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年和1949年之交的冬天，战争结束了。以色列与周边国家，先是埃及，继而是外约旦，最后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签订了停火协议。伊拉克未签署任何文件撤退了远征军。尽管签订了这些协议，但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继续宣称：有朝一日他们会发动“第二轮”战争，把他们拒不承认的国家置于死地。他们宣称，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不断侵略的行动，他们将其称作“人造国家”。
在耶路撒冷，约旦司令官阿卜杜拉·塔勒中校和以色列军事指挥官摩西·达扬中校几次会晤，拟定划分城市的分界线，就通往守望山大学校园的护送通道达成协议，当时那里仍然是外约旦管辖地区内的一小块孤立的飞地。沿分界线建起混凝土高墙，将半属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和半属于阿拉伯耶路撒冷的街道阻隔开来。四处架设起瓦楞铁屏障，以使城市西部的行人能够躲避城市东部埋伏在屋顶上的狙击手的视线。布有带刺铁丝网、雷区、发射阵地和观察哨的设防区横贯整座城市，从北、东、南三方将以色列部分包围起来。只有西部属于开放地带，一条蜿蜒而上的公路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以及新国家的其他地区连接起来。但是由于部分公路仍由阿拉伯军团掌控，因此有必要沿着它修一条支路，同时修一条新的输水管道，取代英国人修的已经陷于半瘫痪状态的输水管道，替代仍然在阿拉伯控制下的抽水站。这条新修的路叫作布尔玛路。一两年后，又修了一条新的柏油支路，名叫英雄路。
在那年月，年轻国家中的一切似乎均为战场捐躯者、为英雄主义、为斗争、为非法移民、为实现犹太复国主义梦想而命名。以色列人为所取得的胜利而自豪，确立自己事业的正义性，具有道德优越感。人们没有特别在意成千上万巴勒斯坦难民和临时难民营里那些无家可归者的命运，许多人流离失所，许多人从被以军征服的城镇与乡村中驱逐出去。
人们说，战争当然是一个十分可怕的东西，充满了苦难，但是谁让阿拉伯人发动了战争？毕竟，我们接受的是联合国允诺的分治妥协方案，是阿拉伯国家反对进行任何调解，试图把我们赶尽杀绝。不管怎样，大家都知道一切战争均有牺牲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百万难民仍然在欧洲漂泊不定，有些整个族群离乡背井，另一些族群则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刚刚建立的巴基斯坦和印度交换数百万人口，希腊与土耳其也是一样。毕竟，我们已经失去了老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居住区，我们失去了古什埃齐昂、卡发达罗姆、阿塔罗克、卡利亚和内韦雅考夫，就像他们失去了雅法、拉马拉、利夫塔、埃里玛里哈，以及埃因卡里姆。成千上万被赶出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来到此地，取代了成千上万背井离乡的阿拉伯人。人们小心翼翼避免使用“驱逐”一词。代尔亚辛村的大屠杀被称作“不负责任的极端分子”所为。
一道混凝土帘幕垂落下来，将我们与住在谢赫贾拉和耶路撒冷的其他阿拉伯邻居阻隔。
我从我们家屋顶可以看到淑阿法特，比杜杜以及拉马拉的清真寺光塔，尼比萨姆维尔上方孤零零的高塔，警察培训学校（一个约旦狙击手从那里开枪，打死了正在家门外院子里玩耍的约尼·阿布拉姆斯基），遭到围困、由阿拉伯军团掌管的守望山和橄榄山，谢赫贾拉和美国侨民居住区的屋顶。
有时，我想象自己能够在浓密的树梢间认出希尔瓦尼庄园的房顶。我相信他们比我们要舒适多了，他们没有数月遭到炮轰，没有忍饥挨饿，没有被迫睡在臭烘烘的地下室里的垫子上。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从心灵深处向他们说点什么。就像盖乌拉大街上修理娃娃的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一样，我渴望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站在和平调解代表团的前列走向他们，向他们证明我们是正确的，向他们道歉，并接受他们的歉意，在那里品尝饼干和橘皮蜜饯，显示我们的谅解与高尚，签署有关和平友谊与相互尊重的协议，或许也劝阿爱莎和她的小弟弟以及整个希尔瓦尼家族相信，那场事故不完全是我的错，或者不光是我的错。
有时，我们会被约一英里之外的停火线那边传来的一阵机关枪声，或是新界那边宣礼员那略带哭腔的唱颂惊醒——那声音就像令人毛骨悚然的悲歌，闯入我们的梦乡。
在我们家避难的客人们已经搬走。罗森多夫夫妇已经回到楼上自己家里；神情恍惚的老太太和女儿把铺盖装进一条麻袋，不见了踪影；吉塔·米尤多夫尼克、算术教科书作者的遗孀也离开了，当时是我父亲凭着一双自己借出去的袜子认出了教科书作者面目全非的遗体；约瑟夫伯伯和他的弟妹哈娅·爱里茨迪克回到塔拉皮尤特街上克劳斯纳家的住宅，住宅正门前的铜牌上镌刻着“犹太教和人文主义”的铭文。住宅在战时曾遭到毁坏，他们得在里面修整一番。老教授一连几个星期为自己的几千本书痛惜不已，这些书被从书架上横扫到地上，或者用作屏障和掩体用以阻挡从已经成为发射阵地的住宅窗口射出的子弹。战后发现，浪子阿里埃尔·爱里茨迪克安然无恙，但是他继续争论、谩骂可怜的本-古里安本可以解放老城和圣殿山但没有为之，他本可以把阿拉伯人全部赶到阿拉伯世界里，但没有为之，这一切皆因为他和他的左派激进伙伴掌管了我们所深爱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式的和平主义和托尔斯泰式的素食主义思想的引导下误入歧途。他坚信，很快一个令人自豪的新型民族领袖阶层将会崛起，我们的军队会放开手脚，终将从阿拉伯征服者的枷锁下解放故乡的每一寸土地。
然而，绝大多数耶路撒冷人并不向往另一场战争，并不在意消失在混凝土帘幕与雷区背后的哭墙，还有拉结墓的命运。破败不堪的城市舔舐自己的创伤。整个那个冬天以及接下来的春夏，杂货铺、蔬菜水果店以及肉铺前面排成一长条灰线。又开始了缩减制度。卖冰人的车后聚集起一排排人，卖煤油的车后也聚集起一队队人。按照配给票证本上的购物券分配食品。鸡蛋和一点点鸡肉只限定售给儿童和持有医疗证明的病人。牛奶限量供应。在耶路撒冷很少看到水果和蔬菜。油、糖、粗面粉和面粉两星期或者一个月间或出现一次。要是你想买普通的衣服、鞋子或者家具，你就得用光你配给票证本上正逐渐减少的宝贵购物券。鞋子多用仿皮制作而成，鞋底薄得像层薄纸板。家具也尽是伪劣产品。人们喝的不是咖啡，而是喝代用咖啡或者菊苣根，鸡蛋粉和奶粉代替真正的鸡蛋和牛奶。我们开始痛恨每天必吃的冷冻鳕鱼鱼片，那是新政府廉价从挪威买来的，储量丰富。
战争过后的最初几个月，你若离开耶路撒冷去往特拉维夫或国内其他某地，甚至都需要特批。但是所有精明或一意孤行的人，手里有点小钱了解黑市的人，与新管理阶层勾勾搭搭的人，基本感受不到物品匮乏。有些人想方设法在居民已经逃亡或遭到驱逐的阿拉伯繁华地段，或者是战前英军和内政服务家庭居住的地段，如卡塔蒙、塔里比耶、巴卡阿、阿布托尔以及德国人居住区，攫取房产。成千上万逃离或被逐出阿拉伯国家的比较贫穷的犹太人取代了比较穷困的阿拉伯人，居住在穆斯拉拉、利夫塔和埃里玛里哈。特拉皮尤特、阿伦比军营以及贝特马兹米尔建立起一个个临时大难民营，瓦楞铁搭起的棚屋一排接一排，没有通电，没有排水沟，没有自来水。冬天，棚屋与棚屋之间的一条条小路变成泥泞，寒冷彻骨。伊拉克来的会计、也门来的铁匠、摩洛哥来的商人和店主、布加勒斯特来的表匠挤进这些棚屋，参加政府筹划的耶路撒冷山上清理石头再造林地工程，换取微薄的收入。
“英雄主义年代”一去不返，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犹太人的种族灭绝，大规模加入英军和英国人在反纳粹战争中建立的犹太旅的年代，抗英斗争、地下武装、非法移民、“塔与栅栏”的新村定居、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五国正规部队的殊死搏斗，永远成了过去。
燃情时代既已结束，我们突然生活在灰暗、阴郁、潮湿、卑鄙与琐碎的“后早晨”。（我后来试图在长篇小说《我的米海尔》中捕捉到这种气息。）在这个年代里，有的是发钝的奥卡瓦剃须刀片，没有味道的象牙牙膏，臭烘烘的议会烟卷，“以色列之音”狂吼滥叫的两个体育评论员尼哈米亚·本-阿夫拉汉姆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尼，鳕鱼肝油，配给票证本，施姆里克·罗森及其测试节目，政治评论员摩西·麦德兹尼，使用崇尚希伯来精神的姓氏，食品配给，政府工作方案，杂货店前一排排长队，嵌进厨房墙壁里的食品储藏室，廉价沙丁鱼、应可达罐头，以色列-约旦联合停战委员会，来自停火线另一方的阿拉伯渗透者，戏剧公司——奥海尔、哈比玛、多——来——咪、克里斯巴特伦、喜剧演员达吉干和舒马赫、曼德尔鲍姆门交叉路口、报复性的袭击、用煤油给孩子洗头去除虱子、“向临时难民营伸出救援之手”、“遗弃的阿拉伯资产”、防御基金、无人地带，还有“我们的血不会白流”。
我再次每天早晨前往塔赫凯莫尼大街的塔赫凯莫尼宗教学校上学。在那里上学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会打架，父母都是艺术家、体力劳动者和小商贩。他们家里都有八九个孩子，其中一些人总在觊觎我的三明治。一些人剃着光头，我们都戴黑颜色的单角贝雷帽。他们很快便发现，我是他们当中唯一的独生子女，在他们当中最为弱小，我很容易上火或者不开心，因此他们合伙聚在操场的水管旁边对付我，向我泼水。当他们想出些新鲜出格的点子羞辱我时，我有时会站在讥讽折磨我的人当中喘着粗气，挨打，浑身是土，分明是狼群中的羊，冷不丁令我的敌人大吃一惊，我开始歇斯底里殴打抓挠自己，狠狠地咬自己的胳膊，形成一道血牙。有那么两三次，妈妈情绪失控，当我的面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有时候，我给他们编未完待续的悬念小说，按照我们在爱迪生影院看到的动作片的套路编让人屏住呼吸的情节。在那些故事里，我毫不犹豫把人猿泰山引见给飞侠哥顿，要么就把尼克卡特介绍给福尔摩斯，要么把卡尔·迈笔下的牛仔和印第安人的世界和梅恩·里德与宾虚或神秘的外部太空或纽约郊区的恶棍帮派糅合起来。每次休息，我通常只给他们讲一段，就像《天方夜谭》里的山鲁佐德用故事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始终在最为紧张的当口止住，正当主人公似乎就要遭受厄运、面临绝路时，无情地且听来日分解（我尚未编出）。
于是，我习惯于在休息时分到操场走走，仿佛纳赫曼拉比与渴望听他训诫的一群弟子在一起，随便我走到哪里，四周都围着水泄不通生怕漏掉一个字的听众。他们当中有时会出现带头迫害我的人，我会宽宏大量把他们请到最里面，用导致情节急剧转折的某个宝贵线索或某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仍有下回分解的东西来取悦他们，这样把接受者提升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有能力按照个人意愿决定是出示宝贵的信息，还是将信息秘而不宣。
我最初讲的故事充满了洞穴、迷宫、地下墓地、森林、深海、土牢、战场、居住着妖魔鬼怪的银河、勇敢的警察、无畏的武士、密谋策划、可怕的背叛以及继之而来的侠肝义胆慷慨救助的壮举、巴洛克式的奇崛转折、难以置信的自我牺牲、表达自我否定与宽容的极度情绪化姿态。我还记得，我早期作品中的人物既有正面英雄人物，也有反面恶棍，大批反面人物幡然悔悟，通过自我牺牲或英勇死去来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有嗜血成性的施虐狂，各式各样的无赖和卑鄙无耻的骗子，还有含笑献身的谦谦君子；另一方面，所有的女性人物无一例外，都无比高贵，尽管吃尽苦头但仍怀爱恋，遭受痛苦却满怀同情，身受折磨甚至屈辱，但始终傲然纯洁，为男人的心志迷乱而付出代价，但依旧慷慨与宽容。
但是如果我把弦线拉得过紧，或拉得不够，那么讲过几段之后，或者在故事末尾，当恶行被摧毁，高尚的行为最终得到了应有报偿之际，也就是这个可怜的山鲁佐德被投入狮穴之时，讲故事者就会为他的祖先挨打受辱。谁叫他不闭上嘴巴呢？
塔赫凯莫尼是个男校，就连老师也是清一色的男性。除学校护士外，从没有女人在这里出现过。胆大妄为的男孩子有时爬上来麦尔女校的高墙，扫一眼铁屏障那边的生活。女孩子们身穿蓝色长裙，泡泡短袖上衣，于是就传说，她们在休息时走到操场，两个两个地玩跳房子，给对方梳小辫，偶尔也像我们一样往对方身上喷水。
除我以外，塔赫凯莫尼的所有孩子几乎都有姐姐、嫂子和堂姐、表姐，于是我在最后一拨人里最后一个听到悄声议论女孩子有而我们却没有的东西，反之亦然，最后听到大哥哥们在黑暗中对他们的女孩子做些什么。
家里对这个话题只字不提。一次也不讲。也许有些客人会忘乎所以，取笑波希米亚人的生活，或者取笑巴·伊兹哈尔-伊萨勒维茨夫妇，说他们一丝不苟遵守“生养众多”的戒律，那时他会在旁人的申斥声中沉默下来：你没看见孩子就在这里吗？
孩子虽然人在那里，但是他什么也不懂。当班上同学气势汹汹用阿拉伯语冲他嚷女孩子长着什么，当他们挤在一块传看一个衣服穿得很少的女人的照片，当有人拿来一支圆珠笔，里面有个身穿网球服的女孩，你把笔调过来时，衣服突然不见了，他们粗声粗气地咯咯直笑，互相用胳膊肘捅对方的肋骨，死乞白赖地仿效哥哥们的样子，只有我惊恐万状，仿佛远方地平线上正在隐约形成某种灾难。它尚未到此，尚未触摸我，但是它已经令人毛骨悚然惊恐万状了，就像四面八方的远山顶上烧起森林之火，任何人也逃脱不了。一切再也无法回到从前。
每当他们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小声讲述某个缺心眼儿的傻大姐在特里阿扎丛林一带晃荡，谁给点小钱就把自己送上，或者谈论炊事用品商店里的一个胖寡妇把八年级的几个男孩带到店后边的仓库里，向他们展示自己的私处，为的是看他们手淫时，我便感到一阵心痛，仿佛某种巨大的恐惧正在等着每个人，每个男人和女人，那恐惧既残酷又有耐性，悄悄地、一点一点地编织出一张看不见的讨厌的网，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就被黏上了。
我们上到六七年级时，学校护士，一个声音粗哑有军人气质的女子突然出现在教室里，独自在三十八个茫然不知所措的男生面前，站了整整两节课，向我们展示生命的本质。她无所畏惧地向我们描述了各种器官及其功能，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体内脏器管道，她什么也没有向我们省略：精子，卵子，腺状组织，阴茎包皮，管状器官等。接着她给我们做了可怕的演示，可怕地向我们描述了潜伏在门口的两个魔怪，弗兰肯斯坦的科学魔怪以及两性世界里的狼人，怀孕与感染的双重危险。
我们意乱情迷，羞答答地走出教室，走进世界，而今那世界在我眼里酷似巨大的矿藏或痛苦万状的星球。我那时作为一个孩子，多多少少领会到，我应该得了解什么，接受什么，但是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一个心智健全的男人或女人为何会心甘情愿被困在那些迷宫似的龙穴里。这个勇敢的护士毫无顾忌，赤裸裸地向我们展示一切，从荷尔蒙到健康防御规则，但只字未提，即便拐弯抹角地，在那些复杂而危险的过程中会有某种快感，这也许是因为她想保护我们的纯洁，也许因为她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我们在塔赫凯莫尼的老师，多数都穿着略微磨损了的深灰色或棕色套装或老式外套，永无休止地要求我们心存敬畏。莫宗先生、阿维沙先生、老奈曼先生和小奈曼先生、阿尔卡来先生、杜夫沙尼先生、欧非尔先生、米海埃里先生、傲慢的校长伊兰先生总是身穿三件套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他弟弟，也是伊兰先生却只穿两件套。
这些人走进教室时，我们都需要起立，只有当他们亲切地示意我们就座时，我们方能坐下。我们称老师为“我的老师”，总是用第三人称。“我的老师要家长写条，可是家长去海法了。也许请他同意我周日再把条子带来好吗？”要么就是：“我的老师，对不起，他不觉得他这里有点过分吗？”（该句中第二个“他”当然指的不是老师——我们谁也没有那个胆量指控他行为有点过分——而只是指先知耶利米，或者诗人比阿里克，我们那时学他们大发脾气。）
至于我们学生，从一跨进学校门槛的那一刻，我们就彻底丢掉了自己第一个名字，只剩姓氏了。老师们只叫我们包佐、萨拉高斯提、瓦勒若、里伯茨基、奥法西、克劳斯纳、哈加吉、施来费尔、代拉马尔、达诺、本-奈姆、考多瓦罗或者阿克西罗德。
我们在塔赫凯莫尼的老师，有太多太多的惩罚。打耳光，用板尺打手心，抓住我们的后脖颈摇晃，把我们轰到院子里，叫家长，在班上花名册里画黑叉，把《圣经》中的某一章抄写二十遍，要么就是写五百行。“上课不许说话”，或“按时完成作业”。任何书写不工整的学生都要在家用美术字或“山间溪流般纯正”的字体抄书。手指甲剪得不整齐者，耳朵上有污迹者，或衣领不干净者均会蒙受羞辱被赶回家去，而且还要站在全班同学面前，清清楚楚地大声背诵：“我是脏娃娃，/脏是一种罪愆；/我要是不洗澡，/就会在垃圾箱里完蛋！”
塔赫凯莫尼每天第一堂课，都是唱颂《我感谢》：我感谢你，/啊，永远不朽的王，/你使我的灵魂苏醒，怜悯我：/你忠诚无比之后，我们都用尖厉的颤音，津津有味地唱着：宇宙之王/创造了天地万物……
天地万物造齐，/令人敬畏者将统治……
只有唱完所有的歌，做完晨祷（缩略了的）后，老师才命令我们打开教科书和练习本，准备好铅笔，一般情况下，马上就会开始冗长而令人生厌的听写，直至象征自由的铃声响起，有时甚至会拖到响铃以后。我们在家里必须背诵一段一段的《圣经》、整首诗和拉比训诫。直至今天你可以在半夜把我叫醒，让我背诵先知对亚述王使者拉伯沙基的回应：“锡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嚼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或者《阿伯特》：“世界立于三块基石……少言多行……我从未见过比沉默更益于身心之物……明白在你之上……不要让你与民众脱节，不要自以为是，直至你死去那天；不要臆断你的朋友，直至你身处其境……在无人之处则要努力去做人。”
在塔赫凯莫尼学校，我学习希伯来语。它仿佛钻头插入了丰富的矿脉，我初次接受那矿脉是在杰尔达老师的课堂和院子里。庄严的习语，几乎忘却了的语言，奇异的句法以及几个世纪几乎无人问津的语言冷门，还有希伯来语言那强烈的美，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到了早晨，一看是利亚。”“宇宙之王，创造了天地万物。”“以色列人心中也没受割礼。”“一细亚痛苦。”或者是“要向贤哲们的火光取暖，但要小心，勿被其燃烧的煤块灼伤，因为他们的嘶咬是狐狸的嘶咬，他们的蛰噬则是毒蝎的蛰噬…他们的一切言谈，均像火中煤块。”
我在塔赫凯莫尼这里学习《摩西五经》与拉希那睿智而轻盈的诠释，我在这里沉湎于圣贤智慧、传说与律法、祈祷文、赞美诗、圣著评注、注疏之注疏、安息日与节日祈祷书以及“布就筵席”之道。我在这里也结识一些家族的朋友，如马加比战争、巴尔·科巴赫起义、大流散时期犹太社区历史、大拉比们的生平、带有道德训诫色彩的哈西德传说。有时也学习一些拉比法学家的东西、西班牙希伯来语诗歌和比阿里克的诗歌，偶尔在欧非尔先生的音乐课上，学几首拓荒者在加利利和山谷里唱的歌，在塔赫凯莫尼唱这些歌显得有些另类，就像西伯利亚出现了一头骆驼。
地理老师阿维沙先生将会借助地图偶尔外加一盏破的幻灯机，率领我们和他一起做充满冒险色彩的旅行，到加利利、外约旦、美索不达米亚、金字塔和巴比伦空中花园。小奈曼先生先是向我们大吼先知的愤怒，那阵势就像熔岩奔腾，随即又用涓涓细流般的柔情来安抚、慰藉我们。英文老师莫宗先生向我们反复强调“我做”、“我做过”、“我做完了”、“我一直在做”、“我本来会做”、“本应该做”、“本应该一直在做”等说法之间永远存在着差异。“就连英国国王陛下本人！”他会像上帝在西奈山上那样吼叫，“就连丘吉尔！莎士比亚！加里·库伯！——都没有理由不遵守这些语言规则，只有你，尊敬的先生，阿布拉非亚先生，显然高踞于律法之上！怎么，你高踞于丘吉尔之上？高踞于莎士比亚之上？高踞于英国国王之上？恬不知耻！丢人啊！现在大家请看，全班都要注意，把它写下来，别出错。真遗憾，只有你，这个非常尊贵的大师阿布拉非亚，你真丢人！”
但是我最喜欢的老师是米海埃里先生，莫代海·米海埃里，他柔软的双手一向优雅，像双舞蹈家的手，神情倦怠，仿佛他总是在为什么事情感到羞愧。他习惯于坐着，摘下帽子，把它放在面前的书桌上，正正他的无檐小帽，没有用知识来轰炸我们，而是连续几个小时给我们讲故事。他会从《塔木德》讲到乌克兰民间传说，接着忽地一下冲到希腊神话、贝督因故事和意第绪语打闹剧，他会不住地讲，直至讲到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还有他自己的故事，他跟我一模一样，编这些故事就是为了讲给人听。
班上多数男孩子因为和蔼可亲的米海埃里先生脾气好又心不在焉，在上课时把胳膊放在桌子上，枕着胳膊睡觉。有时他们传纸条，甚至在桌子下面抛纸球。米海埃里先生没有觉察，也许他并不在意。
我也不在意。他疲倦善良的眼睛盯着我，给我一个人讲故事，或者只给我们两三个人讲，大家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他的两片嘴唇，它们似乎在我们眼前创造着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