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两年过去了。情况改变，我又来到彼得堡，可以在这儿住下，已经不再东躲西藏了。我不再担心自己会感伤，或者显得感伤，我全身心都沉浸在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女儿索尼雅在我心里激起的那种父爱之中，或者确切些说，沉浸在偶像崇拜的感情里了。我亲自喂她吃东西，给她洗澡，安排她睡下，我的眼睛整夜不离开她。每逢我觉得她好象快要从奶妈手中掉下地的时候，我总是尖声叫起来。随着光阴的流逝，我对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渴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恼人；可是那些海阔天空的梦想都在索尼雅身旁停住，仿佛我在她身上终于找到了我恰好需要的东西似的。我发疯般地爱这个小姑娘。我在她身上看到我的生命的延续。我不是出于想象，而是切身感觉到，并且几乎相信：我日后丢掉我这个瘦长、皮包骨、生着一把大胡子的躯壳的时候，我就会在这对淡蓝色的小眼睛里，在这些光滑的淡黄色头发里，在这两只那么亲热地摸着我的脸、搂住我的脖子的、胖胖的粉红色小手里继续生存下去。
索尼雅的命运使我担心。她的父亲是奥尔洛夫，在出生证上她的姓却是克拉斯诺甫斯卡雅，唯一知道她的存在而且对此感兴趣的人就是我；不过我自知生命已快结束，必须认真地为她打算一下才好。
我到彼得堡的第二天就去找奥尔洛夫。给我开门的是一 个胖老头，留着红褐色的络腮胡子，没有唇髭，看来是个日耳曼人。波丽雅正在打扫客厅，没有认出我来，可是奥尔洛夫倒一眼就认出我来了。
“啊，造反的先生！”他说，笑起来，好奇地打量我。“哪阵风把您吹来了？”
他一点也没变样，仍旧是那张保养得很好、令人不快的脸，仍旧是那么一副讥诮的神情。桌子上也象以前那样放着一本新书，书里夹着一把象牙柄的小刀。显然，我来以前他在看书。他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支雪茄烟，带着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会有的殷勤神情遮掩我的脸和我的瘦身材在他心里引起的不愉快感觉，随随便便地说到我一点也没变，尽管我留着一把大胡子，也还是很容易认出来，我们谈起天气，谈起巴黎。为了快一点摆脱那个压在他和我的心头而又不得不谈的苦恼问题，他就问道：“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去世了？”
“是的，她去世了，”我回答说。
“因为难产而死的吗？”
“是的，因为难产。大夫怀疑她的死另有原因，不过……为了使您和我都心安一些，就姑且认为她是死于难产吧。”
他出于礼貌叹一口气，沉默了，仿佛安静的天使飞过我们的头顶。
“是啊。我这儿一切照旧，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他发现我打量这个书房，就赶忙说。“我父亲，您知道，已经辞去官职，退休了。我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您记得彼卡尔斯基吗？他还是老样子。格鲁津去年得白喉症去世了。……哦，库库希金还活着，常常想起您。顺便提一下，”奥尔洛夫接着说，不好意思地低下眼睛，“库库希金知道您是什么样的人以后，就到处说您袭击他，有意弄死他，……他好不容易才保全了性命。”
我没有说话。
“老仆不忘旧主啊。……您太好了，”奥尔洛夫打趣说。
“不过，您要喝点葡萄酒或者咖啡吗？我吩咐他们去煮。”
“不，谢谢了。我来找您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盖奥尔季·伊凡内奇。”
“我是不大喜欢重要的事的，不过我愿意为您效劳。请问什么事呢？”
“您要知道，”我开口了，很激动，“去世的齐娜伊达·费多罗芙娜的女儿现在跟我一块儿住在此地。……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带领她，可是，您看得出来，过不了多少日子，我就要从世上消失了。我希望在我临死前能够知道她有了归宿。”
奥尔洛夫有点脸红了，他皱起眉头，严峻地瞥了我一眼。
使他感到不愉快的与其说是这件“重要的事”，不如说是我那句“从世上消失”的话，那句关于死亡的话。
“是的，关于这一点应该考虑一下，”他说，用手遮住眼睛，象要挡住阳光似的。“谢谢您，您是说，是个女孩儿？”
“是的，女孩儿。一个很好的女孩儿！”
“哦，当然不是一条哈巴狗，而是一个人，……当然得认真考虑一下。我准备尽力，而且……很感激您。”
他站起来，走来走去，咬着手指甲，在一幅画前面站住。
“这件事得考虑一下，”他声音低沉地说，背对着我。“今天我就到彼卡尔斯基家去，请他到克拉斯诺甫斯基那儿走一 趟。我想克拉斯诺甫斯基不会推三阻四 ，他会同意收留这个女孩儿的。”
“可是，对不起，我不明白克拉斯诺甫斯基跟这件事有什么相干，”我说，也站起来，往书房另一头的一幅画走去。
“不过我想，她总是姓他那个姓吧！”奥尔洛夫说。
“是的，也许按照法律他有责任收留这个孩子，这我不知道：不过，盖奥尔季·伊凡内奇，我来找您不是为了讨论法律问题的。”
“对，对，您说得对，”他急忙同意说。“我似乎在胡说八 道了。可是您也不要激动。我们会把这件事商量得双方都满意的。一个办法不行，就换另一个！另一个不行就再换第三 个，这个棘手的问题反正会得到解决。彼长尔斯基会把事情料理妥当的。请您费神，把您的地址留在我这儿，我们一作出决定就马上通知您。您住在哪儿？”
奥尔洛夫记下我的地址，叹了口气，带着笑容说：“上帝啊，做一个小女儿的父亲是多么麻烦的事啊！①不过彼卡尔斯基会把事情料理妥当的。他是一个所谓精明人。那么，您在巴黎住了很久吗？”
“两个月。”
我们沉默了一阵。奥尔洛夫显然担心我再谈起那个小姑娘，为了把我的注意力引到别的方面去，就说：“您大概已经忘了您那封信。可是我倒一直保存着呢。我明白您那时候的心情，说老实话，我是尊重那封信的。‘该诅咒的冷血’啦，‘亚洲人’啦，‘马嘶般的笑声’啦，这都写得动人而有特色，”他接着说，讥诮地微笑着。“基本思想也许接近真实，不过这也可以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我的意思是，”他踌躇地说，“不是为思想本身争论，而是为您对问题的态度争论，为您那容易冲动的气质争论。不错，我的生活不正常，腐败，一无是处，怯懦又妨碍我开始过新的生活，在这方面您说得完全对。可是，您把这种事看得过于认真，您激动，而且弄得自己灰心绝望，这却没有道理，在这方面您就完全不对了。”
“一个活人看见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在走向灭亡，就不能不激动，不能不绝望。”
“谁说不呢！我根本不是宣传漠不关心，我只是希望对生活采取客观的态度。越是客观，犯错误的危险就越少。应当找到问题的根子，在每个现象里寻求一切原因中的原因。我们软弱，堕落，终于倒下去。我们这一代统统是神经衰弱的人和无病呻吟的人，我们一个劲儿地讨论什么厌倦啦，疲劳过度啦，然而该对这一点负责的不是您，也不是我，我们太渺小，不可能左右整整一代人的命运。必须认为这儿有一些重大的和普遍的原因，一些从生物学观点看来自有其实在raisond ê tre②的原因。我们都是神经衰弱的人，精神萎靡的人，改变信念的人；不过这也许对那些在我们以后生活的许多代人是必要和有益的。没有上帝的旨意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脑袋上掉下来，换句话说，在自然界和人类中间，什么事情都不会无缘无故发生。一切都自有根据，出乎必然。既是这样，那我们又何必特别担心，写些绝望的信呢？”
“话是不错的，”我想了一想，说。“我相信后代人会轻松点，看得清楚点。我们的经验会对他们有用。可是说真的，人们也要过眼前的生活，而不仅仅为他们着想。人只能活一次，人都想活得有劲，明智，美好。人都想扮演出色的、独立的、高尚的角色，都想把历史创造得使后代子孙没有权利说我们任何人是废物，或者比废物都不如。……我相信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然而那种必然性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就应该丧失我的‘我’呢？”
“唉，那有什么办法呢！”奥尔洛夫叹道，站起身来，仿佛要我明白，我们的谈话已经结束。
我拿起我的帽子。
“我们只坐了半个钟头，可是，想想看，解决了多少问题啊！”奥尔洛夫说，送我走进前厅。“那么我来把那件事办一 下。……今天我就去找彼卡尔斯基。请您不必担心。”
他站住，等我穿好衣服，显然因为我马上就要走掉而暗自高兴。
“盖奥尔季·伊凡内奇，请您把我的信还给我，”我说。
“遵命。”
他走到书房去，过一忽儿拿着那封信回来。我道过谢，就走了。
第二天我接到他写来的一封信。他庆贺我，说是问题已经顺利地解决。他写道，彼卡尔斯基认识一位太太，这人开着一所近似幼儿园的寄宿学校，就连很小的孩子都收养。那位太太是完全可靠的，不过在跟她接洽以前不妨去找克拉斯诺甫斯基谈一谈，这是手续上的需要。他劝我马上去找彼卡尔斯基，要是有孩子的出生证，就随身带去。这封信的结尾是“请您相信您恭顺的仆人的真诚的敬意和忠诚。……”我看着这封信，索尼雅正坐在桌子上，注意地瞧着我，眼也不眫，仿佛知道她的命运正在被人决定似的。
「注释」
①引自格里鲍耶陀夫的喜剧《智慧的痛苦》，个别词有改动。——俄文本编者注
②法语：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