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花园四周，索妮娅姨妈说，我们有尖桩篱栅，每年春天都要粉刷成白色。树木的根部每年也要涂上白色防虫。篱栅有一个小门可以出去，通向广场。每星期一吉卜赛女人会来。她们经常把上了油彩、轱辘巨大的大篷车停在那里，靠广场一边支起油布帐篷。漂亮的吉卜赛女人赤着脚挨家挨户走，她们到厨房用纸牌算命，清洁厕所，唱歌，为的是挣得几个戈比，也会趁你不注意，小偷小摸。她们从仆人入口朝尔尼克胡得——我跟你说过，在住宅一侧——来到我们家。
后门径直通向我们的厨房，厨房很大，比这套房子都大，厨房中央有张桌子和十六把椅子。有个带十二个大小不一搁架的厨灶，安有黄门的碗橱，以及大量的瓷器和水晶器皿。我记得我们有个长长的大盘子，你可以把一整条鱼用叶子包上放在里面，周围再放上米饭和胡萝卜。那只盘子怎么样了？天晓得！它也许正在装饰着某个胖农民的餐具柜。角落里有个看台，旁边放有带软垫的扶手椅和一张小桌子，那里总放有一杯香甜的水果茶。这是妈妈……你外祖母……的宝座，她会坐在那里，有时会手扶椅背站在那里，像站在船头的船长，向厨子、女佣以及任何走进厨房里的人发号施令。她的小看台安排得不仅能够鸟瞰厨房，还可以对左边一目了然，通过房门看到走廊，进而可以观察到通往所有房间的门，右边也可以通过小窗口看到侧面的餐厅和女佣的房间，卡西尼亚和她漂亮的女儿多拉就住在女佣的房间里。用这种方法，她可以从她的有利地形——我们都管那里叫作拿破仑山——来指挥她的整个战场。
有时，妈妈站在那里把鸡蛋打碎放进一个小盆里，让哈娅、范妮娅和我吞下生蛋黄，数量多得让我们生厌，因为那时有这样一种理论，说蛋黄可以预防各种疾病。也许是正确的。谁知道呢？实际上我们都很少生病。那时候没人听说过胆固醇。让范妮娅，你妈妈，吞下的蛋黄最多，因为她一直是最弱最苍白的孩子。
在我们三姐妹中，你妈妈受我们母亲的气最多。我们母亲是个说话尖声刺耳、有点军事化的女性，就像个军士。她从早到晚不住地啜饮水果茶，下达指示与命令。她有些吝啬的习惯令爸爸大光其火，她确实过于吝啬，但多数情况下爸爸只是提防她，不和她计较，这让我们很生气，因为我们站在他一边，因为他是正确的。妈妈经常用满是灰尘的布单把扶手椅和精制的家具盖上，这样一来，我们的客厅仿佛总是幽灵密布。妈妈连一丁点儿灰尘都非常害怕。她做过这样的噩梦：孩子们穿着脏兮兮的鞋子进来，走在她漂亮的扶手椅上。
妈妈把瓷器和水晶器皿藏起来，只有当我们邀请重要的客人或过新年、过逾越节时才全部拿出来，撤去客厅里沾满灰尘的布单。我们对此也深恶痛绝。你妈妈尤其痛恨虚伪：有时我们按照犹太教规准备食品，有时则不；有时我们去犹太会堂，有时则不；有时我们炫耀我们的财富，有时又把财富藏在白裹尸布下。范妮娅甚至比我们更支持爸爸，反抗妈妈的专横。我认为他，爸爸，也尤其喜欢范妮娅，然而我无法证明，他是个具有强烈公平意识的男人，从没有过任何偏袒。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你外公这样如此憎恨伤害他人感情的人。即使是对恶棍，他也总是尽量不去伤害他们的感情。在犹太教里，使人苦恼甚至比令人流血更为糟糕，他是个从不伤人的人。从不。
妈妈用意第绪语和爸爸争论。多数情况下他们用俄语和意第绪语两种语言交谈，但是吵架时只用意第绪语。对我们这几个女儿，对爸爸的生意伙伴，对房客、女仆、厨子和马车夫，他们只讲俄语。他们和波兰官员讲波兰语。（在罗夫诺被波兰吞并后，新政权坚持让大家讲波兰语。）
在我们的塔勒布特学校，几乎只讲希伯来语。我们三个姐妹，在家里讲希伯来语和俄语。多数情况下讲希伯来语，于是父母听不懂我们的谈话。我们之间从来不讲意第绪语。我们不愿像妈妈那样，我们把意第绪语和她的抱怨、发号施令与争吵联系在一起。爸爸在磨坊里用额头上的汗水换来的所有利润，都被她勒索过来，花在聘请要价昂贵的裁缝为她置办奢华的服装上。但是她又非常吝啬，舍不得穿，她把衣服储存在衣橱里，多数情况下她身穿一件灰褐色的家常服在家里走来走去。每年只有两次装扮自己，如乘上皇家马车前去犹太会堂，或者参加某种慈善舞会，于是全城都会满怀羡慕地看着她；而她则冲我们咆哮，说我们正在让父亲倾家荡产。
范妮娅，你妈妈，想要在人们和自己说话时安安静静，合情合理，不要横遭呵斥。她喜欢解释，也喜欢听人解释。她无法忍受命令。即使在卧室里，她也有自己排列东西的独特方式……她是个爱整洁的姑娘……要是有人扰乱那种井然有序，她会非常心烦意乱。然而她保持沉默。有时甚至沉默得有些过分。我不记得她曾经提高嗓门，也从来不呵斥人，她总是以沉默回应，即便有些事情不该沉默。
在厨房一角，有个大烤箱，有时允许我们做件有趣的事，就是可以用长木铲把要烤的安息日麻花式面包放进烤箱。我们假装把邪恶的巫婆芭芭·雅嘎和黑鬼朝尔尼车尔特放到了火上。也有小一点的炊具，带有四个搁架和两个都克霍夫基，用来烤饼干和烤肉。厨房有三扇巨大的窗户，俯视着花园和果园，它们几乎总是蒙着一层蒸汽。浴室入口开在厨房旁边。那时罗夫诺几乎没有家庭有室内浴室。富有的家庭在院里屋后有个小屋，有个烧木头的锅炉，既用于洗澡又用于洗衣。只有在我们家里有个正经的浴室，我们那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妒忌。他们习惯于把它叫作“苏丹的乐趣”。
我们想洗澡时，经常把一些大木头和锯屑放进大锅炉口，把火点燃，等上一个或一个半小时把水烧开。水足够六七个人洗的。水是哪里来的？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有一口水井，我们想把锅炉灌满时，他们关掉自己家的流水口，菲利普或安东或瓦西亚用吱吱作响的手动水泵把水抽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在赎罪日那天晚上，吃过饭后，还有两分钟就要禁食了，爸爸对我说，请给我一杯直接从水井里打上来的水。我把水给他端来，他往水里放了三四块糖，用手指搅拌，把水喝了，然后他说：现在谢谢你，苏里莱，现在禁食该比较容易了。（妈妈叫我索尼奇卡。老师们叫我撒拉，但是对爸爸来说，我总是苏里莱。）
爸爸喜欢用手指搅拌，或者用手抓东西吃。我那时是个小姑娘，大概有五六岁。我无法向你解释……我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他向我道谢时说“禁食比较容易了”的寥寥话语带给我怎样的快乐，怎样的幸福！即便现在，八十年过去了，无论何时想起此话，我都依然像当时一样幸福。
但是也有一种颠倒了的幸福，黑色幸福，来自对人行恶。爸爸经常说我们被逐出伊甸园，并非因为我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而是因为我们吃了邪恶树上的果子，否则，你该如何解释黑色幸福呢？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幸福并非因为我们拥有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吗？是别人将会嫉妒吗？是感觉不好吗？爸爸经常说，任何悲剧都有几分喜剧色彩，任何灾难对旁观者均有一丝愉悦。跟我说，英语中没有幸灾乐祸一词吗？
在浴室对面，厨房另一边的一扇门通往卡西尼亚和她女儿多拉的房间。多拉的父亲可能就是住宅的前主人、市长莱比代夫斯基。多拉确实是个美人，脸长得像麦当娜，身材丰满，但腰身纤细，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酷似雌鹿的眼睛。可是她有些弱智。在她十四岁或十六岁时，她突然爱上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异族人，名叫克来尼基，此人据说也是她母亲的情人。
卡西尼亚每天只给她的女儿多拉做一顿饭，一顿晚饭，而后会给她讲连载故事，我们三人会跑到那里去听，因为卡西尼亚懂得如何讲述这样的奇特故事，它们经常令你毛发竖立。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那样能讲故事的人。我还记得她讲过的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个乡下的傻子，伊凡努奇卡，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他母亲每天送他过桥给地里干活的哥哥送饭。伊凡努奇卡本人既愚蠢又迟钝，一整天只让他吃一片面包。一天，桥上，或是大坝上突然出现一个窟窿，水开始冒出来，有淹没整个山谷的危险。伊凡努奇卡拿着妈妈给他的那片面包，用它堵住了窟窿，于是山谷没被淹没。老国王碰巧从这里经过，被这幕场景惊呆了，他问伊凡努奇卡他为什么这么做。伊凡努奇卡说，你什么意思，陛下？我这么做，就不会有洪水，不然，人们就会被淹死，但愿不会这样！那是你唯一一片面包吗？老国王问，那么你一整天吃什么呢？咳，要是我今天不吃，陛下，又怎么样？其他的人会吃，我明天再吃！国王没有子嗣，伊凡努奇卡的所作所为和答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当场决定让他做王子。他成了杜拉克王，即傻瓜国王，甚至在伊凡努奇卡做国王时，他所有的国民都在嘲笑他，他甚至自己也在嘲笑自己，他终日坐在御座上，拉长着脸。但是在傻瓜伊凡努奇卡的统治下，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因为他不懂得见怪，也不懂得复仇。当然，最后，将军们把他杀死，攫取了权力。当然，随风飘来的邻国牛栏里的气味立即令他们大怒，他们宣战，他们全部被杀，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国王曾用一片面包堵住的大坝也被毁坏，人们在洪水中统统被淹死了，两个王国都没了。
日期。我外公纳弗塔里·赫尔茨·穆斯曼生于1889年。我外祖母伊塔生于1891年。哈娅姨妈生于1911年。范妮娅，我母亲，生于1913年。索妮娅姨妈本人生于1916年。三个穆斯曼姑娘上了罗夫诺的塔勒布特学校。后来，哈娅和范妮娅相继被送到一所签署大学入学资格证书的私立波兰学校学习一年，这使得哈娅和范妮娅能够在布拉格上大学，因为在20年代反犹的波兰，几乎任何犹太人都得不到进大学的许可。我姨妈哈娅1933年来到巴勒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劳工党和工作母亲组织特拉维夫分部谋到了职位。通过这项活动，她遇到了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她有许多热情的支持者，包括劳工代表联席会中正在升起的新星，但是她嫁给了一位天性快乐、心地善良的波兰工人茨维·沙皮洛，此人日后成为健康基金会的一位管理人员，最后在雅法冬诺罗-茨阿哈龙医院做行政院长。哈娅和茨维·沙皮洛在特拉维夫本-耶胡达大街175号一层两居室中的一间转租给哈加纳各类高级指挥员。1948年“独立战争”期间，作战总指挥兼新建立的以色列军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亚丁少将在那里住过，深夜那里召开过会议，参加者有以色列·加利利、伊扎克·撒代、雅考夫·多里、哈加纳领袖、顾问和官员。三年后，在同一个房间里，我母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甚至在小多拉爱上了她母亲的情人潘·克来尼基后，卡西尼亚仍然没有停止做晚饭，没有停止给她讲故事，但是她所做的食物浸透了泪水，她所讲的故事也是一样。她们二人晚上会坐在那里，一个边哭边吃，另一个只哭不吃。她们从不争吵，相反，她们相拥而泣，仿佛她们都患上了不治之症。或者仿佛是母亲无心地传染了女儿，现在她正在怀着挚爱、怜悯和无尽的忠诚来照料她。夜晚我们会听见花园篱笆墙上的小门嘎吱作响，我们知道多拉回来了，很快她的母亲就会悄悄走进同一家房门。爸爸总说任何悲剧都有几分喜剧成分。
卡西尼亚一丝不苟地观察自己的女儿，确信她没有怀孕。她不住地向她解释说，这么做，不要那么做，要是他这么说，你就那么说，要是他坚持这个，你就坚持那个。用这种方式我们也听到了些什么，并学到些东西，因为从未有人向我们解释过这么不雅的事情。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小多拉怀孕了，据说卡西尼亚去找潘·克来尼基要钱，他什么也不给，佯装不认识她们二人。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了我们——财富是种罪恶，贫穷是种惩罚，尽管惩罚的不是罪人，而是惩罚没有钱逃避惩罚的人。女人，自然不能否认她怀孕了。男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否认，你有什么办法？上帝给男人快乐，给我们以惩罚。他对男人说，你靠自己辛勤劳动食用面包，那是一种奖赏，而不是惩罚，不管怎么说……解除男人的工作，他会忘得一干二净……给我们女人，他赐予靠近闻嗅他们脸上汗水的特权，这不是什么很大的乐事，他也加上了一句承诺：“你在生产儿女时必多受苦楚。”我知道也许能看出些微的差别。
可怜的多拉，当她怀孕九个月时，有人把她带到一个村子，带到卡西尼亚的某个侄子家里。我想爸爸给了她们一些钱。卡西尼亚和多拉一起去了村子，几天后，她面色苍白、一脸病态地回来了。卡西尼亚，不是多拉。多拉一个月以后回来，既没有生病，脸色也不苍白，而是脸色红晕，胖乎乎的，像个多汁的苹果。她回来时没带孩子，样子一点也不伤悲，只是似乎有点比以前更为孩子气了。她以前就很孩子气。但从村子里回来后，多拉只跟我们说孩子话，她玩娃娃，她哭叫时，听起来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她也开始像婴儿睡得那么长，那个姑娘一天睡上二十个小时。
那个孩子呢？谁知道呢。让我们不要问，我们都是听话的女儿，我们什么也不问，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只有一次，在深夜，哈娅把我和范妮娅叫醒，说她清清楚楚地听到黑暗中花园里传来……那是冬天的一个雨夜……婴儿的哭声。我们想穿好衣服出去，但非常害怕。等哈娅把爸爸叫醒后，婴儿的声音就听不见了，但是爸爸还是拿了个大灯笼走进花园，检查每个角落，他回来时伤心地说，哈尤尼亚，你一定是在做梦。我们没有和父亲争论，争论有什么用？但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没有做梦，而是真的有个孩子在花园里哭，这种细高音的哭声如此撕人心肺，如此让人胆寒，不像一个饥饿的孩子想要吃奶，也不像一个感到寒冷的孩子，而是像个极度痛楚的孩子。
之后，美丽的小多拉患上一种罕见的血液病，爸爸再次付钱，让她去华沙找一个大教授做检查，那位教授和路易士·巴斯德一样有名气，她再也没有回来。卡西尼亚·德米特里夫娜晚上继续讲着故事，但是她的故事结局都很走板，也就是说，不是非常合适。偶尔，她故事里面的词语不是那么优美，我们不想听。也许我们想听，但不想否定自己，因为我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子。
小多拉呢？我们再没有提起过她。甚至卡西尼亚·德米特里夫娜也从来没提过她的名字，仿佛她宽恕她抢走了自己的情人，但没有宽恕她消失在华沙。卡西尼亚在多拉住过的走廊，用笼子养了两只可爱的小鸟，她们在冬天来临之前都很健壮，但冬天时冻僵了，双双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