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一个人经常与自己不相同的人结交作伴对于他的思想道德的健康是大有好处的。这些与己不同的人对他从事的事业不甚喜欢，他自己也必须超越自我去欣赏他们的领域和才能。我的生活经常给我提供这样的机遇，但是我在海关供职期间这种机遇尤为纷然杂陈。我在那里就遇到这么一个人，对他的性格的观察使我对什么是才能有了新的概念。他的天赋着重于实业方面：多谋善断、头脑清楚；一双眼睛能拨开迷雾，洞察秋毫；又能像魔术师那样一挥手中的小棒，烟消云散。由于他从孩提时候起便在海关里长大，所以这里是他最合适的活动场所。业务上许多错综复杂的事务，令外来的人伤透了脑筋，在他面前却有规有矩，井井有条。在我看来，他是那一类人中的典范。确实，他本身就是海关，或者，无论如何，他是使各种各样的齿轮转动起来的主发条，因为，在像海关这样的机关里，那里的官员都是上面任命的，各人都在谋私利图方便，而且很少有人来了解他们是否胜任工作，因此他们不得已要到其他地方去寻找他们自身没有的聪明才智。这样，不可避免地，像一块磁铁吸引钢锉屑一样，我们的这位实干家把其他人碰到的困难都引到自己身上来。他总是欣然答应帮助别人，对我们的愚蠢宽宏大量--本来对他这样聪明的人来说，愚蠢无异于犯罪--许多问题经他的手指轻轻一点拨，立刻迎刃而解，一目了然，如同白昼。商人们对他的尊重也不亚于我们这些小圈子里的朋友。他廉洁奉公，对他来说，这是一条自然法则，而不是选择或一个原则。在处理公务上诚实正派对他来说是保证他思想清晰缜密的首要条件。良心上的一个污点，任何有关他职业范围里的事，都会使他忐忑不安，就如同账目结算中出了差错，或在一本精美的记事本上玷了一个墨迹一样，尽管程度上远甚于它们。总而言之，我一生中极少遇到像他这样的人，他是如此彻底地适应他所处的环境。
这些便是我与之交往的人中的几个。把我投放到与我过去的生活习惯毫不相干的工作岗位上，并让我自己兢兢业业地获取这个工作带来的一切利益，我欣然把它看成是天意。经过同布鲁克农场那些爱空想兄弟们①共同劳动，实施不切实际的计划之后；经过同像爱默生这样的学者一起生活，受其熏陶三年之后；经历了在阿萨巴斯河上自由自在、狂野不羁的日子之后--在那些日子里与埃勒里·钱宁守在篝火旁沉耽于胡思乱想之中；经过与梭罗在沃尔登湖畔小屋里谈论松树和印第安人的遗址之后；经历了因同情希拉德文化中的典雅而变得爱挑剔之后；在朗费罗家中受到诗的情绪感染之后--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最终，该是试试我其他才能的时候了，该是让我从以前不感兴趣的食品中吸取营养的时候了。对于一个了解奥尔科特的人来说，甚至那位老稽查官作为换换口味也是可取的。我有一种能力，既能同这样一些难以忘怀的朋友们相处，又能同具有完全不同品质的人打成一片，而且对这种转变从不抱怨。我把这种能力在某种程度上看成是一种证据，证明这个机体和谐平衡，组织完整齐全，不缺少重要的部件。
文学，及其作用和目的，就我而言，现在已无关紧要。在这个阶段，我不关心书；它们远离我去。天性，指在天地之间培养起来的天性，而非人生来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躲开了我；还有一切虚构的快乐，使之净化脱俗的快乐，也从我心中悄悄离去。如果有一种天赋或一种能力还没有全然消失，那么它在我身上也已不起作用，无所作为了。假如我已经意识不到我还可随心所欲地回忆过去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话，那么这里倒真的有些东西让人伤心，一种难言的忧伤。确实，这样一种生活不可能平平白白过得太久；要不然，它会使我永远不同于过去的我，而没有把我改变成我值得采取的样子。但是，我决不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生活。有一种预知的本能总是在我耳边低语，说不要太久就会发生变化；还说新的生活习惯的变化一定会对我大有好处。
此时，我在海关担任税务署的稽查官，而且据我了解，还是一名称职的稽查官。一个有思想、爱幻想、重理智的人（如果他的这些品质超出一个稽查官要求具备的十倍），任何时候都可能是一个好管理人员，只要他不怕麻烦就是了。我的同事，以及跟我为公务打过交道的商人和海船船长都是这样看我的，很可能他们都不知道我性格的另一面。我猜想他们中没有人看过我写的一页诗文；或者即使他们把我写的东西全都念了，他们一点也不会把我放在心上；再说，即使这些无利可图的书页是用彭斯和乔叟①那样的笔写出来的--这两人当年跟我现在一样也都是海关职员--也完全无补于事。对于一个朝朝暮暮梦想获取文学名①布鲁克农场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一些活动分子，如这里提到的爱默生、钱宁、奥尔科特等人筹办的乌托邦式的农常霍桑也曾参加过，他的小说《福谷传奇》就是以它为背景的。另外，这里提到的梭罗也是超验主义运动成员，他曾在沃尔登湖畔自己建造小屋，体验生活，后写成著名的《沃尔登湖》一文。朗费罗是美国浪漫主义诗人，霍桑的大学同学。希拉德是一名慈善家、律师，也是霍桑在波士顿结识的朋友。
①乔叟于一三七四--一三八六年任伦敦海关的审计官；彭斯于一七八九--一七九一年任苏格兰邓弗里斯的海关税收员。
声，希冀通过写作使自己跻身于世界名流行列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虽然它常常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它告诉他一旦走出他要求得到承认的那个狭小的圈子，他就会发现在那个圈子之外，他所成就的一切或力争达到的一切是多么的一文不值，毫无意义。我知道不是我特别需要接受这个教训，而是作为警告也罢，或作为责备也罢，我领会得最为彻底。但沉思起来让我暗暗高兴，这个真理虽然被我完全理会了，但它并没有使我感到痛苦，或者要求我在一声叹息中将它置之脑后。在谈论文学方面，有一名海军军官，他常来与我讨论他所喜欢的这个或那个题目，拿破仑或者莎士比亚等。他是个挺不错的人，跟我一块来到海关，比我离开得晚一些。税收官的年轻书记员也是一位不错的小伙子，据私下传说，他时常在公家的信纸上写上一些看上去像诗一样的东西，不过那是在几码远的地方看过去。他还不时跟我谈论书，把书看成是我很熟谙的东西。这些便是我与文人的全部交往，倒也满足了日常需要，绰绰有余。
我不再追求和关心我的名字印刻在书的封面上了，窃喜自己的名字有了另一种流传的方式。海关标号员用模板和黑漆把我的名字印在胡椒袋、染料筐、雪茄箱，以及各种上税商品的包装上，表明这些货物都已经征过税了，按规定办了手续。我搭乘上这样一辆奇怪的扬名的列车，我的生活随我的名字一起出走，把我带到了我从未去过的地方，也是我希望永远不再去的地方。
但是，往事是不死的。原来非常重要、非常活跃的思想，虽然被悄悄地搁置一边，但偶尔会再度复活。一个突出的例子便是昔日的习惯在我身上苏醒了，它要求我按照文学写作的规律奉献给公众我现在正在写的这篇随笔。
在海关二楼有一间很大的房间，砖墙和橡木都没有用木板和泥灰遮抹起来，赤裸裸地露在外面。这座大楼原先的设计规模很大以适应旧时港口商业活动的需要，还考虑到以后的大发展，只是从未实现过，所以这楼的空间极大，远超过用户能处置的空间。因此，在税收官上面的这间空荡荡的大厅，尽管陈年的蜘蛛网布满了黑乎乎的椽梁，至今没有峻工，等待着泥瓦木工来竣工。在房间的一端，在一个壁凹里放着许多大桶，一个垒一个，里面装着一捆捆的公文。地板上铺满了这类垃圾。想到在这些发着霉味的文件上浪费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年年月月的劳动，真让人寒心。它们现在成了一种累赘，躲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从没有人来看一眼。但是，又有多少成捆成捆的其他的手稿同样被遗忘了，这些手稿上填写的不是枯燥的公文报表，而是凝聚着智慧的思想和发自肺腑的丰富情感。再说，不像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那些稿件当初就没有派上用途；最令人伤心的是，它们没有给作者换来舒适的生活，那种海关职员用他们的笔涂涂划划就能享受的舒适生活。
当然，他们的涂涂划划并非毫无价值，也许可以用作写地方志的素材。
无疑，从这些材料中可以找到以前塞勒姆港的贸易统计数字以及当初塞勒姆富豪巨商的历史记录--老船王德比、老比尔·格雷、老西蒙·福瑞斯特①以及其他许多商界巨头。不过，他们的油头粉面还没有进入坟①格雷曾任马萨诸塞的副总督；福瑞斯特是霍桑家的一个富裕亲戚。
墓，他们堆积如山的财富便开始减少。现在组成塞勒姆贵族阶层的那些家族中大部分创始人的发迹史可以从这些材料里追溯到，他们都是从做不起眼的小买卖起家的，一般都是在革命后的时期发起来的，然后飞黄腾达，乃至他们的儿孙以为他们家族的地位渊源流长。
现在缺乏革命前的资料，海关早期的文件档案也许都带往哈利法克斯去了，因为当时英王朝的官员都跟军队一起从波士顿逃跑了。这对于我常常是一件憾事，因为那些失落的文件一直追溯到克伦威尔摄政时期②，一定包括许多被人遗忘的和为人怀念的人物的史料，以及古时候风俗习惯的资料；它们带给我的愉悦就如同我在"古屋"附近的田野里捡到印第安人使用过的箭头一样。
一个下雨天，百无聊赖，我很幸运发现了一件颇为有趣的东西。我在墙角上的一大堆垃圾里东翻西找，打开一份又一份文件，读着那些早已沉在海底或在码头边腐蚀锈烂的船只名字以及一些商人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在现在的证券交易所里从未听见过，甚至在他们长了青苔的墓碑上也难以辨认出来；我带着沮丧和厌倦的心情与强打起来的一点兴趣看着这些东西，就像在瞧一具干尸；同时运用我因很少使用而很不活跃的想象力，用这些枯槁的骨头勾勒出这座古镇的形象，描绘出它光辉灿烂的一面，如那时印度是美国新发展的一个贸易区，只有塞勒姆港与它通航。就在这堆东西里，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小包，细心地包在一张泛黄的羊皮纸里。这包东西看上去像是过去某个时期的官方记事，当时的书记员都用端端正正的正式字体手抄重要的材料。这里有一件东西引起了我本能的好奇心，促使我解开扎在包上的褪了色的红带子，带着一种马上要亮出一件珍宝的感觉。拆开包得严严实实的羊皮纸套封，我发现这是一张委任状，由舍利总督①签名盖章签发的，任命乔纳森·皮尤为英国国王陛下驻马萨诸塞海湾地区塞勒姆港海关的稽查官。我记得大约在四十年前（很可能在《费尔特纪事》上）曾读到过一则关于稽查官皮尤先生去世的通告；同样，前不久在一份报纸上有一则消息，报道在重新修建圣彼得教堂时，在小墓地里挖掘到他的遗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的这位受人尊敬的前任，没有留下什么东西，除了一付不完整的骨骼、衣服的一些残片和一只庄严的卷曲型假发套。这只假发套保存得很好，不像它曾装饰过的那个头。但是，在仔细看了包在这张羊皮纸委任状里的文件后，我找到了有关皮尤先生智力方面的，即他头脑内部运作方面的一些线索，它们大大超过戴在那个令人尊敬的骷髅上的卷曲假发所包含的线索。
简而言之，它们是一些文件，非正式的，而是私人性质的，至少以他私人的身分写的，并且是他亲手写的。我能够用一个事实来说明这些文件怎么落到海关的破烂堆里来的。这是因为皮尤先生死得十分突然，这些他也许一直保存在办公桌里的材料，他的继承人闻所未闻，或者认为只与税收业务有关。因此，在向哈利法克斯转移档案时，这包东西因证明与公务无关被留了下来，此后就一直没有给打开过。
这位老稽查官，我以为在早些时候对于他的本职工作很少伤神劳②指一六五三--一六六○年奥立佛·克伦威尔及其子理查德统治时期。
①威廉·舍利先后于一七四一--一七四九年和一七五三--一七五六年任马萨诸塞皇家总统。
心，似乎把他的一部分悠闲时光用在研究当地的古物上或类似的调查上。这些事好让他的脑筋活动活动，要不然要生锈发霉了。他记叙的一部分事实不久便被我用来写在一篇题为《大街》的文章里，收在现在这本集子里①。余下的部分或许以后可以派上别的同样有价值的用途；说不定可把它们写进一部塞勒姆镇的史籍中去，如果我对出生地的崇敬之情驱策我去完成这一虔诚使命的话。同时，这些材料任何人随时可以调用，只要他有意并有能力从我手里接过去这个无利可图的任务。作为最后的处置，我打算把它们交给艾萨克历史学会。
但是，在这个神秘包裹里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件用精致红布做的东西，相当旧，褪了色。边上有用金丝线刺绣的痕迹，不过磨损得很厉害，已看不清楚了，也没有什么光泽了。很容易看出，这件东西是绝妙的手工针线活；其针脚（我相信是熟稔此道奥秘的女子缝的）说明这种手艺已失传，即令把线头拣出来重新加工也恢复不了原样。这块红色的破布--时间、磨损、还有一只破坏圣物的蛾子把它弄得真正成了一块破抹布--仔细察看，呈现一个字母的形状，大写字母A。根据精确的丈量，字母的两条腿长三又四分之一英寸。毫无疑问，它是用作衣服上的装饰品；但是怎么佩戴，以及在过去它标志什么等级、荣誉和尊严则是个我猜不透的谜，因为这些东西的时尚款式一时一变，转眼便过时了。然而，我对它颇感兴趣。我目不转睛地盯住那个古老的红字。可以肯定这里含有深奥的意义，值得好好探究，但事实上，从这个神秘符号中泄出的意义可以与我的感情维妙维肖地交流沟通，却悄悄地避开我理智的分析。
我便这样迷惑不解，思忖种种假设，其中我曾设想这个字母会不会是白人设计出来戴在身上的一种装饰，以吸引印第安人的注意力，想到这里，我拿起它放在自己胸口试一试。我似乎觉得--读者可以笑出声，但千万不要怀疑我说的话--我当时似乎经受了一种不完全是肉体上的感觉，而是像一股滚烫的热流袭上身来；仿佛那个字母不是红布做的，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我怦然一跳，不由自主地松手让红字掉落在地板上。
我全神贯注在红字上，没有注意到还有一小卷脏兮兮的纸，拐拐扭扭地塞在边上。这时我把它打开，满心喜悦，发现上面竟是老稽查官的笔迹，相当详细地对整个事情作了解释，写了有好几张八裁大纸，包括了许多有关一个叫海丝特·白兰女人的生平和谈话等细节。她似乎在我们先辈的心目中颇为引人瞩目。她生活在马萨诸塞初创至十七世纪末叶之间。在稽查官皮尤先生时期活着的老人都还记得她，皮尤先生就是根据他们的口述记下了她的情况。在老人们年轻的时候，她已经年事颇高，但并没有老态龙钟，而是庄重端祥。她从很早的时候起便养成了一个习惯，四出走访当一名义务看护，做力能所及的各种善事；同样，她努力给别人排忧解难，特别帮助那些心灵上受到创伤的人。通过这些手段，她像具有这样习性的人经常遇到的那样，她赢得了许多人的崇敬，被视为天使；但是我也想象到她被另外一些人看成是一个多管闲事的人，一个令人讨厌的婆娘。往下读这些手稿时，我发现还记载着有关这个不同寻常女人的其他活动和遭受的苦难，其中的多数情节读者可以参阅那篇①这又是一个证据说明霍桑原来打算把几篇短篇小说和随笔与《红字》一起结集发表。
题为《红字》的故事；应该牢牢记住，那个故事里的主要事实是以稽查官皮尤先生的文件为依据或佐证的。原始文件及那个红布做的字母--一件最引起人们好奇的遗物--仍然由我保管，凡对这个记述感兴趣的，想亲眼目睹一下这些东西的人，随时都可前来观看。人们不应该以为我在加工修饰这个故事，在想象故事里人物的思想动机和感情方式时，我自始自终把自己局限于老稽查官写的那六七大页材料里。相反，我在这些方面给我自己充分的自由，有的情节看来完全是我制造出来的。我力争做到的是故事梗概的真实性。
这件意外发生的事在某种程度上把我的思想召回到原先的轨道上。
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个故事的基矗它留给我这样的印象，仿佛老稽查官穿着他一百年前的服装，戴着他那个不朽的假发--它跟他一起下葬，但在坟墓里没有烂掉--在海关的这间废弃的房间里遇到了我。在他的姿态中有一种身怀国王陛下委任状的尊严，因此照得国王宝座光芒四射、令人头昏目眩的那束灿烂的光线也让他顿生光辉。天哪！跟共和国官员的卑怯表情是多么的不同啊！共和国官员作为人民的公仆，感到他们自己是他主人手下最贫穷、最低贱的人。这个外形模糊不清，但威风凛凛的人用他那只可怕的鬼手把那个红色的符号和那小卷说明文稿交给了我。他用他可怕的鬼嗓子对我说，考虑到我对工作的忠心耿耿和对他的敬重--他完全有理由认为他自己是我公务上的祖师爷--恳请我把他这份已发霉虫蛀的稿件，这份焚膏继晷精心撰写的材料公诸于众。"干好这件事，"稽查官皮尤的鬼魂说道，用力点着他那个顶着假发显得很威严的头，"干好这事！它对你会大有好处的！你很快会需要钱；因为你现在跟我当初不一样，那时一个人的职务是终身的，往往是世袭的，但是，在白兰老太太这件事上，我要求你，相信你前任受之无愧的记忆！"
我对稽查官皮尤先生的鬼魂说--"我一定照办！"
因此，我花了不少脑筋考虑海丝特·白兰的故事。每当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者上百次从海关大楼的前门走到边门的路上，它成了我苦思冥想的题目，耗去了许多时光。在我楼下的老税收官和检查员们十分厌烦和恼火，因为他们的睡眠经常被我没完没了的来回脚步声无情地扰醒。回忆起他们自己从前的生活习惯，他们常常说稽查官像船长在后甲板上散步呢！他们或许在想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确实，一个有头脑的人使自己自觉行动的唯一目的--是使自己增加吃饭的胃口。说实话，我在走动时被通常刮的东风刺激起来的好胃口是这般不知疲劳的活动带来的唯一有价值的结果。海关的氛围与丰富细腻的想象和感情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如果在未来的十届总统的任期内继续让我留在这里工作，那么我怀疑《红字》这一个故事会不会与读者见面。我的想象力成了一面失去光泽的镜子。它映照不出，或者只能模模糊糊地照出那些我竭力要写在故事里的那些身影。我思想熔炉里燃起的火焰无法加热与锻冶故事里的人物。他们既没有炽烈的激情，也没有温柔的情感，他们像一具具生硬的僵尸，带着蔑视一切的狰狞冷笑直勾勾地盯着我看。"你关我们什么事？"他们那副表情似乎在对我说。"原先你还有一点小小的权力，掌管一下那帮杜撰出来的人物，可现在也没了！你把它换取了微薄的政府薪俸。去挣你的工资吧！"总之，这些我自己想象中的呆头呆脑的家伙还傻里傻气地挖苦我，不过倒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我就一直处于可怜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之中，不仅仅在政府规定的每天三个半小时的办公时间里是如此，就是现在偶尔为之，勉强从事的海滨散步或乡间漫游时也是如此。在这种时侯，我总是激励自己去寻找大自然振奋人心的魅力，因为在过去每当我跨出"古屋"的门槛，大自然总是使我心旷神怡，思想活跃。这种思想迟钝、麻木不仁的状态还伴随我回到了家里；当我坐在那间我十分荒诞地称之为书房的房间里时，它深重地压在我心头。当夜深人静，我独自一人坐在空寂的会客室里时，它也不离开我。会客室里没有点灯，只有炉子里闪烁的煤火和月光带来的些微亮光。我努力描绘想象中的场景，第二天这些场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如果在这样的时刻想象力拒绝活动，这倒是可以认为无药可救了。
月光是最适合传奇作家认识他虚幻客人的媒介。在一间熟悉的房间里，月光在地毯上洒下一片白，把房里的事物映照得清晰异常，每个东西的细微之处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它的清晰度又不同于上午与中午时分。这里是一栋颇为著名的住宅的屋内场景：每把椅子都有各自的特色；中央的桌子上摆着的一只针线盒、一两本书和一盏熄灭了的灯，以及沙发、书柜、墙上挂的画，所有这些细节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种不同寻常的光线赋予它们一种灵气，使它们丧失了东西的实体，变成了抽象物。没有一件东西因太小了或太琐碎了而可以不经历这种变化，并藉此取得某种尊严。一只小孩的鞋、放在枝条小筐里的洋娃娃、一匹玩具木马--一句话，不管是白天用的或玩耍的任何东西都被赋予了一种陌生遥远的品质，尽管此时还像在白昼一样栩栩如生。这样，我们熟悉的这间房子的地板成了一块中立区，介于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之间，实际的东西和想象中的东西可以在那里相会，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鬼魂也来到这里，没有把我们吓坏。要是我们环顾四周，发现一个可爱的，但已经消失的人形现在安详地坐在这一缕奇妙的月光下，那么保持这样一个引起我们惊喜的场景实在是太好了。那个人形带着这么一种样子使我们怀疑是否它从遥远的地方回来了，或者它一直呆在火炉边从未动弹过。
这幽暗的炉火对产生我要描述的效果具有重大的影响。它给整个屋子蒙上了一层不太显眼的颜色，四壁和天花板呈一种淡淡的红色，家具的油漆则反射出微弱的闪光。火光的暖意与月光阴冷的灵气融合在一起；事实上，火光向想象唤起的形象传送了人间的温情和情感；它把这些冰冷的形象转变成有血有肉的男男女女。往镜子里瞧，我们看到--在鬼魂出没的地方--炉中煤块余烬发出的红光、地板上月亮的白光和重现的那幅画上的亮点和阴影，它们似乎离实际的世界更远了一步，与想象的世界则靠得更近了。在这样一个时刻，面前展现这样一个场景，要是一个人独自闭目静坐在那儿，不能想象出各种的奇异事物，并使自己身临其境，那么他不必试笔写什么传奇小说了。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在海关工作的整个期间，月光、阳光和炉子的火光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它们对我的用途都与烛光一样，毫无二致。我的全部感受能力和与之相连的才华--我并非才华横溢，才略过人，但我有我的优点--都悄然逝去。
然而，我相信，假如我写其他的东西，我的才能或许不会如此平庸无奇，一无成就。比如，我可以心满意足地写些记叙一位老船长、老稽查官的故事，对于这位老人我不提及他，那是情理所不允，因为没有哪一天我不被他令人惊叹的讲故事本事逗得捧腹大笑。如果我能保存他美丽如画的文笔，以及他的本性教会他如何给他的描绘渲染上幽默的色彩，那么我实实在在相信其结果会大不一样，会在文学上搞出点新东西。
或者，我可以随时找到一个更为严肃的任务，在注重物质的日常生活的重压之下，我企图使自己回归到另一个时代去，并在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里创造出一个酷似真实的世界。这实在是愚蠢到了极点，因为我那不可触碰的美丽的肥皂泡一跟实际情况接触便被粗暴地捅破了。聪明的做法是把思想和想象力散布到混沌的现实中去，从而使它变得光明透亮，使得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的生活重负轻松一些；坚定不移地从隐而不露的、我所熟悉的凡人凡事中寻找真正的、不可摧毁的价值。缺点归咎于我。展现在我面前的那一页生活看起来平淡无奇，只因为我没有探索到它深层的意义。这里有一本比我要写的书更好的书，它向我一页一页地展示，就像是用刚刚逝去的现实生活写出来的，并很快地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因为我的头脑缺乏远见卓识，我的笔缺乏圆熟的写作技巧。在将来某一天，也许我会记起零零散散的一些片断或段落，把它们写下来，发现这些字母在书里成了金子。
这些认识来得太迟了。此时，我只是意识到原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现在却成了毫无指望的苦役。没有必要对这种状况抱怨过多。我已经不再是一名写点蹩脚故事和文章的作家，而成了海关一名马马虎虎的稽查官。事情就如此。但是，不管怎样，一个人老是疑神疑鬼担心自己的智力在不断萎缩，或者就像放在小瓶里的酒精不知不觉地在蒸发掉，所以，每瞧一次，你会发现剩下来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而且是些不易挥发的残渣了。对这个事实是不用怀疑的；看看自己，再看看其他人，我对于公务给性格产生的效果得出了一些对所谈论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利的结论。
或许，我以后会用别的形式来阐述这些效果。这里我只说一点，那就是长期从事海关工作并非是一件值得称赞的或可尊敬的工作，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终身制，另一个则是工作的性质，虽然我相信这是一项正当的工作，但是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并不参与人类的团结合作，共同努力。
有一个效果，我以为在海关工作的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可以看到，那就是在他靠在共和国强大的臂膀上时，他自己本身的力量就离开了。他丧失了他自立自助的能力，丧失的程度与他原来本性的弱点和力量恰成正比。如果他天生具有非凡的力量，或者呆在使人萎靡不振的地方及邪气在他身上作用的时间都不算太长久，那么他被削弱的力量也许还可以弥补过来。那位被迫离开的职员--非常幸运，无情的一推及早把他送到了一个充满激烈斗争的世界里去拼搏--很可能反而起死回生，恢复他本来的面目。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通常他总是死守阵地，延长时间，自我作践，然后被甩出去，此时他已精疲力尽，动作迟钝，沿着人生的坎坷小路蹒跚而行。他意识到自己年迈体弱，钢一般的韧性与弹性已丧失殆尽，从此后他愁眉苦脸，四处张望，寻求外界的帮助。
他始终抱有一种希望，一种幻觉，那就是最终，或者不久之后，某种巧合，他重返职位，继续工作。这种幻觉在他活着的时候，经常萦绕在他脑际，全然不顾屡遭令人灰心丧气的挫折，也不在乎能否实现；甚至在他死后，我想象他会像患了霍乱一样频频抽搐多受一阵子痛苦的折磨。
正是这种信念，远甚于别的一切，窃走了他梦寐以求要从事的事业的精髓和有用的部分。他为什么要辛勤劳动，不辞艰难把自己从泥沼中拔出来？实际上过不了多久，山姆大叔的坚强手臂会把他拉出泥沼并赡养他。他为什么要在这里干活谋生，或到加利福尼亚去挖金子？实际上他很快可以安享幸福，每个月山姆大叔会从口袋里掏出一摞金光闪闪的硬币给他。这确实让人感到既有趣又难受，看到一个人浅尝一下当公务员的滋味便会使这个可怜的人染上这样一种奇特的玻山姆大叔的金子也许具有像魔鬼的工资一样的魅力--这样说并无对我们值得尊敬的老先生有不尊敬的意思。凡是触摸政府饷银的人都该好好照看好自己，否则他会发现那家伙会跟他过不去，如果不是把他整个灵魂勾去，也要搞掉他的许多好的品性，如坚强、勇敢、始终如一、恪守真理、自力更生及一切突出男子气概的品质。
反正前景美好！这并不是指稽查官对这个教训有深切的感受，或者指他认识到无论他继续留任，还是被迫离去，他都不可能完全毁了。不过，我思忖起来还是很不愉快。我变得忧郁和不安，不断刺探自己的思想，想了解一下哪些品质已经消失，而余下的部分又受到何等程度的损伤。我努力算计我还可以在海关呆多久，然后走出来还是堂堂正正一个人。说老实话，由于任何政策或措施决不会把像我这样安分守己的人扫地出门，而主动辞职又不符合公务员的本性，所以我最大的担忧，也是我主要的麻烦是我很可能就在稽查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下去直至白发苍苍、年迈体衰、变成像老稽查官一样的行尸走肉。在我面前横着沉闷乏味的公务生活，最终这种生活对于我就如同对这位可尊敬的朋友一样，使吃饭时间成为一天的核心，余下的时间就像一条老狗一样无所事事，在阳光下或在荫凉处昏昏欲睡。这一切难道不可能吗？对于一个认为幸福的最好定义是生活得充实，能最充分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和思想感情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阴森可怕的前景啊！但是，我的这种惊恐是完全不必要的。上帝考虑事情比我可能想象的还要周到。
在我担任稽查官的第三年发生了一件了不起的事--采用《教区司铎》一书的语气来说，那就是泰勒将军当选总统①。为了对公务生活作出一个全面的评估，非常必要在新的敌对政府接任之际看一看这个在职者。他的职位是最为恼人的了，而且在一切情况下是一个人可能据有的职位中最不愉快的了；极少有选择的余地，虽然对他来说看起来最坏的情况说不定是最好的情况。但是，对于一个有自尊心和敏感的人来说，他感到很不自在，当他知道自己的利害关系置于一些既不爱他又不理解他的人的控制之下，他宁肯受到他们的伤害，也不愿为他们效力。对于一个在整个竞争过程中一直保持冷静的人来说，看到在胜利的时刻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并意识到自己就在被宰的对象之列，他同样感到很不自在。在人性中很少有比这种倾向--即因为他们握有了加害他人的权力而变得更为残忍的倾向--更丑恶的特性了。我看到人类身上的这种倾向跟禽兽无异。如果说把公务人员送上断头台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个比喻，那么我真诚地相信赢得了胜利的党派中的积极分子会激动不①札卡里·泰勒（ZacharyTaylor）于一八四九--一八五○年任总统，他的当选导致了霍桑的免职。《红字》发表时他还活着，一八五○年七月九日去世。
已，把我们的头统统砍掉，感谢老天给了他们这么个机会！对于我--无论在胜利或失败时，都一直是一个平静与好奇的旁观者--这种充满刻毒的恶意和残忍的复仇精神从来没有使我对自己党派的许多胜利显得更突出，更惹人注意，就如辉格党现在做的那样。一般来说，民主党人担任公职，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职位，同时因为多年的实践已经成了一种政治斗争的惯例，除非宣布一套不同的制度，抱怨这种惯例只能是软弱和懦怯的表现。但是，长期的胜利使他们养成了宽宏大量。他们在必要时知道如何宽恕；在需要狠狠打击时，他们的斧子是锐利的，但是很少在刀刃上涂上恶意的毒药，他们也不会卑鄙地把他们砍下的头再踢上一脚。
总而言之，虽然我的处境充其量是令人不快的，但是还是有理由庆幸自己是在输的一方，而不在赢的一方。如果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是一个热忱的党派人士，现在，在这个危险和对抗的时期，我反倒对自己偏向那个党派变得相当敏感起来；说来也不无后悔和羞愧，根据对机遇的合理推算，我看到我自己留任的可能性比之我的那些民主党的弟兄们要大一些。但是，谁能看清楚鼻尖外一寸之遥的未来呢？我的头竟是第一个掉地的。
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一个人的头落地之时很少或决不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刻。然而，像我们遭遇到的大多数不幸一样，即令出现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随之总会带来弥补的办法和慰藉之处，只要受害者善于把落在他身上的坏事变成好事，而不是把坏事弄得更糟。就以我这件事为例，可资慰藉的方面唾手可得；确实，这些方面在要求实际运用之前，我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考虑到我原来就很厌倦我的工作，并隐约出现过辞职的念头，因此我的幸运有点类似这样一种人的幸运，他本来正在考虑自杀，却遇上个好机会成了他杀，尽管他并不希望如此。
在海关，就像以前在"古屋"一样，我整整度过了三个年头；这段时间长得足以使一个疲倦的头脑得到休息；足以戒除旧的思想习惯；培养起新的习惯；这段时间对于过一种很不自然的生活是足够长了，长到已不堪忍受了，此时这种生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已既无好处又无乐趣，须及早使自己从这种至少让人烦躁不安的劳役中摆脱出来。再者，至于他被很不礼貌地逐出海关一事，这位过去的稽查官倒对被辉格党认作是敌人并不以为然，并不为此闷闷不乐，因为他在政治上的不活跃有时使得他民主党的弟兄们都怀疑他不配称做朋友。他喜欢在人们相聚会的广阔而平静的田野里随心所欲地漫步，而不喜欢把自己囿于那些曲径小道上，与同室的弟兄分道扬镳。现在，在他赢得了烈士的王冠之后（虽然他已没有头可戴上它），这个问题可以看作已经解决了。最后，虽然他谈不上多么英勇，不过让他同他喜欢与之站在一起的党一道被推翻倒台，比之让他在许多更值得尊敬的人纷纷下台之时，还孤零零地留下来，最终在一个敌对政府的宽恕之下苟延残喘地生活了四年之后，那时不得不重新确定自己的立场，并哀求一个友好的政府赐予他更令人屈辱的宽恕，似乎要正派体面些。
同时，有人报道了我的事，使我有一两个星期没头没脑地在各种报刊上横冲直撞，就像华盛顿·欧文《睡谷传奇》里的那个无头的骑士，阴森可怕，渴望像一具政治僵尸一样给埋葬起来。这就是比喻里的我。
而那个真实的我在这个时期肩膀上一直安安稳稳扛着脑袋，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归宿，一切事情终归有了好结果；花钱购置了笔墨纸，重新启用我那张搁置多年不用的写字桌，又当起文人来了。
就在此时，我的前任稽查官皮尤先生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东西发挥了作用。由于懒散悠逸多年，思想生了锈，需要有一点时间，让我的思想机器开动起来，潜心写作这个故事以达到某种程度令人满意的效果。然而，尽管我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来写作，但故事在我看来显得太严峻，太阴沉；和煦的阳光难以使它变得高兴些，温柔亲切的影响也难以使它轻松一些。通常这些影响使几乎每一个自然景色和实际生活场景变得柔和温存，无疑也应该使故事中的每一个画面变得柔和温存些。这个让人兴味索然的效果也许是因为这个故事形成的时间正处于革命尚未完成，社会动荡不安，一片紊乱的时期。不过，这并不表明作者心中缺乏欢乐。
实际上，当他在这些没有阳光的阴沉的幻想中遨游时，他比自从离开"古屋"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快乐。组成这个集子的有些较短的文章同样是在我身不由己退出公务生活的辛劳和荣誉后写的，余下的那些是从年刊和杂志中搜集得来的，它们都是很久以前发表的，转了一个圈子，回来又成了新东西了。为了继续沿用政治断头台的比喻，整个集子可以视为《一个丢了脑袋的稽查官的遗作》；这篇他行将结束的随笔，如果对于一个谦逊的人由于过多地涉及个人的生平事迹而不宜在他活着时发表的话，那么倒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位绅士从坟墓那边写来的。愿天下太平！我祝福我的朋友！我宽恕我的敌人！因为我已入净土。
海关的生活犹如一场梦。那位老稽查员--顺便提一句，我遗憾地告诉大家，他不久前从马上摔下来给踩死了；否则他会永久活下去--他和那些曾同我一起坐在海关里收税的其他可尊敬的人们在我看来都只是一些影子；这些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形象，过去我的想象常常跟他们一起逗乐，现在则永远弃之一边。那些商人，--平格里、菲利普斯、谢泼德、厄普顿、金布尔、伯的人们在我看来都只是一些影子；这些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形象，过去我的想象常常跟池们一起逗乐，现在则永远弃之一边。那些商人，..平格里、菲利普斯、谢泼德、厄普顿、金布尔、伯特伦、亨特--这些名字，还有许多名字在六个月之前对我的耳朵异常熟悉，如雷灌耳--这些巨商大贾似乎在世界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毋须多少时间，我与他们脱离了一切关系，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记忆中！我费了很大的努力，才回想起他们中几个人的形态和面貌。同样，不久我故乡的那个老镇透过记忆的薄雾隐现在我眼前，烟雾黑压压的一片笼罩在它的四周；仿佛它不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而是在云端里的一个杂草蔓生的村子，只有一些想象中的居民住在木头屋子里，走在简陋的小巷和冗长而不甚美观的大街上。从此以后，它不再是我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我是另外一个地方的老百姓了。我的乡亲们不会因失去我而感到遗憾；因为--虽然这个小镇在我的文学工作中曾经像任何东西一样是十分珍贵的，在他们的眼中是很重要的，并且这块我的许多祖先生息安葬之地也为我留下了令人难忘的记忆，但是，对于我它从来没有那种和蔼可亲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对于一个文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促使他的思想成熟，获取丰收。我将在另外一些人中间安度余生；毋须赘言，原来我熟悉的人们没有了我同样会过得幸福自在。
然而，多么令人心荡神怡，欢欣鼓舞！每当我想到也许我们的子孙后代有时会发幽古之思情，怀念起那位记述往昔生活的拙劣作家，那时未来的古代文物研究者将站在这个城镇的历史遗址上指出"小镇唧筒井"的所在地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