的女朋友，她便马上活跃起来。她们絮絮不休的讨论着恋爱问题。对于她们，恋爱心理学是和装束，秘史，诽谤这几件事同样谈不完的题目。她们也有一群有闲的青年，需要每天在裙边消磨二三个钟点：这些男人差不多自己也可以穿上裙子：因为他们的谈吐思想简直跟少女的一模一样。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忏悔师的时间。高兰德当场会变得严肃，深思。真象英国的史学家包特莱所说的那种法国少女，在忏悔室里"把她镇静的预备好的题意尽量发挥，眉目清楚，有条有理，凡是要说的话都安排得层次分明"。——忏悔过后，她再拚命的寻欢作乐。白天快完了，她可越来越年轻了。晚上她到戏院去；在场子里看到几张永远不变的脸便是她永远不变的乐趣；——因为上戏院去的愉快，并不在于戏剧，而是在于认识的演员，在于已经指摘过多少次而再来指摘一次的他们的老毛病。大家跟那些到包厢里来访问的熟人讲别的包厢里的人坏话，或是议论女戏子，说扮傻姑娘的角色"声带象变了味的芥子酱"，或者说那个高大的女演员衣服穿得“象灯罩一样"。——再不然是大家去赴晚会；到那儿去的乐趣是炫耀自己，要是自己长得俏的话：——（但要看日子而定；在巴黎，一个人的漂亮是最捉摸不定的）；——还有是把对于人物，装束，体格的缺陷等等的批评修正一番。真正的谈话是完全没有的。——回家总是很晚。大家都不容易睡觉（这是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时间），绕着桌子徘徊，拿一本书翻翻，想起一句话或一个姿势就自个儿笑笑。无聊透了。苦闷极了。又是睡不着觉。而半夜里，忽然之间来了个绝望的高潮。
克利斯朵夫只看到高兰德几个钟点，对于她的变化也只见到有限的几种，然而他已经莫名片妙了。他私忖她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是永远真诚的呢还是从来不真诚的。这一点连高兰德自己也说不上来。她和大多数欲望无所寄托而无从发挥的少女一样，完全在黑暗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人，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因为她没尝试以前，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要些什么。于是她依着她的方式去尝试，希望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冒最小限度的危险，同时摹仿周围的人物，假借他们的精神。而且她也不急于要选定一种。她对一切都敷衍，预备随时加以利用。
但象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一个朋友是不容易对付的。他允许人家不喜欢他，允许人家喜欢他所不敬重甚至瞧不起的人，却不答应人家把他跟那些人一般看待。各有各的口味，是的；但至少得有一种口味。
克利斯朵夫尤岂不耐烦的，是高兰德仿佛挺高兴的搜罗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轻薄少年：都是些令人作呕的时髦人物，大半是有钱的，总之是有闲的，再不然是在什么部里挂个空名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是作家——自以为是作家。在第三共和治下，写作变了一种神经病，尤其是一种满足虚荣的懒惰，——在所有的工作中，文人的工作最难检讨，所以最容易哄骗人。他们对于自己伟大的劳作只说几句很谨慎但是很庄严的话。似乎他们深知使命重大，起有不胜艰巨之慨。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姓名而觉得很窘。他怯生生的打听了一下，特别想知道大家尊为剧坛重镇的那一位写过些什么。结果，他很诧异的发见，那伟大的剧作家只写了一幕戏，——还是一部小说的节略，而那部小说又是用一组短篇创作连缀起来的，而且还不能说是短篇，仅仅是他近十年来在同派的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随笔。至于别的作家，成绩也不见得更可观：只有几幕戏，几个短篇，几首诗。有几位是靠了一篇杂志文章成名的。又有几位是为了"他们想要写的"一部书成名的。他们公然表示瞧不起长篇大著。他们所重视的仿佛只在于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可是"思想"二字倒又是他们的口头禅：不过它的意义好似与其通的不一样：他们的所谓思想是用在风格的细节方面的。他们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时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写成斜体字，使读者绝对不致误会。
他们都有自我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他们想教旁人跟着他们崇拜，不幸旁人已经都有了崇拜的目标。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睒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的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他们花那么多的精神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不但对女人垂涎欲滴，并且还要教女人对他们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象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片妙的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克利斯朵夫时常遇到这种小孔雀，都是些画家，演奏家，青年演员，装着某个名人的模样：或是梵·狄克，或是伦勃朗，或是范拉士葛，或是贝多芬；或是扮一个角色：大画家，大音乐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伙伴，多瑙河畔的乡下人，野蛮人……他们一边走，一边眼梢里东张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着他们走来，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过头去望着别处。可是他们的失望决不会长久：走了几步，他们又对着后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兰德沙龙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们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两三个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么奇人。再不然，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艺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特别喜欢解释爱情。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从前有一般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的童贞。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淫乱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的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奸淫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淫的新玩艺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淫。——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她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她引经据典的材料。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偏偏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在这个诱人的花坛中，他们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个处女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做了母亲是最残忍的事"；——"占有一个童贞的男子，对女人是养成一个贤慧的母性最自然的准备"；——"母亲对于女儿的责任，是应该用着和保护儿子的自由同样细腻熨帖的精神，培养她们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们和情夫幽会归来的态度，会象现在上了课或是参加了女朋友的茶会一样的自然。”
高兰德笑着说这些教训都是极合理的。
克利斯朵夫却痛恨这些论调。他把它们的重要性和害处都夸张了。其实法国人太聪明了，决不会把纸上空谈付诸实行的。他们虚张声势想学做狄德罗，骨子里却是和他一样，①在日常生活中跟布尔乔亚一样规矩，也和别人一样胆小。而且正因为他们在实际行动上那么胆小，才在思想上把行动推到极端。那是种毫无危险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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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在十八世纪倡导新思想最力。
然而克利斯朵夫不是一个附庸风雅的法国人。
高兰德周围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她似乎最喜欢，而在克利斯朵夫心目中不消说是最可厌的。
他是那种暴发户的儿子，搞些贵族派的文学，自命为第三共和治下的贵族。他叫做吕西安·雷维—葛，两只眼睛离得很远，眼神很尖锐，鼻子是往里勾的，金黄的须修成尖尖的，象画家梵·狄克的模样，头发已经未老先衰的秃落，但跟他的尊容很相配，说话很甜，举止潇洒，又细又软的手给人家握在手里仿佛会化掉的。他永远装得彬彬有礼，周到细腻，便是对心里厌恶而恨不得推下海去的人也是如此。
克利斯朵夫在第一次跟着高恩去参加的文人宴会上已经见过他，虽然没交谈，但一听他的声音已经讨厌，当时不懂为什么，到后来才明白。人与人间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爱，也有霹雳那样突如其来的恨，——或者说（为了不要使那些害怕一切热情的柔和的心灵害怕偏见，我们且不用这个他们听了刺耳的"恨"字），是健康的人的本能，因为感觉到遇见了敌人而自卫的本能。
在克利斯朵夫面前，他代表那种讥讽与分化溶解的思想，他文文雅雅的，不动声色的，分解正在死去的上一个社会里的一切尊严伟大的东西：分解家庭，婚姻，宗教，国家；在艺术方面是分解一切雄壮的，纯洁的，健全的，大众化的成分；此外还摇动大家对思想、情操、伟人的信念，对一般人类的信念。这种思想实际只是以分析为乐，以冷酷的解剖来满足一种兽性的需要，侵蚀思想的需要，那是蛀虫一般的本能。同时又有一种女孩子的，特别是女作家的瘾：因为到了他的手里，一切都是文学或变成文学。他的艳遇，他的和朋友们的恶癖，对他都是文学材料。他写了些小说和剧本，很巧妙的叙述他父母的私生活与秘史，还有朋友们的，他自己的；其中有一桩是他跟一个最知己的朋友的太太的秘史：人物的面目写得极高明，那朋友，那女的，和别的群众，都被描写得很准确。他决不能得到一个女人的青睐或听了她的心腹话而不在书中披露。——照理，这种孟浪的举动应当使他和"女同志们"不欢。事实可并不如此：她们抗议一下，遮遮面子；骨子里可并不发窘，还因为给人拿去赤裸裸的展览而挺高兴呢；只要脸上留着一个面具，她们就不觉得羞耻了。在他那方面，这种说短道长的话并不表示他存心报复，也许连播扬丑史的用意都没有。他不比一般人更坏：以儿子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儿子，以情夫来说不见得是更坏的情夫。在有些篇幅里，他无耻的揭露他父亲，母亲，和他自己的情妇的隐私；同时又有好些段落，他用着富有诗意的温情谈到他们。实际上他是极有家族观念的，但象他那等人不需要尊重所爱的人；反之，他们倒更喜欢自己能够轻视的人；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对象才跟自己更接近，更近人情。他们对于英勇的精神比谁都不了解，高洁二字尤其无从领会。他们几乎要把这些德性认作谎言，或者是婆婆妈妈的表现。然而他们又深信自己比谁都更了解艺术上的英雄，并且拿出倚老卖老的亲狎的态度批判他们。
他和一般有钱的，游手好闲的，布尔乔亚的堕落的少女最投机。他是她们的一个伴侣，等于一个腐化的女仆，比她们更放肆更机灵，有许多事能够教她们艳羡。她们对他毫无顾忌，尽可把这个任所欲为的，裸体的，不男不女的人仔细研究。
克利斯朵夫不明白一个象高兰德那样的少女，似乎性情高洁，不愿意受生活磨蚀的人，怎么会乐此不起的跟这种人厮混……克利斯朵夫不懂心理学。吕西安·雷维—葛可深通此道。克利斯朵夫是高兰德的心腹；高兰德却是吕西安·雷维—葛的心腹。这一点就表示他比克利斯朵夫高明。一个女人最得意的是能相信自己在对付一个比她更弱的男子。那时不但她的弱点，便是她的优点——她的母性的本能，也得到了满足。吕西安·雷维—葛看准了这一点：因为使妇人动心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就是去拨弄这根神秘的弦。再加高兰德觉得自己相当懦弱，有些不甚体面但又不愿革除的本能，所以一听这位朋友的自白（那是他很有心计的安排好的），她就相信别人原来跟她一样的没出息，对于人类的根性不应当过事诛求，因之她觉得很快慰了。这种快慰有两方面：第一，她不必再把自己认为挺有趣的几种倾向加以抑制；第二，她发觉这样的处置很得当，一个人最聪明的办法是别跟自己别扭，应当对于没法克制的倾向采取宽容的态度。实行这种明哲的办法才不会使人感到一点儿痛苦。
在社会上，表面极端精炼的文明和隐藏在骨子里的兽性之间，永远有个对比，使那些能够冷眼观察人生的人觉得有股强烈的味道。一切的交际场中，熙熙攘攘的决不能说是化石与幽灵，它象地层一般，有两层的谈话交错着：一层是大家听到的，是理智与理智的谈话；另外一层是极少人能够感到的，是本能与本能，兽性与兽性的谈话。大家在精神上交换着一些俗套滥调，肉体却在那里说：欲望，怨恨，或者是好奇，烦闷，厌恶。野兽尽管经过了数千年文明的驯化，尽管变得象关在笼里的狮子一般痴呆，心里可念念不忘的老想着它茹毛饮血的生活。
然而克利斯朵夫的头脑还没冷静到这个程度：那是要年龄大了，热情消失以后才能办到的。他把替高兰德当顾问的角色看得很认真。她求他援助；他却眼看她嘻嘻哈哈的去冒险。所以克利斯朵夫再也不遮掩他对吕西安·雷维—葛的反感了。吕西安·雷维—葛对他先还保持一种有礼的，含讥带讽的态度。他也感觉到克利斯朵夫是敌人，但认为是不足惧的：他只是不动声色的把他变成可笑。其实，只要克利斯朵夫能对他表示钦佩，他就可以表示友好；但他就得不到这种钦佩，他自己也知道，因为克利斯朵夫没有作假的本领。于是，吕西安·雷维—葛从完全抽象的思想的对立，不知不觉的转变为实际的，不露形迹的暗斗，而暗斗的目的物便是高兰德。
她对两位朋友完全一视同仁。她既赏识克利斯朵夫的道德和才具，也赏识吕西安·雷维—葛的极有风趣的不道德和聪明；而且心里还觉得吕西安使她更愉快。克利斯朵夫老实不客气的教训她；她用着可怜巴巴的神气听着他，使他软化。她天性还算好的，但因为懦弱，甚至也因为好心而不够坦白。她一半是在做戏，假装和克利斯朵夫一样思想。她很知道象他这种朋友的价值，但她不肯为了友谊作任何牺牲；不但为了友谊，而且为了无论什么人什么事，她都不愿意有所牺牲；她只挑最方便最愉快的路走。所以她把和吕西安始终来往不断的事瞒着克利斯朵夫。她象上流社会的女子一样凭了从小就学会的本领，若无其事的扯谎；凭了这扯谎的本领，她们才能保持所有的男朋友，使他们个个满意。她替自己辩护说是为了免得克利斯朵夫伤心而不得不如此；其实是因为她明知克利斯朵夫有理而不敢使他知道，也因为她照旧想做她喜欢的事而不要跟克利斯朵夫闹翻。有时克利斯朵夫疑心她捣鬼，便粗声大片的闹起来。她可继续装做痛悔的，诚恳的，伤心的神气，对他做着媚眼，——女人最后的法宝。——她想到可能丧失克利斯朵夫的友谊，的确非常难过，所以竭力装出娇媚的和正经的态度，居然把他软化了一些时候。但那是早晚要爆发的。在克利斯朵夫的气恼里头，不知不觉已经有些嫉妒的成分。高兰德甘言蜜语的笼络也已经有了一点儿，很少的一点儿，爱的成分。然而他们决裂的时候，来势倒反因之更猛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