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晨，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在盖乌拉大街乘坐9路公共汽车，经过布哈拉人居住区、先知撒母耳大街、义人西蒙街、美国人居住区和甲拉酋长区，到守望山上的大学楼，他在那里勤奋地攻读学位。他去听从未很好掌握希伯来语的库夫纳教授开设的历史课程，汉斯·雅考夫·泊洛斯基教授开设的闪语语言学，乌巴托·摩西·大卫·卡苏陀开设的《圣经》研究课，以及约瑟夫伯伯，即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教授、《犹太教和人文主义》的作者开设的希伯来文学课。
约瑟夫伯伯肯定鼓励我的父亲，他最好的学生之一，然而有机会时，他从来没有选他做助教，故而没有给那些恶语嚼舌根的人以任何口实。对克劳斯纳教授来说，避免其令名遭受诽谤尤为重要，于是乎可能对弟弟的儿子，自己的血亲，表现出不公。
在某本书的扉页上，无子嗣的伯伯写下这样的献词：“献给我的爱侄，与我情同父子。爱他犹如爱自己灵魂的约瑟夫伯伯。”爸爸曾经苦涩地调侃说：“倘若我们没有关系，倘若他少爱我一些，天晓得，我现在可能会是文学系的一个讲师，而不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了。”
那些年，这件事就像我爸爸灵魂深处的一个脓疮，因为他确实应该像他的伯伯，像在维尔纳教文学并死在那里的哥哥大卫。父亲拥有令人惊叹的渊博知识，是记忆力超群的优等生，世界文学和希伯来文学专家，自由运用多种语言，彻底精通《托塞夫塔》、《密德拉希》文献、西班牙犹太人的宗教诗歌，以及荷马、奥维德、巴比伦诗歌、莎士比亚、歌德和亚当·密茨凯维奇，像蜜蜂一样辛勤劳作，绝对诚实，一位才华横溢的教师，可以言简意赅地讲解蛮族入侵、《罪与罚》、潜水艇的工作原理，或者是太阳系。然而从来没有得到机会站在一班学生面前，或者拥有自己的弟子，而以图书管理员和编目员的身份终其一生，他写了三四部学术著作，主要在比较文学和波兰文学领域，为《希伯来百科全书》撰写了几个辞条。
1936年，他在国家图书馆报刊部谋到了一个小职位，在守望山工作了约有二十年，1948年后转到塔拉桑塔楼，先做单纯的图书管理员，最后给部门主管普费弗曼的副手。当时的耶路撒冷到处是波兰和俄国移民，以及从希特勒魔爪下逃脱出来的难民，其中不乏著名大学的杰出泰斗，教师和学者的数量比学生还要多。
在50年代末期，爸爸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也未能在希伯来大学文学系谋得特聘教师的职位。克劳斯纳教授执掌时期，若是聘用了自己的侄子，恐怕别人会说三道四。克劳斯纳的继任、诗人西蒙·赫尔金教授试图通过根除克劳斯纳的文学遗产、教学方法乃至其风气的方式另起炉灶，当然不想任用克劳斯纳的侄子。在60年代早期，父亲到新设的特拉维夫大学碰运气，但在那里也不受欢迎。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在当时比尔谢巴正在兴建的学院即后来的本-古里安大学成功谋到一份文学教职。父亲去世十六年后，我自己成了外聘文学教授，一两年后成为全职教授，最后被任命为阿格农研究中心主任。在这当中，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大学均向我发出聘我做全职文学教授的慷慨邀请。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移山者，未曾有过做研究的天赋，一看到脚注脑子里就一头雾水。爸爸的一根小手指头就比我这样的空头教授专业十几倍。
扎黑家的那套住房有两间半小屋，位于三层小楼的一层。那套房子的后屋由以色列·扎黑、他的夫人埃斯特和扎黑年迈的父母居住。我爸爸住在那套房子的前屋里，开始是和父母住，后来单独住，最后和我妈妈一起住。房门单开，通往游廊，接着下几级台阶，走进窄小的前花园，出去便是阿摩司街。那时的阿摩司大街不过是条泥泞小道，没有车道，没有人行横道，仍然是这一堆那一堆的建筑材料和拆得七零八落的脚手架，饿得无精打采的猫在里面游荡，几只鸽子在那里啄食。这条路每天会来三四趟驴车或骡车，拉建筑用的金属杆，要么就是卖煤油人的车，卖冰人的车，卖牛奶人的车，收破烂人的车，他们沙哑的叫卖声总是令我血液凝固。整个童年我都在想象中遭受警告，不要生病、衰老和死亡，尽管死亡离我还很遥远，但逐渐会不可阻挡地来临，如同蝰蛇秘密爬过黑油油乱糟糟的草木，准备从背后袭击我。意第绪语中的呐喊“各种药物”在我听来像希伯来语词汇“不要衰老”。直至今日，这叫声仍让我脊梁骨冒凉气。
燕子在花园里的果树上栖居，而蜥蜴、壁虎和蝎子在岩石的缝隙间穿来穿去。偶尔我们甚至可以看见乌龟。孩子们在篱笆下面打洞，开辟出一张遍布邻居后院的捷径网络，或者是爬上房顶观察施内勒兵营里的英国士兵，或是遥望周围山坡上的阿拉伯村庄：以萨维亚、淑阿法特、贝特伊克萨、利夫塔、尼比萨姆维尔。
今天，以色列·扎黑的名字几乎已为人们遗忘，可那时，他是一位多产的年轻作家，作品畅销。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是在1937年，二十八岁左右时，他已经出版了至少三本书。我崇敬他，是因为我听说他和其他作家不同，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们都在创作学术著作，从注释，从其他的书，从书单，从字典，从卷帙浩繁的外国巨著和墨迹斑斑的索引卡片中汇整着一本本书，但是扎黑先生却撰写“出自大脑的书”。（我父亲经常说：“倘若剽窃一本书，人们谴责你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窃十本书，人们会认为你是学者；倘若你剽窃三十本书，则是位杰出的学者。”）
冬天的夜晚，我父母圈子里的一些人经常聚会，有时在我们家，有时在对面的扎黑家里。有哈伊姆和汉娜·托伦、施穆埃尔·维尔塞斯、布来曼一家人、夸夸其谈的大侃家沙龙-施瓦多伦先生、红头发的民俗学者施瓦茨鲍姆、在犹太代办处工作的以色列·哈纳尼及其夫人埃斯特。他们吃过晚饭后，七点或者七点半钟前来，九点半离开，那时间已被视为晚的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喝着热乎乎的茶，轻轻咬着蜂蜜蛋糕或新鲜水果，义愤填膺地谈论我无法理解的话题，可是我知道，有朝一日我会理解的，我将参加讨论并发表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决断性论证。我甚至可以设法让他们刮目相看，我可以像扎黑先生那样也用自己的头脑写作，或者是像比阿里克和亚历山大爷爷和列文·吉普尼斯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博士那位体味令我永远铭记的医生——发表诗集。
扎黑不但是父亲的前房东，而且是挚友，尽管在我那位修正主义父亲和“红色”扎黑之间的争论已经习以为常。爸爸喜欢谈论，喜欢解释，扎黑喜欢倾听。我母亲会时不时插上一两句话。埃斯特·扎黑喜欢问问题，我父亲愿意向她做出广博详尽的答复。以色列·扎黑有时会把脸转向我的母亲，低垂眼帘，询问她的看法，仿佛用代码语言请求她在争论中支持他。母亲知道如何进一步阐发某事。她做这些时言简意赅。之后，谈话有时采用愉快轻松的语调，一种新的平静，一种小心翼翼或踟蹰不定的语调融进争论中，直至又一次大发火，嗓门在彬彬有礼的愤怒中提高，在惊叹号中激化。
1947年，特拉维夫的出版商约书亚·查持克出版了父亲的第一本书——《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从起源到哈斯卡拉的终结》。这本书以父亲的硕士论文为基础。扉页上声明，本书获得特拉维夫市政府的克劳斯纳奖，蒙市政府和琪波拉·克劳斯纳纪念基金资助。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教授亲自为本书撰写了前言：看到论希伯来中篇小说专著问世，倍感欣喜。值鄙人任吾等唯一之希伯来大学教授时，一贯支持余之弟子、贤侄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将其提交于余，作为现代希伯来文学之毕业论文。该作非同寻常……其研究涉猎广泛而包罗万象……即使风格亦显丰富而明晰，与重要论题珠联璧合……因此鄙人不禁十分高兴……《塔木德》说：“弟子如同儿子”……
在扉页之后，另起页，父亲把书献给他的哥哥大卫以示纪念：
献给我文学史的启蒙老师……
我唯一的兄弟
大卫
我在暗无天日的流亡中失去了他。
他在哪里？
连续十天或两个星期，爸爸一从守望山的图书馆下班回到家里，就急急忙忙跑到盖乌拉大街的东端，梅施阿里姆入口对面的邮电局，焦急地等待着他第一本书的到来。他已经接到了出版通知，有些人已经在特拉维夫的书店看到书了。于是他每天冲到邮局，每天两手空空而归，每天他都对自己信誓旦旦，要是西奈印刷厂格鲁伯先生的包裹第二天还不到，他就去药店，打电话催促特拉维夫的查持克先生——简直令人无法接受！要是书在星期天还到不了，这个星期当中还到不了，最迟到星期五……但是包裹确实到了，不是寄来的，而是私人投送而来，由一个笑容可掬的也门姑娘送到我们家里，不是从特拉维夫送来，而是径直从西奈印刷厂送来。
包裹里装有五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刚印出来，新鲜纯洁，用优质白纸包了几层（上面印刷着某种图画书的清样），用细绳绑着。父亲谢过姑娘，尽管他激动不已，他并没有忘记付给她一个先令。（在那年月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足够在塔努瓦餐馆吃上一顿素餐。）接着他要求我和我母亲走进他的书房，陪他打开包裹。
我记得父亲怎样控制住自己澎湃的激情，没有劳神把捆包裹的绳子揪断，或用剪子剪断，而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把绳子上的结一一解开，极其耐心，并使用了他坚硬的指甲、裁纸刀尖、曲别针针尖。做完这一切后，他没有扑向自己的新作，而是慢慢拿开绳子，挪开光纸包装，像羞答答的恋人，轻轻用手指甲触摸最上面一册书的封面，温柔地将它贴在脸庞，有点急速地翻动书页，闭上眼睛，轻轻闻着，深深吸入新鲜的墨香，新纸的芬芳，令人欣然陶醉的糨糊气息。到那时，他才开始翻阅自己的作品，首先翻看索引，仔细查看补遗和勘误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约瑟夫伯伯写的前言，还有他本人的序言，在扉页上流连忘返，再次轻抚封面，接着，担心母亲可能会暗暗地嘲笑他，抱歉地说：“刚出版的新书，第一本书，就像我刚刚又有了个孩子。”
“什么时候给它换尿布，”妈妈说，“希望你招呼我一声。”
说着，她转身离开了房间，但一会儿工夫过后，她手拿圣餐葡萄甜酒和三个小酒杯走了回来，说我们应该举杯庆贺父亲的第一本书。她给他们二人倒了一些酒，给我倒了有一滴，她甚至可能亲吻了他的额头，他则抚摸她的头发。
那天晚上，我妈妈在厨房的餐桌上铺上了一块白桌布，仿佛在过安息日或是节日，做了父亲最喜欢吃的饭菜，热气腾腾的甜菜汤，上面漂着一大块洁白的奶油。爷爷和奶奶也来和我们一起简单庆贺。奶奶对妈妈说，甜菜汤确实非常非常好，味道近乎鲜美，但是……上帝保佑她做些忠告，但是大家知道，每个小姑娘都知道，甚至连在犹太人家里做饭的异族女子都知道，罗宋汤应该是酸的，只有一点点甜，当然不是甜，只是略微发酸，波兰人把所有的东西都弄得甜甜的，无缘无故，要是你不看着，他们会用糖来腌鲱鱼，甚至在辣根酱中放进果酱。
妈妈呢，则感谢奶奶与我们分享她的体验，许诺说将来只给她做适合她口味的苦酸食品。父亲则喜出望外，注意不到这些小事。他把一本书送给父母，另一本书送给约瑟夫伯伯，第三本书送给他亲爱的朋友埃斯特和以色列·扎黑，另外一本我不记得是送给谁了，最后一本他保存在自己图书室里的一个显眼的书架上，舒适地靠近他那位约瑟夫·克劳斯纳伯伯教授的著述。
父亲的幸福持续了三四天之久，之后脸便阴沉下来。正如他在包裹到来之前整天冲向邮局一样，现在他每天冲向乔治王街的阿西亚萨夫书店，那里陈列了三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等着出售。第二天三本书原封不动地摆放在那里，一本也没有卖出去。第三天还是如此，接下来的日子依旧。
“你，”父亲脸上挂着凄然的微笑对朋友以色列·扎黑说，“每六个月写一部新长篇小说，所有漂亮姑娘立刻把你从书架上一把抓下来，径直拿到她们的床上；而我们这些学者，多年殚精竭虑，逐一核实细节，逐一查对引文，一个脚注都要花上一个星期，谁会劳神去读我们的东西呢？倘若幸运，我们这一领域的两三位难友会阅读我们的著作，之后将其驳得体无完肤。有时甚至连批驳都没有。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一星期过去了，阿西亚萨夫书店里的书还是没有卖出去。父亲不再诉说自己的悲哀，但是整个房子似乎充斥着一种味道。他刮脸刷碗时不再哼唱跑了调的小曲，他不再给我背诵吉尔伽美什事迹、《神秘岛》中的尼摩船长或是塞勒斯·史密斯工程师的历险记，而是愤然潜心于散落在书桌上的参考文献，他的第二本学术性著作将会由此诞生。
突然，过了两个星期后，他在星期五晚上喜气洋洋地赶回家中，浑身发抖，像小男孩当众被班上最漂亮的小女孩吻了一下。“它们都卖出去了！都卖出去了！一天之内都卖出去了！不是卖一本！不是卖两本！三本全卖了！全部！我的书卖出去了……沙科纳·阿西亚萨夫将从特拉维夫的查持克那儿再订几本！他已经订了！今天早晨！通过电话！订的不是三本，而是五本！他认为这还不是最后一次！”
我母亲再次离开房间，回来时拿着令人作呕的圣餐葡萄甜酒和三只小酒杯。不过此次，她没有劳神做上面漂着奶油的甜菜汤，也没有铺白桌布，而是建议他们二人明晚去爱迪生影院，看他们都崇拜的嘉宝领衔主演的名片首映。
我则被留给了小说家扎黑和他的夫人，在那里吃晚饭，规规矩矩地，直至他们在九点或九点半时归来。规矩点，听见了吗？不要让我们听到一丝一毫的不满！当他们布置桌子时，别忘了帮忙。晚饭后，但只有大家都起身后，把你的碟子清理干净，小心翼翼地放在沥水板上。小心点，听见了没有？不要把那里的东西打碎。像在家里一样拿块洗碟布，等桌子收拾干净后把桌布好好擦擦。只有别人对你说话时才开口讲话。要是扎黑先生在工作，你就自己找个玩具，或者找本书，像小老鼠似的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但愿不要这样，但要是扎黑太太又抱怨说头疼，千万别给她添任何麻烦。别添任何麻烦，听见了吗？
于是他们走了。扎黑太太大概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然就是去邻居家串门，扎黑先生建议我去他的书房，书房和我们家里的一样，也是卧室、客厅，什么都在一起。那曾经是我父亲学生时代的房间，也是我父母的房间，显然也是孕育我的地方，因为直到我出生前一个月，他们一直住在那里。
扎黑先生让我坐在沙发上，和我说了几句话，我不记得说些什么了，但是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怎么突然注意到沙发旁边的小咖啡桌上不多不少四本一模一样的《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一本摞一本，像在书店一样，我知道有一本是父亲送给扎黑先生的，上面有父亲的签名，另外三本我无法理解，我话到嘴边正要问扎黑先生，但在最后一刻，我蓦然想起那三本是今天才买的。经过在阿西亚萨夫书店里漫长的等待。感激之情从我的内心深处油然而生，眼泪快要流下来了。扎黑先生看见我注意到了这几本书，他没有笑容，但微微眯着的眼睛斜觑了我一下，仿佛默默地接受我做他的同谋，他没说一句话，弯腰捡起咖啡桌上四本书里的三本，悄悄地放进书桌的抽屉里。我也秘而不宣，从未向他或我的父母提起此事，直至扎黑先生英年早逝，直至父亲离开人间，我从未向任何人说起过此事，直至多年以后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女儿努里特·扎黑，她似乎并未对我所说的事情留下过多印象。
我数遍自己两三个最好的朋友，他们几十年来和我关系密切，友情深笃，然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为他们做扎黑为我父亲做过的事。谁能说这种慷慨的诡计会不会展现在我的脑际。毕竟，在那年月，他和其他人一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三本《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至少花去了他买亟需衣装的费用。
扎黑先生离开房间，回来时端了一杯不结皮的热可可，因为他到我们家做客时得知，我晚上要喝这个。我照父母吩咐的那样向他表示感谢，彬彬有礼，我真想再说点什么，但又无能为力，就一味坐在他房间的沙发上，一声不吭，不使他在工作中分心，然而他实际上那天晚上并没有工作，只是来回浏览报纸，直至我父母从电影院归来，他们向扎黑夫妇致谢，匆忙道晚安，带我回家，因为时间太晚了，我得刷牙，立即睡觉。
也一定是在同一个房间，若干年前，1936年的一个晚上，父亲第一次把某位矜持寡言非常漂亮的女学生带到家中，她橄榄色皮肤，眼睛乌黑，说话不多，但她的出现却引得男人滔滔不绝。
她几个月前离开了布拉格大学，来耶路撒冷守望山上的大学攻读历史和哲学。我不知道阿里耶·克劳斯纳在何时何地如何与范妮娅·穆斯曼相识，她在这里注册时用的是希伯来文名字利夫卡，尽管有些文件称之为琪波拉，还有一处称之为菲佳，但是家人和朋友都叫她范妮娅。
他非常喜欢说话，解释，分析；她则知道如何倾听，甚至听出言外之意。他博学多才；她目光敏锐，能够看穿他人的心思。他心地坦率，为人正派，是个兢兢业业的完美主义者；而她总能理解为何有人尤为固执己见，为何强烈反对他的人感到有这个必要。她对衣服感兴趣，只是因为那是透视穿衣服者内在世界的一个窥孔。她坐在朋友家里时，经常用赞赏的眼光打量家具、装饰、窗、沙发、窗台上的礼品，以及书架上的小摆设，而其他的人则忙于说话，仿佛她肩负着间谍使命。人们的秘密总是令她着迷，但是每当传播流言蜚语时，她多数情况下总是在倾听中露出一丝微笑……那丝犹疑不定的微笑似乎表明它即将逝去，一句话也不说。她经常是沉默寡言。但不管什么时候，她打破沉默说上几句话，谈话就会大有改观。
当父亲对她说话时，有时声音中带有几分胆怯，并夹杂着距离、爱慕、尊敬和畏惧，仿佛他家里有个隐瞒了身份的算命先生，要么就是有个千里眼。