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那一个冬季行将结束时，对保尔·苏必斯发出了第一次警报。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抽烟，并且在做一些锻炼。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穿上那种专门为在布洛涅森林练小跑步设计的奇装异服和怪里怪气的鞋，但他恢复了早已荒废的、还是一名法国童子军时代的那种步行锻炼；他参加法国童子军使用了自己选择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化名“棍子女士”，为了这名字他还和童子军教练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终于说服对方，使他相信“棍子女士”在法文中其实就是白景天，又名蝎子草，是一种常见于乡村茅厕近旁的普通草本植物。
他决心练就一副运动员的体魄，正当他沿着坐落在巴黎第十六区弗兰歇·德斯佩雷大街的私邸扶梯向上跑的时候，警报发出了。疼痛是突发性的，说来就来而且来势凶猛。先是从胸骨下面开始，接着蔓延到左肩，并向左臂内部放射，一直向下传到左手的最后两个指头。一瞬间，这一阵疼痛非常剧烈，他甚至觉得自己即刻就会在扶梯上倒毙，而且死得愚蠢透顶，谁叫他放着花了一大笔钱安装的电梯不用？他的私人医生——自然是医学科学院的成员——一下子就确诊是心绞痛。他以严肃的口气说：
“它险些送了你的命，保尔。很明显，这是第一次发作，它的结束和开始一样突然，可是危险过后，你所体验的那种舒服感觉，下一次就不会再有了。今后你要随身常带硝酸甘油片，还必须绝对休息。”
“我可以外出旅行吗？”
“你可以报名参加纽约马拉松长跑，但是距离维拉扎诺桥的返回点还有三分之二就会一命呜呼。看你去哪儿，以及怎么个旅行法。”
苏必斯在床上躺了几天，就腻得直想哭。他经常掀开被单，指望发现也许什么人错放了个女人在那儿。发病以后不久他就打电话通知自己工作班子的成员，还通知了大卫·塞梯尼亚兹，他给纽约的尼克·佩特里迪斯和伦敦的奈西姆也打了电话。
因此，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当他床头的秘密私人电话——只有大卫、尼克和奈西姆知道它的号码——响起来的时侯，他知道一定是他们三人当中的一个打来的。
“是保尔吗？”
他立即听出电话里是谁的声音，这安详、柔和的声音他已经三年没有听到了。
“保尔，”雷伯说，“你的事我刚听说了，请接受我衷心的慰问之意。我听说这只是一次警告，谢天谢地；还听说目前你得到很好的照料。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外出旅行，不过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因此我不想请你去周游世界。既然你在法国，我们就在法国会面。十天以后，希望那时你不要离开。你能来见我吗？”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吩咐。”
“本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将有一架飞机在图絮勒诺勃尔等你。请你一个人来，切勿招摇过市。”
苏必斯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法国人。尽管有点儿大大咧咧，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一句俏皮话而不惜得罪一个老朋友，然而，他毕竟思路敏捷，具有一种把蛛丝马迹迅速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的本领。
他确信自己已经得悉，一件震撼世界的事情即将发生。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在苏黎世接到电话。值得一提的是，他正好坐在那间办公室里——二十年前，差不多也在那一天，他先是在自己歇斯底里的大笑声中告诉布罗克曼：“楼下有个脚蹬平底鞋而没有穿外衣的人，向我们递交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然后硬着头皮到这间办公室里来见阿洛伊斯·克纳普。关于二十年前的那件事，他保留的记忆中央杂着些许缠绵悱恻的情思。但是，对于他来说，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这一点绝对没有疑问。虽然他工作一直很勤恳，但他个人在银行里的地位扶摇直上却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及至需要指定—个人接克纳普的班时，命令好象从天而降，他中选了。
当他的绝密专用电话线一闪一闪地亮起信号小灯时，有三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其中奥特马尔·布罗克曼是他的老对手，如今是他的下属。特普弗勒等到别人都出去以后才拿起听筒，简短地说：“我现在听着。刚才这里有人。”
他听着。
他决定坐汽车去，他越来越害怕乘飞机，而火车在保密这一点上又不够安全。
四月十一日，大卫·塞梯尼亚兹离开办公室去吃晚饭，打算饭后赶紧回来继续工作，可能要干到深更半夜。骇人听闻的黄金行动即将告终，但是那些暴利必须比较精确地估算出来，按比例分配给需要现款的大约六百家公司。
命令几乎在七个月前就下达了。它和上一次关于公开出售雅瓦食品总公司及其子公司股份的命令在各方面都很相似。雷伯通过无线电话对塞梯尼亚兹说：“大卫，我知道你又一次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我不是无故拖延。请你办妥一切手续，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初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和上次的办法一样，把全部金矿公司重新组成一个控股公司，并作好公开售股的准备。”
塞梯尼亚兹好几次盼望雷伯把他在洛矶山区的金矿股票兑现或公开销售，或干脆授权奈西姆抛售这个黎巴嫩人代王掌握的巨额黄金储备。例如在一九六九年九月，黄金价格从每盎司三十五美元跳到四十一美元的时侯，他向雷伯请示，雷伯说不卖。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伦敦市场上黄金价格上升到每盎司一百九十七美元五十美分这样惊人的数字时，雷伯还是说不。“不，大卫，我们要等待。”等得有道理，因为，四年以后的一九七八年十月，黄金价格上涨到二百五十四美无。“我们不卖，大卫。”“我们需要现金。”“我们不卖。”黄金价格继续飞涨，一九七九年八月是三百十七美元七十五美分；同年十月二日是四百三十七美元；十二月二十七日达到五百零八美元七十五美分！
那时，为合并起来的控股公司作好一切准备已经有两个月了。“雷伯，我们随时待命。”“我们不卖，大卫。”“难道你就不管我面临的一大堆问题，雷伯？”“对不起，大卫。你还得再等一个短时期。但不会太久了……”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八日……无线电话传来命令：“大卫！时候到了。行动吧！”
塞梯尼亚兹需要证实一下自己没有听错，因为他所接到的命令使他大为惊异。这将是王第一次变卖他的部分财产。
“雷伯，是不是我得把所有的股票都抛出去？绝对没有搞错？你什么也不想保留？”“全部卖掉，大卫。你没有误解我的意思。我们要把所有的黄金都卖掉，不管是在什么地方的。通知奈西姆、老韩、保尔、塔多伊兹、旧金山的朱巴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梅。请务必在一小时之内通知到。”
塞梯尼亚兹事后回忆道：“在我为他工作的三十年里，这是他第一次完全放弃他所创建的一家公司，一点点股权都不保留。本来单是这一点就应该引起我的注意，但那时我正陷入严重的问题堆里……”
塞梯尼亚兹那里乱麻似的一大堆财政问题在一月二十一日奇迹般地得到了解决，那一天，每盎司黄金的价格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创纪录水平：八百五十美元。
这次行动净赚四十三亿四千五百万美元。这样王的财富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底到达了项鲜．如果把投入亚马逊尼亚的资金也算在内（那时这些投资已开始赢利，而利润又到别处再投资），塞梯尼亚兹估计总数达到一百七十三亿五千万美元。
走出办公室，他在走廊里停了一会儿，与—个助手交谈几句。然后，他刚走了三步。
“塞梯尼亚兹。”
有人碰了碰他的手臂。他认出是迪耶戈·哈斯。
“他要跟你谈活，”迪耶戈说。“现在。”
两人四目对视。迪耶戈现出笑容。
“是命令，塞梯尼亚兹。”
外面一辆违章停靠的汽车等在那里。迪耶戈用西班牙语冲旁边一个警察不知喊了些什么话，那警察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哈斯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开走，脸上带笑，但是目光冷峻。
“他在哪儿？”
“我带你去。”
迪耶戈驱车前往曼哈顿岛南区，最后到华盛顿广场在望的地方停下。“你下车吧。”他对塞梯尼亚兹说，一双黄眼珠子照例含着嘲讽的意味。
“他在哪儿？”
这个阿根廷人只是点点头，伸出一个指头朝一座拱门那儿指了一下，然后把车开走，迅速消失在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之中。
塞梯尼亚兹沿着一条小路走去，很快就发现雷伯坐在一张长椅上吃三明治，一边还分一点儿给几只好奇的黑松鼠。他穿着紧士裤和一件粗棉布衬衫，上衣和一只布袋放在身旁；头发比他以往任何一次到纽约来都留得长，但还没有披到肩上。塞梯尼亚兹看到他的侧后影，突然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
“他给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塞梯尼亚兹后来说。“他注视着前面几米处的地面，两眼充满迷茫的神情……我讲不清楚自己当时是怎样一种感觉……”
塞梯尼亚兹再走近一些，然后站住。过了好几秒钟，雷伯才意识到他站在那儿，便笑道：
“我不想到五十八街去，原谅我，那是有原因的，心血来潮。是不是有人在什么地方等你？”
“我现在到家里去吃晚饭。”
“吃完饭再回去加班？”
“是的。”
雷伯把布袋和上衣挪了挪，塞梯尼亚兹坐下来。那些松鼠在客人刚到来时曾四下逃散，现在又都回来了。雷伯把手里剩下的一些面包全扔给它们。他非常温和地说：“大卫，三年多以前你曾向我提出辞呈。”
“我没有撤回辞呈，”塞梯尼亚兹说，但话一出口，他立刻后悔了，认识到这显然是不得体的。
雷伯摇摇头。
“问题不在于比，至少我要说的不是那种辞职。大卫。情况将发生变化发生……惊人的变化。三十年来你所做的一切，都要受到它的影响。我还没有对别人谈过这件事，你是第一个。我必须这样做。”
塞梯尼亚兹的脉搏骤然加快。
“甚至对乔治·塔拉斯也没有谈过？”
他问了这句话以后，又感觉到自己失言了，没有说到点子上。
“乔治晓得要发生什么事情，我需要他参与其事。我不能采取任何别的做法。大卫，你我之间有些隔阂，我希望看见这些隔阂得到消除。最近一个时期，我有件事很难决断，但必须作出决定；所以我把许多许多事情都撂给你，实在太多了。原谅我。”
一阵难以言传的情感冲动向塞梯尼亚兹袭来。他看着这张瘦削的面孔，内心差不多已经向自己承认：尽管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想不到他对这个人依然一往情深。
“现在你已经作出了这个困难的决定？”
“是的，一切都已就绪。我要跟你谈的正是这件事，大卫。”
接着他告诉塞梯尼亚兹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怎样发生，特别谈了他为什么觉得必须做这样一件事。他的语调和平时一样缓慢而沉着，从不提高嗓门强调任何一句话，说的是他惯用的那种英语，字斟句酌甚至近乎咬文嚼字。
在一阵象是要永远持续下去的静默之后，塞梯尼亚兹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这是自杀。”
“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你。”
“你这是要毁掉我们三十年来惨淡经营的一切。”塞梯尼亚兹沮丧的说。
“问题在于你。我要求于你的已经太多了，我不能再让你陷入尴尬的境地，不能让你由于我的过失而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你可以暂时告退，出去旅行，息影一个时期，等事态平静下来。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做。五月五日以后，你势必身陷重围，遭到疲劳轰炸，成为众矢之的，还得照单全收由此会产生一切不愉快。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不愉快，大卫。你保护我的时间太长了，为此，你的同胞们饶不了你。”
塞梯尼亚兹闭上眼睛，说：“你要我离开这艘行将沉没的船。”
“也可以这么说。”
雷伯又开始向塞梯尼亚兹面授机宜，举出可以采取哪些办法尽量缩小目标，避开火力。
塞梯尼亚兹似听非听。他觉得好象被人打昏了似的。突然他拿定主意，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已经作出抉择，接着，他平生就这么一回满怀自信地说：“我要去法国，雷伯。”
雷伯对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你不是一个轻率作出决定的人。”
“不错。”
沉默。然后，雷伯不紧不慢地摇摇头，说：
“难道疯狂也会传染？”
他的眼睛在笑。塞梯尼亚兹全然摒弃了矜持，也笑道，
“按照塔拉斯的说法，只有疯狂才合乎情、顺乎理。”
他们于二十日前往法国，飞机直接在马赛的马里尼安降落。原属苏珊·塞梯尼亚兹所有的那座乡间宅院占地六公顷，距离埃克斯昂普罗旺斯二十公里。那里还有一条小河，河里的鱼很多。
“我不知道是你在我祖母去世的时候把它买了下来。其实我还责备过自己不该把它卖掉。”
“不是以我的名义，而是以你小女儿苏珊的名义买的。”
塞梯尼亚兹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突然记起早在三十多午前祖母写给他的一封信：“我遇到了最令人困惑、最不可思议、而智慧又最出众的一个小伙子……如果你能……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做点儿什么……”
“我祖母很有眼力，比我不知高明多少倍。她非常喜欢你，尽管她几乎不认识你。她经常向我问起你……”
他们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路旁的法国梧桐都是二百年上下的参天古木。往往有这样的事：你天天从再明显不过的现象前面走过却视而不见，后来突然意识到了。现在塞梯尼亚兹正是这样突然意识到，雷伯·克立姆罗德历来忍受着不堪想象的孤寂。就拿这个花园来说，它和塞梯尼亚兹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回忆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他如此圆满、如此宁谧的整个一生的写照，对比之下，顿时觉得一种强烈的感情揪住了他，几乎要把他撕裂。
“雷伯，如果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
“你已经做了这么许多。”
“我还想多做一些。如果你愿意，我将继续掌管你的事务，能管多久就管多久，即使有些困难，又算得了啥！”
他想再说些什么，说些别的，比如，建议雷伯分享他家的安乐气氛（克立姆罗德从未进入他们的家庭圈子）；或者建议雷伯接受他的友情（现在他认识到，自己在友情问题上过去即便不是一毛不拔，也跟挤牙膏差不多）。“在他心目中，我始终只不过是—个会计师，这是我的过错。”塞梯尼亚兹事后这样反省。“其实这仅仅是一举手之劳，只要在关键时刻说一句话……最使我痛悔的是：我从来不敢越礼仪的雷池一步。我对他始终存有愚蠢的戒心，都怪我少见短视，死要面子，出于井底之蛙的本能拒不承认天地之大，也可能还有一种可笑的恐惧心，生怕被他的个性压垮。我妒忌那个爱他而绝不瞻前顾后的乔治·塔拉斯，他见到雷伯的机会比我少得多，他对雷伯的了解却比我深刻得多。”
二十日晚上他们到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城里去吃饭，饭店在一个大广场附近，那儿有一座颇为壮观的喷泉。四月的夜晚已有几分初夏的味道。就在那天晚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叙述了一九四五年潜回维也纳老家的经过情形。那时侯，家中已经被洗劫一空，只剩一辆轮椅给遗忘在小电梯里，掩盖那座电梯的嵌板还是从蒂罗尔或波希米亚某教堂的神龛里弄来的。
……第二天，全体王臣响应雷伯的召唤，一个个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不胜诧异地发现和自己一样的人为数如此众多，同时大为震惊地意识到，三十年来第一次风云际会的他们这些人，象征着何等赫赫炎炎的权威。
到会的有韩某和奈西姆·沙哈则、保尔·苏必斯、若热·索克拉特斯、埃塞尔·考特、内尔松·科埃略、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尼克和托尼·佩特里迪斯、朱巴尔·温、弗朗西斯科·桑塔纳、菲利普·范登伯格、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海梅·罗查斯、亨利·钱斯、罗杰·邓恩、金·福伊西；他们当中最不重要的人物为王掌管着的财产至少也有一亿美元。雷伯·克立姆罗德向他们全体宣布了他将要做的事情。他明确地指出，涉及他们本人利益的一切，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除非有谁决定终止与他的合作并立即退出，否则，他们可以继续掌管各自的领域。
只有一点和过去不同：从今以后，外界将知道他们是在为他办事。
王告诉他们，他将公开自己的面目，让世人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神话一般的财产数字。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夸耀自己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解释清楚，他是如何在亚马逊尼亚腹地建立这个王国的；现在他要宣布它为一个国家，并且要求通常被当作各国大联合、然而名实如此不符的那个组织承认它的存在。
王告诉他们，在他宣布这个新的国家正式诞生的时侯，他的呼声会不会有人倾听，会不会得到响应，对此他绝不存丝毫幻想。然而，他将抱着对所谓的法律和惯例最彻底的藐视态度宣布这一事实。他这个行动本身，恰恰是对法律和惯例的责难和否定。他知道得很清楚，干这样的傻事肯定会遭人讥笑，因为他擅敢抛弃法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观念；其实，所有这些无稽之谈带来的后果，首先是为抹煞个人和个人自由的行径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
最后，他微笑着把与会者挨个儿看了一遍，并且指出，他们当个如果有谁还不完全明白他的道理，那就不妨把他将将采取的行动看作是对整个世界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