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迪·斯丹纳，十足的天才
1.他从当地的杂货商玛默家偷了个最大的土豆。
2.在慕尼黑大街上对抗弗兰兹·德舒尔。
3.逃避希特勒青年团的集会。
鲁迪干的第一件蠢事是由贪婪造成的。这是1941年11月中旬一个沉闷的下午。
最初，他在手握配给券的女人堆里若无其事地钻来钻去——我敢说，他还是有点干坏事的天分，几乎没有人注意他。
他本人虽然不显眼，但他竟然想偷货架上最大的土豆——排队的人里有好几个都一直盯着这个土豆呢。他们都看到了——一个十三岁小孩的拳头伸过去抓住了土豆。一群矮胖的女人指着他。托马斯·玛默朝这个脏兮兮的男孩气冲冲地走过来。
“我的土豆，”他说，“我的土豆啊。”
土豆还捧在鲁迪的两只手里（用一只手拿不了），围在他身边的女人们就像一群摔跤手，他必须得想点办法。
“我的家里人，”鲁迪辩解着，一股清鼻涕开始从他鼻子里流出来，他故意没擦，“我们都快饿死了。我妹妹需要一件新外套。她最后一件衣服被偷了。”
玛默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一只手拎着鲁迪的衣领问：“你打算给她穿件土豆外套吗？”
“不是，先生。”他只能斜着眼睛看着玛默的一只眼睛。玛默长得像个圆桶，眼睛像两个子弹洞，牙齿就像一群踢足球的人一样挤作一团。“三个星期前，我们用全部家当换了件外套，家里现在已经断粮了。”
杂货店老板一手拎着鲁迪，一手拿着土豆，对他妻子喊出了那个可怕的字眼：“警察。”
“别，”鲁迪哀求着，“别叫警察。”虽然他后来告诉莉赛尔他一点都不害怕，可我相信当时他的心肯定提到嗓子眼儿了。“别叫警察，求你了，别叫警察。”
“快叫警察。”玛默丝毫不为之所动，任凭这个男孩在半空中扭动挣扎。
这天下午排队的人群中还有一位教师，林克先生。他在学校里属于少数几个既非神父又非修女的教师之一。鲁迪发现了他，急忙盯着他的眼睛恳求。
“林克先生，”这是他最后一个机会了，“林克先生，求您告诉他，我家里有多穷。”
杂货店老板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这位老师。
林克先生走上前一步，说道：“是的，玛默先生。这孩子家里很穷，他住在汉密尔街。”人群中大多数妇女都议论起来，她们知道，汉密尔街可不是莫尔钦镇田园诗般生活的缩影，它是远近闻名的贫民窟。“他家里还有八个兄弟姊妹。”
八个。
鲁迪只得忍住笑，虽然他还没有被释放，但至少他让老师撒了谎。林克先生往斯丹纳家头上凭空添了三个孩子。
“他经常不吃早饭就来上学。”妇女群中冒出这么一句话。这番话仿佛给整件事披上了一层外衣，为事情的发展推波助澜。
“难道说这样就允许他来偷我的土豆了？”
“而且是最大的一个！”一个女人突然喊道。
“安静，莫茨夫人。”玛默警告那女人，她马上闭了嘴。
起初，人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鲁迪和他脖子上的围巾上。后来，注意力又从男孩身上转移到土豆上，最后再回到玛默身上——从最美的到最丑的——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杂货店老板决定饶恕鲁迪的？人们不得而知。
是男孩那副可怜样儿吗？
是林克先生的尊严吗？
还是莫茨夫人的多管闲事？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玛默把土豆放了回去，放开了鲁迪，用穿着长筒靴的右脚踹了他一脚，说：“不准再回来了。”
鲁迪站在店外，看着玛默回到柜台和下一个顾客开玩笑：“我猜不出您想买哪个土豆了。”他一边说一边警惕地监视着鲁迪。
对鲁迪来说，还有一次失败在等着他。
他干的第二件蠢事也同样危险，但是起因不同。这次特别争论的结果是，鲁迪被打得鼻青脸肿，肋骨受了伤，连头发都被剪了。
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集会上，汤米·穆勒又遇到了麻烦，而弗兰兹·德舒尔正等着鲁迪来插手，他没有等多久。
等其他人都到室内学习战术时，鲁迪和汤米却被留在外面进行综合操练。他们在寒风中跑着步，一边还扭头看窗户里那些温暖的脑袋和肩膀。即便他们又加入到了其他人中，他们的训练也没有结束。鲁迪一头扑在角落里，飞快地对着窗户拍打着袖子上的泥巴，这时，弗兰兹·德舒尔用希特勒青年团里最喜欢的问题来考他。
“我们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鲁迪抬起头。“什么？”
问题又被重复了一次，鲁迪·斯丹纳尽管清楚答案是1889年4月20日，可顽固不化的他每次都回答耶稣的生日，他甚至还加上伯利恒来巩固自己的答案。
弗兰兹搓了搓两只手。
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他朝鲁迪走过来，命令鲁迪回到外面的操场上再跑几圈。
鲁迪独自跑着。每跑完一圈，弗兰兹就再问一遍元首的生日是哪天。他跑了七圈后，终于给出了正确答案。
更大的麻烦发生在几天后的一次集会后。
在慕尼黑大街上，鲁迪看到德舒尔和几个朋友沿着人行道走过来，他准备朝德舒尔扔块石头。你最好问问他到底在想什么。答案可能是什么都没想。他或许会说他是在练习上帝赋予他的权利——愚蠢。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或者是看到了德舒尔才让他产生了自我毁灭的冲动。
石头击中了目标的脊背，尽管打得不如预想的那么重，弗兰兹·德舒尔还是迅速转过了身，高兴地发现鲁迪还站在原地，旁边是莉赛尔、汤米·穆勒和汤米的妹妹，克里思蒂娜。
“我们快跑吧。”莉赛尔催促鲁迪，可他一动不动。
“我们现在可不是在希特勒青年团。”他告诉她。大孩子们已经过来了。莉赛尔还是决定站在她朋友身旁，抽抽脸的汤米和弱小的克里思蒂娜也站了过来。
“斯丹纳先生。”德舒尔只说了这一句话，然后就把他拎起来扔到人行道上。
鲁迪又站起来。现在那群大孩子都在嘲笑他们的朋友，这对鲁迪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你不能让他尝尝你的厉害吗？”他们中个子最高的一个人怂恿着德舒尔。这人两眼湛蓝冰冷，如同天空的颜色。弗兰兹正需要这样的话作动力。他决心要把鲁迪摔倒在地，让他再也爬不起来。
更多人围观过来。鲁迪朝德舒尔的肚子打去，却没打中。与此同时，他感到自己左眼窝挨了一拳，火辣辣地疼，然后眼前直冒金星，他一下倒在地上，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倒下了。他又被一拳打中同一个部位，他能感觉到受伤的地方立刻变成了黄、蓝、黑三种颜色，令人兴奋的三种层次的疼痛感。
围拢过来的人们不怀好意地笑着，想看看鲁迪是否还能爬起来。他没有爬起来。这一次，他躺在冰冷潮湿的地上，寒气渗进衣服，又散了出去。
他眼前还在冒着金星。等他注意到弗兰兹站在他头顶旁，掏出一把崭新的小折刀时，为时已晚。弗兰兹蹲下身子准备剪他的头发。
“不！”莉赛尔抗议道，可高个子男孩把她拉了回去，她的耳边响起一句熟悉的话。
“别担心，”他向她保证，“他不会那样干的，他没有那个胆量。”
他说错了。
弗兰兹单腿跪着，斜靠到鲁迪身边对他小声说话。
“我们元首的生日是哪一天？”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进鲁迪的耳朵里，“快说，鲁迪，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说得出来，没事，别害怕。”
鲁迪呢？
他会做何回答？
他是会慎重回答，还是会意气用事，愚蠢地被扔入更深的泥沼？
他快活地注视着弗兰兹·德舒尔那双苍白的蓝眼睛，回答：“星期一，复活节。”
几秒钟后，小折刀就开始割他的头发了。这是莉赛尔这些日子以来第二次看到别人剪头发。一个犹太人的头发被一把生锈的剪刀剪掉了；她最好的朋友被一把闪闪发光的小刀割掉了头发。她明白没人会为这样的理发付钱。
对鲁迪来说，这一年来，他吞过泥巴，洗过大粪澡，被一个少年罪犯扇过耳光，现在，又正在遭遇一件最倒霉的事——在慕尼黑大街上被公开侮辱。
他前额上的刘海被小刀肆意地割掉，但每次总会有一缕流连不去的头发被无情地扯掉，鲁迪的脸也会随之痛苦地抽搐一下。他那双黑眼睛眨个不停，两肋也痛苦地起伏着。
“1889年4月20日！”弗兰兹训斥完他就领着一帮同伙跑了，围观的人群也渐渐散去，只剩下莉赛尔、汤米和克里思蒂娜陪着他们的朋友。
鲁迪静静地躺在地上，躺在越来越湿冷的地上。
最后，只剩下他干的第三件蠢事了——逃避希特勒青年团的集会。
他不是立刻就缺席了，那样只会让德舒尔认为他害怕了。在几周之后，鲁迪才消失在集会上。
他骄傲地穿着制服从汉密尔街走出去，一直向前走。旁边是他忠实的伙伴汤米。
他们没有去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集会，相反，他们出了小镇，沿安佩尔河而行。他们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朝河里扔几块大石头，只是图个好玩。他故意把制服弄脏回家好糊弄妈妈。就这样，直到家里收到希特勒青年团的第一封来信，他才听到厨房里传来妈妈的惊叫声。
开始，父母威胁他，他还是不去。
他们转而恳求他，他依然拒绝。
最后，一个参加另一部门的机会终于让鲁迪走上了正轨。真是幸运，如果他再不露面，斯丹纳一家就要因他的缺席而被罚款了。有人问他哥哥科特，鲁迪是否愿意加入航空师，这个组织是专门教授有关飞机和飞行的知识的，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制造先进的飞机，那里也没有德舒尔这类人。鲁迪同意加入，汤米也参加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用愚蠢行为带来了良好后果。
在新组织里，每次别人问鲁迪关于元首的同样问题时，他总是微笑着回答：“1889年4月20日。”然后，他会扭头对汤米说一个不同的日期，比如贝多芬、莫扎特或施特劳斯的生日，他们在学校里都听说过这些作曲家。虽然鲁迪有点傻乎乎的，可在这些方面，他却比一般人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