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罗伯特！”
我惊醒。有片刻工夫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我的思想神游得那么远。噢，是的，当然。杜塞尔多夫。卡琳。我妻子现在绕过桌子来，挤到我的膝上。描述我在香港的经历花了这么长时间，我对它的回忆却一定是匆匆忙忙，也许在一两秒钟之内就回忆了一切。
卡琳无论如何什么也没觉察。她双手抱住我的头，吻我的脸，抚摩我的头发，抽泣起来。
“对不起。我太对不起了。为我说过的一切。你是个好人，你爱我，这我知道，尽管有那一切，是的，是的，你很爱我……”她的晨服现在滑得敞开了，我看到她的雪白的肌肤和那丰满的乳房。她疯吻我，在我的胸部揉搓。我垂臂坐在那里，我的膝盖开始微微哆嗦，因为卡琳让我感觉到非常重，虽然她只有六十一公斤。“你有病”，她接着说，越说越快，“你肯定有病。你无论如何得去看大夫。你向我保证？你得保证，罗伯特，求你！”
“好。”我说。
“今天就去！”
“今天就去。”我说。我今天跟我们公司的顾问大夫约好了。每年一次的例行检查。如果真查出我有病了，怎么办呢？当然不是有生命危险的病，但还是有病。也许病得我不能再从事我的职业了。或者得休息一至两年。那怎么办？尽管我对一切都无所谓，尽管我生活得没有一点欢乐，为了生活我还是需要钱。如果我不工作，钱从何而来呢？就算摆脱了一切，尤其是摆脱了自己的生活，总得吃饭，付房租，交税。
卡琳没察觉我心里在想什么。她还从来没有觉察过。她还在讲，像连珠炮似的。
“好。谢谢。罗伯特。请你原谅我所讲的一切。我不是那个意思。但你得理解我。要……要是就这样生活，我还太年轻。我永远不会欺骗你，不，这我做不到！这我绝对做不到。虽然有一大群家伙追求我，是的，这你可以相信我。可我怎么能跟这些家伙建立关系呢？哪怕你离开这么久，我仍然爱你。哎呀，罗伯特，罗伯特，我太爱你了！只爱你一个。我将始终只爱你一个人！你相信我吗？”
“相信。”我说。我膝盖上的她越来越重了。
“那你原谅我讲过的一切吗？我完全是说过就算了。你原谅我，好吗？”
“好的。”我说。我的左脚又疼起来了。这是那种痉挛的、持续的疼痛，我对它是那么熟悉，但它有可能更厉害，厉害得多。这种可能总是有的。
“我一直想做你的贤妻，这你得承认，罗伯特！难道不是这样吗？”
“是的，”我说，“当然是这样。”
“我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料理你的脏衣服、你的西服、你的所有电话和需求，当你不在时……”“这不对。她弄丢我的东西，她不接听电话，多年来我的衣服就是我自己管。她只关心她自己的。可为什么要反驳？干吗？这能有什么意义？我关心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去顾问大夫那儿做检查。撒谎。如果必要，我会干脆撒谎，不错，疼痛吗？发作吗？这辈子从没有过！您怎么想得起来的，大夫？”
“我不乱花钱。我不耍花招。我对你忠实，在每个讲你坏话的人面前保护你。有些人是这样的，你相信我吗？”
“是的。”我说。
“我不让人家对你有任何伤害。”卡琳讲得很快，同时她的双手在我的头发里抚摸，“你是最好最可爱的男人，但你的职业累坏了你，这个该诅咒的公司会送你进坟墓。我知道，你之所以这样，只因为你确实有病。但什么病都有药医，等你今天看过了大夫，咱们就会知道你怎么了，那就可以治疗你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他们得让你休一个长假，到时候咱们去东海边，你从前总想跟我去那里。咱们去那完全属于咱们的地方，你在那里休养，咱们散步。等你休养好了，真正休养好了，然后……然后咱们又睡到一张床上，是不是？”
“是的。”我说。
“一切又会重归于好！”她喊道，“一切！你还记得从前的情形吗？我们曾经多么疯狂？疯透了。但是我……我绝对不会逼你。你会自己再来找我，因为你一直还是爱我的，只是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别光讲‘是的’。”她恳求地说，“你说，这只是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太糟，你仍然爱着我，请你说吧！”
“我还一直爱着你，只是我的身体状况太糟。”我说。脚里的痉挛果然越来越厉害了，一种针扎似的、令人害怕的疼痛，感到好像这脚不再属我所有。它麻痹了、死了，像铅一样沉重。偏偏是在今天，在我必须去见我们公司的顾问大夫的日子。我越过卡琳的脸望向桌子，发觉我的香烟从烟灰缸里掉落了，在台布上烧出了一个洞。
“你再说一遍你爱我，罗伯特，说我是个蠢女人！”
“你是个蠢女人，我爱你。”我说。她拥抱我，让她的身体压着我的身体，她的头现在偎在我的脸颊上，下巴放在我的肩上。我从她的身旁望向窗户。窗外雨潇潇，风猎猎。
这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是个星期五，八点左右，在杜塞尔多夫公园街213号楼的三楼，在我们的房子里的早餐桌旁。这一天天色不会亮堂起来，杜塞尔多夫还很凉，对这个季节来说太凉了。我胸口和脚上的疼痛突然消逝了。在大夫那儿一切都会正常，我想。啊，是这样的，说到卡琳跟我演的这出戏——您知道，我对这种事已经习以为常了。我根本不是在认真听。我熟悉开始的这种盛怒，熟悉这些痛骂和诅咒，熟悉这最后的请求，以及那虚假的和好，我的假许诺，一切。这对于我已变得那么无所谓。杜塞尔多夫已经连下三天雨了。
5
所有这些我对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当然都只字未提。当他问“卡琳怎么了”时，我只是耸耸肩，说：“没什么大不了的。总是老一套。”
“见鬼。”古斯塔夫说，他现在又在试另一套路了，那慈父般的套路，“这女人会搞死你的，罗伯特。”
“啊哈。”我说。
“别打哈哈！我一直就对你讲过！咱们相识多久了？十九年。十九年，伙计！我是你结婚的证人，你还记得吗？那是在十年前，在十一月的那个鬼日子。我在结婚登记处站在你身后，那里的那家伙问您愿意吗，等等。我说，那么大声，大家都能听到，但是我不在乎，我说：‘说不愿意，罗伯特，见他妈的鬼，说不愿意！’我说过这话没有？”
“你说过。”
“是不是因此闹出了一场大丑闻？”
“你住口吧。是的，是闹出了那场丑闻，你讲的一点没错。”
“可你没讲‘不’，你说了‘是’。那时我就看透了你妻子。她漂亮。善做家务。不大谦虚。不理解你，从来不理解你。恨你的职业，一直就恨。罗曼蒂克的想象。小市民。伙计，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糟蹋他的生命？你当时贪图美色，这是唯一的解释。”
“倒也是。”我说，心想，我附和他，不让他扫兴，任务当然得接受。我毕竟又要离开卡琳了，这总算是回事。您看，在我这种状态，对什么都感激。“我实在是快为她发疯了。”
“可你有一次醉酒后对我讲过，她总是可怕地装腔作势，当你在床上想跟她来某种比较精致的方式时。”
“这令我更加淫荡！最后，她每一次都是狂野不羁，热情似火。这你不理解吗？”
“那就干、干、干！”古斯塔夫说，“你比她年长十岁。你应该知道，你不能永远满足她。跟谁都不会。我为什么从没结婚，嘿？当我需要时，我就去找，然后就了结，一笔了结！”
“对，这是你。”我说。
“什么，是我？你听着，罗伯特，你还不算老。还不算晚。你得改变你的生活。你得离开卡琳，多年来我就对你这么讲。她今天早晨当然又大吵大闹了。你别摇头，她吵了，我知道。我从你脸上看得出来，我比你更了解你！”
是吗，你是这样吗？我想。
“好吧，”我说，“我们又吵了。大吵了一场。”我站起来，笑了笑，“只是最初的震惊，你理解吗，古斯塔夫？你如果派我去南方的戛纳，你就是帮了我一个忙，一个天大的忙！我又离开这里了。每次离开，我总是开心。”
他似信非信地望着我。
“可这总不是办法。”他说，喷出爆玉米花，“好，你接受这个案子，这让我很高兴。我真的高兴。但你终有一天得回来。到时候又会怎么样？到时候一切又会重演。”
“不。”我说。本来也同样可以讲“是”。
“你终于要采取行动了？你要跟卡琳分手？”
“是的，”我说，“我要跟卡琳分手。”我绝不这么做，我想。人生都各有突变，有人早，有人晚，有人死于它，有人继续活下去。如果完成了这一突变，就能继续活下去。几百万人都这样生活着，肯定，几百万人。很有可能是大多数人。放弃一切希望，再也不知道希望是什么。根本不想知道。就这样心满意足。只要我现在前往戛纳，大夫不敲响警钟，我就十分满足。离开一个早就不成其为家的家，离开早就不成其为妻子的妻子。换个样子当然成，可这样也行。会这样继续下去的，我了解我。我得干我的工作，这才重要。我得保住我的位置。我得挣钱。
当古斯塔夫匆匆把案卷、纸张、机票和电报密码推给我时，当他不停地劝说我，向我提建议时，我这么想着。我根本不在听。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十九年来我就是这么做的。
6
环球保险公司的顾问医生名叫威廉?贝茨大夫，他的诊所开在格拉芬贝格大街上的一幢新楼里。贝茨大夫是个最多四十岁的潇洒君子。他的雪白、浓密的硬发真显得迷人。他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刚休假回来，状况好得很，是三家大公司和许多有钱的私人患者的顾问大夫。
检查结束了。在一间布置得非常有个性的诊疗室里，我坐在粗重的黑色乌檀木办公桌旁，坐在贝茨对面。这间房里有大量非洲的雕像和面具。面具挂在雪白的墙上，雕像是用黑色的乌檀木雕成的，在黑色家具上摆得到处都是。一根阴茎被第二根比下去了，它可以说就是阴茎本身，只带有睾丸，放在办公桌上。威廉?贝茨大夫搓着那根乌檀木阴茎。这似乎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时的一种习惯。他那里有两张心电图：一张是今天新拍的，另一张是一年前的。他久久地注视着它们。我不安起来。第十五次屈膝时我已透不过气来，但我做成了，事实上我感到相当舒适。时近十二点，雨水正在抽打大玻璃。天气越来越讨厌。我从我的办公室里给卡琳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得去戛纳，让她替我
他问：“您疼得很厉害吗？”
“疼？很厉害？我？”我扬起眉毛。这么说是有问题。这么说我得演戏，而且要演彻底。
“根本没有。为什么？有什么不正常吗？”
“血液、糖、胆固醇和别的一切，我还讲不出什么来。我还需要化验结果。但您的心电图我不喜欢。不，我一点也不喜欢。”
他用力搓着那根阴茎模型。
“为什么呢？我上一次的心电图……”
“您上一次的心电图完全正常。”
“那好！”
“它是一年前的了。”贝茨站起身，开始在他的房间里来回踱步。生育神对面立着一尊生殖女神，球形的肚子和垂吊的乳房。贝茨大夫走在他的宝贝之间，像是在进行障碍划艇。“您听我说，卢卡斯先生，您四十八岁，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危险的年龄。”
你以为是在对谁讲呢？我想。
“您吸烟很凶，是吧？”
“相当凶。”
“多少？每天四十支香烟？五十支？”
“或许已经六十支了。”
“戒掉它吧。”他在我面前停下来，直视着我说，身上散发出薄荷和某种昂贵香水的气味。“立马戒掉。您别再吸烟了。香烟或者别的什么都别再抽了。这样做不容易，但我要求您这样。否则……”
他明显地犹疑着。
“否则怎么样，大夫先生？”
“否则一年之后您就得申请提早退休。如果您运气好，还能活过这一年的话。”
我跳起来，跟他撞到了一起。
“怎么回事？心电图真的这么糟糕，让您……”
“您请坐下。您的心电图是糟糕，不是灾难性的糟，但是跟一九七一年的相比非常糟。”他开始向我提问，我不得不全以“是”来回答。他是位好大夫。环球保险公司不找笨蛋。
“您常发作吗？”
“发作？”
“我指的是心脏病发作。那真正的疼痛的发作，伴有盗汗、气短和恐惧感，非常强烈的恐惧感。”现在又轮到办公桌上的那根阴茎了。
“那么这就是……不，大夫，就像我坐在这里一样真实！从来没有过！”
“真没有？”
“我为什么要骗您？”
“这个问题问得好。”他说。
“您听我说，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合同。如果我退休，我将得到我的薪水的五分之四，我有一份非常高的薪水。我为什么要撒谎呢？”但愿他不去打听，我想。我刚刚是在撒谎。如果我退休，我只能得到我的工资的三分之一。我得不让他警告环球保险公司。
“那好吧，那么，您也没有发作过心绞痛？”
“叫什么？”
“心绞痛。供血严重不足引起的发作。如果您继续抽下去，您就会有这种发作，这我保证。我可以告诉您，那很不好受。”
“我不吸烟了。我将竭尽全力，大夫。”
“您到底还能不能好好地走路？”
“这话我不明白。”
“脚怎么样？它们疼吗？”
“不。”
“走快也不疼吗？”
“从不，不！”
“特别是左脚？”一根手指不停地敲着阴茎模型。
“一点也不，大夫。”我笑。我永远不会笑不出来。
“左腿抽痛。”他坚持说。现在，手指在真正地敲打了。
“没有啊！”
“好像左脚沉重的感觉，甚至像铅一样沉重。”
“要是有，我早就对您讲了，大夫！”
“是啊，您会讲吗？”他盯视我良久，然后走近窗户，望着窗外的雨。“左胸侧抽痛？”他问。
“没有。”
“在左胸侧，放射到左臂和左手？”
“此生从未有过！”
噢，“香港希尔顿”，噢，瀚园，噢，“慷慨的花园”！
“您说说，卢卡斯先生，那种突然间老了的感觉，您也从来没有过？”
我傻笑。
“老？我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健壮！今天下午我飞往戛纳。十四天前我还在香港。老？可笑！”
“这不可笑。”他低声说。我突然发觉，我映在窗玻璃里，室外阴沉沉的。办公桌上点着一盏台灯，它的光线落在我身上。原来贝茨能一清二楚地看见我，虽然他背对着我。“您有过虚脱发作。”这是一个结论。
“从来没有！”
“眩晕发作？”
“从来没有！”
噢，上帝，他祈祷我有全部的症状。
“头痛？”
“此生从未有过。”
“疲劳，精力不济？”
“您去问我的上司！我还从没像去年干得这么多过。”
“是的，正是。”贝茨说，然后他叹息一声，“您对炎热敏感吗？”
“从没敏感过。”
我心里越来越难受。我继续愉快地傻笑，因为他正从窗玻璃里看着我。
“您很难集中精力吗？”
“一点也不。”
他转过身来，像一位滑雪选手那样从雕像旁滑过，穿过宽敞的房间，把墙上的一只面具挪正，又回到办公桌前，坐下去。
“那好，卢卡斯先生。也许您对我讲的是实情……”
“您怎么可以这么说！”
“别。请您别故意激动。”他非常严肃地望着我，“也许您是在撒谎。这我不知道。我无法看进您的大脑。我只能看这张心电图。您飞往戛纳？”
“我必须去戛纳。”
“没有人必须。”
“事情非常急。”
“如果您死了，就什么也不急了。”
“大夫，真的，请您别这么讲！我感觉自己十分健康！我感觉自己前所未有的精力旺盛，前所未有的年轻，前所未有的休息充分。”全是谎话。我究竟为什么撒谎？我为什么不放弃，说出事实？因为那样他们就会取消我的工作，很可能让我退休。到时候我就得靠少得多的钱维持生活。在卡琳身旁，一直呆在卡琳身旁。
“那好吧，”贝茨大夫这时说，“咱们没有进展。您飞往戛纳。请您真正戒掉吸烟，要不然您有生命危险。所有这些据您称还从来没有过的症状，您都会有，我向您保证。您若有过它们，反倒会更好。”
“为什么？”
“那么您就会生活得更理智些，肯定会戒掉烟。不过随您便吧。在南方的戛纳那里，毕竟气候有变化，工作辛劳，如果在南方的戛纳出现了这些症状或者发作了，请您立即回来。”
“这我向您保证。”我说，心想，我会坏事的。
“您没必要向我保证。我有义务将我的检查结果向公司汇报。他们到时候是不是还继续让您去戛纳，这我不知道。”这很严重。“不管怎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事关高级管理人员和很难有人取代的高层雇员时公司才听从我的建议。”这听起来已经好些了，“您不是高级管理人员。必要时有人可以代替您，是不是？”这听起来很好。
“是的，”我说，“必要时肯定会。必要时每个人都会有人顶替。”
现在我得问点事：“心电图显示的到底是什么啊，大夫？您以为我的脚和心脏会有什么毛病呢？”
“我已经对您讲过了，血流障碍。如果您有这种病的话，就叫做间歇性跛足。”
他也有他的按摩阴茎的嗜好啊，我想。他是不是阳痿呢？
“没有什么对付办法吗？”
“有。别吸烟。服药。”
“哪一种？”
“既然照您说还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症状，我就给您预防性地开一些。”他开处方，撕下那张纸，盖上章，从办公桌上递过来。他给我开的是硝酸甘油。硝酸甘油，一年来每当胸口和胳膊疼发作时我就服这种药。真滑稽。这他妈的太滑稽了。“如果发作，请您服一至两粒药丸。咬碎。另外，我再给您开上另一种药。正如所说，我不知道您讲的是否实情。”
“您听着，大夫，您不能一直硬说我是在向您撒谎……”
他陡然站起身。
“请您现在原谅我。十二点我有个非常重要的约会。一路顺风。”
他伸给我的手是冷漠的、干巴巴的，没一点力气。另一只手按摩着那只硕大的阴茎模型。真是个怪人。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创造出一个人类的世界。
7
“可它总不可能又涨价了！这已是它今年第三次涨价了。一开始一瓶才五点九马克，现在它要七点七五马克。怎么会有这种事，娜妮塔小姐？”驼背老妪身穿灰大衣，灰脸灰发，双手上布满色斑，穿着磨损了的龟裂的鞋。她的头颤抖不停。她不时地咳嗽。那是一种相当恶心的咳嗽。我走进去时，药店里只有老妪这一名顾客，她的对面站着一位年轻貌美的姑娘，身穿白大褂。这是我常去的那家药店，就在我的住处附近。我看到老妪和姑娘之间的玻璃柜台上有一只盒子。老妪不注意我。她手里拿着一把伞，伞合着，雨水从雨伞滴落到地面的砖上。
“很对不起，普拉沃斯夫人。”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说，“我确实很为您难过。就像样样都在涨价一样，所有的药品也将涨价。”
“可我少不了这止咳糖浆，这您是知道的，娜妮塔小姐！您认识我好多年了。这种止咳糖浆医疗保险公司不付钱。因为它太贵了，我的医生不能为我开。因此，我得自掏腰包买它，既然它是唯一有效的药！”那位老妪直到这时才注意到了我。“对不起，先生……”她骇人地咳嗽。
“不要紧。”我说，冲着她和那个叫娜妮塔的姑娘微微一笑。娜妮塔也冲我微微一笑。我们相互认识好久了。那老妪非常辛酸地说：“假如只是止咳糖浆还好！可一切都在不停地涨价。干脆就是什么都在涨。牛奶、黄油、面包、肉、邮票以及垃圾清理，随你点什么。哎呀，老天，对了，还有‘路易森赫’。”
“谁？”我问。
“那——我耽搁您了，先生。”
“哪里。”我说，心里想，要是勃兰登伯格拿到了贝茨博士的检查结果，他说不定会招我回头，“什么是‘路易森赫’？”
那老妪讲的时间越长，就越急促，脸抽搐着，生活的痛苦攫住了她。
“‘路易森赫’，这是一家养老院，一家私人养老院。很漂亮，非常安静，在一个公园里。我一直想去那里。多年来这就是我的梦想。在那儿有个房间，哎呀！”
“是啊，怎么样了？”我说。如果他们把我赶出来，我得跟卡琳生活，病恹恹的，那我会成个什么样子？我受得了吗？我想。
“彻底破灭了，”普拉沃斯夫人说，“那是一种邪恶，是人类的一种可怕之极的邪恶。您瞧，我丈夫，愿上帝保佑他，他从前在邮局工作。我退休了。我的奥托，他死去两年了。他省吃俭用，我把他的钱继承下来了——那是一万零六百马克。我把它们存起来了，不是吗？因为我想，不然我就会把它们花光……我的钱足够用，好让我能在‘路易森赫’买间房。”
“普拉沃斯夫人，”娜妮塔说，“您不可以老因为这事激动。”
“我不得不老因为这事激动！”老妪叫道，“是这位先生问我的！或者是您没兴趣听下去？”
“当然有兴趣。”我说，给娜妮塔一个手势，说明我不急。这位老妪已经在接着往下讲了：“您看看，我本想买下一个房间，好让我能拥有到最后一刻。我想靠我的退休金来支付护理费和其它费用。我甚至每个月都从我的退休金里存一点到存折上，好让存折上的钱更多。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们给我的钱只有百分之三点五的利息。百分之三点五！贷款时他们要百分之八还多！人类怎么会这么邪恶？怎么会有这种事？他们给我们小人物百分之三点五，却索要百分之八，变得越来越富，给自己修建他们的大理石宫殿。”
“正是这样，可惜。”我说，略微思考了一下勃兰登伯格的暗示。我问自己，环球保险公司现在是不是欠下了大笔英镑债，好在贬值后获取暴利。“谁急需钱，他就得付百分之八。”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可即使那样，他也只能在有担保时才能贷到款。我没有担保。七年前，当时我差一点就成了。”她深深地叹息一声，用手抹抹眼睛。
“什么成了？”我问。
“在‘路易森赫’买下房间。当时他们一个房间要一点二万马克。这我紧巴巴地还是能凑齐。可当时没房间，他们让我等。等一年。一年之后他们就已经要一点四万了！而我仍然只拿到我的百分之三点五！由于物价上涨，我从我的退休金里能省下存起来的也越来越少了。这样一年比一年严重。您知道，他们今天一个房间要多少吗？一点八万马克！明年也许就是两万马克，谁知道呢？我永远也得不到它。不，我永远也得不到我的房间了。可大理石宫殿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您可以去一家社会福利院，”我说，“工人福利部门的或内政部门的。我相信，到时候社会局会帮助您。”
“可我不想到那里去！我对您讲过，我的丈夫是在邮局工作的！我们曾经有过十分漂亮的房子。我也想要一个漂亮房间。这要求太过分吗，先生？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它？为什么‘路易森赫’越来越贵？为什么我只得到百分之三点五？是谁让一切这样的？”
“这很难解释清。”我说，心想，如果普拉沃斯夫人的存折上存有几十万马克的话，她肯定就会得到她的百分之六或七。“如今全世界都是这样的。哪儿的银行都这么做，到处都是越来越贵。”
“是的，”普拉沃斯夫人说，“那位住在我隔壁的大学生也这么讲。您知道，他还说什么吗？”
“什么？”我问。
“他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现在，他们解除了他的租约。”
“为什么？”那位叫娜妮塔的姑娘问。
“因为他讲这种事，”普拉沃斯夫人说，“这种事再加上其它的事。那些把房间租给他的人说他是个共产党。他博览群书，然后给人们讲书里写了什么。比如说关于不幸。”
“他对不幸怎么讲？”我问。在看过贝茨大夫并跟他谈过话之后，我非常疲乏，只希望我的飞机能在两个半小时之后起飞，再次离开这个城市，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随便什么我能独自一个人生活的地方。很长时间以来我总是喜欢独处。即使病倒了，我也说什么都不想让卡琳呆在身边，当我必须死时，就更不想了。
“他说：不幸来得不似雨，而是那些从中谋利者一手造成的。”老妪讲述道。
“布莱希特，”娜妮塔姑娘说，“这是布莱希特写的。”
“对，不错。那人就叫这个，那个大学生也提到过这个名字。这位布莱希特——他是个共产党吗？”
“他死了。”娜妮塔说。
“他是个共产党吗？”
“是的。”娜妮塔说。
“那以后我就不再跟那个大学生讲话了。”那老妪伤心地说，像痰堵住了似的咳嗽，“多可爱的小伙子。不是那种长着长头发的，您知道。剪短的头发，总是一身整洁，客客气气，帮我拿东西，打扫房子。冬天他帮我从地下室里取煤。我住在一幢旧建筑里，我们没有中央暖气。去年冬天煤也涨价了。可如果这个大学生讲这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就不能再跟他来往了。已经有人警告过我提防他。我不敢相信他也是个共产党。这下我不得不这样了，因为共产党是我们最大的危险。”
“为什么？”我问。
“他们不承认私有财产。”老妪说，咳得很厉害，“他们说人人平等。他们剥夺所有的财产！给，七点七五马克。”普拉沃斯夫人说。当娜妮塔把装有止咳糖浆瓶的包装放进一只拎袋时，她从一个小钱夹里把一枚枚硬币数放到玻璃板上。“‘路易森赫’是不是还同意谈一谈，少要点，今天下午我就会得到消息了。据说那里现在又有了个空房间，当然是一间相当小的，很小。”
“我祝您成功。”娜妮塔说。
“谢谢。”普拉沃斯夫人说，“他们总是讲，那里有间小一点的，可到头来总是一场空。不，不，我永远不会看到它实现，我的梦想。”
我想：这个怀着想有个小房间的伟大梦想的小女人害怕被剥夺她的财产。英镑明天放开，到时会贬值百分之八。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估计，赫伯特?赫尔曼是自杀。因此我现在飞往戛纳，去查明古斯塔夫对不对。我想：赫伯特?赫尔曼能不能给这位普拉沃斯老妪解释，不幸从何而来，是谁制造了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