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级结束之后，我便从牧猫人伊莎贝拉老师的火山王国步入了二年级杰尔达老师冰冷平静的掌控之下。她没有养猫，但是某种灰蓝色的光晕环绕着她，立即吸引了我，令我着迷。
杰尔达老师说话如此轻柔，我们要是想听见她在说些什么，不但要停止说话，还要把身体在桌上往前倾。结果，整整一个上午我们都在向前欠身，因为我们不想漏掉一个字。杰尔达老师所说的一切都那么引人入胜，让人意想不到。仿佛我们从她那里学到另一门语言，和希伯来语区别不大，但是颇为特别，动人心弦。她称星星为“天国之星”，称深渊为“无垠的深渊”，她还说到“浑浊河水”以及“夜间沙漠”。要是你在班上说些她喜欢的东西，杰尔达老师会指着你温柔地说：“大家请看，这里有一个灵光四溢的孩子。”要是有个女孩儿做起了白日梦，杰尔达老师便对我们解释说，就跟没人会因不睡觉遭受惩罚一样，你们不能让诺拉为有时在班上无法清醒而承担责任。
任何形式的嘲弄，都被杰尔达老师称作“毒药”。她把说谎称作“摔跤”，把懒惰称作“灌了铅”，把流言蜚语称作“肉之眼”，她称骄傲自大为“烧焦翅膀”。抛弃任何东西，甚至橡皮一样的小东西，或轮到你分发绘画纸，她称之为“制造火花”。在我们一年中最喜欢的节日普珥节前两个星期，她突然宣布：今年可能不会有普珥节了，也许在到达这里之前就被扑灭了。
扑灭了？一个节日？怎么回事？我们都陷于莫大的恐慌中，我们不仅害怕失去了普珥节，而且对那些强有力的隐藏力量产生朦胧的恐惧，以前从未有人向我们说起这种力量的存在，如果它们愿意，就能点燃或扑灭我们的节日，因为它们有如此多的火柴。
杰尔达老师没有劳神去详细说明，只是暗示我们，是否熄灭节日主要靠她来做决定，她自己不知怎么跟区别节日与非节日、区别神圣与世俗的看不见的势力联系在了一起。因此要是我们不想让节日被熄灭，我们互相之间这么说，最好是付出特别的努力，至少可以做一点点什么，让杰尔达老师和我们在一起时心情愉快。杰尔达老师经常说，一无所有的人不知什么叫作一点点。
我记得她的眼睛，机敏，深褐色的眼睛，有种神秘感，但并不快乐。犹太人的眼睛有点鞑靼人的模样。
有时她会缩短教学时间，把大家送到院子里玩耍，但是留下我们两个似乎可堪造就的男孩。院子里的流放人员在自由活动时间里并不那么高兴，而是嫉妒入选者。
有时放学的时间到了，伊莎贝拉老师已经让学生回家了，猫咪们也解散了，遍布着整座房子、楼梯和院落，只有我们似乎被遗忘在杰尔达老师故事的翅膀之下，身子在书桌上前倾，不想漏掉一个字，直至一个焦虑的母亲，依然系着围裙，来到此地，站在门口，倒背着手，先是不耐烦地等候，之后大吃一惊，这吃惊又转为好奇，仿佛她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充满好奇的小姑娘，前来和我们一起倾听，不要错过故事的结尾，那丢失的云，不被喜爱的云，它的斗篷被困在星星的万丈金光里。
要是你在课堂上说，你有话要和大家讲，即便正在做其他的事情，杰尔达老师也会立刻让你坐到讲桌前，而她自己坐在你的小板凳上。这样她就以惊人的一跃将你提升到了教师的位置，只要你讲的故事好听，或者你的论证有趣。只要你抓住她的兴趣，或者是班上同学的兴趣，你就可以继续在位。然而，要是你说了一些愚蠢的东西，或者只是想引起关注，要是你委实没有什么可说的，那么杰尔达老师就会插嘴，用她那最为冷淡最为平静的声音，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说：“可是这有点傻。”
要么就是：
“别再出洋相了。”
甚至会说：
“够了，你这是在自我贬低。”
于是你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羞愧难当，不知所措。
我们很快就学会了谨慎从事。沉默是金。要是没有什么高见就不要去抢风头。固然，高高在上坐在讲桌前很是惬意，甚至让人沾沾自喜，但是跌落也在转瞬之间，令人痛苦。蹩脚的品位与聪明过头均会导致屈辱。当众发表任何见解之前，最好要做好充分准备。要是你不情愿沉默，就应永远三思。
她是我的初恋。一个三十多岁的未婚女子，杰尔达老师，施尼尔松小姐。我那时还不到八岁。她让我神魂颠倒，某种以前没有动静的内在节拍从那时开始便在我心中跳动，至今仍未平息。
早晨醒来之际，甚至尚未睁开双眼，我便想象着她的模样。我急忙穿好衣服，吃过早餐，盼望着赶紧收拾完，拉拉链，关门，拿起书包，径直跑到她那里。占据脑海的是每天努力准备一些新鲜事物，这样我便可以得到她亮晶晶的目光，于是她可以指着我说：“瞧，今天上午我们当中有个灵光四溢的孩子。”
我每天早晨坐在她的课堂上，爱得发昏。不然就是陷于阴郁的嫉妒中。我不断地试图发现自己身上所具备的那种吸引她的魅力。我一刻不停地筹划，如何挫败其他人的魅力，如何插到他们和她之间。
中午我从学校回家，坐在床上，想象着只有我和她在一起时情形会怎样。
我喜欢她声音的颜色，也喜欢她微笑的气味，还有她衣裙（长长的袖子，通常是棕色、藏青色或灰色，佩戴着一串朴素的象牙项链，偶尔会戴一条不显眼的丝巾）发出的簌簌声响。天黑时，我会闭上双眼，把毯子拉过头顶，带她一起走。我在睡梦里，拥抱她，她险些拥吻了我的前额。一层光环环绕着她，也照亮了我，让我成为灵光四溢的孩子。
当然，我已经知道什么是爱。我已经囫囵吞枣地读了那么多书，儿童书，十几岁少年读的书，甚至被认为不适合我读的书。就像每个孩子都爱父母一样，每个人稍微长大一点时，都会恋爱，爱上家庭之外的人。一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可突然，像在特里阿扎丛林的洞穴里找到珠宝一样，爱上的人生活变得不同。我从书中读到，在恋爱中，如同在生病中，你会寝食不安。我确实吃得不多，但是夜里睡眠很好，白天我等着天黑，这样我就可以睡觉了。睡觉与书中描绘的恋爱症状对不上号，我不是特别确定我是否像成人那样恋爱了，在什么情况下我会忍受失眠的痛苦，或者我的恋爱只是一种孩子的爱。
我从书中，从爱迪生影院看过的电影里，甚至凭空了解到，在坠入情网的背后，还有另一道风景，一道全然不同的可怕风景，如同我们在守望山看见的摩押山山那边一样，那风景从这里无法看到，也许看不到倒好，那里潜伏着某种东西，某种骇人、可耻的东西，某种属于黑暗的东西，某种属于我试图忘却（然而也记住了我本不想好好看的一些细节）的那幅照片上的东西，那是意大利俘虏隔着带刺铁丝网给我看的，我几乎没看上一眼，便仓惶而逃。它也属于女人穿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我们没有，班上的女孩子目前也还没有。在黑暗中，还有别的东西生存，运动，微微作响，它湿乎乎、毛茸茸的，某种东西，一方面我最好一无所知，可另一方面，要是我一无所知，那么我的爱情只是少儿之恋。
少儿之恋有些不同寻常，它没有伤害，没有不好意思，就像约阿维和诺阿，或本-阿米和诺阿，或甚至诺阿和阿夫纳的哥哥。但是我的情况呢，不是同班上女孩或者某位邻居，一个与我年龄相仿或稍大一点像约埃扎大姐似的女孩恋爱，我是爱上了一个女人。情形更加糟糕，因为她是老师，我的任课老师。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去找任何人询问此事，他们会取笑我。她把嘲弄称作毒药，把说谎称作摔跤，把失望称作伤悲或者是梦想家的伤悲，把骄傲自大称作烧焦翅膀。她肯定会把耻辱称作上帝的影子。
我呢？我这个她有时在班上指着叫灵光四溢的孩子，现在因她之故，成了阴暗纵横的孩子吗？
突然，我再也不愿意到“儿童王国”学校去上学了。我想去一所真正的学校，有教室，有钟声，有操场，而不再去纳哈里埃里家里，那里到处是猫，甚至连厕所里都有，猫隔着你的衣服贴住你的身体，也不会再没完没了地闻家具下面风干了的老猫屎尿味儿。一所真正的学校，那里的校长不会突然过来从你鼻子里挖出一个怪物，不会嫁给合作社商店里的收银员，在那里不会称我灵光四溢。一个没有坠入情网以及如此情形发生的学校。
确实，父母经过争吵，那是用俄语进行的争吵，父亲在争吵中显然占了上风，决定等上完二年级，完成了“儿童王国”的学业，过了暑假，我将在塔赫凯莫尼上三年级，不是在“劳动者儿童教育之家”。
但是在我和塔赫凯莫尼之间，依然展开了整整一夏天的恋情。
“什么，你又要跑到杰尔达老师家里去？早晨七点半？你没有同龄朋友吗？”
“可是她邀请我去。她说我想什么时候去都行。连每天早晨都行。”
“她说的，不错，但是请你告诉我，一个八岁大的孩子受他老师的摆布是不是有点不自然？实际上，是他的前老师。天天如此，早晨七点钟，还是在暑假，你觉得这是不是有点过了？难道不是不礼貌吗？请考虑一下，理智地！”
我把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不耐烦地等候演说结束，而后脱口而出：“好吧！我考虑一下，理智地。”
说话时我已经跑了起来，雄鹰展翅般跑向她在泽弗奈亚大街一层住房的院子，从3路公共汽车站、哈西亚夫人幼儿园的对面那里过马路，走在我前面的是送奶工兰格曼先生，他大铁桶里的牛奶直接从加利利高地，“从阳光普照、我们在那里脚踏晨露头顶明月的平原”运到我们这一条条阴郁沉闷的小街。但是明月在此，杰尔达老师就是明月。在那里，在山谷，沙龙平原和加利利，是一望无垠沐浴着阳光的土地，是那些皮肤晒得黝黑坚强的拓荒者王国，不是这里。这里，在泽弗奈亚大街，即使在夏日早晨，依旧留有月夜的影子。
我每天早晨八点钟之前都站在她的窗外，抹过水的头发服服帖帖，干净的衬衫塞进了短裤。我很乐意主动帮她做一些早上的活计，替她跑腿去商店，打扫院子，给她的天竺葵浇水，把她洗的东西挂到绳子上，把干衣服收进来，从锁头已经生锈的信箱里给她掏出一封信。她给我倒一杯水，她不光把水称作水，而是叫清澈透明的水。从西方吹来的柔风被她称作“西风”。西风吹拂松树针叶，手指在针叶间拨动。
我做完家务活后，我们会把两个草凳搬到后院，坐到杰尔达老师的窗下，北面是警察培训学校和淑阿法特阿拉伯村庄，我们做着没有运动的旅行。作为一个经常看地图的孩子，我知道在目之所及最远最高的群山顶上耸立着尼比萨姆维尔清真寺，清真寺那边是贝特霍隆山谷，我知道贝特霍隆再过去便是便雅悯、埃弗来姆、撒玛利亚地区，而后是吉尔伯阿山，再过去是山谷、塔伯尔和加利利。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我们每年去一两次特拉维夫过节，我到海法背后克里亚特莫兹金边上外公外婆家的沥青油纸棚屋去过两次，去过一次巴特亚姆，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见识过。当然没有见识过杰尔达老师用语词向我描述的奇妙所在，哈罗德小溪，萨法德山峦，基内留特湖畔。
我们的夏天过去后的夏天，我们天天上午坐在那里面对的山顶会向耶路撒冷发动炮轰。贝特伊克萨村旁，尼比萨姆维尔山边，会为外约旦阿拉伯军团效力的英国炮台挖掩体防守，会向陷于重重围困的贫困城市发射数以千计的炮弹。许多年以后，我们所能看见的山顶将会布满密密麻麻的住房，拉默特埃什科尔、拉默特阿龙、莫阿洛特达夫纳、弹药山、吉瓦阿特哈米夫塔、法国山，“小山也都消化”。但在1947年夏天，它们仍旧是荒无人烟的石山，山坡上是一片片的石块和黑黝黝的丛林。到处可见孤独固执的古松，在强劲的东风下弯下腰身，永远直不起来。
她会给我读些东西，也许那天早晨她已经打定主意要读这些：哈西德传说、拉比传奇以及喀巴拉圣徒那有点令人费解的故事，这些圣徒靠排列字母表中的字母创造奇观与神迹。有时，要是他们不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当这些神秘主义者在竭力拯救他们自己的灵魂或者是穷苦人、受压迫者甚至整个犹太民族的灵魂时，就会造成可怕的灾难，这灾难总是源于结合中出现的一个错误，或者是一点瑕疵进入精神领域的神圣准则中。
对我提出的问题，她的回答既奇怪又出人意料。有时在我看来这答案近乎狂野，以某种可怕的方式，威胁着要削弱父亲那坚定的理性准则。
而有时，她给我的答案又在预料之中，虽然简单，但像黑面包一样营养丰富，令我大为震惊。但是，即便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却以某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出自她口中。我爱她，迷恋她，因为有某种奇异而令人惴惴不安、近乎可怕的东西，确实存在于她所说所做的一切之中。比如说，“精神贫穷”的人，她说他们属于拿撒勒的耶稣，但是在我们住在耶路撒冷这里的犹太人中也有许多精神贫困，并不一定是“彼人”所指的意思；或者是出自比阿里克《愿我与你共享》的“精神失语者”，他们实际上是使宇宙得以生存的深藏不露的义人。还有一次，她给我读比阿里克的诗歌，该诗写的是他精神纯洁的父亲，他的生活困在一个肮脏的小客栈里，但是他本人却一尘不染。只有他的诗人儿子为之感动，而且是如此的感动！比阿里克本人在《我的父亲》一诗中的开头两行，主要讲自己，讲自己的不纯洁，而后才向我们讲起他的父亲。她觉得奇怪，学者们没有留意描写父亲纯洁生活的诗歌，实际上是以儿子对自己不纯洁的生活做出苦涩忏悔开端。
也许这不是她的原话，毕竟我没有坐在那里手拿铅笔和笔记本写下她所说的一切。已经过去五十年了。那个夏天，我在杰尔达那儿听到的许多东西当时理解不了，但是她一天天在升高我理解的横杆。比如说，我记得，她给我讲述比阿里克，讲述他的童年，他的失望，他没有实现的愿望，乃至不适于我那个年龄的东西。她给我读比阿里克《我的父亲》，还读其他的诗，给我讲述关于纯洁与不纯洁的轮回。
她究竟说了些什么？
现在，在2001年6月末的夏日，在阿拉德，我的书房，我努力重构，或者也在猜测，在脑海中回味，几乎是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就像自然历史博物馆里的那些古生物学家，可以凭借两三块骨头重新建构整只恐龙。
我喜欢杰尔达老师将语词并置起来的方式。有时她会把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用语放到另一个也相当普通的词汇旁边，突然，只是由于语词毗邻，在两个通常不站在一起的普通词汇之间，迸射出带电的火花，让我激动不已。
我第一次思考/那样一个夜晚/荟萃的群星只是个流言……
那年夏天，杰尔达老师还没有结婚，但有时一个男人出现在院子里。在我看来，他并不年轻，那模样表明他是个教徒。他从我们身边经过时，无意地撕破了她和我之间织下的那看不见的晨网。有时他带着一丝索然无味的微笑朝我点一下头，背对着我站在那里，和杰尔达老师谈话，那谈话持续了七年，要么就是七十七年。他们用意第绪语说话，因此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有那么两三次他甚至设法让她爆发出一阵响亮的小姑娘般的笑声，我不记得我曾经使她这样笑过。甚至在梦中也没有。绝望中，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架水泥搅拌机的具体图影，那架搅拌机在马拉哈伊大街那头放了有好几天了，我会在半夜里把这个爱逗笑的弄臣杀死，天亮之前把他的尸体拖进搅拌机的肚子里。
我是个善于辞令的孩子，喋喋不休、不知疲倦地说话。早晨，还没睁开眼睛，我就开始发表演说，几乎一刻不停，一直持续到晚上熄灯，持续到我的梦中。
可是我没有听众。对于与我同龄的其他孩子，我所说的一切听起来像斯瓦西里语或是莫名其妙的话，而对于成人来说，他们也都在发表演说，和我一样，从早到晚，他们谁也不会听他人说话。那时候在耶路撒冷谁也不听谁的。也许他们甚至也不真的听自己的。（只有我那位好爷爷亚历山大，他可以全神贯注地倾听，甚至从所闻中汲取许多乐趣，但是他只听女士们说话，不听我的。）
结果，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只耳朵伸出来要听我说话，鲜有例外。即便是有人屈尊要听我说话，但两三分钟以后就烦了，尽管他们彬彬有礼假装在听我说话，甚至佯作从中得到一种享受。
只有杰尔达，我的老师，听我说话。不是像一位心地善良的阿姨，出于怜悯之情，疲倦地把一只经验丰富的耳朵借给一个突然向她劈头盖脑倾泻的小字辈儿。不是的。她一点一点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仿佛正在从我这里听到令她惬意令她好奇的事情。
而且，杰尔达，我的老师，当她想听我说话时，怀着敬意轻轻燃起我的热情，向我的篝火里添加树枝，可是，当她已经听够了，她会毫不犹豫地说：“现在我已经不想听了。请不要再说了。”
别人三分钟后就不再听了，但是却任我没完没了地唠叨一个钟头，始终假装在听，而想着自己的心事。
所有这一切均发生在二年级结束之后，在我结束儿童王国的读书之后，在我去塔赫凯莫尼之前。我只有八岁，但是已经养成了阅读报纸、通讯以及各种杂志的习惯，此外还狼吞虎咽地读了一两百本书。（几乎所有落入我手中的东西，几乎不加选择，我搜寻了父亲的图书馆，只要发现用现代希伯来语写的书，就用牙齿在我的角落里啃噬。）
我也写诗，描写希伯来部队，地下战士，征服者约书亚，甚至写一只踩扁了的甲虫，或者是秋天里的忧伤。我把这些诗作在早晨送给杰尔达，我的老师，她小心翼翼地抚摸诗作，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关于这些诗，她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实际上，我已经把诗歌给忘了。
但是我确实记得，她怎样对我讲述诗歌和声音。不是讲述向诗人心灵诉说的来自天国的话音，而是讲述不同语词发出的不同声音：比如“窸窣”是个耳语词，“尖利”是一个尖锐刺耳的词，“咆哮”一词含有深厚之音，而“音质”含有声音精细之义，而“噪音”就是噪音本身，等等。她掌握着全套语词和声音，我在这里更多的是追问记忆，而不是能够出产。
那个夏天，当我们近在咫尺时，我也许从杰尔达，我的老师那里听过这样的话：要是你想画一棵树，就只画几片树叶，你用不着把它们全部画出；要是你想画一个人，不必画出每根头发。但是在这点上，她并不执着，一次说这里或那里我着墨过多，而另一次她会说，我确实应该多画一点。可是该怎样把握呢？直至今日我依旧在寻找答案。
杰尔达老师也向我展示了一种我以前从没有接触过的希伯来语，是我在克劳斯纳教授家或者在自己家里或者在大街上的任何一本书中从未读到过的希伯来语，一种奇怪、不合规范的希伯来语，一种关于圣徒故事、哈西德传说、民间谚语的希伯来语，是渗透进了意第绪语的希伯来语，打破所有规范，把阳性和阴性、过去时和现在时、代词和形容词混为一谈，不地道、不连贯的希伯来语。但那些故事却拥有神奇的活力！在一篇讲雪的故事中，故事本身似乎由雪一样冰冷的语词构成。在一篇关于火的故事中，语词本身熊熊燃烧。在她所讲述的各种各样令人惊奇的事情中，有某种奇异、起催眠作用的甜美！仿佛作家把笔蘸在酒里，使语词站立不稳，在你口中打晃。
那个夏天，杰尔达老师也向我打开了一本本诗作，那类书真的，但是真的，不适合我这个年龄的人：莉亚·戈尔德伯格、尤里·兹维·格林伯格、约哈韦德·巴特-米利亚姆、埃斯特·拉阿夫，以及尤·兹·里蒙。
从她那里，我知道有些语词的周围需要全然安静，给它们足够的空间，就好比挂照片，有些照片周围不需要陪衬。
我从她那里学到了许许多多，在班上，在她的院子里。显然，她不介意我分享她的秘密。
然而只是分享一部分秘密。比如，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她也从来没有向我做过丝毫暗示，除身为我的老师，我的挚爱，她也是诗人杰尔达，她的一些诗歌发表在文学增刊和一两本无名杂志上。我不知道，她和我一样，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我也不知道她和声名显赫的哈西德拉比世家有亲缘关系，她是犹太教仪式派拉比门纳海姆·门德勒·施尼尔松的亲堂妹（他们的父亲是亲兄弟）。我不知道她也在学习绘画，她加盟一家戏剧团体，也不知道她那时甚至已经在诗歌爱好者的圈子里小有名气。我没有想到，我的情敌，她的追求者是哈伊姆·米什可夫斯基拉比，也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夏天，她和我的夏天结束两年后，他会娶她为妻。我几乎对她一无所知。
1947年秋季伊始，我到塔赫凯莫尼宗教男校三年级读书。我的生活中又充满了新的兴奋。无论如何，让我再像婴儿似的对初级班的老师百依百顺已经不合适了——邻居们会皱起眉毛，他们的小孩子会取笑我，我甚至会取笑自己。你怎么回事，每天早晨跑到她那里？当整个邻里开始谈论那个疯疯癫癫的小孩取下她晾晒的衣服，打扫她的院子，甚至也许在星光璀璨的夜晚梦想着娶她，你的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几个星期以后，耶路撒冷爆发暴力冲突，随之便是战争、轰炸、围困和饥饿。我疏远了杰尔达。我不再早上八点跑到她那里，梳洗整齐，头发服服帖帖，和她一起坐在院子里。我不再把昨晚的诗作拿给她。要是我们在大街上碰见了，我会急急忙忙地说“早上好，你好，杰尔达老师”，没有问号，没等听见回答就已经跑掉。我为以前所发生的一切羞愧难当。我也为这么快就把她甩掉而羞愧难当，甚至没有费神告诉她我把她甩了，甚至没有解释。我为她心之所思而羞愧难当，因为她一定知道，在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没有把她甩掉。
这以后，我们终于逃脱了凯里姆亚伯拉罕。我们搬到热哈维亚，父亲梦寐以求的地方。后来母亲去世，我到基布兹工作并生活。我想永远离开耶路撒冷。中断了所有的联系。我时不时会在杂志上读到杰尔达的诗，因而知道她还活着，她依然是个有感情的人。但是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一遇到感情便连忙退缩，尤其想把我自己和有情感的女人拉开距离。基本如此。
我的第三本书《我的米海尔》中的情节多多少少就发生在我们这个住区，该书出版的那年，杰尔达的第一本诗集《休闲》也问世了。我想到要给她写几个字表示祝贺，但是没写。我怎能知道她依旧住在泽弗奈亚大街还是搬到了别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我写下《我的米海尔》，以便在我和耶路撒冷之间划清界限，以便永远和她切断联系。在《休闲》集的诗中，我发现了杰尔达的家庭，也见到了一些邻居。后来，另两部诗集《看不见的骆驼》和《非山非水》陆续问世，赢得了千万读者的喜爱，荣获文学大奖，对于这一片称赞声，杰尔达老师，一个孤独的女人，似乎在躲避，显得有些无动于衷。
在我童年时代，英国统治时期的最后几年，所有耶路撒冷人都坐在家里写东西。那年月几乎谁家里都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没有录像机，没有激光唱机，也不能上网，不能发电子邮件，甚至连电话也没有。但是大家都有铅笔和笔记本。
由于英国人实行宵禁，整座城市在晚上八点都被锁在了屋里；在没有宵禁的夜晚，耶路撒冷主动把自己锁住，外面除了风、野猫，还有街灯投下的暗淡的光，都一动不动。即使这样，架着机枪的英国吉普车打着探照灯巡逻街道时，也把自己藏在阴影里。夜漫漫，因为日月运转得更加缓慢。电灯光昏暗，因为大家都贫困，他们节省灯泡，他们节约用电。有时，连续几个小时或者几天没有电，生活依然在乌黑的煤油灯光和烛光中继续。冬雨甚至也比现在猛烈，狂风夹杂着冬雨，闪电与轰轰雷声击打着护栏中的百叶窗。
我们举行夜间上锁仪式。父亲会走到外面关上百叶窗（百叶窗从外面才可以关上），他勇敢地冲进倾盆大雨中，冲进黑暗以及说不上名字的黑夜险境中，像石器时代那些粗野的人，经常勇敢地从他们温暖的洞穴现身前去觅食，或者是保护他们的女人和孩子，或者像海明威《老人与海》中的渔夫，父亲就这样英勇地面对凶险因素，头上盖着一个空袋子面对那些不知名的东西。
每天晚上，从百叶窗操作归来后，他从里面把前门反锁上，插上插销，把铁支架塞到两边的门柱里，再把抵御抢劫者或侵略者的铁棍插进去把守门户。厚重的石墙保护我们免遭邪恶的侵袭，还有铁百叶窗，以及笨重地站在我们后墙另一边的黑黝黝的山，像一个高大的不苟言笑的摔跤运动员。整个外部世界都锁在了外面，在装甲小屋里，只有我们三人，炉子，以及一面面从头到脚被书遮蔽的墙壁。于是整座房子每天晚上都要密封，像潜水艇一样，慢慢潜入水底。因为就在我们旁边，整个世界戛然停止，只要你走出前院左拐，向前走两百米，走到阿摩司大街尽头左拐，再走上三百米来到泽弗奈亚最后一家门口，那正是路之尽头，城市之尽头，世界之尽头。再过去只有茫茫黑暗中空寂的石头山坡、沟壑、山洞、光秃秃的群山、山谷，雨水荡涤着石村，黑压压的利夫塔、淑阿法特、贝特伊克萨、贝特哈尼纳、尼比萨姆维尔。
每天晚上，耶路撒冷的居民就这样把他们自己锁在家里，像我们一样，写作。住在热哈维亚、塔拉皮尤特、贝特哈凯里姆以及克里亚特施穆埃尔的教授和学者、诗人和作家、理论家、拉比、革命者、预言大难临头的人，以及知识分子。要是他们不写书，他们就写文章；要是他们不写文章，他们就写诗，或者编纂各种各样的小册子和传单；要是他们不写反抗英国人的非法墙报，就给报纸写信；或者相互之间通信。所有耶路撒冷人每晚低头坐在一张纸面前，修改，涂抹，书写并润色。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在塔拉皮尤特小街两侧面对自己的那张纸。亚历山大爷爷、杰尔达老师、扎黑先生、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布伯教授、肖勒姆教授、伯格曼教授、托伦先生、内塔尼亚胡先生、维斯拉维斯基先生，甚至还有我的母亲。父亲在做研究，揭示立陶宛民族史诗中的梵语母题，或者荷马对白俄罗斯诗歌的影响。仿佛他夜晚正从我们的小潜水艇里举起望远镜，遥望但泽和斯洛伐克。住在我们右边的邻居伦伯格先生，坐在那里用意第绪语撰写回忆录，而我们左边的邻居布赫夫斯基夫妇也许每个晚上也在写作，还有楼上的罗森多夫，以及马路对面的斯迪奇夫妇。只有山，我们后墙外的邻居，始终保持沉默，没写一行字。
书是一条纤细的生命线，把我们的潜水艇系在外面的世界上。我们四周尽是山，山洞和沙漠，英国人，阿拉伯人以及地下斗士，深夜，机关枪齐发，爆炸，伏击，逮捕，挨家挨户搜查，对今后仍然等待我们的事件怀有令人窒息的恐惧。纤细的生命线在这当中仍然蜿蜒而上，向着真正的世界前行。在真正的世界里，有湖泊、森林、农舍、田野、草地，还有带有塔楼、飞檐和三角墙的宫殿。那里的门廊，饰有黄金、丝绒和水晶，枝形吊灯上密密麻麻的小灯闪闪发亮，像七重天。
在那年月，我说，我希望长大做一本书。
不是作家，而是一本书。这种想法源于恐惧。
因为这一点是从没有到以色列来的亲人均遭德国人杀害这一事实本身慢慢领悟到的。在耶路撒冷有种恐惧，但是人们尽量把它深埋在心中。隆美尔的坦克几临以色列土地，意大利的飞机在战争中轰炸了特拉维夫和海法，天晓得英国人在离开之前会做些什么。他们离开之后，恐怕一群群阿拉伯人，成千上万穆斯林，会准备在几天之内把我们杀光，杀得连一个孩子也不剩。
自然，大人们尽量不当着孩子的面谈论这些恐惧。无论如何不用希伯来语说。但有时会说漏了嘴，或者有人在睡梦中大叫。我们的住房像笼子一样又狭小又拥挤，晚上熄灯以后，我听到他们在厨房里面对着茶点嘀嘀咕咕，我听到海乌姆诺集中营、纳粹、维尔纳、游击队员、行动、死亡营、死亡列车、大卫叔叔和玛尔卡婶婶，以及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堂弟大卫。
不知何故，恐惧侵袭了我。你这个年龄的孩子并非都能长大。有时坏人会将他们扼杀在摇篮里，或者杀死在幼儿园。在尼海米亚大街，曾经有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装订工人，他站到阳台上尖声叫喊：犹太人，逃命，快啊，不久他们就会把我们杀光。空气沉重，笼罩着恐惧。我已经可以猜想得出，杀人是多么轻而易举。
的确，烧书也不难，但要是我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至少有良机可单独生存下来，如果不是在这里，那么会在其他某个国家，在某一座城市，在某个偏远的图书馆，在某个被上帝遗弃了的书架的角落。毕竟，我亲眼见过书怎样想方设法在拥挤不堪的一排排书架间，在黑暗的尘埃里，在一堆堆选印本和期刊中藏匿，或者是在其他书的背后找到藏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