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说来有点蹊跷，尽管我不喜欢坐在炉边与朋友谈论太多有关我自己的生平逸事，但是我一生中竟有过两次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自传公诸于众的冲动。第一次①是在三四年前，当时在一本书里给读者描写了我住在一座"古屋"里，过着幽静孤寂的生活情景。那样做实无必要，无情可原，无论宽宏大量的读者还是爱挑剔的作者都难以想象出任何实际的理由。现在这次，同上次一样，出乎意料，我非常高兴逮住了一两位听众，于是我再次抓住他们不放，谈论起我在海关的三年经历。虽然《教区司铎》②这种自吹自擂的榜样不再被人仿效，然而，事实似乎是这样：在作者把书稿公诸于众时，他与之交谈的不是众多把他的书弃之一边的人，或是从不触摸该书的人，而是为数不多的知音读者，他们甚至比他的大多数同学或终生好友更了解他。确实，有些作者走得更远，沉耽于揭示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把本来只适合于讲给个别知心好友听的东西都写出来，仿佛这本印出来的书，一旦在市面上广为流传，肯定会找到与作者自己个性不相同的部分，通过交流，圆满完成他生活的周期。然而，把一切都说出来，即令说得很客观，也很难正派得体。但是，由于除非说话人与听者之间保持某种真诚的关系，否则说的内容必然是呆板的，表达起来也必然是生硬的，因此，有情可原，说话人把听众想象成一个朋友，一个善解人意的朋友，当然未必是莫逆之交。有了这种亲近感，人性中含蓄保留的一面化解了，我们便会侃侃而谈，讲述我们周围的事物，甚至我们自身的情况。不过，即令此时，我们仍然要把内心深处的"我"置于面纱后面。我认为，作者按这个程度，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可以谈论自己的经历的，这样既不会侵犯读者的权利，也无损于作者本人的权利。
你们还将看到《海关》这篇文章具有某种特性，一种常在文学中被公认为正当的做法，即用来解释后面篇幅中涉及的大部分内容是怎样为作者掌握的，并提供证据力陈叙述的内容确凿可靠。事实上，这一点--一种想法把自己置于编辑位置上的愿望，更具体地说，把自己置于这本故事集中最长一篇故事①的编辑位置上的愿望--就此，非它，便是我采取与读者保持某种个人关系的真实原因。达到这个主要目的之后，似乎可以允许添加几笔，素描一下以前没有描绘过的生活模式，以及在里面活动的人物，作者本人恰巧是其中之一。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也就是在老船王德比②叱咤风云的时期，我的家乡塞勒姆镇是一个繁忙的码头。但是，现在码头边上却只留下一些歪歪斜斜腐朽的木头盖的仓库，当年热闹的商业场面已不复存在，只是偶尔可以见到一艘双桅或三桅的帆船停泊在长长的码头中央，卸下些裘衣皮①"第一次"指作者给《古屋青苔》（一八四六）写的前言。
②《教区司铎》是十八世纪初一位佚名作者写的一部假自传，嘲讽吉尔伯特·伯恩斯主教在其《我这个时代的历史》一书中的自我为中心的观点与大肆自我吹嘘。
①这证明霍桑最初计划把几篇较短的故事一并印在《红字》一书里。
②指伊莱亚斯·哈斯克特·德比（EliasHasketDerby，一七三九--一七九九），塞勒姆的大船主。
货；近处一艘来自新斯科舍的纵帆船正在从船舱里抛出装来的柴火。在这个经常被潮水淹没的残败不堪的码头边上，有一排建筑物，后面长着一大片恣蔓的野草杂树，它们成了荒芜岁月的见证。就在这里，在这个我所说的破旧码头的顶端，矗立着一座砖砌的高大建筑，从它的正面的窗户里可以看到这幅毫无生气的景象，从那里还可以眺望整个港口。在屋顶的最高点，每天上午三个半小时里，共和国的国旗在微风中飘扬或因无风而低垂着；但是，这面国旗十三根横条是垂直的而不是平行的，这表示这里是山姆大叔①的一个民事部门而不是军事部门。大厦的正面装饰着一个六根木头柱子组成的门廊，支撑着一个阳台。门廊底下是宽大的大理石台阶，直通街心。正门上方悬挂着一只巨大的美洲鹰的雕像，双翅展开，胸部护着一面盾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的两只鹰爪各抓着一束矢箭和倒勾箭。这只不幸的飞禽具有其同类常有的性格特征，通过它凶残的大喙和眼光以及凶猛好斗的姿势，它似乎威胁要对无辜的人们施虐；特别警告镇上的全体居民，要注意安全，不要侵入它卵翼下的这幢建筑物。然而，尽管它看上去凶悍异常，但是在这个时候许多人仍在千方百计地来到这只联邦雄鹰的卵翼下寻求庇护；我想，在他们的想象中，它的胸脯一定会像鸭绒枕头一样酥软暖和。但是，即令在它心情最愉快时，它也没有多少温柔，迟早--恐怕多半是早--它会甩掉刚孵出的雏鹰，用爪子抓，用喙啄，或用它的倒勾箭戳刺他们，使他们伤痕累累，刻骨铭心。
上面描述的这座大厦--我们也可称它为这个港口的海关，其四周人行道上的裂缝里已长出一丛丛野草，表明它近年来已不再是一条商贾云集，众人踩踏的通道。不过，在一年之中有几个月，常常在上午还有一些活动，它们给它带来些生气。此时此景会使上了年纪的居民想起上次与英国人打仗前的那个时期②，那时塞勒姆是一个重要港口，不像现在被商人和船主们那样轻视，不屑一顾，任它的码头崩坍破败；同时他们的公司企业毫无必要地，也是难以想象地一窝蜂跑到纽约波士顿去，在那里掀起了强大的商业浪潮。在这样的上午，有时会有三四艘船同时靠岸，它们通常来自非洲或南美洲，或者是马上要启航开往那些地方。在这种时候总可听到频频的脚步声，在大理石的台阶上迅速上上下下。在这里，被海风吹得满脸通红的船主，在他自己的妻子向他打招呼之前，你也许就在港口先行向他打招呼。船长的腋下夹着一只没有光泽的铁皮盒子，里面放着有关他驾驭的那艘船的文件。在这里，船长的老板也赶来了，或兴高采烈，或文雅谦和，或怒气冲天，一切都取决于这次刚完成的航行所筹划的货物买卖的情况。有的货物很快就会变成金子，有的却被埋葬在一大堆无人问津的商品底下。来这里的还有满面皱纹、胡子灰白、愁眉苦脸商人的胚芽--年轻漂亮的小伙子，他们本该是在磨坊的贮水池里玩耍航船模型，但就像让狼仔尝血腥一样，他们过早地尝到了航海的滋味，被送上老板的船出海冒险。在这个场景中的另一类人物是水手；他可能是将要出海去的水手，正在寻找护照；也可能是刚上岸的水手，脸色苍白，身体虚弱，正在设法找医院。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①美国政府的谑称。
②指一八一二年战争。
些锈迹斑斑的小帆船的船长，他们的船从英国统辖的加拿大地区运来柴火；还有跟随这些船长来的一群面貌粗野的水手，他们看上去不像美国佬那么机灵，但是他们对于我们日益衰退的贸易作出了一份不小的贡献。
把这些各色各样的人，像他们有时会做的那样，聚集起来，再加上使这伙人更为多姿多彩的其他杂七杂八的人，他们把海关一时变成了一个沸沸扬扬的地方。然而，你会看到在这些台阶上拾级而上的是一长排受人尊敬的人物。如果在夏天，那么你会在这座建筑物的大门口看见他们；如果在冬天或遇上天气恶劣的日子，那么你会在他们各人的房间里看到他们。他们坐在古色古香的椅子里，跷起椅子前腿，后腿仰靠在墙上。他们经常昏昏欲睡，但偶尔可以听到他们在一起交谈，讲话的声音像是说话，又像是鼾声，有气无力，样子就像那些生活在济贫院里的人，以及其他一切靠施舍、靠受奴役过活的人，反正不像是那些自食其力的人。这些老先生们便是海关职员，他们像马太一样坐在那里收税，但是不大喜欢像马太那样为使徒的事让人支派差遣①。
再说，走进正门，在左手一边有一间大约十五平方英尺大小，又高又宽敞的房间或者叫办公室，有两扇拱形的窗俯视着前面说到的那个衰败的码头，第三扇窗则朝着一条狭窄的巷子，一直可望到德比街的一小段。从这三扇窗口望去，可以瞧见各种各样的店铺--杂货铺、木工作坊、成衣店、船具商店，等等。在这些店铺门口经常可以看到三五成群的老水手，还有经常出没在城里贫民区的那些"码头耗子"，在那里说说笑笑。屋子里蜘蛛网密布，陈年的油漆使房间显得昏暗，地板上撒满了灰沙，看上去好像已被废弃不用很久了。从这个房间如此污秽龌龊的样子，很容易得出结论：这里是个罪犯的隐匿地，女性很少带着她们具有魔力的扫帚和拖把之类工具进去。在家具方面，有一个装着粗大烟囱的炉子，在一张松木桌旁边有一只三条腿的凳子，两三只摇摇欲坠的木头座垫椅子；不要忘了还有些图书，在几个书架上有二三十本国会法典和大部头的税法精粹。有一根铁皮管子穿过天花板，成了与大厦内其它房间传声的工具。大约六个月前，尊敬的读者，你会认出一个人，他在大房间里从这一角踱到那一角，或者仰坐在那条高脚凳子上，肘部撑在桌上，眼睛扫视着晨报的各个栏目；还是这个人欢迎你进到他在"古屋"西侧的舒适的小书房里，那里阳光穿过柳枝在欢快地闪烁。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到那里去找他，你就打听不到这位民主党的海关稽查官的下落了。改革的大扫把已把他扫出了办公室，一个更般配的接班人穿上了他那一身庄严的制服，口袋里装进了他的那份薪俸。
我的故乡塞勒姆古镇过去和现在都拥有着我对它的挚爱，虽然在我童年和成年都没有在那里居住过多久。这种爱的力量在我住在这里的那些岁月里从未觉察过。确实，就其外表而言，平平坦坦，缺少变化，铺天盖地的大多是些木头房子，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座建筑物称得上美；它的建筑没有规则，既不优美，也不古雅，而是平庸无奇。它的街道长而懒散，无精打采地躺在半岛上，从这一端的绞刑架山和新几内亚湾一直延伸到可以看到济贫院的另一端。这些便是我故乡小镇的特点，①典故出自《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
犹如一个杂乱无章，扑朔迷离的棋盘，对它有一种依恋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在其他地方我生活得幸福愉快，但是在我内心仍保留着对古老塞勒姆镇的一种情感，我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来形容我的这种感情，我乐意称它为挚爱。这种情感很可能是分派给我们家族的，它古老的根茎深深地扎入了这块土地。从我们赫桑①家的最早移民，也就是原先的不列颠人在这块荒芜的、靠近森林边缘的殖民地上出现开始，至今已将近有两个世纪零二十五年了。现在这块移民聚居地已经成了城市。他们的后代在这里生生死死，他们埋下的尸骨在地下腐烂与土壤混在一起。直至它们的每一小部分都化为尘土，不辨人形之时，我才出生，并开始在街头漫步。因此，我说的那种依恋之情部分只是尘土对尘土的同情。我的同胞大都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也许正如经常的移植有利于改善品种一样，他们认为也无需知道这种感情。
但是，这种感情同样具有道德的品性。我们那位最早祖先的形象，被家族的传统赋有一种暗淡阴沉的庄严特性。我回忆起来，早在我孩提时，这形象便出现在我的想象之中，至今仍萦绕在我的脑际，导致了我对过去的一种深切感情，但我不认为这种感情与当前的塞勒姆镇有什么关系，而似乎与生活在这里的祖先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最早的祖先样子严肃，蓄着大胡子，穿着黑色的大兜篷，戴着尖顶帽。他很久以前便来到这里，来时携着《圣经》和利剑，带着庄严的姿态迈步走在人迹稀少的街道上，俨然像是这里的一个大人物，仿佛是一个能制造战争又能缔造和平的人物。他的名声远超过我，与他相比，我的名字无人知晓，我的容貌鲜为人知。他是一名军人、议员、法官；在教会里是当权者；他具有清教徒的一切特点，优劣兼而有之。他还是一名残忍的迫害狂；贵格派教徒曾在他们的历史中提到过他，描述了他严厉对待该教派一名妇女的事件。恐怕他的这一劣迹比之他的那些伟绩将要更长久地流传下去，尽管他的伟绩远多于劣迹。他的儿子①也继承了他这种迫害精神，在女巫的殉道案中他臭名昭彰，据说她们的鲜血在他身上留下了一个污点。这血污一直渗透到他的骨骼里。如果他埋在宪章街墓地里的寒骨还没有完全化为尘土的话，那么这个污点还一定保留在那里！我不知道我的这些祖先是否悔恨自己，祈求上帝饶恕他们的种种暴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另一个世界里为自己造成的严重后果饮恨痛泣。无论如何，我，一名作家，作为他们的代表，却为他们深感羞愧；我祈求这些由他们招来的诅咒--如我听到的诅咒，也如多少年前人类凄凉悲惨的境况充分说明其存在的诅咒--从此以后被消除干净。
毫无疑问，这两个面目森严、郁郁寡欢的清教徒谁都不曾想到苍天会对他们的罪孽作出报复。在我们家族的树系上，在那棵上面长满青苔的老树干上，隔了许多年之后，竟在它顶上的一个枝桠上冒出了一个像我这样游手好闲的不肖子孙。我胸无大志，也一无成就--如果在家庭范围之外，我的生命因成功而添美溢彩过的话，在他们看来不是十足的①指威廉·赫桑（WilliamHathorne），他于一六三○年从英格兰移民来美洲。他在威廉·休厄尔的《称为贵格的基督徒史》中作为一个坏人出现。故而纳·霍桑在自己的名字里加了一个"w"，成Hawthorne，以示区别。
①指约翰·赫桑（JohnHathorne），在一六九二年的塞勒姆的驱巫案中任法官。
有失体面，也是毫无价值的。"他是干什么的？"我的老祖宗中的一个向另一个嗫嚅道。"一个写故事书的！那算什么行业--既不能给上帝增光，又不能给人类的子孙后代造福。哼！那个堕落的家伙倒真可算是个江湖骗子！"这些便是我和我的先辈们越过时间的鸿沟相互进行的攻击！然而，随他们怎么瞧不起我吧！反正他们天性中的一些特性已经和我的纠结在一起，不分彼此了。
在这个镇子的初创时期，经过这样两个态度认真、精力充沛的男子汉的开拓经营，我们的家族从此在这里成家立业，而且还颇受尊敬；就我所知，还从未有一个不肖的成员给家族丢人现眼；但是，另一方面，在最初两代人之后，也很少或没有谁完成过可资记忆的业绩，或者提出过引起公众注意的重大建议。渐渐地，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消失了，就像街上各处的老房子新的尘土几乎把屋檐快掩埋起来。在一百多年里，我们祖祖辈辈都以航海为业。在每一代人中，当一个头发花白的船长结束甲板生涯回家安度晚年时，他的十四岁的儿子就继承其父亲船上的位置，站在桅杆下，面对着曾吹打过他父辈的狂风恶浪。儿子到了时候也从水手成了船长，度过了风吹雨打的壮年，飘洋过海，漫游四方，然后告老还乡，以终天年，让自己的骨灰回归到生养他的泥土中去。这种一个家族与一个地方，一个既是出生地又是安葬地的长期维系，在人和地之间培育起一种亲情。这种亲情与这个地方的景色美还是不美，及其周围的精神或道德环境如何并不相干。它不是爱，而是本能。新居民，一个刚从异国他乡来这里定居的新人，或者只是第二代、第三代的移民，都还不配称做塞勒姆人，因为他还不知道一个老居民在过去三百年悠长岁月中培养起来的对这块世世代代扎根的土地的依恋之情，那种像牡蛎依附于海礁的韧劲儿。不管这个地方对他来说是如何大煞风景，他是如何厌倦那里破旧的木头房子、遍地的泥泞、满天的尘土、沉闷的环境和感情、萧杀的东风以及更为令人心寒的社会气氛；所有这一切，以及除此之外你能看到的和想象到的缺点和瑕疵都无关宏旨，无伤大体。相反，其魅力犹存，而且威力无比，仿佛这片故土乃是人间天堂。我的情况正是如此。我觉得塞勒姆成为我的故乡几乎是命中注定的，所以那些我们一贯很熟悉的这个古老镇子的相貌和气质永留心间，历历在目，一成不变，跟我年轻时一模一样，就如我们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告别尘世，长眠在地下，另一个换岗接班，巡逻街道，延绵不断。然而，这种情感恰好提供了一个证据，说明最终应该切断这种已经变成不健康的联系。正如马铃薯在同一块贫瘠的土壤里连续种植要退化一样，人性安地不动同样不会成长发达。我的子女都在其他地方出生，只要他们的命运在我的控制之下，他们将把根扎在陌生的土地里。
我迁出"古屋"之后，正是我对故乡塞勒姆镇的这种奇怪的、惰性的、缠绵悱恻的依恋之情，把我带进了海关大楼，占了这个位置，而当时我是完全可以远走高飞去其他地方的。我的厄运全赖我自己。我曾不止一次离家出走--还似乎大有一走了之，永不回头的样子--但神不知鬼不觉却回来了，仿佛塞勒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宇宙的中心。这样，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怀揣总统的委任状，登上大理石的台阶走进大楼。
我会见了一大群绅士，这些人在我担任海关主要长官期间将协助我工作，完成这一重任。
我非常怀疑--还不如说，我毫不怀疑--是否美国的公务员，无论是文职的还是武职的，都像我现在这样手下有一伙老职员，接受家族式的管理。我对他们瞧上一眼，便立即可以知道谁是这里"最老的居民"。
在此之前的二十多年里，税收官的独立位置使塞勒姆海关没卷进政治变迁的旋涡里去，而政治变迁常常使官职的任期一有风吹草动便岌岌可危。我的前任米勒将军①是新英格兰的一名著名的英雄，他的赫赫战功使人们对他景仰万分；在他任职期间的各届政府中他又因开明贤达博得交口称赞，地位稳固；他的同僚遇到危难和焦虑时，总能从他那里得到庇护。米勒将军极端保守，世俗习惯对他善良的天性产生的影响很校他信任熟悉的面孔，很难触动他作出变动，即令变动会带来无可置疑的进步。因此，我接任该部门时，我发现手下全是老人。他们大多是老船长，在受尽了海上风口浪尖的颠簸和历尽了人间的世事沧桑之后，最终飘进了这个安静的角落。这里很少有什么事情打扰他们，除了定期的总统选举掀起的惊涛骇浪之外，风平浪静，故而人人安居乐业，重新开始了生气勃勃的新生活。虽然他们跟其他人一样都难免生老病死，但他们显然有什么护身法宝或其他什么办法使死亡不易逼近。我相信他们中有两三个人因为痛风或风湿一年中大部分时间一直卧床不起，从未梦想还会到海关上班；但是，躺了一个冬天之后，居然可以下床活动，走进了五月或六月和煦的阳光里，蹒跚着走进海关完成他们所说的"职责"，在闲暇和方便的时候再上床安卧。我心须服罪，是我使不止一个这些共和国德高望重的公仆提早咽了气。根据我的请求，他们获准摆脱繁忙的劳动，退下来休息，不久之后便仙逝西去，仿佛他们生活的唯一守则便是为国家操劳不息。我得到的慰藉是，由于我的干预，给他们留出了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去忏悔每一名海关官员据认为都非常可能犯下的腐化堕落行为。海关的前门和后门都没有朝通向天堂的大路敞开。
我那里的海关官员大多是辉格党党员①。新来的稽查官是一名不过问政治的人，虽然在原则上是一名忠实的民主派，但他接受和担任官职都与政治无关。他的这种政治态度对于保持他们官员之间深厚的兄弟般友情也是十分适宜的。要不是这种情况，即由一个政治上很活跃的人来担任这一要职，让他负责处理一位身体虚弱有病而不能上班的辉格党税收官的任务，那么在这位裁员天使走马上任不出一个月的时间里，那些老人兵团里的人差不多全都得退出办公室，结束上班生涯。根据办理这类事的一般规则，把那些白发苍苍的家伙送上断头台几乎完全是政治家的职责。显而易见，这些老家伙都害怕我对他们采取非礼的措施。看到伴随我的到任给他们带来的惊恐时；看到这些跟我一样无害人之心的老人，见到他们饱受半个多世纪暴风骤雨吹打的风尘仆仆、皱纹密布的脸庞顿时变得灰白时；发觉他们中这个或那个人对我讲话时声音颤抖，而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习惯于对着喇叭筒吼叫，其嗓音之大使呼啸的北风都哑然无声；看到他们的这副模样，我心如刀割，同时又感好笑。
这些卓越的老人，他们自己明白根据制定的条例--就凭他们中有些人已丧失工作效率来说--他们应该让位给年龄上更年轻、政治上更正①詹姆斯·F.米勒将军是一八一二年战争的英雄。
①辉格党是后来共和党的前身，民主党的反对派。
统、比他们更适合为美国政府效劳的人。我对此也十分明白，但是心里总不知道如何做才好。这样，在我任职期间，他们继续蹒蹒跚跚地走在码头上，摇摇晃晃地上下台阶，理所当然地有损我的名声，也伤害了我的公职心。他们在办公室里椅子后腿仰靠在墙上，藏在他们习惯了的角落里闷头大睡；上午醒来一两次，相互间重复讲了千百遍的海上见闻和长了毛的笑话，这些东西都已成了他们的口令和答令，叫人腻烦。
我猜想，他们很快发现新稽查官的心不存恶意，所以，这些好老先生们又开始带着轻松的心情，进出办公室，履行各自的责任，庆幸他们被继续留用--至少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如果不是为国效劳的话。
他们戴上眼镜敏锐地窥视船只的货舱。他们小事精明，小题大做，但有时却大事糊涂，误了大事。经常发生这样的差错--一船贵重的商品大白天就在他们毫无警觉的鼻尖底下偷运上了岸，但是他们此时却上船无比警惕和利索地把船的各个通道上锁，套上两把锁，还加上封条和火漆！
不批评他们原先的疏忽大意，倒还要表扬他们在发生差错后表现出来的仔细谨慎，感谢他们在事情已经无法弥补之后，表现的那种满腔热忱和机敏果断！
除非有人特别难相处，对一般的人我总傻乎乎地以仁相待。我通常想到的是同伴性格中的好的那一面--如果他有此一面--并依此来判断他属于何种类型的人。由于海关里大多数老职员各有优点，再由于我跟他们相处中的位置，带有家长和保护的性质，非常有利于培养亲善的感情，所以我很快就喜欢上了他们。夏天的中午，灼热的暑气消溶了人类亲属之间的其他的情感，向麻木不仁的器官传递的只是一股亲切的暖流。这时在后门听他们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他们像平时一样排成一行，椅子靠在墙上侃侃而谈。过去几十年冻结的妙语化解了，随着笑声像泡沫似的在他们的唇间吐出，真是妙语连珠。从表面上看，老年人的喜悦跟孩子们的快活有很多共同之处，智慧的、深沉的幽默感与此毫不相干。
两者都是在表面上闪烁的一缕亮光，给嫩绿的树枝和古老腐朽的树干送去了光明和欢乐。然而，一个是真正的阳光，另一个则更像是从朽木腐草中发出的点点磷光。
读者必须了解，把我的那些极好的老朋友都描写成一群年迈昏聩的老人是令人伤心和不公平的。首先，我的助手不都是老人，他们中有的年富力强，能力出众，精力充沛，全然拒绝他们不吉祥的命运给他们安排的那种懒散寄生的生活方式。再者，老人的缕缕白发有时发现是盖在一座良好的智慧公寓屋顶上的茅草。但是，就我的老人兵团的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我把他们说成是一群令人厌倦的老人也没有冤枉他们，因为他们从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中没有积聚起值得保存的东西，他们似乎扬弃了金色的麦粒--实用的智慧，尽管他们曾有许多次机会收获它们，但他们却把谷糠非常细心地贮藏在记忆里。他们一谈起早上的早餐或昨天、今天、明天的晚餐就兴趣盎然、津津乐道，远甚于谈论四五十年前的海难或者他们年轻时亲眼目睹的世界奇观。
塞勒姆海关的创始人--不仅是这个小小的职员班子的族长，而且我敢说也是全美国登船检查人员的族长--是一位终身稽查官。他真正可以称为税务制度的婚生子，地地道道或者还不如说名门正配的婚生子。他的父亲是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位上校、原先港口的税收官，他给他创设了一个官职，派他充任，当时他年纪很轻，现在还活着的人都已记不清具体的年代了。我第一次认识这位稽查官时，他已是八十高龄了，实在是你一生中难得遇到的不老松的样板。他两颊红润，身体结实，潇洒地穿着一件钮扣锃亮的蓝上装。他步态矫健有力，精神矍铄，看上去当然不年轻了，不过，倒也是大自然母亲新创造的一种人的体型，年迈体弱对他并无影响。他那不时回响在海关的嗓音和笑声丝毫没有老年人带有的颤音或咯咯声。它们从肺腑迸出，像公鸡的啼鸣或清脆的号角声。
把他单单作为一头动物来瞧--也没有别的什么好瞧的--他是一件让人看了心满意足的东西，因为他的各个部位健壮匀称，并且在他这样大的年龄，还能享受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孜孜以求或梦寐以求的快乐。他在海关的生活无忧无虑，按时发给薪俸，毋需时刻提心吊胆被解聘，这无疑让他日子过得轻松愉快。但是，根本的，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罕见的完美的身体素质、恰到好处的智力，加之掺入了微不足道的道德与精神成分，后面两个品质恰好足以使这位老者不至于沦为一头四足动物。他没有思维能力，没有深沉的感情，也没有令人讨厌的多愁善感；总之，除了一般的本能之外，一无所有。凭藉这些本能，而非一颗心，加上他健全的体魄必然产生的乐呵呵的脾气的帮助，他体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而且为众人所接受。他曾先后娶过三个妻子，但很久前都已死去；他还是二十个子女的父亲，但其中大多数在童年或壮年的不同年龄命赴黄泉。有人会以为这么多的哀伤定会给欢快开朗的心情一遍又一遍蒙上阴暗的色彩。我们的老稽查官并非如此！一声短叹便把这些令人不快的回忆一笔勾销。不一会儿，他像一个还光着腚未穿裤子的婴孩一样玩耍起来，情绪变化之快远甚于税收官的年轻书记员，他才十九岁的儿子却看上去比老人更老成持重。
我一直在细心观察和研究这位非同寻常的族长式人物，他比我见到的其他人具有更奇特的品性。他确实是一个奇才。从一个角度看，他是那么尽善尽美；从另一个角度看，他又是那么肤浅，那么虚妄，那么难以捉摸，是一个完全不足取的窝囊废。我的结论是他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没有头脑；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他除了本能之外，一无所有。然而，他性格中为数不多的一些东西非常巧妙地拼凑在一起，以至没有令人痛苦的缺憾；相反，在我看来，跟我在他身上发现的东西相比已绰绰有余，可心满意足了。也许--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很难设想他来世如何生活，因为他似乎只重今世，耽于声色口腹之乐；当然，他今生今世，直到他咽最后一口气之前，过得挺不错，并没有比野兽负有更大的道义责任，却有更大范围的享受，还幸免了老年的孤寂和忧郁。
他比之那些四脚爬行的弟兄们具有一个巨大的优点，那就是他能够回忆他享受过的美酒佳肴，而吃吃喝喝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对美食的喜好是一个让人十分愉快的特点；听他讲烤肉使人胃口大开，就像吃了腌菜或牡蛎一样。由于他没有更高尚的品质，也没有因把他的精力才智全用于促进他肠胃的快乐和受益而牺牲或败坏精神禀赋，因此我感到听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鸡鸭鱼肉，以及如何把它们做成一道道美味佳肴确实是一件乐事，让我心满意足。他一谈起好吃的菜肴时，不管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某次宴会上吃的，他似乎把猪肉或火鸡的香味都送到了你鼻子底下。六七十年前他尝过的好滋味似乎还留在他的舌尖嘴唇上，就像他早饭刚吃下的那块羊排一样回味无穷。我就听他咂着嘴大谈他参加过的大大小小的宴会，参加这些宴会的客人除了他自己以外都已成了一堆尸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看到这些成了僵尸鬼的昔日食客如何一个个在他面前站立起来，表情不愠不怒，也无意报复，反而仿佛非常感谢他以前的品尝力，并竭力拒绝形形色色的既虚无飘渺又刺激感官的享受。那些曾经在老亚当斯总统①执政时期摆设在餐桌上的菜肴：鲜嫩的牛排、小菜牛的后腿肉、猪的小排骨、味道奇特的鸡肉、美味可口的火鸡等都记忆犹新，永志不忘，而人类的其他经历，带给他个人生命欢乐或痛苦的一切事件都对他没有产生任何持久的影响，像一阵风一拂而过。
老人生活中主要的一件带有悲剧色彩的事件，据我判断，是一只大鹅遭到的不幸。这只鹅生活在二十多年，或许四十多年前，不幸身亡。这只鹅外型特佳，但摆上桌子却证明肉质老不可耐，连锋利的餐刀割上去都不留一丝痕迹，只能用叉子锯子把它肢解开来。
到此，该结束这篇随笔了；不过，我倒乐意再多花费一点笔墨，因为这个人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是最适合担任海关官员的人。绝大多数人，由于篇幅有限不便详述的种种原因，往往经受不住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在道德上受到损伤。这位老稽查官却安之若素，克尽厥职，始终不变，一切如旧，坐下来吃饭胃口也跟原来一样好。
有一个人与他十分相似，如果我对他不写上几笔的话，那么海关的众生相就残缺不全，叫人感到奇怪了。不过，由于我对他的观察的机会相对要少一些，因此我只能对他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这人便是税收官，我们骁勇的老将军。他在结束了辉煌的戎马生涯之后，曾在西部的一个荒芜的地区担任过统治者①，二十年前来到这里，度过他丰富多采和显赫光荣一生的晚年。这位英勇的军人已经活了，或者差不多快活了七十个年头了，正在继续他人生征途的最后一段。年迈体弱的重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即令振奋人心的军乐声也难以使他的心情轻松一些。他过去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而现在他步履维艰，颤颤颠颠，在仆人的帮助下，手扶着铁栏杆才能慢慢地痛苦地走上海关大楼的石级，艰辛地走过楼面，到达在炉边的那只他坐惯的椅子上。他常常坐在那里，带着昏沉安详的表情凝视着进进出出的人影；静坐在翻纸张的沙沙声、人们的发誓声、讨论公务声，以及工作人员的随意交谈声中；所有这些声音以及周遭的情况似乎对他的感官无多大影响，几乎没有进入他思绪的内层。在这种宁静状态下，他的面容温存慈祥，假如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一件什么东西上，他的脸上就会显现出彬彬有礼、饶有兴趣的样子。这证明他身上还存在着光亮，只是这盏智慧之灯的外罩使光线不能射出。你越是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你越发感到他的心智还是十分健全的。对他来说，说话或听话都非常吃力，因此不要求他讲话或听人讲话时，他脸上会短暂地露出原先愉悦安详的表情。看到他的这副表情，我们的心情也好受多了，因为虽然看上去还是很阴沉，但没有那种垂垂老者的痴呆之气。
他原先强健魁梧的身躯看来还没有压垮，化为粪土。
①指美国第二届总统约翰·亚当斯的执政期（一七九七--一八○一年）。其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为美国第六届总统。
①米勒于一八一九--一八二五年任阿肯色地区总督。
可是，在如此不利的条件下，要观察和描述他这样一个人物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任务，好比看到一堆灰蒙蒙的废墟便要在想象中重建起一座像提康德罗格一样的古堡。或许，这里或那里有些墙垣还几乎完好无损，但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只是一个不成样子的土墩子，笨重得动弹不得，又长期无人照管理睬，上面野草杂草丛生。
然而，当我怀着深情瞧着这位老战士时，我可以看到他整个形象中的主要之点，尽管我与他之间交往并不密切，但是我对他的感情，像所有熟悉他的两足或四足动物对他的感情一样，用"深情"一词也许是很恰当的。他的形象以高尚和英勇品质而引人注目。这些品质表明他不是靠一个偶然的事件赢得显赫的名声，而是名正言顺，受之无愧的。我认为他的精神决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这种精神要求他在生命的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永恒的动力，一旦受到鼓动，要求去克服障碍，达到某个目标。
这种精神不会在他身上使尽或消失，原先遍布他全身，至今尚未完全泯灭的热量决不是那种闪烁几下就熄灭的幽光，相反，它是一种深沉的红光，就像在熔炉里铁水发出的光。沉重、凝聚、坚实；这就是他安详的表情，尽管在我说这话的时候，老朽不合时宜地潜入了他的肌体。但是，即令在那个时候我仍可以想象，只要有某种深入到他意识里的东西激励了他--一声响亮的号角把他搅醒，唤起他沉睡的，但还没有死去的力量--他还能够像丢弃号服一样把年迈体弱摒弃一边，放下拐杖，拿起战刀，再次像一个战士一样一跃而起。即令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他的神态依然十分平静沉着。不过，这种表现只是一种假想而已，并不是一种预见，也不是一种愿望。我在他身上看到的是顽固、笨拙和忍耐，这些特点就如我前面已经用过的那个最恰当不过的比喻--提康德罗格古堡周围牢不可摧的土墙。他的这些特点在他年轻时倒可用"犟"一词来概括。至于刚正不阿，跟他其他的禀性一样，沉甸甸的一大块，像一吨既不可锻造又难以对付的铁矿石；再说到慈善仁爱，虽然他在奇贝瓦和伊利堡两个战役①中带领部队展开了凶狠的白刃战，我还是把慈爱看成是他性格中的真正特性，正是这个品质鞭策了那个时代所有能说会道的慈善家。亦未可知，他还亲手杀过人--当然，在他所向披靡的冲刺面前，他们就像在大镰刀挥舞下的草叶纷纷倒下--尽管事实可能如此，但他内心决不是冷酷无情的，他甚至不忍心扯下一只蝴蝶的翅膀。我还没有遇到过另外一个人，我能够这般自信地向他内在的赤诚之心呼吁。
许多特点，包括那些与文章中描述的非常相似的特点，在我遇到老将军之前很可能已消失了，或已黯然失色了。一切仅以优美取胜的东西往往转瞬即逝；大自然也没有用艳丽的鲜花来装点人类的废墟，因为它们只能在瓦砾的夹缝和裂隙中扎根和吸取适当的养料，所以她给提康德罗格古堡的断垣残壁播的是桂竹香这种花的种子。不过，在优雅与爱美方面还是有几点值得注意。不时闪现的幽默之火光会穿过阴沉面纱的阻隔，在我们的脸上亮起欢乐的光彩。那种在过了童年或少年男子身上很少看到的天真烂漫却在将军喜欢观花赏花上表现出来。一个士兵常常被认为只喜欢戴上血红的桂冠，但是这里有一个士兵，他似乎有着一种少女对琪花瑶草沉浸醇郁之心。
①一八一四年在尼亚加拉战线上的决定性战役。
英勇的老将军通常坐在火炉边上，而稽查官则喜欢远远地站在一旁，观察着他平静的、几乎昏昏欲睡的面庞。稽查官很少与他交谈，能避开就避开，因为跟他谈话实是一件艰巨的任务。虽然我们抬头就能见到他，相距仅几码，却觉得他不跟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们就在他身边经过，却觉得他在千里之外；虽然我们伸手就可以碰到他的手，却觉得远不可及。也许他在他自己的冥思苦想中，比在这个与他格格不入的税收官办公室里，过着一种更真实的生活。阅兵队列的演变、战斗的厮杀声、三十年前听到的那阵阵古老雄壮的乐曲，这样一些情景和声音也许都仍活在他的心际耳边。与此同时，商人、船长、衣冠楚楚的职员和举止粗鲁的水手，虽然他们进进出出，熙熙攘攘，可这种弥漫着商业气氛的海关生活的喧闹声，他却充耳不闻；这位老将军似乎对这里的人和事都漠然置之。他就像一把放错了位置的老战刀。这把曾经在战场上闪闪发光，而今锈迹斑斑的老战刀，尽管它的刀刃依然闪着一道寒光，却被放在副税收官办公桌上，与墨水台、文件夹、桃木戒尺混在一起。
有一样东西大大帮助我重新塑造了这位尼亚加拉边疆上的不屈不挠的战士--一个真诚、朴实与强有力的人物。那就是我回忆起他讲过的一句刻骨铭心的话："长官，让我来干！"这话是在一场战斗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关头说的，道出了新英格兰人英勇无畏，不怕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如果在我们国家英勇行为也授予纹章的荣誉的话，那么这句话是可以作为刻在将军盾牌上最佳和最合适的格言了。这句话看起来很容易说，但是只有他，在面临这样一个危险而光荣的任务时，说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