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六月，突多尔·安盖尔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当时他正驱车行驶在圣莫尼卡的大街上。这位罗马尼亚裔的洛杉矾律师是负责多方面业务的王臣。不过，经手最多的还是有关金矿的事务。
九天之后，即六月二十八日，雪莉·塔拉斯在癌症的折磨下挣扎了十余年后也去世了。
大卫·塞梯尼亚兹从王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什么时候？”
“三小时之前。”
雷伯的声音有点异样，过了一会儿塞梯尼亚兹才明白是什么原因。
“你是在飞机上和我通话吗？”
“是的。两小时前我们离开了里约热内卢。在直接去波士顿。你是不是也到那儿去？”
也许可以说，没有什么比雪莉·塔拉斯的死更使塞梯尼亚兹伤心的了。他认识雪莉·塔拉斯已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象对母亲一般敬爱她。她的去世使大卫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虽然并不感到意外。医生早在四年前就已认为她没有希望了。
出乎意料的倒是这次王本人竟亲自前往。
“那时，”塞梯尼亚兹后来回忆道：“我已经有一年零三个月没见过他。根据雷伯的特别指示，凡是需要他过目的文件我都让玛尔尼·奥克斯转交。在文件中，我几次指出，由于他提取的款项金额越来越大，我正面临着财政上的困难。三天后，文件由杰思罗手下一位匿名信使送还给我，上面标明：‘绝密。面交收件人。’一张附条上写着：‘情况我知道。望尽力而为。’我记得，当时我是这样想象他的：光着身子，额上套着绿色蛇皮头箍，头发披到肩头，在危机四伏的丛林深处，置身于未开化的印第安人之间却得其所哉，天晓得吃着什么东西，一边还能对我实行遥控指挥。比如说，他给我的另外几张附条中写着：‘萨格勒布联合银行，帐号583452LM67，未把那笔十一万二千六百美元的款子转来。为什么？RMK。’。‘我已要求从德黑兰的伊朗启夏瓦兹公司撤回全部资金，但至今尚未完全撤回。此事请照办。RMK。’
“……现在我获悉，他总算露面了，目的仅仅是参加在缅因州一个偏僻的乡村小公墓举行的葬礼，在那里陪伴一位刚刚失去妻子的朋友……”
乔治·塔拉斯当然也记得。
雪莉是上午九点钟左右在医院里去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一种解脱。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半月里，医生天天结她注射吗啡，剂量越来越大，她几乎终日不省人事。如果称一下的话，她临终前那几天的体重恐伯只有三十公斤。这情景勾起了塔拉斯奇怪的联想，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里的那些幽灵。
及至一切告终，他没有失声痛哭，也没有让半点悲哀流露出来。他这人和眼泪无缘。他的想法十分明确，而且早就打定了主意：谁也不通知。一旦通知人家，将会发生什么事，他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从前在哈佛教书的的学生和同事都会匆匆前来，雷莉那些多得数不清的出版界朋友也会赶采。她生前在评论中对一些著名作家时而满腔热情地支持，时而痛痛快快地批评，这些作家也会觉得有必要到缅因州来吊唁一番。
只有一个人，他犹豫着是否要遇知：大卫·塞梯尼亚兹。雪莉把大卫当作他们的儿子—般看待。他在医院里甚至已经拿起听筒准备往纽约挂电话，但又改变了主意，他心情沉重，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把他紧紧包围起来。“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好几个月以前就知道她即将死去，现在她真的死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能自我解嘲。即使是现在，他仍抱着一种嘲讽人生的态度，他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在电话里谈这等事情。“塔拉斯，你会一下子哭起鼻子来，还是别出这种洋相吧。”
也许是受到一种反作用的驱使，他立即着手做那些急需办理的具体事情。他租了一架飞机，并定好一辆柩车在班戈与飞机衔接，办里了把一具尸体从一个州运到另一个州所需的各项手续。下午两点，他到达缅因州，然后又花了两小时为第二天举行安葬仪式做好安排。五点钟，他回到空无一人的家。这座房子兀立在皮诺布斯科特湾与蓝丘湾之间的岬角上，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冷落凄清。煮莱的时候，他有点动摇了。他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漫无目的地走着，有那么二十分钟左右简直难以忍受，浴室药柜里的那些药片老是在他的脑子里打转，怎么也排遣不开。末了，还是这样一种思想占了上风：卡瓦诺太太每周要送三次松饼来，明天正是送松饼的日子，如果发现他撒手西逝，偏偏挑在松饼照例做得最好的星期三（为什么松饼总是星期三最好，原因不明），这位厚道的妇女非晕倒不可。塔拉强烈地意识到，这局面该多么可笑。
他走出家门。
阿道夫和贝尼托这两只愚蠢的鸬鹚，栖息在老地方——一条破烂的小船上。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没有比它们更缺乏幽默感、更可悲的了。它们年年归来，在这里度夏。也许它们已经不是四十年代的阿道夫和贝尼托，不过一定是那两只鸬鹚的直系后代。难道别的鸬鹚的后代会有这么一副蠢相？
“我得承认，”他听到一个缓慢、安详的声音说，“我从来没见过样子这么愚蠢的鸟。”
“我已经答应把这块地方租给它们九十九年，”塔拉斯接茬时似乎并不感到惊讶。“只要达成默契，租期还可以延长。”
他感觉到，除了这个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外还有别人。他转过身去，发现大卫站在几米以外。这时，他再也克制不住，真的哭了起来。
第二天，只有他们三个人参加的安葬仪式结束后说，他想在红房子（注：西方对停尸间的别称）里住一两天。
“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只好称它为红房子了。不过，也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把自己强加于你的不速之客。”
“我警告你，我睡觉要打呼嗜的，”塔拉斯说。
“总响不过我的朋友们养的一只美洲虎。再说，你的胡须也没那么长。”
大卫回纽约去了。雷伯和塔拉斯在房子周围散了很长时间的步。虽然已是六月，气温还相当低，尽管雨点儿还没有洒落下来，不过明摆着只是早晚几分钟的事。只穿一件全棉圆领白汗衫的雷伯不由得直打寒颤。
“冷了吧？”
“这是因为天气要变了，过一会儿就好。”
“会不会是疟疾？”
“我们沙马塔里人从来不生疟疾。”
话虽这么说，他们还是回到屋里，生起了壁炉。他们谈论着蒙田、斯太伦、巴金、内保尔，谈论着绘画和其他。然而，塔拉斯看得很清楚，雷伯虽然谈天说地，无所不及，对他真正关心的事却只字不提。“亚马逊尼亚”这个词似乎从他的记忆中完全抹去了。
三点半光景，卡瓦诺太太开车送来刚出炉的松饼。她为他们煮了茶，还说这么好的天气他们竟呆在屋里不出去，真是发疯了；虽说可能有点儿潮湿（此刻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不过真叫她想起了她的故乡爱尔兰。她主动提出留下来为他们做晚饭，可是雷伯谢绝了，说他自会照料一切的。于是，这位爱尔兰妇女告辞离去。
“照料一切！人家听起来还以为我一百岁了！”
“你七十五岁啦。”
除了窗外透进来的光线，这间猩红色的书房里就只有壁炉中的火光。幽暗的光线使雷伯愈加显得瘦骨嶙峋、容颜憔悴。塔拉斯想道：自从在毛特豪森初次见面以来，他的模样几乎一点未变。他直到死也不会变样。雪尔2生前常说，他是世上最富有魅力而又最少人间烟火味的人，也许，他来自另一个星球。
他大声问道：“她刚刚去世，你怎么已经知道了，又是杰思罗？”
“这无关紧要。除非你当真想谈这事。”
“你说的对，这无关紧要。”
“纶我讲讲你正在写的那本书吧。
“给我讲讲亚马逊尼亚吧。”
“我不是为此而米的。”
“你为什么而来，我很清楚。既然如此，巧得很，我正想……”
“啧啧啧啧。”雷伯含笑打断他的话头。
他放下杯子，站起来，走过去拿起他的布袋，从里面取出三四瓶酒。
“你真的喜欢喝那种中国茶？”
“我起码已经十五年没有碰过伏特加了。”
“我这一辈子大概喝过三回。”
他们向第一瓶酒发起进攻。雷伯的话来了，这回他谈起了他白己，谈他讳莫如深的过去，谈他和绎夫·拉扎鲁斯一起去西西里岛以及铎夫当着他的面枪毙兰根和德格罗特那件事。他还谈到，另一次，他和铎夫一起站在丹吉尔的马拉巴塔灯塔附近，铎夫枪射海鸥，并怂恿他杀人报仇。雷伯肯定没有喝醉，因为那瓶格鲁吉亚伏特加他只喝了一丁点，所以，并不是酒精促使他回首往事。
塔拉斯看得一清二楚：
“他从来不可能大大方方地谈论爱情和友谊；过去接触到这些题目时，他总是非常不好意思，简直连别人也感到窘迫。可是我敢肯定，现在他把自己把往事告诉我，正是为了向我表达他对我的友情。”
“不要把我灌醉。”塔拉斯说，此刻他自己已经灌了大半瓶酒。
“我老家在格鲁吉亚，也就是说，我差不多可以算个俄国人，至少跟苏联沾点儿边。我身上既有美国人的血统，也有高加索人和乌克兰人的血统。尽管你的伏特加是格鲁吉亚货，也不会……”
“酒是奈西姆从第比利斯带回来的。”
“味道好极了。”
“我不想用我的故事来烦扰你。”
“别说傻话了，克立姆罗德君。你知道得很清楚，你的故事对我有多么大的吸引力，我是多么爱听。那个在纽伦堡想弄死三四十万纳粹分子的人叫什么名字？”
“布尼姆·阿涅列维奇。他已经死了。某一天，他终于发现在东方国家再也找不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他去了以色列。他是在六天战争中被打死的。当然，那时他已经改名换姓。”
夜已降临。十点钟的刘候，雷伯说他饿了。塔拉斯站起来才走了几步，使得出结论：他的房子，恐怕包括房子所在的大西洋边这个岩石岬角，全都倾斜了。于是，他决定还是坐在围椅上不动为妙，心想，身边反正有世上最富最富的一名男仆在侍候他。雨已止，风已息，海上几乎毫无动静，必须屏息凝神才能听见类乎狗酣睡时发出的深沉呼吸。
雷伯拿着他做的零陵香熏肉蛋卷从厨房里回来。他们一边吃蛋卷，一边喝着塔拉斯已经开始进攻的第二瓶伏特加。
“还想听故事吗，乔治？”
“如果必要，就编造几个吧。”
“我本来就在编造，乔治。你以为我在干什么？”
接着他讲起了在奥地利与仇人的角逐、从萨尔茨堡到死山相互追踪、拜访西蒙·威森塔尔、铎夫·拉扎鲁斯的死以及遇见那个犹如惊弓之乌、带着四张不同姓名护照的人的经过。“他就是卡尔·阿道夫·艾希曼，你能想到吗？”
塔拉斯睡着了。他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只觉得舌头软绵绵的。屋里悄无人声，他以为雷伯已经走了。他急急忙忙走下楼去。发现雷伯正操着葡萄牙语在打电话。
“我煮了一点咖啡，”雷伯一只手捂住话筒说，“还没有凉，在厨房里。”
他轮番使用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继续一个接一个打电话。
外面，天已放晴，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他们走出去，沿着海边散步。
“我昨天是自己躺到床上，还是你把我拖上床的？”
“可以说两者兼而有之。”
阿道夫和贝尼托栖息在老地方，还是那么一副蠢相。
“雷伯，”塔拉斯蓦地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局外人。”
他的眼睛和那双灰色的眼睛相遇了，塔拉斯又体会到三十一年前在毛特豪森已经领教过的那种畏缩心情。他继续说道：
“找还没有老到那种地步。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或迟或早，或被动或主动，这一仗你总是要打的……只有一点我还拿不准：你究竟是主动出击呢，还是起而迎战。我比较倾向于前一种办法。”
雷伯弯下腰，拾起一块挺大的卵石，扬手投了出去。石头准确地落在两只鸬鹚之间的水面上，它们硬者头皮装出不理不睬的样子。
“你肯定这是两只活鸟吗？”
“当然是的。就跟我一样活着。”
雷伯脱掉鞋，赤脚蹚入水中，一点不在乎弄湿裤子。他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他说。“暂时巴西利亚当局对我不加干涉。加拉加斯和波哥大方面也不管我。”
“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的，你也知道。”
沉默。
雷伯脱下圆领衫，慢腾腾地把身体泡在水里，只露出个头，两眼瞪得大大的，看起来有点象个溺水的人。塔拉斯走到平日最喜爱的一块礁石上坐下。
“不要把我拒之门外，雷伯，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做。”
雷伯不见了，他在水下潜泳，过了仿佛无穷无尽的两分钟才冒出头来。他游回礁石那边，全身脱得精光，把衣服拧干，然后重新穿上身。
“你只到那里去过一次，乔治。”
“那里太热，我受不了。再说，我也不是要你雇我当伐木工。”
又是阗然无声。雷伯系着运动鞋的鞋带，可是他住了手，陷入沉思。
“我刚才对你说过，我还没有做出决定。这是真话。我可以就按现在这样子生活下去。”
“这次你用了多少家公司？”
“一百十一家。”
“它们之间表面上没有任何联系？”
“没有。”
“有朝一日会不会有人跳出来揭露事情的真相，指出你是所有这些公司唯一的老板，这种可能一点都没有？”
“我想没有。”
塔拉斯沉思良久，后来终于说：
“你说得对。你可以象你所说的‘就按现在这样子生活下去’。大不了将来会有人对你那一百十一家公司中的某一家表示不满。不过我想，每家公司反正都有自己的律师班子，他们一个比一个精明。而且我好象记得，你手下的人中有几位还入了阁。其中一个不就是巴西总统的私人顾问吗？”
雷伯露出了微笑，说：“是的。”
“因此，唯一真正的危险，”塔拉斯说，“那就是在巴西、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发生古巴式的革命。看来可能性不大，至少在今后的二十年内不会发生。而且，哪怕天国成了红色的，总还是可以通过商量达成妥协的。你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还那么好吗？”
“是的。”
“牵线的是保尔、奈西姆、那个有艺术品收藏癖的美国人以及另一个乡音很重的法国人？”
“是的，还有别人。”
塔拉斯居然还能笑出声来。
“我的上帝，雷伯，你一个人就顶得上一个多国集团。我在说什么呀，何止是一个多国集团？你本身就是好几个多国集团，说不定你可以买下通用汽车公司，或是埃克森公司。或许把两个一起买下来也难说。我说得对吗？”
“我从来没想过。”
他们又开始散步，肩并肩朝塔拉斯的房子走去。
“雷伯，事情很简单：一切取决于你。如果你继续保持沉默，隐姓埋名，那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不会出什么严重的问题。”
他们走进屋里。
“可是我知道，事情不会长久如此，”塔拉斯说。
“不会？”
“不会。你自己也说地‘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这说明你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想你会干的。依我看，拉开战幕的将是你。你创建了一个国家，而在它的国境以外，几乎无人知晓它的存在。总有一天，你将不再保持沉默。我相信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最近我对这事想得很多，我想你也一样。”
雷伯微微一笑。
“跟我来。”塔拉斯说。
他朝书房走去。书籍、笔记胡乱堆在那里，不把塞梯尼亚兹那样的人吓坏才怪。
“昨天晚上，”塔拉斯说。“在你那么不光彩地把我灌醉之前，你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你要我谈谈我在写的这本书……”
他拿起一个文件夹，把它打开。里面只有一张纸。
“全部都在这儿了，雷伯，我怀疑它是否会有出版问世的一天。不过，写倒是写完了。所有的内容都写在里面。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可以念一念。”
“我简直等不及了，”雷伯答道，脸上又露出一丝笑意。
“首先是书名，《论国家法统之预谬性》，作者乔治·塔拉斯。下面是正文。第一章。其它章节其实并不存在。第一章也是唯一的一章，内容加下：
国家法统说乃是一个离奇可笑、荒谬绝伦的概念。它毫无法律根据。每一个国家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在某一时期，一个部落的石斧大于毗邻的其他部落，此部落便得以打垮其他部落。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任何现存国家的存在都毫无法律根据。
“就这些，雷伯。我对我得出的结论十分满意。”
“雷伯，”塔拉斯说。“我可以给你上课，我可以……”
“我想看一些这方面的书。”
“吉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所写的《国际法概论》；莫斯勒的《作为法治社会的国际社会》；保尔·吉根海姆的《国际公法原理》，卡瓦列利的《和平法准则》，雷德斯洛勃的《国际公法条约》，海牙国际法学会出版的各种刊物《美国国际法杂志》；《世界贸易法杂志》；《联合国仲裁决定汇编》……当然，还可以加上韦斯特累克、韦顿、雷瑙尔特的著作以及文尔瓦累兹的杰作《美国的国际法》……另外还有俄国人屯金、蒙得维的亚的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弗德罗斯与西马他们合写的书刚出版我手头还没有，不过我会弄到一本的……至于奥康内尔、凯尔森、冯·德海特、施瓦尔曾伯格、布朗利……等人就不提了……”
“你喘口气再说吧。”
“即使你以光速来读书，雷伯，可能也要花好几年才能看完这些书。”
塔拉斯伸手碰了碰书堆中的一摞，这一摞书立刻倒了下来。
“我刚才说的许多书这里面就有，当然，并不全在这里。你一定要有一个可信赖的人，雷伯。”
“就是你。”
“就算是我。我和所有你能罗致的法学家，当然各种国籍的人都要。我甚至可以弄到一个面色红润的地地道道的俄国佬，他甚至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是个和克里姆林富有联系的重要人物，虽然经常住在伦敦和芬兰。他会加入这个班子并且守口如瓶，我塔拉斯以名誉担保。”
“这个班子将做些什么事呢？”
“做你想要它做的一切，雷伯：按照你的设想证明你缔造的国家能够而且必须生存下去，证明它有权利生存下去。”
那双灰色的眼睛睁得更圆了。
“乔治，你认为我有足够的疯劲这样子吗？”
“我认为你拥有比这大得多的疯劲，雷伯。”
塔拉斯心想：“归根到底，我身上也有迪耶戈·哈斯的某些东西。我和那个阿根廷人被创造出来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仿佛就是为了推动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去完成他的使命……”然而，在随后的几秒钟内，他又转而认为：这是他自己和迪耶戈．哈斯的愚人之见，他们把自己抬得太高了。
他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雷伯，我知道我已经七十五岁了。我要求做这件事，并不是要你怜悯我，你或许会念及我现在孤身一人，或出于你可能对我怀有的友情而对我大发慈悲。我确实有能力组织这个班子，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你下决心采取行动，便可发挥作用。”
一阵沉默。
接着，雷伯对他此说：“我希望际到那里去。至少再去一次。你总共才去过一次，那还是在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六四年，”雷伯说。“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要不要打赌？”
“老天爷，不要。”塔拉斯说。“我对你的记忆力太了解了。没准儿那天我穿的什么衣服你都说得上来。”
“白色的套装，绿色的领带，手帕也是绿的，头领一顶巴拿马草帽。雅瓦和他的儿子们觉得那草帽很古怪，直到如今他们提起来还笑呢。乔治，我希望你明年来，就在二月份吧，那时候雨水少些。”
“我会来的。当然，如果那时我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
“如果你死了，我决不宽恕你。”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雷伯的目光变得更加深沉。
“你真的能找出有说服力的论据？”
“国家是一个拥有领土、人口和政府的实体。国家还享有主权和独立，因而不从属于另一个国家或任何别的实体，但直接受国际法约束。单是这个问题就足够世世代代的法学家打上五百年官司。”
“我也许等不了那么久。”
“雷伯，甚至连‘国际法’这个词儿本身都没有什么过硬的依据。大约两百年前，第一次使用它的是个名叫边沁的人。边沁一定是在酒精中毒症发作时发明了这个词儿。在他之前，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在他之前用的是jus inter gentes，这个拉丁名词本身也是从十六世纪的另一个疯子那里传下来的。他叫维多利亚。一七二〇年左右，法国人达盖索把拉丁文jus inter gentes泽成了法文driot entrs les nations只要稍懂拉丁文的人都看得出，这种译法蛮不讲理而又愚蠢透顶。老达盖索这样做是迎合他的主子和当时正处在帝国主义扩张期的法国的需要。而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学家急于为征服其他民族国家的行径辟护，这样就师出有名，于是迫不及持地和他唱一个调子。因此，当亲爱的老康德……”
“乔治。”
“……在他一七九五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nations，一词易为‘国家’时，国际法……”
“乔治！”
沉默。
“象这样我可以一口气谈上一百四十三个小时，”塔拉斯说。“也许还不止。”
“领土、人口、政府。”
“你拥有领土，显然也拥有人口。你可以提名雅瓦当首相或总统，名称反正随你或他的便。没有人能够对他作为先占者的权利提出异议，除非回溯到白令海峡形成之前，那时美洲的印第安人还是亚洲人。至于领土，你将不得不向全世界宴布，那一百十一家公司无非是你一个人布下的疑阵。这将使你开创的全部事业（不仅仅是亚马逊尼亚那一头）大白于天下，雷伯，你肯定在我之前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许这就是你迟疑不决的原因。一切都无法再保密。全世界都将知道打一个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那时，人们不吓得摔一个屁股墩儿才怪呢。”
雷伯转身背对着他。
“代价是巨大的，雷伯。你将不得不从幕后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无异于自杀。这么多年的保密措施将付诸东流。……”
雷伯既不开口，也不移动。
“雷伯，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确信你会这么做，无论代价多大。这并不是因为我劝过你。我从来不曾自以为有一星半点影响你的能力。你产生这个念头有多久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好几年了。”雷伯平静地说，他转过身来面向塔拉斯。“你真想把全部任务担当起来？”
“我在世上最强烈的愿望莫过于此。”塔拉斯回答时简直是横下一条心的语气。他随即又说：“但这决不是因为如今我形单影只。雷伯，我想担当这个任务，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而且是再清醒不过地相信，我是干这件事最合适的人选。我有点儿了解你……”
“相当了解，”雷伯微笑说。“这就是明证。”
“我干得了，雷伯。我已经想好了几个人。有五六个人先干起来就可以了。宁可到我们把脑汁绞尽的时候再扩充人马。另外还要一些资料员。我认识一个值得钦佩的女人，她能为我们组织起一支队伍来。我们要掌握现存的有关国际法的全部资料，一字不漏地全部查阅。雷伯，从古至今，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合法的国家。法统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个弥天大慌。Ubi societas, ibi jus（有社会的地方便有法律）。一派胡引纯粹是空话。我们这些吃法律饭的把一片真空涂上五额六色，便宣称已经筑起了城墙。当我们象达盖索一样为国王大唱颂歌时，表面上好象有人相信我们。诺，就在你左肩后面有一本霍尔的著作。你把它拿下来，翻到第一百二十七页，我相信就在这一页上有这么一段话：
一个国家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领土，如：主动采取单方而的行动；通过占领；由另一国家、团体或个人割让：通过赠予，通过长期使用而获得所占权；或因自然界的作用而面积扩大……
“我是凭记忆背出来的。雷伯，你听见这句了吗：‘主动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这不是盗窃、掠夺和武力征服又是什么？同样，所谓法统、主权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种居心险恶的闹剧，无非都是些色彩，用于粉刷战争、强权统治、不平等条约或作为搞平衡的结果而订立的条约（缔约双方不是彼此心存疑惧，就是斗得两败俱伤）。英法两国疯狂对抗的结果诞生了比利时，而英法自身也是不断侵略的绍果。非洲国家实际上是一块块被任意切割的土地，如果这种国界的划分与民族分布相符，那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南美、中美甚至北美的情况又怎样呢？征服了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后代，如果在阿拉莫堡一役之后没有被开拓了美国的英国人后代打败，情况又会怎样呢？若是没有沙俄帝国，苏联今天又是什么光景？那些俄国人把他们的大爪子从波罗的海和乌克兰一直伸到日本、蒙古、阿富汗和中国的地域，且不谈三十年前被他们兴高采烈地消灭了的哈萨克人，更不谈目前为他们亢当廓尔喀兵和塞内加尔士兵的黑皮肤古巴人。土耳其人征服过辽阔的中亚草原，曾一度饮马地中海，他们用我们对付印第安人的手段解决了亚美尼亚人问题，试问，土耳其人哪来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占领考究竟要过多久才能成为土著？我在墨西哥、阿尔及利亚、越南遇到过不少人对于那里成为殖民地感到愤慨。可是，墨西哥的冈萨雷斯们自己就是直接来自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或阿拉贡的移民。同样，提济乌祖的穆罕默德们从阿拉伯半岛来到那里，为的是凭借大棒迫使先于他们居住在那里的柏柏尔人改宗。而柏柏尔人自己身上也有那么一点儿西哥德人或只有真主知道的什么血统。阮某某在湄公河三角洲也曾得意忘形地把早先住在那见的占族人和其他高棉人踩在脚下。我可以一直不停地说下去。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太可笑了！这方而的例子还能举出成千上万。”
“Nen jetez p1us，la cour est pleine，（注：够了，不要再讲了）”雷伯说了一句法国话。
“雷伯，世上根本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理论可言，任何准则都是不存在的。给你举个例子吧。就在今年，他们准备拒绝承认特兰斯凯（注：南非开普省东部科萨人居住区），这倒也不无充分理由，因为处在南非包围下的特兰斯凯是否享有真正的独立，确实值得怀疑。可是，苏联在联合国内有三票，即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有谁对这个事实提出过异议？而哪一个敢说白俄罗斯是独立国家？”
“说完了？”
“说先了这些，还有无数的例子可说，反正这段公案是可以辩护的，雷伯。只要你找到一个讲坛搞‘切腹自杀’’或者至少牺牲隐姓埋名的做法，这等于要你蜕去皮外的一层皮。雷伯！”
“嗯？”
“你能制造一枚或几枚原子弹吗？”
“能。”
“你真能做到？”
“能。”
“你考虑过这件事吗？”
“我当然不会做这件事，但我考虑过，就算一种智力游戏吧，纯属抽象思维。”
“你肯定知道，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向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宣战；只要你有办法使当今世界两大贼帮的老头子——我指的是美国和苏联——觉得有利可图而剑拔弩张……”
“又一个加丹加。（注：加丹加，扎伊尔沙巴区的旧称，1960年7月，扎伊尔独立后，加丹加在比利时的支持下宣布独立，1963年1月，联合国军击败冲伯领导的叛军，重新统一）”
“这样比拟对你可没有好处。所谓的加丹加国维护的是殖民者的既得利益，而你不同，你是披荆斩棘蛮荒创业。此外，你比冲伯不知高明多少倍。不过，反正这事你也不会干。”
“不会。”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塔拉斯用的口吻可谓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这实在太可惜了？因为，想要建立一个无可争议的、所谓‘合法的’新国家，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精采象样的战争，既有扣人心弦的大屠杀，又有蔚为壮观的血水浴。”
塔拉斯看雷伯拿起布袋准备告辞。雷伯马上要走并不使他怎样难受，若是在前一天晚上，他会感到万分凄凉。现在他想：“雷伯即将表示同意，其实他已经同意了，我就要投入这场战斗……”
雷伯柔声柔气地说：“你当然知道，我希望你准备好什么样的材料。”
“这些材料必须论见开拓与创业自由，个人高于国家，现行制度都不完备，无一例外；必须拿出新的样板来；把强权即公理主义搞臭，把所有的‘主义’全部揭穿。在这个世界上有将近两百个国家，其中近似自由的国家不到二十个。而‘近似自由’是不存在的，就象不能说一个妇女‘近似怀孕’一样。还有别的事吗，雷伯？”
“暂时就这些。”
雷伯朝门口走去。塔拉斯知道，迪耶戈·哈斯一定就在什么地方等侯，虽然瞧不见人，但绝对没有疑问。
“我立即就着手进行。”他说。“不，请不要谈经费问题。有你这些年给我的钱，我可以聘用六百位高水平的法学家。我存钱的银行还以为我是毒品贩子呢。我租得起凡尔赛宫开学术讨论会。雷伯，你还没有问我，当那一天到来时，你的呼声被人听见的希望究竟有多大……”
“答案我知道，你也知道。”
“零，”塔拉斯说：“绝对是零，而且是无法挽回的。不过，有哪一个唐·吉柯德向诺大的风车发动过进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