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带着心爱之物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现在那些东西全都留在车厢里，与我们的幻想一起留在车厢里。
每隔数码站着一个党卫军，端着机枪冲着我们。我们手拉手，随着人群移动着。
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挥着棍子命令道：
“男人去左边！女人去右边！”
这两句话讲得那么平静，那么冷漠，那么无情。仅仅两句话，就把我和我的母亲分开了。我还没来得及思考，只觉得父亲的手使劲捏着我的手：只剩下我们两个了。
转眼间，我看见母亲和姐妹们去了右边，兹波罗拉着母亲的手，母亲抚摸着妹妹的金发，好像在保护她。我眼睁睁看着她们渐行渐远。我和父亲一起走，和男人们一起走。我根本没想到，此时此地，母亲和兹波罗会永远离我而去。
我继续走着，父亲牵着我的手。
在我身后，一个老人摔了一跤。旁边的一个党卫军把左轮手枪放回枪套。
我紧紧抓住父亲的手，我惟一的念头是不要与他分离，不要孤身一人。
党卫军军官命令道：
“站成五排！”
人群一阵骚动。大家在一起时必须保持队形，这是命令。
“嗨，小孩，你多大了？”
问话人是一个囚徒，我看不清他的脸，却听出他疲惫的声音很和蔼。
“十五岁。”
“不，你十八岁。”
“可我没有十八岁，”我说，“我十五岁。”
“傻瓜。听我的。”
然后他问我父亲。父亲说：
“我五十了。”
“不对，”听上去那人很生气，“不是五十，而是四十。明白吗？十八岁和四十岁。”
他消失在黑暗中。又一个囚徒走过来，开口就是一串脏话。
“混蛋，你们来这儿干什么？为什么来这儿？”
有人壮着胆子回答：
“什么？你以为我们愿意来这儿？人家强迫我们来的。”
那人气势汹汹，好像要杀人：“闭嘴，你这个白痴，不然我就把你撕成碎片。你们就是上吊也不应到这儿来！难道你们不知道，奥斯维辛给你们准备了什么吗？不知道？1944年了还不知道？”
我们真的不知道！谁也没跟我们说过！他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话音更加严厉：“那边，你看见那边的烟囱了吗？看见了吗？还有火焰，看见了吗？（是的，我们看见火焰了。）那边，他们就要把你们带到那边，那边就是你们的坟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这群混蛋，什么都不懂？你们会被烧死的，烧成残渣和灰烬。”
他怒不可遏。我们呆若木鸡，惊如僵偶。难道这是一场噩梦，一场难以想象的噩梦？
我听到周匝响起一片“嗡嗡嘤嘤”的声音：“咱们得干点什么，不能听任人家宰割，像在屠宰场里杀牲口似的被杀掉。咱们得反抗！”
人群中有几个鲁莽的小伙子。他们身藏刀子，劝说大家袭击手持武器的警卫。其中一个人嘟哝道：“应当让全世界都知道这儿有一个奥斯维辛。只要有一线生机就应当让所有人知道真相……”
但是，长辈们恳求儿子们不要干蠢事：“千万不要自暴自弃，虽然人家把刀悬在我们头上。但智者教导我们……”
反抗的气氛被压制了。我们继续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路口的中央站着一个人，我当时不认识他，他就是蒙格尔博士，臭名昭著的蒙格尔博士。他看上去就像一个典型的党卫军军官，有一张足智多谋却残忍无情的脸，戴着单片眼镜。他手里拿着一根乐队指挥棒，四周簇拥着一群军官。他不断舞动指挥棒，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
没过多久，我站到了他的面前。
“你多大了？”他问道，装出慈父般的模样。
“十八岁。”我的声音发抖。
“身体好吗？”
“好。”
“什么职业？”
我能说自己是学生吗？
“农民。”我不由自主地回答。
这次问话只有几秒种，却又漫长得要命。
指挥棒朝左一指，我向前迈了半步。我首先想到的是他们让父亲去哪边？如果去右边，我就追过去。
指挥棒再次朝左一指，我如释重负。
当时我们不知道去哪边好，右边还是左边，哪条路通往监狱，哪条路通往焚尸炉。但我还是感到很快活，因为能和父亲在一起。队伍继续向前缓缓移动。
另一个囚徒朝我们走来。
“满意吗？”
“是的。”有人回答。
“可怜的家伙，你们在朝焚尸炉走。”
看来，他讲的是实话。距我们不远，火焰，熊熊火焰，从阴沟里蒸腾而起——沟里在烧什么东西。一辆卡车驶过来，卸下一堆东西：一车小孩，婴儿！是的，我看见了，亲眼看见的……那些孩子被扔进火里。（自那以后我总是失眠，这奇怪吗？）
我们就这样走着。稍远处还有一条阴沟，是烧成年人的火坑。
我掐了自己一下，我还活着？还清醒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被烧死了，世界却缄默不语！这怎么可能？不，这不是真的！可能是梦魇……我很快就会惊醒。心口“哔哔”跳动，我发现自己呆在孩提时的房间，还有我的图书……
父亲的声音把我从白日梦中唤醒。
“太糟糕了，太糟糕了，你没同母亲一起走……很多与你同龄的孩子都跟着母亲……”
他那悲戚的声音让人心悸。我明白，他不愿看到人们对我所做的一切，不希望看到自己惟一的儿子蹈火而亡。
我的额头沁出一片冷汗，但我还是对他说，我无法相信在这个时代，有人会被活活烧死，世界绝不会宽恕这种罪恶……
“世界？世界对我们没兴趣。今天，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甚至焚尸炉……”他哽咽着说。
“爸爸，”我说，“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我一刻都不愿等。我会撞到电网上，那比被火慢慢烧死利索得多。”
他没有回答，他在哭泣，全身瑟瑟发抖。周围的人全在哭泣。有人开始念诵哀悼文，那是为死者念的祷辞。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我从来没听说，有人为自己背诵这种祷辞。
“Yisgadal,veyiskadash,shmey raba……愿他的名字得到赞美和圣化……”父亲在轻声祈祷。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义愤填膺。我们为什么要圣化他的名字？无所不在的主，冥冥万方的宇宙，可怕的主宰，他缄默不语。我们凭什么还要感谢他？
我们继续往前走，离火坑越来越近，坑中的地狱之火烈焰蒸腾。还有二十几步，假如我想自杀，现在正是时候。我们的队伍离火坑还有十五步。我咬紧嘴唇，生怕父亲听见我上牙撞下牙的“咯咯”声。还有十一二步、八步、七步。我们走得很慢，就像一支送葬的队伍，为自己的灵柩送葬的队伍。只剩四步了、三步。到了，火坑与烈焰近在咫尺。我聚集起所有气力，准备突然冲出队列，扑向电网。在心灵深处，我对父亲和整个宇宙道了一声“再见”。
我情不自禁，违心地念了几句祷辞：“Yisgadal,veyiskadash,shmey raba……愿他的名字受到赞美和圣化……”我的心就要迸裂，就要直面死神……
立定！距离火坑只剩两步时，我们被命令向左转，朝工棚走。
我使劲握着父亲的手。他说：“你可记得沙什特太太，在车厢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夜晚，那是在集中营度过的第一个夜晚，它把我的整个一生变成漫漫长夜，被七层夜幕严裹着的长夜。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烟云。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孩子们的小脸，他们的躯体在岑寂的苍穹下化作一缕青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火焰，它们把我的信仰焚烧殆尽。
我永远不会忘记黑洞洞的静寂，它永远夺去了我的生存意愿。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刻，它戕杀了我的上帝，我的灵魂，把我的梦想变成灰烬。
我永远还会忘记这一切，即使我受到诅咒，像上帝一样永生不死。
永远不会。
我们走进工棚，工棚很长，棚顶上有几盏淡蓝色的灯泡。我想，地狱的前厅一定是这种样子的。这么多人在发疯，这么多狂呼怪吼，这么多野蛮的暴行。
几十个囚徒迎候着我们，手里全都拿着棍子，不分青红皂白，毫无道理地乱敲乱打。继而传来一声命令：
“脱衣服！快！出来！提着腰带和鞋！”
我们的衣服都得扔在工棚后半部的地板上。那儿已有一大堆衣服，新衣服、旧衣服、破衣服和烂衣服。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真正的平等：赤身裸体。我们在寒气中瑟瑟发抖。
几个党卫军军官在屋子里来回转，挑选身强体壮的人。如果挑人的依据是精力，人们应不应该打起精神？父亲的想法正好相反——最好不要惹人瞩目（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对的。那天被选中的人全都编入焚尸队，去焚尸房干活。贝拉·卡兹是我们镇上一个富商的儿子，与第一批人一起来到伯肯诺，比我们早到一星期。他发现我们到达后，悄悄塞过一张纸条，告诉我们，他被挑中就是因为体魄强健，他被迫将亲生父亲的尸体扔进焚尸炉里）。
他们的棍子雨点似地落在我们身上：
“到剃头匠那儿去！”
我提着腰带和鞋子，在别人的推搡下，来到剃头匠面前。他们用推子把我们的头发和身上的所有汗毛剃得一干二净。我的头“嗡嗡”作响，一个念头一次又一次涌上心田：千万不要与父亲分离。
从剃头匠的利刃下解脱出来后，我们在人群中四处寻找朋友和旧识，每碰到一个熟人就振臂欢呼。是的，是振臂欢呼。上帝呀！你居然还活着！
有人在哭泣，用尽余力嚎啕恸哭。他们为什么要听凭别人摆布？为什么不能死在自己的床上？他们边说边抽泣。
有人突然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我，是叶希尔，赛加特拉比的兄弟。他哭得非常伤心，我想他是因为自己还活着而快乐地哭泣。
“别哭了，叶希尔，”我说，“别浪费眼泪了……”
“不哭？我们就在死亡的门槛上。我们很快就会进去……你明白吗？进到里面去。我怎能不哭？”
透过屋顶上淡蓝色的灯光，我看见夜幕渐渐降临了。我已经不再害怕，我筋疲力尽。
没人提起分离的亲人——谁知道她们出了什么事？但是，我们不再考虑她们的命运。我们没有能力去思考。我们的感官麻木了，一切都迷雾似地漫漶不清。我们什么寄托都没有了！自我保存的本能，自我防御的本能和骄傲感，全都荡然无存。我刹那间清醒过来，清醒得可怕。
我觉得，我们是一群坠入地狱的魂灵，徜徉在虚无之中；我们是一群遭到诅咒的魂灵，在无涯无际的太空和时间中飘荡，我们苦苦追求救赎，追求大赦，但全然没有指望。
大约早晨五点，我们从工棚里被赶了出来。囚头们再次胡敲乱打，但我已没有痛感。冷风挟裹着我们，我们一丝不挂，提着鞋和腰带。有人下了一道命令：
“跑步！”我们开始跑。几分钟后，跑到另一座工棚前。
门口放着一只大木桶，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消毒液的味道。每个人都得在桶里浸一遍，然后是热水喷淋。一切都非常快。我们离开浴室后，再次被人驱赶。他们命令我们快跑，一直跑到另一座工棚，那是一间仓库。库房边上有一排长桌，囚服像山包似地堆在上面。我们跑过时，他们把衣服扔给我们：裤子、外衣、衬衫……
很快我们就不成人样了。如果不是身罹惨境，人人都会哈哈大笑的。我们的模样怪极了！梅尔·卡兹人高马大，却穿了一条小孩的裤子，斯泰恩个子矮小，骨瘦如柴，却穿了一件宽松异常的大衣服。接着我们又快速开始调换。
我瞥了父亲一眼。他目中无神，模样大变。我想跟他说话，但不知说什么好。
一夜过去了。星辰在天上闪烁。我也变成了一个漠然的人。我是一个孩子，一个醉心于《塔木德经》的学生，但周遭的火焰已把我烧得精气全无，只剩下一具酷似自己的躯壳。浓烟烈火侵蚀了我的魂灵，吞噬了我的魂灵。
几小时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彻底失去了时间观念。我们何时离开家园？何时离开犹太区？何时登上火车？一星期前还是一夜前？仅仅一夜前吗？
我们在冷风中站了多久？一小时？仅仅一小时吗？还是六十分钟？
这肯定是一场噩梦。
一群囚徒在附近干活。有人在挖洞，有人在抬沙。谁也没有瞟我们一眼，我们就像荒漠中的枯树。我身后有人在讲话，我不想听，不想知道谁在说话，说什么。谁都不敢大声说话，虽然周围没有警卫。我们的声音很小，可能是因为浓烟荼毒了空气，呛环了我们的咽喉。
我们朝另一个工棚走去，进了吉卜赛人的集中营。我们排成五行。
“立定！”
没有地板，只有天花板和光秃秃的四壁，我们的脚陷在泥土里。
又一次等待。我站在那儿睡着了，梦见了床，梦见母亲的手抚摸着我的脸蛋。突然又醒了，发现自己依然站着，脚陷在泥土里。有人突然倒下，瘫倒在泥土中，一个人叫起来：“你疯了！他们叫我们站着。你想给大家惹麻烦吗？”
但好像天下所有麻烦都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
人们渐渐全都坐在泥土里。但是，每当有囚头进来，我们还是都得站起来，他来查看有没有人穿着新鞋子。如果有，就得把新鞋交出。抗议是没有用的，只会被痛打一顿，最后还得交出来。
我穿了一双新鞋，但是，鞋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泥土，他们没发现。我随即祈祷，感谢上帝，感谢他在浩瀚神奇的宇宙间创造了泥土。
突然工棚里一片沉寂，沉寂得令人压抑。一个党卫军军官走进来，带来一股死神的气味。我们盯着他那多肉的嘴唇，他站在工棚中央对我们训话：
“你们身在集中营。这里是奥斯维辛……”
一阵停顿，他在观察这句话的效果。直到今天，我依然能回忆起他的面孔。他身材很高，三十多岁，额头和眸子里写满了罪恶。他审视着我们，仿佛我们是一群患了麻疯病、但还想苟延残喘的狗。
“记住，”他继续说，“永远记住，刻骨铭心地记住，你们是在奥斯维辛。奥斯维辛不是疗养院，而是集中营。既然来了，就得干活。你们要是不干，就得到烟囱里去，到焚尸炉里去。干活还是进焚尸炉，你们自己挑。”
那天夜晚，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没有什么事情再吓唬我们了。但是，他的话还是让我们心惊肉跳。所谓的“烟囱”并不抽象：它与浓烟一起浮在空中。在这个地方，它可能是惟一具有真实意义的字眼。他离开了工棚，囚头们进来了，喊道：
“所有技工——锁匠、木匠、电工、钟表匠——向前一步走！”
剩余的人被转移到另一间工棚，一间石头工棚。他们让我们坐下，由一个吉人赛囚徒看管。
我父亲突然肚子痛。他站起来，非常礼貌地用德语问道：“对不起……能不能告诉我厕所在什么地方？”
吉卜赛人盯着他，从头到脚打量着他，就像要看清这个对他讲话的人究竟是不是有血有肉的生灵、一个有肉体有肚子的人。然后，他好像从沉睡中醒来，使劲抽了父亲一个嘴巴。父亲摔倒在地，连滚带爬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我惊得目瞪口呆。我怎么了？有人当面殴打父亲，我竟然连眼睛都不敢眨。我默默地看着，一声不吭。要是在昨天，我恨不得掐住这个罪犯，把指甲嵌到他的肉中。我怎么有这么大的变化？变得这么快？懊丧噬咬着我。我能够想到的是：决不能饶恕这个恶棍！父亲猜出我在想什么，他对我耳语道：
“没伤着。”他的脸颊上有一个鲜红的手印。
“所有人都出来！”又一声令下。十几个吉卜赛人过来监视我们，周围响起一片棍棒声和皮鞭声。我双腿打颤，我怕挨打，躲在了别人背后。现在是春天，阳光明媚。
“站队，横五行纵五列！”
那天早晨，我看见囚徒们在附近干活，没有警卫，只有烟囱的暗影……我在阳光和梦幻中昏昏欲睡，有人扯了扯我的袖子，是父亲：“来，孩子。”
我们齐步走。大门打开，又关上，我们继续在铁丝网里齐步走。每走一步，都会看见绘有黑色骷髅的白色标牌，上面写着：当心送命！真荒唐，在这儿，命算什么？
吉卜赛人在工棚附近停住，党卫军接替了他们。他们端着机枪，带着警犬，站在我们周边。
我们走了整整半小时。举目四望，我发现身后有铁丝网。我们已经离开了集中营。
现在是五月，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馨香，金乌西坠。
但是，我们刚走了几步就看见另一座集中营，四周是铁丝网。大铁门上方写着一行字：ABREIT MACHT FREI——工作换自由。
这就是奥斯维辛。
第一印象——这里比伯肯诺好。双层水泥建筑代替了木板工棚，还有一些小花坛。我们被领到一座“楼房”附近，在入口处停下，坐在地上，再次等待。不时有人进去洗澡，这是规矩，非洗不可。从一座集中营转到另一座集中营，一天数次，每次都得洗澡。
洗完热水澡后，我们在黑暗中哆嗦着身子。我们的衣服全被扣下了，他们说要给我们换衣服。
大约在午夜时分，又有人命令我们跑步。
“快！”卫兵们喊道，“要想早睡觉，就得快跑。”
我们发疯似地跑了几分钟，跑到一座新楼旁。一个负责人在那儿候着，他是波兰人，很年轻，冲我们微笑。他对我们说话，我们虽然疲乏极了，但还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同志们，现在你们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了，前面是一条用痛苦铺成的漫长道路。但是，别灰心。那关最要命，已经过去了。因此，鼓起勇气来，坚定信心。我们都会看到解放的那天。要相信生活，一千倍一万倍地相信。惟有赶走绝望，才能远离死亡。地狱不会长存……我为大家祈祷，或者给大家一点儿忠告。你们要保持同志之情。我们都是兄弟，面临着同样的厄运，我们的头顶上飘着同样的烟气。要互助，惟有如此，大家才能活下去。好，我说得够多了，你们也累了。记住，你们住在17号楼。我负责维持秩序，谁要是有难处，可以找我。就这些，睡觉去吧，两人一张上下床，晚安。”
我们头一次听到人话。
我们刚爬上床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老资格”的囚徒们没有粗鲁地对待我们。我们去洗漱，领了新衣服。有人给我们拿来苦咖啡。
大约十点钟，我们离开楼房，因为有人要打扫楼房。我们沐浴在阳光下，又睡了一觉，精神好多了。朋友们见了面，相互交谈，什么都谈，惟独不提那些销声匿迹的人。大部分人认为战争快结束了。
中午，有人端来了汤，每人一碗浓汤。我饿得要命，却不愿碰它。在此之前，我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父亲把我那份汤喝得一干二净。
我们在楼房的背阴处打盹。泥地工棚的党卫军肯定在撒谎：奥斯维辛算得上是一座疗养院……
下午，他们让我们站队。三个囚徒抬来一张桌子，搬来一些医疗器械。他们让我们卷起左袖，从桌前鱼贯而过。三个“老资格”囚徒拿着钢针，在我们的胳膊上刺下号码。我的号码是A-7713，从此以后，我就没有名字了。
黄昏时开始点名。焚尸队回来了；乐队在集中营入口处演奏军乐；上万囚徒排列成行，党卫军检查他们的号码。
点完名后，各楼的囚徒们解散了，大家在新来者中寻找朋友、亲戚或邻居。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早晨喝苦咖啡，中午喝汤。到了第三天，不论什么汤，我都急不可待地一口喝光……下午六点钟点名，发面包，配点杂食，九点钟上床睡觉。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八天。点过名后，我们站着，铃声响了才解散。我突然发现有人沿着队列走过来，我听见他问：
“你们中间，谁是从赛加特来的维赛尔？”
那人个子很小，干瘪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他在找我们。父亲说：
“我是，我是赛加特的维赛尔。”
那人眯缝着眼睛，仔细打量着父亲。
“不认识我吗？您认不出我了？我是您的亲戚斯泰恩。怎么，忘了？斯泰恩，安特卫普的斯泰恩，瑞泽尔的丈夫。您的妻子是瑞泽尔的姨妈……她经常给我们写信……很多信。”
父亲没有认出来，他肯定认不出他。他一天到晚忙社区里的事，很少过问家事。他总在想别的事情（有一回，一个表姐到赛加特看我们，住在我家，吃在我家，过了两星期父亲才注意到她）。是的，父亲不认识他，我却立即认出他来。我知道他的太太瑞泽尔，后来她去了比利时。
他告诉我们，1942年他就被送到这儿来。他说：“我听说你们那个地区来了一批人，已经到了，所以来找您。我想，您可能知道瑞泽尔的消息，还有我的两个孩子，他们都留在安特卫普……”
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自从1940年，妈妈就与她们断了音信，但我撒了谎：
“是的，我妈妈接到过她们的信。瑞泽尔很好，孩子们也很好……”
他高兴得泪流满面。他本想再呆一会儿，但一个党卫军朝我们走来，他不得不离开，临走时说，明天他还会来。
铃声响了，解散了。我们去取晚餐：面包和麦淇淋。我饿极了，当场大吞大咽。父亲说：“你不能一次都吃光，还有明天……”
但是，他的劝告太晚了，我已经吃光了。他没有动自己那份晚餐。
“我，我不饿。”他说。
我们在奥斯维辛呆了整整三星期，无事可做，经常睡觉，下午睡，晚上还睡。
我们的目的之一是不要被送走，尽可能留在这里。这并不难，只要不签字，不说自己是熟练技工就行。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会一直呆下去，呆到底。
第三周初，我们的头儿被撤了，因为他太人道。新来的头儿凶神恶煞似的，几个助手都是十足的恶棍。好日子结束了！我们很困惑，不明白是否应当被挑走，与第二批人一起走，那样或许更好些。
斯泰恩，来自安特卫普的亲戚，不时来看我们，他常常把自己的半份面包拿给我们。
“拿着，这是给你的，埃利扎。”
他每次来，冰冷的脸上都挂着泪花。他总是对父亲说：
“照顾好您的儿子，他太弱了，都脱水了。要照顾好自己，你们千万不要让他们挑走。能吃就吃！什么都得吃，任何时候都得吃，能吃什么就吃什么。在这儿，体质虚弱的人是活不长的……”
但他自己瘦骨嶙峋，枯萎虚弱……
“我活下去的惟一理由，”他总是说，“就是想知道瑞泽尔和小东西们是不是还活着。要不是为他们，我早就一了百了了。”
一天晚上他过来看我们，满脸都是喜色。
“刚从安特卫普押来一批人，明天我就去看他们，他们肯定有消息……”
他走了。
我们再也没见到他。他得到了消息——真实消息。
晚上，我们躺在简易床上，有时哼几段哈西迪小调。阿吉巴·杜马常用深沉、严肃的低音讲一些令人心碎的往事。
有人提起上帝，提起上帝神秘的行事方式，犹太人的罪恶，赎罪日的到来。至于我，我已不再祈祷。我赞同约伯精神，不否认他的存在，但是我怀疑他是否绝对公道。
阿吉巴·杜马说：“上帝在考验我们。他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战胜卑贱的本性，能不能杀死心中的撒旦。我们没权力自暴自弃。他要是无情地惩罚我们，那意味着更爱我们……”
赫什·格努德精通奥秘教义，他谈到了世界的末日和弥赛亚的到来。
在谈话中，一个念头不时浮上我的心田：妈妈现在何处？兹波罗在什么地方？
“你妈妈还是个年轻女人，”有一次父亲说，“她肯定在劳动营里；兹波罗也是大姑娘了，她也一定在劳动营里……”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这一切。我们这样假定，但是我们相信的依据何在？
所有熟练技工都被送到其他集中营，只有我们几百个简单劳力留了下来。
“今天轮到你们了，”楼房秘书宣布，“你们与下一批人一起走。”
十点钟，我们领了当天的面包。十几个党卫军站在我们四周。大门上的标牌说劳动意味着自由。他们清点人数，我们站在院子里，道路上阳光灿烂，天上飘着一片片白色的浮云。
我们走得很慢，卫兵们也从容不迫，我们很高兴。当我们经过一些村庄时，许多德国人看着我们，一点都不感到惊奇。毫无疑问，他们见过不少这样的队伍……
我们在途中见到一些德国姑娘，警卫们与她们打情骂俏，姑娘们“咯咯咯”地笑。她们听任别人亲吻、搔痒，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他们全都放声大笑，开心取乐，相互传递爱情字条。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受到打骂。
四小时后，我们到了新集中营：布纳。铁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