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前一星期左右，身体突然大见好转。新大夫开的新安眠药一夜之间产生奇效。她晚上吃两片，七点半钟便在我床上，那时已经成了她的床，和衣睡去，大约睡了二十个小时，直到第二天下午五点她才起床，洗澡，喝些茶，一定是又吃了一两片安眠药，因为她在七点半又睡着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当父亲起床，刮脸，榨了两杯新鲜橙汁，将其温热时，母亲也起床了，穿上家常便服，系上围裙，梳头，给我们二人做了顿真正的早餐，就像她没生病之前，两面煎得焦黄的鸡蛋、蔬菜色拉、酸奶、面包片，妈妈切的面包片比爸爸切的薄多了，她含情脉脉地称父亲切的面包片为“木板”。
于是，我们又一次在早上七点，围坐在铺着花台布的餐桌旁的柳条凳上，妈妈给我们讲故事：在她的故乡罗夫诺，有个皮货富商，是温文尔雅的犹太人，遥远的巴黎和罗马都有买主来拜访他，因为他有一种举世罕见的银狐皮，在月夜里会像严霜一样闪闪发光。有一天，皮货商发誓不再吃肉，成了素食主义者。他把整个生意，包括所有分店，交给岳父和合伙人掌管。过了一段时间，他在森林里给自己造了一间小茅屋，住到了那里，因为他的猎人以他的名义捕杀了数千只狐狸，他为此感到抱歉。最后，这个人消失了，再也没有露面。她说，我和姐妹们想吓唬对方时，习惯于摸黑躺在地上，轮流讲述以前那个皮货富商，如今一丝不挂在森林中漫步，也许患了狂犬病，在下层灌木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狐鸣，倘若有人倒霉，在森林里碰到狐人，会立刻吓白了头发。
我父亲对此类故事嗤之以鼻，他做了一个鬼脸，说：“对不起，那有什么意义呀！一个讽喻？一种迷信想法？还是某种不着边际的话？”但是，看到母亲好多了，他非常高兴，轻轻地挥挥手：“没什么。”
母亲催促我们，以便父亲上班不要迟到，我不要误了上学。在门口，当父亲套上他的高筒橡皮套鞋，我穿自己的橡胶靴时，我突然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长嗥，吓得他跳起来，浑身发抖，当缓过劲儿来后，他要打我，母亲出面干预，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胸脯上，使我们二人都平静下来，说：“都是因为我，对不起。”那是她最后一次拥抱我。
我们大约七点半钟离开家，父亲和我没说一句话，他仍然因为我学狐狸大叫而生我的气。在家门口，他转身向左去往塔拉桑塔楼，我转身向右去往塔赫凯莫尼学校。
放学回到家里，看到母亲打扮停当，身穿双排扣的浅色裙子和海军蓝套衫，显得漂亮而女孩子气。她脸色也很好，仿佛几个月的疾病一下子全然消失。她让我放下书包，穿上外套，她自己也穿上外套，并给了我一个惊喜。
“我们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决定带我一生中的两个男人到饭馆吃午饭。你父亲对此还一无所知呢，我们给他个惊喜好吗？我们在城里走走，然后去塔拉桑塔楼，动手把他拉出来，就像从沾满灰尘的书堆里拖出一个瞎扑腾的书虫，而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吃饭去，我甚至没打算告诉你，给你也留点悬念。”
母亲在我眼里成了陌生人。她说话的声音不同寻常，庄严而高亢，宛如在学校上演的剧目中扮演角色。当她说“我们出去走走”时，声音中充满了光明与温暖，但是说“瞎扑腾的书虫”和“沾满灰尘的书”时，声音却有点颤抖，那声音让我感到一种模糊的恐惧，但即刻便被惊喜、被母亲的快乐、被她回到我们当中的喜悦所带来的欢快替代。
我父母基本上不到外面吃饭，尽管我们经常和他们的朋友在雅法路或乔治王路的咖啡馆里会面。
1950年，也许1951年，有一次我们三人在特拉维夫和姨妈们相聚，在最后一天，也就是回耶路撒冷的头天，父亲难得宣布自己那天做东，邀请大家，我母亲的两姐妹和她们令人尊敬的丈夫以及她们的独生儿子，去沙洛姆阿雷海姆大街拐角、本-耶胡达大街上的哈姆泽格餐馆吃饭。他们给我们九人安排了一张桌子，父亲坐在上座，我两个姨妈的中间，又给我们排了座次，三姐妹都没挨着自己的丈夫坐，我们小孩谁也没坐在父母当中，仿佛决意彻底洗牌。茨维姨父和布玛姨父有点疑惑，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最终要干什么，他们坚决不肯和他一起喝啤酒，因为他们不习惯喝酒。他们决定不讲话，让父亲在舞台上大显身手。父亲显然觉得，最紧迫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肯定是在朱迪亚沙漠里发现的死海古卷。于是乎，他发表了一通详尽的演说，从上汤到上主食，他一直讲述在库姆兰附近的山洞里发现这些古卷意义重大，很可能在沙漠沟壑里，越来越多埋藏在地下的无价之宝在等待发掘。终于，坐在茨维和布玛姨父中间的母亲温柔地说：“也许这次就说到这儿吧，阿里耶？”
父亲懂了，就此打住，大家开始各谈各的，直到吃完晚饭。表哥伊戈尔问他能否带表弟埃弗莱姆去附近的海滩。几分钟以后，我也不想再待在大人堆里了，便离开哈姆泽格餐馆，找海滩去了。
但是，谁想得到母亲竟突然决定带我们出去吃午饭？我们已经习惯看她夜以继日地坐在窗前，一动也不动。就在几天前，我把床让给她，逃避她的默默无语，和父亲睡到双人床上。她身穿海军蓝套头衫和浅色裙子，后带接缝的尼龙长袜，高跟鞋，显得既漂亮，又文雅，陌生男人转过身来直看她。走路时，她一只胳膊挎着雨衣，另一只胳膊挎着我。
“你今天做我的卡瓦莱尔。”
她好像继承了父亲平时所承担的角色，补充说：“卡瓦莱尔就是骑士，卡瓦在法文中是马的意思，卡瓦莱尔指骑马人或者骑士。”
接着又说：
“有许多女人对专横跋扈的男人感兴趣，犹如飞蛾扑火；也有一些女人，她们需要的不是英雄，甚至不需要性格暴躁的恋人，而是需要一个朋友。你长大后要记住：远离酷爱暴戾人士的女人，努力寻找把男人当作朋友的人，她们需要朋友不是因为自己觉得空虚，而是愿意让你充实。记住，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友谊比爱情更为宝贵珍奇，与友情相比，爱情确实相当粗俗，甚至拙劣。友情也包括适度的感受、关心体贴、慷慨大方，以及精心调试出的适度。”
“好。”我说，因为我不想让她再说与我无关的东西，想让她说点别的。我们几个星期没说话了，浪费了只有我俩一起的走路时间岂不可惜。当我们快到城市中心时，她再次挽住我的胳膊，笑了一下，突然问道：“你会对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说什么？”
没等我回答，她又伤心地调侃，或者说不是调侃，而是把伤心隐藏在微笑里，我虽然看不到，但从她说的话音里可以听出来：“有朝一日，当你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后，我非常希望你不要以我和你父亲作为婚姻生活的榜样。”
这些话，不是我根据记忆而进行的再创造，如同我前面写她讲爱情与友情那样（十二个句子之前），因为，不要以我父母的婚姻为榜样这一请求，我确实记得清清楚楚，字字句句。我还清楚记得她微笑说话时的声音。我们在乔治王大街，母亲和我，手挽着手经过塔里塔库米楼，在去往塔拉桑塔楼的路上，要把上班的父亲叫走。时间是下午一点半，一阵冷风夹杂着抽人的雨点从西面袭来。它非常强劲，行人收起雨伞，免得把伞吹得翻转过来。我们甚至都没有打开雨伞。我和妈妈手挽着手在雨中行走，走过当时是议会临时办公场所的塔里塔库米楼，而后经过哈马阿洛特大楼。那是1952年1月的第一周。在她去世前五天，或者四天。
当雨越下越大时，妈妈的声音里仍旧带着近乎调侃的口气：“我们到咖啡馆喝点咖啡吗？我们的爸爸又跑不了。”
我们在一家德裔犹太人开的咖啡馆里坐了约莫半个小时，等雨停下来。咖啡馆坐落在热哈维亚入口，在JNF大街，对面是犹太代办处大楼，总理办公室那时也在那里。与此同时，妈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粉饼盒、一把梳子，梳头补妆。我的感情颇为复杂：为她的容颜自豪，为她身体好转快乐，并且有责任保护她免遭某种阴影的伤害，我只是通过猜测知道存在着阴影。实际上，我不是猜测，而只是似是而非，在我皮肤上感受到些微莫名其妙的不安。孩子有时就是这样，捕捉到，又没有真正捕捉到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意识到这种东西，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恐：“你没事吧，妈妈？”
她自己点了味道浓烈的清咖啡，给我点了牛奶咖啡，纵然从来也不允许我喝咖啡，说是少儿不宜喝咖啡，还给我点了巧克力冰激凌，纵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冰激凌会让你嗓子疼，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而且就要吃午饭了。责任感驱使我只吃了两三勺冰激凌，便问妈妈她坐在这里冷不冷，她觉不觉得累，或者是头晕。毕竟，她大病初愈。妈妈，你上厕所时小心点，那里黑，有两级台阶。骄傲、热诚与理解充盈了我的心房，仿佛只要我们二人坐在罗什热哈维亚咖啡馆，她的角色就是一个无助的小姑娘，需要一位慷慨帮助的朋友，而我则是她的骑士，或者也许是她的父亲：“你没事吧，妈妈？”
我们来到塔拉桑塔楼，“独立战争”时期，通往守望山校园的公路遭到封锁，希伯来大学的几个系重新搬到这里，我们打听报刊部在什么地方，顺着楼梯走上二楼。（也就是在类似的一个冬日，《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就在这些台阶上跌倒，大概扭伤了脚踝，学生米海尔·戈嫩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冷不丁地说他喜欢“脚脖子”一词。妈妈和我也许与米海尔和汉娜擦肩而过，没有在意他们。我和母亲在塔拉桑塔楼的冬日，与我开始撰写《我的米海尔》那个冬日，中间相隔了十三年。）
我们走进报刊部时，迎面看到和蔼、善良的主任普费弗曼博士，他从摊在书桌上的一堆报纸里抬起头，冲我们微笑，双手示意让我们进去。我们也看到了父亲，是背影。很长一阵我们才认出他，因为他身穿一件灰色的图书馆管理员工作服，免得让自己的衣服沾上灰尘。他正站在一个小梯凳上，背对着我们，注意力集中在正从高处架子上拿下来的一大盒卷宗上，翻看后又放回架子上，又把另一个盒子拿下来，接着又是一个，因为他显然没有找到所要寻找的东西。
善良的普费弗曼博士始终没有出声，而是悠然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和蔼地微笑，笑得越来越厉害，乐不可支，两三个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又看到父亲的背影，停住手里的工作傻笑，什么话也没说，好像正和普费弗曼博士一起做小游戏，满怀乐趣，好奇地观望那个人何时才能注意到他的客人，他们正耐心地站在门口，注视着他的背影，漂亮女人把手放在小男孩的肩膀上。
爸爸站在梯凳顶层，朝部门领导转过身子说：“对不起，普费弗曼博士，相信有些东西——”突然注意到主任咧嘴微笑，他一定很惊愕，因为他无法理解主任为什么微笑，普费弗曼博士用眼睛引导戴眼镜的父亲把目光从书桌转向门口。当他看到我们时，我相信他脸色煞白。他把双手举着的大盒子放回到它原来待的顶层架子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梯子，环顾四周，看见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微笑，他好像别无选择，也想起了微笑，他对我们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他轻声询问，一切是否都好，是否出什么事了。
他面部表情僵硬，焦虑不安，就像一个小男孩正在聚会上和班里的孩子们玩接吻游戏，抬头突然看见父母正板着脸站在门口，天晓得他们在那里站了多久，默默地观看，天晓得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先是和颜悦色，用两只手把我们赶到门外走廊里，回头对整个部门，尤其是对普费弗曼博士说：“对不起，耽误几分钟。”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改变主意，不再挤我们出去，而是把我们拉到里面，拉进主任办公室，开始引见我们，后来想起了什么，说：“普费弗曼博士，你已经认识我太太和儿子了。”他边说，边拉我们转过身，正式把我们介绍给报刊部的其他工作人员，用的词语是：“请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太太范妮娅，这是我儿子阿摩司，学生，十二岁半了。”
当我们三人来到走廊时，父亲略带责备，焦虑地问：“出什么事了吗？我父母好吧？你父母呢？大家都好吗？”
妈妈让他冷静，但是下馆子的想法令他恐惧，毕竟今天又不是什么人的生日。他踟躇不决，开始说些什么，改变主意，片刻过后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干吗不。我们去庆贺你身体康复了，范妮娅，或庆贺不管怎么说你身体一下子明显好转了，对，我们一定要庆贺。”
然而，他在说话时，脸上挂着忧虑，而不是快乐。
但后来，父亲突然兴高采烈起来，充满激情，双手搂住我们的肩膀，向略带责备神情的博士请假早点下班，向同事说再见，脱下沾满灰尘的工作服，招待我们把图书馆几个部门走了一遍，地下室、特藏部，他甚至带我们看新复印机，讲解怎么使用，每碰到人，就自豪地把我们介绍给大家，那激动的神态，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把赫赫有名的父母介绍给学校里的教员。
餐馆是个惬意的地方，几乎没有顾客，而且是在本-古里安大街和沙麦或希勒里大街之间的一条小路上。我们刚到这里，又开始下雨，爸爸把此当作好兆头，好像雨一直在等待我们走进餐馆，好像上天今日正向我们绽开笑脸。
他立刻纠正自己：
“我是说，如果我相信征兆，如果我相信上天关心我们的话，我会这么讲。但是上天冷淡漠然。除人类外，整个宇宙都冷淡漠然。实际上大多数人也冷淡漠然。我相信，在整个现实世界里，冷淡漠然这一特征最为突出、最为显著。”
他再次纠正自己：
“不管怎么样，当天空如此黑沉，大雨滂沱，我岂能说上天正向我们绽开笑脸呢？”
妈妈说：
“不，你们两个先点，因为今天我请客。若是你们挑选菜单上最贵的菜，我会非常高兴。”
但是菜单很简朴，顺应的是那个匮乏节俭的年代。爸爸和我点了蔬菜汤、鸡肉饼和土豆泥。我玩弄阴谋，忍住不告诉爸爸，在去塔拉桑塔的路上，妈妈已经允许我平生第一次品尝咖啡的味道，午饭前还吃了巧克力冰激凌，尽管是在冬天。
妈妈久久地注视菜单，而后把它面朝下放在桌面上，直到爸爸再次提醒她，她最终点了一碗白米饭。爸爸和颜悦色，向女服务员表示歉意，含糊地解释说妈妈尚未完全康复。当我和爸爸津津有味大吃大嚼时，妈妈勉强小口吃了一点米饭，仿佛正在强迫自己，而后她停下来，点了一杯不加牛奶的浓咖啡。
“你没事吧，妈妈？”
女服务员给我妈妈端回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给爸爸端来一杯茶，在我面前放了一碗颤动的黄果冻。爸爸立刻焦躁地从夹克内兜拿出钱包，但是妈妈坚持自己的权利：请把钱包收回去，今天，你们俩都是我的客人。爸爸先是说了个很是牵强的笑话，说她显然继承了一口油井，因此才成为新富，才这么奢侈，便没有和她再争。我们等候雨停下来。我父亲和我面对厨房坐在那里，妈妈坐在对面，正透过我们的肩膀，看临街窗外顽固执拗的雨。不记得我们说了什么，但大概是父亲驱除了沉寂。他可能向我们说起基督教会和犹太人的关系，要么就是向我们全面描述历史上爆发的一场激烈争端，18世纪中叶，雅各·埃姆丹拉比与沙巴特·茨维的追随者，特别被怀疑持沙巴特学说的约拿单·阿伊巴舒茨拉比争论得不亦乐乎。
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午饭时分，除我们外，饭馆里只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正在用非常典雅的德文小声而彬彬有礼地交谈。她们长得很像，铁灰色的头发，脸型像鸟，突出的喉结更加强化了这种特征。上了年纪的一位好像有八十多岁了，我看了她们两眼，便假定她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我认定母女二人都是寡妇，她们相依为命，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她们再没有别的亲人。我在意念里称她们为格特鲁德夫人和马格达夫人，我试图想象她们住在整洁干净的小房子里，大概就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大约在艾登酒店的对面。
突然，马格达夫人，二人中年纪较轻的一位，抬高声音向对面的老太太气势汹汹地说了一个德文单词。她说这个词时，满怀怨恨，义愤填膺，像兀鹫猛扑向捕获物，接着她把杯子扔到墙上。
泪水开始顺着镌刻在我称之为格特鲁德老夫人双颊上的深深皱纹流淌。她无声地啜泣，面孔没有抽搐。她垂着脸哭泣，女服务员弯腰默默地捡起碎玻璃离去。叫喊之后没说一个字。两个女人继续面对面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她们都形销骨立，都是一头拳曲的灰发，头发长得非常靠后，离额头很远，像男人脱发后的发际线。年长的寡妇仍然无声地流泪，脸没有抽搐，泪水流到她突起的下颚，又滴落到胸脯上，如同山洞里的钟乳石。她没有控制哭泣或擦干眼泪的企图，尽管她表情残酷的女儿默默地递过一块熨烫得整整齐齐的白手帕，如果那真是她女儿的话。她把手伸到面前的桌子上，托着那块熨烫得平平整整的手帕，没有缩回。整幅画面凝固了良久，仿佛母女只是某个沾满灰尘的相册里的一张褪色的深褐色旧照片。我冷不丁地问：“妈妈，你没事吧？”
那是因为我妈妈忘了礼数，稍微歪过凳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女人。那一刻，我印象中妈妈再次变得苍白起来，像她一直在病中那样。过了一小会儿，她说她非常抱歉，她感觉有点累，想回家躺躺。爸爸点头称是，起身问女服务员附近哪里有电话亭，去打电话叫出租。我们离开饭馆时，妈妈不得不倚住父亲的胳膊和肩膀，我给他们开门，告诉他们小心台阶。我们把妈妈安顿在后排座位上，爸爸回饭馆付账，她直挺挺地坐在出租车里，深褐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太大了。
那天晚上，请来了一位新大夫，他走后，爸爸把原来的大夫也请来了。他们二人没有异议，两位大夫都建议好好休息。因此爸爸把妈妈安顿到我的床上，那床已经成了她的，给她端来一杯热乎乎的蜂蜜牛奶，求她就着新开的安眠药喝几口，还问她留几个灯。一刻钟以后，我被派去隔着门缝侦察，我看到她睡着了。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再度醒来时，她帮我和爸爸做各种早上的杂务。她给我们煎鸡蛋，我布置桌子，爸爸把各种蔬菜切得非常精细做色拉。就要出门时，爸爸去塔拉桑塔楼，我去塔赫凯莫尼学校，妈妈突然决定也要出去，和我一起走到学校，因为她的好朋友莉兰卡，莉莉亚·巴-萨姆哈，住在塔赫凯莫尼附近。
后来，我们发现莉兰卡不在家，她便去看另一个朋友范妮娅·魏茨曼，她在罗夫诺塔勒布特高级中学与妈妈是同学。将近中午，妈妈从范妮娅·魏茨曼家里走到海法路中央的埃格德中心汽车站，登上开往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去探望她的姐妹，或打算在特拉维夫换车到海法和克里亚特莫兹金，光顾父母的棚屋。但是，当妈妈抵达特拉维夫中心汽车站时，她显然改变了主意，她在一家咖啡馆喝清咖啡，天黑之前赶回了耶路撒冷。
到家后，她抱怨说非常疲倦。她又吃了两三片新安眠药。也许这次她试着再吃原来的安眠药。但是那天夜里她睡不着觉，又犯了偏头疼，她和衣坐在窗前。凌晨两点钟，我母亲决定熨些衣物。她打开我房间里的电灯，现在那个房间成她的了，她支上烫衣板，灌瓶水洒在衣服上，一连熨了几个小时，直到天将破晓。她把衣服熨光后，便从衣柜里拿出床单和枕套，把它们又熨了一遍。这些东西熨完后，她甚至连我的床罩也熨了，但是她太累，或者太疲倦了，把床罩给烧糊了，焦煳味把父亲唤醒，他把我也叫醒，我们二人惊愕地发现，妈妈把家里所有的袜子、手帕、餐巾和桌布都熨了个遍。我们冲过去，把燃烧的床罩拿到卫生间熄灭，而后我们把妈妈按在椅子上，跪下来给她脱鞋，爸爸脱一只，我脱一只。而后爸爸让我出去一会儿，在我出门后和蔼地把门关上。我关上门，但是这一次，我紧紧地贴在门上，因为我想听。他们用俄语交谈了大约半小时，而后爸爸让我照顾一会儿妈妈，他到药店买些药或者糖浆，在药店打电话给在雅法茨阿哈龙医院办公室里的茨维姨父，还打电话给在特拉维夫扎蒙豪夫诊所上班的布玛姨父。打完这些电话后，爸爸妈妈达成协议，她星期四早晨去往特拉维夫的一个姐妹家，休息休息，换换空气，或者换换环境。她想在那里待多长时间都行，星期天甚至星期一上午回来，因为星期一下午，莉莉亚·巴-萨姆哈已经设法在先知街的哈达萨医院给她预约检查身体，如果不是因为莉兰卡阿姨有硬关系，我们得等上几个月才能约成。
因为妈妈身体虚弱，诉苦说头晕，爸爸这一次执意不让她一人前往特拉维夫，而是要陪她一起去，把她送到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里，他甚至可以在那里住一夜，要是他第二天早晨即星期五坐头班车回到耶路撒冷，至少可以上几个小时的班。他没有理会妈妈反对他这么做，没有必要陪同她去特拉维夫而耽误一天工作，她自己完全能够乘坐公共汽车去往特拉维夫，找到姐妹的家，她丢不了。
但是爸爸不肯听。这一次他脸色苍白，固执己见，绝对坚持。我答应他，放学后直接到住在布拉格巷的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家，解释出了什么事，和他们住一夜，等爸爸回来。只是不要让爷爷奶奶讨厌，好好地给他们帮忙，晚饭后收拾桌子，主动倒垃圾。完成作业，不要把作业留到周末。他叫我聪明儿子，大概还叫我小伙子。那时，爱丽丝鸟从外面加入到我们当中，它带着明媚而无忧无虑的欢乐，为我们啭鸣三四遍清晨的贝多芬片断：“啼——嗒——嘀——嗒——嘀……”鸟儿在惊奇、敬畏、感激、兴奋中歌唱，仿佛在这之前黑夜从未结束过，仿佛今天早晨是宇宙第一晨，晨光乃是令人惊叹的光，从未有这样的光喷薄而出，穿越无边无垠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