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丝特·白兰在最近同丁梅斯代尔先生的那次别开生面的会见中，发现了牧师所处的恶劣状况，大为震惊。他的神经似乎彻底崩溃了。他的精神力量已经衰竭，纤弱不如孩童。虽然他的智能还保持着原有的水平，或者说，也许是疾病使他的智能保持一种病态的亢奋，但他的精神力量已一蹶不振，无可救药。由于她知道一系列其他人不了解的隐情，她能够很快地推断出，丁梅斯代尔先生除了他自己良心的正常活动之外，他的健康和安宁已经受到了一部可怕的机器的干扰，而且这部机器还在运作。由于她知道这个可怜的堕落者原先的情况，所以当他向她--这个被遗弃的女人--求援，要她帮助对付他本能发现的敌人时，她的整个灵魂为之感动，为他向她求救时的那种令人战栗恐怖所动容。再说，她认为，他有权要她倾力相助。她长期与社会隔绝，已经不习惯用她自己以外的标准来衡量她思想的是非曲直。海丝特看到--或者好像看到--她自己对于牧师有一种责任，而对于其他任何人，乃至整个世界则并不承担任何责任。维系她和其他人类的任何环链--花卉的、丝绸的、金银的或者其他任何物质的--都已经断裂了。然而他和她之间却有着共同犯罪的铁的锁链，不管他还是她都不能打破这一种连结。这连结，如同其他的纽带一样，具有随之而来的义务。
海丝特·白兰目前所处的地位跟我们早先见到她受辱时的情形，已经不完全一样了。年复一年，物换星移。珠儿转眼已七岁了。她母亲胸前绣得精妙绝伦，闪闪发光的红字，早已成为城里大家熟悉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在公众之中因某一方面突出而与众不同，同时，他又不损害与妨碍任何公众的或个人的利益与方便，他最终会赢得普遍的尊重，海丝特·白兰的情况正是如此。人性中值得称道的是，除非膨胀的私心大行其道，爱总比恨要来得容易。恨，若不是原来的敌意不断受到新的刺激而阻碍其变化的话，假以时日和耐心，甚至会变成爱。就海丝特·白兰来说，她既没受到刺激，又没增添烦恼。她从未向公众提出什么要求，以补偿她所受的苦难，她也不指望公众的同情。因此，在她被隔离负罪受辱的那些年月里，她生活得纯洁无瑕，深得人们对她的好感。现在她在众人的眼里，已经再无所失，再无所望，而且似乎也再无心愿希冀得到什么，她赢得的尊重只可能是对美德的真正尊重，对把可怜的流浪者带回正道的美德的尊重。
人们也看到，海丝特除去呼吸人人共享的空气，并靠双手的辛勤劳动为小珠儿和她自己挣得每日的面包之外，从未提出过要求分享世上的特权，连最卑微的要求都未有过。相反，只要有机会施惠于人，她立即承认她和人类的姐妹之情。对于穷人的每一个要求，她比谁都更乐意拿出她微薄的收入予以满足，虽然那些狠心肠的穷人对她经常送到门口的食物，或者用她本可给君王刺绣大袍的手指做成的衣服，报以辱骂或反唇相讥。在城里瘟疫流行的时候，谁也没有像海丝特那样忘我工作。真的，每逢灾难，无论是社会大众的还是个人的，这个为社会所摈弃的人总会马上挺身而出，尽心尽责。她来到因灾难而愁云笼罩的人家，并非作为客人，而是作为理应到来的亲人；似乎那个家庭晦暗忧郁的气氛成了她有资格跟她的同类进行交往的媒介。她胸前绣着的字母在那里闪闪发光，它超凡脱俗的光芒带来了温馨和安慰。
那个字母在其它地方是罪恶的标志，而在这病房里却成了一支烛光。在受难者临终的痛苦时刻，那字母的光辉甚至跨越时间的界限；在现世的光亮迅速黯淡下去，而来世的光亮还没照到死者之前，这光为他指引往何处迈步。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海丝特表现出了她那温厚的秉性，那是人类温情的源泉，对任何真正的需求有求必应，即使需求极大，也永不枯竭。她佩带耻辱标记的胸脯对于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来说却是一个舒适温柔的枕头。她是自我任命的"慈悲姐妹"；或者我们可以说，是那掌握人间命运的巨手任命她的。但是在当初无论是世人或她本人都没有期待她会做出这般的业绩。那个字母是她神职的标志。在她身上可得到那么多的帮助--如此巨大的能量，如此丰富的同情之心--以致于许多人不肯按本意来解释那个红色的字母A了①。他们说，那字母的意义是"能干"，海丝特·白兰虽为女子，却多么坚强！
只有在阴云笼罩的人家才能找到她。一旦阳光再现，她便不在那里了。她的身影迈过门槛消失了。这个救苦救难的亲人离去了，绝不回眸收受那份应得的感激之情--如果在那些她热心服侍过的人心中有这份感激之情的话。有时在街上遇到他们，她从来不抬头来接受他们的致意。
如果他们执意要同她搭讪，她便把她的手指放在红字上，侧身而过。这也许是骄傲，但是极似谦卑，所以反倒在众人的心上产生出谦卑之情，感化他人心慈手软。公众的脾性是专横的，当常理上的公道作为一种权利要求过甚时，很可能会遭到拒绝；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完全投其所好恳求宽宏，正如暴君喜欢人们向他们吁请慷慨大度一样，他们往往给的奖赏反而超出公道。由于社会把海丝特的行为举止解释为这种性质的恳求，因此宁愿对它早先的牺牲品表现出更加宽厚的姿态，这种姿态比她期望社会赐予的，或者说比她应该得到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社区的统治者和明智饱学之士比起普通老百姓在认识海丝特的优良品质的影响方面要慢得多。他们对海丝特所共同持有的偏见，受到理性论辩框架的禁锢要顽固得多，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摆脱它们。然而，日复一日，他们脸上那种乖戾僵硬的皱纹逐渐松弛下来，伴随岁月的流逝，可以说变成一种近乎慈爱的表情。那些身居高位、从而对公共首先负有监护之责的显要人物，便是这种情况。与此同时，过着居家生活的平常百姓，早已宽恕了海丝特·白兰因脆弱而犯的过错。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不再把那红字看作是罪过的标志--她为此已忍受了多么长久、多么凄惨的惩罚--而是看作她犯罪后行善积德的标志。"你看见那个佩戴刺绣徽记的女人吗？"他们常常对陌生人这么说。"这是我们的海丝特--我们城里自己的海丝特，她对穷人那么好心肠，对病人那么肯帮忙，对遭难的人那么关心！"不错，人性中有一种癖性，喜欢对别人说三道四，数落别人最不光彩的事，这些人也禁不住要把几年前的那桩丑事悄悄地说一说。不过，事实是讲这样话的人，在他们的心目中，①字母"A"是英语"Adultery"（通奸）的第一个字母，也可作为"Able"（能干的），"Angel"（天使），"Admirable"（可敬佩的）等的第一个字母，其意取决于解释者的态度。
那红字具有与修女胸前挂十字架同样的作用了。这个字母赋予佩戴者一种神圣性，使她在危难中安步如常，处险不惊，即使她落入强盗之手，也会安然无恙。据说，而且有不少人都相信，一个印第安人曾经张弓瞄准那个徽章射箭，飞箭射中了，却落到了地上，她的皮肉丝毫无损。
那个象征物，或者可以说由它表明的社会地位，在海丝特·白兰本人的心灵上，产生了强烈而奇特的影响。她性格中一切轻柔优美的枝叶，都已被这个烙铁般火红的印记烧得枯萎，脱落精光，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粗糙的轮廓，如果说她还有朋友和伙伴的话，那么这个模样早就叫人退避三舍了。就连她人品上的魅力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这可能部分要归因于她着装故作严肃古板，部分是因为她举止不动声色。她发式的变化也令人遗憾，她浓浓的秀发不是给剪短，就是完全藏在帽子里，从没有一束光亮的头发显露在阳光中。除去这些原因之外，再加上其它一些因素，在海丝特的脸孔上看来已不再有任何可以让"爱情"驻足之处；海丝特的身材虽然端庄匀称如雕像一般，但也不再有任何可以让"情欲"急切投入其怀抱之处；海丝特的酥胸，再也没有可让"爱慕"安枕之处。
某些女人的属性在她身上已不复存在了，而永葆这些属性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当一个女人遭遇和长期忍受了一场非同寻常的严酷经历时，女性的性格和形体常常要发生这般剧烈的变化，这是命运使然。
如果她只有柔情，她就会死去。如果她幸存下来，那种柔情不是从她身上给压挤出去，就是深深地碾进她的内心，永远不再显露，两者外表的样子是相同的，只是后者在理论上更切合实际。她，以前是一个女人，现在不是了，但是随时随刻她还可以再变成一个女人，只要有促成这种转变的魔法来点化一下。至于海丝特·白兰是否以后会受到这种点化，得到这种转变，我们将拭目以待。
海丝特·白兰给人那种冷若冰霜的印象，大多要归咎于这样一种情况：她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从情感和情欲转向思想。她把一根断裂链子的碎片全然抛弃，孤独地傲立世上--孤独，就对社会的依赖而言，只有小珠儿要她指导和保护--孤独，无望恢复她的地位，即使她还没有鄙夷这种愿望。世上的法律对她的思想来说不是法律。当时正处于人类思想刚解放的时代，比起以前的许多世纪，思想更活跃，更开阔。
军人推翻了贵族和帝王，比军人更勇敢的人则推翻和重新安排了--在理论范围之内，而非实际上--旧偏见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与旧的原则密切相关，也正是贵族和帝王的真正藏身之地。海丝特·白兰汲取了这种精神。她采取了一种思想自由的态度，这在当年的大西洋彼岸本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是我们的先民们，要是他们知道这种态度，一定会认为那比红字烙印所代表的罪恶还要致命。在她那独处海边的茅舍里，光顾她的那些思想是不敢进入新英格兰的其他居家屋舍的。幽灵似的客人要是被看见竟然前去敲叩她的门，那么就会把开门接待他们的主人看成如同魔鬼一样危险。
令人惊奇的是，那些思想观点大胆的人，却时常以十分平静的态度服从社会的外部规则。他们满足于思想观点，并不想付诸于行动，给思想以血肉。海丝特的情况似乎就是这样。不过，假如小珠儿未曾从精神世界来到她身边的话，她的情况也许就会大不一样了。她也许会与安妮·哈钦逊携手共创一个教派，名垂青史。她也许会在自己的某一时期成为一名女先知。她也许会--并非不可能--因企图推翻清教徒制度的基础，而被当时严厉的审判官判处死刑。但她把一个母亲的热情全都宣泄在教育孩子身上，上天把这个女孩子托付给海丝特，就是要她保护女性的幼芽和蓓蕾，在无数的困难中抚育她，培育她。一切都与她作对。
世界以她为敌。孩子的天性中有瑕疵，时时刻刻都在表示她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来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是她母亲目无法纪，随心所欲的激情泛滥所致。海丝特时常辛酸地扪心自问，这个可怜的小家伙降临人世，究竟是祸还是福？
确实，那个涉及到全体女性的同样令人愁眉不展的问题时常萦绕在她心际：女人甚至包括她们中最幸福的人，其生存果真有价值吗？至于她个人的生存，她早已断然否定，已经把它作为定论而置于一边。乐于思考，虽然可以使女人保持平静，就如同对男人那样，但是也使她感到伤心。也许她已经看到了她面临的任务是毫无指望的。作为第一步，整个社会制度要推翻重新建树。其次，男人的本性，或者说已经变成本性的、长期沿袭下来的习惯要作彻底的改造，此时妇女才可能取得近乎公平合理的地位。最后，即使排除掉一切其它困难，妇女还必须先进行一番自身的更有力的变革，才能利用这些初步改革的成果。然而到那时，凝聚着女性最真实的生命精髓或许已被消耗殆荆一个女人单凭运用思维能力决无可能解决这些难题。它们是无法解决的，或者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如果女人之心有幸高居一切之上，那么这些问题就消逝不存了。然而，海丝特·白兰的心已经不再有规律地健康地搏动，她没有头绪地徘徊在黑暗的思想迷宫里；时而因无法攀越峭壁而转弯，时而因面临深渊而折返。环顾四周，尽是荒山野景，凄沧可怖，寻不见一处舒适的家。不时有一种可怕的疑虑极力要占据她的灵魂，怀疑是否该把珠儿马上送上天国，自己走向"永恒的裁判"所断定的未来世界去，才会更好些呢。
那个红字还没有完成它的职责。
但是此时，自从丁梅斯代尔先生夜游时两人见了一面以来，她又有了一个新的思考题目，向她提出了一个目标，一个看起来值得为之倾注全力，乃至作出一切牺牲的目标。她已经目睹牧师是在多么剧烈的痛苦之中挣扎着，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已经停止挣扎了。她看到他已站在发疯的边缘，如果说他还没有跨过边缘已经疯了的话。无可怀疑，不管自我悔恨会产生多么痛苦的效应，那个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又在那蛰刺中注入了致命的毒液。一个秘密的敌人，假装成朋友与救助者，寸步不离地守在他的身边，而且利用此机会，时刻拨弄丁梅斯代尔先生天性中那个脆弱的弹簧。海丝特不禁自问：是否在她本人一方，在真实、勇气和忠贞上原先就存在什么缺陷，致使牧师陷入此等凶险横生，吉运无望的境地？她唯一能够为自己辩解的是：当初除了默许罗杰·齐灵渥斯隐姓埋名之外，她再也找不出方法来救牧师，使他免遭比她自己所经历的更阴暗更可怕的毁灭。在那种动机之下，她作出了自己的抉择，而如今看来，她所选定的是下策。她决心尽一切可能来弥补自己的错误。经过了这许多年艰苦与严肃的考验，她觉得自己坚强多了，自信不像当年那个夜晚自己不足以跟罗杰·齐灵渥斯较量。当晚他俩在牢房中谈话时，她是刚刚背上了罪孽的重负，几乎被羞辱逼得要发疯了。自从那时以来，她不断攀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另一方面，那个老人，因为不惜一切来复仇，把自己降低到了与她相近的水平，或许比她还要低的水平了。
最后，海丝特·白兰决心去会见她以前的丈夫，尽一切力量来解救那显然已掌握在他手里的牺牲品。没有多久，机会便来了。有一天下午，在半岛上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她带着小珠儿正在散步，看见了那个老医生。他一只胳膊上挎着篮子，另一只手拄着拐杖，正弯着腰缓步而行在地上搜寻他可以配制成药品的树根和药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