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往往觉得诗人的作品太文雅，宁愿采用最简单的题材，什么古老的歌，在善书里谈到的年代悠久的敬神的民谣；他特意不用它们原有的赞美歌性质，而大胆的用世俗的，活泼的手法去处理。或者他利用一些成语，甚至随便听到的几句话，民众的对白，儿童的感想：这一类笨拙而平淡的语言例反透露出最纯粹的感情。在这等地方，他是得其所哉了，他自己不觉得，可的确达到了深刻的境界。
好的也罢，坏的也罢，——坏的居多，——他所有作品都充满着生命力。当然不是全部新鲜的东西，那还差得远呢。克利斯朵夫往往就因为真诚而显得平凡；有时他不惜采用人家早已用过的形式，因为他觉得这种形式能够准确表现他的思想，而且因为他的感觉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求新奇，以为只有平庸之极的人才操心这种问题。他但求说出自己的感觉，决不问前人有没有说过。他很骄傲的相信，这才是求新奇的最好的办法；世界上不是永远只有一个克利斯朵夫吗？凭着青年人目空一切的气概，他认为古往今来还一无成就，一切还得开始或是从头再做。因为觉得内心这样的充实，人生这样的无穷无极，他就处于得意忘形的，欢欣鼓舞的境界。时时刻刻都在欢欣鼓舞。这种心绪也用不着快乐来支持，便是悲哀它也能够适应：他的力是他欢欣鼓舞的泉源，是一切幸福，一切德性之母。生活罢，尽量的生活罢！……凡是感觉不到自己有这种力的醉意，这种生的欢欣（哪怕是极痛苦的生活）的人，便不是艺术家。这等于一块试金石。必须不问欢乐与痛苦都能够欢欣鼓舞的，才是真正的伟大。门德尔松或勃拉姆斯，仅仅象十月的雾，象淅沥的细雨，从来没有这种神通。
这种神通克利斯朵夫却是有的；他以天生的戆直冒昧的性格，尽量在人前显露他的快乐。他不觉得这种举动有什么恶意，只是想跟旁人分享他的快乐。他没想到这种快乐会伤害大多数没有这快乐的人。同时他也不管别人高兴不高兴；他就是极有自信，认为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人家是挺自然的。他把自己的丰满和一般音符制造家的贫弱作了一个比较，觉得要人家承认他的优越是极容易，太容易了。只消把自己拿出去就行。
于是他就把自己拿出去了。
大家等着他。
克利斯朵夫并不隐瞒他的感想。自从明白了德国人的虚伪，对什么都不愿意看到真相之后，他就决意要表露自己的真诚，绝对的，不稍假借的真诚，对任何人任何作品都不留余地。又因为他做什么事都不能不走极端，便说出许多荒唐的话骇人听闻。而他的小孩子偏偏也真是可惊。只要碰到一个人，他就马上说出他对德国艺术的感想，好似一个人有了奇妙的发见，不愿留为独得之秘。别人听了会对他不满意，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一发觉某一部名作里头有什么荒谬的地方，他就一心想着这个问题而急于逢人便诉，不管听的人是音乐家或是业余的爱好者。他得意扬扬的发表他的怪论。旁人先还不当真，听了他的胡说八道笑笑。可是不久他们发觉他老说着这一套，一味坚持的作风未免趣味恶劣。克利斯朵夫的那些怪论，显而易见不是嘴上说说而是深信不疑的，那时大家就不觉得有趣了。并且他肆无忌惮，公然在音乐会里叫叫嚷嚷，发表他刻薄的议论，或者明白表示瞧不起那般声名显赫的大师。
在小城里，什么都会不胫而走的传播开去的：克利斯朵夫说的话，一句也没有漏过人们的耳朵。他去年的行为已经惹动公愤。大家没有忘掉他和阿达那种招摇的无耻的行动。他自己倒是记不起了：岁月递嬗，往事都成陈迹，现在的他和从前的他已经渺不相关。但别人替他一一想起：所有的小城市自有一般人把街坊邻舍的过失，污点，悲惨的、丑恶的、不愉快的事件，全部牢记在心，仿佛这是他们在社会上的职务。克利斯朵夫的案卷中，在过去的话柄之外，如今又加上一批新的。两相对照，事情给衬托得更明显了。从前是触犯礼教，现在又伤害了风雅。最宽容的人说他是"标新立异"，大多数却肯定他是"完全疯了"。
还有另一种更危险的舆论在外边开始传布；——因为是从最高方面来的，所以更轰动一时：——据说克利斯朵夫在继续供职的宫廷中，胆敢对大公爵本人也不成体统的，毁谤德高望重的大师；他把门德尔松的《哀丽阿》称做伪善的牧师的废话，把舒曼的一部分歌也同样加以侮辱；——而克①利斯朵夫这种话还是正当威严的亲王们表示尊重这些作品的时候说的。大公爵冷冷的回答说：“听你他话，先生，有时人家竟会疑心你不是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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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哀丽阿》为门德尔松所作有名的清唱剧。
这句报复的话，从那么高贵的人嘴里吐出来，直流传到街头巷尾。凡是妒忌克利斯朵夫的声名，或为了其他的私仇而和他过不去的人，立刻补充说，他的确不是一个纯粹的德国人。大家记得他父系方面是佛兰德族。外方来的移民毁谤他所在国的荣誉当然不足为奇。这一下可把事情解释明白了，而日耳曼民族除了看不起敌人以外，也更有理由抬高自己的声价了。
至此为止，大家只是对克利斯朵夫作些精神上的报复，可是他还要提供更具体的材料。一个人自己要被人批评的时候去批评别人，是最不智的事。换了一个聪明一点的艺术家，一定会尊敬他的前辈。但克利斯朵夫认为别人的庸俗是应当瞧不起的，自己的力量是应当得意的，没有理由把他的轻视别人和自己的得意藏在肚里。而他的表示得意又是忘形的。最近一些时候，他非常的需要发泄。他一个人消受不了那么些欢乐，要不是分一些给别人，他竟会快乐得爆裂的。既没有朋友，他就把乐队里的一个青年同事，叫做西格蒙·奥赫的，当做心腹。他是魏登贝格人，在乐队里当副指挥：脾气很好，城府极深，一向对克利斯朵夫很尊敬的。他对这位同事毫不提防；他怎么会想到把自己的快乐告诉一个闲人或是敌人有什么不妥呢？他们不是应该反过来感谢他吗？他这是不分敌友，使大家一起快乐啊。——殊不知天下的难事就莫过于教人家接受一桩新的幸福；他们几乎更喜欢旧的苦难，因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咀嚼了几百年的粮食。
一想到这个幸福是得之于别人的，他们尤其受不了。这简直是一种侮辱，直要无法避免的时候才肯容忍，而且他们是要设法报复的。
因此，克利斯朵夫的心腹话尽管有一千个理由不会受任何人欢迎，但有一千零一个理由可以受到西格蒙·奥赫的欢迎。乐队指挥多皮阿·帕弗不久就要告老，克利斯朵夫虽然年纪很轻，可大有继承的希望。奥赫既是纯粹的德国人，当然承认克利斯朵夫有这个资格，既然宫廷方面这样宠任他。可是奥赫自命不凡，以为倘若宫廷方面多了解他一点，他自己更有资格当指挥。所以看到克利斯朵夫高高兴兴而战意扮看正经面孔跑进戏院的时候，他就堆起一副异样的笑容，来接受克利斯朵夫倾箱倒骯e的心腹话了。
“哦，"他狡猾的说，"又有什么新的杰作吗？”
克利斯朵夫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回答：“啊！朋友！这一件作品可是登峰造极了……要是你听到的话……该死！那太美了！唉，将来能听到这个曲子的，简直是天赐之福！大家听过以后连死也甘心的了。”
听到这种话的可不是个聋子。奥赫并不一笑置之，也不拿这种幼稚的狂热嘻嘻哈哈的打趣一番。克利斯朵夫的脾气是倘使有人指出他的可笑，他自己就会先笑的。可是奥赫假装听得出神，逗克利斯朵夫多说一些傻话；等到一转背，就赶快添枝接叶的把这些话柄传播出去。大家先在音乐家的小圈子里把他挖苦一阵，然后好不心焦的等机会来批判那些可怜的作品。——可怜的作品，不曾问世已经被判决了。
作品终于露面了。
克利斯朵夫在乱七八糟的稿子里，选了一阕以赫贝尔的《尤迪特》为题材的《序曲》，那种粗犷有力的作风，和德国人的萎靡不振对照之下，使他特别觉得可取。（可是他已经讨厌这作品，认为赫贝尔老是不顾一切的喜欢卖弄天才，多所做作。）其次是一阕交响曲，借用瑞士画家鲍格林的浮夸的题目，叫做：人生的梦，又加上一句小题辞：人生是一场短促的梦。还有是一组耿，和几阕古典作品，再加奥赫的一支欢乐进行曲：那是克利斯朵夫明知平庸但为了表示亲热而放进去的。
几次的预奏会还平静无事。虽然乐队绝对不了解所奏的作品，各人心里对这种古怪的新音乐非常骇异，但还来不及有什么意见；尤其在群众没有表示的时候，他们决不能有何主张。看到克利斯朵夫那么自信，他们也就俯首帖耳的接受了。一般音乐师都很能服从，很有纪律，象一切良好的德国乐队一样。唯一的困难倒是在女歌唱家方面。她就是上次音乐厅中穿蓝衣服的太太，在德国很有声望，曾经在德累斯顿和拜罗伊特扮演瓦格纳剧中的主角，肺量的宏大是没有话说的。她虽然学会了瓦格纳派最得意的咬音的艺术，把辅音唱得高扬，元音唱得沉重象击锤一样，可是就因为这样，她没有懂得自然的艺术。她对付一个字有一个字的办法：所有的音都加强，所有的音节仿佛穿着铅底鞋子在那里重甸甸的拖，每一句都带着悲剧的气息。克利斯朵夫要求她把戏剧化的成分减少一些。她先还乐意听从，可是天生笨重的声音和卖弄嗓子的习惯使她无法控制。克利斯朵夫变得心烦意躁，告诉这位可敬的太太，说他是要叫人类说话，而不是要巨龙法弗奈吹小号。她听了这种不客气的话当然大不高兴。她回答说①谢谢上帝，她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歌唱，她也很荣幸的唱过勃拉姆斯的歌，就在那位大人物前面，而他也听得津津有味。“那可糟了！糟了！"克利斯朵夫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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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弗奈为《西格弗里德》歌剧中守护尼伯龙根指环的巨龙，以女歌唱家善唱瓦格纳作品，故以此讽之。
她傲然笑着，要求他把这句谜一样的惊叹语解释明白。他回答说勃拉姆斯一辈子也没有懂得什么叫做自然，他的称赞简直是最难堪的责备，虽然他克利斯朵夫有时不大有礼貌，——就象她刚才指摘的，——可也不至于说出对勃拉姆斯那种唐突的话。
两人继续用这种口吻争执下去；那位太太始终依着她慷慨激昂的方式唱，——结果有一天，克利斯朵夫冷冷的说他看明白了，那是她的天赋如此，没法改的；但既然他的歌唱不好，还是干脆不唱，从节目中删掉得了。——那时已经到了音乐会的前夜：大家都知道音乐会中有他的歌，她自己也在外边提过；并且她不无相当的音乐天才，很能赏识那些歌里面的某些优点；克利斯朵夫临时改变节目等于是侮辱她。而她想到明天的音乐会也许会奠定青年音乐家的声名，也就不愿意跟这颗将升的明星伤了和气。所以她突然让步了，在最后一次预奏会中，完全依照了克利斯朵夫的指示。可是她打定主意，在下一天的音乐会中非用她自己的作风唱不可。
日子到了。克利斯朵夫一点不着急。他脑子里装满了自己的音乐，没法加以批判。他知道他的作品有些地方要给人笑。可是有什么相干？一个人怕闹笑话，就写不出伟大的东西。要求深刻，必需有胆子把体统，礼貌，怕羞，和压迫心灵的社会的谎言，统统丢开。倘若要谁都不吃惊，你只能一辈子替平庸的人搬弄一些他们消受得了的平庸的真理，你永远踏不进人生。直要能把这些顾虑踩在脚下的时候，一个人才能伟大。克利斯朵夫居然这样做了。大家很可能嘘他，他有把握不让他们安静的。想到熟人们对曲子里某些大胆的部分会装出怎样的嘴脸，他暗略觉得好玩。他预备受一番尖刻的批评，先在肚里好笑了。无论如何，除非是聋子，他作品中的力量是谁都不能否认的，——至于这力能否讨人喜欢是另一问题。并且那有什么关系？……时人喜欢！讨人喜欢！……只要有力量就行了。让它象莱茵河一样把什么都卷走吧。
他碰的第一个钉子是大公爵不到场。爵府的包厢里只有几个不相干的人，在府里当随从的太太们。克利斯朵夫愤愤的想道：“这混蛋跟我怄气，他不知道对我的作品怎样表示才好：他不来就是怕为难。"他耸耸肩膀，假装不在乎这些无聊的事。但别人看了很注意，这是对克利斯朵夫的第一个教训，同时对他的前途也是个威胁。
听众也不比主子殷勤：三分之一的座位是空的。克利斯朵夫不由得心酸的想其他童年音乐会的盛况。要是他稍有经验，一定会懂得演奏上品音乐的时候，听众的数目自然比不上演奏平凡音乐的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感到兴趣的是音乐家而非音乐；而且一个跟普通人没有分别的音乐家，显然不及一个穿着短裤的儿童音乐家那么好玩，那么动人，能够教傻瓜们开心。
克利斯朵夫空等了一会儿听众，决意开场了。他硬要自己相信这样倒是更好，以为"朋友虽少，都是知己"。——可怜他这种乐观的心绪也维持不了多久。
一曲又一曲的音乐尽管奏下去，场子里寂静无声。有种寂静无声是因为大家感情冲动到极点，快要涌出来的缘故。但眼前的寂静简直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大家仿佛睡着了。每一句音乐都掉在漠不关心的深渊里。克利斯朵夫背对着听众，全神对付着乐队，可是依旧感觉到场子里的情形。凡是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精神上的触觉，能够感知他演奏的东西是否在听众心里引起共鸣。他照常打着拍子，非常兴奋，可是从池子和包厢里来的那股沉闷的空气，使他心都凉了。
终于《序曲》奏完了，大家有礼的，冷冰冰的拍了一阵手，就静下来了。克利斯朵夫宁可受人嘘斥一顿……便是怪叫一声也好！至少得有点儿生命的表示，对他的作品表示一点反响！……——可是完全没有。——他瞧瞧群众，群众也彼此瞧瞧。他们互相在目光中探求一些意见而探求不到，只能又扮起那副漠不关心的脸。
音乐重新开始，轮到那支交响曲了。——克利斯朵夫几乎不能终曲，屡次想丢下指挥棒，掉过头来就走。他也传染到了大众的麻木，结果竟不懂自己指挥的东西了；他明明觉得掉入了烦闷的深渊。连他预料在某些段落上群众会交头接耳说的俏皮话也没有，大家都在一心一意的翻阅节目单。克利斯朵夫听见众人同时哗啦啦的翻纸张的声音；然后又是一平静默，直到曲子完了，然后又是一阵有礼的掌声表示懂得一曲已经奏完。——大家静下来以后还有两三下零星的掌声，因为没有回响，也就不好意思的停住了，空虚显得更空虚，而这件小小的事故更显得听众是多么厌烦。
克利斯朵夫坐在乐队中间，不敢向左右张望一下。他真想哭出来，同时也气得浑身哆嗦。他恨不得站起身子向大家喊：“你们多讨厌！多讨厌！……一起替我滚罢！……”
听众稍为清醒了些，等着女歌唱家出场，那是他们听惯而捧惯的。刚才那些新作品等于一片大海，他们没有指南针，只能在那里彷徨；她可是稳固的陆地，决没有令人迷失的危险。克利斯朵夫看出大家的思想，轻蔑的笑了一笑。女歌唱家也知道群众在等她；克利斯朵夫去通知她上台的时候，她的神气就象王后。他们俩用着敌对的态度彼此望了一眼。照例克利斯朵夫应当搀着她手臂，但他竟双手插在袋里，让她自个儿出台。她气冲冲的走过去；他很不高兴的跟在后面。她一漏脸，立刻来了个满堂彩；大家松了口气，脸上发出光来，有了精神；所有的手眼镜都一起瞄准。她对自己的魔力很有把握，开始唱起歌来，不消说是照她自己的方式，全不遵从克利斯朵夫上一天的嘱咐。替她伴奏的克利斯朵夫脸色变了。这种捣乱他是预先料到的。一发觉她走腔，他立刻敲着钢琴，愤怒的说了声：
“不是这样的！”
可是她不理。他就在背后用着又重浊又生气的声音提醒她：
“不！不！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这些气愤愤的咕噜，虽然台下听不见，对乐队里的人可是句句分明；她一急，拚命把节奏拉慢，不该休止的地方也休止。他没有留意，自顾自的弹下去，终于歌和伴奏相差了一节。听众一点没觉得：他们久已认定克利斯朵夫的音乐既不会悦耳，拍子也不会准的；但克利斯朵夫并不这样想，他象疯子似的，脸都扭做一团，终于爆发了。他突然半中间停下来，直着嗓子嚷道：“得了罢！”
她一口气收不住，继续唱了半节，然后也停住了。“得了罢！"他粗暴的又说了一遍。
全场为之愣了一愣。过了一忽儿，他又冷冷的说：“咱们再来！”
她愕然望着他，双手哆嗦着，真想把乐器望他头上扔过去；事后她竟不懂当时怎么没有那样做。但她慑于克利斯朵夫的威严，只得重新开始。她把全部的歌唱完了，连一个拍子一个小地方也不敢变动：因为她觉得克利斯朵夫绝对不会留情，而一想起要再受一次侮辱就吓得浑身发抖。
她唱完以后，台下掌声不绝。他们并不是捧她唱的歌，——（要是她唱别的作品，也可以博得同样的掌声），——而是捧这位有名的老资格的女歌唱家：他们知道赞赏她是没有错的。同时大家还想补偿一下她受的侮辱。他们隐隐然觉得她刚才唱错了，但认为克利斯朵夫当场给她指出来简直不成体统。大家都喊着"再来一次"。克利斯朵夫可很坚决的把琴关上了。
她没有发觉这桩新的侮辱；她心里乱得很，根本不想再来一次。她急急忙忙下了台，躲在化装室里把胸中郁积着的恼恨与愤怒一启发泄了出来：又是哭，又是叫，把克利斯朵夫直骂了一刻钟……狂怒的叫声一直传到门外。据那些进去探望她的朋友出来说，克利斯朵夫对她的态度简直跟下等人一样。众人的议论在戏院中是传得很快的。所以克利斯朵夫重新踏上指挥台演奏最后一曲的时候，场子里颇有些骚乱的现象。但这个曲子不是他的，而是奥赫的《欢乐进行曲》。听众既喜欢这曲平凡的音乐，便不必嘘斥克利斯朵夫而就有极简单的办法来表示他们的不满意：他们有心替奥赫捧场，热烈鼓掌要求作者露面了二三次；奥赫当然不肯放过机会。而这时音乐会也完了。
大公爵和宫廷方面的人，那些终日无聊而爱说短道长的内地人，对音乐会的情形当然知道得清清楚楚。和女歌唱家有交情的几家报纸，绝口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只一致恭维她歌唱的艺术，而在报导她所唱的作品的时候顺便提了提那些歌。关于克利斯朵夫其他的作品，只是寥寥几行，所有的报纸全是大同小异的论调：“……对位学很有功夫。风格非常烦琐。缺少灵感。没有旋律。纯粹是头脑的而非心灵的产物。缺乏真诚。只想独创一格……"——接下去的一段文字是讨论真正的独创，举出一般故世的大师，"不求独创一格而自然独创一格的"，如莫扎特、贝多芬，吕威、舒伯特、勃拉姆斯等等的作品为证。——然后笔头一转又转到当地的戏院不久要重演克莱采尔的作品，就手把那出"永远清新永远美丽的歌剧"长篇累牍的描写了一番。
总之，便是对克利斯朵夫最有好感的批评家也完全不了解他的作品；而绝对不喜欢他的人自然更表现出阴险的仇视态度；——至于大众，既没有批评家，不管是好意的或恶意的批评家领导，只能一声不出。让大众自己去思想的时候，他们就干脆不思想。
克利斯朵夫灰心到了极点。
其实他的失败不足为奇。他的作品不讨人喜欢的理由不止一个，而有三个。第一，它们还不够成熟。第二，它们还太新鲜，不能教人一下子就懂得。第三，把这肆无忌惮的青年教训一顿是大家都高兴的事。——可是克利斯朵夫头脑不够冷静，不肯承认他的失败是势所必然的。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长时期的被人误解以后，看惯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愚蠢，会变得心胸开朗；而克利斯朵夫还谈不到这一点。他相信群众，相信成功，以为那是一蹴即就的，既然他具备着成功的条件：这种幼稚的信心现在可是被粉碎了。有敌人，他倒认为稀松平常。但他觉得奇怪的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了。凡是他认为可靠的，一向对他的音乐感到兴趣的人，从那次音乐会以后，再没一句鼓励他的话。他想法去试探他们，他们总是闪铄其词。他再三追问，要知道他们真正的思想：结果是一般最真诚的人把他从前的作品，早年的幼稚的东西，提出来作比较。——接连好几次，他听到人家拿他的旧作做标准，说他的新作不行，——可是几年以前，在那些作品还是簇新的时候，他们也认为不好的。新的就是不好的：这是一般的原则。克利斯朵夫可不懂这一套，便大惊小怪的叫起来。人家不喜欢他也可以，他不但容许，甚至还欢迎，因为他并不想做每个人的朋友。可是人家喜欢他而又不许他长大，硬要他一辈子做个小孩子，那可不象话了！在十二岁上是好的作品，到二十岁上便不行了；他希望不要老是停留在那个阶段上，希望要变，变，永远的变下去……想阻遏一个人的生命不让它发展的，岂非混蛋！……他童年的作品所以有意思，并非在于它幼稚无聊，而是在于有股前程无限的力潜伏在那里！而这前程，他们竟想把它毁掉！……可知他们从来没懂得他，也从来没爱过他，他们所喜欢的只是他的庸俗，只是他跟庸俗的人没有分别的地方，而并非真正的"他"：他们的友谊其实是误解……
也许他把这些情形夸张了些。一般老实人不能爱好一件新的作品，但它有了二十年的寿命，他们就会真诚的爱好：这是常有的现象。新生命的香味太浓了，他们虚弱的头脑受不住，必须由时间来把这味道减淡一点才行。艺术品一定要积满了成年累月的油垢，方始有人了解。
但克利斯朵夫不允许人家不了解现在的他，而等他成为过去之后再了解他。他宁可人家干脆不了解他，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形之下都不了解他：所以他气愤之极。他痴心妄想的要人了解，替自己说明，跟人家辩论；这才是白费气力，那不是要把整个时代的口味都改过来吗？但他自信很强，决心要把德国人的口味彻底洗刷一番，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其实他绝对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要说服一个人决不是几次谈话所能济事；他说话的时候既找不到适当的字，又是对大音乐家，甚至对谈话的对方取着狂妄傲慢的态度，结果只多结了几个冤家。殊不知他先得从从容容把自己的思想整理好了，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
而他的星宿，他的坏星宿，恰好来给了他说服人家的机会。
他在戏院的食堂里和乐队里的几个同事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听了他的艺术批评骇坏了。他们的意见也并不一致，但对他放肆的言论都大不乐意。中提琴师老克罗斯是个忠厚人，很好的音乐家，一向是真心喜欢克利斯朵夫的；他装着咳嗽，想等机会说一句双关的笑话把话题扯开去。克利斯朵夫可完全没注意，倒反越说越有劲，教克罗斯灰心了：“他干么要说这些话呢？真是天晓得！一个人尽管心里这么想，可用不着说啊！”
最奇怪的是，他也"这么"想过；至少他怀疑过这些问题，克利斯朵夫的言论把他心里的许多疑惑挑了起来，但他没有勇气承认，——一半是怕冒不韪，一半是因为谦虚，不敢相信自己。
吹短号的韦格尔可是一句话也不愿意听；他只愿意赞美：不论什么东西，不论好的坏的，天上的星或地下的煤气灯都一律看待；他的赞美也没有什么等差，只知道赞美，赞美，赞美。这是他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受到限制就要痛苦的。
但大提琴师哥赫痛苦得更厉害：他全心全意的爱好下品的音乐。凡是被克利斯朵夫嘻笑怒骂的，痛诋的，都是他最心爱的；他本能的挑中一些最陈腐的作品，心中装满着浮夸的，动辄落眼泪的感情。但他的崇拜一切虚伪的大人物完全是出于真心。唯有他自以为崇拜真正的大人物时才是扯谎，——而这扯谎还是无邪的。有些勃拉姆斯的信徒，以为在他们的上帝身上可以找到过去的天才们的气息：他们在勃拉姆斯身上爱着贝多芬。哥赫却更进一步，他爱贝多芬的倒是勃拉姆斯的气息。
可是对克利斯朵夫的怪论最表愤慨的还是吹巴松管的史比兹。他的音乐本能所受的伤害，还不及他天生的奴性所受的伤害。某个罗马大帝是连死也要站着死的。他可非伏倒在地下死不可，因为伏在地下是他天生的姿势；在一切正统的，大家尊重的，成功的事物前面匍匐膜拜，他觉得其乐无穷；他最恨人家不许他舔泥土。
于是，哥赫唉声叹气，韦格尔做着绝望的姿势，克罗斯胡说八道，史比兹大叫大嚷。但克利斯朵夫不慌不忙比别人喊得更响，说着许多对德国与德国人最难堪的话。
在旁边一张桌子上，有一个青年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捧腹大笑。他长着一头乌黑的鬈发，一对聪明秀美的眼睛，大鼻子到了快尽头的地方不知道望左边去还是右边去，便同时望两边摊开了，底下是厚嘴唇；他神情不定，可是不俗。听着克利斯朵夫的话，对每个字都又同情又俏皮的留着神，他笑得连脑门，太阳穴，眼角，鼻孔，腮帮，到处都打起皱来，有时还要浑身抽搐。他并不插嘴，可是把每句话都听在耳里。克利斯朵夫的高论说到一半，忽然愣住了，给史比兹奚落之下，更起得结结巴巴的，最后才找到了象块大石头般的字儿把敌人打倒：看到这情形，那青年格外高兴。而当克利斯朵夫冲动之极，越出了他思想的范围，突然说出些骇人听闻的胡话，使在场的人都大声怪叫的时候，邻座的青年更乐不可支了。
最后各人对于这种自以为是的争辩也腻烦了，彼此分手了。剩下克利斯朵夫最后一个想跨出门口，那个听得津津有味的青年便迎上前去。克利斯朵夫一向没注意到他。但那青年很有礼貌的脱下帽子，微笑着通报自己的姓名：“弗朗兹·曼海姆"。
他对于自己在旁窃听这种冒昧的行动，先表示了一番歉意，又把克利斯朵夫大刀阔斧痛击敌人的偏偏恭维了一阵。想到这点，他又笑了。克利斯朵夫挺高兴的望着他，可是还不大放心：
“真的吗？”他问，"你不是取笑我吗？”
那青年赌着咒否认。克利斯朵夫脸上登时有了光采。
“那末你认为我是对的，是不是？你同意我的主张了？”
“老实说，我不是音乐家，完全是门外汉。我所喜欢的唯一的音乐，——绝对不足恭维，——是你的音乐……至少这可以表明我的趣味不算太坏……”
“唔！唔！"克利斯朵夫虽然还有些怀疑，究竟被捧上了，“这还不能算证据。”
“哎，你真苛求……得了罢！……我也跟你一样想：这算不得证据。所以你对德国音乐家的意见，我决不敢大胆批评。但无论如何，你对一般的德国人，老年的德国人，批评得太中肯了；那些糊涂的浪漫派，那种腐败的思想，多愁多病的感情，人家希望我们赞美的陈言俗套，真叫做这不朽的昨日，亘古不灭的昨日，永久长存的昨日，因为它是今日的金科玉律，所以也是明日的金科玉律！……”
他又念了一段席勒诗中的名句：
“……亘古常新的昨天，永远是过去的也永远会再来……”
“而他就是第一个该打倒的！"曼海姆又加上一句按语。
“谁？"克利斯朵夫问。
“写下这种句子的老古董喽。”
克利斯朵夫不懂他的意思。曼海姆接着又说：
“第一，我希望每隔五十年大家把艺术和思想做一番大扫除的工作，只要是以前的东西，一样都不给它剩下来。”
“那可过分了些，"克利斯朵夫笑了笑。
“一点儿都不过分，我告诉你。五十年已经太长了，应当是三十年，或者还可以少一些！……这才是一种卫生之道。谁会把祖宗的旧东西留在家里呢？他们一死，我们就恭恭敬敬的把他们送出去放在一边，让他们去烂，还得堆上几块石头，使他们永远不得回来。软心的人也会放些花上去。那我不反对，我也无所谓。我只要求他们别跟我来麻烦。我就从来不麻烦他们。活的在一边，死的在一边：各管各的。”
“可是有些死人比活人更活！”
“不！不！要是说有些活人比死人更死倒更近于事实。”
“也许是罢。不管怎么样，有些老人的确还年轻。”
“假使他还年轻，我们自己会发觉的，……可是我不信这个话。从前有用的，第二次决不会再有用。只有变才行。第一先得把老人丢开。在德国，老人太多了。得统统死掉才好！”
克利斯朵夫聚精会神听着这些古怪的话，费了很大的劲讨论；他对其中一部分的见解有同感，也认出有好多思想跟自己的一样，只是听到别人用夸张可笑的口吻说出来，觉得有点刺耳。但因为他相信人家和他一样的严肃，便认为那些话或许是这个似乎比他更有学问更会讲话的青年根据了他的原则，按照逻辑推演出来的。多少人不能原谅克利斯朵夫的刚愎自用，其实他往往谦虚得有点孩子气，极容易受一般教育程度比他高的人愚弄，尤其在他们不是为了避免讨论难题而拿自己的教育做挡箭牌的时候。曼海姆故意以发表怪论为乐，一问一答，话越说越野，自己听了也在暗笑。他从来没碰到一个人拿他当真的，如今看到克利斯朵夫费尽心力想讨论，甚至想了解他的胡说八道，不由得乐死了；他一边嘲笑克利斯朵夫，一边因为克利斯朵夫对他这么重视而很感激，觉得他又可笑又可爱。
他们分手的时候已经变成好朋友；可是过了三小时，克利斯朵夫在戏院预奏会中看见曼海姆在乐队的小门里伸出头来，笑嘻嘻的对他做着鬼脸，仍不免有点奇怪。预奏完毕，克利斯朵夫过去找他。曼海姆很亲热的抓着他的胳膊说：
“你有功夫吗？……你听我说。我有个主意在这儿，也许你会觉得是胡闹……你不想抽个空，把你对音乐和对那些无聊的音乐家的感想写下来吗？与其跟乐队里四个只会吹吹笛子拉拉提琴的傻瓜白费口舌，直接向大众说话不是有意思多吗？”
“你问我这样做是不是有意思得多？……是不是我愿意？……嘿，可是我写了文章送到哪儿去呢？你倒说得好，你！……”
“我不是说过有个主意吗？……我跟几个朋友：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拉斐尔·高特林，亚陶尔夫·梅，吕西安·哀朗弗尔，——办了一份杂志。这是本地唯一有见解的杂志，名字叫做酒神——你一定知道的吧？……我们都佩服你，很想请你加入我们的团体。你愿意担任音乐评论吗？”
克利斯朵夫听了这话受宠若惊，恨不得马上接受；他就是怕不够资格，不会写文章。
“放心，"曼海姆说，"你一定会写的。何况一朝做了批评家，你尽可以为所欲为。别顾虑什么公众。你才想不到他们多蠢呢。做个艺术家算得什么！谁都可以嘘他。可是批评家有权利向大家说：替我嘘这个家伙！场子里的听众，反正把思想这件麻烦事儿交给你了。你爱怎么想都可以，只要你装做在思想。那些傻蛋只求塞饱肚子，不管是什么。他们没有不吃的东西。”
克利斯朵夫终于答应了，非常感动的道谢。他只提一个条件，就是文字的内容绝对不受限制。
“自然啰，自然啰，"曼海姆回答。"绝对自由！咱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的。”
晚上散戏的时候，他又第三次去钉着克利斯朵夫，把他介绍给亚达尔培·洪·华特霍斯和其余的朋友。他们都对他很诚恳。
除了华特霍斯是本地的旧世家出身，余下的尽是犹太人，都很有钱：曼海姆的父亲是银行家；高特林的是有名的葡萄园主；梅的是冶金厂经理；哀朗弗尔的是大珠宝商。这些父亲全是老派的以色列族，勤俭啬刻，永远守着他们的民族精①神，不惜千辛万苦的搞钱，而对自己的毅力比对财富更得意。但那些儿子似乎生来要把父亲挣起来的家业毁掉；他们取笑家庭的成见，取笑那种象蚂蚁般苦吃苦熬，惨淡经营的生活；他们学着艺术家派头，假作瞧不起财产，把它从窗里扔出去。其实他们根本没有多大手面，尽管荒唐胡闹，也不会昏了头，忘了实际。并且做父亲的也很留神，把缰绳拉得很紧。最会挥霍的是曼海姆，真心想把家私大大方方的花个痛快；可是他一无所有，只能在背后直着嗓子骂父亲吝啬，心里倒也满不在乎，还认为父亲的办法是对的。归根结蒂，唯有华特霍斯一个人财产自主，拿得出现钱，杂志便是由他出钱维持的。他是诗人，写些亚尔诺·霍尔茨和瓦尔特·惠特曼一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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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今欧洲人统称希伯莱族为以色列人或犹太人。
“自由诗"，一句长一句短的，所有的点，逗点，三点，横划，①静默，大写字，斜体字，底下加线的字等等，都有一种极重要的作用，不下于叠韵和重复的辞句。他用各国文字中的字，各种没有意义的声音羼在诗里。他自命——（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诗歌方面做一个塞尚纳。的确，他很有想象力，②对枯索无味的东西很有感觉。他又是感伤又是冷淡，又是纯朴又是轻浮，偏要把加工雕琢的诗句装做名士派。在时髦人物心目中，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好诗人。可惜杂志上，沙龙里，这等诗人太多了；而他还想做到只此一家。他一味充作没有贵族偏见的王爷，其实他这种偏见比谁都要多，只是自己不承认。他有心在他主持的杂志周围只安插一批犹太人，为的教他的反犹太家属骇怪，同时向自己证明他的思想自由。他对同人说话的口吻很客气很平等，骨子里是不动声色的瞧不其他们。他明知他们利用了他的姓氏和金钱非常得意，却也由他们去，因为这样他才能自得其乐的轻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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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尔诺·霍尔茨（1863—1929）为德国新现实派的诗人兼剧作家。瓦尔特惠曼为十九世纪美国诗人。
②塞尚纳（1839—1906）为法国后起印象派画家，为二十世纪初期的野兽派、立体派之先驱。
而他们也瞧不其他听任他们利用，因为知道他有利可图。其实他们是互相利用。华特霍斯拿出姓氏和金钱；他们拿出文才和做买卖的头脑，同时也带来一批主顾。他们比他聪明得多，并不是更有个性，那也许比他还少呢。但在这个小城里，象在无论哪里无论什么时候一样，——因为种族的关系而孤立了几百年，刻薄的眼光给磨练得格外尖锐，——他们的思想往往最前进，对于陈旧的制度与落伍的思想的可笑感觉得最清楚。可是他们的性格不象他们的头脑来得洒脱，所以尽管挖苦那些制度跟思想，还是想从中渔利而并不愿意改革。他们虽自命为在思想上独往独来，实际和那位贵族出身的华特霍斯同样是内地的冒充时髦的朋友，同样是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把文学当作消闲打趣的玩艺儿。他们喜欢装出一副刽子手的神气，可是并不凶，拿来开刀的无非是些不相干的人，或是他们认为对自己永远不足为害的人。他们绝对没有心思去得罪一个社会，知道自己早晚要回到社会，跟大家过一样的生活，接受他们早先排斥的偏见的；而当他们一朝冒着危险去对一个当代的偶像——已经在动摇的偶像，——大张挞伐的时候，他们也决不破釜沉舟，为的是一有危急立刻可以上船。而且不问厮杀的结果如何，一场完了，必须等好些时候才会再来一次。非利士人尽可放心，那些新大卫派的党徒①只是要人家相信他们发起狠来非常可怕；——可是他们并不愿意发狠。他们更喜欢和艺术家们称兄道弟，和女演员们一块儿吃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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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德国大音乐家舒曼早年曾集合爱美爱真的同志，创立一秘密音乐团体，号称"大卫党"；因古代以色列王大卫曾征服非利士人，而非利士人又为十九世纪德国大学生对一般商人市侩的轻蔑的称呼，舒曼更以非利士人称呼音乐界中的俗物与顽固分子。
克利斯朵夫在这个环境中很不舒服。他们最爱谈论女人跟马，而谈得毫无风趣。他们都很呆板。华特霍斯说话慢腾腾的，声音清楚而没有音色，那种细到的礼貌显得他又无聊又讨人厌。编辑部秘书亚陶尔夫·梅是个臃肿笨重的家伙，缩着脑袋，神气很凶横，老是认为自己没有错的：他事事武断，从来不听人家的回答，好似非但瞧不起对方的意见，压根儿就瞧不起对方。艺术批评家高特林，有种神经性的抽搐，一刻不停的眨巴着眼睛，戴着副大眼镜，——大概为了模仿他来往的那些画家，特意留着长头发，默默的抽着烟，嘟嘟囔囔的说个一言半语，永远没有完整的句子，用大拇指在空中莫名片妙的乱划一阵。哀朗弗尔是个秃顶的矮个子，堆着笑容，留着淡黄色的胡子，一张细腻而没有精神的脸，弯弯的鼻子，在杂志上写些关于时装和社交界的消息。他声音软绵绵的说些挺露骨的话；人很聪明，可是阴险，往往还很卑鄙。——这般富家子弟全是无政府主义者；那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一个人丰衣足食的时候来反对社会是最奢侈的享受，因为可以把得之于社会的好处一笔勾销，正象路劫的强盗把一个行人搜刮光了，对他说：“你还呆在这儿干么？去你的罢！我用不着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