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过去了，但还是没有塔里克的踪迹。然后，另一个星期来了又走。
为了打发时间，莱拉修补了那扇爸爸依然没有修好的纱门。她搬下爸爸的书籍，掸去上面的灰尘，按字母顺序将它们排列起来。她和哈西娜、吉提，还有吉提的母亲妮拉去小鸡街道。妮拉是个裁缝，有时候和替妈妈做衣服的女裁缝一起干活。就在那个星期，莱拉开始相信，在一个人所必须面对的全部艰辛之中，没有什么比单纯的等待更加痛苦的了。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莱拉发现她自己陷入了一些可怕的念头中。
他将不会回来。他的父母永远地搬走了；他们说去加兹尼，原来是在耍花样。这是大人精心设计好的，免得他们两个会为了分别而哭得死去活来。
他又踩到地雷了。就像1981年那次一样，当时他才五岁，他父母上一次带他去加兹尼也是在那一年。那件事故发生在莱拉第三个生日之后不久。那次他很走运，不过失去一条腿而已，能活下来已经算是万幸。
这些念头不停地在她脑子里纠缠不清。
然后，有一天晚上，莱拉看见街道那边有一道细小的电光照射过来。一个介于尖叫与喘息之间的声音从她嘴唇里跑出来。她匆忙从床底摸出她自己的手电筒，但它没有亮起来。莱拉用手掌拍拍手电筒，咒骂那该死的电池。但手电筒坏了也不要紧。他回来了。莱拉心中的石头落地了，她坐在床沿，晕晕乎乎的，看着那美丽的黄色眼睛一眨一眨，时明时灭。
第二天，在去塔里克家的路上，莱拉看见卡迪姆和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在街道对面。卡迪姆蹲在地上，用一根棍子不知道在垃圾堆里掏什么东西。当看到她的时候，他丢掉棍子，晃动他的手指。他说了几句话，引来一阵笑声。莱拉垂下头，匆匆跑过去。
“你干什么啦？”塔里克开门时，她脱口而出。这时她才想起来他的叔叔是理发师。
塔里克用手摸着不久前才剃过头发的脑壳，笑了起来，露出一口稍微有点不整齐的洁白牙齿。
“喜欢吗？”
“你看上去好像应征入伍了。”
“你想摸摸看吗？”他低下头。
莱拉高兴地用掌心感受着他那扎手的粗硬发茬。有些男孩头发留得很长，为的是要遮住他们像圆锥体般的脑袋和丑陋的癞痢，但塔里克和他们不一样。塔里克的脑袋长得很完美，而且头上没有癞痢。
他抬起头，莱拉看到他的脸颊和额头都被晒黑了。
“为什么去了这么久啊？”
“我叔叔生病了。来啊，进来啊。”
他领着她，沿着走廊，向他们家的客厅走去。莱拉喜欢这座房子里面的一切。她喜欢客厅破旧的地毯，沙发上的补丁，还有塔里克的生活中那些乱糟糟的东西：他母亲那些成捆成捆的布料，她那些插在线团上的针，那些旧杂志，角落里那个将要裂开的手风琴盒子。
“是谁啊？”
他母亲在厨房问。
“莱拉。”他说。
他给她拉过一张椅子。客厅光线明亮，有两个开向院子的窗户。窗台上摆着几个空罐子，塔里克的母亲用它们来腌制茄子和胡萝卜酱。
“原来是我们的儿媳妇啊。”他的父亲一边走进房间，一边大声说。他是个木匠，身材颀长，头发花白，年纪六十出头。他的门牙之间有几道牙缝，双眼眯斜，一看就是那种一辈子大多数时间都在屋外度过的人。他张开双臂，莱拉扑进他怀里，闻到一股熟悉的锯屑芬芳。他们相互亲了三次脸颊。
“你再这样叫她，她就不来我们家了。”塔里克的母亲从他们身边走过，说了一句。她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碗，一把大勺子，还有四个小碗。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别跟这个老头较真啊，”她双手捧起莱拉的脸蛋，“亲爱的，看到你真好。来来，坐下。我从那边带回来一些水发的果肉。”
桌子很大，是用颜色很浅的木头制成的，没有刷上油漆——塔里克的父亲做了这张桌子，那些椅子也是他做的。它铺着苔藓般翠绿的塑料桌布，桌布上面印着很多小小的淡红色月牙和星星。客厅墙面大多挂着塔里克在不同岁数时拍下的照片。在一些他还很小的照片中，他有两条腿。
“我听说你的兄弟生病了。”莱拉一边对塔里克的父亲说，一边把调羹放进她那个装满浸在水里的葡萄、开心果和杏子的碗里。
他点燃了一根香烟。“是啊，不过他现在好了，感谢真主。”
“心脏病发作。第二次了。”塔里克的母亲说，责备地盯了她丈夫一眼。
塔里克的父亲呼出一口烟，朝莱拉眨眨眼。莱拉又一次发现塔里克双亲的年纪其实足够当她的爷爷奶奶了。他母亲四十好几才怀上他。
塔里克的母亲看着她的碗，问道：“你父亲怎么样，亲爱的？”
自从莱拉认识她的时候起，塔里克的母亲就戴着一头假发。随着年月的流逝，它已经变色暗紫色的了。今天，她的假发在额前拉得很低，莱拉能够看到她两鬓苍苍的白发。有些时候，假发戴得很高，露出整个额头。但在莱拉看来，塔里克的母亲带着假发时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怜。莱拉所看到的，是假发下面那张安详而自信的脸，一双聪明的眼睛，还有那令人愉快的、从容不迫的举止。
“他挺好的，”莱拉说，“当然，还在塞罗上班。他挺好的。”
“你母亲呢？”
“她呀，还是老样子，心情时好时坏。”
“倒也是。”塔里克的母亲若有所思地说，把她的调羹放进碗里，“一个母亲见不到儿子，那该有多么难受啊。”
“你在这里吃午饭吗？”塔里克说。
“一定要在这里吃，”他母亲说，“我做了肉汤。”
“不，不打扰你们啦。”
“不会吧？”塔里克的母亲说，“我们才离开了几个星期，你就变得这么见外啊？”
“好吧，那我留下。”莱拉红着脸说，笑了起来。
“那就说定了。”
事实上，莱拉喜欢在塔里克家吃饭的程度，就跟她讨厌在自己家吃饭的程度一样。在塔里克家，没有人会单独吃饭；他们总是等齐了一起吃。莱拉喜欢他们家用的紫罗兰色塑料杯，也喜欢他们家的水罐里面总是漂着几片柠檬。他们每次吃饭，总是先喝一碗新鲜的酸奶；他们在所有的饭菜上，甚至在酸奶上，都滴上一些酸橙汁；吃饭的时候还相互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所有这些都是莱拉喜欢的。
吃完饭后，他们总是会谈谈心。虽然塔里克和他的父母都是普什图人，但莱拉在场的时候，为了照顾她，他们用法尔西语交谈，尽管莱拉在学校学过普什图语，多少能听懂他们的母语。爸爸说他们这两类人——少数族裔的塔吉克人，还有普什图人，阿富汗的主要民族——之间的关系很紧张。塔吉克人总是觉得低人一等，爸爸曾经说，普什图血统的国王统治了这个国家将近两百五十年，莱拉，可是塔吉克人的统治加起来总共才九个月，而且还是1929年的陈年旧事了。
“你呢？”莱拉问，“你觉得低人一等吗，爸爸？”
爸爸用衬衣的一角擦了擦眼镜。对我来说，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无稽之谈——所有这些诸如我是塔吉克人、你是普什图人、他是哈扎拉人、她是乌兹别克人之类的话。我们都是阿富汗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但当一个种族统治了其他种族这么长时间……那肯定会存在一些轻蔑和敌对。肯定的。一直以来都存在。
或许是这样吧。但在塔里克家里，从来没人提起这些话题，莱拉也从来不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莱拉觉得她和塔里克的家人相处总是那么自然，那么毫不费劲，丝毫没有因为种族或者语言的差异而变得复杂，而且跟她自己的家不同，他们家的气氛没有受到个人的好恶和争执的影响。
“来打牌怎么样？”塔里克说。
“好啊，你们去楼上。”他母亲说，嗔怪地挥手扇了扇她丈夫吐出来的烟雾。“我先把肉汤煮起来。”
他们趴在塔里克的房间中央，轮流出牌，玩起潘吉帕。塔里克的一条腿在空中摇摆，跟她说起这次的旅途。他帮叔叔种了几棵桃树。他在花园里抓住一条蛇。
这个房间是莱拉和塔里克做作业的地方，也是他们把纸牌砌成塔楼、相互画一些怪诞肖像的地方。如果外面下起雨来，他们就会趴在窗台上，喝着温暖的、冒着泡沫的橙味芬达汽水，看着玻璃窗上饱满的雨珠往下流。
“好啦，我有一条谜语，”莱拉洗着牌说，“什么东西只待在一个角落，却跑遍全世界？”
“等一下，”塔里克把自己撑起来，那条假腿甩向一旁。他身子一缩，侧过身躺着，用手肘支撑着自己。“给我那个枕头。”他把枕头放在他的腿下面。“好了。这样好一些。”
莱拉还记得塔里克第一次让她看他的断腿的情形。当时她六岁。她伸出一根手指，去戳他左边膝盖下面那紧绷的、闪亮的皮肤。她的手指头摸到一些小小的硬块，塔里克说它们都是些骨刺，人们在截肢之后有时候会长骨刺。她问他这条断腿痛不痛，他说它本来和假肢接合得很好，但如果它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发胀，和假肢接合不好，就会变得酸痛。跟手指套着顶针一个道理。有时候它会磨破。特别是天气热的时候。到时我就会发皮疹和起水泡，不过我母亲有一些药膏可以治这些。不算太糟糕。
当时莱拉的泪水夺眶而出。
你在哭什么呀？他把那条断腿收回去，你自己要看的，你这个爱哭的小孩。早知道你会掉眼泪的话，我才不给你看呢。
“邮票。”他说。
“什么？”
“你的谜语啊。谜底是邮票。吃过午饭后，我们应该去动物园。”
“你听过那个谜语，对吧？”
“绝对没有。”
“你是个骗子。”
“你嫉妒我。”
“嫉妒你什么啊？”
“嫉妒我是个聪明的男子汉。”
“你是个聪明的男子汉？真的吗？那你说，下象棋的时候谁一直赢啊？”
“我让你赢的。”他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两人都知道这句话不是真的。
“谁数学考不好呀？你比我高一个年级呢，干吗还老要来找我帮你做数学作业？”
“如果不是觉得数学很烦，我就比你高两个年级啦。”
“我想地理也让你很烦恼吧。”
“你怎么知道的？好啦，闭嘴啦。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动物园？”
莱拉笑起来。“去啊。”
“很好。”
“我想你。”
他们沉默了一会。然后塔里克转过脸来，半是怪笑、半是讨厌地做着鬼脸。“你有什么毛病啊？”
莱拉心想，她、哈西娜和吉提相互之间该把这三个字说了多少遍？她们只要两三天没有见到对方就会说出这句话，说的时候毫不犹豫。我想你，哈西娜。啊，我也想你。从塔里克的鬼脸中，莱拉知道男孩在这一点上和女孩不一样。他们不会表达友谊。他们觉得没有欲望、也没有必要说出诸如此类的话。在莱拉的想像中，她两个哥哥也是这样的。莱拉终于明白了，男孩对待友谊，就像他们对待太阳一样：它的存在毋庸置疑，它的光芒最好是用来享受，而不是用来直视。
“我打算骚扰你一下。”她说。
他瞪了她一眼。“你成功了。”
但她认为他的脸色变得和缓了。她认为也许是他脸颊上太阳晒出来的黝黑暂时变深了。
莱拉本来不想告诉他的。实际上，她早就知道说给他听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主意。有人会受伤的，因为塔里克肯定会追究到底。但后来，当他们走上街头、向公共汽车站走去时，她又见到卡迪姆靠在墙壁上。他身旁围满了狐朋狗友，他们纷纷翘起大拇指称赞他的腰带。他放肆地朝她怪笑着。
所以她告诉塔里克了。她还来不及细想，故事已经一股脑从她嘴里说出来。
“他做了什么？”
她又跟他说了一次。
他指着卡迪姆。“他？这个人？你看清楚了？”
“我看得很清楚。”
塔里克牙齿一咬，用普什图语骂了一句莱拉没听明白的话。“你在这里等我。”他说，这次说的是法尔西语。
“别，塔里克……”
他已经向街道对面走去。
卡迪姆第一个看到他。他的笑容消失了，不再靠着墙壁，站直了身子。他双手从腰带上抽出来，站得更笔挺了，显然已经察觉到危险的气氛。其他人纷纷顺着他的眼光看来。
莱拉希望她刚才什么都没说。如果他们群殴他怎么办？他们有几个人呢——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如果他受伤了怎么办？
然后塔里克在卡迪姆和他那群朋友前面几步站住了。他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莱拉想，可能是改变主意了吧；当他弯下腰的时候，莱拉想像他会假装鞋带松开了，走回她身边。接着他的手动了起来，她明白了。
等到塔里克挺起腰，用一条腿站着的时候，其他人也恍然大悟了。他一边向卡迪姆跳过去，一边责骂着他，解下来那条腿扛在他的肩膀上，像一把剑。
那些男孩匆忙让开。他们在塔里克和卡迪姆之间清出一条道路。
接着是尘土飞扬，拳打脚踢，哭喊求饶。
卡迪姆再也没有欺负莱拉了。
那天晚上，跟多数夜晚一样，莱拉在桌子上摆了两个人的晚饭。妈妈说她不饿。在她觉得饿的夜晚，即使爸爸已经回家了，她也会带着一盘食物到自己的房间去。每当莱拉和爸爸坐下来吃晚饭的时候，她通常已经睡着了，或者清醒地躺在床上。
爸爸从浴室走出来，他的头发——回家时头发上有很多灰尘——洗得干干净净，向后梳起。
“我们有什么吃的，莱拉？”
“昨天吃剩的面汤。”
“听上去不错。”他说，把那条用来擦干头发的毛巾叠了起来。“那么，我们今晚要做些什么呢？把分数加起来？”
“实际上，是把分数转换为带分数。”
“啊。好的。”
每天晚上，吃过晚饭之后，爸爸会指导莱拉解答题目，也给她布置一些他自己安排的作业。这只是为了让莱拉比他们班的同学多学一点东西，而不是由于他对学校安排的作业不满——尽管那只是一些洗脑式的教育。实际上，在爸爸看来，阿富汗的共产党人有一件事做对了，那就是他们办的教育，而讽刺的是，他正是从这个职业中被他们开除掉的。更为确切地说，爸爸认为他们让妇女接受教育是对的。这个政府为妇女办了一些扫盲班。爸爸说，现在喀布尔大学里面，几乎三分之二的学生都是女生了，她们学习法律、医学和工程学。
在这个国家，女人的日子总是过得很辛苦，莱拉，但现在，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她们也许更自由了，比以前拥有更多的权利，爸爸说，说的时候总是压低嗓音，他知道就算对共产党做出最为无关紧要的正面评价，也会惹得妈妈暴跳如雷。但这是真的，爸爸说，现在是阿富汗妇女的好年代。你可以利用这个大环境，莱拉。当然了，妇女的自由——说到这儿，他悲伤地摇摇头——也是促使那儿的人们拿起武器的首要原因之一。
他说的“那儿”并不是喀布尔，这个城市向来是相对自由和进步的地方。在喀布尔这里，女人可以在大学里教书，当中小学校长，在政府中拥有一官半职。不，爸爸说的是那些种族聚居的地方，尤其是南部或者东部毗邻巴基斯塔国界的普什图人聚居地。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很少能看到妇女，上街的妇女都穿着布卡，有男人陪同。在他指的那些地区，男人信奉祖先传下的古老民俗，这些人反抗共产党人和他们的信条——解放妇女，废除强迫婚姻，把女孩的最低结婚年龄提高到十六岁。爸爸说，政府——而且是一个不信真主的政府——教导人们要放女人离开家门，上学接受教育，和男人一起工作，但那儿的男人认为这亵渎了他们祖国的古老传统。
爸爸喜欢讽刺地说：真主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会叹气说，莱拉，我的孩子，阿富汗人惟一不能打败的敌人就是他自己。
爸爸在桌子旁边坐下，拿面包去蘸他那碗面汤。
莱拉决定吃过饭之后、开始学习分数之前，把塔里克教训卡迪姆的事告诉爸爸。但她没有机会说出来。因为，就在那时，有人在敲门，门外有个陌生人带来了一条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