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和邻居又开始在夏日夜晚出现在我们的小院，一杯香茶，一块蛋糕，谈论政治或文化事务。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哈伊姆和汉娜·托伦，克洛赫玛尔夫妇，克洛赫玛尔夫妇在盖乌拉大街的小店重操旧业，修理娃娃，让秃头“泰迪熊”重新长出头发。雅考夫-大卫与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也是常客。（他们在儿子约尼被打死后，一连几个月面色苍白。阿布拉姆斯基先生甚至更加絮絮叨叨，而杰尔塔变得非常沉默寡言。）我父亲的父母，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有时也会来，温文尔雅，显示出敖德萨人的高傲。对于儿子所说的一切，亚历山大爷爷一概予以猛烈的驳回“咳，有什么呀”，轻蔑地摇摇脑袋，但是他从未有勇气向施罗密特奶奶表示异议。奶奶会在我腮帮子上湿乎乎地亲两下，立即用一块纸巾擦她的嘴唇，用另一块纸巾擦我的脸颊，朝妈妈准备的茶点，或是朝没有叠好的纸巾耸耸鼻子，或者是朝她儿子的西服外套耸耸鼻子，在她看来，儿子的外套俗不可耐，简直像东方人穿衣服那样没有品位：“但是真的，罗尼亚，真便宜！你在什么地方找到的那衣服？在雅法的一家阿拉伯商店？”她看也没看我妈妈一眼，伤心地加了一句，“只有在最小的犹太小村子，没什么正经文化，你可以看见有人那么穿戴！”
他们会围坐在搬到院子里用作花园桌的一张黑色茶桌旁，异口同声赞赏凉爽的晚风，边品茶和蛋糕，边分析斯大林近来的行动或者杜鲁门总统的坚决果敢，讨论不列颠帝国的衰落或者印度分治问题，谈话由此转到年轻国家的政治形势上，变得更加活跃了。斯塔施克抬高声音，而阿布拉姆斯基使劲地摆手，用高亢的《圣经》希伯来语取笑他。斯塔施克对基布兹和新型的集体农场坚信不移，主张政府应该把所有的新移民都送到那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一下船就直接送过去，彻底治愈他们的大流散心态及其受迫害情结。正是在那里，田间的艰苦劳作，铸造了新型的希伯来人。
对以色列劳工组织领导层布尔什维克实行专断，不拥有他们的红卡不得工作，父亲深表不平。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胆怯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尽管本-古里安有种种错误，但他也是时代英雄：当心胸狭隘的党政仆人有可能受阻，错过建国的适时时机时，苍天有眼把本-古里安派给我们。“是我们的年轻人！”亚历山大爷爷大叫，“是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赢得了胜利和奇迹！根本不是本-古里安！是年轻人！”爷爷说着朝我弯过身子，心不在焉地拍了我两三下，仿佛在犒劳年轻一代赢得了战争。
女人几乎从不加入谈话。那时赞美女子是“如此非凡的听众”，赞美她做得一手好蛋糕和饼干，赞美惬意的气氛，而不是赞美她们介入谈话，已经成为习惯。玛拉·鲁德尼基，比如说，不管斯塔施克何时说话，都会高高兴兴地点头，要是有人打断他，她都会摇头。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双手抱肩，仿佛感到冷似的。自从约尼死后，即使在温暖的夜晚，她也会侧头坐在那里，好像在看邻居花园里的柏树树梢，双手还是抱肩。施罗密特奶奶是个有主意又固执己见的女子，有时会用她深沉的女低音插嘴：“非常非常正确！”要么就是：“比你说的还要更加糟糕，斯塔施克先生，更加更加糟糕！”或者还有：“不——！阿布拉姆斯基，你在说什么呢！根本不可能！”
只有我母亲有时颠覆这一规则。当出现片刻宁静时，她会说些先是看来不相关的话，但接着便能看出整个谈话引力中心实现了彻底的平和转移，没有改变话题，也没有与先前的那些话题相矛盾，而是好似她自己正在谈话后墙上开了一扇门，而那时墙上显然没有门。
她发表过自己的见解后，就沉默下来，赞许地微笑着，以胜利者的姿态看着我，却没有看客人或者我父亲。妈妈说过话后，整个谈话的立足点似乎已经转移。不久以后，她依然露出令人愉快的微笑，那微笑似乎对什么东西表示不确定，又对另外什么东西进行破解，她站起身，给她的客人们再请一杯茶：要吗？味道怎么样？再来一块蛋糕吗？
身为一个孩子，我那时对妈妈瞬间打断男人们的谈话感到有些苦恼，也许因为我意识到说话人当中有一丝看不见的难堪，一种不易觉察到的要摆脱困境的企图，仿佛在那一刻害怕他们也许漫不经心地说了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引得我妈妈窃笑，而他们自己却不知何故。也许是她内敛的光华照人的美始终令这些克己的男人们局促不安，使他们唯恐她会不喜欢他们，或者发现他们有点可憎。
而对于女人而言，我母亲介入谈话，在她们中搅起一种焦虑与希望互相交织的奇怪感受，有朝一日她终会失去立足点，或者也许失去对男人的挫败而产生的一点快感。
哈伊姆·托伦，作家兼作家协会官员，可能会这么说：“确实大家都必须意识到，治理国家不像开杂货店或者管理某个偏僻小城镇。”
我父亲说：
“现在臆断可能为时过早，我亲爱的哈伊姆，但大凡头上长眼睛的人偶尔都会发现我们年轻国家之所以令人极度失望的明显原因。”
克洛赫玛尔、玩具娃娃医生，羞答答地补了一句：“还有，他们连便道都不修。我给市长写了两封信了，石沉大海。我不是说不同意克劳斯纳先生的说法，实质上是一样的。”
我父亲开始大胆使用他的希伯来双关语：
“在我们国家，唯一做的事情就是修路。”
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引用《圣经》中的话：
“‘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先知何西阿说，‘因此这地悲哀。’犹太民族的残余势力来到这里重建大卫和所罗门的王国，奠定第三圣殿的基础，我们全都落入了各种各样骄傲自大缺乏信念的基布兹会计或者其他心中没有受割礼的红脸官员们那汗津津的手里，其世界如蚁穴般狭小。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为伴相互一点一点分配民族留在我们手中的那微不足道的故乡的土地。先知以西结说道：‘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委实说的就是他们，不是别人。”
妈妈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似乎说些没有干系的事：“也许等他们分配完了土地，也许就该修便道了？那时他们会在克洛赫玛尔先生店铺前修便道。”
而今，在她死去五十年之后，我想象我能够听出她说这些话，或说类似的话时，里面蕴涵着强烈的冷静、怀疑、尖锐微妙的嘲讽以及永不消逝的伤悲。
在那些日子，有些东西在一点点地消耗着她。她的动作已经开始让人感觉到一种缓慢，或是稍许的心不在焉。她不再做历史和文学课家教。有时，她给热哈维亚大街教授们用蹩脚的德式希伯来语写的文章修改语法和风格，将其编辑出版，以赢得微薄的收入。她还是包揽了全部家务，干练而敏捷：整个上午做饭，煎炒，烘烤，购物，切东西，搅拌，烘干，清洁，擦拭，洗衣服，晾晒，熨烫，折叠衣物，直至整个住宅锃光瓦亮，午饭后她坐在扶手椅里看书。
她看书时坐姿奇怪：总是把书放在膝头，身子和脖子朝书弯下去。坐在那里看书的她，就像一个年轻的姑娘羞羞答答朝膝盖垂下眼帘。她常常站在窗前，长时间地凝视着我们沉寂的大街。要么索性把鞋子一脱，仰面朝天，和衣躺在铺好的床上，睁大眼睛盯着屋顶某个特殊的位置出神。有时候她会突然一下子站起身，焦虑不安地穿上外出的衣服，许诺说过一刻钟就回来，拉平裙子，背着镜子捋捋头发，肩背朴素的草编手包，急急忙忙走了出去，仿佛怕丢了什么东西。要是我要求跟她一起去，或者问她去哪里，妈妈会说：“我需要独自一个人待一会儿。你为什么不也一个人待一会儿呢？”她接着又说：“我过一刻钟就回来。”
她一向信守诺言，她很快就会回来，眼睛里熠熠生辉，双颊红润，仿佛在严寒中冻过，仿佛她一直在奔跑，抑或仿佛她在路上碰到了什么激动人心的事。她回来时比离开的时候漂亮多了。
一次，我趁她不备跟着她出了家门。我远远地尾随着她，身子贴着墙壁和矮树丛，就像我跟福尔摩斯和电影里学的那样。天气并不算冷，妈妈也没有奔跑，她急急忙忙地走着，仿佛怕迟到似的。走到泽弗奈亚大街的尽头，她往右一拐，穿着白鞋子的双脚加快了步伐，健步如飞，直到马拉哈伊大街拐角，她在邮筒旁边停住，犹豫不决。尾随其后的年轻侦探此时已经得出结论：她出来是为了秘密寄信，我充满了好奇与模模糊糊的理解。但是妈妈并没有寄信。她在邮筒旁边站立片刻，陷入深深的思考，接着突然用手拍了一下脑门，转身回家。（多少年过去了，那个红邮筒仍然立在那里，嵌在混凝土墙壁里，上面刻着GR两个字母，以纪念乔治王五世。）于是我便穿过一个院子，从那里抄近路又穿过第二个院子，比她早一两分钟到家，有点气喘吁吁。她脸色红润，仿佛在冰天雪地里待过，敏锐的深褐色眸子里闪着顽皮深情的目光。那一刻，妈妈的样子酷似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她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肚子上，对我说了这样的话：“在我所有的孩子中，我最喜欢的是你。你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究竟喜欢你什么吗？”
还有：
“尤其是你的纯真。我今生从未遇到过像你这么纯真的人。即使你已经这么大岁数，即使你拥有了各种各样的经历，你的纯真没有离你而去。永远没有。你会永远保持纯真的本色。”
还有：
“有些女人会纯真耗尽，还有一些女人，我是其中之一，喜欢纯真的男人，感到一种内在的冲动，要张开羽翼呵护他们。”
还有：
“我认为你会长成某种唠唠叨叨的小狗，像你的父亲，你也会成为一个绝对安静、封闭的人，像村中遭到农民抛弃的一口水井。和我一样。你也可以兼备这两种人的特征。我绝对相信你。我们现在编故事，好不好？我们轮着来，各编一章。我可以开始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村子，所有的居民都弃它而去。就连猫和狗，就连群鸟也抛弃了它。于是小村子年复一年保持沉寂与被弃的状态。风雨抽打着茅草屋顶，棚舍的墙壁在冰雹风雪的侵袭下噼啪作响，菜园子里植被蔓生，任凭树木和矮丛自由生长，无人修剪，越来越浓密。一个秋天的晚上，一个迷路的行人来到这个遭遗弃的小村庄。他犹豫着敲打第一间棚舍的门，好了……你接着往下讲好吗？”
在她去世前两年，在1949年和1950年之交的冬天，她开始经常头疼。她经常感冒，嗓子剧痛，即便病好了，也去不掉偏头疼的毛病。她把椅子放在窗户附近，身穿蓝色的法兰绒睡袍，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看雨，打开的书倒放在膝头，但与其说她在看书，不如说她在用手指嗒嗒地敲打着书的封面。她连续一两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看雨，或者看湿漉漉的鸟儿，十个手指不断地在书上敲击，仿佛在钢琴上一遍遍弹奏着同一段曲子。
逐渐，她不得不减轻家务。然而她仍然设法把餐具收拾停当，洗干净，扔掉所有的纸片和碎屑。她依旧每天打扫房间，每隔两三天擦拭一遍地板。但是她再也不多花心思做饭。她只做简单的饭菜：煮土豆，炒鸡蛋，凉拌蔬菜。偶尔鸡汤里飘着几块鸡。或者米饭加金枪鱼罐头。她有时会一连几天头疼，可几乎从未听到她叫苦。是父亲告诉我的。他悄悄地以男人和男人说话的方式把此事告诉了我，没当着她的面。他的胳膊绕过我的双肩，让我保证从今以后只要妈妈在家就要压低嗓门，不要大喊大叫或吵吵闹闹，尤其要保证别摔门，别摔打窗子或百叶窗。我必须小心翼翼，不要把茶壶、铁罐或者锅盖掉在地上，在家里不要击掌。
我下了保证，并信守诺言。他称我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有那么一两次甚至叫我“小伙子”。
妈妈深情地向我微笑，可那却是没有微笑的微笑。那年冬天，她的眼角增加了许多皱纹。
串门的人不多。莉兰卡-莉莉亚·卡利什，即莉·巴-萨姆哈，两部风靡一时的儿童心理学著作的作者隔些日子来上一次。她和我妈妈面对面坐在那里，两人用俄语或波兰语交谈。我有一种感觉，她们正在谈论故乡罗夫诺，谈论她们在苏森基森林里被德国人枪杀的朋友和老师。因为他们偶尔会提到伊撒哈尔·莱斯，深受塔勒布特所有女孩爱恋颇具性格魅力的校长的名字，提到布斯里克、伯克夫斯基、范卡·塞德曼等老师的名字，以及她们童年时代一些街道和公园的名字。
施罗密特奶奶偶尔会来，察看冰柜和食品储藏柜，眉头紧锁，在走廊一头、狭小的卫生间兼厕所门外和我父亲简短地嘀咕几句，接着往妈妈休息的房间里偷偷张望，亲切地问：“你需要什么吗，亲爱的？”
“不，谢谢。”
“那你干吗不躺着呢？”
“你冷吗？我把电热器给你打开？”
“不，谢谢。我不冷，谢谢。”
“医生呢？医生什么时候来的？”
“我不需要医生。”
“真的吗？嗯，你怎么有把握你不需要医生？”
父亲用俄语局促不安地向他母亲说些什么，随即向她们二人道歉。奶奶指责他说：“安静，罗尼亚。你别管。我在和她说话，不是和你说话。对不起，你给孩子做什么表率？”
孩子立刻走开了，不过有那么一次，他确实想法子听到奶奶向陪她走向门口的爸爸低声说：“就是。装模作样。就像该给她月亮似的。你别和我争。你可以认为只有她在这里过得艰难，你可以认为我们大家都在养尊处优。你应该给她开点窗子，人在里边真会憋死。”
尽管如此，还是请了医生。不久又请了一次。妈妈被送进诊所做全面检查，甚至到临时设在大卫迪卡的哈达萨医院住了两夜。什么也没有查出来。从医院回来两个星期后，她脸色苍白，浑身无力，于是又请了医生。一次甚至深更半夜把医生请来，他和父亲在走廊里开玩笑，和蔼的声音浑厚粗犷，像木胶一样，把我从梦中惊醒。沙发夜里打开，变成一张窄小的双人床，在妈妈那边，放着各种各样的药包和药瓶，维生素片，叫什么APC的治疗偏头疼的药片，等等。她不肯躺在床上，静静地在窗边的椅子上连续坐上几个小时。有时她显得情绪很好。那年冬天，她和父亲说话时声音轻柔而和蔼，仿佛生病的是他，仿佛如果有人提高嗓门，他就会发抖。她和他说话形成一种习惯，仿佛在跟孩子说话，甜美、深情，有时甚至像对婴儿讲话。而跟我说话时，她就像在对知己说话。
“请不要生我的气，阿摩司，”她说，那目光把我的心灵深深刺痛，“不要生我的气，我现在有点难受，你可以看出现在我要想把什么都做好，该有多么费劲。”
我早早地起来，扫地，而后再去上学，每星期用肥皂水冲洗两次地板，再擦干。我学会了切色拉，往面包里夹黄油，煎鸡蛋，为自己准备晚餐，因为一般情况下，妈妈都是晚上有点犯病。
至于父亲，这些天突然显得兴高采烈的，原因并不明显，对此他竭力加以掩饰。他独自哼着小曲，没来由地咯咯直笑，一次，趁他不备，我看见他在院子里又蹦又跳，像突然被什么叮咬了似的。他晚上经常出去，等我睡着了以后才回来。他说，他需要出去，因为我的房间九点关灯，他们房间里开灯妈妈会受不了。每天晚上，她摸黑坐在窗前的椅子里。他努力和她坐在一起，坐在她身边，一言不发，好像在分担她的痛苦，但是活跃而缺乏耐性的天性使他无法一动不动地坐上三四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